河西走廊

2016年的冬天，在上海，继让人蛋疼的长城宽带之后，毅然决定换成电信50M的光纤，电信顺便送了高清TV机顶盒。

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我打开了电视机，画面出现了隋炀帝出巡祁连山的情景。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纪录片，虽然知道肯定是响应“一带一路”政策而拍的，但是不影响它是一部好的纪录片。

印象中国的纪录片还一直停留“这又是动物交配的季节”的尴尬阶段。

感觉到风格变化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之后，也不断又良心制作出现。

比如《楚国八百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与全世界做生意》、《航拍中国》等。

日本NHK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良心纪录片，关于河西走廊，可以推荐《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丝绸之路》两部。

NHK的纪录片让我懂得了敦煌的美。

对敦煌的向往，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历史纪录片不可缺少的，就是背景音乐。

NHK的背景音乐宏大幽深，富有历史感。

《河西》的背景音乐，第一次听雅尼的音乐，惊讶于西方人所表达的东方韵味，迫不及待地上网易云音乐上听了整首背景音乐。

突然又想起了《末代皇帝》中那旋律绵绵，从容优雅的东方贵族式的音乐。

炎热的夏季，休假在家，重看《河西》敦煌篇。

220窟的美轮美奂，又把我带到了那神秘的河西，即使此身不能去，也被感动得想哭，这就是美。

现在怎么不爱写东西了，书看多了该想要输出才是，许多观点总觉得它们还未形成，因为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就不敢说，怕它们漏洞百出，比如上一篇未完成。

所以就在博客写一写吧，这大概是个只有韩寒还在怀念的地方。

下午没去和朋友们K歌而是看完了这部十集纪录片，其中多次感动流泪，现在写读后感的冲动已经过去了，就是和自己聊一聊。

西北是我的家乡。

之前长安与河西走廊是对立的，一个是中原都城，一个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宋迁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长安和河西走廊就成一体了，落后的西北五省。

虽然作为一个西安人，从小并没有对故乡感到有什么自豪的，生长在古城又不是就代表我有底蕴有文化，相反我倒是觉得身边的人天然有种固步自封，毕竟八百里秦川是富饶安逸之地，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大兴趣也情有可原。

可是每每看到唐朝的文字或者画面，总是忍不住落泪，好怀念那个我并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我几乎确信现在这里的人没有把当时的精神继承下来，虽然城墙还在，不是唐朝的，虽然西市重新建起来了，但只觉得蹩脚，还有曲江、大唐芙蓉园，即便就是大明宫也被复原出来，这个城市还是不及当年长安的十一，因为她的精神内核已经没有了。

当年的长安，包容万象，万国来朝，天下第一。

当年长安城的少年，一胸腔的山河锦绣，心系苍生，广博而自由。

那种自信是因为大唐引领时代的风潮，代表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发达的生产力，就如现今的欧美。

人类文明数千年，多少朝代更替，人们还是在不懈地违反着发展和繁荣的定律，也许就是人性吧，然而世界大势偏偏是逆着人性而行的，所以繁荣和倒退才能如此匪夷所思地不断更替。

我总希望那股千年前的汉唐心气还是存在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虽然也说不上那到底是什么，就比如大唐的自信豪迈如今体现为不卑不亢，自由广博体现为温和宽厚，虽然被时代被环境压抑制约，但内核的东西还是一路的。

只要内核的东西还在，千百年后仍能回到文明的最前列，但如今这内核已经不见了，我再没有见过心中山河锦绣的少年，人们竟不再宽容自由而是相信绝对真理，不再勇敢探索追求真知而是习惯于照抄照搬，感觉像是自折双翼而不觉其痛。

两千一百五十四年前，在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刘彻19岁，张骞27岁。

他们都很年轻。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的这次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临行前，汉武帝跪坐台前，张骞长揖不起，风吹珠帘动。

一眼千年，一步万里。

风起，埙鸣，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响起，一幅幅西域的风景从眼前划过，仿佛拉着我们一路向西，向西。

深入了那片我们不曾了解过的土地。

河西走廊。

曾经的历史课本上，“张骞出使西域”，只短短六个字，让我们无法想象他的旅途是多么艰辛。

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

在穿越匈奴控制地区时，张骞和他的使团不幸被俘虏了。

作为让张骞归化匈奴的手段，一名匈奴女子被许配给张骞为妻。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九年。

九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是长安的方向，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终于，张骞找到机会出逃。

他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多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

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张骞在没有补给、没有地图、没有方向的情况下，是如何依靠着强大的信念和一双脚，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返程时，为了避免再次遇到匈奴，他选择了穿越帕米尔高原，经羌人领土回到中原，但没想到这里也早已经成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

他再一次被匈奴俘虏。

神奇的是，匈奴再一次赦免了张骞。

历尽周折，张骞又回到了他的妻子身边。

史书中当然不会记载那时的场景。

不过，回到了这个给了他宽慰和无条件的信任的女人怀抱中，那一刻，张骞应该是悲欣交集吧。

一年后，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发生内战，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他带上了他的妻子。

他的匈奴妻子抛下了她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去往自己的丈夫魂牵梦绕的故土，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深情？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他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穿越十三年的时空神奇归来，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汉武帝也已而立。

他带回来了无数西域的情报、地图甚至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汉帝国以此为开端，历经种种，终将河西走廊牢牢收入版图，设立西域四郡：张掖，张大汉之臂腋；武威，显吾武功军威；酒泉，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敦煌，盛大辉煌，虽远必诛。

我无法知道当时汉武帝的心中所想，但是看着自己十三年前派出去的使者，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又饱经沧桑地回到这里，站在自己面前，说：我回来了，幸不辱命。

纵然身为九五之尊，也不免为之动容吧。

张骞被封太中大夫，最终官拜博望侯，主导了连通西南的计划，成就万世功名。

然而，回到故土一年之后，追随他归来的匈奴妻子染病而亡。

影片中，两人对桌相望，妻子渐渐消失，只剩张骞一人。

史书中甚至没有留下她的名字。

张骞的人生在亡妻之后又持续了十一年。

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这个伟大的人、意志坚定的使者、忠诚的英雄，有没有思念过他故去的匈奴妻子？

我想，一定有吧。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其墓所在处，至今名为博望镇。

这就是《河西走廊》第一集中讲述的故事。

这也是这部纪录片讲述历史的方式，宏大、厚重、壮丽、深情。

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以中国历史为基点，兼顾国外历史事件，讲述一个全方位的世界。

影片每集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也有相应的主角，各集之间既相互衔接，也可独立成篇。

叙事带有太史公的风格，既有概括性的叙述，也有细节描述，有些地方还作“脑补”情节，比如张骞被软禁于匈奴帐下，无名置啬夫和他的驿站，开凿龙门石窟的李工，东来传经的鸠摩罗什……通过揣摩当事人的内心活动，将人物的情感剖面穿插进厚重的历史当中，合乎情理，款款深情，将原本遥不可及、被岁月掩埋的历史，展现出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般的鲜活，同历史脉络完美的融为一体。

此外，影片的画质细腻，演员表演融入历史场景之中，没有一句台词，却不造作，不突兀，形象相称，演技甩小鲜肉们三百多条街。

至于配乐，雅尼和徐鲤的神级组合，兼具苍凉与壮阔感，每每在关键时刻，应景的搭配上满分作文一般的文案，犯规的收割情愫，让人不免落泪。

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历史概念，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地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辈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

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这片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千年前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然而时光一去不返，阿拉伯商队的驼铃仍间或在大漠响起，郑和舰队的船歌却已渐渐在西洋隐没。

大秦再也不见，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其遗产散布了全世界；古印度已经褪色，却又如不灭的精灵安居一隅；饱受战火洗礼的伊斯兰古国，仍在苦苦追寻着和平的曙光；汉唐的荣耀渐渐被沙砾覆盖，中原的主人已经换了又换，华夏从强盛走向衰落，又从抗争再迈辉煌。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戈壁滩的烈风，几千年来从未停歇。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子陵君2017.1.8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私信删除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陵君（zilingjun666），欢迎关注

2019.12.19，把看完了《河西走廊》，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艳的纪录片，从配乐、演员、文案、风光摄影、场景还原、历史还原，每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当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一响起来，那种苍凉、壮阔、悠远、古老、沙漠驼铃、大漠孤烟的景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配合文案可直接泪目。

本片主要讲述了从汉武帝时期至今，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集、第三集和第九集。

第二集中霍去病三度大败匈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有勇有谋，临危不惧，夺回河西走廊，这真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当他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时，我真的是血脉贲张。

我也感慨于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对河西局势是如此有远见，这个边疆要塞对以后乃至今日的发展都极其重要。

我特别喜欢河西四郡的名字与意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传承千年的名字似乎仍映射着千年前那个站在黄河边极目远眺的身影，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第三集从悬泉置一个无名的置啬夫视角，讲述了常惠和解忧公主为河西奋斗的一生，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常惠五次经过悬泉置，每次一都是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当他最后一次途径悬泉置，他多停留了一天，这是置啬夫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人。

曾经的老兄弟相继离去，常惠舟车一生，辗转南北，他在悬泉置站在角楼遥望东方时，似乎看到了那座古老的长安城发出阵阵智慧之光，那是众任先贤栉风沐雨的一生，也是他，常惠，砥砺奋战的曾经。

第九集中我最感动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那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朝代，那位老人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出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为奔赴战场。

清代杨昌浚的诗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 当时左宗棠在河西栽种的“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这个片子带给我了太多的感动，史书的寥寥数笔，却包含着无数英雄斗士为之奋斗的一生，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隋炀帝的河西盛会、精美绝伦的莫高窟……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更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公元1949年6月。

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

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

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

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

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

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直到20世纪中期，河西走廊才迎来了真正的工业化浪潮。

在共和国经济建设序列中，河西走廊因为它丰富的地下矿藏，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地方。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

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

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

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

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

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乃至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对于这一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非常清楚。

此前的中国，一度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贫油国家。

曾有西方学者说，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地下几乎不可能有石油存在。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

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甘肃玉门一带出露石油的迹象，早有史书记载。

公元267年，西晋人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就描述过：“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

”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留下了对玉门石油的记载。

这些从地下缓慢涌出的石油，千百年来被当地老百姓土法捞取，用来照明、配药。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

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

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

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

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

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

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

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

”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

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

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

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即将展开，沉寂了许久的河西走廊。

又一次迎来了它重新崛起的契机。

195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中，明确提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工业建设的发展离不开石油，加强石油的勘探、开采，成为了一件头等大事。

1951年的5月27日，中共中央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信件。

信中说：“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当时，全国对石油的实际年需求量约50万吨，而1950年全年实际开采量还不足10万吨。

在这封信中，习仲勋还提出了详细的开发计划，建议1953年起开矿及建厂，争取在1955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这样就首先满足了全国目前的石油年需求量。

同时建议，在兰州修建炼油厂。

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解放军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

数千名征尘未洗的官兵成为新中国在河西走廊的第一批城市移民。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

5年后。

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

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

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

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而王进喜则是从这里走出的传奇。

这个15岁走进玉门油矿当童工的玉门当地人，在新中国的石油钻井岁月中，创造出惊人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并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一举成名。

而诗人李季更是充满激情地赞颂这座地处西北的石油基地发挥的巨大作用是——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

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玉门油田成为河西走廊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发的宝藏。

但这片无言的土地蕴藏的能量远不止于此。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

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

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

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

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

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

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

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

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

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

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

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

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

杨守林21岁、白兴民21岁、李敬君32岁、郑存江27岁；孟子明37岁、段文19岁、辛立国30岁、马汉民26岁。

王宏江27岁、宋尚仁30岁、计进伦年龄不详。

这里是嘉峪关市的地质工作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讲述的是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和一个工业城市诞生的故事。

1958年1月。

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

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

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乌鞘岭

马蹄山

临松薤谷

焉支山

胡杨林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

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

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

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其他同事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报矿人的住地，找到了一个叫“白家嘴子”的起伏山冈。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含有孔雀石露头的岩体。

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汤中立等人对此处的岩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并勾绘了地质草图。

正在检查找矿工作的地质部总工程师陈鑫恰好看到了这块矿石，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化验矿石中是否含有镍元素。

几天后，陈鑫来到河西堡，带来一份化验单。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

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

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中国一直被视为“贫镍国”，镍成为新中国唯一凭特别票证供应的金属产品，可谓是“黄金可求，镍难求”。

因为这是战略资源，西方世界对此始终严密封锁与禁运，年轻的共和国急需镍矿资源。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

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

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

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

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

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

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

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

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

直到今天，对于河西走廊宝藏的挖掘工作仍在地底深处继续。

这是金川矿区的主要坑口。

每天，上下班的矿工们都要沿着这条斜坡道来往于井上井下。

当摄制组乘坐专车穿过全长7公里的亚洲最长斜坡道，走进镍矿深处时，不能不惊叹金川人的开拓精神。

经过几十年的开采，金川镍矿的地下巷道已累计达到近千公里，相当于金昌到北京的距离。

当地质勘探刚刚展开的时候，金川镍矿的建设者便已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了。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创业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金川镍矿从正式开采矿石，到建立起一座全部利用国产设备的大型电解镍采选冶联合企业。

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

在昔日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上，一座中外闻名的新兴有色冶金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八下金川，组织全国50多家科研院所和建设单位联合攻关，解决了制约金川发展的大量关键性技术难题，使金川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功跻身世界镍钻工业技术大国的行列，在遨游苍穹的“神舟”系列宇宙飞船中，在一杆杆入地的钻机中，在一艘艘下海的轮船中，都有金川人生产的产品。

一块无意中发现的孔雀石也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本荒凉的命运，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河西走廊上，曾经的荒漠变成了新的家园。

1981年2月9日，为加速金川镍基地建设，国务院决定正式设立金昌市，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又一座蜚声国内外的新兴工业城市——镍都金昌自此崛起。

今天的金昌，不仅是一座工业城市，更是一座绿色宜居的园林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因河西走廊矿产开发而新设立的城市嘉峪关和金昌，使延续了两千年的河西四郡变为今天的五座城市，由此形成了甘肃行政区划的新格局。

石羊河上游星空

焉支古城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八一冰川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今天，我们沿着贯穿河西走廊的连霍高速一路行驶，茫茫的戈壁上出现了新的景观，它同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由于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的北支西风带上，风向稳定、风力充足，是中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许多地方都具备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

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平原区为温带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光热资源丰富。

2015年，这里将建成风力发电和光能发电的“陆上三峡”，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宝库。

河西走廊，因为丰饶，所以美丽；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沉厚包容。

当它的潜能被充分发掘的时候．必将带给中国与世界更大的贡献。

若是人们从空中俯瞰这里，最能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的通道价值——这条得天独厚的走廊深居内陆腹地。

独特的地理布局造就了中原与西域的理想联络方式。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

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

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

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兰新铁路所经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大部分线路经过戈壁荒滩，工程分散，严重缺水，冬季漫长，运输困难。

广大工程建设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项建设奇迹。

1953年，在河西走廊东端的乌鞘岭，三万劳动大军正在鏖战当年中国铁路历史上最大的工程。

这是当时《人民画报》上的一张照片。

英姿勃勃驾驶推土机的年轻姑娘叫胡友梅。

这位21岁的兰新铁路建设者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推土机手。

1953年4月，胡友梅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马兰花开》，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奋战在兰新铁路上的女推土机司机胡友梅。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

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

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

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

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

不仅如此，在这条中国西部陆路大通道上，还有人们看不到的通道正在持续运行。

2000年2月。

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并称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迄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

河西走廊是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能源战略大通道和中国西部重要的管廊带，是中亚和新疆的油气资源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也是油气产品进入川渝、中原等地区的重要集散地，在中国能源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河西走廊已经建成、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及天然气管道有十几条之多。

这条宽阔平坦的走廊正在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

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

中国，从强盛到衰落，又从抗争到复兴。

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同周边国家携手圆梦的意愿，从未如此之真。

而河西走廊，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时光一去不返。

但河西走廊始终就在这里。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广泛接触当地民众，约谈地方官员，特别对来自西域的商人给予了高度关注，主动了解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漫漫商旅之路上的艰辛故事。

这位看上去诚恳亲切又豁达睿智的帝都官员很快就贏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这条大运河，将中国内地重要的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运输网络；沿线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更是因为这条运河，成为了隋朝的经济重心。

对经济发展颇为重视的隋炀帝当然也不会忘记辽阔的西部地区，很快，他将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

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国版图后，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河西走廊一跃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域。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

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

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关于合适的人选，他首先想到了裴矩。

裴矩，祖籍山西。

他精通经史典籍，并有着丰富娴熟的政治经验。

隋朝建国后，裴矩就受到隋文帝重用，参与了隋朝礼仪制度的建立。

公元588年，裴矩跟随后来成为隋炀帝的皇子杨广参加了平陈战役，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

此后，他通过精准的政治谋略，兵不血刃地让突厥归附隋朝。

隋炀帝登基后，他成为朝廷五位重臣之一。

裴矩以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及他对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了解，赢得了隋炀帝的赏识。

隋炀帝召见裴矩，询问西部疆域的经略思路。

裴矩建议通过疏通河西走廊来恢复丝路贸易，并加强与西域诸围的政治、文化交流。

这个思路与隋炀帝不谋而合。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虽然这是裴矩第一次来到河西走廊，但他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他的祖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曾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直到后来苻坚灭前凉国，才迁回山西。

初到张掖的裴矩，很快便被这里的繁荣所吸引。

集市上常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来自西域的胡商，他们的长相、服饰都明显区别于中原人。

他们带着香料、手工艺品、地毯等内地不常见到的货品在这里买卖。

之后又采购当地的丝绸、茶叶、土特产，销往广阔的西亚和欧洲各地。

古老的商路已经逐渐恢复，边贸互市以及民间的贸易交流正在兴起。

这给了裴矩很大信心。

他放下朝廷重臣的身段，主动寻访商户，特别是那些走南闯北的胡商。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

北道：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

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

中道：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

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随着对河西走廊的了解日渐深入，裴矩也发现了此地商贸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

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

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正在苦苦思索的裴矩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曾经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难题。

这个人，就是仓慈。

仓慈，淮南人，三国曹魏时期的敦煌太守。

敦煌郡在河西走廊西段，自汉帝国以来，作为丝绸贸易集散地的敦煌运行到东汉末年已变得破败不堪。

到了三国时期，更因为连年的战乱而与内地隔绝。

虽有西域商贾来这里进行贸易。

但也因时常遭到豪强的阻挠和盘剥而怨声载道。

仓慈到任后，为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贴出告示，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贸易的，由政府发给旅途补助；如在敦煌经商，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同时派吏民护送商队。

以保证客商的安全。

河西走廊在他的管理下。

达到了商贸繁荣的一个高峰。

仓慈当年治理河西走廊的经验给了裴矩很大启发。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而这些被称作“胡商”的西域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粟特人。

据考证，粟特人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昭武城。

又由于他们的姓氏集中于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这九种，中原人士也称他们为昭武九姓。

他们居住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没有自己的王国，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民族。

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犹太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是一群已经消失了的神秘部族。

由于擅长手工艺制作，他们的陶器、银器、丝绸，甚至盔甲都是当时的畅销品。

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很善于把自己的货品变成钱。

据《唐会要》记载，他们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读书识字，稍微认一点字便开始教他们经商之道。

也就是说，他们的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并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他们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还几乎垄断了当时河西走廊上的国际贸易。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物中想象他们的形象，以及那条川流不息的繁荣丝路。

对于粟特人来说，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经商，是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幸被盘踞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突厥、吐谷浑等势力劫掠、盘剥，他们就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然，这也是裴矩所担忧的。

他要把这些情况尽快汇报给隋炀帝。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的这些话让隋炀帝大喜过望，他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派他再次返回张掖。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这一仗对吐谷浑打击很大。

万事俱备，隋炀帝心中随即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国家计划。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只是，这样的一次巡视，势必耗费巨大，再加上路途遥远，还要冒兵戈之险。

是否有这个必要？

大臣们的担忧和疑虑对于杨广来说毫无意义，繁复而细致的准备工作随即有序地展开了。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

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作为横贯祁连山脉的高山峡谷，这条古道海拔三千多米，与终年积雪的雪山为邻。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扁都口始终是祁连山谷中距离西宁最近、唯一穿越祁连山北上张掖的通道。

每年的7月是扁都口最美的季节，万亩盛开的油菜花使千年古道扁都口成为今日河西走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焉支山，祁连山的一条支脉，黑河发达的水系孕育了这里丰富陶茂盛阴植被，山上林海松涛、碧波无际，山下沟壑纵横、清泉淙淙。

不远处辽阔的天然草场正是盛会的绝佳地点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高昌和伊吾等西域圉家的贵族也来到了张掖，表示愿意与隋朝交好。

尽管刚刚经历了扁都口的艰险，杨广在接见高昌王和西域各国使者时，依然不失大国之君的威仪。

他下令武威、张掖两地的仕女盛装出席，充分彰显大隋朝升乎盛世的景象。

来自中原的宫廷乐手，以及来自西域各地的民间歌舞艺人，在会场上争奇斗艳，为这场盛会带来了浓郁热烈的欢乐气氛。

富丽堂皇的观风行殿。

陈设着中原的手工艺品。

西域各国的使节被眼前的雍容华贵折服，对隋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叹为观止。

自然，当地不少粟特商人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盛会。

他们不失时机地从骆驼上卸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带到张掖城里的大小集市上，向来自各国的客人兜售他们的货物。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当年，河西走廊盛况留下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那场气势恢宏的“万国博览会”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在张掖盟会期间，隋炀帝杨广登临焉支山的峰顶参天禅地。

当年汉朝将军霍去病曾越过焉支山，击败匈奴，夺得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

自此，焉支山成为胜利的象征而载入史册。

隋炀帝的此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

丝绸之路又一次向中原大地敞开。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隋王朝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经略，为后来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河西走廊上的盛况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想念，繁华早已随风而逝，但岁月并未掩埋一切。

这是一座以“骆驼”命名的古城遗址，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丝绸之路大型汉唐古文化遗址。

骆驼城，位于河西走廊的中段，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处。

它建于汉朝，曾是魏晋时期北凉的故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镇。

今天的我们穿行于厚厚的城墙间，依然可以回想当年河西走廊的丝路盛景。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西域各国商人，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沿着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洛阳，为中原的都市生活带来了新的面貌。

丝路的畅通，让商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商旅便利，关税的降低，也使得来中原做生意变得更有吸引力。

丝绸之路再度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背负了诸多骂名，杨广仍不失为一代有为之君。

河西走廊理应铭记他。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成为后来的唐太宗。

登基后不久，李世民便在长安宫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

年逾八旬，此时已是唐帝国户部尚书的裴矩，也接到了赴宴的邀请。

宴会上，乐师们在铿锵有力的《秦王破阵乐》后，又演奏了一曲由西域传入的《西凉》大曲。

这熟悉的音律，让裴矩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他想起了第一次前往张掖之前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编撰《西域图记》时的艰辛，更想起了大业五年，焉支山下，他为隋炀帝安排的贸易盛会，当时的宫廷乐师，似乎也演奏了这曲《西凉》。

细弱的丝弦拨动了裴矩苍老的心。

曲终人散，已是夕阳西下。

裴矩走上了长安的城楼。

他向西眺望，仿佛看见一队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西域胡商，正伴着夕阳，从金光门走进了长安城的西市大街。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很快就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大通道。

政治的稳定，开放的政策，让河西走廊商路上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中原地区的文化气象也变得多元起来。

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唐代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焦点所在，并由此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伴随着唐帝国这个中原王朝最繁盛时期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河西走廊，也正在迎来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 | 使者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

—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

张骞27岁。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

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

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二） | 通道在帝国丰盈的财政收入保障下，骑兵数量也急剧膨胀，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相当于中国现役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十万大军与匈奴单子主力对决，17岁的霍去病以骠姚校尉的军阶随队出征。

在其中的一次战役中，卫青所率主力部队伤亡惨重。

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却率领八百骑兵孤军深人，立下战功。

这次战役引起汉武帝的高度关注，他赐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但此时霍去病发现，如此精心策划的第二次河西之战出现了意外——公孙敖部由于在行军中迷失了方向，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和霍去病会师。

这令霍去病的奇袭之师突然陷入困境。

此时，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罢兵而归；要么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河西歼敌的重任。

霍去病决定铤而走险，向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队侧背发动攻击。

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山丹县。

早在两千年前，匈奴人就在焉支山下这片天然的草场上饲养良种战马。

今天，这里仍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马场。

这里的人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任场长就是霍去病。

”被霍去病击溃的匈奴唱着悲凉的歌退出祁连山牧场。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兴奋的汉武帝刘彻下诏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并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府第。

听说此事的霍去病向汉武帝上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史官司马迁记录了霍去病这句话并成为流传千古的铿锵名言。

但，霍去病的辉煌难掩另外一个人的失意。

在这场宏大战役中，作为牵制匈奴人行动的李广与张骞部队，却陷入敌人的重围遭遇惨败。

张骞因贻误战机，免去博望侯，成为庶民。

从巅峰瞬间滑落到低谷，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就在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历经3次河西之战的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纵横驰骋，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著名的“河西之战”落下帷幕。

连续三次河西战役对汉匈双方力量的消长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匈奴再难以依靠西域地区诸国和羌族诸部落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西方发动对汉的进袭。

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也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形成了从西面屏护京师长安的安全地带。

这一年，汉帝国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

而青春洋溢的霍去病刚刚19岁。

经过河西之战后，汉匈战争的攻守态势发生逆转，但北撤的匈奴并未屈服。

公元前119年夏，为巩固河西战果，卫青和霍去病各带一路大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直击匈奴单于本部。

霍去病的部队在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

史称“封狼居胥”。

从此，匈奴再也没有能力和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这一年，霍去病22岁。

此时汉帝国国力强盛，蒸蒸日上，不仅陆续收复了秦帝国时代的领土，还继续开疆拓土，在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设立了郡县行政建制。

在汉武帝心中，他强烈渴望能建立一个疆域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在邻邦中建立威德的国家。

遗憾的是，河西走廊上出现的繁荣景象，霍去病无缘再见。

公元前117年九月，年仅23岁的霍去病突然去世。

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宇，又匆匆地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悲痛的汉武帝用国礼厚葬了自己的这位爱将，并把他的墓修成了祁连山的样子。

他的灵魂与河西走廊融为一体。

还有伫立在时光斑驳的岁月中的马踏匈奴雕塑。

在霍去病辞世两年后，结束了第二次西域之行的张骞被汉武帝任命为大行令。

只可惜，这样的荣耀来得太晚。

一年后的公元前114年，张骞与世长辞。

由此，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落下帷幕。

公元前111年，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管理区设置完成。

它们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

酒泉、敦煌扼守西部关口；张掖居中；武威则临界古金城府——也就是现在的兰州。

河西四郡的每一个命名都有着独特的含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

同时，在河西走廊，汉帝国还设置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要塞：玉门关和阳关，以此扼守西大门并建立了面向西域的前进基地。

公元前60年，汉帝国设立西域都护府，将今天新疆和中亚一带广大地区并入版图。

至此，通向亚洲腹地与遥远地中海的商路完全打开。

此时，再回望地处河西走廊上的河西四郡的命名，更能感悟到汉武帝的智慧与深远眼光——只有控制了河西四郡，才能通过河西走廊从匈奴手中夺取并完全掌控西域，汉朝的版图才能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这块土地和这条生死攸关的战略通道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而打通河西走廊，对于汉帝国而言，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更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基本格局。

此时的汉朝已经成为和罗马比肩的伟大帝国，在两个帝国之间，是安息与贵霜两个生机勃勃的王朝。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河西走廊也从汉军与匈奴鏖战的战场，急速转变为汉朝抗御匈奴的前沿地域。

为了固守河西走廊，确保往来军民的安全，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逐步建立。

最早的长城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向匈奴发起进攻。

在秦军占据河套后，开始有计划地将秦、赵、魏、燕等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甘肃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修筑东起永登、西至酒泉的长城等防御工程。

已经停滞了一个世纪的长城开始越过黄河向西延伸。

数年后，汉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一带，庞大的防御体系横贯了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

这个防御体系在当时被称为河西汉塞，它由烽燧、城障、坞院、出入境关卡等组成。

两千年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代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三） | 驿站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四） | 根 脉【这一集的历史朝代我不太熟悉。

所以记录一下：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三国（220年－280年）西晋（265年—317年 ），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统一王朝，首都洛阳。

从晋武帝建国开始，传四帝，国祚51年，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

西晋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时期中的短暂统一，所谓“昙花一现”。

西晋王朝灭亡后，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十六国”史称源出于北魏崔鸿所撰的《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从公元304年巴氐族李雄建立成汉和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0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成汉（巴氐）等政权，总称十六国。

南北朝（420年～589年 ）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自东晋十六国至隋朝，始于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止于589年隋灭南朝陈。

南朝（420-589）承自东晋，由汉族建立，有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四朝，均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北朝（386-581）承自十六国，由鲜卑族建立，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灭北齐。

出身于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唐宗室修《晋书》奉北朝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奉南朝为正统。

】公元220年，汉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在历经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还是崩溃了。

此后的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迅速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

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史称“永嘉之乱”。

自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

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北方人口锐减。

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

那些身世显赫、家学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该去哪里生存？

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河西走廊。

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

河西走廊就隶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州治设在武威郡的姑臧县。

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

来到河西走廊之后他采取了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招收河西弟子五百人开办官学；同时，他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儒学昌盛，井井有条。

就在张轨到达河西的第十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

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读音：wan四声），唯有凉州倚柱观。

”作为一块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

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抛下了所有家业的郭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河西走廊的。

一路同行的，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随着汉朝的覆灭。

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

武威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

此后，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更加延绵不断。

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

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公元376年。

张天锡向大举进攻的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自此，前凉张氏对河西走廊延续近8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

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

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公元439年。

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

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

继前启后。

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五） | 造 像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昙曜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

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

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

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

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

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

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

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

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

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

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

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

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

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

“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

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

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

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

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

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

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

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

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

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

”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

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

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

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

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

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

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

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

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

一晚上看完的，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八年，而我现在在深圳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特别复杂。

我记得小学写的作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家在张掖在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北要塞。

看完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听见那句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 瞬间泪目。

之前都是装逼告诉别人张掖含义是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第一次这么深入了解为什么，明白它的含义。

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两千年多没变过的名字，承载两千年的侵略，战争，繁荣，落寞，孤寂还有落后。

大概西北人才会真真体会到这种无奈，全片我是哭着看完的。

之前最讨厌别人问我哪里人我说甘肃时，都觉得我们很穷很落后，都没水喝，高原红，匈奴后裔，很野蛮。

因为这些偏见一直都对自己家乡很自卑，甚至不愿开口，后来慢慢明白我们河西走廊的历史，然后努力让别人了解我们这里，让别人真的我们这里的好，尤其是河西儒学那集，明白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并不是蛮夷不是莽夫，我们的文化不止敦煌。

还有隋炀帝的万国博览会，我们的经济曾是那么繁荣，和现在深圳一样的自由贸易区，是中西方交流中心。

看完这个真的觉得很自豪，当然还有遗憾难受，闭关锁国，还有没有提到的很多战乱，还有马步芳军阀的混战，河西真的是无奈沧桑的包容，生在河西走廊在张掖真的很幸运。

听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看到家乡熟悉的一景一物都想哭，这些我们没有发现的美还有我们河西走廊被人遗忘的历史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我想家了。

不行我要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想去河西走廊看一看，作为本地人，有一点小小的祈求。

河西走廊的景观大部分是地质类，地貌都要几千几万年才能形成，麻烦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触它，拍拍照就好，好嘛？

我去年又去了一次丹霞，看到很多游客都用水瓶什么的装丹霞的土，说实话，丹霞地貌的土带走一点和西北随便一个戈壁的没什么区别，它的颜色是属于整个丹霞，说实话真的没有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么鲜艳了，真的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别再挖土了，大自然用了几千年孕育出这神奇的地貌，给了我们人类几天就给挖没了。

很心痛（*/∇＼*）2018.5.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刚看完国家宝藏第二季的甘肃省博物馆有点骄傲想叉腰 因为提了很多张掖 我觉得应该和张掖的含义张国臂掖有关吧 纵使铜奔马是隔壁武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河西四郡永远都是可爱的河西四胞胎谢谢大家喜欢甘肃喜欢河西走廊～当初就是看完随手写的一些小小感受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 有点受宠若惊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安利我们小甘肃 小河西2019.1.20——————————————————

一个月前，看了这部豆瓣高分纪录片，一直想来写写影评，然后一直拖延到了今天才来写。

抛开这部纪录片的画面、配乐、文案这些优点，我单独来讲讲我的几点感受。

1、历史人物也是人《河西走廊》采用的是演绎纪录片的形式，让纪录片多了一丝人情味。

很多时候，我们讲述历史往往会沉浸在宏大的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历史人物也是人，就像纪录片里面写到的张骞与匈奴妻子的故事，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但我相信这背后一定会有温情的陪伴，在他被匈奴俘虏的最艰难的岁月里，这位匈奴妻子一定给过他爱与温暖，所以最终他才会把这位匈奴妻子一起带回长安。

看多了历史故事，会发现许多人性的残忍，兄弟相争、父子相残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那些隐匿在史书背后的也有许多人性的光辉，毕竟大家都是人。

2、历史是有“无名者”推动的《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这些名人故事外，还讲述了许多无名者的故事，比如驿站那一集中的“置啬夫”，置啬夫并不是人名，只是一个驿站小官的官名，还有敦煌一集中的“李工”，同样没留下名字，只是一个模糊的代称。

但纪录片别出心裁地通过考古信息以及史书典籍努力去还原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追求。

这些人不比帝王将相，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但他们存在过，生活过，一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痕迹。

时势造英雄，而推动时势的正是每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个体的力量。

最近了解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一种是英雄史观，一种是人民史观。

儿时读历史，喜欢看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这几年，更喜欢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阶级秩序等等，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他们如何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3、许多事情，功在千秋，但利不在当代就像《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里讲述的，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隋炀帝征讨吐谷浑毫无疑问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维持了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

但站在当时人的视角，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民不聊生，隋炀帝从甘肃张掖回来之后，隋朝就开始由盛转衰，走向灭亡。

许多事情虽然说功在千秋，但利真的不在当代，生在当时的人不见得愿意为了所谓的千秋万代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