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有什么？

有藏羚羊，有草原，有雪山，有风暴，有混乱的吉普车匆忙碾过，有一群固执而不知所谓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死亡。

藏羚羊死在疯狂的扫射中，雪山和草原死在时间的静静关注中，吉普车死在一团暴烈的火焰中，而男人们，死在自己的信念中。

最后，活着的人回到灯红酒绿的大都市，我相信他一辈子都将生活在雪山脚下的噩梦中，他会被鲜血和梦想包裹，交织，用一生的时间来回忆。

可能从此他将不再流泪，因为他见到最卑微的，最伟大的，最无畏的，最纯真的，这一切，都耗尽了他的热情。

他最终坚硬如铁。

重要的是，我相信他永远记得日桑队长的那句话：“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

他们的脸和手很脏，但他们的心却是干净的。

”可可西里是干净的，所以容不下一丝的血腥来污染。

巡山队员们的鲜血与藏羚羊的鲜血交织，渗透，洗涤着茫茫苍穹下的罪恶。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男人的电影，一群男人追逐着另一群男人，然后迎接死亡。

情节简单，线条明朗，经常是广阔单调而又干净的画面中，一个个小黑点由远而近。

那是吉普车，或者人。

在可可西里的自然胸膛中，任何外来的事物都只能是一个个小黑点，玷污着这块圣土的洁净。

时而朗朗星空，时而飞砂走石，时而漫天暴雪。

电影的主角是可可西里，那块最终的神圣土地。

而电影中的人，善的，恶的，接踵出场，不过都是配角，为的是演出这一场悲壮的救赎。

有人在做恶，当然就有人在除恶。

日桑队长到了最后几乎清醒得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地追逐他的敌人。

最后，追上了，单枪匹马，面对人多势众的盗猎分子，他平静地对盗猎头目说，交出你的枪，跟我回去。

当然，最后，日桑队长跟他日夜守护的藏羚羊一样，倒在可可西里坚硬而冰冷的土地上。

我知道他是绝望的。

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让这些盗猎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仅仅他一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了。

但我也知道他应该是是愉悦的，因为他追上了他们，历经几年的风雨，他终于见到了他一直想见到的敌人。

是的，敌人。

他们杀了他的羊子，那是他的羊子。

他要为羊子而战，也要为自己而战。

所以，他平静地说话，然后不顾一切地发起进攻，没有枪，就用最原始的武器，肉体。

最后，枪响。

他砰然倒地。

干脆，而又坦然。

看不到血迹，依旧是一片干净。

在这个影片里，我最终看到的，是雪山下一种圣洁的情怀。

不顾一切，武力，违法，肮脏，劳累，都无法低档这种情怀的膨胀与爆发。

这种情怀可以是三年孤独守护的寂寞，也可以是被流沙吞噬前的最后一丝挣扎与呐喊。

圣洁的情怀只能靠死亡来抵达，靠死亡来证明。

刘栋知道没有办法爬出流沙，拼命努力之后，只能是静静等待，等待自己的死亡。

电影的镜头平静而又残酷，慢慢地，慢慢地，一个雄伟的男子就这么在流沙中消失了，然后镜头拉大，出现爆胎的吉普车，地上孤单的行李，然后是一地的寂静。

没有人知道前几秒中这里发生的生死挣扎，没有人知道。

只有可可西里知道，这块悲痛的土地见证了这一切的血与泪。

但它却始终沉默。

它无法言说，只能注视。

我宁愿，这是一种救赎。

人性对人性的救赎。

人性中的贪婪让藏羚羊为人类而死，然后人性中的悲悯让人类为藏羚羊而死。

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相互厮杀，但他们又统统被可可西里厮杀。

可可西里犹如带泪的佛母，从上往下，主宰这一切的生杀夺予。

它哭泣着，让一切闯入它领地的善与恶在瞬间灰飞烟灭。

影片的开头和结束都是死亡。

死亡之后是天葬。

秃鹫漫天飞舞，这些心灵干净的人们都会从此生活在云端，用另外的方式继续守护着他们想要守护的东西。

他们的救赎完成了。

而我们的救赎也许才刚刚开始。

昨天看了记录片《可可西里》。

因为做过关于藏羚羊的专题了，所以在内容上并没有觉得陌生。

但是在亲眼看了画面之后，却感到了灵魂的一丝颤动：西藏，高原，可可西里，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

这种遥远不是实际的距离，而是精神上的差异。

就算你站在他们身边，你也走不进他们的心。

那是灵魂和信仰的世界，是需要我们敞开灵魂去接近的陌生。

可可西里，藏语的意思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

没有编制，没有资金，没有武器，物质上极端匮乏，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

有时候还要偷着卖些羚羊皮来为行动提供经费，而这样的活动，同样是他们打击的对象！

你能理解吗？

可可西里巡逻队，他们保护的，不是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而是自己的家园。

你能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吗？

我看到了铺满一地的藏羚羊皮，我看到了剥完皮后的累累白骨，那是让我们咬牙切齿的残忍。

可是当我看到了盗猎者无助的眼神，我却无法简单地谴责他们的犯罪。

他们的罪恶，难道不是我们的罪恶？

他们的苦难，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

被称为草原上第一剥皮手的马占山，原来是个牧民，放过马，放过羊，也放过骆驼。

可是后来，草原变成了沙漠，牲畜没有吃的了，人也没有吃的了，只好去干播剥皮的活——剥一只藏羚羊皮挣五块钱！

是谁破坏了他们的牧场？

是谁把他们逼上了盗猎藏羚羊的不归路？

藏羚羊的命运，是可可西里的悲剧，是欲望的魔鬼对人类精神的一次摧残，我记住了队员们在夜晚唱起的那首歌：似流水似流水似流水．．．阿妈，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天上晶晶的白云啊，请捎去一封信我思念您思念您我在心里为您祈祷．．．这是吟唱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声音啊，它也许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还能继续流传下去吗？

现代化的盛世福音，淹没了遥远的神灵世界，也污染了人们的精神空间。

我们能想象那个纯粹精神的世界吗？

“你看过磕长头的人吗？

他们的脸和手特别脏，但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是的，他们的心特别干净，象青藏高原永远清澈蔚兰的天空。

从雅克贝汉的《希玛拉雅》到陆川的《可可西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

荒凉而辽阔的生命禁区，那是信仰者的真境花园。

如果我们无法真正的理解，就让我们保留一分宽容——让那片土地永远远离喧嚣的滚滚红尘，让精神静静地栖息，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

发表于2004-10-16

刚看完《可可西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用真实的镜头讲述了一个生与死的故事。

日泰队长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虽然他也卖藏羚羊皮，但那只是一种使巡山队生存下去的方法——“用死去的羊保护活着的羊”。

电影中的三个人物是我感触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日泰。

他那忧郁的眉头似乎到牺牲都一直没有解开过。

他是个英雄么？

他带领队伍在无人区艰苦的巡山，他抓获盗猎分子，他缴获羊皮，他卖羊皮……对于这个人物我有太多的疑问，人物的原型又是怎样的呢？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一番激战后，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索南达杰让2名队员将一名被打断了股动脉和另一患有高原肺气肿的盗猎者送到医院抢救，当时靳炎祖和另外一名队员留下来看守。

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进车喝水休息，突然将其与另外一名队员按倒在地，解除了武装。

返回后发现情况有变时，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枪战，被打断了腿动脉。

5天后，索南达杰保持跪射姿势、已冻成雕塑一般的尸体被发现，而靳炎祖则在被盗猎分子用刀子在脸上刻了字之后活着回来……”一时间，索南达杰的名字写满了各大报纸，人们开始注意这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可可西里巡山队。

然而“野耗牛队”的覆灭与它被新闻媒介、各种环保组织和公众争相视为英雄团队来得同样悲壮。

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这支始终没有明确身份的“民间英雄”一直挣扎于生存边缘，它的个案悲剧或许是英雄与制度相冲突的又一真实版本。

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与查获盗猎分子6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的辉煌战绩相并存的是，近7000张的藏羚羊皮不知去向 ……1998年4月，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带领7名队员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个盗猎团伙。

在押解途中，他们放走了盗猎人员和一辆车，又把收缴来的藏羚羊皮卖掉，每人分了4000多元。

对此，靳炎祖对这一事实毫无异议：“是我主张卖的，哪怕是杀头，我也要担这个责任。

”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传奇队长说出了如此“豪言壮语”。

通过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巡山队员的生活状况：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凑来的，他们凭微薄的工资进行着自认为是养家糊口而非英雄的工作。

队员刘栋甚至要向妓女借钱来救自己的队友……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

青海是在全国数得上的穷省，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还未通电。

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是临时工，家属没有工作，每月200多块元工资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

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巡逻，野牦牛队每次消耗汽油近万元，加上维修、四十多名职工工资的开支，绝大部分都要由自己筹集。

野牦牛队于是和盗猎者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抓捕盗猎者，但这种行为要靠卖藏羚羊皮来维持。

扎书记生前的解释是，“用已经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 这就是他们卖羊皮的原因。

回到电影中来，我想，日泰应该算个英雄，他善良，勇敢，执着。

他的死像一把刀子，深深刺入我的心，仅仅两声轻轻的枪响，一个生命就瞬间结束了，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一个名字被永远地埋葬。

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队员刘栋,这个退伍军人流露出了最自然的感情,他不像日泰那样伟大和严肃,他有一种平凡的美,他对妓女有感情,对藏羚羊有感情,对队友有感情。

然而他最后依然消失在无人的荒漠中，流沙像一个魔鬼，平静地吞掉了他。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此时主人公都会大喊救命，然而，刘冻没有喊，他们又发出任何声音，很简单，因为不会有人听见的，他深知这一点。

随着镜头一点点地拉远，我感到了整个画面安静地令人窒息，无人区的孤寂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第三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马占林，一个狡猾但很善良的放牧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为犯罪分子卖力。

然而，他没有文化，并不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争一口饭钱。

他很狡猾，他多次触及“犯罪”，但每次有仅仅是罚款。

他很善良，他让自己的儿子就了巡山队员，他为日泰的死而流泪……事实上，就连“十恶不赦”的枪手也不是随便杀人的。

根据事实报道，这些所谓的枪手，只是用低廉的价格买吉普车和冲锋枪，猎杀藏羚羊。

他们对“野牦牛队”的巡山队员恨之入骨，但是跟普通百姓却没有纠葛。

这在电影中也有体现——他们放走了记者尕玉。

事实上，《可可西里》并不是反映了环保的主题，而是突出了一个人性的重点。

在地球上的无人区，面临着死神的来临，好人们在奋力追缉，甚至不惜用卖皮子的钱来对付坏人；而坏人们在无情地射杀和逃避，甚至在用金钱收买穷困的队员。

到底好人和坏人应如何划分界限？

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又应怎么比较？

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悲剧，有枪声，有哭声，还有荒漠上无情的风声……

万恶的月考结束了，晚上组织看电影。

原以为会给我们放些打打闹闹的电影来慰劳我们这些可怜人一下，不想放的是《可可西里》，把我们的情绪推到了压抑与沉闷的最高点。

去的晚，于是靠着报告厅的后立柱把电影看完。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样才能表达我对它的敬畏。

也许电影讲了些让人很难想清楚对错，或曰无法简单的分辨对错的事情。

巡山队固然可敬，他们失去了家庭，一年都没有发过工资，缺人缺枪缺钱，可他们无奈地卖羚羊绒来当资金，这是犯法的。

队长说的朴实“宁愿我坐牢，也要保护羚羊和兄弟们。

”是县里的问题吗？

可巡山队没有编制，理应没有下拨的资金。

于是，巡山队没权，抓人罚罚款，连逮捕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只能尴尬地生活、工作在罅隙中。

还有刘栋，用一个三陪女的钱，去做保护藏羚羊如此“高尚”工作。

孰是孰非？

翻过来说，那些捕羊人就该是反派了。

高占西是拨羊皮高手，自己说起剥皮“又快又好”都有几分自得。

抓了一次又一次，罚了一次又一次，又逃了一次又一次。

可他真的那么坏吗？

当他回忆起自己种田、放羊也是一脸甜蜜。

可无奈的是，土地沙漠化，牛羊饿死。

他面对或自然或认为的变化，毫无力气。

可重要生存啊！

于是走上了剥羊皮的道路。

说起剥张皮才五块钱，很多人都笑起来。

可我心中却掠过丝丝寒意。

对于这些人，单纯的告诉他们捕藏羚羊的危害，或是罚罚款是没效果的。

相反，他们要生存，这是他们面对大自然变化的本能啊！

他们承受着自然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理应被同情，被接济，却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队长抛下高占西一行时，说，“走不出这山，就是你的命。

”还不停地拥抱着，说一帆风顺。

他们本来就不是对立方，他们的命运本来就相连。

只是，面对自然，他们选择的路不同。

殊途同归。

说不清的还有自然。

它生养人类，却又粗鲁地吞噬生命，毫不留情。

当刘栋陷入流时，他先是奋力挣扎，可当他越陷越深时，他不再拼搏，而是以一种无比虔诚，听天由命的姿态，一点一点，下陷，下陷，直到面庞，鼻子，嘴巴。

他就这样离开，不留痕迹。

说自然可怕吗？

可没有他，人类又从何而来呢？

活着，本来就是一环扣一环，相互制约。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突然想到繁星满天，一个队员说：“你在这儿踩的每个脚印，都可能是人类第一个足迹。

”说不清楚的事，就交给缄默的宇宙吧！

不断轮回，自明分晓。

尕玉 问 队长 是否知道卖皮子是非法的？

队长回答：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管可可西里这片土地 和 我的兄弟（大意）很喜欢这种真实的人性，没有虚假、没有包装。

相比于霓虹灯中的采访，这样的对话更是直击心灵。

这样的答案真实的让人心碎，一切都需要编制，编制意味着富足和体面的生活，没有编制只是一个临时工。

但牺牲的都是临时工，讽刺啊。

好在最后看到了国家设定自然保护区，有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此时的藏羚羊，还是濒危的群体吗？

从头到尾都是震撼，人性的震撼。

当动物保护人员掉进流沙，无助的眼神，拼命的挣扎。

当出现满屏的野生动物被剥皮后的尸体。

有个人开车去找救援，路上困的不行，把自己的头发栓在一根绳子上，低头的时候就会疼的清醒一下。

到了目的地下车，腿已经麻木的不会走路了。

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是它们的不幸，我们也有取舍地保护某一些濒危物种，其余的大家好像不在乎它们的生死。

我实在没有能力给出一个标准，能力有限，我只是希望能奉献自己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力量，让类似的影片让更多人看到，大家的观点受到一些冲击，或许能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显得稍微友好一些。

旨在呼吁大家保护珍稀动物，它们是我们大家庭的一部分。

据资料道现存藏羚羊数量约为7万至10万只，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有百万只的情况相当危急，如果盗猎情况未有改善估计20年内藏羚羊将绝种。

为保护藏羚羊，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西部工委。

但在1994年1月18日，在押送二十名被捕的盗猎分子时中枪身亡。

其中以“野牦牛队”打击这类非法勾当最为称颂，深受国外国内支持。

不过，在2008年中国雪灾中，有5479只藏羚羊在四川甘孜州石渠县因而死亡；令生态出现了危机。

索南达杰是青海玉树治多县索加乡人，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后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

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的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由于可可西里富含丰富的矿产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引此许多盗猎者的觊觎，他们结党营私，与帮派勾结。

西部工委成立的目的便是专门负责本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索南达杰任内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烈集团八伙，有效打击了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对于盗猎者的无法无天，索南达杰曾叹到：“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哈西札多、靳炎祖、韩维林与才扎西四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抓到20名非法盗猎份子，缴获了7辆汽车及1800匹藏羚皮，他们拒绝了歹徒接受罚款私自了结的要求，其中有18名歹徒持枪反抗，索南达杰与四名队员展开激烈斗争，随后派哈西札多与才札西两人护送受伤的歹徒到格尔木接受治疗。

在押解歹徒至马兰山、太阳湖休整途中，歹徒预谋绑架了靳炎祖与韩维林，持枪威胁索南达杰缴械，索南达杰与歹徒激烈搏斗，终因人数相差悬殊而中弹身亡。

当救援者赶来时，他的身体已被冰冻，但仍保持着跪射的姿势。

索南达杰遭枪杀之后，当地警方一直对在逃人员进行追捕。

截止2011年，该案还有3名嫌犯在逃。

2011年11月4日起，转机浮现，6名嫌疑犯陆续自首。

十八年后盗猎者自首，1994年1月18日，那个寒夜发生的一切，诸多被影视和新闻作品渲染的西部枪战场景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这已是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的第11天。

这个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带领他的西部工委三人组、一名向导、三个司机刚将20名盗猎者制服，收缴了两大卡车的藏羚羊皮。

此前还查获了3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

事实上，1月16日被抓获当晚，他们已在密谋策划绑架索南达杰等人，然后逃跑，只是时机未到。

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索南达杰肠胃炎发作，他的同事连续数天彻夜未眠看守盗猎者。

有两名盗猎者患肺水肿和枪伤，索南达杰令秘书扎多和司机才扎西连夜把他们送往格尔木治疗。

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扎多不好用的54式。

天色渐暗，索南达杰的卡车驶入了盗猎者的陷阱。

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

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

而非像此前所传说的，还紧握手中。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将索南达杰遗体试图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

当1月25日治多县公安局的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自然保护只是索南达杰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

”索南达杰原来的秘书扎多说，索南达杰其实有着更大的蓝图。

这些未竟的想法都藏在扎多为索南达杰随身拎着的黑色皮包里。

这个皮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公章，一开始是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的章，后来又增加了可可西里第一、第二盐业公司，可可西里有色金属开发公司，可可西里高山草原保护办公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为此，一直力挺索南达杰的时任玉树州州委书记史国枢曾经批评：“娃娃还没生呢，名字倒是取了一大堆。

”史国枢的意思是，“重点要把黄金抓住。

”自从1980年代初可可西里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开，可可西里便不再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的天堂。

据坊间流传，盛时采金者可逾十万之众。

1993年7月，刚刚调任西部工委任秘书的靳炎祖从索南达杰手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可可西里非法淘金和非法盗猎的两份调查报告。

靳炎祖发现，可可西里虽然是个看似三不管的无人区，但实际上是个“三管区”，毗邻可可西里的治多县、曲麻莱县、格尔木市都想插手。

虽然行政区划上可可西里应属治多管辖，但实际上到索南达杰1992年7月成立西部工委时，可可西里已被多县市染指。

1993年7月，索南达杰就曾试图对可可西里的几处矿点行使管辖权，“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到。

”淘金者的答复是钱已经交到了格尔木。

非法淘金者的到来，可可西里就成了几万金农猎食藏羚羊的天然屠宰场。

藏羚羊披肩“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的日渐火爆，淘金者逐渐成了盗猎者。

在索南达杰的设想中，首先要成立一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不仅仅为了藏羚羊，“只要成立了保护区，上边就有拨款，西部工委的经费就不用发愁。

”喜欢看《动物世界》的索南达杰曾经对好友靳炎祖如是说。

但保护区不是全部，“他其实是想把最有效的管理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扎多说。

索南达杰曾一直设想摸清可可西里的家底之后，要去沿海走一圈，“青海没有企业能和我们合作。

”索南达杰之死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1995年，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这是属于他的光荣，却未必是他的全部梦想。

事实上，除了自然保护区，他庞大设想中的其他部分都已是镜花水月。

然而，自他之后，可可西里以及藏羚羊的保护才逐步浮出水面。

1995年10月，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

“这个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命换来的，如果没有索南达杰的牺牲，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

”靳炎祖说。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人。

他和诸多志愿者多方奔走，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成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如果没有索南达杰，我可能不会转到环保上来，至少不会那么坚决，那么义不容辞。

”杨欣说。

现在仍在做环保的易懿敏1998年来到可可西里做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赵文耕。

现在，他们的儿子6岁了，取名叫小可，为了纪念“可可西里”。

截至现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志愿者已经累计超过三百人。

2005年，浙江乐清小伙吴柱作为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其所主导的“V队”向社会揭露了索南达杰未竟的心事：猖狂的非法采金。

压力之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被迫退休。

现在，吴柱和他的同道正在做的是反对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穿越可可西里。

2011年12月4日凌晨，来自上海的室内设计师童岗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这是继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之后的中国民间第二座自然保护站。

夫妻俩要这里度过“两个人的冬天”。

虽然已不在可可西里，但是童岗明白，这仍是索南达杰的遗产。

摘自维基百科+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66305

《可可西里》是陆川用镜头谱写的一曲英雄悲歌，直到电影结束很久，这悲歌依然在众人心头萦绕；当那些藏羚羊挣扎的身躯、抽搐的四肢残酷而真实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痛的，而当那些血红的骨架、遍野的羊皮以及为了5元钱而剥羊皮的麻木牧民的镜头出现时我们已经愤怒了。

然而只是愤怒而已，现实不因为一个旁观者的愤怒而改变。

导演陆川用他质朴的镜头语言，安静流畅的叙事手法再现了这样一个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生命与死亡交错纠缠的残酷悲情故事。

我们在乌烟瘴气、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生活的太久，灰尘早已经蒙蔽了太多人的心灵，太多的人早已经麻木到没有表情，没有知觉了沦为帮凶，沦为看客，沦为行尸走肉；导演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对麻木的人们进行了一次良知的呼唤，精神的洗礼，《可可西里》她做到了。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这大抵又是一个意淫者起的名字，这也是一个不详的名字。

美丽少女是悲哀的，从古自今多是被财富和权势占有，沦为玩物或者花瓶，而财富和权势的背后又有太多的罪恶，所以美丽的少女从古自今多是和罪恶共存；在道德和法律失去约束力的时候，美丽少女又会被普通如你我的男人凌辱，被老女人丑女人的嫉妒眼神杀死唾沫淹死，这样的故事在《狗镇》里被拉斯。

冯提尔用放大镜赤裸裸的展示出来；即便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美丽少妇也一样难逃厄运。

总之美丽的少女的命运多是凄惨的，这也印证了 “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这句古语。

所以，当一个地域被人用“美丽的少女”命名的时候，这里一定是危险的，是注定要被欲望、罪恶、死亡笼罩的地方。

对于可可西里，我宁愿把他翻译成“美丽的藏羚羊”，因为那里几万年来一直是藏羚羊的天堂乐土；而如今这美丽的藏羚羊的家园被人类肆意践踏，她们也被人类残酷蹂躏，可以称之为人类在轮奸藏羚羊。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轮奸藏羚羊？

因为有些女人要用羊毛装扮的更美丽、于是有些人便通过猎杀藏羚羊以满足金钱欲望、还有一些人只是为了生存！

这些美丽的女人、疯狂的偷猎者、麻木的民众都是对藏羚羊进行疯狂****的实施者，当然还有我们的无为政府。

通过影片我们看到一群悲壮的英雄和他们荒谬的生活现状；我们看到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弱小和悲哀，我们欲哭无泪！

一群连几百元工资都不能按拿到的英雄在为了保护藏羚羊而奔波卖命，可他们自身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保护和支持；他们或饿死，或被盗猎者打死，或被流沙淹没，他们并不如一只藏羚羊活的轻松，可是他们却背负者崇高的理想沉重的责任艰难的生活。

后来他们幸存下来的竟然有8人被政府起诉，判刑，理由是他们私自卖了从盗猎者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和超级讽刺，人们那本已被影片震撼而热血沸腾的心又被这现实的荒谬击的支离破碎！

无奈的现实终归是无奈，纪实性电影语言比想象的更简洁有力，以一只藏羚羊和一个巡山队员被残忍杀害的场景为电影序幕，在后面的叙事上都是按照简单的顺序方式拍摄，没有更多的戏剧冲突，没有跳跃的剪接，但却能紧紧的抓住观众的心，观众被影片中残酷的生存状态默默的感染，不由自主的把自身情感和影片中主人公们的命远相连；影片在的开篇手法，叙事手段以及影像风格上与柏林电影节获奖影片《盲井》都十分相似，而导演在结尾的处理上要比《盲井》更冷静，没有任何暗示，“砰” “砰”几枪，队长日泰和藏羚羊一样抽搐几下死去，观众被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局震撼、欲哭无力。

影片不矫情，不造作，就这样简洁而朴实的深入观众内心深处，揪一把观众的心。

《可可西里》在影像风格上，拍摄手法上与陆川的第一部作品《寻枪》都有着天壤之别，如果说拍《寻枪》时陆川还是喜欢杂耍的卖弄技巧的毛头小伙，那么《可可西里》中通过这个冷静到让人心里发毛的结局处理可以明确看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务实的外表冷静而内心火热的成熟男人！

陆川自编自导，并能够跳出电影叙述本体冷静而客观的拍摄这样一部大气厚重的作品，突显了他天才的电影才华；而从他的选择视角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怀；当我们太多的导演早已经沦为金钱和名利的摇尾狗，只会投机专营和无病呻吟时，我们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如今通过《可可西里》看到另一个陆川，看到中国电影的希望，所以陆川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他成为继贾樟柯之后让又一个让我敬仰的中国导演。

欣赏《可可西里》唯一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上是在这样一部男性的叙述光明与黑暗、理想与现实的影片中出现了两个不该出现的女人，第一个是日泰的女儿，出现的次数过于频繁，时间过多，演员表演时眼神过于暧昧；第二个女的形象可悲，车中做爱的戏完全可以忽略，如果按照贾樟柯的处理方式：给此女子一个背影或者一个持续的细微动作就完全可以表达的更恰当和深刻！

可可西里本是我国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最大的无人区、野生动物的天堂，如今却受到来自人类最危险的入侵。

偷猎者的枪声和车轮声打破了哪里的宁静，野生动物们从此不得安宁，就连巡山队这样得保护者同样也会对那片土地产生破坏作用；影片中卓乃湖那场戏中可以看到那纯净的高原湖泊边立着两个废弃的油桶，相信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而后面的剧情发展中巡山队员相继用汽油点燃了羊骨骼、废弃汽车，甚至抛下完整的汽车，而这些都是严重的污染物，如此长久下去，既便是保护，可可西里的美丽也将会慢慢的被人类破坏！

如果说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可以对可可西里藏羚羊进行保护，如果说汽油和废汽车对那广袤的土地污染还是很小的；那么青藏铁路贯穿了整个可可西里，并切断了藏羚羊的繁殖与迁徙地，这才是最恐怖的，才是给可可西里，给藏羚羊最致命的破坏和打击；然而这却是属于政府行为，是众多的专家论证通过的。

呜呼哎哉纵然那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多么卖力保护也经不起青藏大铁路上的一声火车长笛的破坏。

国家为了发展要修铁路，要破坏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又装腔作势的去保护；这样的保护又有什么用呢？

在利益面前国家和偷猎者一样是没有良心的！

当人类发现一种物种的巨大利益时，这个物种离灭绝已经不远了。

既便被保护起来的也不过是人类为了更长久的占有他们，既便残留下来的也不过是被人类暴力强暴后诞生的杂交品种，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天性，沦为保护区或者动物园里的展览品！

其实世间万物自有他们的生存法则，该灭绝的自然会灭绝，保护有何用？

当人类毁灭完一切美丽事物后也注定是自我毁灭！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每个小人物自身并不比藏羚羊更安全和幸福，也会随时成为利益的牺牲者，这就是自然界残酷法则！

生命到底是怎样的？

灯光黯淡，人来人往，模糊了太多关于生命脆弱的思考。

人类用白衣与铿锵作响的医疗器械为生命筑起坚强的防盗门，大段大段的话剧的华丽台词粉饰了生命的本质，让世人以为生命坚强到无坚不摧。

于是，那么多无知者轻易放弃，为死奔命的他们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

懒于给他们同情，以为我的同情早已灰飞烟灭。

直到看完《可可西里》，我才发现我的同情泛滥，足以淹没荒漠上这成百上千的藏羚羊尸骸，足以抚慰这些为藏羚羊劳碌奔波的牺牲者。

或许，只是因为我累了，厌倦城市浮华的音响，厌倦万紫千红的夜空，厌倦韩剧的拖沓冗长，直到《可可西里》给予我太多生命的苍白画面，唤起了我隐逸的思索。

影片是从巡山队员强巴的死亡开始的。

在偷猎者的营地，被缚住的强巴亲眼目睹一只藏羚羊被杀过程，没有任何奋力的挣扎，镇定地注视。

他的眼神，不是愤怒，不是恐惧，不是悲伤，是空洞，那是人类在生命的边缘却无能为力的无力感，是一种精神上虚脱般的疲劳。

“来，你把他放了。

”话语中没有任何愤怒，只是平淡地交代。

手下听话地拿出小刀开始解绳。

“砰！

”干脆有力，一滩血溅了那个解绳的人一脸茫然。

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镇定，一场死亡就这样猝不及防的结束了。

然而当我还沉浸在强巴的眼神中的时候，更大的震撼又毫不客气地闯入我的视野。

一堆藏羚羊的尸骸，鲜血淋漓，毫无预兆地躺在萧条的旷野上。

此时此刻，我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愤怒与绝望了。

可怜的人们，为了金钱利益，尽已冷漠到此，无视其它生命的生存，却不知已将自己逼上危险的境地。

老实木讷的人低着头，也许不是老实，是害怕是懦弱是屈服吧，只是在他们脸上竟没有丝毫的愤懑，丝毫的同情。

一个人的死，几百具藏羚羊的尸体，堆积起来的悲沉还能让你如同看爱情剧一样沉着吗？

如果你还能安静地面无表情，那么与雪地上奔跑的他们一同呼吸的你，是否会有一丝窒息感？

与刘栋一起挣扎的内心是否会感到细沙在指尖流走的无奈？

一切挣扎归于平静之后，只有汽车孤单地留守，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在自然面前，在可可西里这个美丽的地方，生命的逝去却可以如此平静，如此脆弱，如此凄凉。

接近尾声，日泰与记者好不容易逃离自然的威胁，却陷入了另一种苍凉。

追逐了好几年的盗猎者终于与自己近在咫尺了，可是一拳愤怒与一声枪响，两个人都倒下了。

终于，日泰队长静静地躺下了，带走了他几年的愁眉紧锁，带走了他的愤怒与执着，也带走了他的责任与艰辛。

影片毫不遮掩地将好人送走，留这些无知的被金钱诱惑得没了自我的人们一走了之。

干涩的冷风吹起的细沙抚慰着不甘的心灵，只是日泰队长的脸已经永远的安静了。

黑暗中白布下面的灵魂刺激着屏幕前我的心，如此孤独，如此绝望。

可可西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平均海拔4700米，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有着璀璨星光的安静地方。

这里的人朴实善良却迫于生计，这里的人老实木讷却趋于诱惑。

“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杀戮与死亡如此真实，生命如此苍白。

电影过后，有种压抑让人窒息，有种绝望逼迫人心。

我们到底能否记得影片的制作者们为电影付出了什么？

电影能否唤起沉睡的心灵一如敲击我一样容易？

我不得而知。

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

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

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

（赵汀阳，2005）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

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

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

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

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

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

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

南京！

》中没有再上演。

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

南京！

》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

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

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

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

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

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

南京！

》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

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

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

“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

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

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

”（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南京！

南京！

>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

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

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

南京！

》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

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

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

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可可西里>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

南京！

》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

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

南京！

》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

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

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

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

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

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

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

南京！

》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

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

而在《南京！

南京！

》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

南京！

》“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

南京！

》，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