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反抗

白玫瑰何以开放——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桑克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滕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

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

她凭什么享此盛誉？

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

仔细思想，这极不简单。

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

作为脆弱的个人如何发出必要的声音？

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

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

”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临强权的心理。

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

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

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

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

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

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的沉默，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

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

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

承认罪行不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是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

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这一双重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

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是怂恿。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

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

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

索菲·朔尔并非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众生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出声？

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

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

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

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

”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

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汉斯·朔尔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

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

”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于虚幻的人心。

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来于合法的议会政治，来于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

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

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

但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

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

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

他愤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

”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于德国。

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

1982年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

”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但却表达了真理应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唤醒的一部分内容也包括知情权。

汉斯说服索菲时谈到：“我们应该告诉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波兰，300万犹太人被杀，而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报道，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

”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力量，而不仅仅是亲情的感染，使索菲从恐惧的大多数转变为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

她套购限量购买的邮票、信封、到教学楼偷拿印刷传单的纸张，暑假到兵工厂实习，索菲看着对面犹太女工尤舍将面包丸塞入手雷而会心微笑……在1982年电影紧张而流畅的镜头转换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觉醒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胡贝尔与汉斯的其他争论。

在纳粹变本加厉的思想钳制当中，汉斯萌念：以暴力反对纳粹政府。

胡贝尔认为这不仅危险，也不恰当。

因为散发传单是在魏玛宪法许可的范围之内，而暴力却是恐怖活动。

白玫瑰小组成员克里斯托夫也反对暴力：“我们应该用精神战胜纳粹。

”以暴反暴，只能换取更危险的暴力。

学校集会之时，身穿纳粹制服的领导者致辞，引来正义学生的片片嘘声，继而演变成汉斯一位倾慕者后来描述的“反对纳粹的起义”。

学生警察对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枪，学生则是赤手空拳。

勇气固然可佳，但肢体的愤怒能够改变什么？

或许只会结出反面的思想果实。

这个暂且不论。

汉斯倾慕者事后发问：“人们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传单的启蒙与激励。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主楼，趁学生上课之机，把传单依次放在教室门口。

索菲在主楼光明殿二层向下抛撒传单。

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举报，盖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

随即，克里斯托夫被捕。

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和胡贝尔等80余名白玫瑰小组成员先后被捕。

严格地说，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更接近于昏聩的爱国者或者布尔乔亚庸人。

他热衷物质生活，恪守既成伦理，把政府等同国家，从而成为纳粹帮凶。

这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

1982年电影中，盖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饰朴素的史密特谦卑地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正是这种未能觉醒的狭隘认识，构成了纳粹强权政治的统治基础。

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拥有向别人开枪的特权。

他们无疑构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教育他们唤醒他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实并非人性弱点，仅仅是特点而已。

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为人。

2005年电影中，索菲拒绝了盖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着肚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是的，任何人面对生命的消逝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索菲也不例外。

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苏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拥有良知者的正常反应。

恐惧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问自答时丧失了良知。

这是唯一不可以原谅的。

索菲内在的精神生活给了她顽强的支撑。

影片一开始，索菲和女友听着广播中的老歌，边笑边唱，让人几乎忘了窗外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

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这就是他对索菲的理解，一个拒绝认罪诱惑、为自由献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温暖而充实。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时临刑前，朔尔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见面。

他们彼此一句话不说，默默传抽着一根香烟。

索菲第一个走上野蛮而血腥的断头台，她平抑着起伏的心脏，面无惧色，坦荡而从容。

汉斯是最后一个，他把头伸进刀架，突然奋力高呼：“自由万岁！

”这激昂的声音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威廉·华莱士身受残酷的剐刑之际振聋发聩的呼喊：“FREE（自由）！

”令人扼腕落泪。

战后，人们没有忘记白玫瑰，更没有忘记死难的六位烈士。

1987年，白玫瑰小组成员米勒发起成立“白玫瑰”抵抗运动基金会。

如今，慕尼黑大学主楼内的白玫瑰纪念馆，参观者每日络绎不绝。

维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学演讲时说：“对我而言，讲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为这也影响了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想，必须要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让他们知道并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国家喻户晓，在中国也非没有知音。

2002年7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汉对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译）。

作者是汉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尔，她依据当年文件遗存，详述汉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经过。

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书，译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译）。

书中引用了当时法庭的判决书、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目击者的回忆，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理查·魏兹塞克的评语：“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

是啊，所有当代言语必然拥有历史的回声。

2005.8.9.

也就在昨天，韩寒一篇新文，让我对这个刚有家有女的男人有种意料之中的心灰意冷。

好在今天看完这部电影，心情为之振奋。

韩寒说中国之乱由民众的素质而定，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对邪恶不敢指手划脚，对正义不敢高声颂扬，我们国人之素质怎么会提高？

而我也相信，弃善扬恶，不是人之本性，只有当弃恶扬善者遭到迫害，遭到诽谤时，人性才会改变。

如韩寒之论，苏菲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因为她所为拯救的人民，在她的眼里不都是希特勒的应声虫吗，那她为什么还要印传单去唤醒他们？

她大可以在家里抱着老公奶孩子，国人素质太差，一点也不管其他民族的人权，等过个几百年，他们素质自会提高，那时强国就不是梦了。

然而，苏菲，没有这么做，因为她受过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她坚持自己的正义。

如果一个从谎言中醒来的人，不去唤醒沉睡在谎言中的人，那她醒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想起谭嗣同的诗望门透趾思张俭, 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

在审讯室里、在拘留所的临时关押处、在赴死前的牢房中，索菲曾多次透过窗户眺望天空，脸上露出一抹令人迷惘的笑容。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一部七十年代的阿尔巴尼亚老片：《宁死不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银幕上英雄不少，《宁死不屈》里和女游击队员高唱游击队员之歌奔赴刑场的女学生米拉，就是其中光彩照人的电影形象之一。

片中有一个假枪毙情节，盖世太保故意把米拉带到阳台上，让她放眼自由的天空和美丽的城市，以激起她的好生恶死之心。

那个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敌人还用一段充满诗意的台词去诱惑米拉，原话忘了，这段台词的大意是：窗外阳光明媚，人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可是，姑娘你却在这里坐牢，最终你会死去！

这段台词是邱岳峰配的，它成就了一位表面温文实则凶残的纳粹刽子手，也成就了一位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女英雄。

时至今日，英雄和献身提的少了，不过面对类似的牺牲，我们多少还会有些动容：谁不知道活着是好的呢？

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认定的事业，为了自己理念中可能能拯救也可能拯救不了的某个群体可以做到殒身不恤？

太史公有云鸿毛泰山，他们的死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

吾知也有涯，这些问题恐怕还真不是很好回答就是了。

当今不轻言献身和英雄，好在人道主义这个东西还可以谈。

这部片子里的索菲，大致也是为了它而死的。

我看片儿有个习惯，就是比起正面角色我更喜欢注意反派。

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同索菲针锋相对最多戏份的警察摩尔——他对索菲的审讯从一开始的铁面无情到第二天的铁板松动，直到最后去刑场送索菲最后一程——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反派。

他并没像许多片子里表现的那样对索菲残虐无情严刑拷打，而是冷淡但周到地礼貌待她，为她倒了手磨咖啡。

当索菲对他说起犹太孩子被成批送到集中营，护士还骗他们是去天堂的时候，摩尔的嘴唇抽动了一下，感觉他的心也跟被拧了一把似的，却还是强迫自己说那是国家必要的举措。

但谁都看得出他已经开始想方设法要拯救索菲，让她承认自己不过是被胁从才一时糊涂做出散发传单的愚蠢行为，借以躲避死刑。

尽管摩尔的努力是无效的，甚至也不能说他就一定理解索菲的理念，但索菲还是在他看似冷酷的心肠中打开了一丝缺口。

死刑执行前，摩尔去监狱里见了索菲。

索菲对他说她的父母会理解她的做法，摩尔点了点头——不发一语，却胜似万语千言。

摩尔和索菲又让我想起另一对很有名的审讯者和阶下囚：李忠岳和秋瑾。

李钟岳字申甫，清末山阴县令。

他作为满清官吏，却一直都很欣赏秋瑾的才华。

常用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的诗句训教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到秋瑾事发，“犹思竭力保护之。

”秋瑾被捕后，李忠岳不忍心对秋瑾动刑，居然在公堂为秋瑾设座，两人就像主宾那样以平等的身份交谈，除了案情还交流文章书法。

秋瑾更是用朱笔给李忠岳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令后人传颂的绝命诗。

上官对李忠岳厚待秋瑾十分不满，勒令李将秋瑾“就地正法”。

李悲愤进言“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遭申斥，不得已而行刑。

刑前李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

”秋瑾死后，李更是力保秋瑾最后的尊严，不枭首，不剥衣，虽被革职，也并不后悔，只是“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卸任归家，李忠岳的精神也垮了，他经常独自一人“注视默诵”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边诵边哭，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甚至七八次的地步。

这份悲愁无法自解，李忠岳最终选择自缢以谢秋瑾。

死时距秋瑾赴义之日不过百余日而已。

李忠岳之殉秋瑾，“浙人追思之，及秋案昭雪后，乃为立祠西湖上，岁时祀之。

”李的神位最终入祀秋瑾祠。

秋、李两家也成为至交。

如果非要说摩尔同李忠岳都是志士，显然是不对劲的：他们不过是在当时的现存体制下选择捍卫体制本身的普通人。

摩尔最终批捕了索菲，李忠岳选择审讯而非援救秋瑾，都证明了他们同对方并非站在同一个阵营里，更谈不上理解索菲和秋瑾的所作所为。

但他们却也出于某种原因，对自己审讯的对象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善意，我愿意将它们归结为“人道主义精神”，又或者借索菲之口将其归为“良知”一类。

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但却明白如何做是错的——或至少是隐约觉得“这么做或许不对”，这也就有了摩尔为索菲送行，李忠岳为秋瑾自杀的两幕。

秋瑾殉难，我们或许只会扼腕，而不会怎么后怕，因为秋瑾之死是完全没有法律程序的合法可言的，你可以说清廷昏腐，但也只是如此罢了，能怎么样？

但索菲之死可就吓人了，她所经受的审判程序几乎完全（非全部）是合法的，没有严刑拷打，鲜少精神虐待，该有的法律程序都有，但法律本身的内容却是恶的——你们看，有时候合法比非法更善于杀人。

这是两种不同的严丝合缝密不透风，哪种都有残酷的地方……但索菲和秋瑾们却仍旧敢于在这间铁屋子里用生命发出呐喊，我想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摩尔和李忠岳们的存在吧——如果在制度的维护者身上，你都能看到策反成功的希望，那就更没什么理由去怀疑自己的信仰和选择了。

《希望与反抗》影片结尾处，女狱吏出于同情，明知违反规定，还是给了索菲一根烟的时间让她和同志见面……索菲的眼眸中溢出的除去笑意，还有希望。

说起狱吏，我就又想起十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

书名和主要情节印象不深了，但对里面一位狱吏的名字——韩加德尔——倒是印象深刻。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狱吏反动派，他简直太不称职了，居然为监狱里关押的革命者们提供良好的饭食、住宿条件甚至图书，还带领他们制作植物标本……总之在韩加德尔的管理下，监狱实在不像监狱，折磨和惩罚也实在不像是折磨和惩罚，但这个形象却让人愿意相信它是真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做不了索菲和秋瑾能做出的壮举，但在最大限度秉持个人良知的范围内，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位警察摩尔，或是一位没有自杀的李忠岳、一位活在现实中的韩加德尔。

我们可以说，英雄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是那些心存良知的普通人、那些韩加德尔们，保护了英雄心中的希望呢？

索菲的希望，或许其中有一部分就来源于他们。

于是，索菲的反抗，才是那样无悔而毅然。

让人过目难忘。

他们已经彻底背离了其所服务的那种基本价值，赤裸裸的成为恶魔的帮凶。

深深愿，人类社会早日结束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

问一下，反问，自问，苟安的人们，当正义来临，你我何以自处？

很久没看到这样干净的片子了，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音乐和表演都营造了一种迫人的紧张；传讯时的机智应对精彩之极，言语、表情、眼神的对抗利落而不留余地，起因、经过、结果泾渭分明，毫不玩弄形式；只是最后结局传单在德国上空飘扬，这实在有点好莱坞式。

人民法院（德语：Volksgerichtshof）为1934年由德国总理希特勒所创立的一座特别法院。

由于希特勒就当时法院对于国会纵火案的审判结果感到相当不满（因为其中一些人被宣判无罪），所以希特勒便在宪法框架外另外设置了一个独立运作的法院，称之为“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

本法院的管辖案件为广义的“政治犯罪”，包含了像是黑市、怠工、失败主义，以及叛国这类的案件。

这些案件将被人民法院视为“腐蚀战斗力”（Wehrkraftzersetzung）并且因此判处相当严厉的惩罚。

进入到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相当多数的案件会被判处死刑。

人民法院死刑判处率的最高峰是在罗兰德·弗莱斯勒担任院长之时，像是意图谋杀希特勒的7月20日密谋案即是在其主政时进行审判。

大多数被人民法院判处有罪的案件都会在普芦茨恩湖监狱执行刑罚。

而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多为“摆样子公审”，像是对于苏菲·索尔和她哥哥汉斯·索尔以及其他参与白玫瑰反抗运动之人的审判多在一个小时内便审判终结，且其中不允许任何一方提出证据或对案件加以争论。

法庭上的审判长往往像是检察官一般，对被告加以指控，接着便对被告加以定罪，并在被告律师未为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加以宣判（不过被告律师往往也选择保持沉默）。

毫无疑问的，此种审判程序完全背离了当时德国的通常诉讼程序和法律，人民法院也因此被称为“袋鼠法庭”。

与纳粹警察的对话是我观影以来看过最平静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对话。

警察一上来的张牙舞爪，到色厉内荏，再到同情怜悯。

而女主人公始终是坚定的平缓的沉着的语气在叙述自己的理想，对纳粹的控诉。

两厢鲜明的对比，将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完全地表现了出来，令我动容。

《苏菲－舒尔——最后的日子》（国内译为《希望与反抗》）讲的是二战期间一群参与德国本土抵抗运动的慕尼黑大学的学生的故事。

在德国影坛大师维尔霍温的电影《白玫瑰》中我已经接触到了这个故事。

这个组织名叫“白玫瑰小组”，汉斯舒尔和苏菲舒尔兄妹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

他们通过争取言论自由的方式来反对纳粹，在慕尼黑大学散发传单，传达反纳粹和反战争的思想。

因为真诚的信仰，他们在邪恶的的世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汉斯和苏菲兄妹，死的时候一个24岁，一个22岁。

他们让我想起了朋霍费尔。

在今天，认同舒尔兄妹或朋霍费尔对纳粹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共识。

但在当时的德国，反对纳粹，希望和平的代价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战败。

就是与大多数人的意志相背离的，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持？

在影片《苏菲舒尔》中，引用了大量材料来充实非满苏菲舒尔这个人物，让我们看到她的思想成型的过程。

影片中的苏菲同样的有对自己理性的怀疑和对死亡的恐怖，但她还有来自信仰的希望。

如何透过时代的阴霾，窥见来自未来的亮光，信仰给了她一双这样的眼睛。

电影中当她对纳粹检察官说道，我相信上帝和良心会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检察官怒不可遏地呐喊到“根本没有上帝”，苏菲坦然了，她知道上帝给了她力量，让她战胜所谓“人民的意志”。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理性和良心在欧洲语言中本于同一词根（例如英语中的consciousness和conscience；德语中的Bewusstsein和Gwissen），它们是描写同一理性行为的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

在苏菲的话语中，超越的上帝和内在的理性毫不矛盾，上帝创造了理性，并引导着良心和理性的方向。

在纳粹的独裁和黑暗之中，信仰不是蒙昧，而是启蒙。

苏菲和朋霍费尔都死于纳粹的断头台上，他们都死于人民的意志，他们都只忠于自己的信仰。

正是这信仰，给了他们来自未来的光明。

所以，在迈向断头台之前，苏菲说道，“阳光依然灿烂！

”而朋霍费尔同样说，“这是结束，然而，这也是开始！

” ps，《抵抗与顺从》是朋霍费尔狱中书信集，汉语有节译本，名为《狱中书简》。

「帝国的毁灭」、「苏菲索尔：希望与反抗」、「希特勒男孩」，被列为止战三部曲，所谓＂止战＂这个帽子扣的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应该称为二战反思三部曲。

三部电影之所以被凑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有节奏的表达了希特勒的崩溃：法西斯教育系统的崩溃、法西斯信念的崩溃、希特勒本人的崩溃。

先说说法西斯教育系统的崩溃，即「希特勒男孩」，这部片子严格来说是一部关于青春成长的校园片，是批判教育体制的，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残酷高压，最终迫使少年结束了自己生命。

这样的情节是不是让人想起死亡诗社和放牛班的春天？

用法西斯做背景显然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希特勒死了半个多世纪了，教育逼死人的事儿一点不比他在的时候少。

电影把纳粹脸谱化了，纳粹都是邪恶的，因为纳粹的邪恶才导致了悲剧，这种思想十分危险，会煽动人们认为，消灭纳粹才能停止邪恶，实际上，不幸的是，现在人们就是这么想的。

首先，认为消灭某一类人才能有美好生活，这本身就是法西斯思想，其次，每个人都知道纳粹消失后邪恶根本没有停止。

最后，把纳粹妖魔化，无法解释当初人们为什么狂热的支持希特勒，难道当时的人们都是魔鬼吗？

以此代入，想想我们的文革，把罪责都推给毛泽东，能解释当时全国那么多人的疯狂行为吗？

毛泽东比希特勒还惨，希特勒好歹有一堆法西斯分子和纳粹整个政党作陪骂，毛泽东就孤零零一个人，好像他周围都是纯洁无瑕的天使。

「希特勒男孩」的导演十分年轻，但勤于思考，关于教育和体制还有很多话说，于是又拍了另一部电影「浪潮」，「浪潮」是优秀作品，展示了集权思想的魅力和蛊惑性，显然他想以此解释法西斯思想蔓延的原因，可惜还是不够深入，另文再评。

接着是希特勒信念的崩溃，「苏菲索尔：希望与反抗」，三部中个人最爱，女主角表现十分出色，不辜负她饰演的这位少女英雄。

这部电影通过对话把人物性格刻画的非常有趣精彩，即使在所谓的＂法西斯铁蹄＂下，施暴者也不是青面獠牙，都是普通人，做着自己的一份工作，个人面对个人的时候，没有你死我活的恩怨，都会有正常的同情心。

导演据说对女英雄被捕时最初的百般抵赖很感兴趣，果然，这段拍的简直是绝妙。

电影透露出的一些思想我很赞同，即每个人的境遇决定了他的思想，审讯官本来穷困潦倒，靠希特勒的政策才有这体面工作，他当然要拥护这个带给他荣誉的体制，那苏菲呢？

家境优越，教育良好，也正因如此有宽广的视野，知道屠杀的残忍，出于人类的天然良知反抗法西斯，所以，每个人做事都有个人的动因，把一群人绑在一起批判永远是片面的。

电影最后审判的情节太理想化了，两个罪犯在法庭上的几句演讲就把希特勒的军人们说的坐立不安，一副信念坍塌的样子，所有导演都犯这个毛病，为了表现而表现，完全不顾常识，法西斯信念这么容易坍塌，戈培尔这个天字第一号宣传部长也太失职了。

苏菲索尔是德国十大人物，是位英雄，她壮烈牺牲的时间是1943年，两年后，希特勒自杀，孩子啊，为什么不再等两年，任何理想都比不上珍贵的生命。

不过换了我是她，同样的机遇下，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她也不是故意赴死，没想到发发传单就会送命而已，还是太年轻，也好，生命无常，怎么都要死的。

最后轮到希特勒本人的崩溃，「帝国的毁灭」，记录希特勒最后的日子，饰演希特勒的演员简直是个神，希特勒本人活过来都未必比他演的好，要把大人物演出平常人的一面，是老生常谈，他完全做到了。

可是，这样的人物本来就不是平常人，到那个位置，尤其像希特勒这样把世界搅的天翻地覆的人，他早已忘了当平常人是什么滋味，这样看不到太多真实人类感情的片子，个人不大喜欢，尽管它很纪实。

这部片子完全没有探讨法西斯灭亡的原因，只是记录了过程，但要说导演没有意识形态是不对的。

戈培尔夫人在自杀前，残忍的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个一个毒杀，六个，一个镜头都没省略，导演把全过程拍出来给观众看，这绝对是限制级的镜头，作为大人我都受不了想大叫，这样做毫无必要，极大的挑战了观众的神经，完全是一种冷暴力，以暴制暴，导演想展现法西斯的邪恶，但这样的镜头遗憾的展现了他对暴力的喜好。

我心目中真正的止战作品是「西线无战事」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书能唤起人对生命起码的恻隐和怜悯，想想那句催人泪下的话：＂脱下彼此的军装，我们能成为兄弟＂，没有人会不反对战争，讽刺的是这样优秀的反战作品诞生于一战后，却依然没能阻止迄今为止人类经历的最大规模战争二战。

经典文学的思想内核都是普世的、人文的，这是人类的共同底线，其影响力是深刻久远的，但某个短促激进的行为依然足以把人类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愿选取Sophie在行刑以前对Hans和Probst说的这句，作为标题。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的德国，慕尼黑的大学生秘密地在一些公共场合写标语，表达对于纳粹统治的反抗，其中Scholl兄妹决定涉险将传单在大学中分发。

他们的行动很轻易地就被发现了，他们被逮捕，被审问，到最后行刑。

这故事不过几天时间。

整部片子，仿佛德国这个民族，不多一分一毫的修饰，在影片情节内容安排，拍摄技巧运用等方面都十分的精要。

希望·天空·阳光在最初的审讯时，Sophie面对严峻的检察官，在空隙间会望一望窗子，仍能够望到蓝天。

这蓝天客观上不过是蓝天，但是更多的代表着Sophie心中的希望。

在最初一轮审讯结束之时，Sophie被短暂地逮捕，随即又将被释放。

Sophie望望此时的窗外，是红砖砌成的墙，黯无天日，她笑了，她不必面对这样的窗口。

然而就在此时，一通电话宣告Sophie她无法重获自由，就差那么一点点。

审讯继续，检察官妄图 Sophie能够供出更多叛国罪犯，此时的天空被拉起的窗帘挡住了。

尽管Sophie把她的智慧、信仰真诚地与检察官分享，检察官并不为所动。

检查官也无法动摇一点点Sophie的世界观，她的理想，他拉开窗帘，背对着窗，然而Sophie看到了灿烂阳光，看到茫茫天空。

即使是Sophie被关在监狱，她也时常伫立于窗边，那个小小的窗，却有充足的阳光，能看到辽阔的天。

在空袭的晚上，她似如春笋兀立迎接春雨的洗礼，她勇敢地站立，彷如不畏惧盲目的爆弹，彷如自己是自由的，而不是被监禁的。

Sophie对着小窗口，呼唤她的上帝，呼唤又是宣告着她的希望。

最后Sophie被带出监狱，她即将面对死亡，却如一个初生的孩子，闭目沐浴着纯净的阳光，那一刻，仿佛世上没有了杀戮，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尊重，没一个灵魂都是自由的。

反抗·言语·神情贯穿全剧的是，那些为理想的争辩，到处都迸发着希望的信念，反抗的坚定。

人的思想、信念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得以传达。

在Sophie与检察官对峙之时，自从她明白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只有承认自己的“罪行”时，她毫无逃避，她为自己的行为自豪。

她一直都是那样坚定和骄傲。

她反问检察官为什么犹太孩子和他们一样却被无情地用煤气、赌气杀害；为什么一个在他家乡的犹太牧师受到所有人的侮辱，而后毫无悬念地被杀害……她质疑检察官，他依据的法律妄图带来秩序，不过是希特勒用来高压统治，剥夺人们言论的自由的凭借。

她认识到，她的民族正在被引导向一条死路，当希特勒失败之时，她的民族，会被世界人民排斥、指责，指责民众没有反抗希特勒的暴行。

她回答检察官尖锐的问题，民众触犯法律，检察官觉得应该让民众遵守法律，Sophie镇定地说，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依据人的良心。

人们，在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自己的权利，免于专制的伤害……德国是一个寒冷的国家，人们时常说寒冷环境中长大的人更理性，而德国就是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国家。

然而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通胀，失业这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以及德国在一战后的耻辱：凡尔赛合约……这，使得德国一部分人沉醉在希特勒的蛊惑中……然而在此情况下，仍然有清醒的人，大学生——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青年能带来希望。

在所谓的诉讼时，一个身着红袍的法官几乎把整个诉讼的发言几乎都自己说了。

所有的审讯程序都是虚设，辩护律师，听证人，全部都鸦雀无声，更不要说反对的声音。

没有反对的声音就不可能有公平的审判，当只有一条所谓绝对正确的信条时，它必然是需要被怀疑的。

真理是不需要歇斯底里的，真理并不需要强词夺理，指鹿为马，而法官恰恰只会抢断被告的反驳，只会大声呵斥，你看他额上青筋暴起，再看看镇定凛然的Scholl，正如Sophie所说，正因为法官以及所有纳粹思想的拥护者，纳粹之所以逮捕、审讯、处死他们，是因为纳粹的恐惧。

在影片中，让人为之一振的除了那间歇出现的天空、阳光以外。

还有坚信希望坚定反抗的拥有共同理想的青年们的眼神。

无论是他们独处时流露出的勇敢还是他们相互传递的鼓励，相互传递的希望与爱。

你能在他们的眼睛中看到他们的力量，能从他们的眼睛中获得力量。

就在行刑前，监狱的看守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安慰，虽然这不符合规矩，三个“战友”——Sophie、Hans、Probst.围成一圈，同抽一支烟，他们微笑，为共同的理想而死，有能够分享思想的知己一同赴死，或许是一种英雄之泯灭的安慰。

他们拥抱，仍旧微笑。

Sophie首先被带去行刑，她说：太阳依旧照亮天空。

她被押向刑房的路上，充分汲取着阳光。

她美丽而年轻的面庞，在阳光下温暖，彷如新生的婴儿。

思想是不死的。

我想起了《V for vendetta》中，最后的枪战场面，惊慌失措的官员一个劲的放弹，嘶吼：Die! Die! Why don’t U die? 接下来就是：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more than flesh,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an idea.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