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

关于导演和这部电影的采访http://blog.laemmle.com/2015/11/writer-director-deniz-gamze-erguven-on-mustang-her-fierce-feminist-debut-feature/La Femis毕业学生的处女作，虽然在土耳其拍摄，但是全法国班底，法国资金，今年还代表法国参加奥斯卡，不得不说令人惊讶。

去土耳其一直在我的bucket list上，而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对土耳其的乡村生活管中窥豹。

伊斯兰世界中世俗如土耳其，也免不了宗教带来的影响。

1930年代，土耳其便成为了世界上最早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之一，而今天，总统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在引领土耳其变得更加保守。

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不得不说是个危险的信号，先有如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倾向于保守派，再接着ISIS成立。

显然中东地区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平衡支点还没有找到。

文 / 柳莺追随德尼兹·嘉梅兹·埃古万的镜头深入土耳其北部村庄是一趟令人心醉而又心碎的旅程。

在这部名为《野马》的处女作中，女导演将青春题材、女性视角与民俗风光融于一炉，对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进行了一次本土化的重写，透过一个残缺家庭的崩塌，抨击保守传统对下一代尤其是女性的戕害。

有感于家乡土耳其男权社会的压抑，毕业于法国最负盛名电影学院La Fémis的埃古万选择和同窗爱丽丝·威诺古尔一起，为那些勇于反抗家长专制，一心奔赴自由的年轻女子们谱写一曲影像赞歌。

据导演说，《野马》多少有些个人经历的投射，当年自己在海滩与男孩们嬉闹，回家后便受到长辈严厉的惩罚。

这一段回忆被导演安插在了电影的开头，只不过，和故事中那些扯着嗓子与祖母吵架，以捍卫自己正当权力的姑娘们不同，当年的艾古万默默忍受了所有的责备，而这些心有不甘的愤懑，若干年后统统在《野马》中喷发。

义无反顾的青春气息几乎从电影的开篇就扑面而来。

明晃晃的阳光，在手持摄影的跃动中，划过一所学校中学子们的脸庞。

这是暑假的开始，在一场简单的欢送会上，女主角拉莱抹着眼泪告别了喜爱的女老师，后者将定居伊斯坦布尔。

对于拉莱和她的四位姐妹来说，那里几乎就是另一个世界。

即将远行的女老师在莱拉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新的联系方式，从那一刻起，伊斯坦布尔便成为电影中最大的符号，这个驳杂且世俗的城市变成了自由、驳杂甚至叛逆的象征。

与都会的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镇虽然淳朴但却闭塞的民风。

这种矛盾集中地体现在拉莱的祖母身上。

作为一个保守的传统妇女，她对孙女们时常出格的行为大为光火，也不停地为她们的婚事操心。

但更多的时候，她又显露出仁慈的一面，五姐妹偷偷搭车出去看球赛，她们疯狂的模样不巧被电视转播的画面捕捉到，而女孩们的严厉得不近人情的叔叔，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和邻居们把酒言欢。

为了避免一场腥风血雨的家庭大战，祖母召集村中妇女，用石子砸坏电视线路，才使女孩们躲过了叔叔的兴师问罪。

妇人之仁虽给电影带来一丝幽默，却也是只是片刻温暖而已。

真正掌管“生杀大权”的，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叔叔谢里夫，而他也是电影中所有“家长集权之恶”的来源。

失去双亲的五姐妹由谢里夫抚养长大，而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如何将她们塑造成符合传统标准的好姑娘，并尽快找到与其匹配的丈夫。

面对女孩的反抗，暴力镇压是他唯一的处理方式。

当然，电影极力地克制着每一场冲突的激烈程度。

因为一个有性格缺陷的家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弥漫整个村庄的专制思维为暴力赋予了某种合法性。

镜头之下的五姐妹，却是如同花骨朵一样柔软的存在。

《野马》用细腻的笔触开掘女性欲望，手持摄影机无限地贴近少女们的身体，仿佛午后阁楼切切耳语。

镜头中，肉体代表青春的诱惑，更充满着反抗的意味。

风中飘扬的长发，与时刻包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形成鲜明的反差。

也许是为了避免某种陈词滥调，《野马》中的包办婚姻并非十恶不赦，大姐幸运地嫁给了和自己私定终身的男人，而这个甜蜜的开头却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好运，反之，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至。

在对于这一传统的处理上，导演保持了自己的冷静，却丝毫不掩悲观——这套冗长复杂的社会仪式中，运气佳者得到真爱，反之则盲目毁掉一生。

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凸显着女性选择的无奈。

绝望的生活需要出口，于是一百公里以外的伊斯坦布尔就成为女孩们想象中唯一的救赎之地。

遥远的都会代表身心的自由与思想的开放，一个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远在天边的乌托邦。

落在姐们身上的诸多不幸，是通过拉莱的观察透露给观众的。

作为五姐妹中的老幺，导演为其赋予了最叛逆的性格和最丰富的成长可能。

在目睹了二姐与三姐的悲剧后，这名未成年少女终于决心不再当笼中的囚鸟。

要么以顺从的姿态臣服，要么以决绝的姿态斗争，哪怕最终的结果是玉石俱焚。

拉莱自我觉醒的过程，是电影勾连观众与土耳其现实世界的中介，透过她的眼睛，我们得以对异国乡村的保守文化进行观察，从而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这位主角最后的反抗。

拉莱的反抗，最终以逃离桎梏的形式呈现，电影开头埋下的伏笔在结尾处得到了恰当的呼应。

整部电影也在无尽的悲剧过后，走向了片刻的光明。

然而，令人向往的伊斯坦布尔，难道就能带来所有的自由吗？

如果说《野马》的收束给人略显潦草之感，那绝不是因为结尾本身的原因，毕竟，只身离家的小女孩，并不能做出如超级英雄般的惊天壮举。

在好友的帮助下来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已然是其能力的极限。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结尾是符合逻辑的。

更大的问题，也许存在于导演的创作预设中，思维已然西方化的埃古万用“自由”作为唯一标准，来剖析乡村少女激越的青春躁动，这其中，自然忽视了对更深层社会背景的挖掘，使得片中的不少角色心理流于浅表。

追求个人幸福的少女和十恶不赦的旧观念，被塑造成二元对立的两极，镜头也毫不遮掩地在柔情与暴躁两种风格中转换。

这略显粗暴的分野，正是典型的西方切入视角，反抗者拥有天然的正当性，她注定要被赞美、被歌唱。

当然，作为一部完成度颇高的处女作，《野马》在技术和叙事各个层面都无可指摘，颇为流畅的剧情，交织着悲悯与希望，青春的万丈光芒，在鲜花般的姐们身上闪耀得淋漓尽致。

外滩·文工团

电影的最后，最小的两个女孩儿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自己的老师，逃离了注定被婚姻束缚的命运。

伊斯坦布尔的清晨静谧而美丽，为女孩儿们的新生活洒上了金黄色的希望。

我喜欢这样的结局，野马终将获得自由，生活终会慢慢变好。

五个花季少女，被锁在半山的家里，也被所谓的宗教礼义无形地束缚着。

大姐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二姐只能被迫接受长辈的安排。

两人的婚礼在同一天举行，喜悦与落寞交织。

大姐的反抗来自在规矩的范围内芳心暗许，“我和全世界做爱”，二姐的反抗则止于无声的呐喊和坚挺的处女膜。

专制残暴的叔叔对三姐的侵犯显而易见，三姐最终以自杀的方式向命运抗争。

四姐面无表情，仿佛已经无奈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可谁知心底反抗的火苗是不是还在燃烧。

最聪明的小妹啊，偷偷学开车，勘察路线，在四姐的婚礼当天，终于将家人关在了门外。

多么嘲讽，象征着牢笼的家此时却成了姐妹二人暂时逃离束缚的港湾，获得自由的方法是将自己锁在里面。

如果影片在叔叔破门而入时戛然而止，那将无意于一记重锤砸在心底，可以预见的悲剧想必会令我一整天都吃不好睡不好。

幸好，最终在卡车司机小哥儿的帮助下，两人成功地逃了出来。

我喜欢这个结局，虽然有失力度，但带给人童话般的希冀与光明。

世间悲剧莫过愚氓灭美。

影片极美，明快的色调下，青春少女如花绽放，飞扬的长发，恰如野马在风中畅快奔驰。

姐妹偷跑出来去看足球赛，又是极其畅快，好像美式青春片。

相对于个性分明的五姐妹，片中与她们相亲的男性都面目模糊，想来二十年以后难免又都是独断专横，像叔叔一样的中年男人。

开卡车的司机小哥儿，无疑是影片中最帅的男人，从载姐妹追赶公车，教小妹开车，到最后送姐妹上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风吹起你的头发，拂过你的笑容，仿佛天使坠入人间，仿佛骑着白马的王子来拯救公主。

土耳其女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的处女作令人惊艳，电影细碎之处很多，镜头画面富有情感，细腻动人。

土耳其相对开放的外表之下，仍然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这与我们何其相似。

看见这样的新闻，我们常常感叹人性的愚昧。

可人变聪明的过程大概是极其缓慢的吧，现在的我们比一百年的人们应该是聪明不了多少的，改变的是社会、是教育、是制度的革新。

所以我们才需要女性平权运动，需要同性恋平权运动，需要一切让社会更平等、让制度更先进的呐喊与行动。

愿终有一日，野马无缰。

不受约束的父权如同“野马”电影《野马》（Mustang 2015）展示了宗教的压迫和“自由”的难以企及，看完后的确让人心绪难平。

至于“野马”这个片名到底有何寓义，不同观者有不同的解读。

有观点认为“野马”是“青春”的隐喻，也有人指出该片中女孩们的飘逸的长头发就像迎风飘荡的“野马”鬃毛。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认为“野马”是针对片中几位女孩来说的。

如果说“野马”有不甘受束缚和控制的含义，那么，这个含义是可以喻指本片中五个女孩的，因为“不甘”就意味着要“反抗”，她们的确都有过反抗的行为或想反抗的念头；如果“野马”是表示“完全不受管束”的这种状态，那么，以它来喻指处处受控制的五位女孩就不合适了，而喻指女孩们的叔叔，那位父权形象的代表者埃罗尔反倒是可以的。

通过对片中某些细节的分析，我觉得导演似乎更想以“野马”来喻指那不受控制的父权。

一般来说，雄性野马对它种群中的雌性行使两种权力：一是占有，一是保护。

“占有”即雄野马对它势力范围内雌性享有排他性的交配权，“保护”是防止种群受到侵害。

虽然我们不能将埃罗尔的行为和野马这种畜牲完全等同起来，但他那种在家庭中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他对自己侄女所做出的罪恶行为完全可以和野马相媲美。

那么，埃罗尔到底干了什么呢？

他要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自己的几个侄女，但又想“保护”家族名誉不受损害，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不妨从后面事件说起。

电影在53分钟后出现一个埃罗尔走进闺房的镜头，表明他性侵了老三，这直接导致老三自杀，因为无论是要嫁相亲对象还是心仪对象，她都无法以处子之身证明自己的贞洁。

遇到如此反抗，埃罗尔是否有所收敛呢？

电影在69分钟后出现了埃罗尔另一个走出闺房的镜头，且接下来的几个镜头是，他被母亲追问，请求他罢手，老四在房间里擦着床单，这几组镜头似乎可以说明他又性侵了老四。

从擦床单就能解决问题来看，他这次性侵程度似乎要低于上次，可能也就是猥亵或一种变态发泄。

他这两次性侵行为都被小女孩拉蕾看在眼里，只是装着睡着了而已，但被侵害者都没有反抗；也无法反抗，因为即使她们祖母知道了这事，她也只是求他放手，没有给他任何责备，可见父权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了。

如果大家觉得埃罗尔也就干了这么一两次，可能就错了，似乎有证据表明埃罗尔的兽性行为不是从老三身上开始的，或许性侵老三还是老大和老二出嫁后的结果。

老二出嫁新婚之夜，由于生理原因没有落红，被婆家人押着去医院检查贞操（而且公公是带着枪的，这他妈是什么社会啊！！！

），当医生问她是否有婚前性行为，她回答是肯定的，同时回答“我跟全世界都做过”，后来又补充说“我应该是和某个人做过”，那么，什么样的人在她这儿是“全世界”？

如果说这是她对自己相好的称呼，那么，为什么影片展示了老大和老三的相好，却不展示她的呢？

显然，“全世界”应当另有其人。

如果不是她的相好，那可能是谁呢？

而且，从她回答医生的语气看，她似乎对这个“全世界”扮演的还是“主动者”的角色，那么，问题就更复杂了。

从 “骑男生肩头事件”看，埃罗尔当时非常生气，他质问她们三个大孩子，是谁的主意时，为什么最后埃罗尔认定是她，而不是她姐或妹呢？

此外，因这个事件引发的检查贞操一事，为什么小妹向她提问？

关键在回到家时，祖母看过检查结果后，为什么欣慰地跟她拥抱而不是其他人？

这似乎说明祖母最担心的人是她，同时也表明祖母一定知道点什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再想想，她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同时又坚称自己还是处女，说话语气还很坦然并不以此事为意，是否可表明她早知自己的生理特点，而且在满足埃罗尔兽性行为方面，她其实充当了“牺牲者”的角色？

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她出嫁前的哭泣是一种担心而非难过了。

那么，埃罗尔又是如何在罪恶行为之外维护家族的名声的呢？

他应当也知道老二的这个生理特点，所以他才敢带众侄女去做贞操检查，因为有这个“牺牲者”他也就没有再动其他人。

只是，在“牺牲者”出嫁后，他一时“性急”动了老三，导致自杀事件发生，之后他再次性急，他也不敢随意动老四了，所以，上文说了他对自己行为有所“收敛”。

可见，埃罗尔维护家族名声并非他自己的“功劳”，似乎是众人共同维护的结果，比如对待他的丑事，受害者都是默默忍受，不但不声张，还主动帮他消灭罪证，也正是这种“维护”才导致“野马”在黑暗中恣意妄为。

或许以上分析是我想多了，但我总觉得导演在以上问题上用了曲笔，因为既然要批判宗教所维护的父权制度，为什么又将最能引起人们愤怒的事表现得遮遮掩掩呢？

可能，一方面导演要维护大多数善良穆斯林的情感，另一方面不想让观众对人性失去基本的希望吧。

我们之所以可作如上分析，是因为我们要通过本片知道那个地方的宗教所维护的那种制度在压迫妇女这个事情上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从而唤醒人们对妇女人权，尤其青少年女性权益的保护。

（文/石板栽花 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PS. 感谢奇遇电影字幕组提供本片中文字幕的翻译人员：@raisedbyswans @塔拉Tala ，校对：@raisedbyswans ！

作为一部讲述土耳其故事的电影，我个人觉得，《野马》其实是更加法国的。

这不仅是因为，首先，影片由法国投资，代表法国选送奥斯卡，本身就有一种文化划地域的成分在里面。

其次，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虽是土耳其人，同时也毕业于法国高等电影学院La Fémis，影片整体的影调、配色、摄影、音乐，都相当考究精致，透出浓厚的标准学院派气息。

觉得《野马》法国，主要还是因为，影片以一种高度戏剧化甚至是带有黑色幽默的戏谑性所安排的重大转折和理想化结尾，都彰显出一种以法兰西和欧洲文化来解决问题的优越感，这并不是一部以苦难题材为主题的影片应当有的现实主义态度，说人话的话就是不够惨，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野马》变得好看起来。

生在在土耳其小镇的五姐妹父母早逝，因为流言而被叔叔们囚禁起来，并在依次婚嫁的途中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这样的故事原本并没有什么新鲜，关键词很容易想到，简直可以写出一箩筐——反抗父权制，批判封建礼教，追求自由，逃离禁锢，女性意识的觉醒。

但《野马》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写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更没有像《索尔之子》那样去用力刻画悲惨，这些女孩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女性，或者说是穿着土耳其长袍的法国女性，她们在影片开头就在海水中和男孩嬉戏，在房间里裸露肉体，翻窗和小男友实践欲望，偷走叔叔的车，在被医生检查处女膜的时候说“我和全世界睡过”。

这简直就是法国新浪潮时期那些走在路上的女性们的土耳其式复刻，所以我会说《野马》很法国。

这也正是电影的核心，《野马》刻画了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生理伦理，这种以性自由、婚姻自由为外在表现的生理伦理背后是这些女孩们没有来源、也不用觉醒的个人意志。

这种个人意志是与生俱来的，影片没有刻画女孩子们的价值观如何建立，如何转变，也没有表达她们的知识来源，只把把伊斯坦布尔和女老师作为一个遥远的目的地放置在影片的最后。

这让影片最后的出走，具有了与另外两部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布鲁克林》和《房间》不同的意义。

在《布鲁克林》里，女主角的出走是新移民去建立新式中产阶级家庭，她在出走后才逐渐完成个人身份的自我完善与确立。

在《房间》里，妈妈和儿子被禁锢后逃离，禁锢所同时也是庇护所，最后她们需要回到房间，才能找到禁锢与现实世界间的自我平衡。

但在《野马》里，女孩们则在出走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完整的自我，出走的动作，只是戏剧意义上的高潮，并非是人物心理的成长巅峰。

作为现代化已经走得比较向前的穆斯林国度，土耳其的女性状态依旧非常严峻。

总的来说，《野马》依旧是一部描述苦难的电影，虽然苦难得比较含蓄。

电影的主人公五姐妹被描绘得青春洋溢，这一点在影片的开场被放大到极致。

女孩们用仪式感的嬉闹来记录自己的青春，舒缓的慢镜配合柔和的背景音乐，制造出一种唯美的镜头感，美好到令人有定格的冲动。

美好总是无比的短暂，邻居家的女人通报了女孩的祖母海滩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土耳其，女人是不允许在公众场合做出任何挑战男权观念的言行的，即便是简单的肢体接触也会被视为对纲常伦理的违背。

女孩们遭受了来自叔叔的暴力相向的惩罚，女孩们就此开始了被囚禁的生活，而电影对自由这一维度的探讨也刚刚开始。

女孩们被囚禁之后曾试图逃出去看球赛而大费周章，而电影在这一段落意外的加入了一份诙谐的逗趣成分。

女孩们的祖母发现女孩们出现在了电视直播后毫不犹豫的冲出去砸坏了电路，帮助女孩们逃过了一劫。

相比于叔叔无休止的暴戾，祖母这一形象软弱中夹杂着诸多无奈，在习以为常的风俗传统面前，她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电影这里依然在表面潇洒自如的叙事里保持着高度的张力，人物形象也保持着凝练、生活化的真实作态。

女孩们犯错之后，祖母领着他们上街并责罚他们罚站。

这一场戏的处理及其微妙，寥寥几个镜头便交代了土耳其乡村的原始习俗风貌和人的生活现状。

而在高水准的配乐和布光加持下，五姐妹的人物形象丰满、真实、立体，避免了青春题材电影里人物易扁平化的通病，其中以二姐塞尔玛和大姐桑尼尤为突出。

塞尔玛作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电影充分给予了空间来展现她情绪上的递进。

由开始的无奈，不甘，尝试叛逃到接受现状，心灰意冷，塞尔玛身上浓缩了土耳其女性的悲凉命运，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电影在女性议题上最大化的发声。

而对于五姐妹里最小的拉蕾来说，她的定位更合乎青涩而心怀美好向往的幼年少女心境，在荷尔蒙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她以一种纯真而暧昧的视角还原了其他姐妹的青春期生活；而对于观众而言，这一点则规避了导演意识的强加，是一种极其聪明的做法。

然而影片在后半段却略显心急，失去了耐性。

接二连三刻意安插的情节剧桥段，让故事失去了娓娓道来的平稳自如，逐渐向类型化电影靠拢。

叔叔的暴戾超脱了肢体层面，继而转向了性侵犯，三姐埃杰无法忍受虐待而出离叛逆，最终招致了自杀的结局；另一位较小的努尔和拉蕾相依相伴，看似天真无邪的她们也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在电影的后半段里，我们的情绪会不自觉的被她们所牵引，进而憎恨电影里叔叔等男性角色。

叔叔作为影片里绝对的反面形象，起到推动剧情发展和烘托主题的作用。

这样一个专制暴戾的男性形象在宗教保守主义盛行的土耳其是否司空见惯我们无从得知，不得不说电影存在极大的嫌疑是在制造女孩们反抗的行为动机的同时也是在为了讨好主流观众而刻意营造强烈的代入感，而这也让叔叔一角脱离了生活化的剧作设定，转而向好莱坞剧作的脸谱化方向靠拢。

同时，某种程度上，电影似乎只在告诉我们：自由、反抗都是仅仅关乎于这个牢笼一样的房间，而不是更大的社会环境和外部世界。

只要逃离这个房间，便能收获一劳永逸的美好结局。

而电影的结尾恰恰应验了我们的猜想：女孩们坐着大巴，来到了繁华的市区后投奔了自己昔日的老师，之后的际遇、去向都无从得知。

而电影百番周折描绘的逃离过程似乎并没有激起强大的共鸣，相反被俗套化的处理方式冲淡了本该有的情感冲击。

作为一位女性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算是交出了一份令人颇为满意的答卷。

尤其是结合当今女性平权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来看，电影是具有时效性的，相比之下，电影里五姐妹青春期的懵懂和内心成长戏码却都显得不温不火，无甚新意；作为导演蒂尼斯·艾葛温的长片处女作，或许出于其本人的移民背景和身份经历，电影的情节设定可谓有不少导演本人自身的内心投射。

作为从小旅居法国的土耳其人，尤其是一位女性，艾葛温在童年历经了所有土耳其女性都会遭受的极端男权社会对女性个体的压制，而在她到了相对自由、尊重个体独立意识的法国后，这个国家带给她的一切让自由意识的种子深埋在自己的内心里，也顺其自然的延续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所以，五姐妹电影里的五姐妹身上寄托的女性意识，让整部电影多了几分现实主义意义，却也一定程度上因为对社会反思的浅尝辄止沦为略为鸡肋的鸡汤电影。

我们会爱鸡汤吗？

未必吧，在喝完几次油腻腻的鸡汤后，嘴里剩下的恐怕只有苦涩。

野马！

束缚！

挣脱！

也许你会说，这是一部关于女权的电影。

是的，当人性被以爱之名囚禁时，悲剧便在悄悄滋生。

不过，从对道德和自由的探讨中，也隐藏了另外一些东西。

五个青春洋溢的姐妹花，确是五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当面对同样的命运时，该怎么办？

老大的据理力争，老二的默默承受，老三更是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反抗，老四从懵懂承受到反抗，老五的机智勇敢。

在外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性格决定命运被表达的多么淋漓尽致……

标题是前几天见到的Lens视觉的1月画册的主题，很契合看完《野马》的感受。

每年都会出现那么几部亮眼的土耳其电影，去年有努里·比格·锡兰导演的作品《冬眠》摘得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今年是蒂尼斯·艾葛温的导演处女作《野马》代表法国入围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少女，禁锢，反抗，死亡。

这是一个发生在土耳其北部小镇的故事。

矛盾在开场10分钟就迫不及待爆发。

年轻的五姐妹放学后跟男孩在海边的戏耍玩闹，被镇上别有用心的毒舌妇传成某种“性丑闻”，在人言可畏的伊斯兰教国度，只言片语都能发酵成巨大道德危机。

所以最直接的结果是——奶奶对五个女孩进行“贞洁检查”然后实施禁足，限制禁锢逐步升级，蛮横隔离了他们与外在世界的关联，她们不准去上学，不准见男孩，不准穿暴露的衣服，不准去看球赛。

相亲结婚，按部就班。

从安装铁窗到门口的铁栅栏，这个“家”变得愈是像一座监狱。

强大的压迫终于激起五位女孩身体力行的反抗。

家长们再怎么密封，她们总有办法出逃。

大姐索纳伊把保守的棕色长裙撕裂到大腿根部，偷爬窗出去私会男孩，三姐跟陌生男人车震然后跳楼自杀，最小的妹妹拉蕾往前来提亲的客人咖啡里吐吐沫。

1是的，特别是这个最小的女孩拉蕾。

她在前两位姐姐出嫁之后迅速成长为姐妹团最诡计多端的小英雄，正如《瓦嘉达》里的12岁女孩为了买到心爱的自行车可以费尽心机去研读毫不熟悉《古兰经》，拉蕾可以为了帮助四姐逃脱包办婚姻，也会到奶奶房间偷钱，偷溜出门找货车司机亚辛学习开车，带着四姐跑到遥远的伊斯坦布尔。

这种古灵精怪的孩子形象在第三世界的电影里尤其吃香，电影双周刊在评论阿巴斯作品时曾描述过缘由：“或依稀混杂着丝丝成熟世故后的自惭形秽，以及丝丝对于自身童年的依恋...他们不仅自然得完全不像演戏，而且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把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至善至真的纯真表露无遗。

”类似的表达在美国电影里也多有出现，1997年《猎犬》里狂热爱着猫王的达科塔·范宁，《阳光小美女》里跳爷爷舞蹈的阿比盖尔·布蕾斯琳，甚至《海扁王》里的“超杀女”科洛·莫瑞兹都有同类叛逆特质。

《野马》里的拉蕾也是如此，通过儿童明澈的内心世界，以诗意的表达来映射成人社会。

她们还在随心所欲的年龄，还没有形成顺应社会舆论需求的“人格面具”，还能让人“不小心窥见”真实温暖的美好。

2荣格在其《原始意向和集体无意识》书中提到过“人格面具”的概念。

人格面具在希腊文里原指演员为出演某个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后来泛指人在环境压迫下，采取相对应态度去应对不同境况。

在社会规范里每个人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双重，甚至多重性格。

人类是一种要遵循文化习俗的社会动物，但因此生成的人格面具，并非我们真实的自己。

在《野马》里不仅是主角女孩们，对艾敏阿姨这个人物也有双重表达。

土耳其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艾敏阿姨常年在这种传统教义熏陶下，不仅自己成为男性话语的顺从者，更身体力行地监督和传递这种观念给年轻女孩，但电影情节又让我们看见她私心“叛逆”的一面，比如她可以为了掩护五个女孩偷溜出去看球赛这件事，破坏家里的电闸，拿石头去砸镇上的供电器，让全镇都看不了电视。

3《野马》的故事构架跟1999年索菲亚·科波拉的《处女之死》很相似，两部片也都有同样的别名《锁不住的青春》。

都是五个女孩因传统教义被家人禁锢（虽然这个宗教不同），都有自杀情节，但是《野马》的热血抗争和《处女之死》的压抑阴郁还是拉开距离。

《处女之死》对女孩抗争的处理极度艺术化，除了最小的妹妹西西莉亚措不及防地跳楼，其他四人均有预谋地在某个晚上集体自杀，还刻意吸引男孩进家，来见证这场死亡盛会。

整个情节安排透着强烈的仪式感，且全片不少桥段都如是。

但《野马》里五个女孩的抗争爆发是奔放强烈的，见筋见骨，有血有肉。

虽也有惨烈如三姐埃杰的骤然跳楼自杀，委曲求全如二姐受婆家屈辱，但大姐索纳伊还是如愿以偿嫁给了心爱的男孩艾金，四姐努尔在妹妹拉蕾的帮助下逃离被安排的命运，整场抗争看下来有喜有忧，至少取得局部胜利。

而且不同于《处女之死》大篇幅阴暗窒息的画面，《野马》对五个女孩在房间里的玩闹刻画得唯美梦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五姐妹被禁足的阴郁萧瑟感，导演蒂尼斯·艾葛温让这群女孩在镜头里充满青春的活力，野性的长发在风中狂纵舞蹈，如同无法压抑的自由欲望。

这种美好，跟《我在伊朗长大》里玛姬的奶奶每天往Bra里放茉莉花的细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便是受困于“牢笼”，她们依然不放弃对美的渴望。

对比《处女之死》里随处乱丢衣服和圣母像的家、自暴自弃每晚在屋顶上和不同男人做爱的蕾克茜，《野马》更有股“立象以近意”的讲究，让你看见腐烂黑盒里装满香气诱人的鲜花，巨大反差激发观者保护的冲动。

4在传统的男性话语里成长起来的女性，要形成独立自我意识举步维艰。

2009年英国的《成长教育》里就曾以16岁女孩珍妮“被小三”经历来讽刺父权制社会结构。

珍妮原本一直遵照父母意愿学习生活，考牛津大学。

机缘巧合碰见风趣博学的男人大卫，他带她去她梦寐以求的巴黎，带她见识灯红酒绿——音乐会舞会赛马赌博，这个男人甚至虏获珍妮父母的心。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大卫其实已婚，在珍妮发现这件事之后他甚至逃避责任，彻底消失了。

电影前面80分钟构筑的完美男性形象在结尾轰然崩塌，反倒早前被珍妮视为刻板的女老师和校长，此刻成为她自由创作的守护人。

土耳其的《野马》同样有这层意思，只是不像《成长教育》点明说透。

它有激烈尖锐的自杀情节，却又留下未尽之意诱人浮想联翩。

五位女孩诚然有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父权制社会结构，但这所有的对抗都必须依赖其他男性。

大姐的所谓“幸福”是靠男人给的，因为她爱上的男孩刚好愿意前来迎娶她把她救出火坑；二姐新婚之夜被婆家揪去医院验处女膜，给她做检查并善意表示可以帮她说谎的医生是男人；拉蕾帮助四姐逃婚，也是找来货车司机亚辛来帮忙，送她们去车站搭上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车。

桥段细节明晃晃，说的都是对当下境况的无奈。

男性依然是女人们的出路，是她们强有力的倚靠。

没人知道蕾拉和努尔逃到伊斯坦布尔之后，是否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留点分寸，反倒诱人。

让观者笃定，即便禁锢在黑盒里的鲜花枯萎败落，仍留馨香满怀袖。

比如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美学——身上的最后一块布拿掉后，就不性感了。

你看，《野马》的性感全在画外。

影片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阳光的照射，少女的懵懂，情窦初开的清新。

但同时又有着男权社会的桎梏。

可喜的是导演将两者平衡的极好。

节奏的把控很有力度。

最后出逃的那一段我竟然有种看安迪出逃监狱的紧张。

故事背景虽放在土耳其，我倒觉得更像是伊朗那一带的故事。

野马这个名字翻译的极好。

少女张扬的个性，肆意的青春就像不受拘束的马儿。

谁甘心在棚子里束缚。

自由自在的在一望无垠的原野上奔跑，才是少女该做的事情。

当她们坐上大巴车。

看见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远方是川流不息的大河，高架桥。

而不再是家里的栅栏围出的四角天空。

我与拉蕾同样欣喜。

因为就像姚璐说的那样，自由之外，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哪怕漂泊、哪怕艰险、哪怕恐惧。

缝制的傀儡留给你们吧，建造的栅栏最终围住的是你们自己。

年轻的人儿永远不要脱离知识。

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命运。

你可知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他人的后果是何等危如累卵啊。

拉蕾正是在姐姐们的悲剧中看见了眼前路，积极寻找解决之道。

犹如《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一般，虽然过程辛苦紧张，但是自由的空气比一切都重要。

如果说《何以为家》是外化的对人性的迫害，因为无节制的生育与本身贫穷的物质导致的悲剧的话——《野马》则是内化的对人性的迫害，表面上这是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有着五个衣食无缺的漂亮女儿们，实际上由于掌权者对于传统制度的认同与及思想的保守固化而导致女儿们或被成为交易的提线木偶，或被中伤被流言蜚语刺激到自毁性命。

此景正如加缪所言，过分夸大值得称道行为的重要性的话，人们也许在不知不觉中鼓励了人性糟糕的一面。

因为人们会认为这类行动是作为特例受到关注的，而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才是常态。

愚昧无知是人世间罪恶的根源，如果缺乏认知，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程度的危害。

——是的，愚昧无知是有罪的。

因为它害人，泯灭了人性。

没有人之道自己在维护着什么，没有人知道自己遵循着什么。

只知道要这么做而已。

正如开头拉蕾撕开他们虚伪的面具：你以为戴上头巾你就是圣母了吗？！

生命的活力是不会被挡住的。

正如植物需要光芒，具有向光性一般；人需要的东西（如自由，爱情，性），便会主动靠近。

所有反人类的制度，思想，它或被消灭或在被消灭之中。

只有符合人性，才可以谈及其他。

青春本该热烈，洒脱。

本该有着无边的活力与乐趣。

却因为一个可笑的理由被禁锢在房间里，这本就是反人性的。

你就是再打着“温情”的牌子，它也是反人性的，实质没有什么改变。

我所知就是我们绝不能做“攀岩的凌霄花”，而要做“橡树”。

要观天地，要看沧海，要驾祥云，要饮美酒。

记着，生命永远不会受到更改或打击，因为有生命还在继续的确据。

不灭的是这个生命，是这一刻没有来世，没有这个生命所指向的目标，没有世界末日的法庭或审判。

这一瞬间永远存在，而你，只有你才是你唯一的听众。

野马 (2015)8.12015 / 土耳其 法国 卡塔尔 德国 / 剧情 / 蒂尼斯·艾葛温 / 居内什·森索伊 多嘉·泽伊内普·多古斯鲁

《野马》的开幕，身着校服的少年少女在海边玩耍打闹，阳光灿烂，水波粼粼，被打湿的校服和头发，爽朗的笑声，一派明媚的青春景象。

谁也不曾想，在这个保守国度，一场放课后的嬉戏，会在一个家庭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五姐妹被奶奶严厉责罚，然后监管了起来，而这个家，也成为了生产标准化新娘的工厂。

她们学习烹饪、裁缝，被迫穿起了包裹严实的丑陋长裙，然而青春的美丽依然焕发在她们撕开的裙角、彼此会意的微笑和透过窗户望向自己爱人时的眉梢。

少女们不是没想过反抗，然而她们柔弱的抗争抵不过封建道德的重压，换来的只是越来越严密的管控，家里漂亮的蓝色小楼，是她们的监狱。

在循环往复的反叛和镇压的较量中，年龄稍长的大姐索那伊和二姐塞尔玛首先被迫走上了婚嫁之路，然而这两姐妹的命运在此却奔往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索那伊在提亲的阿姨上门时，率先向奶奶表示，自己可以出嫁，但只嫁自己的爱人，不然势必鱼死网破，她是幸运的，最终她得以和恋人拉金终成眷属，在婚礼上跳着舞的她露出了久违的率真笑容，和爱人长久的亲吻；而由家人前来提亲的小伙转而被分配给了塞尔玛，二姐放弃抵抗，嫁给了几乎算是陌生人的青年，同样是在婚礼上，他们夫妻只是面无表情的坐着，随后一醉方休。

紧随两位姐姐的婚事，家里开始安排三妹出嫁。

三妹看似温顺平和，在简单勇敢的小妹试图破坏给提亲阿姨准备的茶点时加以阻止，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殊不知这只是绝望带来的表象，而她的内心早已酝酿了暴烈的谢幕。

整部影片都是以小妹拉雷的角度讲述的，因此也用小妹的视角，隐晦的叙述了叔父对三妹的性侵，以及和陌生青年在车内的性爱。

在此之后不久，三妹自杀，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黑暗与压迫的最后反抗。

最后剩下两位年纪尚小的妹妹，然而这个家庭并没有放过她们。

三妹的死无疑深化了奶奶的担忧，加之对叔父的禽兽行径有所察觉，着手让四妹嫁人，当稚气未脱的四妹与一位明显比她年长很多的青年戴上红绳系着的戒指，确定订婚关系后，小妹终于忍无可忍，她再一次鼓动姐姐一起出逃。

所幸，这一次，她们逃走了，一路来到伊斯坦布尔，投靠了自己的女老师。

当拉雷敲开女老师的门与她拥抱时，全片结束，留下我坐在屏幕前，心里五味杂陈。

纯洁的戏水成为“荡妇羞辱”的理由，自由青春在迂腐陈旧的伦理面前抬不起头，这并非《野马》的艺术创造，相似的场景镜头，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绝不见少。

影片中二姐塞尔玛因为新婚初夜没有见红，被连夜拉到医疗所进行检查，当医生问她是否有过婚前性行为时，她说：“我跟全世界都做过。

”她穿着洁白的纱裙，躺在床上让医生检查，面无表情地吐出这句话的时候，内心该是多么耻辱又多么绝望。

这不是艺术手法，这就是现实。

当我以为时代在进步，当我以为种种压迫已经让女人意识到反抗的重要，当我以为我们应该掌控自己的思想灵魂时，他们却在热议“贞操是不是女人最宝贵的陪嫁”，在告诉我当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最好的归属。

当我的心里装着宇宙与星辰的时候，社会却试图用“从属者”的身份把我绑在尘埃和泥泞中，不得翻身。

连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了，我们还在谈什么可笑的女权？

《野马》中除了懵懂却勇敢的五妹，还有一个不得不单独提及的角色，卖水果的小哥拉辛。

当五姐妹在公路上拦车追巴士时，是他载着她们去了球场，在小妹决心出逃后，是他友善的教会了她开车，在最后，当四妹和小妹从家里真的逃出，又是他，把她们送上了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巴。

拉辛就像黑暗牢笼里的一道光，童话故事里的骑士，在少女们的反抗之路上，尽自己最大的善意和努力，做了助推。

拉辛在车窗外和拉雷挥手告别的时候，我难以抑制的热泪盈眶。

愿也有运气遇见这样的光，你我在奔向自由草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