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一部更残酷、更现实、自我发声的《养家之人》从头到尾的感觉： 脏乱差穷是真的，不是为了拍摄电影，布景搭建的那种但格局很大，不止渲染悲惨孩子的质问掷地有声，没有资格就不要生育其实他照顾过yonas，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父母”他最后的控诉除了来源于自己对父母的印象，也与他自身经历分不开，算得上有理有据除了对于生育的质问，对于孩子控告自己父母合情合理合法的支持，本片还全方位地讨论了多维度的社会问题：作为边缘人物，没有身份，生活艰难；但家长只会辱骂动手，程度最轻的就是“滚开，杂种”对孩子压榨，愿意让他上学是“管吃住还能拿钱回来”，而且“放学后可以加班干活”女儿只不过是交易的筹码或代金券；父母的辩护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极好诠释面对世界时，是无数的恶意，而非“我却报之以歌”用爱去教育感化孩子，给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希望不能只从某一方的视角来看，要从旁观者的位置，全方位审视Zain和他家的悲剧绝对不只是父母的个人特质问题尽管他们冷漠暴戾，但父母并非天性纯恶生育观念只是表面其根源还在于这个畸形的社会生育观念 拐卖人口 女性地位[童养媳] 难民 黑户 阶层固化Highlight：街头孩子们的玩具是拿木条拼起来的枪，也许他们的童年里没有别的，也许他们都经历过战争；药品研成粉末倒进水里，衣服浸泡后拿到监狱里去卖Zain编造各种理由去买镇静剂挂满书包的面包车一次次经过没有蜘蛛侠只有蟑螂侠[这个人似乎被剪掉了]拿镜子反射隔壁的电视看动画Rahil的男友偷身份证也被剪掉了黎巴嫩人装作叙利亚难民领救济粮隔着铁窗的慰问极其讽刺监狱里做礼拜也被剪了打电话举报时狱友的反应《迦百农》的四重含义（我不懂基督教，以下是我牵强附会作出的分析，勿喷）原名更好，有宗教隐喻在：耶稣在拿撒勒不受欢迎，遂到迦百农传教影片中也多处出现十字架某种意义上zain是一个天使，有着本能的勇气与爱（或者是他裤子上的“美国队长”）妹妹来月经时天真乃至有点可笑地想掩盖，只希望她不落到阿萨德手中；甚至想拿了钱和衣服带妹妹偷跑最终他离开了“家”，那个棚子上压着轮胎的定居点游乐园：色彩斑斓，纯真的童年揭开人像的“衣服”：不羁于尘世的道德善恶观他来到了一个海滨小城有了一个稍微稳定的“家庭”也有模有样当了一回“父母”但这里并不是上帝之城一样要为生存挣扎苟且Rahil和yonas都没有身份最后rahil丢了工作然后因为黑户口被抓了为了不供出有儿子还挤出了自己的乳汁[被剪掉了]Zain和yonas没钱没吃的没水最后被从住的地方赶了出来............这座理论上的，“上帝之城”并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是“迦百农”的第一层含义：它在哪里？

也许，它不一定在哪个地理方位，也不一定就是历史遗迹小女孩就是混乱生活状态下的适者电影中提到的瑞典是一个符号，代表着应许之地： 不管是瑞典，还是现实中主演定居的挪威都是理想中的“天堂”想到达那里却是难上加难主角甚至参与了人口贩卖这是“迦百农”的第二层含义：狂热，希望的福音，绝望中抓住的救命稻草残酷的现实最终还是让zain崩溃他没有身份证明甚至妹妹也死了他走投无路最终拿起了刀主角也因此入狱这是“迦百农”的第三层含义：也许根本就没有“迦百农”现实将你压垮，让你彻底丧失希望但在新闻媒体、热线、法庭、律师的帮助下Zain起诉了自己的父母最终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归宿大概，这是“迦百农”的第四层含义：这个世界也许混乱，但仍存良善那也就值得宣扬“主”的教义世界也值得被拯救或许，这就是耶稣的本意？

五月中旬的时候，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已经迈过40亿元票房大关而余威未减，在中国历史票房榜单上位居《战狼2》与《流浪地球》之后。

在诸多超级英雄的合围之下，只有一部似乎名不见经传的黎巴嫩电影、一部由女性导演拍摄的现实主义“惨片”突出重围——正是《何以为家》。

票房超2亿之后，它已然创造奇迹。

黎巴嫩电影乃至黎巴嫩，对中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末长达15年的内战后，新世纪的黎巴嫩罕见地在叙利亚、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土地上独善其身，但和平的局面依旧无法帮助黎巴嫩电影在世界电影的版图中确立位置。

似乎只有《羞辱》（The Insult）的导演、一度在国外拍片的黎巴嫩人齐德·多尔里（Ziad Doueiri）在近年来获得声誉，他在2017年的这部作品帮助主演卡梅尔·巴沙（Kamel El Basha）斩获威尼斯影帝。

如今，美丽的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同样在戛纳等各大电影节上收获了世人对黎巴嫩电影工业的注目。

与多尔里不同的是，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从未脱离黎巴嫩的现实，更从女性的视点出发，温柔地关照着这个国家底层社会的女性与儿童。

与关注女性命运的前作《焦糖》《吾等何处去》相比，新作《何以为家》更具尖锐的现实批判力度，以小主人公赞恩的视点串联起难民问题、未成年人包办婚姻、青少年犯罪及人口买卖等严峻的黎巴嫩社会现实。

在这样一部意旨明显的电影中，我们得以窥见由真实出发的若干面向。

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创作倾向必须是批判现实的吗？

如此议题先行的电影会伤害电影的真实性吗？

在“惨”与“真实”之间，电影真正的面貌何以分辨？

一、“黎巴嫩儿童不是职业”——从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创作倾向说起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曾说过：“巴勒斯坦人并非一项职业或是一个口号，他首先是一个人类存在。

”从他的抵抗之诗里，我们惊讶于他意图去除的世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偏见以及本民族的所有孱弱与定势，因为他们同样“热爱生活，摘折杏花，在初秋雨落时感到寒战”，“回应身体的自然欲望、而不是别的指令去爱……”。

那么相似地，娜丁·拉巴基的创作仿佛也在向我们宣告：黎巴嫩儿童同样不是职业。

他们不是天生地就要生活在破烂的房屋里，生活在父母的强迫劳动与殴打以及无教育、无保障和无身份的局面之中，他们拥有像世上其他所有儿童那样幸福生活的权利。

这几乎就成了拉巴基通过赞恩之口所完成的核心控诉：我根本不该被生下来！

导演本人在片中扮演律师一角于是，《何以为家》借由倒叙形式及法庭戏份所完成的导演对全片真实影像的态度——从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的批判性。

由此再反观电影所反映的黎巴嫩社会现实，即便导演堆砌了种种惨状，我们也无法苛责于此——这本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之前一条赢得经验、资源与国际注目的必由之境，中国在1930年代的左派电影如此，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作品亦是如此。

对悲惨现实的银幕再现，既是导演的道义所在，更是作为媒介的电影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所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作为媒介对美国一点也不重要，可对于柬埔寨、对于伊朗、对于黎巴嫩，几乎就是其国人反思本民族，以及世界投来好奇之一瞥的全部意义与动力。

即便如此，中国或欧美的影评人仍或许永远都不会走上贝鲁特的街头，因此大可以不负责任地视本片为贫穷与混乱的第三世界奇观。

但实际上，真实在该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学规则。

我们可以直白地说，对现实的批判性影像就是他们首选的创作倾向，电影就是他们的武器！

这是娜丁·拉巴基可贵的创作态度，她与身为本片配乐师的丈夫抵押房子获得资金，并用3年的考察、6个月的拍摄和2年的剪辑完成了这部作品，几乎像独立纪录片制作者那样跳脱在电影工业流程之外；并且，那么幸运地，《何以为家》通过了审查，最终安然地面世了。

从《何以为家》出发，非工业的散点式创作将蕴含着黎巴嫩电影的无限未来。

在戛纳获奖以及在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时，这部电影的中文名还是直译而来的“迦百农”。

那是《圣经》里耶稣曾经传道的地方，后来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混乱与失序的象征——这就是拉巴基对母国的“一锤定音”，是早在剧本写作之前就定下来的片名，几乎就奠定了全片的所有基调。

二、真实的悖论——神性角色与电影的间离在经过上述的论断后，再来审视《何以为家》中真实的维度。

拉巴基在长时间的考察与准备中了解黎巴嫩底层社会的难民与街头流浪者，由此在他们中起用了了全片的所有非职业演员，并让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亲身经历决定了电影的细节——这是一次让电影去了解它的主角的创作。

非职业演员真正地获得了在表演时的天然优势，因为他们以个人经验应对着手持摄影前、自然光效下以及熟悉的破败环境里的所有几乎无确定剧本的情境，好比在镜头前重新过一次人生，以致于他们甚至不惧怕特写，不像侯孝贤电影里的素人一样站在镜头的远方。

最重要的人物是男主角赞恩，小演员的真名就是赞恩，是一位没有身份的真实的叙利亚难民。

他熟悉电影的所有情节，几乎就与电影融为一体了；他那在苦难中历炼出的冷漠与早熟，在所有戏份中都不曾露出笑意的忧郁的琥珀色双眼，帮助赞恩的角色成为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在他瘦弱的身躯后，闪烁着无数的难民儿童的身影。

这是全片最为失真又是最为关键的设置。

拉巴基曾谈及她可能的创作缘起：一个在土耳其海边死去的小孩，她的照片在全世界流转，但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会说什么？

这就是赞恩形象的意义，一个复活了的、替所有遭罪之儿童发声的神的孩子。

因此，赞恩代替所有孩子，以质疑生命起源的方式在法庭上起诉自己的父母生下了他；以及，如先知一般让妹妹隐藏来月经的事实，因为她会被父母以已经长大、可以结婚了的理由卖掉。

让人困惑的是，现实中的赞恩实则在身边遇上过不少这样不幸的女孩，那么拥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的赞恩一角，又以拼凑起他的神性的那些现实的碎片为根基。

这是《何以为家》中的真实的悖论。

我们来审视赞恩在全片的所作所为：阻止妹妹被卖而失败、逃离原生家庭而依附于一位埃塞俄比亚单身母亲、独自照料她的孩子约纳斯却最终因移民欧洲的诱惑而将其卖给人口贩子、因妹妹的去世而向其丈夫持刀行凶、被关进少年监狱并最终起诉自己的父母。

在如此大体量的影片情节中，赞恩一角一直超负荷地承担着全片意图呈现的所有黎巴嫩社会议题，这在其他议题先行的电影中往往会把角色压扁，并伤害电影的写实调性。

《何以为家》却成为了例外，即使赞恩的形象才开头成熟到了结尾，未经任何逐步塑造的过程，但我们依旧被沉重与肃穆的现实感充盈，因为这些事件就是黎巴嫩底层难民生活本身。

面对移民诱惑时卖掉约纳斯的挣扎、面对约纳斯母亲时的躲闪、面对妹妹身死时的愤慨与爆发，以及面对再次怀孕的母亲后毅然决然地做出起诉父母的决定……太剧烈的戏剧性，却又是那么具有可信度的底层写照。

我们不曾坠入电影堆叠惨状而达成的悲剧里，反倒因为太过密集的情节点与具有神性的形象而天然地感知到电影所完成的间离，乃至思索现实本身——这是《何以为家》与一众“卖惨”的电影的本质区别。

于是，电影中两处借由航拍镜头完成的对贝鲁特废墟般地景的描绘得到了一个妥帖的安置：这是电影在分明地阐释它的上帝立场与现代“贫穷”神话的塑造。

这一切无碍于真实，甚至让我们更加反思真实。

电影的自反性更加惊艳地体现于全片最后一个镜头：摄影机化身成为赞恩拍摄护照的相机，照相师的画外音指导着赞恩，然后他终于极为罕见地对着镜头露出一丝颇为复杂的微笑。

这是朝向观众的笑容，是朝向中产阶级精英子女乃至所有正常地度过了幸福童年的孩子们的瘆人的笑容。

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在一个猝然的闪光灯快门中才缓了过来。

于是你理解了这个特写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亚于德尼罗在《美国往事》结尾处的那个价值两千万美金的微笑。

（发于《文艺报》2019年6月12日第8版）

太奥斯卡了。

觉得自己又陷入看辛德勒名单时的情形。

逃离父母时那段handheld cam和片中的closeup我很喜欢，可能是本片为数不多的用镜头而非剧情推进情感的地方。

电影与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独特语言。

如何用镜头讲话是每位导演的必修课，在接触此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前导演应明确自己的身份并坦诚面对电影不能复刻现实，只能构建现实感这一前提和事实，并尝试引起知觉而非视觉共鸣，换句话说，观影时我所能感到的是导演如何用催泪弹试图强行将“现实”塞进观众脑子，而不是有关现实的概念。

（下面仅适合将男孩最终的笑容看作发自内心的笑容的观影者）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理解导演究竟在尝试将自我介入降到最低以力求客观/realistic，还是在表述自己对这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与呼吁，可无论如何，全片一直致力于营造的对抗，即男孩与父母和社会的三方关系，对于人无法存在于纸张文件以外的讽刺，对于宗教在人的意识上的影响，在最后几分钟里竟然迅速和解，一笔勾销了。

男孩得到了他的出生证明并与母亲的决裂，黑人女性找到了她的儿子，男孩父母依然心安理得地怀着下个孩子，这些费尽心机构建出的质疑，不公，委屈，愤怒，没有被延至更高层面，而是局限于电影中的几个角色，全片的一切悬而未决都消失殆尽，个体的苦难似乎已得以化解。

这个理想化的结局出卖了导演，让它仅停留在冲奥电影的高度，“苦难在这样的结局里，成了一件精致的道具”。

如果我们不能与苦难抗衡，至少也要保留质疑与对抗的意识，现实中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在电影中不该轻易被操控和玩弄。

这样的结局让观众在走出影院时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想法，让他们在短暂的反思后继续感觉良好。

但他们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为当代社会问题奋斗到最后一刻前，谁都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每年的北京电影节都会盲选一两部不熟悉国家的电影来看，这次是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电影的原名叫《迦百农》，看电影之前，我去查了下资料，主要说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地名，是耶稣被迫离开家乡后曾经停留过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传道，据说这里出现过很多神迹。

我看到还有一个引申的意思，是杂物堆积的地方。

而根据导演自己的说法，这个片名的意义是一种失序，在文学领域里，很早就有人用这个词来表示混乱，她只想表达混乱，和那个具体的地名无关。

如果导演真的是这样想的话，只想记录混乱和苦难的话，那么我只能认为，这部电影是冥冥之中，有神明捉着导演的手拍摄出来的作品了。

因为在整部电影中，始终有一道人性之光，透过小男孩赞恩的一举一动，照进坐在黑暗中观影的人们的心里。

许多人观影后说这部电影太悲苦了，而我感到的却不仅仅是被这些苦难所震动，还有人性的救赎。

对我来说，这可能是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最让我感到治愈的一部电影，上一部大治愈作品，是韩剧《请回答1988》。

生活在黎巴嫩贫民窟的十二岁小男孩赞恩的原生家庭，是典型的豆瓣某控诉父母的小组里的故事，而且只会有过之无不及，他的父母不仅仅是穷，而且是赤贫，却没完没了的生孩子，把刚刚十一岁的女儿出卖给房东的儿子当童妻。

赞恩没有学上，在杂货铺帮工，被父母非打则骂，但是这个早熟的男孩，极爱自己的妹妹。

发现妹妹来月经了，就偷偷的把她带去洗干净，帮她偷卫生巾，嘱咐她不要让父母发现。

可是小孩子怎么能斗得过大人呢，最后赞恩的妹妹被爸爸拖上摩托车送走，赞恩和母亲打吵一架，离家出走，在外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整个电影将近两个小时，可以用全程无尿点这样的粗俗但却非常说明问题的方式来形容。

电影是低成本制作，没有什么大场面，也没有什么特别戏剧化的清洁工，但是整整两个小时，观众却被紧紧的抓住，无时无刻不牵挂和担心着男孩的命运。

作为一个成年人观众，看到他那么弱小的身躯在街头游荡，不知道他要往何处去，担心他下一个镜头就会被拐卖，会被残害，我总希望电影里出现一个大人来帮助他一下，然而好心的清洁女工的出现，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大人，面对着苦难的生活，也是自身难保，没有能力帮他太多。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奇迹，他足够聪明，又机灵，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自己活下去，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这些都是我看这类电影里，可以预想到的。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导演还能在这个贫穷的男孩身上让我们看到一种高贵和尊严，这的确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世界被践踏和被伤害的儿童，但是当他看到比自己还弱小的孩童时，他却比那些大人还懂的什么叫做责任。

最让我对这个孩子打心里喜欢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仅仅有善良和慈悲，更有反抗的勇气，保护妹妹和父母做对，保护比自己弱小的小男孩，当他得知母亲又怀孕的时候，他更是向法庭提诉，控告自己的父母，勇敢的向整个成人世界喊出自己的心声：“我要控诉父母生下我。

我想让那些无法抚养孩子的父母，不要生下孩子。

”面对大人的世界，他是无力脆弱的，也是无奈的，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绝望的，他始终在反抗，他倔强的脸上没有惧色。

甚至就连这句话，他都不是为了自己喊的，他是为了那些比自己更弱小的弟弟妹妹，为了母亲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奋力的大喊。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人格的魅力，竟然让我这个老阿姨产生了一种信赖和依赖之感。

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希望谁来救救他，后来我慢慢相信，他是来救我们的。

他被父母虐待，当童工，失去妹妹，流浪街头，如果他遇到坏人，受到勾引，成为贼，去偷，去抢，去骗，对人无情无义，对大人憎恨，怨怼，对比自己的孩子心狠手辣，我可能不会怪他。

但是他并没有。

如果他走向犯罪，成为社会的毒瘤，甚至成为连环杀手，可能就是我们现如今最常见的那种自媒体喜欢的套路文章，每次有恶性犯罪出来，就很挖罪犯的原生家庭是多么不幸，父母太溺爱的，太冷漠的，太控制的，反正罗列一堆，都变成了一个罪犯任意践踏别人的原因，仿佛他才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人，而受害者只是个无足轻重倒霉蛋。

我真是烦透了这一套。

感觉心理分析中的原生家庭论是彻底的被滥用了。

难道那些原生家庭不幸福的孩子，最后就都成了反社会人格的魔鬼吗？

记得《犯罪心理》里有几集，讲一个非常天才的连环杀手，最后抓住他的时候，Hotch审问他的时候就对他说：有一些你这样经历的人，长大会变成杀人犯。

他反问：有一些？

Hotch回答：还有一些，变成抓你的人。

这个时候观众才会想起来，《犯罪心理》小组里的成员，几乎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混乱肮脏，令人绝望的迦百农，是可以出魔鬼的地方，也是个出天使的地方，是可以见证神明的地方。

黑暗之中，能看得到的那一抹人性之光，仿佛一个奇迹。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电影是非常治愈的，《迦百农》这个电影名，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混乱，贫穷，绝望和苦难，它比这些更意味深长。

我并不觉得赞恩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就能够和原生家庭幸福的孩子一样，完全没有心理上的问题，但是就像我身边许多原生家庭非常不幸的朋友，他们需要用一生去治愈自己的童年，带病生存，但是他们从没放弃过，靠自己的意志超越自己的原生家庭，他们依然相信善良和努力的去成为一个好人。

在我的眼里，我的这些朋友就像这个十二岁的男孩一样，他们才是人性之光，他们都是我心中真正了不起的人。

就像中岛美嘉在那首歌里唱到的那样：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是因为还没有遇见到你，像你这样的人存在这世界上，让我稍微的对这世界感到喜欢。

像你这样的孩子存在这世界上，让我稍微对这世界有了些期待。

本文收录于

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8.0水木丁 / 2022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看到国内上映时的宣传语“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就知道这部电影要讲什么，更知道看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感受。

与其说是在了解一个地区、了解不同人的生活境遇，不如说，终于找到了一种全人类的共鸣。

Zain是十二岁吗？

看身材，不像，太弱小了。

看言行，更不像，太成熟了。

每天带着弟弟妹妹到街上卖果汁，为了防止妹妹被卖帮妹妹隐藏，妹妹被买走之前带妹妹逃走，妹妹被卖后对父母失望至极离家而去，得知妹妹去世拿起刀就冲出去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看到电视台的电话马上拨过去将父母告上法庭……当黑人女性Rahil被捕入狱后，Zain用抢来的滑板拉着Rahil的孩子Yonas，到街上卖家当换钱、卖毒品替代物赚钱、学叙利亚口音骗救济物……这些种种，让我想起了今年的一部印度电影《衣柜里的冒险王》。

那种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存能力，令人惊叹。

若说喜剧风的《衣柜里的冒险王》还有一丝戏谑，那么《何以为家》的影像，真实得就像纪录片一样。

虽然知道自己是在看电影，却依然觉得Zain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他成熟，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付出行动。

他聪明、顽强，他敢爱敢恨、敢想敢做。

最重要的是，Zain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坚守。

就像此前，虽然鸡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十分宝贵，但因为是用来换妹妹的，他直接把鸡扔走。

就像最后，母亲带来了能让他忍不住咽口水的糖，但因为母亲不明白养育孩子的道理，他又把糖扔进了垃圾桶。

面对指责，Zain的母亲在法庭上痛哭，她说她也不想这样，但是她没办法，她只能给孩子喂糖水因为没有别的可以喂……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心疼，因为你知道她有多苦。

可是，这一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自己活得已经很艰难了，孩子生出来只能喝糖水，那到底，为什么要生呢？

Zain的父母是不会明白的。

就像Zain的父亲只会大义凛然地说“把女儿卖出去可以让她睡上大床”，而不会思考为什么明明没有床给女儿睡却还要把女儿生出来。

就像Zain母亲只会质疑Zain“你为什么这么恨我”，然后自己把失去女儿的痛苦转化为再次怀孕的快乐。

对于Zain的父母来讲，生男孩可以打工赚钱，生女孩可以卖了赚钱。

孩子生出来之后的一切走向，都是围绕着他们两个的生存。

而他们两个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对于Zain来讲，听到母亲怀孕，他很痛苦，但是对于母亲来讲，她很欣慰。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她，新的生命是一种新的寄托。

可这种寄托是她的，不是她孩子的。

作为孩子的Zain，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或是令他绝望，或是令他奋起反击。

当然，Zain选择了后者。

我们真的要感激Zain，或者说，感谢导演，把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法庭控诉搬到荧幕之上，让Zain问出这些话，掷地有声，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

电影呈现的情境或许过于极端，但是关于“生育”，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广阔的范围来看，确实存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规律，思想文化水平越高的人群，生的孩子相对越少。

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太忙了，没时间生孩子、也没时间照顾孩子，或者，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生不需要孩子来丰富。

当今社会上有种奇怪的观点，比如“没生孩子就是不完整的人生”。

确实，人生到了一定年纪，不生孩子可能没事做了，生了孩子便是从孩子身上开启一次新的人生体验。

如若顺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感到苦不堪言，就是因为父母往往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寄托强加在了孩子身上。

有些人觉得，不生孩子的人有问题，其实，盲目生孩子的人才有问题。

不生孩子，不是不去承担、不是不够勇敢，而是在生孩子之前思考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才是真正的责任。

一个人，到底是否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育？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但至少应该明白的是：孩子，绝不是用来“对抗生活的无趣和对抗年老的恐惧”的工具。

作为父母，不是告诉孩子“我养你这么大我容易么”，而先要明白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不易。

毕竟，你并没有问过他想不想出生，他的出生只是因为你的需要。

Zain最后的微笑，是一种深深地、深深的触动。

人生充满了苦难、绝望，但依然要走下去。

“护照”，代表了一种“存在”。

既已存在，那么，就微笑吧，向着未来。

中国版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非常引人注目：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

——赞恩黎巴嫩女导演拉巴基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呈现了这个发生在黎巴嫩贫民窟中的叙利亚难民的故事：年龄不详、据说是12岁左右的男主角赞恩，与父母、兄弟姐妹为了躲避 叙利亚战争，非法生活在黎巴嫩的贫民窟中。

一大家子挤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睡觉时所有人都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

父亲不让他去上学，而是让他去小卖店里打工。

他每天要去小店整理商品、送货，有时还要和妹妹萨哈一起上街卖果汁，维持生计。

赞恩一家

小小年纪就要扛起生活的重担

赞恩和妹妹萨哈当他最在乎的妹妹萨哈初潮来月经时，赞恩不仅帮助妹妹洗裤子、偷卫生巾，还再三叮嘱妹妹一定要藏好卫生巾，不然被父母看到，她可能就要“被结婚”了。

但很不幸，父母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12岁都不到的妹妹嫁给房东阿萨德，以此来抵扣上涨的租金。

他拼命抵抗、试图救回妹妹，但还年幼的、弱小的他，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带走。

被强行带走结婚的小女孩萨哈

愤怒的他离家出走，遇到了没有身份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女工拉希尔。

这个没有合法身份、同样苦命的女人，却收留了赞恩，让他度过了一小段平静的、不必为生计奔波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拉希尔在一次外出筹钱时被警方拘留，再也没有回家。

命运再一次把赞恩推向了绝望的谷底。

为了照顾拉希尔年幼的儿子约纳斯，他想尽办法，包括卖曲马多药片的制成毒品替代物——曲马多饮料。

但最终因为被房东赶了出来，拿不回钱，走投无路，只能把约纳斯卖掉。

赞恩和约纳斯回到家的他，惊闻妹妹萨哈的死讯，拿着刀冲到房东阿萨德家，砍伤了他，也因此被判刑。

在监狱里，他打电话给电视台，说要控告自己的父母，因为此刻，刚刚失去萨哈的父母，又怀孕了，还美其名曰这是“真主赐予的礼物”。

在法庭上，他说：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

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

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要我们像地毯一样被踩在脚下。

——赞恩看完电影，我看了一篇关于导演拉巴基创作过程的英语采访，大致翻译和采编如下：关于创作动机，拉巴基说，有一天晚上她开车回家、在等红灯时，看到一个妇女和一个1岁的孩子坐在路中间的缓冲带上。

孩子一打盹，马上就会被往来的车声吵醒，这个孩子只能在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中间带苟且生存。

如果他试图离开，就可能被飞速奔驰的车辆撞死。

此情此景触动了她。

在她着手开始为电影做准备工作时，她发现许多孩子都很消极，不哭、不笑、不玩耍。

哪怕把玩具放到面前，他们也不会去触碰。

他们的眼神里根本没有童年的光彩，于是她问他们，“你们快乐吗？

”99%的孩子回答“不”，他们说，“我在这里不快乐”，“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根本没人照顾我”，“为什么我要一直忍受饥饿”，他们觉得自己来到世界上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惩罚。

拉巴基没有找专业的演员，而是找来了与她设想中的故事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去演绎。

因为她不希望这是一部“演”出来的电影，这些悲剧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更是每天发生的事实。

所以，这不是一个有着“计划、预算、拍摄地”等的“常规”电影。

拍摄时，她也不会给出具体的台词，而是告诉“演员”所处的情况，让他们自由发挥，摄影师只负责记录。

拉巴基和赞恩在片场

拉巴基和摄影师最终，他们在六个月里拍摄了500个小时的素材，并用了一年半进行剪辑。

第一个版本长达12小时，最后才剪成了戛纳的126分钟版本。

对于电影的意义，拉巴基说，“我不想天真地说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变你看待这些孩子的态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态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你。

当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

”拉巴基的编剧之一Mousanar说，“即使你深知你改变不了任何事，但你还是可以梦想你做得到。

人类的进步靠的是梦想，而不是犬儒主义。

”关于赞恩的“法庭起诉”，其实是不可能发生在黎巴嫩的，因为法律不允许孩子起诉监护人。

但为了表达需要，拉巴基还是这么设置了剧情，因为她认为这是唯一让孩子发出声音、获得共鸣的方法。

她说，“我希望可以让孩子直接面对整个社会系统去表达愤怒，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庭、通过他的亲口诉说”。

最后，电影里的赞恩笑了，因为他可以得到一张印着自己名字的身份证明。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烦恼都将烟消云散，但拉巴基说，“这是在隧道尽头给你的一点点胜利的光芒，正是这点光芒，让你可以继续前行。

”

对很多不了解中东的人来说，或许电影的场面本身就很令人震惊和诧异了。

不过对我来说，那些都太熟悉了：混乱的巴扎、人口爆炸的家庭、卖餐巾纸的小女孩、所有人挤在一起睡觉的局促的家、毫无秩序的街道……这就是那片土地上每天都真实发生和上演着的现实。

影片一开始，伴随着音乐，一群孩子一起嬉笑打闹、抽烟、拿着枪玩耍……那是赞恩在整部电影中为数不多的欢笑镜头。

大部分时候，他都在承担着本该由成年人去承担的责任。

每一天醒来，都是一场新的奔波，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无望奋战。

赞恩这个小朋友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在于，他太清醒了、看得太明白了，他的眼神成熟而充满焦虑，没有孩子的单纯和童真。

因为小小年纪，他就深谙社会运行的规则。

他知道房东兼自己的雇主阿萨德给自己妹妹零食是别有所图，于是一出门就把那袋东西扔进了垃圾桶；他知道女孩子裤子沾血是来了月经，知道来了月经的女孩子很可能会被父母卖给别人结婚，于是为妹妹洗裤子、偷卫生巾的同时，千方百计教导妹妹隐瞒这件事；他知道阿萨德和父亲一起来家里是为了提亲，于是极力要求母亲赶他们走；他知道妹妹被带走是要去“被结婚”，于是用他那无比弱小的身体反抗、撕扯、叫喊、追逐，却因为力量的不对等，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妹妹被带走；他听到父亲说漏嘴的”医院通知书“，追问是谁进了医院。

得知他心爱的妹妹萨哈去世时，直接拿了把菜刀冲了出去；他知道母亲再次怀孕意味着又一个悲剧要降生，于是他打电话给电视台说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把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出现在法庭上的他，说出了叩击灵魂的陈述：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了我。

赞恩的理智和清醒，甚至让人不敢相信他只是个12-13岁的小男孩。

他比周遭那些拼命为自己找借口、参与这个混乱的社会运作的大人们，都要善良得多、清醒得多。

但他却是最痛苦的。

父母可以为萨哈那身不由己的婚姻找借口，比如“替她找个好人家，让她睡在床上”。

但赞恩知道，妹妹不仅嫁的身不由己，还是赤裸裸的童婚；阿萨德可以为娶了个11岁的小女孩找借口，比如“别的女孩也是11岁结婚，活的好好地”，但赞恩知道，妹妹的逝世与这个坏男人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母亲可以认为再次怀孕是“真主赐予的礼物”，但赞恩知道，又一个孩子的降生，不过就是重复他或者妹妹的命运。

他最终把这些痛苦的原因，归结为了父母的错。

是没有养育能力却要不断生育的父母，造成了那么多孩子的悲剧。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失败的父母指望着孩子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眼中，男孩是工具，可以分担生活负担，女孩是商品，可以卖了换钱。

最终，他们亲手毁灭了那么多孩子的一生。

这电影最让人难受的是，赞恩的经历并不怎么特殊。

他所碰到的社会问题，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里广泛存在着，无数人都苟活在阴影之下。

电影里提到了许多在中东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我来大致阐述一下：1、生育率极高、失业率极高有一个角色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在市场里卖纸巾的小女孩梅森。

走在叙利亚的一些街道上，你真的会很诧异，因为有的人带了几包小包装的餐巾纸，坐在人行道边，就算是出来“做生意了”。

在拥堵的街道上，也经常能看到小朋友拿着几包餐巾纸敲着私家车、出租车的窗户。

上世纪80现代，阿拉伯世界迎来了一波出生率爆炸，一个家庭生育5-10个孩子是家常便饭，我经常调侃他们“家里有只足球队”，叙利亚也不例外。

从1981年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由905万飙升到1632万，但GDP总量却只增加了11.8%。

社会发展程度、提供的岗位远远跟不上人口的激增。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叙利亚全国的失业率高达30%。

刚刚步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平均需要花4年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而内战爆发之后，大量难民涌入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等邻国，给这些国家的就业率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

社会根本无法为这么多人提供就业机会。

于是，在这些国家的难民聚居区域，会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的青年，或是随便拿几包餐巾纸、口香糖就到街上卖的人。

2、教育问题影片开头，伴随着音乐，一群孩子一起在抽烟。

这样的场景可能令人惊讶，但却是真实发生的。

在叙利亚街头或者广场，我经常看到未成年人一身痞气地抽着烟。

而当我和一些当地人聊起时，他们也全然不觉得“孩子抽烟”有什么问题。

由于每个家里孩子都很多，父母无暇去太多地顾及到孩子的教育。

从影片里我们也看到了，赞恩的父母根本没想要让他去读书、去成为更好的人，而是希望他快点长大，帮忙分担照顾弟弟妹妹的事务、帮忙去店里打工贴补家用。

他们生孩子是用来“使用”的，而不是“给予爱”和“培养”的。

3、结婚问题萨哈结婚的方式，如今依旧广泛存在于穆斯林社会。

比如在伊拉克南部，自由恋爱不被允许，男女学校分开，到了结婚年龄，由父母经由媒人介绍，为自己的儿女选定一个对象。

在相对发达开放的巴格达这样的大城市，两位年轻人会在双方父母亲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见面、交谈，来确认彼此是否同意这桩婚事。

在欠发达地区，年轻人根本没有选择，父母之命，只能遵守。

在相对开放的叙利亚，已经有大胆的年轻男女敢于“偷偷谈恋爱”了。

夜晚的大马士革老城，我甚至见过一男一女坐在幽暗的台阶上聊天的温暖场景。

但总体来说，“自由恋爱”还是禁忌话题，一般互相看对眼的年轻男女首先要报告父母，然后举办定亲仪式，再开始“名正言顺”地恋爱。

在定亲到结婚这段时间，都各自住在自己父母家里。

4、童婚和家暴问题许多中东国家是不设定最低结婚年龄的。

据《古兰经》记载，穆罕穆德娶过一个9岁的女孩为妻，于是，他们认为女孩满9岁即可以结婚。

如今，童婚问题在中东许多国家依然普遍存在。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动荡、贫穷这些负面因素大大增加了童婚率。

2011至2014年间，约旦境内叙利亚难民当中的童婚占全部登记婚姻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32%。

同样严重的还有家庭暴力问题。

由于婚姻并非自由选择，也没有婚前正常的恋爱、相处时间，很多有家庭暴力倾向的男人根本不会被发觉。

我认识的一位在巴格达女权组织工作的姑娘告诉我，光是在伊拉克，就有超过20%的女性遭受着家庭暴力。

而警察通常会认为家暴是“家务事”，对报警不予理会。

在伊拉克这样非常传统穆斯林社会里，女性根本没办法离开家庭独立生存，所以逃跑无门、报警无门，只能默默忍受着悲惨的命运。

5、难民身份问题叙利亚内战爆发导致了大量人口涌入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等邻国。

但联合国难民署无法安置如此多的难民，于是很多无法通过正规流程申请去欧洲等地的难民，只能通过偷渡、无身份等方式苟且为生。

申请成为难民然后移居欧洲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经过繁复的申请流程、审批流程。

况且“难民”这个身份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找工作、居住区域等。

我有个在黎巴嫩的叙利亚朋友，不想拿难民的身份，但好在她母亲是黎巴嫩人，所以她可以在战争期间暂居黎巴嫩。

但叙利亚护照让她在找工作时遭到了很多挫折，比如同样一份工作，她作为叙利亚人，拿到的工资远比黎巴嫩人低、甚至公司会因为国籍问题而不给她原本她完全可以胜任的工作。

至于偷渡，不仅价格昂贵，还要承担遥远航行可能带来的意外。

一般来说，他们会先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或土耳其，从这里的港口出发，乘着偷渡船去往欧洲。

许多人就死在了这漫长的航行之中。

我有一位叙利亚朋友，她的哥哥就在战争期间偷渡到了瑞士，据说，偷渡费用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航行时长、船只大小等。

但能有身份或偷渡成功都已经算幸运的了。

就像电影里展示的那样，许多逃离故土的人根本拿不到合法身份，没有护照，一直以黑户口的方式胆战心惊地活着。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我还是很高兴有拉巴基这样的导演可以把这些故事搬上大屏幕，让生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头正在发生的故事。

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理解。

希望当你和别人谈起中东时，除了“一直在打仗“、”好乱“、”好可怕“之外，可以聊出点别的东西。

最后，就像电影结尾说的，愿每个勇敢的小孩，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我想再加一句，愿混蛋大人都能受到惩罚。

假如你只是为了这一张截图而走进电影院，那你会失望的。

影评称述式的在讲述一个少年犯动手前的一小段人生，但是，这不仅仅是父母的问题，当然我也说不清到底指责了多少问题，因为影片里和现实里的问题真的太多了，我指责不过来了。

我们当然可以把问题很浅薄的归结到父母身上，非常简单的说出父母皆祸害，或者穷人就不应该拥有孩子，生殖癌繁殖癖和地球请罪吧，之类的流行词汇总结。

但是至少在这部影片里，父母不过是这一场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里，站在孩子前面的倒数第二块。

当父母本身无法成为顶住家庭的脊梁，那父母就会成为最后被压下来的那一块多米诺骨牌，重重的压在孩子的身上。

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多米诺骨牌，战乱，动荡，穷困，宗教，愚昧，医疗，教育，当所有的有序都已经失去秩序，全部支撑社会状态的多米诺骨牌都已经倒下，穷人的疯狂繁衍，父母的无责任感，是否是这个电影最想要谴责的内容？

你可以阻止蟑螂的繁衍，你可以指责老鼠的无序，你可以像看到蟑螂和老鼠一样对穷人们吐口水，但是你无法阻止铜的生锈，肉的腐烂，穷的诞生。

当孩子作为这个社会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当孩子直接面对全部的社会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只指责父母么？

不是的，是我们在此情此景之下，能够指责的，只有父母而已。

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和我一样，真的是对父母和社会最好的预言和诅咒啊。

《迦百农》其实是三部电影组合一起的产物，这三部电影代表着三类叙事模式。

选择任何一种叙事模式都能作为整部电影的驱动器，但结果恐怕很难出色。

因为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叙事的套路，落入俗套终归无法脱颖而出。

第一类电影是法庭戏，通过闪回向观众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

这是整部电影在叙事上的真正驱动器，在Zain喊出那句“我要转告父母”，主题得到升华。

可以看另一部黎巴嫩电影《羞辱》，便使用了这一模式。

其二是家庭戏，包括对电影中贫苦家庭的刻画，其生存境况与母子矛盾。

然后借由妹妹的出嫁引出Zain的离家出走，从而带出了另一类叙述模式。

最后这类叙事便是近年来极为火热的难民题材。

Zain在出走后遇到一位从非洲流亡来的难民，从而组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临时家庭。

最后这部分为整部电影浓郁的悲剧底色涂抹上一丝亮丽的喜剧色调，无论是Zain将巨型雕塑的乳房露出来（博得清洁女工一笑，从而为共同生活埋下铺垫），那位自称蟑螂侠的老人，还是两位耄耋老人机智又可笑的扮演。

这种违背常理，将血缘家庭与非血缘家庭在甜蜜与悲伤色调上颠倒的创作思路，无疑让我们想到是枝裕和的创作。

《迦百农》看起来像是一部黎巴嫩版的《无人知晓》：孩子在无父母关照的条件下被迫成长，里面还掺进一丝《小偷家族》的元素（兄妹两人一起合作在杂货店偷东西）。

血缘关系的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不是爱与喜乐，却是无可逃避的痛苦，而临时组成的非血缘家庭却有着不寻常的欢乐。

前者正是《无人知晓》里父母缺席后自立生活下去的孩子们，而后者则是《小偷家族》里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临时家庭。

这同样是《迦百农》里前后两段叙事碰撞出的不凡之处。

如果说要找寻娜丁·拉巴基的创作姿态与是枝裕和的不同之处，也不是不可寻得。

娜丁·拉巴基想呈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生活境况，用的更多是纪录片式的手法，比如找了底层生活的人来演；但对是枝裕和而言，现实可以通过情节剧的方式搬演，可以借助戏剧点的设计来表现深刻的东西。

是枝裕和为影像赋予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娜丁·拉巴基的《迦百农》没有的，我们可以拿配乐来做分析。

《迦百农》的配乐具有真正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引发的更多是悲悯，是从上而下目光灵视时流露出的情感，不能说没有宗教的作用。

而是枝裕和的目光是平易的，温情脉脉，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甚至在表现现实之悲时他也做了柔化处理，不让其过于触目惊心。

唯有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悲剧悲悯的色调会被转换为一种彻底的悲惨。

“惨”是中国式悲剧唯一的底色。

可以想象一下娜丁·拉巴基的《迦百农》或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倘使放置在了中文的语境中，情况会怎样？

甚至不必动用我们灵动的想象，情况也只能如此：无与伦比的惨，观众硬生生憋出泪水。

这部片子和《无人知晓》给我的感觉相同，不过《何以为家》更宏大广阔，《无人知晓》更具体细致。

两部片子相同的地方是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缓慢、沉重的绝望。

用最生活的角度、镜头去拍摄细节，拍摄“真实”，总是能够从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小事就能展现底层人物的艰难，给观众精神以震颤。

若是说《无人知晓》是让人有不知所措的揪心和无可奈何的愤怒，《何以为家》给我的感觉，更多是诧异、颠覆、沉痛，以及一份令人羞愧的幸运感。

贫困地区人口爆炸、父母好生育不是稀奇的知识。

可孩子居然已经彻底沦为生存工具，前半部分一度让我怀疑男主和妹妹是捡来的。

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纽带已经摇摇欲坠、几乎不存在。

孩子恨父母让自己出生，父母自以为是打着“没办法”的口号继续生育。

这其中的亲情已经近乎扭曲畸形。

父母为什么明知养活不了孩子的情况下还要大肆生育？

把11岁的女儿卖给中年男人的时候她的父母究竟是什么心情？

如果说是仅仅为了自己，可是女儿死的时候父母的沉默痛苦、法庭上回忆往事的泪水、情绪崩溃的对律师的指责反驳，难道能说父母对女儿一点爱都没有吗？

可又有什么样的爱可以亲手把刚来例假的女儿推给中年男人、面对女儿的泪水和挣扎只会拳打脚踢置若罔闻？

地狱般的生存环境催生出了畸形的亲情关系。

人的感情本应是复杂的，可这种时刻与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亲情关系却又显得透明简单的可笑。

12岁的赞恩看到妹妹第一次来例假，居然是下意识的遮掩，不免显得讽刺。

例假的来临就代表着妹妹已经成为成熟的“生存工具”，可以被当成几只家畜一样换取资源。

在那样的地区，人的生命到底是作为怎样的存在呢？

生命个体沦为最低贱卑微的资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对精神的摧残远大于肉体受到的伤害。

没想到电影海报里赞恩的笑容是电影中结尾处拍身份证时候的笑容。

没看电影之前觉得海报里小男孩的笑容好甜，可看完才发现原来只是最普通的一件小事带来的快乐。

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等待他的应该是父母的关爱、温暖的家庭和丰富多彩的童年。

笑容应该是每天都应该绽放在脸上的。

可影片中最灿烂发自内心的一次笑容是拍身份证的时候……现在再看这张电影海报，不由得觉得苦涩痛心。

底层群体的艰难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和他们的差距简直是天地之别。

就像两个小孩子打赌请吃饭的时候，赞恩和集市卖纸的小女孩最想吃的也不过是一碗肉饺子。

电影前期赞恩有小偷小摸的习惯，让我想起白先勇《孽子》中的那群孩子。

同样是被生活逼迫的去行一些令世人厌恶的事情，成为世人眼中的“孽子”。

一开始看的时候，会对这些行为感到不适。

可是越往后看，越体会到赞恩的挣扎无奈，越是多了几份理解。

直到赞恩主动的承担起照顾萍水相逢的黑人拉希尔遗留下的孩子，才发现他是一个如此善良的孩子。

他的善良，也许超过屏幕前的你我。

在自己难以解决温饱的同时担心的还是黑人小孩的食物起居，想把黑人小孩丢掉但又不放心的在一旁看着。

对他来说，温暖是奢侈品。

在拉希尔的家里他确实有几个时候感受到过温暖，那是连亲生父母也没能给他的。

而这份情就促使赞恩对黑人小孩的照顾，可他自己明明也只是一个小孩子啊……

妹妹萨哈的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整个影片中最爱妹妹的人就是赞恩，他即使远走他乡安静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想起和妹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得知妹妹的死亡以后赞恩将父母告上法庭，可他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指责控诉，只是为了让他们“别再生了”。

在法庭上的最后一段话从一个12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为何这个电影会让我自身产生一种令人羞愧的“幸运感”。

我的12岁在思索着什么呢？

那时在想什么我已经忘了，可绝对不会发出“生活是一堆狗屎”这种绝望的慨叹。

那11岁刚来例假的妹妹，以几只鸡的价值被父母卖给中年男子。

婚后两三个月就怀了孕，怀孕期间大出血没来得及进医院在医院门口就死掉，因为是黑户父母也无法让医生医治她。

谁又能体会到她的痛苦呢？

而法庭上中年男子却认为这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甚至说自己的岳母也是这个年龄就怀了孕并且现在还好好的。

11岁在那里也许已经成为了贫困的适婚年龄……如果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爆发出一个“11岁女孩被卖给中年男子，婚后两个月怀孕并死亡”，一定会引起轰动。

可在电影中，这已经是常态。

而且肯定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个黑暗的人们难以接触到的角落，正在发生着这样的“常态”……

最后，整部电影最让我诧异的就是赞恩居然是本人出演……和室友一起观影途中，都感叹主角小男孩长得太精致漂亮了，身上就像有贵族气息似的，一点也不像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小孩。

还在猜想这个小演员现实生活中家境应该挺富裕的。

直到看到影片最后，我和室友都惊掉了下巴……影片中几乎都是他本人的个人经历，天啊……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恶性循环十二岁的孩子懂，而亿万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成年人却不懂。

不仅在黎巴嫩，不仅在难民群体中，这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中上阶层生育意愿低，因为他们知道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而底层拼命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责任。

没想到《何以为家》会在中国大陆公映，更没有想到影片上映几天后，在没有大IP也没有明星加持的情况下，单日票房一路走高，坐稳了档期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何以为家》作为一部文艺片，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样的超级大片的狂轰滥炸之下，仍然能够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影片本身质量过硬外，影片所带来的社会议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部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到无比揪心的作品向每一对父母提出了如下两个尖锐的问题：生儿育女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为人父母？

有人说，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

但是，过度的非理性的生育却带来了“人权的灾难”，当今全球的极度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高贵的”生育权被“滥用”所带来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被我们的邻国超越，原因就在于当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这个邻国却无限地“生生生”！

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好比自由是基本的普世价值。

从人类社会的契约来看，没有绝对的自由，生育权也应该有其“边界”。

自由的“边界”可以通过法律来划定，生育权的“边界”虽然也有通过法律来划定的案例，但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难以推行——上文提及的那个“生生生”的邻国，也曾有政党提出生育限制政策，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却让其无法真正推行。

由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对于某些民族来说，“生生生”甚至可以成为女人存在的唯一价值。

你可以说这是对女性权利的冒犯，但反过来说，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所谓的“女性权利”是对他们民族的极大冒犯。

对于《何以为家》中的赞恩的父母来说，以上关于生育权的讨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至少，在被儿子告上法庭之前，他们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他们毫无节制毫无理性地“生生生”，几乎是出于本能。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作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本能之外，还有（经济）能力、责任等社会属性。

他们像动物那样“生生生”，却让他们的孩子过得连动物都不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禽兽不如”。

更可怕的是，“禽兽不如”的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此的“禽兽不如”，甚至被儿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还是那样的麻木不仁、自以为是。

在法庭上，赞恩的父亲说：“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有什么错？

”而赞恩的母亲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凭什么批评我？

”是的，赞恩的父母一生都是“奴隶”。

但斯巴达克斯的故事、美国废奴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奴隶也应该有“自我修养”，这样他们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

赞恩的父母甘为“奴隶”，可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他们是活在远古的奴隶制时代，还是十九世纪？

他们生而为“奴隶”，是他们的悲剧，而他们疯狂地制造更多的“奴隶”，以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来看，他们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他们是“有罪的”。

如果说赞恩也是“奴隶”，那么，他已经是一个觉醒了的“奴隶”，是一个有了“自我修养”的“奴隶”。

他绝不会像他的父母那样，继续制造“奴隶”。

从他对妹妹萨哈的“爱”和他对约纳斯先生的照顾来看，他已经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成长为一个人了。

“制毒”是赞恩的父母的谋生手段之一，他们“制毒”的时候，从不顾忌“小奴隶们”的存在，他们甚至让懵懂世事的孩子帮他们“制毒”。

所谓“虎毒不食子”，他们却让孩子们从小埋下“毒根”，真可谓最毒“父母心”了。

赞恩独自照顾约纳斯先生走投无路之时，他也“制毒”，但小小年纪的他，竟然懂得让约纳斯先生“闪开”，真是让人心疼得泪目。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恶性循环十二岁的孩子懂，而亿万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成年人却不懂。

不仅在黎巴嫩，不仅在难民群体中，这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中上阶层生育意愿低，因为他们知道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而底层拼命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责任。

影片中赞恩的父母固然可怜，但并不值得同情，他们的可恨之处远甚于其可怜之状。

《何以为家》去年五月在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后，成了国际影坛炙手可热的影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上映了，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但可以想象得到，绝大部分像赞恩父母那样的父母大概是不会去观看这样一部影片——生活在“地狱”的人们也许并不需要通过银幕去了解“地狱”，正如他们在现实中缺乏自我认知与自我审视。

我相信，观看了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大多是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父母或者准备成为负责的父母的人们。

而观看了影片之后，他们可能在对待“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变得更加审慎，他们的生育意愿甚至可能降低。

世界就是这么荒谬，有“潜力”成为负责任的父母的人们不愿意多生或者不愿意生，而没有意识到“责任”的人们却在“生生生”。

在这样的生育格局之下，世界的颜色和权力结构也将发生巨变，人类身上也可能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怕现象，而人类文明或许会倒退到中世纪甚至更为黑暗的时代。

赞恩本人与影片中的角色同名，而且，他也是一名小难民，他在影片中的令人惊艳的“演技”其实是本色演出。

赞恩因为出演了这部影片而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赞恩和家人共同移居挪威，从此远离了“奴隶的人生”），但绝大多数的难民可没有他们那么幸运。

任何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是有选择性，所谓“普渡众生”只是一句理想化的漂亮口号。

生而为人，我们确实天生拥有生育权，但如何理智地负责任地去行使我们的生育权，是每一对父母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希望每一对中国父母都能够去看这部《何以为家》，不是去看赞恩“卖惨”（他不“卖”，他是真“惨”），而是去给自己一个“警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家”，不如，别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我可能想得太多了，作为一个父亲，我大概只能努力独善其身。

《何以为家》由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导演。

在《何以为家》之前，娜丁·拉巴基自导自演了《焦糖》（2007）、《吾等何处去》（2011）等在国际影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何以为家》和娜丁·拉巴基之前的作品不同，它的主要演员大部分是非职业演员，而且所演的角色与其自身身份有较大的相似性。

对于娜丁·拉巴基来说，《何以为家》是她创作生涯的一次“朴素转身”。

中国大陆公映的版本与原版相差9分钟。

《何以为家》中并不包含所谓的“敏感内容”，中国大陆公映版之所以少了9分钟，据说是片方为了控制片长以争取更多排片所作出的决定。

删掉的9分钟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一个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的配角的戏份——那个“蜘蛛侠”老人的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