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这不是标题党，而是我在《拉贝日记》终场时由衷的心愿。

拉贝确实是中国人民的英雄。

片尾字幕显示，他回国后因“与中国勾结”被捕，其日记及资料被没收，并被禁止说出在中国的见闻。

战后希望解除纳粹党员身份的愿望又为盟军拒绝，1950年死于贫病交加。

也许不能说他是为中国人民而死，也许他只是忠于了自己的良知和教养，但是，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为这些美好的东西增添了光荣，20多万中国同胞因此受到庇护，我们应该对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带进我们的生活的人心存感激。

当然，拉贝只是一个历史过程和一部艺术作品中被突出出来的“主角”，在他的身后和周边，还有很多的“配角”，他们或者作为他的团队成员与他协同工作，或者为他的气场所笼罩，因他的坚持而有所改变，他们共同为中国历史的黑暗角落带来了一线光明，他们同样值得感激。

如果你去看这个片子，请在终场时，给他们掌声。

因为这掌声也是对自己的鼓励，鼓励你增强对人世中美好的东西的信心。

从这个片子中，我看到了12月南京的雪。

七十二年前的南京的严冬的雪，让我感情冲动。

感谢影片的编导，他们老实本分地讲述了一个故事，意图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里没有摇晃的摄像机，没有刻意突出的视像和音效，一切恰如其分，是它本来该是的样子，包括那个侥幸逃脱惩罚的战犯——朝香宫鸠彦（1887—1981），日本天皇的叔父，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银幕上，暴露了他的嘴脸。

一个月前在香港看了这部《拉贝日记》，由于英文对白部分没字幕，自己的英文听力又没太过关，可能干扰了一点对此片的感受。

但总的来说，这部彻底好莱坞化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并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同样有问题的《南京！

南京！

》。

换言之，拉贝的故事可以放在波兰、卢旺达、波斯尼亚，这对好莱坞来说只不过是换了角色的新型类型片，就连日本人都拍过自己的辛德勒，一个从纳粹手里拯救犹太人的驻波外交官。

在此，只简单“列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供对比参考。

以下原文原载南都周刊——————————————————————————————回眸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规律和趋势：纪录片先行，各种样式的剧情片就随之跟上。

对新闻事件和重大历史，纪录片总或以力求客观的态度或告诫世人的用心率先介入，与观众形成一个最直接的观视角度；剧情片以其商业需要，选择纪录片局部素材并以表演形式放大，在观众形成以其经验并无关联的煽情氛围，当然，在南京大屠杀题材面前，言说商业意图是不合时宜的。

此种从纪录到剧情的传递关系，有如下实证：1982年，新影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以库存的翔实资料，整合剪辑后，掷地有声地抛出日军屠杀30多万同胞的铁的事实。

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内地和台湾，分别推出《屠城血证》和《旗正飘飘》，陈道明、雷恪生、归亚蕾、林青霞等分别扮演了这段历史中的大小人物，有虚构如医生、摄影师和东北女生，也有真实如间谍川岛芳子、弃城军官唐生智，遵循的都是步步紧迫的惊险片叙事方式。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吴子牛完成《南京1937》，秦汉、早乙媛、刘若英精彩地“表现”了一种黑暗时代的强烈个人勇气。

同年，香港导演牟敦芾“黑太阳系列”的第二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在内地以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面目上映，而这部电影因其极端血腥恐怖的画面，在香港是被列为三级片的。

从87年开始，一个日本老头频频进入国内新闻里，他就是曾作为日军十六师团士兵，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并在晚年一直坚持谢罪和作证的东史郎。

他的个人行为，除激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外，也让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开始关注这场大屠杀。

2002年，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美国人陆达路，拍成了耗时多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走访了东史郎和研究此段历史的中日美学者，更首次公开了很多来源于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珍贵影像材料。

2002年，叶童主演了《五月八月》，却遭“一部首次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影片”这样的低级海报宣传染污；2005年，通过传真法师多年来跑企业“化缘”，《栖霞寺1937》这部没任何名导明星的小成本电影，在宗教界的交口称赞中上映。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三部表达第三方立场的纪录片陆续出现，它们是受内地院线器重的《南京》、在些许纪录片活动中露面的《张纯如》以及不幸被淹没的《南京梦魇》（该片导演约瑟夫一直抱怨其中有市场运作的阴谋）。

这几部纪录片都跳出长期以来在探讨屠杀问题时所陷入的人类行为逻辑死胡同，而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也避免开由中国这样的受害者在陈述历史时，可能被激愤感影响的清晰度。

它们让观众暂且离开冰冷的数字，而重新审视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甚至意识到大屠杀还制造了其他非直接的受害者，如目击暴行的沃特林和在追述过程中不能自己的张纯如。

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多了，就被好莱坞相中了，2009年，一个有着一切史诗片架构的《约翰•拉贝》出现了，他拉开巨大的纳粹党旗，把像小鸡般可怜的中国难民塞了进去，躲过轰炸，而这样矛盾戏剧化的场面在这部“好莱坞制作”中比比皆是。

只可惜我们不是《辛德勒名单》的旁观者，而是有着沉痛民族记忆的当事人之后，难以接受这样“刺激好看”的故事。

于是，削发明志的陆川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诸多明星们撑起中国人自己方式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南京！

南京！

》，但这部电影最突破性的尝试（以日军视角拍摄）反倒也成了最大的问题所在——叙事的情感逻辑难以表现，而只能依赖于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感。

电影，究竟该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在民族疼痛感面前，轻浮随意和商业野心显然都是不行的。

没办法不把《拉贝日记》和陆川的《南京！

南京！

》做对比。

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映，题材又是在中国极端敏感的南京大屠杀——甚至连《南京！

南京！

》这部电影中，都不可避免的提到了拉贝这个人。

而在电影上映之前，《南京！

南京！

》的导演陆川就已经将自己的电影和《拉贝日记》牵扯到了一起。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表示，拉贝的作用根本没有那么大，中国人不应该只记住三十万的死亡人数和拉贝。

我还没有看《南京！

南京！

》，所以不好评价这部电影。

但是对于陆川导演对拉贝的的一些言辞，还有颇有些不认同。

就我个人来说，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是我单单记住了三十万的死亡数字和拉贝这个人，而是我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拉贝这个人。

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拉贝这个人是谁，可能也是无关紧要的。

这可能是我的臆断，不过也许两部电影获得的不同待遇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我是在石家庄看到《拉贝日记》这部电影的，观影地点是这座城市最好的电影院之一。

比《南京！

南京！

》上映时间要晚的《拉贝日记》，被安排在了最小的数字放映厅——只能容纳23个人。

而在此之前的《南京！

南京！

》则在两个大的放映厅同时上映，每个厅里可以容纳二百人。

而当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场也只有四个人在看。

我们刚进场的时候，女朋友还开玩笑：“不会是我们包场吧？

”“上一场有几个人看‘拉贝’？

”电影开始之前，我问门口的检票员。

“四个。

”她回答道。

看起来确实没有太多人在意拉贝是谁，也不会有太多人在意是否记住这个人——其实我也不在意，虽然看完电影后，我对我的不在意心存惭愧。

但是我在意的是，我们无论是看《拉贝日记》也好，看《南京！

南京！

》也罢，我们到底要记住什么？

陆川导演又要我们记住什么呢？

我在之前写《我为什么不喜欢<叶问>而喜欢<赤壁>》的文字中，曾表示，只是让人记住仇恨的抗日题材的电影，不是好的电影。

我不知道《南京！

南京！

》希望让人们记住什么，但是我感觉，在《拉贝日记》中，有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好东西——不只是拉贝本人，不只是国际友谊，更是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

对于战争来说，人道主义可能是最难缠的敌人。

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对此恨之入骨。

那个日本亲王，最后为什么不敢向拉贝及其朋友们开枪？

我想，不完全是因为日德同盟的关系，更是迫于国际社会对于战区人道主义的关注——人们可以不在意国际正义，不在意一个国家正在欺凌另一个国家，但是却非常在意人道主义。

探讨这个话题当然很有意义，但是我对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

但是无论悖论是多么的令人困惑不解，对于那些“平民区”内的难民们来说，他们至少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电影中的说法真的有些夸张，或许拉贝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挽救二十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争执于这个数字的多寡意义到底有多大，我只是知道，对于那些免于一死的人们来说，拉贝真的做的不坏。

要知道，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一个纳粹党员。

而正是这个纳粹党，这个德国人，和其他的朋友们一道开始挽救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中国人。

这是电影中的又一个悖论。

我知道全世界的人，对纳粹党和纳粹的旗帜都恨之入骨。

但是，就在日本人轰炸南京的那个晚上，成百个中国人——他们大多是拉贝所在的工厂的工人——躲在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下面，免于日军战机的轰炸。

而身患糖尿病的拉贝，最后还是依靠日本人提供的胰岛素捡回了生命。

然后，重新活过来的拉贝，又开始打起精神，为了保护难民们，和他的战友一起，站在了日本人的枪口面前。

看起来，这是一部完全由外国人做主导的电影，电影里的主角都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陆川导演对这部电影抱有偏见的原因之一。

他或许——我只能说或许——过分夸大了拉贝等外国人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连当时中国政府，都放弃了这座城市的情况下，面对着那些残暴的日本人，似乎贫弱的中国民众，也只能依靠拉贝等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得到拉贝和他朋友么的帮助，但是那些得到帮助和庇护的人来说，确实是幸运的。

或许，《南京！

南京！

》在表现手法上，会比《拉贝日记》更好，拍的也更好看。

但是我实在不想再看这部电影了。

虽然我上面罗列了许多《拉贝日记》的好，但是在我心中落下最深印记的，仍旧是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恶。

那是一种几乎让我感到呕吐的恶。

在黑呜呜的电影院里，每当那些恶出现的时候，我都会一哆嗦。

这不是一种矫情，而是当你真正的想像自己处于那种境地的时候，当自己做为俘虏，坐在空地上，前面几个日本兵拿着自己同胞做杀人比赛的时候；当你想到，你也即将成为他们人头数中的一份子的时候；当你感觉自己身处的那艘油轮，被第一枚炸弹炸到的时候；当你刚刚站起来，却被机枪扫射，木然倒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中国人，只是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我有时候会想象到我就在其中。

我想我可能真的记不住仇恨，但是却能记住那种恐惧。

原地址：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do-not-only-remember-john-rabe

二战中，日本人之于中国人，就好像纳粹党之于犹太人。

二战最惨烈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口岸，无数在波兰、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中国人接纳下来，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一直到以色列的成立，犹太人怀着对中国人的感恩离开了上海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

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高丽的子民拖家带口越过长白山，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靠着豪迈东北人的接济，躲过了日寇的追杀，他们扎根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直到他们的祖国足够的有力量保护他们，却仍不肯回家去。

多年后，日本右翼彻底否认战争中残杀的历史，杜撰了许许多多的掩饰侵华惨案的故事，华丽丽的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却只有愤慨，抗议。

我想日本是曾经辉煌过的，毕竟他攻破过中国的首都，而我们的军队却从来没踏上日本的国土。

日本学习过大唐，臣服过大明。

但却选择了在老师的家中烧杀抢掠。

日本学习英美，君主立宪迅速资本化，力争脱亚入欧。

但却选择了与世界为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同的意识形态中，相同的政党领导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就好像纳粹党的拉贝选择留在中国保护南京的难民，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丢下南京“撤退”到武汉。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人云亦云的年代，或许我们该正视历史，回顾过去不仅仅是像陆川那样把血淋淋的伤疤揭露给人看，那不该是炫耀，不该是乞怜。

应该是深刻的，震撼心灵的反省。

脸谱化的电影让我们几十年处于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这让我们的大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难道日本人就真的全部都是喊着“八嘎”留着人丹胡子的罗圈腿小矮子吗？

难道德国人就全都是穿着笔挺时髦军装，却用毒气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那些高举万字旗而活下来的中国人，犹太人会以他们为敌吗？

国破家亡的时候靠着纳粹的德国人，靠着美国人传教士，幸运的他们有了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称他为活菩萨，感恩戴德，这是拉贝应该获得的勋章。

说拉贝拯救了南京25万的难民，或许有一定的数据，但在安全区也并非的太平无事的。

史料记载东京审判中一位美国驻华记者作证说：“ 12月13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雷伯(编者注：雷伯实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间日军司令部中将谷寿夫，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乱行动，但他们的访问与恳求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部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

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实在痛楚极了。

”公诉人中国政府的起诉状中其中一句更是让人泪垂：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

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

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曾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到她所在的学院抢女子，不然就要以搜查伤兵为由进入安全区，结果“有些妓女主动站起来跟他们走了”。

活下来的国人也在万字旗的保护下积极的展开自救。

或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Heil Hitler或者Heil Shitler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乱世中活命的护身符，人都有苟全性命的本能，我们又怎么能因为他——拉贝是纳粹而绝食周粟？

堂堂中华儿女要靠独裁者的旗帜来保护，而本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呢？

老蒋当年决意死守南京，但却并未亲守，他知道南京必定沦陷。

接战第七日就着手军队进行撤退。

留兵抵抗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苏联出兵和国际声援。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

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约为五万。

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自己人的误杀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残酷的历史。

30万平民被杀害，无数妇女被奸淫，5万缴械军人被屠杀，只有几个传教士般的外国人在南京奔走，保护沦陷区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对他为之奉献大半生的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别妻子留在南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心存幻想到最后坚决的站在朝香宫鸠彦的面前，一次又一次的为安全区的中国人争取权利。

屠杀的最后一日，日军统帅下令杀入国际安全区，数百中国百姓站在安全区的出入口组成人墙，与日本人抗拒。

日本人没有进攻，请求增援，并调集来两台坦克。

中国人没有挪动脚步。

朝香宫鸠彦下令作战状态，日本兵枪栓都拉上膛，中国人虽然人群中稍稍骚动，但依然伫立。

朝香宫鸠彦下令射击，中国人哭号着脚软了，人墙立即出现缺口……是的，人都会怕死。

谁都害怕。

怕死就不要站在那里！

早早的逃到乡下去！

永远躲在阴暗角落里面向隅而泣吧！

回顾历史，我们该反思的是什么？

谴责法西斯主义？

或者要求日本低头道歉？

或让日本天皇来磕头谢罪？

局限于狭隘民族性的刻薄，继续传承阿Q精神？

抵制日货？

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典范。

他可以突破不同的种族、文化、党派、信仰，为和平做出了如此大牺牲和贡献。

我们呢？

可不可以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大国子民来正视那场惨案？

该反思，该忏悔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人。

为了万字旗下苟活的生命，为了和平，为了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也可能不会发生的，望我国人收起那打鸡血般的义愤填膺，少些口战，多些实干，国富民强的时候人家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攻破首都的。

绝对的亮点，尤其是她对拉贝先生的感情，发乎情止乎礼，看的哥哥很有感觉不知道这样严肃的片子我这样解读算不算过分，但是我确实觉得她充满爱心很善良啊Dupres似乎是个虚构的人物，原型应该是魏特琳（Minnie Vautrin），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士，可惜在1941年自杀了～～～

被删改的拉贝日记。

同一时间两部南京题材大碰撞，不论票房胜负，倒是造就了南京题材的讨论热，这是好事。

相信这两部片子也都会因为这种热议而受益，取得票房成功而双赢，没必要你死我活的。

不过看掐架还是很意思的，所以我也不想劝架。

《拉贝日记》中拉贝身为纳粹党员，和同盟国人一起聊天喝茶，任由中国人把纳粹旗在脚下乱踩，喝醉了和英国人一起唱：“希特勒是个胆小鬼……”这些也许不是史实，也许只是编剧的加工，但这给血腥的南京冬天蒙上了一层童话色彩，也使人更痛恨打破童话的人。

但正如南京南京中拉贝的下跪和角川自杀等虚构情节让人不满一样，拉贝日记的一些明显缺陷使一个本来很好的题材与角度变得失色了。

一、场景表现上，拉贝日记的大场面戏颇为粗糙，表情，动作，配音，时时提醒你这些人是群众演员。

中国战俘在日军扫射时像多米诺一样的整齐倒下，没看到任何的惊慌挣扎，也没有《南京南京》中表现的麻木与绝望，好像日军扫射的是一堆木桩，但木桩也不会倒得那么整齐划一。

二、张静初和那德国人的爱情突兀而且多余。

三、张静初做为一个女学生，居然敢在杀死两个日军军官后还换上他们军服带着自己弟弟推着自己父亲尸体在夜里南京出城进城，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还有日军来向她敬礼报告。

看到这突然感觉在看《女子特攻队》，张静初一个女学生就能如此横行南京，日军没有被金陵女子大学屠杀也真是奇迹。

最重要的一点，对历史的处理上。

在一场义正词绝拒绝了交出妇女的戏后，在电影中，安全区好像真得就再没有女生被施暴了，也没有提及有妇女被交出。

只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伤兵和几名医生，另一次日兵要求女学生们脱衣服以检查她们是不是都是女的……（很无语）似乎编剧是想表现：当时拉贝很努力的把安全区保护的很好。

生怕描写多了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就会对拉贝的形象有所损伤。

但真实的拉贝日记中是这么记录的：“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

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

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

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只看过这部电影，没看过拉贝日记文字版的人只怕会以为日军在安全区中相当的“守规矩”。

只不过是一次“脱衣检查”而已，中国人为什么要哭天呛地？

陆川在《南京南京》中让拉贝下跪，这有违史实，被指责。

我认为很对，所有导演和编剧一厢情愿的虚构都可能造成对历史的歪曲。

拉贝没跪过就是没跪过，日军没自杀就是没自杀，为什么一定要硬给他们加一些导演想要的“内疚”。

而《拉贝日记》中用“脱衣”替换“强奸”的安排，是对拉贝的美化还是背叛？

拉贝不是圣人，有些事他做不到，不能保护所有人，中国人也理解，同样也感激他，又何必为了让他的形像完美而连他日记中明确记录过的史实都回避或修改掉。

拉贝在天有知，会感激制片方对他形像的照顾？

还是为他的日记被删改而痛心？

南京南京，因为其真实之处而震撼人心，也因为其虚构之处而失去了面对真实的力量。

拉贝日记，日记本身比电影更真实。

拉贝本人比编剧更诚实。

这个标题有点诛心的说法，前提是，伟大被逼出来之前必须有一颗“真善美”的心灵，方能蕴育出伟大来。

之所以这样说，是看了《拉贝日记》后有如此的感慨，对比《南京，南京》而言，我想说的是，拉贝很伟大，南京更史诗。

拉贝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有着一颗伟岸的心灵。

之所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安全集中区，更多是被历史，被环境所逼迫出来的。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拉贝曾经要离开了。

甚为纳粹份子的拉贝将带着“希特勒万岁”的敬礼回到德国，留下来的西门子发电厂经理一职将移交给后来继任的人。

然而，半夜漆黑的上空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粉碎了他回国的愿望，在纳粹旗帜下他保护了工厂里的工人，可面对被日军团团包围的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的南京，拉贝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顺利的脱身而去。

我相信拉贝是一个善良的人，不然他何以对日军和当时国民政府存在如此天真的幻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拉贝认为一个政府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首都的。

他更加不愿意相信日军会真的进攻南京，所以他无法相信后来的屠杀，哪怕那些鲜血就在他的眼前如璀璨的桃花一般朵朵盛开的触目惊心。

他的善良蒙蔽了他的善意的揣摩，以至于看到日军违背了国际公约而血腥屠城的时候，他依然幻想通过电报告知他那个国家伟大的元首，让元首来制止这些残暴的血腥。

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他在恐惧、焦虑和愤怒中忘记了一件事情，德国已经是日本的盟国，不然何以日军没有轰炸德国纳粹旗帜下的工厂？

不然何以日军没有入侵挂着德国纳粹旗帜的保护区？

幻想终归还是幻想，但幻想破灭之后的清醒入侵大脑的时候，极度愤怒痛苦的背后必然就是幡然大悟的行为。

拉贝愿意被迫的留下来，尽自己最大可能帮助自己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这个国家首都罹难的人们，可他还是要想办法送走自己的夫人朵拉。

可以，遗憾的是，当海平面上那座鸣笛起航的轮船被日军的轰炸机团团包围，炮声隆隆中浓烟滚滚时，他刹那的心碎，与他相濡以沫的朵拉还在船上，他认为把朵拉送出这个地狱之后就可以平安了，可炮弹击碎了他的幻想。

远景的海平面里，一艘冒着浓烟滚滚的轮船在日军飞翔的轰炸机下摇摇欲坠，站在堤口的拉贝目瞪口呆之余的锥心之痛，他孤独的身影被抛弃在大海黑烟的背后，一切显得如此的残酷和无助。

从这一刻起，电影给人诠释了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感，长镜头完美的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的卑微，开始拉开了宏伟的拉贝日记里记录的那些真实的场面。

其实，我是不愿意去讨论，诸如拉贝以一个德国纳粹份子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在战争笼罩下整日的和死亡擦身而过，在失去“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朵拉痛楚的背后，仍旧不遗余力的拯救那些难民。

这是怎样的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可拉贝意识到了吗？

他应该没有，他只是竭尽所能来保护难民区的一切，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如此的无助。

譬如他那个会说德语的司机就因为没有呆在汽车内而被拖去砍了头，而在夹缝里看到整个过程的拉贝在惊恐愤怒之余，已经没有多少的恐惧了。

但他提出要以二十名被俘的战俘换他死去的司机而面临选择时，我想那时的拉贝心里无助到了极点，他或许都想救下来，可他完全是办不到的。

因为那些被砍下来的人头就在后面，一个个死不瞑目的看着他，地上涂满了鲜血，死亡的气息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电影里处处透露了让我们深思的值得探讨的话题，救还是不救？

当医生决定救自己同事的军人儿子时，冲进来的日军以此为借口不仅枪杀了这名士兵，而是连拯救的医生和护士都毫无幸免。

为救一个人而失去了五条人命，值得吗？

还是不值得？

救还是不救？

但日军知道安全区内被偷偷的匿藏了几百名中国士兵之后，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是交出这几百名士兵还是等着日军用子弹和枪炮将这个安全区夷为平地？

这不仅挑战我们的思维，也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准绳和哲学思考范畴。

幸运的是，电影很戏剧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得到了一个都救了的虚伪的结果。

可是，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在战争年代的恐怖屠杀氛围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如此幸运的戏剧化的效果？

不管我们选择何种办法，造成了何种结果，我们事后唯一可以合理的解释的理由就是，这都是被逼出来了。

虽然说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讲述，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远远超于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伟大人士。

但不管如何，拉贝足以用伟大来评价。

他和他的团队和战友评价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能力和侵华的日军进行了竞赛，他们拯救的人数几乎对等了日军屠杀南京时罹难的人数，如果这都不伟大？

那什么叫做伟大？

可惜伟大的拉贝回到了德国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忘记这段曾经伟大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刻意的遗忘了。

因于对德国纳粹份子的仇恨让人们蒙蔽了自己的善良和敬意，刻意的遮拦了这段历史的记录，让老年的拉贝在穷困潦倒当中回忆自己的过去。

如果不是全球二战反思带来的结果，谁又能保证那些忠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得以重见天日呢？

这段日记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证明了拉贝的伟大，见证了二十多万中国人被拉贝庇护下的幸免于难。

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成为了日后佐证日军在1937年的12月31日曾对当时中国首都南京所犯下的磐竹难书的滔天罪恶的强有力的证据，成为二战最为直接和忠于史实的记录。

电影《拉贝日记》是否完全遵循了拉贝日记所拍摄，我不知，因为我没看过拉贝写的日记。

仅从电影的层面来说，讲述了一段可信的历史。

只是，电影还存在了一些莫名的硬伤。

譬如张静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何况在她后来差点被日军强暴的那段戏显然太假了一点，试问：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会拿起手枪精准的命中两位日军？

难道手枪在开枪之前是不需要打开保险盖的？

难道一个小孩子因为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对枪械的构造心领神会？

难道日军的军服本来就是为张静初定身打造，穿起来如此的合身？

女性角色的设计上面，《拉贝日记》远远不如《南京，南京》，在《南京，南京》里，每出现的一个女性都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让人印象深刻，如此的让人锥心的灼痛。

可拉贝里面，却让人心存怀疑，虽然这个怀疑和这个角色的本身设计一样，看起来如此的不靠谱。

拉贝很伟大，《拉贝日记》很真实，电影则讲述了一个让绝大数人都能接受的故事和史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加愿意垂青于《南京，南京》，那更史诗。

我想，如果《拉贝日记》是一部纪录片，会不会更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电影《拉贝日记》当作一部纪录片来看，来反思的。

门萨党徒Florian Gallenberger最近因为这部片子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指责，《南德日报》《法兰克福评论》及专业电影期刊《电影院》不约而同地批评本片为求获奖及迎合观众口味而对拉贝原著进行了过多的改编，其中一些言论甚至显得相当尖刻：“一些（请注意两处引号内的措辞）”人物形象出于艺术创造的目的被“再次拔高”过了。

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是片中或真实或杜撰的人物不合史实，F.G.不带“严肃态度”地将本应有更多纪实要素的敏感题材拍成了商业片；其二则在对拉贝本人事迹本身的评价标尺上。

自96年底日记被公布以来，其形象和事迹在德国就备受争议：美国时报当时称拉贝为“好纳粹”，一个“中国辛德勒”的称号，略带强制地给这位已过世半个多世纪的汉堡商人定了性（一些观点亦认为辛德勒仅仅是“小拉贝”，他的形象才真是被电影给拔得过高：辛德勒那1200人规模的犹太人收容工厂，实际是为着战后他本人的“去纳粹化”铺好后路，与拉贝等人义务拯救20万南京平民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行动相比，根本是云泥之别——孰是孰非，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

但德国民众私下里大概认为将一个救助者形象同纳粹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作为一种带有“某种意味”的宣传手段，就更加不是滋味。

《拉贝日记》的原著琐碎、零乱又朴实，我早些年前曾读过，现在的印象也是零零散散：其实这位西门子工程师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实在是不紧密，他在南京待的时间过长，（似乎，这里我的印象不是很确定，待考）是在中国加入的纳粹党，于祖国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南京事件之后归国才有所了解（这就像是君特格拉斯承认他的党卫军身份，说是当时的一种“自觉”一样：当然也有些人说这位老人是为了那本《剥洋葱》的销量借题炒作）——他的事迹到底是否应该过多地和纳粹概念本身栓在一起，这里暂且不论。

不过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就是日记中拉贝多次利用了他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进入他宅邸滋扰他所庇护的中国平民的日军喝退。

一面纳粹党旗，举起的时候可以作为冲锋杀戮的信号，放下时倒成了醒目的黑色红十字标。

我猜当时拉贝所救助的那些南京市民中，大概也有些会将卐错认成卍，将这位说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的外国大叔当成乱世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吧。

南京1937年末1938年初发散出来的各色人性，打零拆散来审视，比单单盯着30万这个数字看应该要理性得多：陆川和F.G.都清楚这一点，这算是作为电影人的自觉。

不过两人的手段不同，在各自国家收获的评价也不同。

陆川更倾向于描述事件，角色是他的画笔而已。

在已有的不少评论中可以发现，上万人“不争唯等死”的那个镜头刺痛了很多同胞的内心，观毕不觉要去批评或感慨这种将人性打得过散的消极运镜心态。

这样处理究竟好是不好，各人眼里当然不会有定论，不过我猜，收集资料时的陆导多半看过一张名为“南京入城式当日、菓子・煙草の配給を受け、喜んで日本軍の万歳を叫ぶ南京の避難民（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ers_for_Japanese_forces.jpg，转自维基，看不到请翻墙）”的历史照片（这对于一位拍摄过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纪实类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个还算合理的推测）：一点小恩惠就能够让中国平民拥着鬼子军官高喊万岁，这让人不觉忆起鲁迅在仙台看国民围观同胞被砍头影片时的沉痛心情——还原时景心态的要素，《南京！

南京！

》应该是做到了的。

F.G.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他的重心是切题，是“艺术化还原（顺着德国媒体的思路走）”一个真实的拉贝。

虽然这个片子获了奖，但这点却还是有点难做到，因为五十年来敏感惯了的德国人很难弄明白——其实这部片子，纳粹也可忽略，南京也可忽略，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在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这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实例方面写下的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拉贝的妻子多拉倒不认为丈夫在南京的行为有多值得夸耀，尤其在拉贝先生被作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象征之后，她借媒体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

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

”，这段话的韵味有好几层，因而我认为引得高明，但在这篇文里详细剖析这段却似乎不合主题（这或许是借口，毕竟由此发散过多也不太好。

p.s.这段话貌似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也引过，但立意不同）——认为“孩子们”指“拉贝”、“政府”或者“媒体”，都可引出一番不短的议论及考证，关于拉贝问题在德国的不见定论，由这个例子自可窥其一斑。

有趣的是，年轻的才子导演F.G.在中国待了两年，媒体便有些对他认生，刻意将他曾经获奖的《Schatten der Zeit》和《Ich will sein》搬出来为他本人进行注解，并且故意强调和《John Rabe》之间的“大不相同”。

似乎F.G.在红色中国待了两年，拉贝没有拍好，反而自己倒变成了第二个“拉贝”似的。

罢了，如前所述，F.G.是门萨党徒，拉贝则是“好纳粹“；卐是第三帝国党徽，卍万字轮又被玄奘念成”德“……纳粹与佛陀，恶与善，德国与中国，鬼子与南京，这一切的反说正说、慷慨陈词、正义凛然、历史原貌、艺术改造之类，当下都不过是流于2d画面、扬声器声音及手敲文字的争论。

哪一天鬼子再来，围城之际给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们一把枪，你敢挺身向前么？

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

请别拿这问题来反问我，我没经历过那场面，拿浪漫的假设来堆砌道德高度，某文可办不到^^

这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不是历史记录片。

约翰·拉贝，纳粹党员，西门子工程师。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那刺眼的纳粹党员身份可能会让人觉得他非是善类，在1937，在那个血腥的日子里，和他的同伴们，一起拯救了200000中国人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驱动着他这么做？

古道热肠？

悲天悯人？

侠肝义胆？

人文关怀？

不，都不是，只是那句“你们俩都是固执的要死的人”。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27年，工作了27年，而一切的肇始，只是拉贝想要保住他的工厂和他的工人——和我们的辛德勒如出一辙。

但又是什么，让拉贝终于毅然留下，领导那个“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保护中国平民？

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他感到义不容辞的使命，甚至，还有一丝与威尔逊医生的赌气——男人的尊严。

但他对战事的预估，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拿着日本军队洒下的“日本军人是你们的朋友”的传单，试图告诉人们，日本人会避免无谓的杀戮，甚至见到了那位皇室亲王，他依旧抱着一丝期望，希望日军有所收敛，骨子里，拉贝对战争的理想是天真的——就好像他发电报给希特勒，要求希特勒干预日本的行为。

但正是这个对战争抱有幻想的人，却在战争中拯救了无数的中国人。

——谁人生而伟大？

厌倦了高大全的英雄，厌倦了标语式的口号，我更希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

我们的教育，那种英雄主义的情节，那种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已经完全挥之不去——一如那绵延几千年的圣人崇拜。

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我们传扬了数代，但却再也不见黄继光，再也不闻董存瑞——我们的宣传机器，一直高举着理想主义的大旗教育我们的后代，告诉他们，要向先烈学习，要舍生入地狱，忘死救万民；但我们的生活，却又抡起现实主义的大棒，把我们狠狠敲醒，“别做出头鸟”，“见义勇为是傻子”，——我自身，便是这样的体制的产物。

我厌倦了。

我不想看到一个人的大爱无疆来得毫无缘由，一个人的巨大牺牲只是为了中国不亡的口号，一个人的甘愿赴死变得理所当然——这样的英雄，毫无意义，或者说，永远只有书本上的意义——但我们不能抱着书生存。

于是我需要拉贝和他的那些朋友们，会互相赌气，会盲目天真，会从自身利益权衡，会产生爱情，会破口争吵。

——因为无人生而伟大，也只有坚信无人生而伟大，我们才能达到伟大。

因为我们都是凡人，都有私心，都有胆怯，都会逃避——但正是在那些历史镜头下我们表现出的无私、勇敢、担当，才能印证我们生命的伟大。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

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

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

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

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

南京！

》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

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

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

中国人怎样看电影？

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

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

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

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

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

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

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

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

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

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

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

《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

南京！

》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

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

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

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

《南京！

南京！

》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

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

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

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

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

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

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

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

“《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

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

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

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

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

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

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

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

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

——怎么办？

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

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

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

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

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

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

南京！

》，和一切用《南京！

南京！

》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

南京！

》中的最大一处符号。

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

南京！

》不是一部好电影。

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

南京！

》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

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

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

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