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姜色

刚从藏区回来，就受朋友邀请去看了上海电影节的最后一场，本届评审团大奖《阿拉姜色》。

工作日晚上十一点才开始的片子，一半位置都空着。

想来评审团大奖的名头也无法让大家大半夜跑来看这个名字不知所谓的影片吧。

然而主创团队居然出现了，穿着干净朴素的藏服。

在门口电影节的背景板那儿拍照时，周围有人小声惊呼：啊，原来是藏族电影啊！

可想而知，有些观众并不清楚影片背景。

所以当主创团队齐齐站在台上，主持人微笑着问大家对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台下有人不满地吼了一句：片子还没看呢，哪儿来的问题？

是啊，真想知道观众的想法，不应该等放映结束再出现吗？

还是他们也想早点回去休息？

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出现呢。

恼人的创作者们离开了，留下他们的作品供人细细观赏。

但这个小插曲还余音未了。

我一开始很难入戏。

不是演员们演技不好，而是当他们的真实形象先于角色出现在了你面前，而且还正正好就是在电影放映前这个点，真是很难不把他们的真实形象和电影角色混淆在一起。

仿佛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在提醒你：这都是假的，别进去。

总之，以上那么多字只为说明：主创团队，尤其是演员们，千万不要在映前出现。

映后欢迎。

回来继续谈谈片子本身。

坦白讲，影片一开始我是有些后悔的。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整体基调太沉重了。

这种片子更适合一个人在阴雨的夜晚，一个人在家边喝酒边看。

午夜时分跑来影院和这么多人一起看，身边还有个认识的朋友，不太自在。

担心某一个自我在脆弱的午夜按捺不住，喷薄而出。

可是来都来了，总得看完啊。

好在片子是部好片子，一切都是值得的。

影片讲的是嘉绒藏区一家人去拉萨朝圣的故事。

情节不算复杂，女主的前夫生病住院的时候两人曾说好要一起去拉萨朝圣，但并未实现。

前夫去世后，女主嫁给了男主，但男主不想接纳她的儿子，于是儿子就留在了娘家生活。

结婚六年后，女主梦到前夫来找她，要她跟他一起去拉萨。

而后女主去医院发现自己得了绝症，隐瞒了病情，安顿好家人，带着前夫的骨灰和结婚照去拉萨朝圣。

但这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朝圣之旅。

先是一同出发照顾女主的两个同村小妹中的一个跟遇到的帅哥跑了，而后男主发现了女主的病情骑着摩托车追来，央求女主跟他去医院，被拒绝。

再然后，剩下那个小妹也离开了，女主的弟弟带着她那叛逆休学的儿子来了。

在弟弟离开后，这变成了一家三口的朝圣之旅。

这也是三个人头一次这样子朝夕相处吧。

三人间其实各有间隙。

女主对男主坦白了来朝圣的真实目的，男主很嫉妒，但还是深深爱着女主。

儿子依恋母亲，却又无法原谅他们俩"抛弃"自己的行为，这恨意又在女主去世后完全转嫁到了男主身上。

当然，一切的爱恨情仇，都在朝圣的最后得到了消解。

影片最成功之处应该就在于呈现了这些相遇和情感的升起与消弥。

佛说，“一切有为法，尽是因缘合和，缘起时起，缘尽还无，不外如是。

”所有的相遇都是缘起，分离都是缘灭。

这个重组家庭的相遇是缘分，两个姑娘的加入是缘分，一路上遇到的司机、村民、小毛驴甚至蚊子都是缘分。

缘分升起又消失，大家聚了又散了。

片中的每一个人最终也都接纳了自己的命运。

并不是没有过抗争的企图，只是最后都在命运面前臣服。

妻子在一开始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数度悲痛哭泣，可也仅止于此。

她擦干眼泪，默默而细致地安排好两家人，遥遥磕头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转身踏上前往拉萨的不归之路。

丈夫在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很难接受，试图说服妻子去医院。

但曾经在医院陪伴插满管子的前夫长达一年的妻子心知这样的抗争是徒劳的，人总是要死的，她想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丈夫也只能尊重她的选择。

儿子也抗争过，他不接受母亲改嫁后自己只能跟外婆舅舅一起生活的结果，以叛逆休学的形式发出自己的不满。

他也不接受才和母亲相聚没多久母亲就离世的结果，可这一次，他开始学会接受命运，除了将墙上被男主撕裂的照片偷偷取回来粘在一起珍藏，他明白了自己是没有资格和命运讨价还价的。

他也默默地接受了继父，允许他拿着剪刀在自己头上剪头发，共同准备迎接此行的终点拉萨。

这场剪发，像是一场成人礼。

最终，这一家人，以这样的形式，抵达了拉萨。

阿拉姜色是一首祝酒歌，意为请您干了这杯美酒。

在片中一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儿子对男女主还有怨气的时候，男主在火堆旁为了示好，唱起此曲。

女主也附和着，温柔美好的歌声和真挚的感情，逐渐融化了儿子的心。

第二次我记不太清了，应该是在女主去世过后，男主一个人唱起此曲。

缘分到时，请干了这杯美酒。

缘分散尽，互道珍重。

除了女主离世前一晚对丈夫道出自己来朝圣的真实原因，片中人似乎从来不需要解释什么。

女主没有解释过自己对前夫和男主的感情，男主也没有对儿子解释过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想接受他，两个小妹离开时也并没有解释就走了……一切就是那么顺其自然就发生了，人类除了接受，并没有什么能做的。

解释何用？

亦没有强迫。

男主和家人尽管担心女主，但都没有勉强她留下来；母亲没有勉强儿子跟着舅舅回家。

大家都那么尊重别人的意愿。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

片中的藏族人没有人质疑女主的行为的，即使她病重躺在帐篷里，附近的村民也只是默默地让孩子送来奶茶和“需要时叫我一声”的关心。

反而是一个汉族医生，语重心长地把男主拉到一边谴责说：你婆娘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能让她去朝圣呢？

不知道导演是否刻意，但我认为这里体现了汉族人和藏族人的巨大差别。

地广人稀的藏区，人人都要有独自生存的能力，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他们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施舍的司机，送茶的小孩，随时伸出援手的村民……），但不会干涉或随意质疑他人的决定。

而高度相互依赖的汉族人，总是习惯于去给别人提意见和发号施令的。

对藏族人而言，生死问题也就是个因缘问题。

女主去朝圣不仅仅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也是自己与人世的告别。

她离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得来。

藏族人里是有很多生病了不去医院而选择去看活佛或者去朝圣的，外人总认为这是迷信。

诚然，是有迷信的成分在。

但在这部片中，我认为女主的选择是基于她对自己病情的足够了解（源于与医生的交谈）、对现代医学的疑惑（源于她前夫的经历）和对自己清楚的认知后得出的理性结果。

事实上，汉族人以及欧美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绝症时拒绝治疗，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离开。

藏族人的这种行为尤为受到关注不过是因为他们大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朝圣这种方式。

但这事儿到底算不算一个纯宗教范畴的问题，还值得商榷。

藏族人对于生死的淡定还表现在丈夫发现妻子离开后的冷静克制上。

他守着尸体过了一夜，第二天虽然明显地由于悲痛导致状态不佳，仍旧冷静地按照习俗处理好了丧事。

村民听到女主离开的消息也只是惊讶了一下，毕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没想到那么快，然后迅速提供男主需要的一切帮助。

他们的内心固然是悲伤的，是有复杂的情绪的，但每个人都选择安静地消化自己的情绪。

毕竟，这都是个人的事情，命运是不会理睬的。

命运之河不息地流淌，缘分似波浪升起又幻灭。

一曲阿拉姜色献给你，干了这杯美酒吧。

文/赛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阿拉姜色》，也是我看的十几部最新华语电影里，最好的一部。

于我，算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压轴。

在经历那些没有日常、没有张驰、没有将心比心的影像之后，松太加的这部新作，让我意识到电影与人的关系，一旦真的建立起来，是很难疏远开的，这话对华语电影尤其适用。

松太加的电影，我算是一路看下来，一部比一部有提升，一部比一部更能解决问题，也更能提出问题。

这其间的一问一答，不是为应试而作，所以，他也就不必那么紧张，那么急于获得某种可供昭示的站位。

它只是让挥之不去的郁结慢慢的散开，到后来，解铃与系铃之人，在不在场，都不关乎要义，于是目的与过程有了并置的可能性，这是最令我欣喜的一点。

松太加 2015年《河》 剧照这届上影节，最热的电影是戛纳金棕榈的新贵《小偷家族》。

它所要讲述的是家庭的组建，与先天的血缘并不构成非如此不可的关系，它与后天的彼此取暖、共赴劫数倒容易十字相扣。

这与《阿拉姜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小偷家族》在表达上更旷观一些，血浓于水也好，萍水相逢也罢，这两种家庭组建形态的破灭，只是证明“家”乃概念的产物，至于什么样的事物能如影随形的服务于心灵，是枝裕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缄默。

《阿拉姜色》所描绘的也是一个临时家庭，是怎样一点点组建起来的。

那对准父子，他们之间基本不使用亲人的称谓，而在他者的眼中，他们是再正常不过的父子俩。

这种被凝视的视觉状态，将尴尬化为无形，将润物细无声的默默接受，表现的既温婉又幽默。

而那头失孤的小驴，当苍蝇逐血的嗡嗡声响起时，我刚看时，以为是在画蛇添足。

而当这只小驴负重前行时，它成为了这场朝圣之旅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时，便深觉这牲口，是这沓无人烟之地，惟一见证父子和解的目击者，心下释然了许多。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群生命在靠近、在移动。

父子情感的递进，除了最常规的父救子而落水为转折外，更深切的契机，是对遗志的继承，朝圣的理由也在于此。

当圣地就在眼前闪亮之时，还需有一个良辰吉日去应对你需安放的心境。

在那一刻，时间与空间开始了对话。

它比另一些纯为打扮心灵的膜拜，有了更为开阔的可能，目的与过程有了合二为一的契机。

而对我这样一个无信仰的人而言，只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

我坚信，只有人才能证明另一个人的存在，才能让他在天地间真正的有所屹立。

男人的父亲患了绝症，他即将孤绝，孩子刚刚失去双亲，他们都对无所依靠的仪态不抱兴致。

在展示冷漠时，孩子比父亲更积极，但也更畏惧有所失去。

个人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历程，惟一能告慰先灵并顺带勉励自身的，就是前仆后继的延续。

影片全部的表达大概就在于此。

从剧作上来看，《阿拉姜色》的前半段，也就是女主生前的那一部分，假如说后半部分是种行走的力量，那么女主的“拼将一生休”，则更具葡蔔的意味。

拉萨只是个具体的所指，更多的还是这位美丽的藏族女人反复念叨的“命运”。

虽然不免要流于直白，但女主那张不甚戏剧化的脸庞却有种别样的说服力，让我们安然的去敬服她的甘心和甘于。

前半部分吸引人的，自然还有它的悬念，好在它并不一味的和我们玩猜谜的游戏。

它从女主不可言说的梦境讲起，然后是女主的病情，然后缓缓带出女主的另一段婚恋。

我多年前胡乱写过一些长短句，其中有一句是“没有秘密的日子也要过下去”，这句话是我对所谓起承转合的犹疑，同时，也是我对戏剧性究竟伸展到何步的期盼。

《阿拉姜色》迎合了我对故事本体的，某些可能是大而不当的索求。

也就是说，当妻子的秘密全部大白之后，叙事并没有就此而框定，而是多了许多随时准备拐弯的迹象。

一句话，这样的故事是活的，是能够运动的。

很多人看《阿拉姜色》会泪流满面，被那些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的情殇所触动。

好比那张撕开又被粘贴在一起的照片，也在暗示，你进入他人的生活，你就得在他人的阴影下完成你的余生。

我看时，泪腺保存的还好。

真能让我在心底涌出暖意的是，妻子跟丈夫讲起她前夫的过往，并吐露要继承其夙愿的决心。

丈夫听到这儿，异常缓慢也异常温柔的躺到了这个心可能早就被撕在两半的女人的身边。

第二天，这个女人撒手人寰。

《刺客聂隐娘》里张震向她的姬妾讲述他对聂隐娘的思念之情，《阿拉姜色》也是这般，只是性别互换了一下。

在这里，秘密消散之后，嫉妒和随之而来的独亨也在朦胧的夜色的逐步隐去，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痛惜和深深的感佩。

这是我所向往的生命的高级仪态，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对最爱的人，毫不避讳的陈述：我更爱的是谁。

太多人的生命，都是被圈点，被设定。

而《阿拉姜色》的这对伴侣，他们之间的情义是清澈，却不急于见底的。

在看任何电影前我一般都不会看故事简介，也不会看预告片，选择影片全凭感觉，包括这一部电影。

起初只是想要支持藏语电影的票房，没有提前去了解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开始看没多久，俄玛（女主角）就提出要磕长头去拉萨，当时心里的念头就是怎么又来了，除了朝圣就没有其他故事可讲了么？

然而这种抵触随着影片的发展渐渐消失，朝圣不过是导演借助讲故事的一条辅助线而已。

从同行的朋友相继离开，丈夫知道病情反对她磕长头去朝圣，再到后来后父和孩子的继续前行，这条线的作用是让他们互相和解。

俄玛在影片开始时，从噩梦中惊醒继而哭泣，直到她快坚持不住时才告诉丈夫，梦里出现了什么。

这个时候她和前夫和解了。

叛逆的孩子和罗尔基一直心存芥蒂，在维系他们关系纽带的母亲去世后，罗尔基本来想送这个累赘回家，但是他曾对那孩子许下带他去拉萨的诺言。

看见拉萨的地标牌后，罗尔基没有忙着继续前行，说要休息几天收拾收拾，挑个好日子去拉萨。

在拾起驴打翻的骨灰盒时，看见他当时撕碎的照片被黏合放在里面，是他和死去的人和这孩子的和解。

和去年的《冈仁波齐》相比，这部的故事性好很多，并且加入了很多生活和民俗的琐碎片段。

俄玛知道自己病重，不愿意去大城市治病，因为她知道并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但我以前一直认为，去选择相信佛教可能都有自己的目的，比如这种状况下就可以期待一下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阿婆病重去世后，一度无法和信仰和解，想不明白这么善良和信教的人怎么会这么快离开人世。

近两年大概成长了，发现有的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个样子。

在我们那儿，清晨煨桑或者点佛灯时，都要双手合十许愿。

在今年以前的我，许的愿不外乎是关于自己或是家人的。

在藏历年去祈福时，舅舅跟我说许愿时应该要加上天下苍生，不能自私地只为自己祈祷。

在那以后，每次都留心听了一下别人的祈祷，真如舅舅所说，不管贫苦还是富足的人都在为天下苍生祈祷，突然就觉得自己眼界好低。

人们大都觉得自己不甚了解的这片高原神秘莫测，再加上宗教赋予的力量，甚至以为来了一趟就能“净化心灵”，拍了一些风光大片回去，生活照旧，不如意的仍然不如意。

其实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又有什么差异呢？

琐碎，反复，无聊，这不就是生活。

条件还比不上大城市，只不过欲望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每天做好分内的事情，除外能再转经和念点佛就是大多数人的要求了。

以前看很多藏语片，觉得太不真实。

艺术虽然要高于生活，但离开生活也不行。

少数民族在表达喜欢时都爱用酒，民间流传各种祝酒歌，电影里唱的便是其一。

高原上的冬天很冷的，只要不干活，大家都爱围在火炉前烤火聊天，再烤点土豆在炉灰里，烫到双手不断扔来扔去吹气，也不愿意放在桌上。

电影里最打动我的片段也是烤火，他们烤了好几次火，每一次故事都更进一步发展。

他们一家人围在火堆旁，罗尔基拿着一块石头假装是酒碗，唱起了“阿拉姜色若”，在传递的歌声中和解。

少数民族好像都能歌善舞，在表达情绪时便可以用歌声，最喜欢小时候和阿婆转山时其他老奶奶们用唱腔念经，此起彼伏，在诺大的山谷里回荡。

出生在这个地方好像蛮幸运的。

所以呀，有排片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不会后悔的良心之作。

一直对女主的离开方式耿耿于怀，觉得电影编的还不够合理。

关于朝拜、皈依等，应该是一个忏悔和思过的过程。

痛苦到极致后对执着的忏悔，包括个人情感，每次的头触土地，换来的应该是解脱与轻松才对。

可能电影关注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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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姜色》注定无法成为另一部《冈仁波齐》。

因为在《阿拉姜色》中，导演松太加有意回避了所有关于西藏的奇观。

那些在《冈仁波齐》中被多角度全方位展现过的磕长头、布达拉宫、天葬、随风飞扬的经幡……在松太加的镜头中，全都不是主角。

布达拉宫的镜头只在影片结尾出现了短短几秒，磕长头也只是人物的动作逻辑，并非呈现的重点，经幡只在大远景的角落可见，而天葬干脆被导演彻底留白。

这或许就是藏地导演和非藏地导演之间天然的差别。

在张杨看来，把朝圣路巨细靡遗地呈现出来，已经让影片具备了某种神性，可供普通人做意淫般的瞻仰。

而松太加的电影却在有意地摒除神性，还原人的姿态。

因为在他眼里，那些关于西藏的神圣标签早已融为生活的背景，无需被刻意放大或特写。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永远是人。

所以看松太加的电影，你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那是西藏，但又绝不会止步于此，因为影片接下来将会告诉你，那里的人们遭遇的离合悲喜和你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就使得松太加的电影，得以超脱于藏地特质，具备了更普世的观赏价值。

有人管松太加叫藏版“是枝裕和”，表面看是胡扯，细想有点道理。

两个人确有一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都是作者型导演，有很强的编剧能力，且关心的题材也多是家庭矛盾，并将大量镜头指向日常的生活细节。

松太加的前作《河》讲的是一个即将迎来二胎的三口之家中，小女孩的成长焦虑以及上一代父子之间的隔膜。

《阿拉姜色》讲的是一位继父如何履行妻子对前夫的遗愿，并与继子之间达成相互的理解。

这些“家长里短”式的生活困境，是枝裕和的电影都有涉及。

但同时，两者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一定程度上是由“文明差异”带来的，直观表现为电影的视觉空间。

是枝裕和电影中的人物，通通被框定在一个狭小局促的日式建筑中。

他们被困在其中，无法期待任何外力解决此中的矛盾，也只能在彼此不断的摩擦和碰撞中，磨出一份理解。

看是枝裕和的电影，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这种羁绊，同时成为爱和恨的理由。

它是《步履不停》里奶奶对爷爷年轻时出轨的记恨又隐忍不说，也是《比海更深》里良多怨恨父亲，又因走了父亲的老路而油然而生的那份理解。

反观松太加的电影，虽然困境相似，但所处的空间却彻底不同了。

我很喜欢看他电影里那些豁然出现的大全景镜头：远处是雪山，近处是青草，中间的黄土地上延伸出一条公路，人走在其中。

这时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变得那么渺小，而人与广袤空间的关系却变得无比清晰。

它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孤独时空，使人有了避开他人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所以松太加的电影更关心人与自己的和解。

《阿拉姜色》的男主人公罗尔基自始至终都在纠结一个问题：究竟在妻子心中，自己和死去的前夫孰轻孰重？

这个问题看似是他与妻子间的芥蒂，进而演化为他对继子的排斥，但究其本质，无非是他自己心中无法排遣的一份妒意，与他人无关。

特别是在妻子死后，这个问题彻底成了他要独自面对的问题。

这还不算完，影片进一步向他提出挑战。

妻子在临死前向他坦白，原来她执意要走的这段朝圣路，竟是要履行与前夫未尽的诺言。

妻子恳求他带上继子走完剩下的路，去拉萨完成这段旧日恋人的夙愿。

可想而知，那一刻的罗尔基心情是多么复杂。

而与此同时，他心中的问题也在妻子离世后悄然变化：或许比起猜测妻子对自己的爱之深浅，更应该问寻的是，自己对妻子的爱能否包容下一句临终的托付和一个无辜的孩子？

罗尔基心里也没有答案，但是他决定上路，为了妻子试一试。

这似乎是典型的公路片模式。

可松太加执导的“公路片”，又有着明显反类型的企图。

《阿拉姜色》和他的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都涉及一段通往拉萨的朝圣路。

但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主人公与自己的和解，都不是在终点拉萨达成的。

《太阳总在左边》中的少年尼玛，因意外撞死母亲而陷入悲痛，他带上一抔渗有母亲血迹的黄土徒步走向拉萨，期望获得救赎。

可预料中的救赎并没有如约而至，绝望的尼玛从拉萨返程。

影片很意外地将尼玛磕长头的朝圣路全部略去，转而从他的返程之路拍起。

你能想象吗？

一部公路片的起点，竟是从一场失败的旅程开始的。

《太阳总在左边》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公路片模式的无效。

与之相比，《阿拉姜色》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这种无效。

罗尔基和继子诺尔吾历尽漫漫长路，来到了拉萨脚边。

而影片拍了他们进入拉萨后的场景吗？

没有。

终点拉萨只是在诺尔吾登上高山后的匆匆一瞥中，仓促现身，此后再无踪影。

镜头重新拉回这对父子，那一刻的他们因高山阻隔，无法看见拉萨，可是，他们却在真正到达拉萨之前，在那片毫无神迹的荒地上完成了相互的谅解。

松太加用这样的方式是要表达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向所有对朝圣路、对拉萨、对布达拉宫怀有“刻奇”心理的人们发出的一次尖锐的质疑。

它指出一个简单到令所有人忽视的事实：与自己和解的钥匙不在拉萨，而是藏在内心。

那么朝圣路的意义就不再是终点拉萨，而是整个行走的过程。

准确的说，是这段路留给他们的一段独处的时间。

正如《太阳总在左边》里那位老者对尼玛说的话。

他说：“当痛苦遇见时间和孩子，就会淡然失色。

”影片中，尼玛最终回到了家，他没有舍得把那抔沾有母亲血迹的土留在拉萨，而是把它重新撒回了母亲死去的那片土地上。

而在终点，他的哥哥和小侄子正在等他回家。

《河》中，祖孙三代最终放下成见，一起坐在曾经阻隔他们的那条河前。

爷爷说：“咱们坐一会儿吧，等河清了再过河。

”小女孩说：“爷爷，我把小熊埋进了土里，等明年春天就会长出好多好多的小熊。

”这条河就是时间的本体。

祖孙三代看呆了，沉默了，终于明白只有时间会淘尽所有的泥沙。

有时候除了等待，我们并不能做更多。

《阿拉姜色》的结尾，儿子唱起名为“阿拉姜色”的祝酒歌，那是这重组的一家三人唯一的一段美好记忆。

罗尔基给继子剪起了头发。

让人恍然想起李沧东的影片《密阳》的结尾。

细碎的头发飘进了阳光里。

黑暗中，父亲对儿子说：“过几天，我们挑个吉利的日子，去拉萨完成你母亲的夙愿。

”其实，去不去拉萨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路上重新确认了彼此的情感。

比起日常生活，其实朝圣路上并不会有更多奇迹。

母亲终究会死，不会因为内心虔诚而获得新生；该忍受的痛苦还要自己忍受，并不会因为接近神明而获得特赦；想要获得的救赎或和解，仍需等待，因为时间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就像罗尔基最终明白的那句话：“一切皆是缘分。

”在这个寒冷的深秋，在这个最冷的档期，《阿拉姜色》注定将是一部被忽视的电影。

但我想说，无论如何，松太加都不该是一个被忽视的导演。

或许这一点，也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

2018年上海电影节频频爆冷，而藏语电影《阿拉姜色》一举拿下评委会奖和最佳编剧奖，很多上影节观众更是表示感人至深。

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去看了小型的放映会，110分钟的时间安静而充满力量！

看着前半段以为是冈仁波齐式的磕长头的故事，但故事的后半段却有了转折，“拉萨”始终是信仰，前半段是夫妻间的信仰、后半段是“父子间的信仰，细腻而柔软地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另一个让自己触动很深的是高度还原了藏民的生活，风土民情、信仰、情感…没有恶意的卖惨，导演是在平时的讲述生活，实属难得！

电影中最感人的不是丈夫罗尔基在俄玛病终前握着她的手留下的眼泪，而是他拿着自己与俄玛的结婚合影在毛胚水泥墙前倒下去的那一刻。

如果说前者仍然是一种对死亡这幕悲剧收场自然会到来的悲伤，那么后者则包含痛苦、心酸、怨恨、不解等复杂情绪。

罗尔基不知道他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样悲苦的命运：想要的孩子流产而亡、爱人在临终前念念不忘前夫、明明对孩子关爱有加为何被报以怨恨……电影抛出了一个关于生命复杂性的难题：因为罗尔基无法理解，只能委屈地痛哭流泪。

在费里尼的《大路》中，有过相似的时刻。

藏巴诺在异乡再次听闻熟悉的曲子，那是杰索米娜曾经学会并喜欢吹奏的一段旋律，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却已消失于人海。

藏巴诺蜷缩着身体在海边痛哭的镜头留在了每个观众的记忆中，既是悔恨也是自责……是认识到曾经的生命状态已然消失后感触到的悲恸。

这同样关诸生命复杂性的问题，角色无法理解这种复杂性，于是只能诉诸于眼泪。

男人的眼泪，还有什么比这更难得一见呢？

还有什么能撼动一位钢铁直男固若金汤的内心，窃取几滴眼泪？

什么也不能，只有关于生命自身的神秘和复杂，而这无疑能够与宗教（情感意义上）联系在一起。

因为唯有在理智和情感都无法理解生命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求助那个至上的东西，要么将其想象为一个存在的实体，那便是上帝（佛、安拉…），要么将其构想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便是神秘主义。

这是远比简单地表达人性更深刻的东西，它触及了精神的根底，那些平日无法意识到的暗区域，但这又是人与生俱来的。

俄玛念念不忘前夫的遗愿，执意前往拉萨朝圣，难道是作为丈夫的罗尔基能理解的？

罗尔基不愿诺尔吾到自己家生活，难道是年幼的诺尔吾所能理解的？

而罗尔基将俄玛与前夫的合影撕开贴在墙上，诺尔吾也同样理解不了。

太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完全理解别人的思想和举动；说到底，我们自己的想法，又能理解多少呢。

生命是极其复杂的，太多电影忘记了这一点。

《阿拉姜色》将这种复杂性表达了出来，并让它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得到了表现（这是为何电影让人想起《小偷家族》的原因）。

结尾，被粘好的照片从盒子里跳出来，这一幕细节既出乎意料，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这个设计远比任何交流或解释更能化解情感上的矛盾：无言的感动。

东方人不正是以这种方式表达最真挚的情感？

语言的残弱无力，语言的虚假。

现实生活总是混杂着欢喜和忧伤，人性的质地也时常呈现出欲望和理性交错的混沌灰色。

这是真实世界的模样，并不因为故事和人物位处的地域、阶层和行业不同而有任何改变。

创作者的任务，正是向受众展示他们所观察和体悟到的冲突和尴尬，一同完成自我审视和认识提升。

《阿拉姜色》无疑完成了这一任务，高评分也证明了它在观者内心引发的感动。

作为近年的银幕新宠，民族电影越发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塔洛》《转山》《冈仁波齐》等一批优秀作品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渐成惯性的不足，比如对不同文化的猎奇探视，以及如同风景照幻灯片的过度留念。

导演松太加一直在有意识地避开这样的猎奇和游览视角。

《太阳总在左边》《河》两部前作中，他不断剥离掉人物身上的民族标签，恢复到更为大众所亲近的普通角色。

在《阿拉姜色》中，朝圣、诵经等仅仅成为推动故事的基础元素，叙事主题进入了男女情爱的背叛和依靠，家人的信任与猜疑，以及生死守诺这样的宏大命题。

个体角色面对着各自的生存困境和情感纠葛，虽然少以语言沟通，但静默之中，彼此的体贴、疑虑与最终的和解，却产生了更大的情感张力和叙事冲击。

这种情感上的张力，在夜晚围坐篝火的一幕展示得尤为深刻。

母亲俄玛隐瞒病情，同时也藏起对前夫的怀念；父亲罗尔基敦厚沉默，如同每位底层男人，将所有生活困顿和情感波动都与酒液吞回腹中；儿子诺尔吾被长期寄养，他对父母的依恋和反叛混杂于心，复杂的情感折磨着这位不幸的少年。

一家三口围坐篝火边上，看似暖意融融，但内心的情感纠葛几乎无解。

最终还是父亲承担起维系家庭的责任，以一曲祝酒歌打破僵局。

这是整部电影少有的温暖场景，却为之后的情节推演铺垫出最为浓厚的忧伤和怅惘。

俄玛的去世，将影片推向了父子冲突的重要议题。

其精神内核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俄底浦斯，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难题。

区别于蒂姆·波顿在《大鱼》中的奇幻与宽容，以及《最后的旅程》中的漠然、激烈和决绝，《阿拉姜色》显得更加的沉郁和隐忍。

父子身份叠加上寄养和组合家庭的情感疏离，更凸显出人物关系的丰富层次，也让观者对导演可能给出的解答有了更多期待。

然而，导演并没有给出答案。

故事以一种宿命般的接纳实现和解，没有《大鱼》结尾处奇幻故事的深厚意义，也没有《最后的旅程》中儿子在水坑中的领悟，这对父子只是沉默地接受了命运的一切安排，决定忽视隔阂，负重前行。

这可以作为一种中国式的人生智慧和化解哲学，却无力成为一个故事的最终结局。

面对如同乌云一般混沌灰暗的生活现实，我们当然应该像导演视角那样穿透这层乌云，去体悟并坚定自我的价值目标，拥有更为笃定的人生理念。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有着更多的行动力，以自身的努力去消解矛盾、化解困境，驱散现实中的每朵乌云。

信仰、目标和行动其实都是趋近幸福的重要方式，而这些与人生有关的态度和理念，也是在任何地域和阶层都适用的准则。

近几年，华语电影中涌现出许多“去西藏”的电影，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中长磕不止的洗礼之路，纪录片《大三儿》中的小人物梦想，无一不将观众的眺望点指向了西藏，那个象征着神圣的地方。

如果说普通人去西藏只是为了洗涤日渐浮躁的内心，那么藏族人的西行之路则像是命运的召唤，那是一种对神圣的敬畏和虔诚，以身体为载体，摒弃杂念，磕头、匍匐、向着远方一步一步前进。

在松太加导演的《阿拉姜色》中，我们又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妻子俄玛重病之际，不顾亲人反对，执意踏上了前往拉萨的漫长之旅。

与其说她迈向的远方是心中向往的圣地，不如说她是想独自一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但显然，影片不像《冈仁波齐》那般从头磕到尾，而是将镜头真实地对准人物和家庭，探究的仍然是普世的情感价值，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的彼此羁绊、隔阂、和解，才是影片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

正如俄玛要前往拉萨的起因，是源自于一场梦境，而梦在潜意识中其实透露出了俄玛本身的焦虑。

她对于前夫的愧疚，让她不得不在人生最后仅有的几个月中，去完成那个承诺。

尽管俄玛已经有了新家庭，现任丈夫老实本分，儿子也渐渐长大。

但怀揣着的秘密，始终是这个重组家庭的情感隔阂，她需要用一场仪式去化解。

影片的前半部分，夫妻之间的关系成为叙事的焦点，秘密引发悬念。

而直到真相揭晓、悬念揭开之时，故事才刚刚开始，新的矛盾、心理挣扎、情绪变化开始产生。

当妻子的秘密与前夫产生联系，最被刺痛的必然是现任丈夫。

当丈夫发现妻子包里还留着前夫的照片和骨灰时，该是怎样复杂的心情啊？

知道自己的另一半还牵挂前任，任谁心里都不会觉得好受。

只是还来不及难过，更大的悲痛来临，妻子中途死去，带着未完成承诺的遗憾走了。

这成了影片的分界点，男人的隐忍和委屈化成了宽慰和包容，他选择为妻子走完最后的路，带着对妻子的爱意和柔情。

藏族歌手容中尔甲饰演的丈夫承担起了这样的角色，妻子的死亡，留下的承诺，剩下的路途，他需要一并接受。

破碎的家庭，叛逆的儿子，以及失落的爱情，他必须重新拼合。

他的使命，其实是修复家庭和心中的伤痕。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中，探讨了非血缘关系的家庭命脉和情感纽带，几个小偷组成了世间最治愈温暖的家庭港湾，令人动容。

《阿拉姜色》同样用一对非血缘的准父子诠释了情感与爱，守护和责任。

影片的后半部分更像是藏版的《如父如子》，有着是枝裕和平淡隽永的感觉。

父子俩在漫长的旅途中重新建立了新的父子关系，父亲用爱包容孩子的叛逆，孩子也对父亲依赖起来。

失去了妻子/母亲之后，家庭还没有散，依然有着伟岸的身躯和渺小的背影彼此紧紧相依，这恰恰是这部影片最为触动人心的地方。

漫漫长路，两个男人相互依伴，这条通往拉萨之路，成为两人从防备到彼此靠近、互相原谅的治愈之路。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一个是从丈夫角色转换成为父亲，对调皮、叛逆的儿子百般守护；一个是重新回归儿子的身份，接纳原本陌生的男人的“父爱”，彼此温暖，共同面对往后的人生。

影片用这种身份的转变在告诉世人，父子关系可以超越血缘而存在，血缘是亲情的纽带，但情感同样连接着两个生命个体，甚至于，这种情感比血缘更加可贵。

经历过从陌生到亲密，才让这份情感有了温度，可以互相取暖，度过漫漫长夜，度过最后的人生路。

影片的最后，父子俩终于登上山头，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布达拉宫，镜头以主观视角对准那片圣地，远远地凝视了片刻，并未再靠近。

转而继续观察这对父子，父亲用热水温柔地给儿子洗着长发，洗净了污垢，也洗净了误解。

一个被救赎，一个已成长，他们相互间达成了情感的和解与释放。

在这个镜头之后，影片戛然而止，响起了片尾曲。

以一场平平淡淡的生活戏收场，已经很好地说明导演的用意。

路途的终点不是终点，生活不会因此终结，而最最平凡的亲情才赋予生活的意义。

继《太阳总在左边》《河》之后，松太加再次用平静自然的镜头对准朴实的藏民，从旅途出发，寻求藏民们的精神寄托，又深入到人物的情感和内心，让人物在起承转合中有了情感的转变。

疗愈和死亡，两个沉重的命题，再次在松太加的影片中呈现出来，并且相生相伴，汇入到普通人的生命中。

这条仿佛被神谕指引的道路，却是由最普世的情感铺就，有隔阂，也有和解，有叛逆，也有成长，有死亡，也有重生。

这样的故事放在藏族群体中，显得更加具有感染力，而镜头扫过的藏地风貌，用极致的环境氛围增添了自然性和灵性，带给人一种原始的纯粹的感动。

虽然影片具有浓重的藏族风情，讲述的依然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故事，内里的家庭亲情、责任意识、人生哲理以一种平缓温和的方式流淌到观众心里，如水般温柔又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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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i en VOD le 11 novembre en France, Ala Changso, le troisième long- métrage de Sonthar Gyal, brosse un portrait subtil et délicat d’une famille recomposée, sur fond de spiritualité et de traditions tibétaines. Entretien.

Tous les films de Sonthar Gyal sont nés d'un dilemme familial. Concernant Ala Changso, sorti en 2018 en Chine, il s’agit d’un triangle amoureux : une femme meurt en plein pèlerinage, son mari découvrant dans le sac de sa femme une photo d’elle et de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Après tout, la vie est une affaire d’hommes, de femmes et d’histoires familiales. C’est pareil dans le monde entier », déclare Sonthar Gyal. Surnommé le « Hirokazu Kore-eda » chinois, ce cinéaste quarantenaire, né dans la province chinoise du Qinghai, était initialement cadreur et directeur artistique. En 2011, il s’est lancé dans la mise en scène, réalisant son tout premier long-métrage, The Sun Beaten Path, sélectionné et primé dans plusieur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River, son deuxième film, a été également sélectionné par le très célèbr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Berlin en 2015. Aux côtés de Pema Tseden et Lhapal Gya, il fait figure de proue dans la « nouvelle vague tibétaine », un courant cinématographique né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en Chine. Conteur des liens du sang et du cœur, Sonthar Gyal dépeint, à travers Ala Changso, un Tibet ordinaire, où les pèlerins, extraordinaires, sont prisonniers de leurs tourments intérieurs.Quel a été le point de départ du film ?Sonthar Gyal : Ce sont les financeurs qui m’ont proposé de réaliser ce film, basé sur une histoire écrite par l’écrivain tibétain Tashi Dawa. Je l’ai accepté à la condition que je puisse modifier le scénario. Dans la version originelle inspirée d’une histoire vraie, un vieil homme part en pèlerinage jusqu'à Lhassa, et finit par nouer une grande complicité avec l’âne qui l’a accompagné tout au long du voyage. Avec l’autorisation de Tashi Dawa, j’ai réécrit le scénario, ne gardant que cet âne. Le nouveau fil conducteur porte sur les relations complexes entre une femme, son fils (né d’un premier mariage) et son deuxième époux. Il est connu que le road-movie est un genre toujours en mouvement, ce qui constitue un défi d’écriture. Néanmoins, la dynamique conflictuelle de ce trio permet de créer des rebondissements dans l’intrigue.Comment qualifiez-vous les troi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Mes héros sont avant tout des gens ordinaires, sauf qu’ils ne cessent de se dépasser. Pour moi, le dépassement de soi et la tolérance envers les autres constituent les fondements de la culture tibétaine. Ce sont également les points communs partagés par les trois personnages. Drolma souffre d’une maladie incurable mais tente avant tout de réaliser la promesse faite à son premier mari défunt ; Dorje se dépasse en poursuivant le pèlerinage à la place de sa femme afin de tenir sa promesse ; Norbu, le fils très têtu, finit par se rapprocher de son beau-père.Ala Changso est le titre d'une chanson à boire. Pourquoi l’avez-vous choisi comme titre du film ?Je l’avais nomm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Les 365 jours de Dorje. Il traite d’un sujet lourd, voire étouffant. Mais un film, comme un tableau, a besoin de prendre des couleurs. Lorsque j’ai parlé avec l’acteur principal Yungdrung Gyal, j’ai pris connaissance d’Ala Changso, une chanson à boire, très populaire chez les Gyalrong (un peuple vivant pour la majorité au Sichuan et parlant la langue gyalrong, dont font partie les héros du film). On peut aussi chanter Ala Changso sans alcool car ce sont les messages et les émotions qui comptent. Cette idée m’a beaucoup plu. C’est le premier rôle au cinéma pour le chanteur Yungdrung Gyal (Dorje). Comment s’est passée votre collaboration ?Comme Yungdrung Gyal, les acteurs de mes derniers films ne sont pas des professionnels. Les comédiens tibétains professionnels sont rares. Je les choisis souvent par intuition. Il faut que je calque sur une personne avant d’écrire un scénario. Pour Ala Changso, c’était à Yungdrung Gyal que je pensais. Mais il ne l’a su qu’au dernier moment, et il a paniqué quand je le lui ai dit. Il n’avait jamais fait de cinéma et n’était pas sûr de lui. J’ai fini par le convaincre en imposant une seule condition : il doit couper ses cheveux longs, portés depuis presque vingt ans. On était une centaine dans l’équipe qui comptait sur lui. Il était stressé lors du premier jour de tournage. Une situation que j’avais anticipée. C’est pourquoi j’ai pris du temps pour lui expliquer ce qu’était le jeu d’acteur et les bases de l'espace filmique. C’est quelqu’un de très intelligent, il s’est très vite adapté et s’est mis petit à petit dans la peau de son personnage, Dorje.Quel a été le plus grand défi du tournage ?Je suis originaire des contrées tibétaines, donc le climat de la région ne me posait aucun problème. Le film a été tourné en été 2017. Il a fait beau pendant les quarante jours de tournage. On a eu de la chance. Mais c’était quand même dur de filmer la dernière scène qui avait lieu dans la neige. Notre équipe était montée au sommet d'une montagne, bien au-dessus de 4 000 mètres d’altitude. Qu’est-ce qu’il faisait froid !Comment le film a-t-il été reçu à sa sortie en salles ?J’ai été surpris que le film ait connu un succès au Japon. Mais en Chine, même s’il a été bien accueilli dans le milieu du cinéma, le grand public n’était pas au rendez-vous. Je pense que les jeunes d’aujourd’hui, plus habitués aux vidéos courtes et aux films à effets spéciaux, sont trop impatients pour apprécier les films comme les miens. Mais il existe des férus de ce film, qui l’ont même regardé plusieurs fois.Le film est en tibétain...Il est en gyalrong, un des quatre dialectes principaux du tibétain. Ce sont les Tibétains vivant dans la préfecture autonome tibétaine et qiang d'Aba du Sichuan qui parlent ce dialecte. Ala Changso est d’ailleurs le premier film en gyalrong. Mais ni moi ni l’acteur principal ne parlons ce dialecte. Nous avons dû recruter un professeur maîtrisant le gyalrong qui vérifiait sur le plateau les dialogues pour chaque plan.Depuis la sortie du film Le Silence des pierres sacrées (2005), mis en scène par Pema Tseden, de nombreux films en tibétain ont émergé en Chine. Peut-on parler d’une tendance ?Après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n 1949, ce sont les sociétés d’État qui étaient chargées de la 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À cette époque, les films sur la vie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étaient tous en mandarin, ce qui était en-soi ridicule. La langue, essentielle dans le cinéma, constitue une manière de penser et une façon de voir le monde.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les réalisateurs tibétains sont nombreux à s’emparer de leurs histoires. D’où l'émergence de ces films en tibétain. C’est un nouveau phénomène, mais c’est loin d’être une tendance. Aujourd’hui, beaucoup de gens pensent qu’il est plus facile pour un réalisateur comme moi de remporter un prix du fait de la politique de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à l’égard des ethnies minoritaires chinoises. Une logique qui ne tiendrait d’ailleurs pas la route dans les festivals internationaux. Ce qui est un peu dommage car on n’évalue pas les films à leur juste valeur.Dans la culture mainstream, il existe de nombreuses représentations exotiques du Tibet. Y accordez-vous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pour ne pas tomber dans ce piège des stéréotypes ?Je filme le Tibet comme il est, ne renforçant ni ne contournant ces représentations dites exotiques. C’est ça le cinéma. Au Tibet, les gens ne portent pas tous des habits traditionnels. Par contre, ils ont tous un portable et comprennent parfaitement le mandarin. On a tendance à voir le Tibet à travers le prisme religieux et politiqu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e Tibet demeure un endroit sacré et mythique. Mais où sont les êtres humains en chair et en os ? Pour moi, la vie ordinaire des Tibétains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passionnant. Si j'aborde souvent la thématique de la famille dans mes films, c’est que l’intime et les liens filiaux constituent les fondamentaux de notre vie, quelle que soit la culture.L’étiquette « réalisateur tibétain » vous colle à la peau. Constitue- t-elle un avantage ou un inconvénient ?Je ne mets jamais en avant mon origine ethnique. Mais en Chine, on a tendance à renforcer cette identité, en témoigne notre carte d’identité, qui indique notamment le groupe ethnique auquel appartient le titulaire. Chinois han, ou Chinois tibétain, nous sommes tous des citoyens dans le pays. Pas la peine de faire de distinction. Il en va de même pour cette étiquette de « réalisateur ». Je ne parviens pas à l’assumer. À mes yeux, c’est un métier aussi sacré qu’abstrait. C’est pourquoi je n’ose pas me présenter comme réalisateur, préférant dire que je travaille dans le cinéma. Ce mal-être viendrait peut-être du fait que je suis devenu réalisateur sur le tard.Comment êtes-vous entré dans le monde du cinéma ?Originaire d’une petite ville, je me passionne pour le cinéma depuis que je suis enfant, mais je n’ai jamais pensé faire des films un jour. Après des études de beaux-arts, j’ai été instituteur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J'ai fait la connaissance de Pema Tseden et nous avons décidé de poursuivre des études à l'Académie de cinéma de Pékin. Il avait intégré l’école un an plus tôt que moi, et m’a conseillé de choisir la spécialité « image ». J’avais presque trente ans à ce moment-là. Au bout de deux ans de formation, nous avons commencé à tourner des films.Est-ce difficile de tourner un film d’art et d’essai en Chine ?Au début de ma carrière, il étai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financements. Maintenant, comme plusieurs de mes films ont reçu de bonnes critiques, ça va beaucoup mieux. Tout d’abord, je peux garantir la qualité du scénario et en plus, mes films à petit budget ne font pas perdre de l’argent aux investisseurs. Aujourd’hui, c’est devenu un cercle vertueux. À vrai dire, les films à grand budget ne m’intéressent pas. J’ai peur de perdre ma liberté créative sous la pression des investisseurs.Quels sont les cinéastes ou les films qui vous inspirent le plus ?Les Garçons de Fengkuei de Hou Hsiao-Hsien a marqué un tournant dans ma vie. Je l’ai visionn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2003 lors de mes études à Pékin. Mon Dieu ! Je n’avais jamais vu un tel film. J’étais en transe durant le mois qui a suivi. Dans le film, les jeunes protagonistes se sentent piégés dans une ville qu’ils ont envie de fuir. Et petit à petit, leurs rêves ont fini par éclater comme des ballons. L’un se marie, l’autre échoue à devenir artiste et passe son temps à arpenter les rues de la ville. J’ai compris que le cinéma pouvait s’exprimer de cette manière. Pour moi, c’était une révélation.（去年隔离时微信采访的。

影片后劲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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