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

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

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

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

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

无论合理与否，那是一种态势，一种急于改变一切的热忱。

每个人都被卷入，没有局外人，要么左脚穿鞋，要么右脚穿鞋，可最终我们渴望的或许不过是赤脚。

我喜欢这个关于革命的比喻，幽默，顽皮又不过分傲慢。

戈达尔个人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以一种大多数艺术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要使艺术成为真正革命性的东西，不为任何阶层说话，不代表任何一派，因此他才那么欣赏发动运动的学生身上的那股子年轻的热情。

“值得赞美的是学生运动，是运动，不是学生，”这句话由戈达尔说出来，恰如其分。

最终他自己杀死了那个从前的戈达尔，却忠于了自己，虽然这个站在“敬畏者”号上的自己显得尖酸、刻薄、冷漠而且愚蠢。

但是深彻地了解自己的愚蠢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然而，戈达尔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的阶级身份却是他无法抗拒的，在那个凡事都需要划分阵营的年代，你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你的生活不是拍电影，没有人会为你念旁白，被误解似乎是正当的，也应该习以为常，电影中每次戈达尔眼镜摔碎都是他在革命中尴尬身份的暗示。

他所热爱的学生们鄙视他，觉得他是敌人，而戈达尔自己既无法认同以前自己所属的那个肤浅愚昧傲慢无知的中产阶层，却也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为何物，他成了被孤立的人，成了那个真正“赤脚”的人。

他的革命注定不同寻常，因为他即背离了原先的群体，也无法适应新的集体。

他终究还是一个浮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罢了。

他把自己置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后退。

这样的身份尴尬性似乎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最容易形成的状态，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多多少少都有与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戈达尔相似的地方。

而我们也都知道，戈达尔对自己艺术的改造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种改造是杜绝私欲的，要求人成为一个圣人，去关切那些苦难中的人民，人民不获救，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乐，更不容许逃避和自我麻痹。

回想中国当时的现实，所谓权力斗争不过存在于权力内部，而那些无数被鼓动的人，则更多的是相信了、迷醉在了这个“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不愚昧肤浅、不自私自利的人”理想里。

戈达尔在寻求摆脱一种对主流政治的媚俗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激进的构想吸引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有的人敢于以行动呼应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更好的可能，有些人却也因此备受伤害，但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结果是这场革命忽视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忽视了绝对民主带来的暴力和对知识的践踏，但它行进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的反叛者的勇气却值得敬畏。

这也便是影片最后一幕戈达尔拍摄《东风》所表达的观点。

无论是艺术还是社会，在“敬畏者”号上，便意味着永远执着于改变和挑战现有的格局，为了更好。

这是出于好的意图和正当的目的，无论事实证明它是对是错，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能掩埋运动本身所揭示的东西。

而当我们回到艺术本身，或许摆脱政治性是可能的，因为惠特曼、T.S.艾略特、庞德，甚至艾伦·金斯堡都这样做了，用纯自由的文本，不让语境代替语境。

但是他们本身却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中，即使政治不认同他们，他们也无法回避，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读Le Redoutable中的戈达尔。

片中还有几个亮点值得提及。

戈达尔、安妮一行人乘车从康城返回巴黎途中的争吵配上欢乐的背景音乐，讽刺效果一流，戈达尔在革命中身份的尴尬性再次凸显。

而戈达尔回到巴黎后，突然的反色调的处理和背景中不断卡顿在最后几个音的肖邦夜曲，则像是一场冰冷的自我透视，使狂热瞬间冻结沉淀，效果类似于自我审视。

《敬畏》：“五月风暴”中的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

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

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

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

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

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

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

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敬畏》：戈达尔与维亚泽姆斯基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

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

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

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

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

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敬畏》：心灰意冷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

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

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

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

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

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

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

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

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

[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

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姑娘》：被擦掉的名字 中间是布莱希特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

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

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

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

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

《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

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

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

”（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

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

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

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

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敬畏》是由戈达尔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两本传记《勤学的一年》（Une Année Studieuse，2012）和《一年后》（Un An après，2015）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两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赏识、到政治理念上不和而关系崩裂的过程。

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曾凭借《艺术家》获奥斯卡最佳导演。

我身处多伦多，在最大的北美观影盛会的多伦多电影节之地，有幸采访到了阿扎纳维西本人。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制作导演，擅长拍喜剧片和家庭片题材，拍摄技法上他很高的造诣对70年代电影改革时期致敬。

Michel Hazanavicius《敬畏》是由戈达尔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两本传记《勤学的一年》（Une Année Studieuse，2012）和《一年后》（Un An après，2015）改编而成，讲述的是两人从相识相知、到互相赏识、到政治理念上不和而关系崩裂的过程。

新浪潮奠基人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安妮眼中一定是又爱又恨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眼里是神秘而令人向往：胡兰成与张爱玲、徐志摩与陆小曼，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尽管这一对对有情人都未能走向美满，但他们的结合是在过程中塑造了美好的果实了。

19岁的维亚泽姆斯基凭借名导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初登大银幕。

第二年，她旋即在戈达尔的《中国女人》中出演，影片反映了19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出生的年轻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践行革命，她还出演过戈达尔的《周末》和《一加一》。

而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两人戏外的关系。

（可惜的是，2017年10月5日，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因癌症不治，在巴黎去世，终年70岁。

）用戈达尔的拍摄手法去拍摄戈达尔是本片很有趣的亮点了，唯一和戈达尔自演自导的影片不同的是真实性的剧情（出自其前妻女性视角的）和绚丽的彩色画面。

从技巧旁白、对着镜头说话、到生存哲理和精神危机的主观探索、着重人的情绪和心理上都有着惟妙惟肖的致敬。

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爆发，法国群众在政治理念上的盲目本能和冲动、以及人们对当时二战后物质富裕导致的精神空虚困惑，正好致使当年戛纳电影节暂停。

17年《敬畏》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有种重返故地的意味，揶揄之下也是面向60年后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最好的献礼了，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变化与发展，我们离那一批老新浪潮电影大师们并未走远。

《敬畏》五月风暴问：影片标题《敬畏》的含义是什么？

在电影预告中，您运用其他很多形容词去评价戈达尔这个人，比如：无法分类的、反传统的、有毒的、革命性的，为何选择敬畏的？

米歇尔：因为《敬畏》（Le Redoutable）在法语中的含义时而褒时而贬。

这个标题和我小时候电影标题很相似，类似于让-保罗·贝尔蒙的电影，比如《夺命太阳下》（Le Magnifique）、《野岛真情》（le Sauvage）、《不巧得了一枚共和国勋章 》（Le guignolo）、《危情谍影》（le Professionnel）等。

为了形成反讽效果，我取了这个标题。

问：为何选择戈达尔作为拍摄题材？

他对你的电影有很大影响吗？

米歇尔 :我是对戈达尔第一任妻子安娜撰写的书着迷的，她是《中国女人》的主演。

我受到书所动容，拍摄了《敬畏》讲述安娜与戈达尔的故事。

我没太去了解戈达尔的生平，是书让我去叙述这部电影。

书展现了戈达尔左倾政治倾向、毛主义，和法国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

现在这个年代要信奉毛主义是很难的，成为毛主义也不现实的。

我不可能做时代错误的过程，我更少去叙说其政治倾向，保持距离，也就是说更少地的在按照历史进行绝对参考。

书是一部非常女性主义的作品，以一个恋人的视角，我怀疑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了...她爱上了他的事实，找到一个电影、政治和爱情间的平衡。

我们更少地用评判的眼光看待整个过程我们对他保持同情心 。

很多人在五月风暴中也革命，但他们没有变成毛主义，也比较谨慎；戈达尔却变得极其严肃，成为革命的崇拜者，认为以前的电影作品不值一提，对朋友极其恼怒，他完全改变了电影的作风，他摧毁了周围的一切。

这也是安娜离开的原因。

现实中的二人问： 让-吕克·戈达尔有欣赏过本片子吗？

您是否有咨询让-吕克·戈达尔本人去拍摄本片？

米歇尔：完全没有。

当然很多人问起这个问题。

现在让-吕克·戈达尔独居于瑞士，我告知了他并把电影副本发给了他。

他以前想看电影剧本，我发给过他。

然后我提议他看下剪辑，建议他等影片在瑞士放映的时候来看一下。

问：电影在除了传记式的记录戈达尔关键转型期之外，电影技巧上是有效仿的，是出于什么动机采用这样的手法？

米歇尔：因为这也是一种讲述戈达尔的方式。

戈达尔创新了很多电影表现方式，他的电影展现很有自由度。

我们对戈达尔电影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60年代，我很喜欢那个时代，因此我创造的是我们记忆中戈达尔电影的样式：会有黑白画面电影、题词、拿摄像机的人、字幕从一幕中出来等等这些形式的表现，用同样形式的电影表现向他致敬。

《敬畏》中的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问：电影中的反讽意义是？

米歇尔：因为首先戈达尔本人就是个非常搞笑的人物，也是个一个不太守规矩的人。

我觉得用遵守常规表现很奇怪，也该工不守陈规和复杂的方式表现。

因此有讽刺意味，把它置于一些复杂的情况下等等。

问：能谈下演员的选择？

米歇尔：路易·加瑞尔（饰 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是很优秀的演员，他父亲导演菲利普·加莱尔是横跨法国“新浪潮”与“后新浪潮”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特殊人物。

路易小时候就做了喜剧表演，因此他的魅力与戈达尔紧密连接， 人们很喜路易·加瑞尔在其他电影中小有疯狂的表演。

问：下部电影计划？

米歇尔：我计划做一个家庭喜剧电影， 很棒的，像Pixar。

我喜欢做个人的电影，喜剧很受欢迎，不无聊，有趣。

电影分两种，让-吕克·戈达尔之前的，以及之后的。

作为法国新浪潮的鼻祖、旗手，戈达尔开创新的电影形式，甚至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电影类型——就叫戈达尔片。

戈达尔的电影形似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三类传统影片做了富有个性的结合，外加一些他特有的小花招，以强化叙事效果，形成风格。

1968年，震动欧洲的五月风暴开始时，语言学、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为声援学生运动曾说：“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么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

”年轻的戈达尔作为新浪潮的开山鼻祖之一，相应了这次颠覆号召，他对电影语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用大量跳接、省略、拼贴、嵌套、浅化场面调度，致敬默片、音画错位、不规则的灯光使用等让他的影片一下子把电影从叙事到结构、元素都急速带入到了全新的领域。

《精疲力竭》和《轻蔑》两部影片仿佛新的电影《圣经》让戈达尔红遍欧美，震动影坛。

天才、智者、大师等美誉纷沓而至。

日后，他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克洛德-夏布罗尔共同创立了引领电影新浪潮的《电影手册》，强调“个人影像风格”或“视听语言方式”，提倡电影“作者论”，对欧美电影发展影响至今。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师，你能想象现实生活中的戈达尔形象吗？

醉心于书籍文本，遨游哲学幻境，博古通今，温文尔雅？

扶着镜框，桀骜不驯的把弄着手中的摄像机，暴君般的指挥着演员？

NO！

最近有部极具韵味，又恶趣味十足的怪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戈达尔。

致敬满满，却又嘲讽不断，就连片名都不竭余力的调侃——《敬畏》（对照戈达尔的影片《轻蔑》）！

《敬畏》（Le Redoutable）？！

敬畏谁，敬畏什么，片名叫做《敬畏》，可全片却是对戈达尔在1968年那段生活和思想，包括婚姻生活的全盘否定与质疑。

正话反说，影片表现的就是一个从敬畏到轻蔑的过程。

用一个又一个愚蠢的戈达尔形象，分离戈达尔的本我和超我，让观众看到一个作者论下自我的戈达尔。

《敬畏》讲述了戈达尔沉迷左倾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深受阿尔都塞霸权理论影响，积极参与五月风暴的经历。

现实中，他和自己的电影缪斯，妻子安娜·卡里娜刚刚离婚。

随后，戈达尔拍出了带有自传隐喻的影片《轻蔑》，该片描述了年轻的导演和新婚妻子去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从热恋到厌恶，最后离婚的故事。

而这部《敬畏》无疑是对那段戈达尔过往的高度提炼和延伸。

在《敬畏》中，主线故事是戈达尔和19岁的新婚妻子安妮之间感情的起起落落，最后戈达尔以自杀未遂宣布了两人关系的彻底崩裂。

影片一开始，展现了两人感情的甜蜜，眼神中全是爱意，安妮更是把戈达尔看作偶像，敬他为神。

可当五月风暴越演越烈，戈达尔陷入批判一切的精神迷宫，不停参与极端的革命活动后，两人的关系生出间隙。

敬畏感逐渐消散，轻蔑之心不断膨胀。

《敬畏》中，通过呈现两人的爱情始末，把戈达尔塑造成了一位极度自我，傲慢无礼，同时又懦弱，爱猜忌的“小媳妇”形象。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所谓的革命中，戈达尔极为矛盾。

在他看来，新就是年轻人，那些学生思潮是他的最爱，面对学生的指责他唯唯诺诺，即使有人嘲讽他的电影是资本主义的垃圾，他也全盘接受。

而面对权威，老人时，他时分鄙夷，甚至骂一位反对革命的老人的妻子为“婊子”。

在和主流电影界同人谈话时，更是刻薄且无礼。

为了革命，他让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他，他以为妻子安妮是懂他的，可最终安妮也变成了他革命的“对象”。

《敬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用戈达尔的方式“杀死”了戈达尔！

在故事上表现为大量的“戏仿”，《敬畏》借用了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和《轻蔑》中的大量电影元素，包括故事和人物设置，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的目的。

全片最明显的一大段戏仿来自戈达尔与妻子安妮在戛纳的海边小屋度假的一场戏。

当时正处革命高潮，戈达尔自然不愿离开巴黎，而且海边小屋是资产阶级名流的房产，那些看起来布尔乔亚十足的生活气息让他不耻。

而安妮却安逸其中，对戈达尔的革命行为越加看不惯，轻蔑感开始动摇她对戈达尔的爱。

这一段的高潮是一大帮人拥挤在回巴黎的小车上，戈达尔嘲讽了一车的人，希望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导演，懂艺术的朋友；不懂电影，作为普通观众的司机；为你凸显自我的革命的决心，他一一怒怼所有人，无论作为好友还是陌生人，这些言语都极为偏激，不近人情。

一个落寞的特效给到生无可恋的安妮面部，爱情在归家的小车上被拉扯到四分五裂。

而现实中，在拍摄《小兵》杀青后，戈达尔开车载着妻子，影片中安妮的原型卡里娜从日内瓦返回法国，抵达巴黎后，戈达尔问：“在哪儿下车？

”卡里娜回答：“别让我下车。

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

”对比现实和电影，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又大笑不止。

影片的高潮也是一段明显的戏份，安妮摆脱了戈达尔的控制，接受邀请出演女主角，戈达尔之前就因为对方要安妮出演裸戏而拒绝，对方修改剧本后，加上安妮的强烈要求，最后只能妥协。

可探班后，面对活力十足的剧组，帅气的意大利男主演，戈达尔醋意大发，暗示安妮肯定出轨，贬低了安妮的演员天赋和付出。

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到了终点。

现实中，也是因为一部电影让两人的婚姻终结，令人吊诡的是，戈达尔多次在自己的影片中要求女演员全裸出演，包括好莱坞女神碧姬芭铎。

他甚至说过，“他们（观众）就爱看这个（裸体）”。

现实，戈达尔的那部《蔑视》，配合这部《敬畏》，简直就是一杯味道浓烈的调和酒，果汁成分和底酒高度融合，一口下去，过喉烧心。

《敬畏》用了太多的戏仿，模糊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以强烈的互文引发了多个场域的文本共振。

那些戈达尔爱用的“小花招”在《敬畏》中也层出不穷。

戈达尔和妻子在观看默片电影时，接着荧幕对话的口吻相互“配合”对话；戈达尔在遭受打击，情绪低落后，影片突然曝光过度，变成失去色彩的底片特效画面；具有欺骗性的副标题、分章节叙事结构；对话中，台词和潜台词，人物说的话和内心想法同时打在荧幕上；戈达尔用摄影机假装自杀时的“枪声”画外音；包括大量的以字幕代替镜头，这些特征性无疑是对戈达尔风格的高度戏仿。

在故事里，特别是角色上，戈达尔谙熟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他追求的是，让观众和剧情、角色和感情上拉开距离，使观众不完全被剧情吸引，诱使他们“理智地评价所见到的事物的思想含义。

”在《敬畏》你，戈达尔和安妮两位主要人物奉行了间离的表现方法，用演员将角色表现为陌生的。

带有纪录片类型的叙事方式，人物突然打破第四面墙，对着观众道出内心想法的叙事方法，都是一种明显的间离。

影片里，戈达尔多次提到，我不是“戈达尔”，甚至不是“让吕克”，“我只是在表演一个叫做戈达尔的人”，而妻子安妮也反复的说，“那个戈达尔已经死了”间离，就是要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性，推倒舞台上的“第四堵墙”，破坏荧幕上的幻觉，突出戏剧的假定性。

《敬畏》里，有人反复提及生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普通观众，甚至是大师们都希望电影高于现实，不要高度再现现实。

而戈达尔却希望电影就应该是现实，电影就应该原汁原味的表现革命，表现风暴中年轻人的反抗精神。

《敬畏》靠着故事上的戏仿，人物上的间离，对事件或物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观众对之产生惊讶感和好奇心。

把戈达尔和五月风暴，这些事件和人物作为历史的，暂时的，去表现，主观-客观、主体-客体之间的界限便不断被画出又抹除。

塑造一个戈达尔，又杀死他！

《敬畏》干地就是这个事儿。

主题是什么呢？

片尾，戈达尔实现了电影革命的梦想，建立了“小组”，不写剧本，每天拍摄前，和所有人讨论该如何拍摄。

面对不懂拍摄的人，戈达尔无奈的摸着自己越加靠后的发际线，哼哼唧唧的说，“少数服从多数吧”。

为了革命理想，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灵魂——电影。

因为革命，戈达尔变成了朋友、妻子、同行眼中的对立面，可他依然难以融入激进的学生群体，最后，他还必须放弃思想，放弃梦想，放弃电影。

可结果呢？

《敬畏》有着丰富的文本内涵，但这样展现戈达尔，左派思潮，一定会引发激烈的口诛笔伐，让评论超越了影片本身，夹裹着历史和意识形态等东西，最后和这部电影一样，变成一个巨大的迷幻泡沫，你要么跟着它膨胀，要么装作看不清，或者直接戳破，可最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

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

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

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

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

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

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

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

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

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

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

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

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

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

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

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

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

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

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

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

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

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

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

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

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

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

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

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

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原载《虹膜》）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

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

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

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

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

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

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

当然可以。

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

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

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

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

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

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

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

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

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

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

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

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

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

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

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

’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

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

’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你想像电影一样是不同的，你会搭错车，进食，购物，没有旁白，但是如果你爱我，一切就不一样了。

真写意，记者招待会都是在山林风谷中。

短发与毛毡帽我觉得他们只是不接纳我，但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报复自我的物化。

我想象捧着一束花，呆呆的看，但我并不知该放到哪里。

想着早起的哀怨，也不过如此罢了。

世人的尴尬境地放到哪里，纵是旁观者自己开心和丈夫一起苦闷？

独自抛下逃跑对吗？

今天不太顺利，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文第一句，背后好像是几个法国人，椅子靠背很松，倾斜度很高，试图调整未果，身后女人不久后换了位置。

我不是一直是一个把不舒服扼杀在摇篮的人吗？

奇怪。

文 ／賴勇衡《高達：革命性改變》（Le Redoutable） 的導演米修．哈薩拿維斯（Michel Hazanavicius）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他並不對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着迷，其實並非想拍一齣有關高達的電影。

[1]Godard is not GOD-ard，高達並非高達雲端的電影之神。

[2]不論他多有才華和抱負，都只是個普通人。

這把一個享負盛名的大導演、無數影迷的偶像拉下神壇的想法，成了一齣喜劇的好題材。

《革命性改變》改編自高達第二任妻子安妮．維雅嬋絲基（Anne Wiazemsky）的自傳《一年之後》（Un an après），講述1967-68年間高達在藝術及政治上轉型的困境，以及他和維雅嬋絲基的愛情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一）這電影不是為高達而拍，維雅嬋絲基才是電影的中心，她主導了叙事觀點；或（二）影片裡的高達沉溺於自己的政治和藝術事業難題，對妻子和朋友變得冷酷無情，哈薩拿維斯正是要對這個「以高達為中心的高達」保持批判的距離，並從中產生笑話。

《革命性改變》跟哈薩拿維斯叫好叫座的前作《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同是有關電影的電影，男主角一樣要面對時代轉變及電影藝術轉型期的困頓。

電影風格表面看來大相逕庭，《革》彩色有聲的，反覆利用間離效果；《星》黑白無聲，大部份篇幅都是默片，最後迎接有聲歌舞片的興起。

事實上，兩者的手法相似，是導演賣弄小聰明的方程式：故事談及哪個時期及哪個類型的電影，便利用那個時期及那個類型的電影語言來戲仿。

哈薩拿維斯拍這些「關於電影的電影」，目標觀眾顯然是藝術電影或電影節圈子的小眾市場。

沒有看過高達作品的觀眾看《革命性改變》，大概只會看到一個不懂愛人、被慣壞了的大孩子，不會看出導演借用或戲仿高達當時期的電影風格，趣味會大打折扣。

對於高達的忠實影迷來說，面對導演把年近九十仍銳意實驗創新的電影藝術家「當佢死咗咁嚟拍」，感到不是味兒──尤其當他們看到高達試圖（為情？

）自殺的虛構情節 [繼續閱讀......]

戈达尔的第一位太太是安娜·卡里娜，女神级别的，他们合作的《法外之徒》、《随心所欲》太经典了，特别是《随心所欲》完全就是戈达尔对女神的赞歌，众多的安娜·卡里娜的脸部特写，抽烟、跳舞、站街都拍的纯洁、诱惑、以及美。

戈达尔的第二位太太是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他们结婚那年，戈达尔37岁，安妮19岁，好吧，这是全世界不安份男人找女人的共同喜好。

影片《敬畏》就是以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为基础改编的电影，拍的就是戈达尔的第二段婚姻。

《敬畏》拍的很好看，反正是我最近刷片里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不只是描述他的婚姻，还刻画了戈达尔对自己的一场革命。

37岁的戈达尔已有世界级的声誉，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一种电影的风格，但他却要走出他的舒适区，去进行对自身的改造，比如他走上街头去参加“5月风暴”，比如他公开表示“自己以前的电影就是一坨屎”。

又比如他敢于无畏的演说自己的任何观点，“今日的犹太人就是昨日的纳粹” 这种唯“政治正确”为处事标准的人有几个敢说？

真的，戈达尔很牛逼，有多少人能功成名后去这样的颠覆自己，搞得众叛亲离也在所不惜。

看《敬畏》真的很明白戈达尔为何能拍出《精疲力尽》、《蔑视》等等杰作，那些随心所欲的镜头、随心所欲的对白，随心所欲的结局，以及对商业化的藐视，如果没有他的个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

《敬畏》的精彩还在于电影本身非常有趣，有对戈达尔本人的各种深刻揭露，还有各种对于电影究竟是什么的各种探讨。

比如夫妻俩人在家里全裸着谈论“电影中的裸戏”那场戏，有趣极了。

影片里戈达尔在婚姻里对太太的嫉妒与吃醋虽然有点可爱，但是是真愚蠢和偏执，所以他毁了他们的婚姻。

男人的野心、压力，愤世嫉俗，对爱人的忽视，这些对婚姻来说就是毒药。

和最爱的人争论真的无意义，那些残忍、刻薄、无情的对话更是对婚姻来说就是毒药。

好吧，我对这部片已说的太多，这也许是真爱的表现

怎样能看懂本片？

近年来，有多部名导的传记片，有拍希区柯克的有拍爱森斯坦森的但评分都不怎么高，都在四五分左右。

唯独这一部戈达尔的片子杀出重围逃出了各路影评人和挑剔观众的慧眼达到了7.0分。

不得不说实至名归。

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领军人物，与他同时代的有特吕弗、让·雷诺这些大师；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戈达尔当年成名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那时候他就拍出了《精疲力尽》、《狂人皮埃尔》、《蔑视》这样轰动影坛的作品。

可以说他是个天纵奇才，他的电影不仅能够俘获当时的戛纳电影节评委而且在大众里面也是口口相传，是因为他能够抓住电影的本质。

当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电影理论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此理论的核心无非是欲望的本质是“性和权力”而戈达尔是第一个说电影就是政治的人。

他寄希望于电影的不是刺探人心而是真正的从现实层面影响世界进而改变人。

而本片没有一处是理论的说教，都讲戈达尔那些惊世骇俗甚至常人难以理解的理论和思想融于他实际的生活当中。

片中的戈达尔年龄在36岁到37岁之间，但导演却启用了一个看上去30都不到的演员来饰演而这种落差导致的违和感却在观影过程中慢慢消逝，直至最后让人认可了这一选择，实在是让人佩服。

本片的女主角是模特出道曾在《女性瘾者》中与希亚拉博夫合作有过让人过目难忘的出彩表现，她在片中饰演戈达尔的娇妻安妮，当时安妮只有19岁，她是戈达尔《中国姑娘》中的女主角。

戈达尔说他之前拍的片子都是狗屎。

拍完《中国姑娘》之后戈达尔的电影生涯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前者遭遇了滑铁卢后者他和安妮结了婚，这个小他几乎一倍岁数的青年女郎成了他的妻子。

同时戈达尔也开始关注学生运动，也就是当时法国正在发生的“五月革命”。

有评论人指责他的新片没什么价值而中国方面也说他拍的是部垃圾。

戈达尔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这句话就好像毛泽东亲口对他说的一样。

因此他和安妮取消了去中国旅行的计划。

戈达尔开始频繁的参加学生运动和反对戛纳电影节在电影宫举办，期间他一共摔坏了四副眼镜。

他在学生大会上说：“现在的犹太人就是当年的纳粹”这种毫无逻辑的话引起学生的激愤。

有人骂他的电影是消费品他也不还口，他反而对安妮说自己喜欢这些孩子，他们朝气蓬勃说的一切好像都是对的，即使是错的也没关系。

“我喜欢年轻人，讨厌老人，莫扎特在35岁死是对的，我就快37岁了，我讨厌自己。

”他觉得电影是政治所以他在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也是在做和拍电影一样的事情。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他本人变得越来越讨厌自己而在潜意识里他是想向安妮证明自己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运动”。

但是他唯一像年轻人的地方只是变得像个16岁孩子一样幼稚和任性。

导演却在用婚姻来结构大师。

很显然影片的主线仍然是戈达尔和安妮的婚姻生活，很多的矛盾和思想的碰撞也是从这个基础发出来的。

片中最有创意的一场戏是在一辆行驶的甲壳虫汽车里面六个人(包括安妮和戈达尔和其他四个朋友)的群戏。

而此段的配乐更是亮点，全片的一首配乐还有插曲都是高级别的，给电影增色不少。

而到了最后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高潮竟然是戈达尔因为安妮说不爱他了(意思要离开他)而选择吞噬安眠药自杀。

他当然没有死，但你此时却清晰的看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真正痴情，但这只是你的想法，安妮还是和他分开了，因为她觉得这种行为太暴力了。

是不是有点普通小女孩的幼稚？

而戈达尔又不是真的就如同一个小心眼的丈夫一样吃了好多醋，这种处理又再次将我们被人物不羁(不合逻辑)的思想带跑的节奏又拉回到现实之中。

就这样把一个戈达尔这样复杂思想的导演让普通的观众也了解了。

而最后戈达尔的那句话:我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失望了，有些人感觉我背叛了他们，但你知道吗？

最后这一切都不重要，这就是敬畏号上的生活。

简直是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