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时间背景1801年，是朝鲜王朝1392年—1897年末期，也是朝鲜正祖时代结束（卒1800），内部纷争日起，国家开始日益衰落。

辛酉迫害朝鲜正祖时，朝鲜形成了天主教会，广泛传教。

当时有两派：时派：正祖、丁若镛；僻派：王后代表。

正祖偏袒时派、打压僻派，随着正祖的去世，僻派掌权，政府开始迫害天主教，是朝鲜半岛史上首次全面镇压天主教运动。

三丁丁若锺被判斩首示众，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有悔意，改流放。

天主教朝鲜正祖时期，开始经过明朝末年的朝鲜使节传入。

两班-士大夫两班：韩语发音：양반yangban，即文班与武班的合称，是古代朝鲜贵族阶级。

颜文谚文是朝鲜语使用的表音文字。

在谚文发明前的数个世纪中，朝鲜借用汉字记录朝鲜语。

在朝鲜世宗的组织下，谚文于1443年创立，并于1446年被推行。

由于精英阶层以汉字为正统、阻挠谚文推广，谚文在20世纪前应用有限。

直到19世纪，使用者仍然局限于妇女儿童和劳动阶层。

1948年以后朝韩两国相继废用汉字，经过大力推行，目前朝鲜半岛大部分的日常出版物均完全以谚文写成。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很酷。

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

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

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

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

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

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

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

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

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

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

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

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

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

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

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

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

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

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

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

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

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

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

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

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

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

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

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

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

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

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

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

”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

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

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

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

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

”“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

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

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

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

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

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

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

“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

流放一词对于中国文坛大家并不陌生，凡是落难时往往成就佳作，更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夸张之言。

可惜这样的题材，却为韩国影视文学所选取所呈现。

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主人公所写也为百科全书，偏实践类的兹山鱼谱。

一、 士大夫与渔民

士大夫与渔民，不是高官关心民间疾苦而相遇，因为一场流放，一本鱼类百科全书，让两个毫不相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地位悬殊，一个是两班，饱读诗书、出身高门的士大夫，一个是贱民，学问有限、生活贫苦的贵族私生子。

但因为丁若全相信“人人平等”，他对待张昌大只是在学问上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可以缩短，张昌大也有丰富的鱼类知识），若说待他和待岛上人有什么不同，那应该是等待这个小岛青年主动奔向自己的怀抱，求学问道，当然也是爱才惜才。

追求不同，一个是信奉异端邪说的叛徒，一个是拥护性理学的野小子，也注定两人的分道扬镳。

如同一开始咒骂、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汉阳百姓般，张昌大对丁若全避而远之，即使在学问上困惑多多，向学之心也抑制着。

之所以产生退让，一是因为两人做了一场知识互换的交易。

“越了解朋友，我也会变得更有深度”。

在这位双重叛徒的身上，有张昌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更何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明知地球是圆的，西方人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西学东渐，对于舶来的科学文化，曾经的朱子信徒也曾用性理学所丈量过。

实在的道理打动他，也让两人真正成为师徒，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时光。

此外有限的学识也让他无法摆脱贱民的身份。

张昌大终于成长一个合格的儒生，分岔路口出现在面前。

曾经熄灭的想法再次点燃，对君君臣臣仍抱有幻想，科举入仕，谋求官位想为百姓做事。

但现实证明，大鹏展翅高飞，看到的却是满目污浊，触目惊心，整个国家都烂透了，没救了，这就是为什么丁摒弃儒者之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功名重返黑山岛。

张昌大直到此刻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只有寥寥作品，为什么只写这本百科全书。

二、兄弟情深：本是同根生，分飞似落花如果放在中国背景，文人家族数不胜数，古有三曹、三苏，近代有三周。

只不过曹氏兄弟如同死敌，相亲相爱的树人、作人决裂，苏轼、苏辙的情谊深厚难能可贵，正如影片中的丁若铨、丁若镛。

丁氏兄弟，性格不同，选择各异。

老二在片头早早殉道，老大丁若铨（主人公）被流放黑山岛，寻出世超脱，走的是无君无父的道路。

老三丁若镛仍是地道的儒者，著书立说，希望后辈能扛起重任兼济天下。

但凡兄弟，有一主导，有一跟从。

弟弟丁若镛，甚至先王，皆求教于丁若铨。

连流放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说，哥哥比弟弟更可怕。

可怕在哪？

可怕在丁若铨更豁达，更大胆，洞明世事，才会一叛儒门再叛天主。

弟弟的流放都已经解除了，他却至死仍为罪人。

因为流放，兄弟两人被迫分离不得相见，只能通过书信来往。

栗亭店分别，貌似呈现的是弟弟的不舍，哥哥的豁达自如，但当身处穷山恶水的丁若铨，同样会心境落寞，一边望月吟咏，以表思念，一边拿着酒坠入大海。

豁达是苏轼自我宽慰的一种体现，对丁若铨也是如此。

所幸他遇上昌大，所幸他挖掘出黑山白水的宝藏。

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呈现相见的画面，却并不妨碍两人心心相印。

三、意象丰富“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恋人音信相通需请青鸟为信使，而青鸟在本片中也传递着希望。

从头到尾的黑与白，这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从海胆嘴里露出头和喙的雏鸟，一开始以为是死，结果确实生。

死中孕育出生，孕育着希望。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还在念叨着徒弟，强撑病体书写着鱼书。

类似的好意象很多，比如写书用的乌贼墨汁（乌贼虽从污秽中来，喷出的墨汁却是上好的宝贝）等等，留待观众们挖掘。

四、后记

百想艺术大赏结束一段时间了，曾经也为薛景求、卞约汉无缘奖项遗憾，但好在导演李濬益获得导演奖，也让我们看到南韩对文化电影，传记电影的肯定与认同，即使没有高票房。

如果拍一部天朝的《兹山鱼谱》，拍徐光启，结果可想而知，最新例证是上周末上映的《柳青传》。

tc的传记电影在20世纪60和80年代曾掀起一波小高潮，毛病一样，内容、思想性不够，放到当下更是做不到、要求不得，以至于萌生念头，拍纪录片好了，比如《柳如是》导演最新的《王阳明》。

不过想象的翅膀当然可以大胆展开，如果拍三苏，或许从苏辙的角度去拍；如果拍三周，可以从周建人的视角去看，这是本片予人的一大启发，也是导演匠心之处。

可我们的故事在哪呢？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看完有两个月了，一直没写，是因为看完了并没有特别想说的东西。

我一般看点东西都有吐槽或者赞美的冲动，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

很多影评都把《兹山鱼谱》中主人公丁若铨的人生和苏东坡来做对比，都非常遗憾这样的作品本来应该是我们来讲述，但却没有。

真的没有吗？

写《苏东坡传》的文学作品有好几部，拍苏东坡的电视剧就我知道的也有两部，并不是没有。

如果说电视剧和电影不是一个载体，没有拍出思想高度，那么早年间有一部电影《王勃之死》也拍得非常好，那种幽怨空灵，是真的打动过我，大可不必人家有什么你就一定得有什么。

何况贬官逐臣这种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比干屈原起始，就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古代做个官要想有个好名声，要是没被贬过，都不好意思自称文人，什么风骨、什么清流，没经过被贬至升值，都轮不到被称颂。

正因为逐臣太多，便不觉得稀罕，这是名臣文人一生必刷的履历，只有被贬过，才有资历流芳百世。

我上一本书《香草美人：楚辞芳草图谱》刚写到屈原，因此并不觉得这样的内容离我的创作有多么遥远，或许这就是我看完后没有动笔的真正原因，实在是觉得这不算是个事儿。

当然对当事人来说，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设身处地地想，那确实是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但……但东坡已经把该讲的都讲过的呀，我们何必再多言呢？

何况讲什么能讲过他们讲的呢？

这又回到上面说的，我们实在是对这样的境遇和心理太过熟悉了，有一万个逐臣经历过，有一万个文人写过诗写过词写过文章，我们从小就背，烂熟于胸，一点都不陌生，谁还不知道王勃写完“秋水共长天一色”后在二十九岁时渡海而死，李白刚“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久就捉月升仙了呢？

这早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没有一下子被打动的地方。

就以苏东坡论，记得《承天寺夜游》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处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与吾两人耳。

苏轼在黄州已经四年，又新来一个朋友张怀民。

一夜月色入户，两人把臂同赏，莫逆于心。

何处有一丝悲泣？

但这天是真正应该悲泣的。

就在稍早的傍晚，他的朋友过世了，他从承天寺夜游归来，就收到了报丧之讯，当晚又写《记故人病》一文记之。

这个老友，是读《黄州快哉亭记》大赞的人，于是记故人病也不那么悲伤了。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千载之下，使人读书至此，只记得“藻荇交横竹柏影”一句。

空明性灵。

家居婶 就像道友@掠水惊鸿说的，丁若铨是因为信天主教被贬到黑山岛，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显得很中二，是迷路后问道于盲。

社会腐败是结构性的问题，和儒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派都会腐败，这是人的本性问题，什么教都解决不了。

作为文学创作——当然电影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门类，反映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天问，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内心平静。

丁若铨在海岛上最后靠一本鱼谱传世，电影拍的是他如何呕心沥血、油尽灯枯写完这本书，用弟子张昌大的角度去讲述丁若铨最后的生命，好像还是在替他不平，觉得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该穷途末路困死海岛。

就像韩国人对思悼太子的惋惜，内心的出发点是觉得他没有享受到他应得的富贵和尊荣，丝毫没想到那些被他虐杀的宫人和内侍，嫔妃和姬妾。

一定是这样吗？

太子就应该为王吗？

或者像丁氏兄弟这样有才华的人就该位居高堂吗？

被贬后就要雄心欲把星河挽，诛尽奸贼庙堂宽吗？

或许就像我们在网上发言，觉得社会舆论不能被傻笔们占领，就得做一个键盘侠，把戆徒们骂死。

张昌大出仕，看到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是如此黑暗丑陋，恨不得杀尽贪官污吏，还庶民朗朗乾坤。

既然做不到，也不能同流合污，于是挂印归乡。

这又印证了一句中国老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于是又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没有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就是这样呀，前人话已说尽，没什么可说的了。

之所以时隔两个月来写这篇影评，是看到道友@掠水惊鸿 转发的一篇影评，已及她的点评：其实苏东坡固然文学丰伟，但并没有冲破系统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系统。

在中国我想过一个半人有点像，半个是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只是他的著作层次不高。

一个是方以智。

他们都在寻找儒家系统外的第二类知识和价值。

关于张懋修的《墨卿谈乘》到底算不算一种致知格物的学术作品，我和@扫书喵 有过点争论，她认为不算，只是明朝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炫耀作者见识的博物著作，不够高级，也不是对当地风物的观察描述。

我则情感上偏向于，他在流放后写这个，多少是对个人和儒家系统的一种绝望。

他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把修补匡正儒家官僚系统这件事，做到了人力所能到的极致，他见识过，个人也取得了考试最高荣耀——状元。

但他还是见证了父亲的失败，和父亲方法论的崩溃。

所以去写点博物知识的书，是一种突围和排遣。

方以智就更贴切，他不但个人在系统内失败，他的系统都崩溃爆炸了，转而去研究西学和科技。

《方以智晚节考》是很好看的一本书。

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起初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很中二，看着是迷路后问道于盲，不过在他和自然相结合后，回归人和自然本身，开始思索和发现真正的道路。

我正是看了她的这一段话，才想起我的切入点。

方以智在明亡之际流寓两广，接触西学，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写了《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我在写植物书时经常会参考他书中的知识。

但我不想说方以智，方以智的世界太绝对，明清鼎革，国亡君殁，山河破碎，这样的大倾覆一般人遇不上，因此遁世是唯一的出路，方以智后来出了家。

我想到的人是嘉道时的吴其濬，他是河南人，而且是有清一朝唯一的河南籍状元，曾任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广总督，云贵总督，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等职。

丁若铨的“辛酉教狱”事件发生在1801年，吴其濬是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的状元，这两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改黑山为兹山，写了《兹山鱼谱》。

吴其濬一直在当官，没有遭过什么贬谪，宦迹几遍半个中国，这让他见识广博，写了《植物名实图考》38卷，《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云南矿产工器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滇行纪程集》《军政辑要录》《奏议存汇》《治淮上游论》《念余阁诗钞》及《弹谱》等。

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本草学家、地理学家。

丁若铨和吴其濬这两人的经历没什么可比性，唯一相同的是都对自然产生了兴趣。

丁若铨的后半生生活在海岛上，天天看到的是海鱼，于是成了鱼类学家；吴其濬和古代所有的好官一样，关心农桑，自然而然成了植物学家。

人一但对自然产生了兴趣，那就天地为之一宽，终身不改其乐。

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是愁眉苦脸的，大自然有治愈万种忧郁的神力，我相信丁若铨在写鱼谱时是快乐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皓首穷经，眉头紧锁。

电影中薛景求演的那个模样，还是被刻板印象误导了，好像做学问非困苦不能。

其实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

就像我出门拍花，收到一个新种那种满足感，给什么都不换，就算徒步七八个小时，爬上五千米高的流石滩，坐十几个小时盘山路的车，吐得掏心挖肠，啃干面包喝溪流水，都不会觉得辛苦。

推己及人，丁若铨能从渔民那里得到一种新鱼，同样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才是他从黑山岛搬到更远的什么岛去的目的，他想得到更多的新种，丰富他的书稿收藏。

张昌大驮来了一条巨大的海鱼 电影创作者若不能体会博物学家眼中的世界，就不可能拍得出他思想的境界，如果只从文学或电影创作的角度去想像博物学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不能相融的。

我从写小说到写植物文化丛书，心境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写小说时会被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左右，时哭时笑，脑子从来没有空闲，任何时候都在想情节，写植物书稿时哪怕查拉丁学名翻古籍词源都兴致勃勃。

因此可以说，写《兹山鱼谱》最后完稿的丁若铨，一定不是电影里那个样子。

这就是我看完电影后没有第一时间写影评的原因，电影没有打动我，没有表达出能够凭一人之力写出一片海域里能够收集到的鱼类品种的博物学家的那种达观来，如果他还是电影里描写的那个模样，那就成不了一个博物学家。

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心中的世界，就是笔下的世界。

师徒对饮 丁若铨写成《兹山鱼谱》，他已经不是一个儒家学者，也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是自然之子。

与他相对的，是他的弟弟丁若镛，在当时名望还高过丁若铨的大才子，在被流放的十八年里，写了百余部著作，主攻方向是关于国家赋税与财政的《经世遗表》，指导官员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等。

从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名就可以看出，丁若镛在十八年的流放岁月里，又从天主教徒回归到了儒家学者，他始终在忧国忧民，替主政者谋划经世纬地之策。

当初“辛酉教狱”的丁氏三兄弟，二弟丁若钟问了刑，算是殉了道，三弟丁若镛归了儒，大哥丁若铨见了天地，证了心志，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三弟丁若镛 诚然《兹山鱼谱》的序言里提到了渔民张昌大，是渔民张昌大引领丁若铨进入了海洋世界，但用张昌大来作为丁若铨的对照，还是浅薄了，不如用丁若镛回归儒家来印证丁若铨发现的自然天地，这样殉教者丁若钟的死，才具有灵魂拷问之声。

师徒互学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李濬益，在2013年拍了《素媛》，在2015年拍了《思悼》，都是韩影史上算得上名号的作品。

我在上一篇给《骗子》的影评《骗中骗，计中计，局中局，贪欲一念成地狱》里写过，《骗子》的导演张昌原是李濬益的副导演，那个李濬益，就是这个拍《兹山鱼谱》的李濬益。

李濬益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张昌原的首部作品《骗子》里却看不到，这个学生，还差老师很多。

原文参考澎湃：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180 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电影《兹山鱼谱》以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铨（1758-1816）流配兹山期间，在当地编纂鱼谱的往事为叙事主轴，讲述了他与当地人张昌大的友谊，并借二人的对话与经历来阐述导演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设想。

按电影片头所称，整部电影参考的是丁若铨为《兹山鱼谱》所作的序文。

该序文全文如下： 兹山者，黑山也。

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

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

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

岛中有张德顺昌大者，杜门谢客，笃好古书，顾家贫少书，手不释卷，而所见者不能博。

然性恬静精密，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

余遂邀而馆之，与之讲究序次成编，名之曰《兹山鱼谱》。

旁及于海禽、海菜，以资后人之考验。

顾余固陋，或已见本草而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而无所可考者，太半也。

只凭俗呼，俚不堪读者，辄敢创立其名。

后之君子因是而修润之，则是书也，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

嘉庆甲戌，冽水丁若铨书。

按上文所言，兹山本名是黑山，因黑山之名“幽晦可怖”，所以丁若铨及其家人才改称“兹山”，“兹”也是“黑”之意。

黑山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之处，今属全罗南道新安郡。

离黑山岛约38千米的地方还有名为“牛耳岛”的岛屿，在丁若铨生活的时代，人们也把兹山称为“大黑山岛”，而把“牛耳岛”称为“小黑山岛”。

中国典籍亦记载了该岛，按《宋史·高丽传》所言，“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

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

”这里提到的“墨山”即“黑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为“黑山”。

黑山岛是宋人从浙江赴高丽的必经之地，不过宋朝灭亡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依赖北方陆上交通路线，黑山岛渐失交通要冲的地位。

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居于大海之中，交通不便的黑山岛历来被用作流配犯人之地。

影片开头出现的垂帘听政的大妃即贞纯王后金氏（1745-1805），她的兄长金龟柱（1740-1786）在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即位后被指为阻碍正祖即位的罪人而被流配黑山岛。

贞纯王后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不可能不清楚黑山岛艰苦的生活条件，把丁若铨流配该处，显然暗含了故意折磨他的意图。

《兹山鱼谱》，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手抄本 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的背后，其实是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遭到信奉性理学的执政势力强力镇压的历史。

早在1784年，李承薰（1756-1801）随担任使团书状官的父亲李东郁（1739-？

）赴清，在北京天主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开教元年。

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后，主要在受西人排挤、政治基础薄弱的南人党以及民众间传播，一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

丁若铨、丁若钟（1760-1801）、丁若镛（1762-1836）三兄弟在党派上亦属于南人党，并受姻戚李蘗（1754-1785）的影响而接触到天主教。

1791年，爆发了珍山（今属忠清南道锦山郡）的南人尹持忠（1759-1791）与权尚然（1751-1791）烧掉祖先牌位，采用天主教仪礼的事件，即“珍山事件”，老论僻派借此大举打击南人以及南人党领袖蔡济恭。

正祖李祘虽然处死了尹、权二人，但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

1800年正祖李祘突然去世，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朝鲜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天主教成了贞纯王后与其支持势力——西人僻派打击政敌的重要借口。

1801年春，贞纯王后下令肃清天主教，大量天主教徒被处死或流配，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辛酉教狱”，丁若钟即死于这次教狱。

此外，一些王室宗亲与外戚也受到波及，如思悼世子李愃的庶子恩彦君李䄄（1755-1801），他因妻子宋氏与儿媳申氏是天主教徒的缘故被牵连处死，惠庆宫洪氏的弟弟洪乐任（1741-1801）亦被指为天主教徒而被处决。

早在1794年，清朝神父周文谟随归国的朝鲜使团进入朝鲜半岛，后来一直留在朝鲜传教。

虽然1795年朝鲜官方就获知周文谟入朝传教之事，但他躲在信徒家中，免遭厄运。

不过此事亦在“辛酉教狱”审问过程中被发觉，周文谟被逮捕并遭处决。

朝鲜官方还搜到了黄嗣永（1775-1801）等朝鲜信徒试图通过北京天主堂，捎给罗马天主教廷的信件，这封书信就是“黄嗣永帛书”。

黄嗣永在帛书中提出包括请西洋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朝廷接受天主教等六项建议。

朝鲜朝廷发现这封帛书后，大惊失色，派出使团携带《讨邪逆奏文》上告清廷。

然而清廷却不以为意，也不相信朝鲜叛党与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

按丁若镛所作《先仲氏墓志铭》的说法，主导肃清的洪羲运、李基庆等人的最主要打击目标是他本人。

洪羲运的主张是：“杀了千人，不杀丁若镛，将安用之？

”不过朝鲜朝廷最终认为丁若铨、丁若镛与“黄嗣永帛书”事件无关，免除了二人的死罪而分别发配黑山岛与康津县（今全罗南道康津郡）。

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从汉阳出发，同赴流配之地，在罗州城北栗亭店分别，从此再无相见之日。

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

岛氓大悦，争相为主。

”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

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

按后人对亦曾被贬至黑山岛的崔益铉（1833-1907）的流配生活的记载，“黑山大小岛，本无迁客支供之例，类多自费。

而先生至是，正切在陈之忧，不得已为塾师资食之计。

”即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

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

崔益铉以担任塾师来谋生糊口，丁若铨亦是如此。

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

”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

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

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

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

”（《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

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

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虽然丁若铨也说张昌大“家贫少书”，但考虑到十九世纪初黑山岛的社会经济状况，张昌大的家庭能允许他“杜门谢客，笃好古书”，已经证明他的家庭绝不是社会底层，而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富之家。

此外，丁若铨也未明确记载张昌大的职业是渔夫，仅简略提到他对“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

黑山岛地处海中，靠海吃海，张昌大即便不是渔夫，由于日常所见所闻，应该对鱼类有较多了解，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丁若铨才会做出“其言为可信”的判断。

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

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

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

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

”（《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

而影片在张昌大身世上多有发挥，称他本是两班张氏家族的庶子，不被生父承认，跟随丁若铨学文识字后才获得生父的认可，并通过生父的帮助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体验了一段官宦生活，近距离接触到朝鲜基层吏治的腐败。

不过这一段纯粹是编剧与导演为深化影片主题而加入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

《漂海始末》，全罗南道新安文化院藏手抄本 影片中段演绎了丁若铨、张昌大与当地人文淳得会面，听文淳得讲述此前漂流到琉球、吕宋诸地故事的一幕。

听完故事后，丁若铨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下来，所以写下《漂海始末》一文。

丁若镛的门人李纲会（1789-？

）在《云谷船说》中提到：“淳得业商者也，虽无文字，为人慧能。

岁壬戌，淳得漂到中山地，即琉球，自中山发舶还国，又漂至吕宋。

吕宋者，海外番国也。

福建、红毛、西洋等诸舶互相通商，其船制亦多妙解。

自吕发舶顺风十一日，始抵广东澳门者，西南海舶辐辏之地也。

”在朝鲜王朝晚期，朝鲜朝廷与琉球等地并无直接官方往来，朝鲜人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大多通过书籍间接获得知识，或是通过燕行使臣在北京与这些地方的使臣进行交流。

偶尔发生的船难、漂流对当事人来说虽是一场灾难，但也开启了他们直接踏上异国之地，了解异国之情的可能。

文淳得于1801年阴历十二月出海，次年正月遭遇风难漂至琉球，从琉球出发回国时又遇风难，再漂至吕宋，又到澳门等地，后来一路往北直到北京，跟随朝鲜赍咨官回国。

待他回到家乡，已是1805年正月了。

《漂海始末》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记，逐日记录了文淳得的经历；其二是文淳得滞留琉球与吕宋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观察，包括风俗、海舶、物产等内容；其三是用汉字表意，再用谚文（古韩文）标记出琉球、吕宋的语言。

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会吕宋语，曾受朝廷之命为漂到朝鲜的吕宋人充当翻译也不是虚言。

按《朝鲜纯祖实录》所载，“罗州黑山岛人文顺得，漂入吕宋国，见该国人形貌衣冠，其方言亦有所录来者。

而漂留人容服，大略相似，试以吕宋国方言问答, 则节节脗合。

”不过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因该次翻译出色被朝廷授予“嘉善大夫”的赏赐之事则有移花接木之嫌。

实际上直到1835年，文淳得才通过“纳粟”的方式获得这一位阶。

文淳得纳粟帖，新安郡南平文氏家藏 丁若铨花费心血认真记录文淳得的经历已然昭示他认为文的经历非常重要，有利于拓展见闻与学习外国的长处。

如在《海舶》一节，丁若铨仔细记录了琉球海船与吕宋海船的样式与优点，这其实也是朝鲜在造船时可以学习的地方。

实际上，丁若铨不论是编纂《玆山鱼谱》，还是记录《漂海始末》，乃至因目睹岛上松政的弊端而撰写《松政私议》，无一不是他重视“利用厚生”的实学学术倾向的反映。

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常常上演。

但沉溺于性理学的两班们只懂高谈与实际的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的“理”“气”“性”等概念，一边享受奢侈的生活，一边纵容胥吏们盘剥百姓。

这些只会高谈概念的两班们其实也不懂税收、铸币、松政（朝鲜把松树视为贵重资源，种植养护松树之事即松政）等具体之事，往往委派胥吏们全权处理。

有鉴于此，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才会撰写如《玆山鱼谱》《松政私议》《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一系列或有助于“利用厚生”，或有助于“牧民”的实用之书。

然而可惜的是，丁氏兄弟的这些书籍在当时并未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直到后世才有人才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并把丁若镛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

丁若铨给钱贴补家用，可居嫂婉拒了。

丁先生说：知道了，那这钱你拿去买首饰或者买糖吃，随便花吧。

那一刻可居嫂的眼睛里地震了。

丁先生说可居嫂有许兰雪轩的智慧。

许兰雪轩写了许多许多感人的爱情诗，寄托美好的愿望：“向夜南湖明月白，女郎争唱竹枝词”。

然而现实残酷，她像所有聪慧的女诗人一样郁郁不得志，27岁就离开人世，留下遗言把作品全部烧掉。

对爱情的向往，就像士对知己的渴望一样。

不是为了贴补家用，而是对方能看到，她始终是一个向往自由美好的女子，并用心尊重。

写在520这一天。

这个春节没能欣赏国足的脚气干云，也没能领会韩寒老师的四海蚝气，而是在一个小岛上给灵魂洗了个澡，看了一部叫《兹山鱼谱》的黑白电影。

导演是韩国名导李濬益，执导过《素媛》、《王的男人》。

电影讲述了一位朝鲜儒家士大夫丁若铨被流放到孤岛黑山，在这里写了一本叫《兹山鱼谱》的故事。

乍一看这是个朝鲜苏东坡的故事，但仔细看，这部电影承载的东西着实令人震撼，它讲的是一个传统精英在现代世界的自我救赎，真是值得每一位自诩精英的人认真看一看，重新思考理想、生存和生命的本质。

丁若铨兄弟三人是李氏朝鲜的贵族，对儒家思想掌握精熟，不仅一手好书法，还能熟练地写出上引的七律、绝句。

同时，正直西学东渐思潮，他们兄弟三人又深受西学影响，甚至还皈依了罗马。

原本三人深得王的重用，希望引领李氏朝鲜从事西化改革，但老王驾崩之后，奸臣掌权，三人被指信奉邪说。

有趣的是兄弟三人被捕之后的反应。

· 丁学钟坚韧不屈，直接殉了信仰。

· 丁若镛态度暧昧，一言不发。

· 丁若铨（故事主角）则秒变叛徒，否认自己背叛朝廷，甚至愿意帮朝廷镇压邪说。

其实早在他们被捕之前，丁若铨已经被同侪不耻。

当初罗马要求他们让信徒不拜祖先，他觉得与朝鲜习俗不服，拒绝执行，很多人已经觉得他信仰不够纯粹。

最终若铨、若镛兄弟二人被分别流放，丁若铨来到了鸟不生蛋的荒岛黑山（因为觉得黑山的名字晦气，丁若铨将其改叫兹山）。

之后的十多年，丁若镛写了两百多卷的皇皇巨著《牧民心书》（此书中文本2001年出版）和其他讨论治国的大作，广涉兵书、礼法、经学……而丁若铨则只写了几本奇怪的小书，一本讨论松树国有化扰民的小文章、一本类似《鲁宾逊漂流记》的小故事《漂海始末》，还有就是这本介绍黑山附近各种海鲜的科普书《兹山鱼谱》（此书至今没有中译本）。

丁若镛的巨著让他拥有了巨大影响力，最终结束流放重新起复，而被所有人认为才华远在丁若镛之上的丁若铨则终老于小岛，再未见到光明。

在小岛上还有个渔民小伙昌大，他是张进士的私生子，与母亲被遗弃在荒岛上。

昌大熟悉各种鱼类、海草、海鸟，但他一心想要读圣贤书做官，证明给父亲看。

他认为程朱理学里有救世济民的不刊之论，毕生理想就是用朱子的学问改变世界。

昌大最初对丁若铨极为反感，认为他信奉邪说，有悖程朱理学。

意识到丁若铨的才学之后，他不情愿地跟丁若铨达成了一项「交易」：丁若铨教他四书五经，他则把自己对鱼类的理解告诉丁若铨，助其写成《兹山鱼谱》。

在名师指引下，昌大的学业突飞猛进，不仅在饮茶对诗的时候大败丁若镛的弟子，而且很快名声大噪，被父亲张进士提拔，跻身上流阶层。

直到有一天，他在官场为名请命，惹了大祸，这才发现《牧民心书》里的理想根本就无法实现，于是想起了老师。

然而此时丁若铨已经病逝，昌大看着他留下来的《兹山鱼谱》，泪流满面。

丁若铨在留给他的信里写道：「昌大，我原本很害怕黑山这个名字，但是遇见你并一起生活，这种害怕消失了。

我这个好奇心很重的人，重新找回了在流放之路上失去了的好奇心。

多亏了你，在死气沉沉的黑山上，我发现了坚强活着的黑色兹山。

昌大呀，如鹤一般飞于九天固然好，但像沾满了泥土和污水也来者不拒的兹山一样，做一个黑色的无名之人，不也是很有意义吗？

」故事最后昌大带着家人回到黑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决策分析】《兹山鱼谱》的出彩之处特别多，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们聚焦一下丁若铨这个人。

很多人当年看不懂《黄金时代》，现在依然看不懂《兹山鱼谱》。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萧红总是放弃easy模式，非要选择hard模式，他们也不能理解丁若铨明明天赋异禀，为什么非要不务正业，写这么一本小岛海鲜大全。

他连叛徒都做得，为什么就不能像丁若镛那样，认个怂，歌颂一下程朱理学呢？

这个问题不仅观众好奇，昌大也很好奇，他全程不理解丁若铨，仕途打开之后甚至怕丁若铨拖累自己，一度跟他划清了界限。

直到他发现丁若镛的《牧民心书》根本不治病，才想起老师这些年的追求才是实现理想的路径。

丁氏三兄弟代表了精英实现理想的三种态度。

杀身成仁的丁若钟选择了削足适履，正面硬刚，最后理想和肉身都被现实砸得稀巴烂。

丁若镛则有点类似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理想受阻之后，他开始转而拥护王道，又开始研究如何「牧民」，曾经的理想被他束之高阁……而丁若铨看似选择了easy模式——逃避，实际上他选择了最hard模式——找到理想的实现方法，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口子。

这也让这部片子不能简单理解成韩国版的苏东坡。

苏轼时代根本没那么多纠结，宋朝儒释道三家和谐共处，根本没有那么多非此即彼。

丁若铨很早就发现日本西化之后国力大增，然而西学到底是什么？

是信仰么？

好像也不是。

从他拒绝执行罗马的乱命开始，他已经意识到西学本土不服的问题了。

在岛上百无聊赖之际，丁若铨终于想明白了。

他发现自己饱读圣贤书，却对现实一无所知。

他刚到小岛的时候，发现接待他大婶正在拔松树苗，他怒斥大婶浪费资源。

大婶则告诉他，官府见松树长大就把这里入官，这里是我们老百姓赖以活命的农田，我们怕被征走，就只能砍掉了。

丁若铨把这个观察写成了小文章。

他听说岛上的一个鱼贩遭遇海难，在琉球、吕宋、大清辗转一圈之后回到岛上的奇遇，很多地方他闻所未闻，赶紧一字不落地把这段奇遇全都记录下来。

这本《兹山鱼谱》最难理解，一个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写这些咸鱼、海草究竟为了什么？

连深谙每种鱼有多少根骨头的昌大都无法理解。

有一次被问急了，丁若铨告诉昌大：我的理想是人人平等，如果写出来会给妻儿惹来大祸。

我兄弟若镛的思考我并不认同，拥护王道于世无补。

所以我选择什么都不写。

一个有丁若铨这样才华的人选择不说，比说还令人觉得震撼。

他选择了自我流放。

然而《兹山鱼谱》真的是什么都不说么？

他很努力地想要把现代文明的真谛写在纸上：利用好奇心发现世界，改变和创造。

这就是大航海精神。

与其说教，不如身教，丁若铨把大好才华束之高阁，用毕生精力跟一个小岛渔民写了一本关于大海的书，这不就是在告诉人们未来在哪里吗？

丁若铨还在观察海鱼、海鸟的过程中体悟了生命的壮阔。

许多文明的哲学都是关于死的，而儒学的精髓却在于生。

这又是儒家思想最内核的部分。

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赞颂，顽强地生活本就是最美的史诗。

丁若铨看到了，找到了，也做到了。

这就够了。

那座黑白的小岛，在故事最后也有了颜色。

曾经精英们的说教总能迎来无数拥趸，现在大家则在各自的社群里学习实用的技能，有人关心怎么副业赚钱，有人关心怎么职场进阶。

我们都是普通人，欣赏不来网红哲学家那些诗和远方，只想午饭多加个鸡腿。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思考现代性和人为什么空虚，我们努力赚钱的时候一点都不空虚。

若真有那救世济民之心，不如专注研究一个小问题，哪怕它很小，小如《兹山鱼谱》呢？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心灵之旅吗？

为什么非要无病呻吟？

且不闻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于无可就药之地与人希望，是菩萨行。

《兹山鱼谱》的故事背景是1801年发生于朝鲜半岛的辛酉迫害，此时被后世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的亚洲经贸圈还未土崩瓦解，朝鲜半岛几乎还完全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之内，整个半岛的社会文化体系依然还是中华文化在外部的延续和应用。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可以说电影中天主教徒丁若铨所受到的冲击和所处的生存困境，既有东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矛盾，也极具传统士大夫特色。

朝鲜半岛的天主教传播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中国南方活动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得以进入北京，他隐瞒了自己的传教目的，向朝廷敬献自鸣钟、八音琴和《坤舆万国全图》，由此得到信任，开始了“学术传教”。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自然也受到朝鲜使节的欢迎，他们从北京带回大量汉译西方书籍，大批朝鲜知识分子一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面接纳修习天主教。

1644年清兵入关，朝鲜的使节之名也由“朝天使”改为“燕行使”，随着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逐渐增加，北京天主教会发展壮大，燕行使频繁出入天主教堂，甚至接受洗礼，最终在半岛成立朝鲜教会。

实学思潮与理学之争影片中张昌大年少气盛，言必称《论语》《大学》，一面看不上具体的生产劳动，一面想要通过圣贤书求取功名，令人想起无数明清小说里的人物。

儒学发展到明清，主流的性理大全一派，已经逐渐变得迂腐凋敝，人心也暮气沉沉，大多数世俗文人尽管熟读宋代五子的著作，但不过都是把这些书籍当作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

在西方文明潮流的冲击下，面对扼杀人性的八股取士制度与在现实生产中无处不在的“实用理性”，终于初步形成一种实学思潮，尤其主张经世致用，以实测实学为探索和阐述现实物质世界的主要手段。

丁若铨所编的鱼谱，也并非百科全书派那样的基于启蒙思想的实践，而是实学思潮的具体表现。

天主教传播的异数天主教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必然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存在。

早在利玛窦敕居北京期间，他就把侧重点放在传播西学上面，他意识到若无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传播教义必然无法获得最大范围的成功，因此他总结出一套关于在华传教的规则，首要便是遵守中国法度，可用儒学诠释教义。

可以说这套“利玛窦规矩”谨慎地没有去试探封建统治集团的底线，而其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无论国籍，也大都遵守了这一原则。

与中国本土的迂回路径不同，天主教在朝鲜及日本的传播，却激进得多。

日本从安土桃山时代开始就有传教士活动，直到江户幕府颁布“禁教令”而引发岛原之乱，是农民阶层不堪重税的反抗，也是扩张迅速的天主教与传统佛教、神道教无可避免的巨大冲突。

而在朝鲜辛酉之乱中，甚至出现了黄嗣永帛书事件，信中要求西方帮助朝鲜本地教会发展，希望清廷吞并朝鲜，这一桩由意识形态冲突引起的事件，对朝鲜统治者而言无异于是倒反天罡。

守旧与革新：“士”的困局及其他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主要负载者，与西方宗教文化不同，践行与发展文化的不是宗教僧侣，而是世俗文化人，也就是“士”这一阶层，他们既要“究天人之际”又要“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要保持“未知生焉知死”的积极入世态度。

与辛酉迫害名为铲除天主教派实为党争一样，历史上居于庙堂的士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的牵连，从先秦屈原到中古苏轼范仲淹乃至到近世，可以说贬谪文化已经是一种标志性的士人符号。

处于东西交点的丁若铨，虽然做的还是到放逐之地讲学授业那一套，但就影片的呈现而言，他所思考和传授的内容已经从君臣父子转向推翻阶级，甚至反抗东亚文化圈。

这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在西学启蒙之下的新阐述，也是作为电影角色而不是历史真人的丁若铨以东亚传统文化为表，而以韩国民族主体性为里的隐晦表现。

先生的学识、眼界和自身的豁达注定这是一场不算悲情的流放，从文人到博物学家的转变因为思想的开放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多是「自我」的选择，姑且算作二人关系里的定量。

在接受教育之前昌大实际上把他信奉但知之甚少的性心理学(片中程朱理学被翻译成性心理学)和王权捆绑在了一起，在程朱理学的正统叙事下，老师的无君主论从本质上撼动了他的理想根基，这是二人冲突的根源。

昌大不甘庶子的卑贱出身，意图读书改变命运，王权和儒学合谋，引诱他走向仕途，直到他走过先生来时的路，看清世界。

西方想象的东亚电影和真正展现东亚文化的电影完全不同，师徒坐而论道，仕与隐，出世入世的个人选择，即席汉诗酬答那一幕虽然韩语念五绝不够动听，但足够动人。

我们国家有那么璀璨的士大夫文化，随便拉一个出来遛遛都是史诗巨作，人家从贫瘠的本国文化里切了一个侧面的小片段就贡献了近三年看到的韩影最佳作，遗憾之余很难不敬佩。

黑白影像容易把本就明亮的东西变得更加闪耀，海上月光，沙滩烛火，诗歌与鱼，极美的留白呈现了水墨画质感。

没给五星感觉多少有点讲得太实，台词 highlight闪回是大忌，除此之外配角脸谱化可能也是近些年韩影需要解决的问题。

丁若铨这个人物真是太耀眼了，原来也是个通达儒学的士大夫，但是又没有理学的迂腐，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接受西学，并学以致用。

这个电影里出现了很多对比，丁若铨和丁若庸兄弟俩的对比，开头政敌的话一语戳破兄弟俩的不同，"哥哥才是可怕呀"。

其实兄知弟，弟却不知兄，丁若庸其实还是想着圣君思想，君君臣臣那些儒家的理想话化的东西，而丁若铨其实想的是没有君主的世界，他是压根反对君主制。

但是丁若铨很难得的一点是他深知这个思想根本无法实现，索性就不去想，彻底融入黑山的生活，研究鱼类，记录鱼谱。

他其实是性情豁达，时刻活在当下的，他跟岛上的寡妇结合就可以看出其性情。

电影里昌大的成长以及他跟丁若铨师徒间的思想碰撞是很有意思的，昌大早期是更向往丁若庸的，典型的圣君贤臣的思想，以及通过考科举实现入仕的梦想。

但是经过大考落地，花钱买官，一步一步被教做人，最后明哲保身也根本做不到，最后发现自己奉为真理的《牧民心书》真是无用武之地。

这时，他真正理解了丁若铨，并走向了跟他一样的道路。

电影最后，《兹山鱼谱》的序薛景求的旁白念的实在是平实感人。

居山家的和丁若铨的感情拍的很好看，流放中年士大夫和黑岛中年寡妇的感情拍的实在是浪漫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