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

一部电影太接地气是会让人不舒适的，选择看这部电影之初就做好了自虐的心理建设。

而它却比想象中更加完美的超过了我的心理预期。

跟《桃姐》一样，从相当一定程度完成了我自虐式的人生记忆的回放。

失败的婚姻是万恶的根源，然而人的选择又往往取决于她的个性使然。

老公外遇的时候，宝莉对闺蜜说：你不知道啊，当初凭我的长相，追我的人排成排，我选了他这个乡里人他一辈子应该感激我。

多么相似的话，仅仅因为对自己城里人身份和外貌的自信和骄傲，你的人生悲剧恰巧也起源于此。

你的人生里有太多的固执和骄傲，又有很多妥协和隐忍。

你有你的放不低，所以即使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也要维持住人前和睦光鲜的表象，你不会去自己亲手主动戳破爱人出轨的现场，选择迂回的你认为保全颜面的方式让爱人丢了工作，可最后在爱人自杀以后都顽固的不肯掉一滴眼泪，你认为那不是你的错，你不愿意认输。

你下岗以后在汉正街帮人卖袜子，你习惯了大嗓门跟别人讲话姿势有点粗鲁但又有迫于生计的狡黠。

这跟你出身的卑微不无关系，你没什么文化，你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来挽救这段婚姻，这都是你的局限。

而你的局限又恰好形成了你的勇敢和强悍。

你也有你的放低，他来自于你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带来的洗练，你天生的憨和钝，你可以去卖袜子，更可以一人挑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去街边给人挑扁担。

你做这个决定想都没想没有任何迟疑，你只有努力生存下去的信念对自己完全没有半点怜惜。

你最可爱最宝贵的也是这一种憨和钝，它让你无畏生活里各种形式的苦难和打击，你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你要养活你的儿子和婆婆，供儿子上大学，这是你坚定的生活目标和念动力。

那个曾经相互扶持过的男人羞辱了你，你也只是转头骂回去回家给儿子做晚饭，想想还得过下去，什么尊严啊感情啊暂时又都不值一提。

可儿子要跟你断绝关系的时候，你万念俱灰，母子之间多年积压的误解和委屈早在你心里割开一道深深的口子。

你被儿子赶出家门独自深夜在江滩边枯坐，可是以你的性格断然再绝望都还是不会想到去死。

于是，当你抬头看见夜空中突然绽开的烟火，一群中学生在很欢乐的给其中一个孩子庆祝生日，他们来喊你过去帮他们拍合影，那男孩喊你婆婆喊了两遍。

50岁不到的你在他眼中白发丛生脸色焦黑已然如此的苍老了。

你跟他们按快门的时候突然觉得眼眶酸涩了，你想到你的儿子因为你的失败的婚姻从小就失去的那些同龄人应有的快乐。

是的，从来就没有烟花、没有同伴、没有聚会没有祝福，只有没有父亲的家，班主任嘴里变调的那句他妈妈挑扁担都能考第一名。

你瞬间就原谅了儿子的绝情与任性，转头回家打包一个人的行李。

你走的那天就用扁担自己挑了两担衣物，碰到了那个“打牛”的男人不得不别别扭扭又上了他的面包车，儿子在远处冷冷看着你，好笑的是车子发动不起来，你跳下来踢了一脚骂了句“婊子养的”推了几步终于点燃才又坐上去走了。

这里电影就落幕了，没有那些后来死去活来的拖拉和煽情，大概以后的日子你照样会闷头过下去，你不求能幸福，但求无愧于心的活着。

想到不幸的人生也有千万种，电影里能演出来的也仅仅只是万分之一，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每个年代的人都有生死疲劳的宿命。

《万箭穿心》：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文.奇爱从2002年院线制改革、《英雄》掀起“大片”策略开始，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大发展大繁荣”了十年。

电影产量2011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791部，再“繁荣”一下突破印度阿三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平心而论，近些年的国产片却总让人感觉“繁荣”有余，“坚挺”无力，今年尤甚。

用尹鸿教授微博上的话来说，一种“冬天来临的萧条感”扑面而来。

前不久在百丽宫看了几场“韩国电影展”的作品，从《铁线虫入侵》、《追击者》到《建筑学概论》、《阳光姐妹淘》，人家要纯的有纯的，要惨的有惨的，要批判的有批判的，百无禁忌，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有艳羡的份儿；后来又在百老汇看张之亮的《笼民》，第一回大银幕感受香港“三级片”，风格化的现实主义直撼人心。

此类故事每天均在我们身边上演，但要有人想拍成片子在我们的银幕上复现，则遥遥无期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

这个词汇似乎我们经常听到，但是似乎又很模糊。

我们似乎感觉现实主义电影很受主管部门欢迎，是主流，可很多现实主义电影被毙掉了，或者只能以地下电影的面目示人；同时，很多不太像现实主义电影的电影被冠之以“现实主义”而获利。

《搜索》就是如此，它代表中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

至于结果，不用等到颁奖那天，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会怎样。

现实主义电影，就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说你是，你就是。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电影也是有诸多定义的。

按照巴赞的意思，现实主义是倾向现实的，是“现实的渐近线”。

还有一种现实主义，按照苏珊•海沃德的意思，是一种无痕的现实主义（seamless realism）。

在这种电影中，由叙事配合下的电影技巧抹去了错觉的痕迹，从而实现了一种“真实化效果”。

它隐藏了虚构性和叙事结构，也不对自己身进行质疑，因此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观众多接受的只是被编码的“优势解读”（preferred reading）。

如果《搜索》算现实主义电影的话，应该就是属于后一种。

不过，我想，那么所有有现实背景依托的好莱坞电影都是现实主义电影。

温儒敏教授2007年说：“现实主义的疆域被无限地扩大，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创作方法的特定内涵也就模糊乃至消失了。

现实主义就不成其为现实主义。

”温教授说的是文学，电影其实也是一样。

现实主义在官方被长期肯定，其实不在于其“接近现实”，而是其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

这种现实主义实际上是1932年5月20日横空出世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移植。

现实主义本具有最广阔、最自由的表现空间，可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最公式化、最概念化、最脸谱化。

这种现实主义，最不现实，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和检讨。

真正的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回到它本来的——也就是巴赞所倡导的——维度。

即：1.对社会焦虑或变迁的指涉；2.实景拍摄；3.非明星化表演；4.自然光效或低照度的布光；5.灵活自由的摄影机运动；6.开放性的结局；7.中小成本运作。

这种电影不是没有，近期即将上映的《万箭穿心》（王竞导演，颜丙燕主演）就是。

我是不读小说的人，看前也不晓得它由作家方方的小说改编，原以为又是一部商业俗套的作品，但看后真的内心颇受震撼。

颜丙燕真是好演员，主旋律、商业片、艺术电影全都不惧。

《远山的红叶》演纪检干部正义凛然，《万箭穿心》对于底层悲惨命运撕扯下的女性形象把握，更可用“神采飞扬”来形容。

而从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来看，《万箭穿心》符合上述所有条件。

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佳作。

因为影片还未正式上映，在此我不愿过多的剧透。

总得看来，《万箭穿心》格局虽不大，但却能让人对国片的未来保有起码的信心。

在如今物欲喧嚣的电影市场，它未必能吸引多少院线和消费者的青睐，但一定是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历史佳作。

很多人没看明白这个电影。

有几个细节，第一就是搬新家，工人坐地起价和宝莉因为钱在楼下争执，跳江哥没有出面调和、制止或哪怕是帮老婆。

而是在事情解决完了出面发烟演白脸。

可想而知之前平房更加逼仄的生活中也一直是这个模式，宝莉演红脸一直强势争取两人的生活资源，跳江爹享受宝莉当坏人争取来的生活而自己和邻里当白脸演演好人，私下里却带着知识分子对李宝莉的看不上。

（插播：有几位和我杠这条的，情景带入一下譬如你的女友带个你的大件东西去找你，实在打不到出租和快车坐的一黑车，到地点了司机狮子大开口加钱，不给钱不让下车不给拿东西，你女友急了和黑车司机理论起来，这时候二十米外的你会做什么？

躲起来像马学武一样？

还是像个正常人一样据理力争也好破财消灾也好去解决事情？

马学武已经不是文化人不会争吵和懦弱的问题了，完全是另一种人精的自私。

）第二就是跳江男是先提出离婚才出轨的。

所以他想离婚不是因为外部因素是因为内部主观因素，提出离婚的节点就在搬家之后，而此时的李宝莉却是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的。

让跳江男想离婚的原因是李宝莉的粗鄙么？

不是的，是因为人生之喜事第一发财（住新房）第二升官（当主任）那第三步就是换老婆，他的人生上了一步，不需要在平房区和人争争抢抢了，市井的李宝莉配不上他了没用了。

这里呼应小宝高考后奶奶赶宝莉说的好听让她找自己的新生活然后话风一转让把房过户给小宝一样。

婚姻不幸跳江男和李宝莉其实都是受害者，如果单看跳江男和李宝莉的关系是没办法把错归结到一个人头上，但凤凰男和寡居老母（就算标签化叙述但比较贴切）加在一起做的事来看，这家人除了小宝属于是被灌输的教育有问题，跳江男和奶奶都是卸磨杀驴虚伪无比的人。

李宝莉嘴里说着城里人乡下人，但下岗了仍出去谋生干家务做饭带孩子都没落下，是当着家里人在过日子，而跳江男和奶奶却从未把宝莉当做过家里人来心疼。

第三，呼应之前说的卸磨杀驴，小宝在找到宝莉在建建那的时候，当面说了句恶心，而其实此时李宝莉已经寡居十年了。

这个评价的潜在逻辑，别说把李宝莉当妈妈看待了，根本就没把她当做一个真正的人。

奶奶和小宝都把李宝莉当成了一个“养家的工具人”，而宝莉的幸福和需求他们根本不考虑，所以会考上大学就赶走她让她交出房子。

李宝莉就是个棒棒，不是另有存款和产业的小老板，让她交出房本离开这个万箭穿心的家，她只能流落街头。

看懂这些细节，就知道了宝莉的不幸因何而来。

在这场婚姻里她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这不是她承受不公的合理原因。

另外关于奶奶，在电影里跳江男死后乃至最后结局表面都没做什么太过分的事和说太过分的话，但实际上小宝的言行才是奶奶真实的内心写照，李宝莉做牛做马的十年里奶奶这个文化人一直在对小宝进行的仇恨教育。

要多扭曲才会把自己爹出轨绿茶看成追寻真爱。

跳江男是因为同时对事业、家庭、爱情都失去幻想才走上绝路，在见绿茶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事业要被下岗和家庭里与李宝莉关系依旧不美好，他巴巴的给绿茶诉衷肠而对方的回应淡淡也灭了他爱情的盼头，可谓生无可恋走上绝路。

最后还有棒棒何姐和宝莉的发小，宝莉的发小明显就是宝莉的对照组设置，一样的出生一样长得不差一样与丈夫关系有龃龉，但一步步走下来两人却成了截然不同的人，以此引发思考是什么让她们过上了不一样的人生。

而棒棒何姐就是另一个宝莉，也有着自己的不幸，真是众生皆苦。

我想作为武汉人是没有办法批评这部电影的。

无比熟悉的俚语与地名制造了观影中三个人疯狂的自娱自乐，而其实单单是陈刚的健健那无比地道的痞子头头形象便早已瞬间征服了我们，甚至穿越到93年的场景中出现的扬子江牌空调公交车都令人心生感动，因为证明着所有场景的确是在这座炎热而焦躁剽悍又耍拉的城市完成的。

然而一旦提及这座城市，话题便显得难以言说，因为摊开一张中国地图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武汉一定是最最符合“万箭穿心”的风水标准的城市。

平汉粤汉两条铁路长江汉江两条水道联络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然而这样的风水注定了多少繁华也是留不住的一场空。

汉正街嫂子李宝莉没能留住丈夫又丢了儿子，而汉正街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

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紧接着便成了所有水货淮货的代名词。

或许是偏袒但从小在这条街边长大的我觉得这与诚信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夹在东部的制造业与西部的资源中间，这整个迷失的地界上，恐怕也只剩下市井的一点点算计和一点点斗狠可以打发时间求得安慰。

当然这种属于城市的落寞与沉沦并不构成生活的符号。

过早的品种多少远比经济报表的数字更能决定多数人每天的心情，买得起的房价也远比看起来灯火辉煌其实与己无关的CBD来的实惠。

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可以在鸡毛蒜皮中活得一点也不做作，可以在撒泼骂街中豁出去尽情释放，可以在诅咒过天气以后淋漓地流汗，然后打赤膊吃宵夜爆酒瓶子，目睹玻璃渣子在开成飞机的公交车尾灯中闪烁一点光亮然后快速消散；这时你便了解这的确是不服周的楚人的地盘，而你也无法否认的是，这样的地盘上也可以诞生屈原式的浪漫。

万箭穿心过誉了，要栽就栽在人物塑造和叙事安排上，说白了就是导演估计没有真正读懂《万箭穿心》这本小说的核心内涵。

《万箭穿心》的核心是什么？

是风水还是一个女人的艰难奋斗史？

其实都不是。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小说,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宝莉在本片一个小时以后的戏段里面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几乎成了个圣女样？

——谁吼她她都不接招，见谁都热情笑嘻嘻的。

如果只是看电影的话，我想这个答案是无解的。

而在小说里面，这一点几乎成了这本薄薄小说的核心。

一个字“忍”，说再多一点，就是“还债”。

在小说中，马学武跳江自杀以后，李宝莉的妈妈只给了李宝莉一个字：忍。

自后才有李宝莉贴心贴肺照顾一家老小的故事。

在开始的时候李宝莉忍的内心并不平静，她说：“除了忍，又还有哪个字对我更有用呢？

”而屋里一家老小一家亲独独把她排斥在外她又发问：“要我怎么忍？

” 店铺老板又告诉她：“有些人生来就是还债的，怄气想不开就会欠的更多。

”才有了李宝莉后来的解脱：我不就是还债么？

我还了就算了。

而在电影里，这些小的细节全都缺失了，在最后李宝莉搬家的时候还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宝，他那小就没有了爸爸，我也没时间照顾他，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想，别家的娃娃都疯啊笑啊，他心里就像是压了个石头，不像个伢。

他如果能够像别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叫我做什么都可得啊。

其实他要就紧他拿去，我哪个都不欠了。

” 这个“欠”用在这里就好像说气话一样没有分量。

小说中小宝与李宝莉吵完架她暗自神伤的时候对自己说的是“人生是有报应的。

”这才有了后面李宝莉的解脱。

电影仿佛把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塑造的极有母性光芒：孩子怎么样她都算了，只要他高兴，就行了。

这样显然是说不通的。

人都是有脾气的，宝莉这种骨子里面都像泼过辣椒水一样的人更是有脾气。

所以叙事必须要讲出个因果来。

你不给她一个改变的信条，仅仅是让她的行为上作出改变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电影的前一个小时李宝莉做尽了“坏事”，但后一个小时又做尽了“好事”（坏事都让人家做了。

）这种两极分化的安排实在是让人觉尽了假。

小说起码还知道写些她进茶馆吵得周围人头昏的行为，让人微微生恶。

电影里就让这女人软的像一只小绵羊，童话估计都不敢这样写。

实在是让人揣摩不透的。

与小说差别最大的人物塑造大概就是小宝的奶奶（原作里面还有一个爷爷），小说里的两位老人恨李宝莉是入了骨，而电影里的奶奶却好像还有几些人情味儿。

小宝的绝情不带一点迷茫和疑惑的成分，这就说明显然被“洗过脑”。

我也生在单亲家庭，但是只有我妈带我。

我妈脾气跟李宝莉差不多，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主，这些年来她的歇斯底里常常让我睡不着觉（还没出来读书的时候），但是母亲的努力我看在眼里。

一面她精神性发作对我深深造成折磨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不厌恶这个女人，她的伟大也让我知道我对她的爱是不能打折扣的。

往往这种爱呀恨呀是摇摆的，被暴打的时候心里恨死了她，但是好歹也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时候。

影评人木卫二提到的小说《家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家变》主要内容也是儿子对父亲从爱到恨到忘的一个过程。

小说的高潮是儿子对孝道的批判：父亲骗人、欺负下等人、穷的没了骨气、懦弱怕事、一副穷酸样……用词之狠使得在小说刚刚面世的时候遭受到了狼虎一般的批判。

但是在孝道的批判之后又是儿子自己的反思：是不是对父亲太过分了一点，他挺可怜的，我还是要对他好一点。

人心是肉长的，好歹都受着社会伦理的桎梏，很难想象有谁能爱的毫无保留亦或者是恨的毫无余地，而小宝对母亲的恨被表现得没有余地，这就必须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那么，还有人味儿，懂得体谅的奶奶貌似是没法子教出恨妈恨到骨子里面的小孩的。

小说里两老人带着头的孤立宝莉，孩子长大只跟爷奶亲也是有点道理的。

然而小说也不是滴水不漏，小宝在哭诉的时候引了爷爷的话说原来觉得是爸爸对不起小宝，自己下岗不行了就跳江。

如果爷爷奶奶真信这一点，定不会这样惨薄的对待宝莉。

不过，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没做好的一点就是对“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道理的深刻领悟。

无论李宝莉想的怎么样开，她那种市井的，令人厌恶的小家子气都不应该缺了断了。

前面她知道跟服务员叫骂十八块的茶水，后面也该知道做事情斤斤计较。

凡事都该有个连续性，不能好的东西“源远流长”，差的东西说没就没。

拍接地气的东西就要把人拍得像个人，而人最human being的地方也就是他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

我想，也就是对这一点的考量使得电影最后发不动车李宝莉骂着“婊子养的”下来推车的镜头如此动人也如此具有生命力了吧。

在中国，母亲往往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有时候社会对母亲高大全的要求把母亲们也“教唆”成了只看得到自己身上“高大全”的部分，觉着自己担了天下所有的担子，却全然不理自己身上烂脾性对后代和周围人的伤害的人。

这种潜在的声音在各类电影、小说、文艺节目不断回响，赚足了女性的眼泪。

我和我妈曾一起去看过《大地震》，面对徐帆神一般的演技，编剧狗血的剧情，我妈眼泪哗哗的。

事后我妈说我怎么那么冷漠一滴眼泪都不掉，我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电影假的很，特技花了那么多钱做的还是那么假。

”就把我妈气的在公车站跟我大吵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好笑啊。

望以后各位电视剧导演、电影导演要接手这类女性题材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尺度，更要主要断章取义要有度。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虽然难听但是一点儿都不假。

忙着被刚强女性打动的逻辑都不要了之前，还是用这句话打个底儿，免得自己再造余孽。

百年中国电影史，多姿的女性形象占据了相当空间，并由此构筑了一条线索明晰的风景线。

早期电影中的摩登女性（堕落女性）进入三十年代后，被左翼电影中的进步女性遮住了风头，而战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进一步强化了此类坚韧、善良的女性形象。

建国之后，银幕上的女性随“人民电影”的形成与成熟而固化，去性别化的革命女性成为十七年电影的主流乃至唯一。

新时期后，以谢晋电影为代表的创作，在整个社会亟待精神抚慰的背景下，召唤了传统女性的回归，以温良恭俭等传统美德为特质的女性（母性）成为抚慰男性精神的符号，并在随后的电视剧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而女性作为具有魅力的性别形象再次出现，要到第五代的创作，此一阶段，女性再次被赋予性意味，并在看/被看的好莱坞经典叙事语言中得到张扬。

随着商业潮流的勃兴以及观影群体的改变，之后银幕上的女性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现，不过大量的魅力女性改头换面，成为为时尚所包装的、知性的白领女性。

以上简单的梳理过程可以大致窥见女性形象各阶段的特色以及在特定阶段的回潮。

正是基于这种明晰的、可以归类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万箭穿心》中女性主角李宝莉的复杂性，其最表面、直接的表现是角色带来的观影感受——可气、可爱更加可怜。

同时，也启示我们将这一形象与电影内外的时代背景相互关联。

影片开始便暴露出女主角“可气”的一面，对待丈夫的强势，对搬家工人的不屑，以及之后对婆婆的冰冷，她蛮横、冷漠却不自知；但同时，对于何嫂、健健的关心又赋予她另外一层性格的暖色，至少这一性格的侧面令人倍感人物的善良可爱。

而整部影片对人物艰难工作以及情感折磨之表现，最具力度，令人倍感人物的可怜。

由始至终，李宝莉没有快乐生活过，究其原因，部分来自于她那套坚固且自以为是的“付出——补偿”理论。

其实，付出后要求回报本无可厚非，现实点来看，即便是在家庭生活中依然可行。

但问题出在李宝莉所谓的“付出——补偿”完全建立在强势甚至贬低他人的自我中心之上。

不过，结合影片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对于人物的悲剧，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李宝莉的负面性格。

人物之悲剧，更加受到了时代变革的影响，影片背景设置在90年代末期，作为改革（经济改革、制度修补）的时代，社会变革带来旧价值的崩塌和新价值的建筑，而新旧冲突则打散了女性的主体身份。

从总体来看，李宝莉仍是一个典型的秉持传统价值观的女性。

有夫有子，李宝莉便要遵循相夫教子的传统模样，即便她在事实上被父子结成的“小团体”拒斥；当传统家庭被丈夫的婚外情破坏时，她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家庭的完整性，想到的是“从子”的希望。

但事实证明，她由始至终都是痛苦、不幸的。

现实打破了旧价值体系，但没有培植出积极的新价值。

一切压抑且混乱，甚至包括性别。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李宝莉甚至做出性别的牺牲以谋求未来的希望，从话语上自称“老子”到性别模糊的工作身份以及生理上“无性”状态。

性别模糊既裹挟强烈的同情，又暴露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失措，甚至在创作者看来，整个时代——新旧交替，但未有定型——为女性自我身份造成了困境，当代（影片中的90年代至新世纪初）女性在主体意识上仍处于集体失措状态。

女性命运要么与金钱同构，要么理所应当地失落于“万箭穿心”的神秘和宿命。

与女性形象构成对比的是影片中的父亲形象。

与李宝莉的强势相比，马学武明显孱弱（精神/生理双重阳痿），但同时影片又赋予他慈父孝子的形象，由此构成了倾向同情性的人物形象。

而且，对于马学武的婚外情，影片并没有急于渲染负面的道德判断，貌似中立客观态度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对于因果联系的潜在认同和人物的宽容状态。

不过，镜头对一个弱势男性痛苦的面部反复刻写，也部分地暴露了影片试图将痛苦的源泉推向女性。

对于影片中的父亲，可以从代际对比中深化他的面目。

在第五代的“弑父”神话中，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父亲”被激情张扬的子一代颠覆，而第六代在反抗第五代的寓言叙事时，直接抹除了“父亲”的存在，“无父”状态直接导致了第六代叙事中子一代的迷惘状态。

而近年来的创作如《二次曝光》、《日照重庆》，以及这部《万箭穿心》，“失父”渐成常态，并带给子一代直接且残酷的性格暴戾甚至精神错乱。

如果说《二次曝光》因暧昧叙事以及艺术与商业失衡造成作用于女主角自身的残酷没能得到观众的感同身受的话，那么《万》将子的怨念发泄到母亲，则完全释放了“失父”的残酷性。

尤其当镜头对准李宝莉的辛苦奔波、丝丝白发时，这种残酷更加得到放大。

影片中一处镜头，李宝莉拿起灭火器试图砸门捉奸，此时一对母子在后景中出现，紧接而来的特写镜头是为儿子而保全家庭的猛然而又痛苦的“觉醒”。

以子为重，但却要面对父子“合谋”的对抗，女性与男性的抗衡，似乎终究要以悲剧作结。

影片以一个大俯的长镜头结尾，与上一个镜头中儿子的主观视点相比，它在叙事结构上以闭合性的方式再一次强调影片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同时又以现实的冷静寄语未来。

上帝视角关注的仍是无可估量的女性力量，同时也预言了未来的困难重重和危机四伏。

《万箭穿心》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题中之义便是对人物不做道德化的好/坏判断，好与坏、对或错就像一块烫手的山芋，扔给谁都无法平衡现实的沉重，而正是这份无处安置的焦灼和无措，才使得影片有如此穿心之痛。

无意在一个抱怨婚姻不如意的帖子里看到这部电影，看完后看了一些评论，大部分女性评论者都是为保利说话，还有的讨论的无外乎是性格不适，贫贱夫妻百事哀，出轨，等各种角度，我身边就有和保利很像的女人，我深感作者更多的是想表达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些这样的女人，没接触过的会认为是外在因素导致，从而想要理解和同情她们，可事实是她们这类群体低智商，缺乏共情能力，进而带来的自私，不懂表达爱的能力，这些是像心脏跳动和呼吸一样是天生就有的，她们大脑里缺乏这样的功能，这类人群中类似的性格特征男女都有，我有幸接触过一男两女，他们的特点是这样的，智商偏低，明显比普通人理解能力差，脾气不好，对周边的人心里抱有恶意，有严重的迫害妄想症特征，永不认错，并且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错，严重缺乏共情能力不会考虑他人感受，经常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情感，情绪波动大，通过我的观察了解我发现这和家庭，经济条件，环境因素，成长历程完全没有关系，这类人无论事业爱情家庭都没有好的结果，他们自身也是一直痛苦的，对了，动物当中狗和猫中也有性格类似人类群体中的这种特征，注意观察会发现明显的与其他的不同。

如果我看到的是武汉话版本，我也许会打三星，可惜我没有……（我只看到国语可笑配音的版本）本来以为宝莉与男人会纠缠整个电影过程，但是男人半路就死翘之后，我知道重头戏转到宝莉身上来了，只是：始终看不清宝莉的转换脉络，一个在电梯里都不给婆婆哪怕做戏似好脸色的恶媳妇，如何在男人死后的十年里与婆婆相处无事、甚至关系大为改善？

有人会说，那宝莉本质是善良的、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只是影片的整个铺垫，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来，我们上半段看到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无理取闹的小市民妇女的形象，有个有钱的闺蜜（同样是小市民菜贩子阶层出身的闺蜜，在新房里对宝莉与男人关系的分析句句在理，戳心戳肺，一副帮理不帮亲、几欲撕破脸状，很不像同阶层女性的同声同气），在汉正街又是一副仗义疏财、帮穷不献媚的凌然之态，但奇怪的是她同为社会底层的搬家人员的不宽容与刻薄，这就很是矛盾与奇怪了……男人毕竟不是死在与宝莉的某一次大吵之后，而是在听到下岗通知之后，年幼的儿子又怎知是老妈害死的老爸，而需要在殡仪馆就当场发作？

作为独子，老爸既已死去，老妈是最亲的人（奶奶显然不是从小带大孙子的人，孙子会很亲得过亲妈吗？

影片也没有展示给观众说此老母有很恶劣的虐待儿子行为，也没有很重彩地展示父子情深到何种程度？

）死鬼男人也是明知婆媳水火不容，还在遗书中把难题丢给了老太婆？

——让老太婆照顾孙子？

我要问的是有什么样的仇恨让血缘亲子的儿子十年都不能原谅母亲，（而且这个母亲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有骨气的儿子应该不花这个“臭女人”的钱、不吃这个“臭女人”的饭才对啊），除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婆婆极恨儿子被媳妇'逼害"，而在十年间，不断地灌输给孙子无尽的恨、恨、恨，才有可能将天然存在的母子情全然摧毁……，但影片演进的却是婆婆渐渐走出怨恨，婆媳慢慢接近，而母子始终坚冰一块，既然坚冰一块，儿子又何以在所谓奶奶生病之时去找母亲？

（话说也不知他用何方法找到母亲与“姘头”所住之处的，而之后的打斗更为莫名，跳江的男人显然不是因为妻子在外与人有染而死的，而且事隔这么多年后的一段情，儿子既然视母亲为同一屋檐下的杀父仇人、死了不相干的陌路人，何以在意现在这个女人找了阿猫还是阿狗？

（难道仅仅为了房子这么俗气？

）作为高考状元的儿子，竟然可以八卦到打听到死鬼老爸的老情人处，听老情人“讲那过去的事”，理论上作为儿子是可以恨这当初的“第三者”吧，后者对家庭的分崩离析是直接的当事人之一的，而且而且，跳江男人的绝望大约还来自于那天甘愿迟到也要与之“过早”的早餐中的情感对话吧，如若情人说句希冀（其实早餐中大约是拒绝）的话，男人在随后的下岗消息所谓最后稻草的压力下还不至于万念俱灰……话说，宝莉被厂长带至派出所，面对两名警察与老公的工作证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宝莉未免也太粗线条了吧？

这里顺带吐槽一下，汉口民主路的“桃源宾馆”，先不说是不是导演帮你在做广告的话，做宾馆旅店业的行内人都不会不知道规矩：一男一女去开了“钟点房”进房之后的不久，再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黄脸婆来问刚才的男女开了几号房，而你又傻傻地说出的话，你这家店还有谁敢去住吗？

另，演健健的人也太水了，不见匪气、不见山气（十年山上是白猫的？

）、不见大哥气，宝莉何以身被动而心再动？

一个在汉正街里帮人批零袜子小商品的曾近下过岗的女人，嫌拿的工资少，而要辞职单干的勇气从何而来先不去说它，只是她若要单干的第一选择应该是“作熟不做生”——既然懂袜子的门路，单干也是另起炉灶还干袜子啊，即使本钱少也不怕，不是还有个有钱的闺蜜吗？

再不济的，不干袜子，也可以重做菜贩子，宝莉是菜贩子的女儿，这门生意经自然也不在话下，（而且，各位有身份证的人都知道，菜贩子的利润还真不差的）但是，也许原小说为了戏剧冲突与悲情的需要，失惊无神地一下子让宝莉选择了做女”扁担“，这未免也跨度太大了。

或许，戏这样演进更合情理一些：婆媳隔阂始终是住不到一块，儿子一时记恨也不愿与母同住，于是婆婆为照顾孙子他处租房，而宝莉是四处打工赚的钱大部分都寄给婆婆代为照顾儿子，而儿子不知；一晃十年过去了，儿子考进了大学，而过久的分离使儿子对母亲的感情彻底疏离……这么路演着，我发现这情节似曾相识，似乎要陷入另一类的俗套之中了！

……

《万箭穿心》本是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六万一千多字、写于2007年的中篇小说，先从小说文本和电影故事的对比切入，可以更好理解方方的故事和导演的处理手法：马学武：小说中描写为大专学历，原为技术员，然后当上了厂办主任，电影中万小景在李宝莉家吃完饭聊天时的情节：万小景说李不该总说马是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嘛。

这台词间接介绍了马学武的“凤凰男”身份。

原著中说到有厂长是他的同学，有意要提拔他，于是走入行政岗。

因为偷情时间被曝光，被贬称为技术员，后来因为此事名声不好，成为工厂下岗首先被裁掉的人。

小说中的马学武也很软弱，但并不似电影里刻画成那样。

马学武父母：小说中叙述为鄂西某市的中学老师，退休后房子被拆，听家乡马学武表哥的意见，来到武汉投靠儿子。

片中只安排出现了马母一人，其实老两口一直都有戏份，且作为一个整体出现。

后来孩子在武汉工作挣钱了以后，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别墅给二老住，为了凑买别墅的首付，小宝（马文昭）让李宝莉离开，要卖掉房子凑钱。

小说中马家二老和李宝莉的矛盾很尖锐，但电影做了温和处理。

李宝莉：小说中交代了是下岗职工，下岗后到汉正街一个卖袜子的老板处打工，小学学历。

因为长得好看很多人追求，她看中了马学武的学历高，人长得也不错，在马学武追求下和他结婚。

结婚前闺蜜方小景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李宝莉，但李宝莉看不上，小说开头李万二人开玩笑时李说：“就要找个学历高的人，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能沾上光。

”小说中的李宝莉八面玲珑，特别会说话能干活，在汉正街的特别有号召力，有点《生活秀》里吉庆街“一姐”来双扬的意思，电影中将李宝莉刻画地更加憨直和良善。

李宝莉父母和妹妹：这在电影中彻底被省略了，小说中交代了李家是武汉人，李宝莉父亲原来是码头的，因为工伤内退，在巷口摆了个自行车摊；李母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因为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在文革时当过领导，改革开放后成为普通退休工人，却是个很硬气很能干的人，李宝莉的性格大部分跟了她母亲。

小说中对李家贫寒的生活在开始就有描写，后来李宝莉当扁担时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几次卖血被家母发现，后来没办法李宝莉去找家母借钱供孩子读书，但发现父亲已经是癌症晚期，于是没有张口，李夫后来去世。

李家另一个人物是李宝莉的妹妹，上了中专/职高，当了白领，小说开头就出现了一次，其中交代她对自己的学历有优越感，比较懒惰，衣服都是李宝莉帮着洗过一回。

万小景：李宝莉的发小，读过高中，小说刚开头就介绍了李万二人的学历。

嫁了一个大款，大款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方小景和丈夫的感情名存实亡，只负责要钱花钱，李宝莉最最忠实和可依赖的朋友。

小宝（马文昭）：小说中记载他从小就很怕妈妈，因为妈妈总在训斥爸爸，由于爸爸有文化，作为学生的他自然和爸爸更亲近一些，后来马学武跳江之后，他完全倒向爷爷奶奶一边和李宝莉做对，三个马家人欺负李宝莉，他以高分放弃去北大清华而报考了武大，他说因为怕李宝莉对爷爷奶奶不好，后来其工作后赚到钱，还在正月过年时去看了看外婆，李宝莉的妈妈，但是对李宝莉依然无情。

和马学武偷情者：小说中写成厂里打字员，电影里设定为工会人员。

众所周知国企的工会是个闲差，管福利管活动，本身就不忙，认识厂里所有人，这样也为两人的奸情提供点逻辑合理性。

扁担何嫂子：小说中没有何嫂子儿子受伤李宝莉借钱的情节。

建建：从李宝莉结婚前就喜欢她，后来多了监狱，出来以后他母亲得病，为了治疗替某人蹲了10年监狱换来50万给他母亲治病，出狱后开了一个酒吧，没有电影里刻画的那样黑社会或者地痞流氓受保护费的情节，小说里的他很文雅，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表达对李宝莉的爱恋，到影片结尾也没有上床或者后来李宝莉搬出来后和他在一起的情节。

相对小说中非常尖锐、让人读了以后揪心的矛盾来说，电影做了较为柔和的处理：马家人（二老加上小宝）对李宝莉的百般刁难，冷落和漠视，集中体现在李宝莉为了何嫂子和地痞打架，腿被砍伤，养病时马家老太生病，李宝莉不顾自己的伤势去陪夜看护，自己反倒病情加重住院，但马家人对此毫不领情。

另一处为：李宝莉为了给孩子凑大学学费，不得已多次卖血，被万小景发现不对劲，知情后万小景盛怒之下骂了马家二老，马家的态度稍有缓和，主动把养老金给李宝莉当作孩子学费。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背景：李家父母，在影片中未出现。

李父的匆匆出场和李母的硬气、大气和洞察世事，很多有道理的话都是马母说出来的，如：她认为生活就凭自己的硬气，无论物质条件如何，自己首先要硬气。

马学武走后，她告诉李宝莉今后全凭一个“忍”字，凡事都是忍。

后来李父弥留之际说自己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李母为妻，李家的悲情戏份也比较有看头。

李父去世后，李母对李宝莉说：“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没道理，而且每个人的道理都不同。

当年我当革委会主任时，我觉得有道理，大家觉得没道理，现在我生活这样，我觉得没道理，但别人觉得有道理。

”小说和电影的中文名字叫《万箭穿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小说开头部分，分到新房子的李宝莉高兴地带自己的父母在楼上看江景，结果李父说出了这句“万箭穿心”的风水问题。

小说中李宝莉因为这个说法而在做家务时生过气。

电影中此言则是安排给了万小景，马学武走后李宝莉和万小景坐轮渡时万小景说的。

阶级影片中时常会出现一个镜头：房屋密集的居民楼，看上去特别像居住条件紧张的香港特有的“屋村”，这就是李宝莉“万箭穿心”的新房所在地。

这套房是马学武厂里分配给他的，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居住区：空间拥挤、建筑物色调和样貌高度整齐划一。

另一个常见的镜头是汉口的一个大全景，层层叠叠的楼房和最远处的长江、大桥，似有王安忆《长恨歌》小说开头写景的韵味。

这两个镜头在影片中多次出现，杂乱、层叠、密集，色调阴郁，这实际上在预示这是一个关于底层人的故事。

他们辛苦在城市谋生活，时代变动面前往往成为最脆弱的一部分。

电影的时代背景也铺陈得清楚：香港武侠电视剧、汉正街上90年代的流行歌，人们的穿着方式，把故事发生的时间置于90年代，这刚好是李宝莉下岗后卖袜子、后来马学武被下岗的大背景：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潮。

马学武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厂、上下班时的自行车流、铁路道口旁工人们吃着热干面等着过去，他是工厂的普通技术员，在市场经济之前是国家的主流人群，而他的工作和学历，也在小说中有所提及，都是一个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市民李宝莉所看中的。

但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对马学武这样来自小地方的“凤凰男”，她无疑在出身或城市的归属感上更有优越性，万小景在电影里对李宝莉的批评：“你早做么事去了？

他出轨之前你就要把他牢牢抓住，你之前对他不好才导致他今天这样，你总是喊人家‘乡下人、乡下人’，都是一家人了，说这个搞么事？

”马学武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里都被刻画成一个高度软弱、唯李宝莉命是从的妻管严。

除却李宝莉遗传了李母的硬朗霸气、马学武文弱这些性格因素之外，社会原因是一个重要方面。

李宝莉是武汉本地人，长得又好看，而且下岗之前也是工人阶级，这些都对凤凰男马学武极有吸引力，而这现象背后的城乡差距问题，直到20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人们的发展和婚恋问题上有不少的影响。

从结婚到搬入新房，马学武在性格霸气的李宝莉面前忍了很多年，但在搬家后工人们说的一句“被这样的女人罩着，你有再大的成就也是……”激化了马学武心中的屈辱，当天晚上，他提出离婚。

离婚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人相对位置变化的表征：此时的马学武受领导的器重，已经由技术员升为厂办主任，进入领导层，他的前景是光明的，社会阶层的跃升让他有了更多资源和更多选择，恰恰外遇也就发生在此时，外遇实际上是马学武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红利；此时的李宝莉则成为社会底层，早年下岗、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只能去汉正街帮着卖卖袜子，在夫妻双方的博弈的相对关系当中，李宝莉全面处于下风。

李宝莉对此巨变应该并无深刻认识，在家中依旧对马学武吆五喝六，这让马学武离婚的心思实际上越来越成熟。

影片开头马学武对李宝莉求欢的排斥完全是这种问题在生活中的反映。

“万箭穿心”这一话语的实际承载物毫无疑问是房子。

新的房子是李宝莉在小说开篇欢天喜地的原由，也是此后剧情上演的舞台。

90年代开始的住房商品化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全面进入市场化时代的最重要一方面，房子是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更是任何一个人在市场经济的主舞台——“城市”当中安身立命的身份象征。

在用惯了“有臭味的公共厕所、共同的下水管道”的小市民李宝莉心目中，新房子和美好新生活是紧密勾连载一起的，因为房子是马学武给这个家庭和自己的馈赠，李宝莉决心好好待马学武（小说中开篇就有提及）；同时，马父马母不请自来的行为，在李宝莉眼中实际上是局外人对自己美好新生活的粗暴瓜分，因此她对马父马母的排斥，实际上她对自己想象中美好生活的捍卫——但这种美好生活终究只是想象，更要命的是夫妻对未来的想象不同：马学武厌倦了对自己呼来喝去的糟糠之妻，想要借自己事业的上升来送旧迎新，即便偷情后身败名裂，他依然会去和偷情女子见面，可见他对李宝莉从内心的彻底决裂；李宝莉则希望在新屋带来的物质改善当中继续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和马学武以前的生活和沟通方式——夫妻同床而异梦，离婚或者决裂成为必然选择。

李宝莉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低，在和家庭其他两个成员（小宝和马学武）的互动中处于边缘化境地。

马学武一直辅导小宝学习，小宝也亲见母亲对夫妻的种种呵斥，小宝自然和父亲更亲，而马学武和李宝莉因为生活空间和阶层慢慢拉开差距，所思所想除了家庭这方天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马学武走后，李宝莉由于忙于生计更不能融入小宝的生活，因此隔阂日深。

除却李宝莉自身，她背后“娘家人”也是她参与社会博弈的自身资源。

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李家实际上是城市低层，他们住在使用公共水龙头、公共厕所的街区，因伤内退的父亲在巷口修自行车，因为时代转变、原本在文革时期叱咤风云的李母则成为新时代菜市场买鱼的小商贩，李宝莉的妹妹是个小白领，内心虚荣，看不上家人的做派。

后来李父去世，家中更拿不出钱给小宝上大学，这一切都将李家定位在90年代社会激变当中地位下行的人群中，李宝莉也是这个下行人群中的一员，边缘和弱势的不言而喻。

李家社会地位下行另一个表现即：万小景在得知李宝莉为了谋生活而当了“扁担”，气愤的说：“你怎么能干那种下等人的事情。

”的确如此，万小景和李宝莉是发小，都是之前的小市民，在他们眼中，“扁担”这个活计是最低贱的体力活和下苦的差事——但李宝莉确实当了“扁担”，李父也静静地去世了，这就是曾经的小市民在残酷社会分层中下行成为下层阶级的现实。

作为李宝莉“娘家人”的万小景实际上是给李宝莉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支持最多的人。

她的生活可谓是“感情不幸钱包幸”，大款老公和她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可言，老公在外面养着N个奶，万的老公是个生意人，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对性资源的充分占有，只是其诸多胜利中的一方面。

影片中还有个场景能和此呼应：李宝莉去给何嫂子钱，到了何嫂子住在扁担专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建建出租的，就在李宝莉和建建交谈时，画外音是叫床声，镜头一转，另一个屋里的男扁担们正在挤在一起看A片，社会底层的人们因为经济上的溃败，性资源极度缺乏，无法拥有正当的性权利，只能通过这样意淫的方式解决，这无疑和万小景老公是最好的对比：生活的对比，更是阶层的对比。

这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更是一个诉说阶级问题的文本。

离婚，不仅是马学武摆脱李宝莉“欺负”的唯一途径，更昭示了社会地位逐渐上行的马学武准备和李宝莉及李家日渐下行的社会阶层决裂的意愿。

这实际上是大时代社会激变、阶层划分这样残酷现实的一个显影：小家庭中的变动，反映的是社会大格局的变化。

离婚所表征的社会激变，是马学武的悲剧和李宝莉此后痛苦人生的开端，更是这出人间悲剧的真正原因。

马学武因为被举报嫖娼，前途幻灭，后来还因此而被下岗，曾经一切美好的东西化为乌有，他内心最为认同和看中的阶层上升的途径被堵塞，事业的失败使得自己去摆脱这样一个已经深深厌恶的家庭的可能性几近为零，绝望中，他选择自杀。

一个男人，可能他最为珍视的东西未必是家庭，而是成就感，这不同于女人，和马学武偷情的同厂女职工并未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她可以苟活，但马学武却接受不了，因为这种苟活会让李宝莉对自己更加颐指气使，却又不同意与自己离婚，让自己进入无期徒刑——而这间接证明了，男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更依附于社会当中的相对地位、阶级及其带来的社会认同感。

性别上段陈述中男女生活重心不同的说法，在女权主义者眼中可能是性别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毫无疑问，《万箭穿心》这小说还是电影的中心情节，其实是一个关于女人的悲剧故事。

贯穿全片的主要人物毫无例外都是女人，李宝莉、万小景（建建的角色在小说中从未单独出现，完全是在万小景、万小景+李宝莉的场景中才会出现）、李母（这个重要角色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简介，在电影中并未表现）马家的代表马母（小说中始终和马母同时出现的马父在影片中删掉，而作为马家人的小宝，实际上只是一个马学武灵魂附体的人，是一个小“马学武”，体现的是马学武+马家二老的想法）、乃至作为女“扁担”代表的何嫂子（小说中的何嫂子远比电影中霸气），都是这个文本的性别特征。

如果这个故事的其他元素不变，而只是性别特征改换以后会怎样？

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工厂技术员马学武因为事业平庸，自己为人又唯唯诺诺令人生厌，妻子离开（或绝望跳江或面临诱惑抛弃家庭远走高飞），他又不幸工伤致残，下岗大潮中被国家无情抛弃，父母老家的房子被拆过来投靠（这是小说中的情节），他身无长物只好沦为汉正街的“扁担”，一个人含辛茹苦供小宝成为高考状元（期间小说中的卖血等情节不变），但小宝因为母亲的离开十多年来一直和马学武龃龉不断，最终还是不原谅父亲，于是马学武成为一个佝偻苍老、在汉正街上卖命的老“扁担”……这个故事怎样？

主人公仍旧是一样的惨，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却大打折扣，被李宝莉的故事的悲剧性甩出十几条街。

如果主人公是个男的，那么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读出一点励志的味道，反而成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有点正面意涵的故事。

作为男性的悲剧人物，这样的“男扁担”马学武能惨得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么？

能惨得过余华笔下的福贵么？

显然不能。

就算对故事进一步做改动，突出悲剧性：小宝不学好，成了少年犯，马父马母年老无钱治病孤独地客死都市，马学武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去嫖娼结果染上了性病，身体崩坏，扁担也干不了了，于是在绝望和精神错乱中死去……惨是够惨，但这不同于悲剧性。

悲剧不光是惨，还要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乃至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方面，女性为主角天然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感受，这是被社会角色所规定了的男女的根本不同。

在影片的影视语言当中，同是扁担，男扁担很少以悲情和苦痛的表情示人，他们大多抽烟开玩笑，脸上多少有点卖力气人的畅快和大条。

底层男性们心情低落或者面临困境时，打骂老婆，喝顿大酒、和朋友们哭得稀里哗啦，大骂社会或者和别人打一架，都多少能纾解心头的不快；在生活方面，他们可以底层人的无赖姿态随便调戏女性，就像阿Q的行为，他们可以看A片（A片完全是男性视角，主要受众亦是男性），或者干脆去嫖娼、随意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愤懑和失望是有诸多出口的，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抗打击程度更强；女性恰恰相反，同样底层的女性，并不能通过男性的方式发泄不快，她们解决生理压抑的手法也不能像男性那样随意和方便，她们无法打骂老公和孩子，无法像男性一样对社会施以恶意。

如果说底层人承担着这个社会最苦痛和最悲惨的境遇，那么底层中的女性，无疑是最具悲剧性的群体，正如同孔乙己似乎永远比不上祥林嫂更悲剧。

本片的英文名字叫“fengshui”，即“风水”，“万箭穿心”也取自风水理论。

但实际上，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电影中，“万箭穿心”的情节出现都不超过两次，而且李宝莉对此还并不服气，她偏认为是“金光万丈”。

李宝莉不信风水，但她信命。

她偶尔会说自己的命格不好，她跟小景借钱时说“每个人都是来世上还债的，借的越多下辈子就还人家越多”之类的宿命论的话，当李宝莉无法面对和无法解释自己的生活的窘境时，只能拿着这种说法来搪塞。

风水本事堪舆之学，将居住和建筑问题和人生运到的宏观事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而且我也不怀疑制片方不愿用《一个女人的悲剧》之类的大俗话或者“万箭穿心”根本无法用英文翻译的初衷，他们用了“fengshui”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意蕴的词语，因为其很难解释，所以无法辩驳——当中国人遇到一些无法解释和处理的问题时，会用“命”“缘”“运”等等本身就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来加以解释，一个“fengshui”，就概括了李宝莉的悲剧，这似乎是在说：李宝莉的悲剧是无法解释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因为这一切都是“fengshui”这样的宏大因素在起作用。

看毕方方的《万箭穿心》，我想起另一个武汉作家池莉的中篇《生活秀》，两篇同由武汉女作家写出的汉味故事，反映的也都是90年代中国市场进程和拜金潮席卷下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人物故事。

《生活秀》里的来双扬风华绝代、精明强干，她生意红火、巧妙地争回房产、摆平家里的纠纷，但她在卓雄州身上渴望实现的感情救赎却最终破灭，是一个从诗意救赎的可能到残酷的生活逻辑重压之下诗意无奈消解的过程，但这不是悲剧，只是多元生活中本身的一种可能性；《万箭穿心》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绽放过、炫目过，她在底层社会终其一生，她眼里现实的生活逻辑是第一位的，她对更好生活过于急切的热望让她粗暴地表达自己，她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丈夫和孩子，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影响小宝考学，小说中她始终也不敢接受建建的爱。

如果说来双扬除了后来未遂的感情之外，真的在市井的世界吉庆街里活出了女人的精彩，相比之下李宝莉殊为可悲，她有底层人的粗犷大条、生活所迫斤斤计较，“美”在她的身上实际是缺席的，这让丈夫远离他——在爱情（马学武要离婚、出轨、自杀）和家庭（小宝和他断绝关系、马父马母对他形同陌路）彻底抛弃她之后，她真的一无所有。

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我之前提到的现象和观点：马学武自杀但偷情女未自杀，她虽然从此从工厂消失，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家庭或重组了家庭。

社会赋予两性较为固化的角色让家庭成了女性生活的极大支柱，来双扬没有爱情和一个不完全的家庭，这是她内心永远无法纾解和渴望被救赎的，好在她有出众的外貌、能力和生意支撑着她；没有这些特点的李宝莉在被家庭边缘化之后，悲剧性油然而生。

爱情和婚姻李宝莉是个美女，小说中交代了她年轻的时候不乏追求者，即便她后来当了“扁担”，因为打架受伤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也恢复了美貌。

她的美貌是她年轻时期最大的资本，加上她泼辣爽利的性格，大气能干（电影中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点，是个遗憾），她也算是个拿得出手的“草莽巾帼”。

她小学毕业，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卖鱼卖菜，后来当了一段短暂时间的工人之后下岗去卖袜子，因此李宝莉生活的核心就是“现实的生活逻辑”，草根出身让她将现实利益摆在第一位，发小万小景当年介绍自己的“干哥哥”建建给他认识，建建也算是条好汉，不缺女孩子，但他独独看上了李宝莉，后来出狱开了酒吧也一直在追求她——但李宝莉年轻时拒绝建建的原因很简单，他学历低，没好工作。

小说中清除交代了她接受马学武追求的动因：“找个学历高的，将来生个伢也聪明，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当大官，让我享清福。

”这就是草根李宝莉的婚恋观：现实计算是个主要方面。

爱情和婚姻从来都是有所关联的两码事，爱情更多属于感觉层面，来时山呼海啸，去时瞬间全无；而婚姻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充满了算计和考量。

万小景和大款老公有婚姻关系，但这种婚姻的主要内容就是老公自己在外边搞外遇，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财产不被分割而不断给小景钱花，小景和老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

马学武和厂里的打字员（影片中设定为工会人员）之间是两情相悦的，两个人都有家庭，但在90年代内陆城市还不是很开放的社会风气里，能出去偷情，则无疑是爱情的表现，但残酷的生活逻辑是不能让他们走到一起重组家庭的；出狱后独资经营酒吧的建建始终对李宝莉不死心，处处提供帮助，这种爱情李宝莉心知肚明而且心向往之，即便在万小景极力促成之下，小说中他俩也始终没有走向婚姻。

爱情或许是个奢侈品，像巧克力，婚姻是个必需品，像面包。

在凡夫俗子的生活里，只所以必须选择婚姻生活，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逻辑的产物，因为两人世界的婚姻生活能保证自己活的更好的概率更大：稳定的家庭会提供稳定的生活、为稳定的发展提供支持。

当初马学武和李宝莉走到一起，一方面是马学武看中李宝莉是武汉人，而且长得好看，这对“凤凰男”很有杀伤力；而李宝莉看中马学武学历高，有不错的工作，将来能保障自己的生活。

在婚姻中的现实问题面前，李宝莉和马学武冲突不断，这实际上已经在冲击两人的婚姻共识，尤其是李宝莉地位下行，全部生活重心和希望压在马学武身上时，马学武的背叛终于让李宝莉做出报警的严重举动。

旁观者清，万小景对此非常明了，因此她会说“你疯了？！

”她很清楚李宝莉在生活上对马学武的高度依附性，而报警的真相一旦被马学武知晓可能会让李宝莉失去所有。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文本，其所反映的背景为90年代武汉底层人生活的情景，其实在当下中也有现实意义。

爱情和婚姻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题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在现实的生活逻辑和商业化浪潮之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言论、“干爹”、小三、援交包养、离婚率提高等现象的出现，《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各种相亲网站和活动的风行，婚恋话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乃至社会问题出现在这个时代。

在此前社会相对简单的年代，婚恋问题相对容易地开启，即便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但也会很快选择进入婚姻，而后相对稳定和顺利地变成那时人们单纯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单纯性在现今社会中似乎成为一种传说——如今的婚恋问题无限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催生了整个婚恋产业的繁荣，从相亲交友到婚庆再到婚姻矛盾调解和心理咨询，婚恋问题本身成了一个产业，把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剥离出来加以商业化运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这种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万箭穿心》讲的是一个底层女人的悲剧，一个从阶级到性别都在现实的生活逻辑重压下的悲剧。

说房子的风水不好，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这房子里出了高考状元，能直接上北大清华；说房子的风水完全无关，那么这个故事就无从讲起，李宝莉的悲剧就从住上这新房子开始。

最终李宝莉离开了这让她充满痛苦和艰辛的房子，这房子曾经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她的离开又开启了另一端新生活，她的生活会好起来么？

小说和电影都没说，或许这就跟“风水”这个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般不可说；或许就跟底层小人物拿这个时代没办法一样，说了也白说。

　　《万箭穿心》中有一个镜头，在火车道口前，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一边等火车驶过，一边用一次性饭盒划拉着早饭，火车过去，道口开放，工人将饭盒往前面的车筐里一放，继续骑车上班。

这样的细节在这电影还有很多，它们与任何的主线和支线情节都无关，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影片有一种时代和环境被还原的现实质感，也体现了创作者的一种态度。

王竞所有影片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关注现实和民生，而《万箭钻心》其他王竞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题材不具备话题性，如《一年到头》中的春运、《无形杀》中的网络暴力、《我是植物人》中的医疗黑幕等等这，它只是平实地记录了一个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十年间的沧海桑田，并由此看到了我们一直浸淫其中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并不离奇，但很残酷，身处其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焦虑和不安，这是我认为影片更有价值的地方。

　　关于武汉，有两位女作家都做过十分生动的描摹，一个是池莉，一个是方方。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方方，因为她笔下的武汉更富有市井气，同时也少了很多的矫情和自恋。

她早年的《风景》，以一个死人的视角对家庭生活进行了悲观描述，充满了绝望的恶趣味，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直面当代城市生活的小说。

这种绝望同样也是《万箭穿心》的主导情绪。

影片女主角李宝莉，一个打熬在社会最底层、用尽所有心血和执着来维持自己的家庭的女人，最终却先后遭到丈夫和儿子的背离和唾弃，我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加诸于主人公身上的万箭穿心，特别是后半段的母子交恶，十分虐心，其实这部分内容也是我最不喜欢的情节，因为对这份彻骨的恨意影片的铺垫显得不足，冲突也就带有了狗血的味道。

方方的小说有一点让我很欣赏的地方是，她绝不会在道德上拔高人物，同样是忍辱负重的母爱，对比《唐山大地震》中的“守节”，《万箭穿心》显得更世俗，更有人味，也更催人泪下。

　　李宝莉的扮演者颜丙燕，用全身心的投入完成了一次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表演，她不仅是在用表情、眼神、语言和动作来塑造人物的，而且还包括她的呼吸、沉默、背影……当十年后的转场后，李宝莉挑着扁担的身影在银幕上一出现，我甚至还没有看到她沧桑的面容，就已经热泪盈眶了，因为我想到了这十年的扁担生涯对这样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万箭穿心》的艺术总监是谢飞，而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都让我想起了谢飞早年的代表作《香魂女》，尽管少了些现实批判的内容，但那种女人命运与社会演进相互交织和碰撞的还是一脉相承的，这是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里弥足珍贵的创作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