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在接连经历了诸如社会混混（《少年的你》）、脑瘤晚期患者（《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社会底层创业青年（《奇迹笨小孩》）等一系列的角色之后，易烊千玺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摧毁的方式出演了一个脑瘫患者，但最终作品的差强人意。

那就让我们聊一聊这部极度失真的——《小小的我》。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是一个20岁的脑瘫少年，虽然努力优秀，刚参加完高考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又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但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可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电影在叙事层面的严重失真，已经到了让人感到迷惑程度——这究竟是一部为特殊人群发声的电影，还是一个通过消费特殊群体的挣钱工具？

首先，影片中的时间线，局限于刘春和高考结束后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这短短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多长，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无非是6月到9月。

而且，影片中的时间可能更短，从影片的故事信息中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时间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且填写完志愿，这会儿起码是6月底了，而收到录取通知书，最迟也就8月多，满打满算都不过2个月时间，所以这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

然后，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场对脑瘫人士的大型凝视就这么开始了。

妈妈二胎的医学奇迹为了表现这类人群背后家庭的有苦难言和各种选择，影片选择从妈妈要生个二胎的角度切入——这没问题。

但是影片开始，妈妈还是正常身材，到影片中间，妈妈已经隆起了大肚，再到最后生产，这时间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是医学奇迹。

（要知道，距离刘春和拿到通知书，中间还间隔了刘春和学会做牛轧糖，企图噎死自己，然后经过了切开气管抢救再到完全康复，医学奇迹再+1）

爬楼梯很难，学车却很容易影片开场就是刘春和艰难地爬楼梯上天台写遗书，表层意思是为了展示脑瘫人士在日常的诸多行动不便，但换个角度，如果明知有这样的不便，为什么不选个低层，或者坐电梯。

或许有人会说，是刘春和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只能在这种老房子里一直住着。

但这又牵扯出第二个不合理，影片拍了刘春和考了驾照买了车，试问什么家庭会给一个刚上大学的孩子买车呢？

再说这个驾照，暑假学车的人很多，但半个暑假就考出驾照的，别说特殊群里，正常人估计也够呛吧。

而且，学过驾照的人也都知道，不是你学会了就能拿到驾照了，几个科目要排考试时间不说，单就是学车本身，还要累计学习时长吧？

难不成还有绿色通道不成？

公交车要让座，咖啡馆里报菜名影片想说，哪怕是残障人士，但刘春和其实也是热心肠，但好人没好报，正常人都有偏见。

所以，公交车上，刘春和给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让座，但孩子模仿刘春和的动作，被妈妈制止，这没问题。

但是，为啥啊？

就非得是刘春和让座啊？

一车人合着都是冷血动物？

外婆就搁旁边坐着，难得会眼睁睁看着刘春和站着？

好巧不巧，非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个急刹车，刘春和摔一个跟头。

公交车司机还要亲自，特地从驾驶室里出来，指着刘春和嘴一下，都已经要刻意到这种程度了吗？

再说刘春和去咖啡店应聘，店长很友善，但也有顾虑，所以想说让刘春和走走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撇开非得在店里这么走一圈不说，刘春和为了表现自己口吃也清楚，在店里来了一段报菜名。

试问，哪怕今天你在一个咖啡馆，不管是什么人，突然在店里来了这么一段，你不会觉得诧异和被骚扰吗？

刘春和对妈妈有一句话说得就很合适放在这里，“你们就是把我当做一个关在动物园里的猩猩”此时此刻，导演正是一个脑瘫人士，放在所有人面前展示、表演。

工具化的女性这真的是一个女性导演想得到的桥段吗？

单说雅雅（周雨彤饰）莫名其妙就和刘春和成为了好朋友不说，认识不久就到刘春和房间里，然后冷不丁问出一嘴“你会不会勃起”？

哪怕这是想表达脑瘫人士在某些方面其实也和正常人一样，但真的拜托，首先大部分观众都并不真想探究这方面的能力问题，其次，单就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有必要交流这些？

而且更夸张的是，眼睁睁地看着雅雅把刘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还差点要吻上。

为什么一个女导演会有这么爹的想法？

请问这场戏真的尊重女性、尊重观众、尊重客观吗？

显然，角色本身，沦为工具属性，只为了烘托观点。

高考录取还分个三六九等影片中，有一段刘春和和妈妈的激烈争吵，讲的就是妈妈坚持让他复读，争取考个离家近的学校，但刘春和执意要去稍微的师范大学，他的梦想是当老师。

同时，也由这场争论，摊开妈妈自我的挣扎，和刘春和的埋怨，进一步描写特殊人群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困境。

妈妈不想刘春和远走，这好理解，可妈妈怎么说，她说“学校不会要你的，学校正常人都招不过来，学校为什么要你这样一个人。

”我：？？？？？？？

请问现在高考招生也要面试了？

合着我考满分学校看我是残疾人还让我退学了？

教育局的有没有人过来管管。

隐形的父亲影片中刘春和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乎都是匆匆露一面就消失，没有情绪，没有形象。

如果不是有了二胎，你可能都要怀疑刘春和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刘春和企图自杀后，母亲要守在床头痛哭流涕，自责无比，认真道歉，父亲连个影子都没有。

合着造人的时候拼命出力，孩子的照顾抚养就搞隐身？

这样对吗？

还是在导演的眼中，男人就是无责的吗？

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我也相信有很多残障人士，有一些方面一定会比正常人要优秀得很多，私以为故事完全可以换个讲法，譬如去讲述刘春和虽然动笔很难，但写诗的造诣特别高，最终取得成就，其实就蛮好。

甚至于，以脱口秀演员小佳为蓝本写个故事，我相信也可以鼓舞大家。

但影片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的战胜自我，就应该是残疾人非得和正常也一样，找正常的工作，正常去考驾照，正常去打鼓，正常去离家远的地方上大学，甚至不惜为了铺垫这些观点，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捏造缝合出一系列不符合逻辑的事件。

如果打从根本，影片就没有真正理解和尊重这样的群体，试问这样的电影，又何尝不是一种冒犯呢。

——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不让他们，稍微顺遂一点？

就非得是烈火淬炼出成功人生吗？

可他们出生的时候就经历过一场大火，此时此刻，还要他们被点燃吗？

讨论小小的我的同时，自然绕不开对易烊千玺的评价。

对易烊千玺的角度而言，无论影片质量与否，单是出演本身，总归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作为人气演员，以及这样的形象扮演，引发的关注度是巨大的，也势必会让更多人关注到脑瘫这一类社会群体。

对自身而言，在众多新生代还在撕掉偶像标签的时候，易烊千玺早已一跃成为百亿影帝，同时也有多部代表作加身的演员，刘春和这样的特殊角色，无异是他迈向实力派演员身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之余马修麦康纳，又或是荒野猎人之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但可惜的是，影片无非是利用易烊千玺的显著标签，制造出这个充满符号意义的脑瘫形象，展现大量对这类特殊群体的普通人凝视，吸引关注罢了，实在是太不值得。

叙述苦难可以，但请不要表演苦难、消费苦难。

希望广大观众不要被廉价的煽情骗走眼泪和票房，这样的电影不值得。

4分/10分（全部给演员们的表演）

微信公众号、B站账号：围炉影话这段时间《小小的我》正在影院热映，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讨论热潮。

不光为易烊千玺的突破性表演，也因为这是国产银幕上相对少见的残障题材作品。

这种题材难写、难拍、难演，还不容易获得市场青睐，所以试水者寥寥。

说白了，大多数观众走进影院还是为了放松、娱乐，而不太愿意为这样沉重、苦涩的作品揪心、捏汗。

所以在整个影视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依然有人愿意将目光投向这些不被看见的弱势人群，只要不是猎奇和消费，都是值得鼓励的。

那么新年第一期，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像《小小的我》这样以残障者为题材的电影为什么难拍，也顺便分享几部我心目中这一题材的佳作。

难演残障题材电影首先最大的看点，也是对演员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如何用肢体和神情进行表演。

因为演员是健全人，很难切身体会到残障者因身体或心智残缺，致使外在行为上的异样。

对健全人来说，有时身上的一小处异常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地影响整体状态，遑论这些情况更加复杂、严重的残障者。

这便非常考验演员的观察与模仿功力，能否抓住这一疾病的独有表征，并让观众在观看中实现从“演得像”到“TA就是”的思想转变。

这一点上，我想提名三部电影，分别是丹尼尔·戴·刘易斯的《我的左脚》，“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的《万物理论》和文章主演的《海洋天堂》。

《我的左脚》是这一题材无法绕过的作品，刘易斯正是凭借电影中的精彩表演，拿下他人生中首座奥斯卡影帝。

他饰演的克里斯蒂因为先天大脑瘫痪导致痉挛，全身上下只有左脚能正常活动。

但他却靠着这只左脚，成为了作家、诗人和画家，取得了健全人都难以达到的卓越成就。

而刘易斯的表演无疑是教科书级的完美。

克里斯蒂说话时夸张扭曲的面部表情，因发声障碍而含混不清的口音，在做如喝水、写字这样简单的事时，肢体不受控制地颤动，以及他那双深情敏感又锐利坚毅的，艺术家的眼睛……每一帧都挑不出错误，观众也会不自主地跟随他的表演感到疲惫、揪心。

据说刘易斯用了超过一年时间来训练左脚，只为做到像克里斯蒂那样照顾自己起居和作画，片中的许多画作都出自刘易斯本人之脚。

而他在片场也一直坐在轮椅上，甚至吃饭都要靠工作人员喂。

另一部是《万物理论》，“小雀斑”在其中饰演知名物理学家霍金。

严格来说，《万物理论》并不算残障题材，更应划归到名人传记片，但小雀斑将卢伽雷氏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渐冻症”诠释得过于传神，不得不提。

这不仅是他的奥斯卡封帝之作，还获得了霍金本人认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

这部戏的难点在于，小雀斑要演出霍金“渐冻”的过程，他的身体是一点点发生扭曲变形，从一个活蹦乱跳的正常人变成现在的样子。

但电影的拍摄不是线性，有时上午是患病前的霍金，下午就要坐上轮椅，他需要像机器般精密又无缝地调整状态，难上加难。

《海洋天堂》是我少年时看过的一部电影，自此后文章的表演便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文章在里面饰演的大福患有孤独症，与李连杰饰演的单身父亲相依为命。

我生活中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孤独症患者，仅能从新闻、纪录片等影像资料中来衡量文章的表演。

在我看来，文章的确抓住了孤独症患者不对视、不沟通、不应答、不指物、刻板行为等特点，代入感十足。

无论是大福学做饭、坐公车，还是因为无法正常表达情绪自我伤害等桥段，都让人由衷地为他焦急、心疼。

但我也看到部分网友指出文章的表演节奏太快，没有自闭症孩子延迟的感觉，相比真正的自闭症患者来说，还是显得太正常。

这一点我想文章可能是为了电影效果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又或许大福干预得早，症状没那么严重，也欢迎知情的朋友在弹幕里补充、更正。

难拍残障题材的第二难点，是采用何种视角来拍。

答案显而易见，采用平等视角。

但毕竟残障人士与健全人不同，何种视角才算平等？

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少展示他们的缺陷，而更多着墨于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此也巧妙规避了消费苦难之嫌。

但这种对于客观不同的刻意忽略，算是真正的平等与尊重吗？

就像在路上看到一名残障者，不忍直视的目光会比同情与怜悯，更让对方舒服吗？

这个问题的解法见仁见智。

比如电影《触不可及》中，全身瘫痪的菲利普之所以淘汰那些有着丰富护理经验的面试者，而选择“街溜子”德瑞斯做他的保姆，看中的正是他的没经验。

那些看护者都对他毕恭毕敬、迁就讨好，过度的关照其实在不断提醒他是名残疾人，这无异于伤口撒盐。

德瑞斯却没有因为菲利普残障而特殊对待他，在他眼里这只是份可以泡妞和赚钱的工作，有时甚至会因为粗心忘记菲利普是名残疾人。

比如来电话时，德瑞斯会下意识地把手机递给菲利普，也不认为在无法行动的菲利普面前跳舞有何不妥。

这也许就是编导眼中的平等视角，让主角和观众在遗忘残障的过程中，体会到尊重。

但娄烨导筒下的《推拿》，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我拍的是群盲人的故事。

比如影片近似盲人电影式的突兀旁白；对盲人们情态各异的脸部或眼部特写；以及展现盲人主观世界的画面特殊处理等，都没有刻意淡化或回避由视障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小小的我》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它正视了残障者们的情欲需求。

刘春和在女孩雅雅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悸动和欲望，实现了一名男孩的性觉醒。

这一点在西方电影中较为常见。

《触不可及》中，菲利普说虽然自己脖子以下没有知觉，但可以通过耳朵感受性高潮，德瑞斯便为他叫来妓女按摩耳朵；

《万物理论》中，朋友好奇地问霍金如何与妻子性生活，霍金笑谈不是同一个系统。

但在含蓄内敛的东方语境下，创作者能做到不谈性色变相当不易，而娄烨在处理起相关议题来更是得心应手。

《推拿》不仅大方展现盲人群体的生活图景，更探索了他们的情欲世界。

比如小马对嫂子小孔的原始情欲；小孔和王大夫建立在荷尔蒙基础上的动人爱情；沙复明对都红的爱慕，到底爱的是人还是“美”这个概念等情节，娄烨不仅拍摄了他们彼此间的言语挑逗、肢体暧昧，甚至直观展现了他们的性场面。

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科普，也是一种祛魅——原来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见，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两样，同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同时在《推拿》中，我们又看不到令人不适的猎奇消费，娄烨用一种近似纪录片的手法，以更加平等的方式来书写残障群体的多元样貌，令人叹服。

难写残障题材的第三个难点，在于它能否反映出残障群体的现实困境。

当然这并非必选项，许多残障题材作品虽不将重心落于现实议题，依然不妨碍它能俘获观众芳心，成为经典，如《雨人》《触不可及》等。

但不可否认，仍有许多创作者在这为数不多被大众看到的机会中，为残障群体的现实困境积极发声，尽绵薄之力。

除《小小的我》外，我还想提名两部作品，一部是《海洋天堂》，一部是《妈妈的神奇小子》。

《海洋天堂》的创作原点，是导演薛晓璐在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做志愿服务过程中，问创办者田惠萍，“如果你哪天不在了，你的儿子怎么办？

”没想到田惠萍听后泪如雨下，情绪崩溃。

《海洋天堂》的开场，是父亲王心诚带着儿子大福跳海自杀。

此时王心诚已诊断出肝癌晚期，命不久矣，当他离开人世后，无法自理的大福该如何生存下去？

自杀未遂后，王心诚又一直为大福的生存问题东奔西走，殚精竭虑直至去世。

问题虽苦涩，但《海洋天堂》依旧为观众造了一场美丽的梦，无论是邻居、学校还是工作单位，都对王心诚父子温柔以待。

父亲去世后，大福也学会了照顾自己，并留在海洋馆成为一名清洁工，让父亲悬了一辈子的心平稳落地。

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丰满的理想，是薛晓璐对田惠萍母子的美好祝愿，走出影院后的骨感现实，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反思和解决的。

《妈妈的神奇小子》所探讨的问题更加复杂。

影片讲述了残奥冠军苏桦伟因先天黄疸病导致脑痉挛，无法正常行走，到成为跑步冠军的励志故事。

虽然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不高，但我认为它是这一题材中的宝贵佳作。

因为在体育励志片的类型框架下，它抛出了三个尖锐无比的现实问题：一是残障运动员有没有受到公平对待；

二是他们退役后该如何生存；

三是残障者的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小，但往往不被看见。

第一个问题体现在残障运动员相比健全运动员，同样都是拿荣誉，却没有做到“同工同酬”。

苏桦伟不断为香港争光添彩，甚至被政府表彰为“杰出青年”，却始终搬不出促狭的小屋。

一旦家里出意外，全家人都会被财务问题打回原形。

而在现实重压面前，苏妈终于认清生活的真相：苏桦伟的辉煌只能持续到三十岁，一旦退役，他便是一个连脚趾甲都不能自己剪的残疾人。

于是，她想尽一切办法给儿子找后路。

无论是疯狂地为儿子接广告，还是越俎代庖帮儿子表白，都让这份母爱扭曲成了对苏桦伟以爱之名的捆绑，她与儿子的关系也迅速降至冰点。

但就在所有人骂苏妈变得唯利是图时，导演通过一场母子决裂的戏，彻底为我们撕开苏妈隐藏多年的伤口，让我们看到一位残障人士母亲不为人知的心酸：“你残废是天生的，没有人会怪你，只会怪我！

”

可以说，《神奇小子》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关照残障运动员的窗。

它敢于走出充满鲜花与掌声的跑道，把镜头深入那些灰暗角落的社会责任意识，让人肃然起敬。

在未来，我们也希望像《小小的我》《海洋天堂》《神奇小子》这样的作品能多多出现，借用电影艺术的力量，为这一人迹罕至的荒原燃一星火，亮一烛光。

《小小的我》应该会是，今年进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幸好，最后一部看的是易烊千玺 的这部他从来不曾辜负这些珍视、这些期待开场不久，我后排的俩中年大姨便交头接耳起来：你发现没有？

他演得是真像这种“像”，让我觉得：真疼啊😭演员是以一个健全的躯体，去演出脑瘫患者的外在特征，于是我时而会边看边晃神：拍戏期间，他会不会形成肌肉记忆？

即使下了戏，手指、肌肉、面部神经会不会依然紧绷着松弛不下来？

于是，主角落在易烊千玺 身上，又多了一重合理性：他一直是锦衣夜行的人，从不招摇、很少主动出现，没有上不完的热搜、也没有发不完的这路透那通稿……所以他才能隐入刘春和 的身体里＆生活中，感受他＆成为他，直到演完，拿结果出来呈现给你看《小小的我》好就好在，没有用或猎奇、或煽情的角度去拍刘春和。

老年合唱团排练都带着他，他敢站上讲台讲“苔花如米小”，敢坐公交，敢去咖啡店应聘、报菜名、说绕口令、做咖啡☕️做牛轧糖，敢在众人面前演讲……而没有动不动就哭在观众前头你以为这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羸弱之躯，可，那手臂是有肌肉线条的，那双手也是写得出灵巧生动的诗行的电影甚至拍了一段“爱の初体验”，让刘春和 大大方方说出了：我是一个 20 岁的正常男性透过天府大道、乐山大道这些地名，通过吃肥肠粉加 1 个“冒节子”的吃法，通过川渝口音，很容易看出来电影是在成都拍的这，同样很妙成都的烟火气息、生活气息，不是所谓北上广深那种，要么精英要么蝼蚁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位置，过自己的生活。

扬名立万功成名就不是目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所以，成都容得下返乡的北漂胡歌(《走走停停》)，也容得下磕磕绊绊而志存高远的、小小的刘春和。

这“小”不是伏低做小，不是把自己看扁了的瑟缩，而是一颗小星星⭐️也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闪一闪亮晶晶，即使身在炼狱、人在社会边缘生存，也可以有远大理想，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于是，这个角色，放在这个故事里，由易烊千玺 演出来，就没有刻意为之的做戏感，而是水到渠成，让一切好的坏的都发生，让刘春和 的命运来到刘春和 的面前

如果这部是如《玛利亚》一样的空洞传记或《逃脱》这样的无病呻吟独立片那这部可以给四星但偏偏是打着“关注脑瘫患者”的剧情片那只能两星了全片各种刻板印象、网络热梗、巧合杂交，人物大多也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特别是雅雅）莫名其妙出现，莫名其妙对刘春和好，又莫名其妙消失不交代下落，完全是为了给男主x启蒙以及两段x幻想的工具人以及全片完全对刘春和面临的困难完全是一笔带过，没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适应咖啡店打工、学打鼓，不知道如何展现和克服，导演选择的办法是拉快时间线，过几个月就好了，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鼓突飞猛进票选打赢老头、以及顺利在咖啡店打工几个月（虽然一个月工资高达1128）还有充斥全片但又毫无主次的家庭矛盾，也没深入和解决，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点能撕逼，但也是全部都没解决，靠拉时间线就好了以及四弟的表演真的是烂的要死，也是各种刻板（完全依赖于形体的牺牲，如果内娱有其他演技合格的演员愿意和他一样在形体方面下苦工，效果也差不多），但重点是这部是剧情片，要考虑票房，四弟就是不二人选，因为他是少数几个没扑过，能扛票房的。

表演甚至不如周雨彤，至少她一出场让人没认出，没那么做作，但周雨彤这个角色难度为0 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作为一个工具人，能圆满完成任务就够了以及脑瘫这个设定也沦为了推动剧情的一个符号，你其实换成其他任何类似的病，都不会对剧情产生影响

将主角对准了社会的边缘人物——脑瘫患者。

片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只是脑瘫，不是傻子”。

从荧幕形象来看，他确实不傻，他有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智商、情商，本质上他和正常健康的人无异。

但在外在表现上，他的肢体僵硬、扭曲、笨拙，语言表达困难曲折；在许多人眼里，他是异类、怪人、病态、神经病患者等等。

本篇最大的难度和篇幅都在于主角的表演上，易烊千玺完成得还算可以吧，外形和内心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现，人物理解比较到位，易烊千玺在表演上下了狠功夫，也着实进步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他坚决地走影视演员这条路，比同龄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 但电影本身就必须考量更多的东西，个人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下的国产中低成本电影的一个通病则是没有多少精心雕刻的片段和戏剧性。

结果看完了之后，只感觉到，看到了一个别人的人生故事，并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记住太多。

反馈到真实生活里，只有遇到了类似的群体，作为人类，对边缘人群会给予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但整体的观影体验、性价比和愉悦性是比较低的，视听语言没特色，表演没有爆发力，音乐、画面都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现在国内的导演编剧们真的该好好思考一下做真正好看又有内容的电影了。

另外，女主角走进刘春和（易烊千玺饰）的生活是多么的刻意和缺乏逻辑。

安排移位女主角进入刘春和的生活里是可以的，但具体出现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身份都是必须慎重考究的。

从本片来看，雅雅（周雨彤饰）这么一位那么漂亮、身材又好的正常女生，在真实的生活里会对一位脑瘫患者主动求爱，投怀送抱？

还表达出那么露骨的爱与欲，导演、编剧真的该好好认真思考一下电影的人物逻辑。

雅雅扮演者 周雨彤单纯表达主人公对于爱和性的需求，完全可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不合时宜地引入一位不可能的女主角——更应该考虑患有某种疾病的女性或者与他的生活有某种密切关联的女生，这样才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和欠考虑。

这部电影在观影过程中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情绪冲击。

一直是展现一种偏见与刻板印象。

一开始的刘春和在课堂试讲课中，男主的行为被突出于一种“异于常人”的状态，甚至小孩的台词中直接用“神经病”来形容他，也没得到培训中心的认可。

紧接着，在公交车上的场景中，刘春和作为一位残障人士主动给带孩子的母亲让座，但整车乘客却没有任何同情之意，甚至连司机都冷漠地表示“这种人就别出来了”。

这种社会氛围的描绘让人感到压抑和不适，这也是违反常理的场景。

在大众社会中，不表态或表露基本善意才是主流，人通常不会在大众场合展现人性之恶。

接下来的场景中，刘春和与老刁进行打鼓比赛。

尽管他完全不具备相关技能，但剧情却以“奇迹”的方式让他成功击败老刁，甚至通过持续熬战直到对方力竭的戏剧效果完成了这段情节的铺展。

这里的设计似乎过于强调戏剧性，反而不具备合理性。

他无法拿着酒杯喝酒，却可以用鼓棒打鼓。

整体要求的技巧、灵巧性很高，有些许失真。

女性人物雅雅也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她与男主青春期的成长展现了“男性成长需要女性帮助”的陈旧观念。

这种表现手法显得落后，甚至带有某种性别偏见。

这个女性角色太工具化。

如果把她当成是男主幻想出来的引导者，一个帮助他度过困境的精神象征，青春期的幻想朋友，倒显得合理。

与此同时，影片对社会冷漠的刻画也显得过于刻意与单一。

虽然影片试图展现社会对“异类”的排斥与不接纳，但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对陌生与不同表现出更多的好奇与包容，而非纯粹的恶意。

种种社会之恶的展现，倒是对应了影片开篇便呈现刘春和写遗嘱的情节，社会、家庭的冷漠与否定使他对生命的绝望。

母亲与姥姥的表现也凸显了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

这种状态延续了20多年，使刘春和一直处于被否定与不被认同的心理困境中。

在咖啡店打工的桥段中，展现了极为熟练的技巧与职业能力，这一情节试图表达他“接近正常人”的能力，但表现方式却显得哗众取宠，缺乏说服力。

而礼物糖果的设计也颇为矛盾——主角的母亲并不爱吃糖，但却将其作为礼物送出，而男主也有吞咽的问题。

仿佛牛轧糖就是某种“毒药”般，母亲与自己总要死一个。

但是电影并没有表现刘春和有阴暗面，没有展现他人性的复杂性。

影片的结局同样令人感到遗憾。

刘春和最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这一希望显得微弱而无力。

因为他本身就有高于本科线的分数，上大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片中刘春和一直在积极的参加康复治疗。

然而，这种表达却传达出一种隐含的偏见：只有通过变得“正常”才能被社会接纳。

事实上，一个人即便有身体或心理上的不同，也理应被社会尊重与包容。

人可以有健全与残缺，无论是何种，都不是人可以选择的，但社会也存在一个他们的位置。

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电影一直是一种向下的基调。

没有展现过多的希望。

过于展现社会对“异类”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但这种刻画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这些偏见。

可能使他们更加惧怕融入社会。

整体来看，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在于呼吁社会包容与多样性，但整体观感真的一般。

我希望的是看到他们眼中世界的精彩，他们有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是他们努力融入社会的表现。

用能力弥补身体的不完美，用善意感化社会的不理解。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也许很多人没有想到，在中国，约有600万脑瘫患者。

然而，这一庞大群体的声音和身影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从生活自理到社会融入，都有艰辛与不易。

《小小的我》就像一束光照进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

电影聚焦患有脑瘫的20岁青年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在一个夏天里的生活。

刘春和在社会上的遭遇，就像他所说的：“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

搭乘公交车时，刘春和给抱着孩子的母亲让座，当车辆突然急刹车时，由于身体控制能力较差，刘春和不慎摔倒在地上。

周围乘客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有同情也有厌烦，司机甚至责备说：身体残疾就尽量少出来走动。

这是一种把脑瘫患者视为负担的目光。

刘春和到培训机构面试，他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童言无忌的孩子们并不理解这个“老师”为何讲话是这样的，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担心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效果，未能接纳春和。

这是排斥和犹疑地目光。

外婆（林晓杰 饰）想给春和一点信心，也想让春和有点事做，极力邀请春和加入他们的老年乐团，成为一名鼓手。

这起初遭到乐团其他成员的反对，一位阿姨认为刘春和根本无法胜任，因为脑瘫就是傻子。

性格直爽泼辣的外婆直接跟对方“干架”。

将脑瘫视为“傻子”，这是偏见和歧视的目光。

刘春和来到一家咖啡馆应聘。

店长看到他摇晃的步伐、不太协调的动作和不是那么清晰的表达，打算拒绝。

店长说，他们店要的只是个普通人，刘春和说：他只是个记忆不错的普通人。

刘春和以为自己是凭借努力获得工作机会，但咖啡馆老板或许是想着雇佣残疾人可以减免税收，还可以给咖啡店做公益宣传。

店员们背地里仍嘀咕议论着刘春和。

这是利用的目光。

如果说这些目光来自对脑瘫群体的隔膜和不了解，那么最刺痛刘春和的“厌恶”的目光，却来自刘春和的母亲陈露（蒋勤勤 饰）。

但其实，母亲怎么会厌恶刘春和呢？

她对刘春和的疏离、严厉甚至苛刻，并非厌恶，而是一种混合了无奈、痛苦、自责以及对命运不甘心的心灰意冷。

陈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要照顾患有脑瘫的儿子，要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潜在的社会歧视。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她身心俱疲，逐渐积累起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尽管她爱着刘春和，但在某些时候，外界施加的压力间接影响到她对待儿子的方式。

每个母亲都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拥有美好的未来，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让这一切变得遥远。

这让陈露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如果当初没有生下刘春和，刘春和就不必经历这一切，她也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但同时，她也明白这样的想法是自私且不公平的。

这难以言喻的矛盾状态，让她在面对刘春和时总有距离感。

编剧游晓颖提到，在创作过程中，她避免将母亲塑造成一个无可挑剔的形象，而是试图呈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人物。

陈露一方面想要给予刘春和关爱和支持、希望刘春和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自身困境所带来的阴影。

这是女性编剧的细腻之处，深入洞察女性在母职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将母爱的伟大与母职的困境融为一体，观众既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也能体会到女性在母职中所承受的压力。

虽然电影揭示了刘春和生活里的种种挑战，但没有丝毫的悲情、苦情，因为镜头始终是平视的。

平视的目光，意味着电影没有将刘春和视为一个需要怜悯或同情的对象，而是将他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个体。

镜头没有刻意放大他的苦难，也没有回避他的困境，而是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记录他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他参加老人乐团时，镜头展示的是刘春和对音乐的热情，以及他与老年人成为忘年交；当他在培训机构面试时，我们看到的是他克服身体上的不便，勇敢地站在讲台上讲解知识；在咖啡馆应聘为了争取机会，镜头捕捉到他不放弃的精神，用大声报菜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些情节让观众清晰意识到，刘春和虽然有着跟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但他同样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并且在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展现出非凡的决心和毅力。

难得的是，电影也平视了刘春和的情欲。

《小小的我》并没有因为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而回避他作为正常二十岁成年男性应有的情欲，而是以一种坦诚、自然的方式将这一部分融入故事叙述之中。

刘春和与雅雅（周雨彤 饰）相处的过程中流露出的羞涩与期待，以及两人之间偶尔擦出的火花，都是青春期少男少女间常见的情怀，让观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刘春和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所经历的情感波动。

这突破了刻板印象中对残疾人士情感需求的忽视或遮掩，也体现了电影对人性完整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刘春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正如诗人穆旦所言：“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要求特殊的待遇或怜悯，而只是希望被当作普通人对待。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这是对生命尊严的颂歌，也是对普通人生活价值的深刻诠释。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

请以平视的目光去看待每个生命个体，请以热烈的态度去投入每段普通的人生。

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小小的我，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被温柔以待。

本篇末尾有更新：体面的演员易烊千玺与体面的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全文约5400字，阅读约需25分钟。

不搞内娱，纯路人视角观察和解析。

这个年轻人 将捍卫这一代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发布于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后 在东京看了《小小的我》。

这场没有主创团队，于是没有周身粉丝的骚动，反而促成了一次全情投入的观影体验，早在媒体宣传中，得知易烊千玺在影片中扮演一位20岁左右的脑性瘫痪者。

我的担心多过期待。

毕竟过往的国内影视剧里头，饰演特殊群体的演员不少，往往对特殊群体的刻画流于表面，以呆滞的表情和异样的肢体来代表“特殊”。

那些演员均年长于易烊千玺。

担心自然多余。

这是一位体面的青年演员呈上的一部体面的影片。

我依然无法从中窥探他演技的上限，这种未知令人一阵颤栗——也只是触及到了这座孤山的一角——自然令人欣慰。

影片在国内尚未上映，既然不方便剧透，那聊聊其他。

-我对四字的过往了解不深，只知道他出身草根，自幼随父母北漂。

多年前我在剧组待过一阵子，闲暇时观察剧组的人，包括四字。

那会儿他还是小小少年，终日眉头紧锁，带着少年不该有的沉思和紧张，也许是心中的弦不敢松懈。

小小少年的烦恼，多年后我才知晓，他正面临一场人生的抉择：决定留下来，继续往前走，做个名副其实的演员，还是体面退场（他甚至想到了学习美术专业作为退路）。

相比其他两位前路明朗的同行，他的未来显得晦暗不明。

好在，他在这场博弈中选择坚持，而后一骑绝尘。

得以在今日，观看一部又一部他的主演佳作。

再一次令人欣慰。

-我鄙夷流量，四字是我少数瞧得上的流量演员，甚至认为用“流量”二字定义他稍显轻浮，可谁让他拥有那么多拥趸呢。

如果看穿流量背后的虚假与空洞，便会知道流量明星的诞生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星运动，精致的包装、大差不差的宣传策略，仿佛一批又一批提线木偶被精心雕琢，少了真诚的情感与真实的自我。

但在这一片毫无生气的流量浪潮中，四字似乎是个例外。

即便他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甚至常被贴上“流量”的标签，却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真正属于演员的自觉与深度，这让他从“流量”的定义中脱身而出，自成一派。

-观影时，我一度开始思索他存在于内娱的意义。

也许是捍卫？

捍卫这个平庸的流量时代里，作为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

连同他对剧本的选择，也在无声地支持，支持华语电影的多样性。

我看许多人说四字是天才，极具天赋。

可是他的表演绝非“天才”二字可以概括。

用“天赋”去简单归结他的演技，是一种对他努力的忽视与抹杀。

不如说，天赋只是他进入“艺术窄门”的一把钥匙，而真正通往“窄门”的道路，崎岖深幽，艰苦卓绝，绝非凭天赋便能一路坦途，而是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开辟。

只有在不懈的追求中，经历打磨与考验，才能逐步接近那条狭窄之道的奥义。

显然他正在接近奥义。

且在这条道路上，他将自身的存在打磨成一种新的高度与意义。

那么祝他畅快淋漓，也希望他早日摆脱流量标签，到那时，他一定拥有更丰富的自由和选择。

11月3日 于东京 体面的易烊千玺与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发布于国内首映后 针对电影本身的深度解析 如果只看电影的简介，或许会把《小小的我》归类为“讲述脑性瘫痪男孩在逆境中成长”的励志电影。

那我断然不会在国内上映后，又去重刷一遍。

可能得益于《小我》的全女制作班底，即监制、导演、编剧皆为女性。

女性电影人更倾向关注家庭、个体及成长，擅长聚焦和解构人性。

《小我》正是如此。

影片没有把刘春和的残疾符号化，也没有刻意强化“热血励志”的叙事套路。

拒绝煽情与卖惨，拒绝消费残障群体，以平视的视角，用自然轻快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有着独一份的体面和高尚。

我记得电影的第一幕实在震撼——手持镜头特写刘春和扭曲的脚，慢慢向上移到他腿部、五官、背影，接着他在天台写下“遗嘱”两个字，故事随之展开。

导演没有站在“同情者”的角度怜悯刘春和，而是真实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在场者视角。

没有被迫感动，也没有捆绑同情，在刘春和日复一日的生活片段里，我看到了一个残障青年如何直面身体的限制与心灵的渴望，在家人的呵护与社会的偏见之间寻找自我和尊严，在渴求爱与自由中找到成长的出口。

仍然得益于女性创作者的细腻和修养，影片始终保持着“温柔”而“克制”的整体基调。

以下是我的观影感受： 一、东亚家庭普遍存在的代际难题影片中，外婆、母亲与刘春和之间久未厘清的情感纽带，是东亚家庭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三代人在责任、愧疚和爱之间的千丝万缕。

外婆陈素群，21岁时遭遇婚姻背叛后离异，为了谋生独自远走，留下襁褓中的女儿（刘春和的母亲）。

她背负着“抛弃”孩子的深重愧疚，四处奔波赚钱，险些在西藏丧命。

直到女儿16岁时，才回到故乡，试图弥补母女情缘，然而为时已晚。

这也成为这段复杂代际关系的起点。

从女儿生下的儿子（刘春和）确诊为脑瘫后，她便承担起照料外孙的责任，成为他最重要的保护者和陪伴者。

她从不缺席外孙的每一次治疗，一张张火车票记录着她无微不至的关爱。

她的爱并不轻柔，是带着锋利的保护欲和对女儿深沉的愧疚。

母亲陈露则是另一个矛盾体。

她的童年缺乏母爱，对自己的母亲心生怨恨且关系疏远。

她不是合格的母亲，没有人教她如何做一个好母亲。

因难产导致儿子脑瘫后，她深感愧疚和自责，却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展现出近乎苛刻的严厉和控制欲。

她不允许儿子报考外地大学，要求他复读，甚至在二胎女儿降生后，下意识怀疑儿子可能会伤害妹妹。

这一切看似残酷，背后是她对儿子的命运的恐惧与无助。

外婆和母亲的故事反映了不少东亚母亲在“自我生存”和“母职责任”之间的拉扯。

影片展现了长久积累下来的愧疚、怨恨与隔阂——母亲因为“被抛弃”而愤懑，外婆因为“抛弃了孩子”而愧疚。

此外，关于刘春和的父亲，在片中仅出现三次。

其中一次，以近乎残酷和冷血的形象浮现在刘春和的回忆中。

导演用最少的镜头呈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角色：在面临孩子的慢性病、特殊需求时，他们习惯性地退到生活的“背景”里，也许忙于工作挣钱，但最终还是把更多的家庭照料重担压在女性身上。

我想，“消失的父亲”也是发生在东亚家庭的普遍现象。

二、残障青年也有渴望爱与性的权利在传统叙事中，残障人士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对性的渴望，常被弱化或忽视。

《小我》却大大方方呈现了刘春和的爱与性，以及因身体状况而产生的自尊心与无力感。

我喜欢在刘春和房间发生的那几场戏。

雅雅对身为残障青年的刘春和在x方面的表现感到好奇，俩人发生一些身体的触碰试探，狭小的房间开始升温。

也是在此刻，刘春和希望雅雅能理解他不仅仅是“只能做朋友的男孩”，而是一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人”。

此外，刘春和还通过梦境与生理反应展现了他对x的的渴望。

例如，他梦见与雅雅的亲密接触，醒来后显得迷茫和失落；清晨，因“鼓起”而尴尬地应对。

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刘春和在爱与x面前的复杂情感。

“性”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噱头，而是真实地刺痛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通过这些真实且现实的描绘，赋予了刘春和充满欲望与渴望的灵魂，打破了我们对残障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引发了我们对残障人士情感世界的深刻思考。

三、扭曲的人生，也要挺直地活着影片开头，刘春和歪歪扭扭攀爬楼梯的步伐，是对脑性瘫痪者最直观的呈现。

身体的局限影响了他的内心与性格，他最痛苦的部分是被社会与他人眼中的“残障者”标签束缚住。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渴望自由，渴望尊严，想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去生活、去爱、去远方，去被尊重。

在人群中，总是能感受到他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并非来自于物理上的距离，而是来自于无法与他人真正连接的隔阂。

刘春和并不需要同情，他渴望的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来看待，这是他一生最难以得到的东西；甚至连她的母亲，都无法平视他。

吞咽牛轧糖那场戏太令人心碎了。

在这个20岁的夏天，刘春和努力融入外婆的乐团，跨出爱的第一步，打工赚学费，考驾照，和乐仁善地接纳新生的妹妹，给所谓的“正常人”让座……却被现实一次次重重打击。

他吞咽的是满腔委屈与自我否定，表面上看是一颗颗糖卡住了他的气管；在心理层面，是他难以咽下的现实、渴望与尊严。

片尾，刘春和和外婆开车去远方，他将猫的骨灰撒在风中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与过去和解”的仪式——他要真正告别那只三条腿的小猫，就像告别以往总以“残缺”定义自己的人生，奔赴大学生活，和崭新的人生。

当然，依然会面临偏见。

四、当代年轻女性的迷茫与探索仅从影片呈现的故事来看（忽略演员），我觉得雅雅的人设相当好，是一个具备现代困惑与人际魅力的复杂个体。

例如“全职女儿”这个设定，也是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

雅雅并非是个“工具人”的存在，她之所以拒绝刘春和的进一步靠近，不只是因为对方是残障人士，更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性。

影片中有交代，雅雅人类学专业毕业，“廉价粉领”，毕业即失业，正在啃老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她在外人面前表现得自信洒脱，实际上“无所归属”，在情感上选择“退一步”，或许是因为她担心自己尚且没有安放好的人生，无法承担对一个特殊青年的责任。

从女性观众的视角来看，雅雅其实也是一个“被看见的当代女性”。

她对刘春和并非只有好奇，也包含一份互相欣赏的纯粹；但面对身体残障与社会偏见，她确实有无法跨越的犹疑。

可能会有人judge雅雅“残忍”，却忘了她也正在面临生活中的迷惘、原生家庭的束缚与自我价值感的找寻。

导演没有将她塑造成单一化的“女神”来拯救刘春和，而是给了她不完美的真实处境——这也是女性导演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表达，坦诚展现人物的“闪闪发光”与“犹豫脆弱”，让人物有层次、有矛盾。

五、关于易烊千玺的表演之前的影评发出来后，有粉丝推荐我去看《扬声》的采访，里头有关于四字对表演的看法。

我看了，认同他反对“真听真看真感受”，以及“我的感受不是角色的感受”的观点。

“真听真看真感受”一直以来是表演学界的“金科玉律”。

是指演员完全进入角色的情境中，真切地感受角色的情绪，从而激发出看似更真实的表演。

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演员的个人感受与角色混淆，甚至有时会让角色的情绪被演员的个人情绪主导，变成一种带有自我色彩的“真实”。

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容易让演员的自我意识介入角色，使得角色成为演员情绪的载体，而非独立的生命体。

四字所反对的，或许正是这种个人情感的过度介入。

他认为演员的感受不等同于角色的感受，是对表演的界限的清晰认知。

演员的任务不是去“感同身受”，而是去认识、理解和传达角色的情绪。

角色的体验来自角色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演员作为扮演者，需要对角色进行细致的揣摩和分析后，以一种间接的、克制的方式呈现。

这种方式是将演员的主观感受置于角色之后，让角色纯粹地展现出来，不被演员的个人情绪所干扰。

或许是四字使用了这种经过反复实践、深度思考、摸索并沉淀出来的高明的演法。

我看不到他演技的上限，这令人不寒而栗，而后血脉偾张。

举例四字在《小我》中的呈现，他没有选择浮于表面的肢体动作、强烈失控的情绪宣泄来抢戏，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内心世界，向内探索和挖掘，在角色深处向外传递角色的劲儿。

观众因此不会被他的表演所分神，只会逐渐被角色的情感层层包裹，沉浸在角色的生活里。

这种低调的演绎方式更贴近真实的本质，而非短暂的视觉震撼。

能在表演中能达到这种境界，体现他专业素养是一方面，也能折射他对表演艺术的虔诚。

演员不是站在自我表达的角度去“演”，是以近乎谦卑的态度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角色。

这不仅是对观众的尊重，更是对艺术的敬畏。

所以他值得被尊重，未来也会被敬重。

六、全女班底：监制尹露女士，导演杨荔钠女士，编剧游晓颖女士2024年看到了许多女性导演的高口碑作品，都在以犀利又柔和的视角剖析个体、女性、家庭、社会等议题。

相比一些登味电影，女性导演更善于从家庭、日常、个体切入，在微观处展现宏大的人性悲喜，这种兼具个人风格与现实关怀的“女性力量”显得弥足珍贵。

《小我》也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它关注社会中“被忽视的人群”（脑瘫、残障、以及家庭里的女性）、也打破了一些老派模式（比如绝不把男主角当作励志工具人，也不给女主角贴上“拯救者”标签）。

这种多重维度的探讨深刻且真诚，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创作者敏锐、丰富的情感，以及那份“不偏不倚一针见血”的叙事技巧。

从我作为女性观影者的角度来看，《小我》既有对母亲、外婆的传统形象解构，也有对“女性如何面对自我人生”的再思考。

它在温暖的底色中暗藏凌厉的问题——我们是否懂得真正“看见”彼此？

当一个家庭里有了特殊的孩子，当女性在代际中背负着无数重担时，我们要如何在爱与不理解、在责任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

正是因为有了女性创作者对角色的关怀与尊重，我们才有机会如此全面地触摸一个脑瘫青年的生存状态，也在“平等地注视”下，静静地思考：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姿态去对待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人？

而当我们自己被人生困局折磨时，又能否收获那份“只把你当正常人看”的珍贵关怀？

也许这正是女性导演能在今年的华语电影市场崭露锋芒的一大原因：她们让电影拥有一种更温暖、更有弹性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伤痛与困境之上，依然能开出的希望之花。

12月27日 于北京

高考结束后，刘春和终于获得了更多与社会接触的时间，来自陌生人、交友、求职时收到的审视，甚至来自家庭亲情的冲击，内心挣扎有增无已，他必须重新面对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片名直白地点出了影片主题。

对主题来说，表演是骨，演技的准确是故事成立的基础，自开篇伊始，演员易烊千玺就对这个特殊的角色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模仿。

人物关系是肉，每一组关系都进一步把内心冲突推向极致，男主角与外婆、母亲三代人关系是最核心的影像关系，代际伦理也是导演杨荔钠擅长的领域。

摄影是灵魂，牵引了叙事。

在开篇，朴松日的摄影机带来极强的凝视感——一系列特写奠定身体叙事基调，摇晃的手持暗示了隔阂的存在，晃幅甚至与男主角动作同频，令人不忍细看，也无法真正亲近角色。

但随着剧情发展，镜头不知不觉趋于稳定，我们逐渐沉浸在移情的平视里。

在我的观感上，影片确实是一部观赏表演的电影。

身体叙事被反复强调，摄影凸显表演，其他角色不断给男主角递戏。

人物很难不让我想到《绿洲》，也正是通过与文素利的对比，本片的局限才显得更清楚——演员做到了认真，付出了巨大努力，除了极致地模仿外，未能呈现出更多东西。

演技和故事需要互相成全，比如情节的功能性太强会影响演员的发挥。

在明确的发生时间内，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主角应该已经在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形成了更独特的行为状态，故事虽发生于短短数日，人物背景却是漫长的二十年，如果表演调度偏重呈现演员对身体的模仿，呈现即时性的情节冲突，便不足以描画人物的内心层次。

我们不难看出李沧东对剧本的影响。

故事参考了《绿洲》，男主角和雅雅的情感线是对后者男女主角情欲线的学习，两段梦境更是对后者超现实情节的照搬。

《诗》似乎也影响了创作，“苔花”象征着男主角敏感的心，写诗是他像《诗》的女主角一样获得心灵自由的出口。

游晓颖可能想要追求像李沧东一样如同手术刀般的编剧风格，故而着意编织缜密的情节逻辑。

但要想达到李沧东的境界，就不能规避残酷，否则会显得匠气太重和刻板。

在雅雅的情节里，影片摘除了男主角可能会面临的道德舆情，人性弧光被纯化了；父亲成为一道影子，母亲承担了更多戏剧压力，这避免了性别被公众讨论的可能性；不顾及转折的突兀，以演讲的情节上价值，道理是说出来的，不是表达出来的。

人性的灰度空间被有意收窄，故事最终按照编剧的意图走向了励志。

李沧东电影会在悲剧和理性中带着观众走向悲悯的深刻，本片的结果与之相反，我的观感是相当矛盾的，始终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吃下这一记励志大饼。

一旦励志的单一性削弱了故事的生命力，尽管它有着细致的视听和认真的表演，创作就不再只是创作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来自伦理的诘问：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是野蛮的？

一味吹捧，对演员和影片其实是相当不公平的，尤其在励志语境里，用平视的角度看待本片，就是在用平视的角度看待像刘春和这样的普通人。

那就指出这一点，让这部影片成为一部能够被讨论的电影。

首发公号：有丝Fin裂

雅雅就是在告诉刘春和，他再努力，雅雅也无法把他视为普通人。

刘春和原以为，残疾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普通人。

刘春和很努力，他是学霸，高考分数超出一本线80多分，他在咖啡馆工作。

他会打鼓，会帮老年人排忧解难，能得到老年人的一致认可。

而雅雅告诉刘春和，残疾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普通人，残疾人➕持续不断地努力只能成为努力的残疾人。

想想看，这一二十年来，刘春和接受自己残疾人的身份，并且突破脑瘫对他的限制，解锁一个个难度极高的技能。

这给刘春和一种乐观，只要他足够努力，他就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

然而，雅雅拒绝和他牵手，就是在说不可能与刘春和谈情说爱，努力的天花板并不高，连牵女孩子的手都会被拒绝。

于是，刘春和崩溃了。

雅雅拒绝与刘春和牵手，然后迅速消失，这不是雅雅的道德问题。

事实上，雅雅比绝大多数人更善良，更美好。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分析过，整部电影懂刘春和，并尊重他的人，只有外婆和雅雅。

像咖啡馆和交通集团那些人，根本不是尊重刘春和，而是在利用刘春和的残疾人身份，来为自己贴金谋福利。

而雅雅，作为一个与刘春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妙龄女子，她能主动与刘春和做朋友，这种善良已经是能秒杀99.9%的人了。

刘春和要牵雅雅的手，是恋爱关系的确认。

这是刘春和的唐突，不是雅雅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有厌恶和残疾人繁衍的本能。

翁贝托·埃科在《丑的历史》中给丑分为四种类型：丑本身（如呕吐物和尸体）、形式的丑（如不合比例的五官）、艺术对丑的刻画（如画家笔下的尸体）、情境的丑（如阴森的楼道或忽明忽暗的房间）。

形式的丑，就涉及到五官比例的问题。

中西方都建立了各自的传统美学标准，比如中国传统的面部美学是三庭五眼。

西方讲究黄金比例分割，面部长度与宽度的比例为1.618:1。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通常认为，对称是美的标配之一。

如果五官不对称，比例失调，那么就会被视为丑。

因为脑瘫，刘春和的五官就很不对称。

如果不了解他，很容易让人避而远之。

为什么会这样？

演化心理学有个观点，人类倾向于远离身体有缺陷，患病和衰老的个体，这种生理机制是保证种族繁衍和生存的策略之一。

残疾人容易遭歧视，因为残疾容易激发“病原体回避机制”。

在《小小的我》中，刘春和给抱着小孩的乘客让座，乘客接受刘春和的善意，却依旧嫌弃他。

这位乘客确实不礼貌，她的不礼貌，是不能战胜自己把残疾和疾病联系起来的本能（其实这种联想并不合理）。

我们人类的文化，很多是在反本能的。

此外，人类对残疾的厌恶情绪，也源自于残疾让人想到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照顾，这会触发人类的逃避心理。

毕竟，精力和资源都是稀缺品。

刘春和与母亲关系紧张，并非母亲不够爱她，而是这种爱付出得太多，也逐渐磨损了她的耐心。

口眼歪斜，四肢扭曲的刘春和，一直备受歧视，看似道德困境，然而，这种歧视残疾人的现象，源自于人类的本能。

我反对道德审判雅雅，就是因为她给刘春和带来的快乐，是刘春和从未有过的。

在刘春和的生命里，不会拿他当残疾人，带着平常心交往的同龄人，也就雅雅一人。

因为雅雅太稀缺，刘春和情不自禁想和雅雅的关系更进一步。

然而，这是雅雅难以接受的。

异性朋友的归宿可以成夫妻，但不全是夫妻。

扪心自问，不考虑经济因素，谁不希望找一个身材好高颜值的另一半呢？

我们都是人类演化百万年的产物。

这百万年间的经历，直立猿积攒了太多经验，那些能保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经验慢慢成为遗传信息，变为我们的本能。

身材好高颜值和基因健康成正相关关系，因此高颜值对繁衍很重要。

在那个缺少医疗条件的远古时期（现代医学也就约二三百年的历史），颜控的人顺利留下后代的概率更高。

而残疾的人容易被视为有较高的生育风险。

颜控即正义，残疾要远离，这样说当然不礼貌，但这就是世道人心。

像雅雅那种充满活力，像小鹿一样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子，她找个四肢健全的普通人易如反掌，和刘春和谈情说爱才不正常。

外婆让《小小的我》这个故事成立 ，而雅雅让《小小的我》升华。

没有雅雅，我们会觉得，这是一部以残疾人为主角的励志电影。

而雅雅让《小小的我》多了一个反励志的声道。

努力自救残疾人，当然能成为很优秀的人。

然而，这个本能和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让这些不被残疾打倒的刘春和成为了优秀的残疾人。

这是影片的悲观，也是残疾人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

毕竟，大家在看完《小小的我》之后，哭过笑过感动过，残疾人的处境就变好了吗？

我们看完电影，在网上讨论刘春和的性需求，感慨残疾人的性需求也值得被尊重。

那么问题来了，谁去尊重呢？

拿什么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