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30万华人在异国他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部反映印尼苏哈托时期930事件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金像奖。

尽管这30万华人都已入籍印尼，但仍旧是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这是奥斯卡对中国的贡献，美籍导演的作品。

无论是在天国还是人间，邪恶始终都是制约正义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假如这股力量不复存在，正义便无立锥之地，或者正义也将沦为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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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让人愤怒和作呕。

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

让我如此不适的并不是画面，而是那些昔日的刽子手对于自己的暴行，时隔五十年仍流露出的那份洋洋自得。

他们至今还被视为英雄，有权有势，有无数的崇拜者。

他们在镜头前，泰然自若的重演当年的那些杀戮行径，欢歌载舞绘声绘色的展示那些临死之人的绝望痛苦，不但没有一丝忏悔，反而带着兴奋和自豪。

最可怕的是，这帮罪人终将死去，新的一代印尼人在狂热中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这份极端的仇恨和愚昧，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华人和异教徒的敌意，至今愈演愈烈。

前两年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在他的指导下雅加达有了大的改观，经济稳定增长，基础建设腾飞。

但因为华裔血统和异教徒的身份，就被恶意中伤，甚至锒铛入狱，掀起了轩然大波。

雅加达的经济从此停摆，现在更是陷入大幅度倒退。

即使是面对摄像机，在普通的华人商铺，他们流氓地痞式的讨保护费，恐吓，欺压凌霸依在，肆无忌惮。

只要去过这个国家的华人都会有这种经验，从进海关的一刻，就被贪婪的官员索求小费，处处刁难。

若是在当地做生意，被滋事和勒索都是常有的事。

开口闭口就是讨红包，不给就找你麻烦。

报警形同虚设，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我始终深信不疑，只要时机到来，那些残忍的往事会再次发生在这个千岛之国。

平实与激进的镜头给予这部电影一种内在的矛盾感，从头到尾就像是游走在热带雨林与高楼大厦之间，时而天堂时而地狱，上一秒还在教导孙子温柔对待动物的老人，在下一刻就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杀戮往事。

杀人，勒索，强奸，放火，都伴随着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而当这些事情再一次用电影重演时，又能把人吓的说不出话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段mv是说被杀的人感谢anwar把自己送上天堂而得到解脱，还给他送了一个奖章，anwar对此也是觉得十分满意。

看来，那些刽子手都已经基本相信数十年编织下来的谎言，用以保护自己免受良心的谴责。

毕竟，手刃1000无辜的人也是需要强大的内心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刽子手吹嘘自我形成的影片，受害者永远无法发声，家属也将会在忍气吞声中度过这一辈子，无数冤魂也不会被轮回，诅咒着印尼这个把流氓等同于自由的国家。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

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

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

…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

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

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

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

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

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

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

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

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

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

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

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

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

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

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

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

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

」，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

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

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

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

那是一片混亂。

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

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

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

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

」，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

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

"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

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

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

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

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

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

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

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

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Adi：你是這麼認為的？

我可不會。

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

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

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

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

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

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

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

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

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

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

目的是…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兩人相視大笑…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

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

這很正常的，不是嗎？

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

憤怒。

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

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

甚至不讓我結婚。

這一切需要被糾正。

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

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

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

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

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

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

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

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

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

一直殺到亞洲街。

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

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

“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

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

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

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

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

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

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

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

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

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

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

“是誰啊”。

...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

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

”但他還是去開門了。

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

之後就沒聲音了。

他們把他給帶走了。

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這不可能忘記的嘛。

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

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

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

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

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

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

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

那時我還很小。

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

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

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

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

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

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

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

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

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

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

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

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

不是因為我們害怕。

主要是形象問題。

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

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歷史問題。

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

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

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

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

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

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

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

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

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

不是賠錢了？

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

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

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

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

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

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

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

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

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

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

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

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

美國人殺印第安人。

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

懲罰他們啊！

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

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

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

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

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

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

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

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

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

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

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

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

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

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

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

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

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

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

難道，我犯了罪？

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

我希望不會是。

我不想要遭到報應。

Joshua…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

導演是否殘忍？

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

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

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

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

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

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

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

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

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

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

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佩拉库·塞加拉：历史上并不存在和解这一说！

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已定格，这就是历史本身带有的意义，所以这世界没有和解这一说！

主持人：那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的孩子们从来都不宣称要替他们的父辈报仇呢？

安瓦尔·冈戈：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们会把出头的人都杀个精光！

--安瓦尔·冈戈：她们让我自惭形秽，这些女演员在戏里哭的很真实，说实在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从没觉得这样的场面看起来会这么可怕，我那些朋友们让我表现得再暴虐点，不过当我在此看到，这群妇女和孩子的时候，我想了想这群孩子的未来，他们从小就饱受折磨，现在我们要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会一辈子诅咒我们这群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导演：当你想到“报应”这个词时，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你会感到害怕吗？

安瓦尔·冈戈：“报应”这个词，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法则。

我以后可能身患残疾……我总是觉得上帝会惩罚我。

--阿迪·苏卡德里：我们会往他们屁股后面插木头棒子，活活折磨死他们；我们会用木片割断他们的脖颈，然后把尸体悬挂起来；我们会用铁丝勒死他们，或者直接砍下他们的头颅；我们会开车碾过他们的身躯。

我们有权这么做，证据就是，我们杀了人，却没得到任何惩罚。

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已无能为力，只好接受现实，也许我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我确实做到了这点，我永远不会心生罪恶感，不会抑郁，不会做噩梦。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

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

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

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

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

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

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

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

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

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流氓、混混”在一个国家，它的象征可以是什么？

也许是颓废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惹人生厌的街头一景，或者是无人拯救爹不疼娘不爱的模样。

但是，如果这个词和“自由”、“拯救国家”联系到一起，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

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

《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

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

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

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

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

”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

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

《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

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

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

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

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

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

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

我赢了我说了算。

”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

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

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

”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

”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

“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

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

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

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

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

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

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

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

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

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

那么下一代怎么办？

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

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

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

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

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

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

”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

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

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

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

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

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

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

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

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

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

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

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

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

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

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

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

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

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

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

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

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

他恐惧了。

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

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

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

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

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

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

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

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

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

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

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

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

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

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

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

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

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

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

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