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一集。

被母亲遗弃，又遭遇女友自杀的思聪，得了精神分裂症，冲进医院自残。

被怀孕的女医师宋乔平冒险劝住，痛哭问：为什么是我。

医师拥抱他回答“因为，可能你比较勇敢吧”。

从这里开始，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

你有过情绪崩坏过的时刻吗？

如果有，你就会了解，其实最后容易掉入精神问题的，恰恰是最理智最体贴的那些人。

越长大就越理解“成人世界没有容易二字”所以越想要力所能及的创造一些容易的时刻。

人生路道阻且长，连篇累牍不多这一笔赘述，那么，我就不多写了。

世界不是擂台，就算迷了路，摔了跤，一蹶不振。

别忘了，其实你是最勇敢的那个人。

一部好的剧，能让受众思考。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做到了，它引起了我的思考，相信，也有你们的。

看了4集，我觉得全剧的线索就是开篇王赦律师说的“李晓明杀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些杀人犯杀人的原因落脚到了原生家庭：1，犯人陈昌扣着指甲，问王律师他的父亲说起他什么了吗，问到他的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问这句话时的状态，显然，他对父亲是否关心他充满了不确定。

2，应思悦的继母来找应思悦和他父亲的时候，只给思悦的父亲带了一份早餐，可想而知，思聪和思悦两姐弟从小到大又感受到了多少温暖呢？

思悦的父亲更是说，早知道思悦母亲的阿姨是精神病患者，他就不会娶思悦的母亲。

思悦父亲得到这句话，残酷地多么赤裸裸，思悦父亲对思悦母亲，可曾有过一丝爱意？

李晓明的原生家庭之殇并未揭露，但想必也是要落脚到原生家庭去的。

虽然编剧落脚在原声家庭，但编剧却没有责怪父母的意思。

这可以从刘天晴的成长中反映出来。

刘天晴，因为父母的不和，母亲的关注不够，也成了有些令父母头疼的孩子。

刘天晴就是编剧用来说明刘晓明，陈昌，应思聪的成长历程的。

但是我们忍心责怪刘天晴的父母吗？

我们忍心责备乔安和昭国吗？

我是不忍心的。

因为乔安和昭国的痛，我们都看到了！

乔安和昭国让我无比难过的，乔安和昭国是受害者，但他们也在无意中，伤害了他们的女儿。

一场伤害，行凶者伤害完了伤害就结束了吗？

不是的，没结束，受害者也不能自控地要去制造另外的伤害。

而这些杀人犯和让父母头疼的刘天晴，则让我觉得无比荒唐，我们是受害者，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而我们的父母也是他们小时候那个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我们都受到了伤害，但谁该被责备吗？

没有人！

就是这么可笑，没有人该责备，但是我们所有人却都受伤了！

拿重男轻女来说，女儿受到了来自母亲的伤害，而母亲从小也是被外婆轻视着长大，母亲和外婆从小就见到身边的人都重男轻女，受了伤害的她们只能认同“女孩就该被轻视”来减少自己的难过与失望，女儿究竟能怪谁呢？

母亲吗？

母亲也是受害者，是这个重男轻女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母亲的母亲亦然。

但原生家庭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它那么痛，它影响我们如此之大，究竟谁要来为这些伤痛负责呢？

文写到此处，我突然知道了答案。

本来想写，希望编剧能在后面的剧情里解答我这个问题，现在，我突然恍悟，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为原生家庭的痛负责，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帮自己了，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自己并不是加害者！

突然觉得王律师这个角色的名字是“王赦”说不定是编剧藏了深意在其中。

赦免给我们伤害的原生家庭，赦免精神病人犯下的错，思聪住院治疗后，曾因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流利地说着对不起，一遍又一遍！

这部剧还大量着墨于精神病人的问题，着墨于精神病人的污名化。

我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精神病人只是生病了而已！

看到讨论区有一网友发表问题，给精神病人免除刑事责任真的合理吗？

合理的。

患了精神分裂的思聪有幻听，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想法，他们有时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但事实并没有，于是犯下伤人乃至杀人的罪行；也有可能他们幻听到的内容是教唆他们去伤人。

最后，希望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人，能为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伤痛负起责任来，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

也希望社会对精神病人能多一些的包容，即使不能做到，也不要去歧视他们，不要去污名化他们！

八年前，我是个电视台的菜鸟记者，通过努力慢慢升任为部门主编，做了两年民生新闻，之后辞职去了北京，这段经历也就封存了起来，但当我看到这部剧的时候，当年很多记忆都被激活了，只能说这部剧的职场戏部分很专业、很真实！

首先是乔安娜的出场戏，那一场是在新闻直播间发生的，那场戏的氛围给人的感觉像打仗一样，这便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直播间的真实写照。

新闻编排软件作为主编，要在新闻编排软件上算时长，我们当时的新闻是34分钟，整体片长需要控制在28分钟左右，加上主持人的导语和串词，再加上天气预报的调整，要保证时间刚好在34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作为主编，第一个要做的事挑出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派记者外出采访，如果当天新闻稿子太少，一些新闻必须当天采当天出，这也让很多记者的压力很大，除了选派选题之外，就是审核新闻稿件，主编初审，总编或制片人终审，审完稿子后，记者或者后期就开始编辑视频了，有的在直播之前要做好了，有的没有做好，就必须下掉，上其他的新闻，如果已经编排好的新闻临时要换，就很麻烦，作为一整天的新闻，就像写作文一样，需要有核心主题，需要有重点关注，还需要写出能把所有的新闻串联在一起的主持人串词，做完的片子需要由制片人来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播出，如果有其他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上面领导发话这些监督报道不能播出，也只能下掉换其他的新闻。

审核完片子，就能直接去演播室进行直播了，有的频道事直接录播的带子，这样的话，直播风险会减小很多。

新闻直播为什么像打仗一样惊险刺激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1、片子全都没有完全上传到系统，就开始直播了，如果还上传不及时，就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撤掉这些片子，重新换屯着的片子。

这个时候对主编的新闻编排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重新恰整个节目的时长，用其他片子的时长去替换，还要临时改导语和串词。

2、机器故障。

如果机器出现了故障了，要马上用备播机器来替换，不然就是重大播出事故。

3、新闻连线事故。

如果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需要现场连线采访的，但是如果信号不好，或者记者现场发挥不好，主编也要补救，要不今早切掉画面补其他内容，要不让主持人临时救场。

4、导播事故。

整个直播是主编、导播、技术、支持人等各个部门人员配合的，如果导播切错了镜头画面，或者切慢了、快了，都是播出事故。

同时，这部剧中有几个职场戏的处理，让我觉得很真实。

一个就是新闻编排上的讨论。

头条新闻该放热点新闻还是放重点新闻？

该剧就给出了很专业的答案：头条就是让观众进场的，必须要吸引人的眼球，所以需要热开场新闻。

而在儿童绑架案的新闻报道上，也体现了其新闻编排上的专业性。

绑架案新闻被证实后，乔安娜反应相当迅速，打算做新闻专题报道，在这次绑架事件的基础上要再做三条，一条是历届精神病患者的报道，一条是找精神方面的专家解读，一条是连线康复之家。

一般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会进行一系列的策划。

基本的逻辑是：发生了什么（客观报道）—— 为什么会发生（深究原因，调查各方说法）—— 怎样预防（找专家）所以从这个逻辑上看，本剧中新闻编排方式非常真实。

同时让我觉得很真实的部分就是选题会这场戏。

我们当时也会做节假日的新闻策划，比如像剧中母亲节的策划：有关于伟大母亲的真人真事采访、还有各种母亲节街采、同时还有烦人的关系稿，这些新闻稿都是广告部的客户，不能得罪，也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但是你不得不加入到自己的新闻编排中去。

最后说说本剧中关于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关系讨论。

在剧中实习生李大芝说做新闻编辑是想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全貌，而宋乔安却挑衅地问她：敢不敢踏进现实世界？

其实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差距太大了，这也是我当年转行的原因。

记得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心怀着新闻理想的，那时候第一个监督报道是关于一条路上的路灯横在路上没人管，我分别找了灯管所、城管部门、公路管理局、交警部门、交通局，基本上都是相互推诿，后来知道这条路还是属于交通局管，还没有移交给公路管理局，我拿着话筒去了交通局找到了交通局长，问：XXX路路段的路灯被撞坏，斜放了一个月，中间有好几个撞在了上面，为何没人来管？

对方（局长）：你是哪个单位的？

后来我才知道局长跟我们台长平级，根本监管不了，这个事就被压下来了，所有的同事都觉得我特别傻，一个小小记者质问一个局长，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后来慢慢的发现很多事自己根本管不了，能管的事也只有楼上漏水楼下找上门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报道。

后来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一听到有车祸，首先想到的是死了多少人，有没有新闻价值，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省去了，觉得挺冷血挺可悲的，于是换了职业。

干了这一行才发现：新闻不等于客观真实，收视率让新闻越来越夸张变质，自媒体如同劣币，驱逐着本该真实的新闻。

真的很有幸看到这部剧，起码我们大陆职场中没有展现出的东西，它真实还原了。

头条新闻是为了让观众进场的在学校就看出来，你是个好学又好强的人，但是不要挑战人性干嘛管你长官是怎么想的，重点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乔安姐为什么一直压着不放，别人都报道了我们一直不报——别人犯错，我们也要跟着犯错吗？

反思新闻业部分媒体一味追求短平快、博眼球、夸大事件吸引关注，而失去自身责任和客观性，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对嫌疑人负面报道产生舆论压力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都潜藏着恶的根源真相永远就只会怪我们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我们的安全网，我们的教育体制永远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想要花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他真的该死，但不代表民主法治要和他一起陪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谁有标准答案？

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老天爷到底让我们学什么我好想念那个充满温度的老公，那个眼神里闪着光芒充满正义感的老公，那个睡觉打呼打得很大声会把我气到要把他踹下床的那个老公，他不见了，你有看到他吗？

——我在啊…我在啊…我在啊……对不起希望就在云背后；笑开，运就会来

在中国，“杀人偿命”是个被公众默认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简单逻辑，这逻辑既说明生命被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体现国人感性至上的善恶道德观。

但在现代法制社会的语境当中，“杀人偿命”是有待于商榷的说法。

对于杀人犯罪行的判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死刑”作为最高的刑法，作为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

中国的社会舆论往往对杀人犯最不宽容，民众们不会去在乎杀人犯犯下罪行的基本动机，甚至不会关心杀人犯在犯罪前后所处的精神状态。

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同样会有不在少数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呢？

与此同时，不管主要舆论是站在支持直接判处杀人犯死刑的立场，还是站在对杀人犯进行精神鉴定与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对于当事人家属而言，往往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意见。

现代刑事法律面对的伦理问题不仅是要准确地对犯罪人量刑，还要兼顾对受害者家属、对犯罪人家属，乃至于对整个社会舆论导向的关怀。

由台湾公共电视（简称公视）、HBO亚洲频道和CATCHPLAY联名制作并同步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便聚焦于无差别杀人案背后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

这部剧播出仅两周的时间，在豆瓣已经收获国产剧里实属罕见的9.3的高分。

台湾公共电视是一家不受任何政府和政党管制的，以服务民众为要任的公共性质的无线电视台，公视的电视制作主要关注严肃的社会写实题材。

在台湾本土轰动一时，改编自白先勇原作的《孽子》便是公视突出的成绩之一，去年在内地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样出自于公视之手。

《孽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公视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由贾静雯、吴慷仁等人主演。

在经历轰动一时的婚姻风波之后，贾静雯近几年的复出之路走得尤为曲折艰辛。

但也正是因为经历过上一段惨痛的婚姻教训，贾静雯对本剧中的已婚已育的独立女性角色的把控尺度更为准确投入，贡献了质感突出的表演。

吴慷仁是近些年台湾风生水起的男演员，本人近年来与公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把青》《滚石爱情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均是其与公视合作的重要成果。

台湾著名电视编剧吕蒔媛参与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本创作，可能“吕蒔媛”这个名字对于内地观众并不十分熟悉，但由她执笔的去年大热的台湾LGBT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相信大部分观众都看过，亦或有所听闻。

《谁先爱上他的》本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虚构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曾震惊整个台湾的电影院持枪杀人案，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人间惨剧，法院最终给与杀人者李晓明死刑的判决。

对于这样一起看似早已有所定论的无差别杀人案，李晓明方的辩护律师王赦却认为必须要对李晓明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鉴定，法律上才能够给出最为公正的判决。

但李晓明本人始终拒绝这些原本可能会对自己的刑罚有所减轻的帮助，似乎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王赦是一名专门为死刑犯辩护的公共人权律师，由于职业上的特殊性，即便身处人权律师的公益性职业位置，王赦也无法避免地被公众所敌视。

但在他看来，刑事犯人最基本的身份是“人”，所有的罪案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起因和动机，只有追根究底地挖掘潜藏背后的成因，才可能让刑事犯人得到最公正的审判。

为李晓明辩护的王赦不仅遭到网络上持续的讨伐谩骂，还在公众媒体面前被受害者家属以泼粪的方式羞辱，甚至连过去一直支持他的妻子，也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误解和失望，家庭关系因为职业而出现了裂缝。

宋乔安是这起电影院枪击案的当事人兼受害者家属，两年前，她陪同年幼的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途中因接听电话离开影厅，等到自己赶回影厅时，儿子被弹药击毙的惨剧已经发生。

对于儿子死亡一事，宋乔安一直感到深深的自责，也因此变得封闭而偏执，与过去关系亲密的丈夫和小女儿逐渐疏远。

与此同时，宋乔安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社会新闻SBCNews（品味新闻台）的负责人，因父母双亲车祸过世的原因，她在工作上严厉到接近苛刻的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但也因为行事作风上的一丝不苟，宋乔安主导的新闻节目在业界获得了颇高的地位。

李大芝是在SBC News工作的新人，平时沉默寡言行事低调，是职场上不引人注目的那类人。

原本的新闻编辑因临产而无法主导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幸李大芝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事故，因随机应变的处理方式而被宋乔安晋升为现任的临时编辑。

但李大芝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原名叫做李晓文，是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

在事发之后，父母试图将变卖的房产补偿给受害者家属，但仍无法弥补李晓明所造成的伤害。

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压力下，父母便躲到偏僻的乡下，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母亲让李晓文更改姓名和家庭背景，声称自己的父母在车祸中身亡。

应思悦是李大芝的房东，一个即将新婚的，自己经营店铺的年轻女性。

她知情达理，对李大芝关怀有加。

原本未来会一帆风顺的她，却被告知弟弟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即是精神分裂症。

在宽容度极低的社会环境下，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蒙羞的存在，这样的家庭毫无疑问会受到旁人的闲话乃至责备。

刘昭国是宋乔安的丈夫，是一个社会正义感和是非观分明的媒体人。

尽管同样从事媒体行业，二人在工作理念上却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差距，儿子的死亡使得他们的婚姻即将走向尽头。

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得以展开的关键。

角色之间的连接显然是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案一事，但同时他们也都面临其相对应的私生活的困境。

可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拓展话题极广的作品，它同时还关于两性婚姻（宋乔安的婚姻、王赦的婚姻）、亲子互动（宋乔安与女儿愈发疏远的关系）、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对待社会边缘群体的态度的探讨（精神疾病患者与普通人的相处）、网络舆论对个体的伤害。

纵观《我们与恶的距离》，有这样一些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极具反思性的细节：李大芝编辑的新闻稿件被宋乔安毙掉，只是因为她将严肃的社会新闻放到头条，而SBC News上一天的头条新闻则是“店员被客人泼奶茶砸头”；为了争取更高收视率，SBC News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播出了一条“普吉岛爆炸事件”的新闻，事后该消息被证实是虚假消息；将“女大学生被撞死”的新闻中的“女大学生”字眼改为“高材生”，以此博取更高的关注度。

标题党、虚报假报、恶意报道……SBC News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当下大多数公共媒体的所作所为。

在微信逐渐地占据大多数人日常社交生活的当下，越来越多毫无职业道德感可言的自媒体也成为了社会新闻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可能的主导者。

不负责任的媒体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电视剧本身，它所探讨的核心话题是贴合当下现实的：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少的杀人事件，而每当有杀人案或是情节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出现时，网络上总会冒出诸如“杀死作案者”、“处以死刑”、“判刑过轻”等义愤填膺的情绪化论调。

当然，这些声音的存在一方面的确也说明民众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感达成了共识，他们的出发点毕竟都是善意的。

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呼吁让作案者“杀人偿命”的声音真的是公平的吗？

倘若作案者在杀人伤人时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甚至患有各种精神疾病，倘若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去伤害他人，但精神问题导致他们无法自控地做出这些行为，那么网友们正义凛然的“杀人偿命”难道不也是缺乏同情心的、不需要付出丝毫代价的伤害吗？

在这样一种案件尚且不够清晰的前提下，对作案个体的定罪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基本人权问题和刑法层面的伦理问题。

即便是针对恶意杀人的反社会者，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在其作案过程清晰之后，法庭再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刑责呢？

而《我们与恶的距离》向观众提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该如何处置”的问题，这样棘手的问题或许更该交由法律公正来定夺。

真正应当引起观众注意的，是“精神疾病”与社会的关系。

作为一类带有随机性的病症，“精神疾病”既可能是基因遗传或基因变异的先天性并发症，也可能是社会压力一手促成的悲剧。

就如片中自小失去家长关爱的李晓明；遭受工作被辞、女友自杀等打击的应思聪……他们的精神疾病都不可不认为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

孩子从小被家长强迫去上各类兴趣班，大大小小的考试被家长监督，学校每天布置做不完的作业；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对前途迷惘而失落；中年人面临着赚钱养家还房贷的经济压力，工作竞争丝毫不允许他们怠慢。

人们似乎从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便要履行相应职务，像机器人一样地生活。

生活在时时刻刻处于高压的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复杂的精神疾病随之涌现。

人们对待周遭陌生人尚且冷漠，对待精神病患者可想而知更是避之不及。

这种恶性循环的冷暴力只会促成更多人出现精神上的疾病创伤，导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向伤人杀人的极端。

在观看《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同时，我联想到的是这些天“1818黄金眼”微博报道的一条引发热议的新闻，标题是“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爆发，称压力好大”，

新闻里，年轻小伙在路边大哭，向交警倾述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交警们悉心开导并鼓励小伙。

倘若这个时候交警们对小伙不予理睬，或是加倍地指责，谁又能保证濒临崩溃的他会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隔着的是一堵叫做“理解”的墙。

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树；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果你有看过一部日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在看《与恶》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两部剧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讲述着一个杀人案件是如何像轻易打翻一个水杯一样，突然打翻所有人的生活。

两个家庭虽然立场不同，却都难以摆脱罪与罚的纠葛，抵挡如暴风席卷而来的痛苦。

尽管如此 也要活下去 (2011)8.72011 / 日本 / 剧情 爱情 / 永山耕三 宫本理江子 并木道子 / 永山瑛太 满岛光在《尽管如此》中，两方的家庭人物设置都比较简单，坂元裕二没有执念于反映社会议题，整个剧的重心都是围绕着两个家庭中的人如何与十五年前的伤痛和解，如何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来层层展开。

而《与恶》有更大的野心，它不想仅仅停留在家庭的罪与罚的缠斗上，它还想讲述废除死刑的可能、舆论的暴力、新闻职业道德的动摇、对精神病患的有色眼镜等等。

因此，这也是为何这两部剧题材一样，却走向了不同的表达。

可是，囊括了丰富的议题，可能会面临焦点角色失衡的威胁，以及在拿捏主题的主次分配上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在《与恶》中，同样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最典型的两个重要角色是刘昭国和律师王赦，在《与恶》中，他们的人物发展都有停滞不前的现状。

刘昭国和妻子宋乔安一样，也是媒体人，可他似乎一直活在宋乔安的阴影之下，劝说妻子，努力地维系岌岌可危的婚姻，成了他在这部戏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好像无事可做。

然而，他同时作为受害者的父亲，这样的任务安排显得过于轻松，甚至有忽视角色的嫌疑。

事实上，刘昭国温和的个性，以及他作为纸媒工作者所拥有的理智、冷静的职业特性，非常适合成为这个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应该和王赦一起，成为维系两个家庭向前发展的纽带。

王赦在剧里则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剧中两个案件他都不顾妻子的反对，尽其所能地帮助被告。

他似乎一直很沉浸在自己的那套观念里无法自拔。

这些观点非常精辟，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可是，编剧却没有解释这些想法的来源，以及为何王赦会拼命去为这些人辩护的理由。

没有人知道他的善良来自何处。

王赦与恶的距离一定是最远的，但是，过于纯粹的善良与真实的人性之间也是最远的。

尽管在维基百科里的人物介绍里，我们才得以知道原来王赦在儿时因为好友被杀和入狱，决心发奋读书成为律师。

那么，为何不在王赦的剧情中适当穿插一些闪回片段呢？

让观众意识到原来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事情，否则这个角色只有道德上的高尚，而这种高尚又像是从天而降的赋予。

不仅如此，线索长时间中断的情况在《与恶》中十分明显，特别是第二集与第一集内容的跳跃。

第一集中，刘昭国就和律师王赦碰面，结果不欢而散。

本以为编剧会继续将这条线展开，不料到第二集就彻底没影了。

无论是受害者一家，还是加害人一家，没有一个角色具有主动探讨这个问题的倾向。

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落在律师王赦的肩上。

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影响着剧情主线的推进，他行动的停止也就代表着主线的停滞。

因此，第一集在监狱里和李晓明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为这个案子付出更多的努力。

以至于在第五集的法庭上他发表了一通对废除死刑的精彩观点，却总有种空洞的回音。

这让人想起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男主角在法庭上为被告辩护的场景。

这个场面之所以震撼，不仅是台词精炼，充满逻辑上的辩服力，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话回响在观众耳畔，人们能回想起律师宋宇锡为案件拼命努力奔走的场景。

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角色行动的过程，就算台词写得再精美，道理再正确，它们也只是高喊的口号，只是飘在空中的金句而已。

它们不是属于这个角色的语言。

辩护人 (2013)9.22013 / 韩国 / 剧情 / 杨宇硕 / 宋康昊 金英爱除了刘昭国和王赦，宋乔安就像一只神经快要绷断的小兽，朝着周围的人露出尖牙，她的悲伤过于坚硬，张力太紧绷，又不及时松开，就会损伤掉角色的亲切感，影响观众更深的共情体验。

编剧不断地强化宋乔安“女强人”的身份，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弱化了作为“母亲”人性上的生动性。

其实脆弱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与恶的距离》选择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确实值得肯定，可这并不意味着9.3的高分是实至名归，多少带有观众鼓励性质的附加分。

毕竟在大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讨论社会严肃题材的电视剧了，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反映出这类电视剧的缺位严重。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

“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

《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

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

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

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

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

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

撰文 | 李静《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

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

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

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

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

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

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

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

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

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

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

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

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

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

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

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

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

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

《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

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

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

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

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

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

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伪善or止恶？

《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

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

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

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

《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

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

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

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

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

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

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

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

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

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

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

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

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

”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

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

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

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

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

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

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

”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

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

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

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

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

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

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

议题二关注精神病患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

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

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

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

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

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

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

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

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

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

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

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

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

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

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

《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

《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

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

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

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

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

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

《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

议题三光明的尾巴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

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

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

《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

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

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

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

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

》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

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

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

”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

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

或许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

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

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

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

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

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

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

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

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

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

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

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

《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

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

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

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

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

《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

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

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李静；编辑：走走。

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

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

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

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

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

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

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

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

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没收到通知，可是新闻媒体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去拍，这合法吗？

合理吗？

合情吗？

他杀了人他是该死，但不能让民主法治一起陪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两年去调查，我们抓到他的时候，直接一人一刀捅死就好了啊！

你们都希望他死，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吗？

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么粗暴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需要用杀人去抚慰人心？

这太荒谬了！

就算真正该死的人，他也应该和我们拥有一样的人权，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保护这些人的权利就是我的工作，是我想做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而且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王律师这段话的争议真的很大，因为中国文化里一直有一种以牙还牙的快意恩仇，这种文化经过了网络的放大，成了一种人人皆可审判的错觉，但法律标准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标准，道德谴责不到的罪犯很多，深受道德谴责却不犯法的人也很多，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只能用法律来惩罚罪犯。

可很多人不理解，现实中泼粪网络中喷粪，仿佛自己才是正义的化身，但如果人人可以动私刑，那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希望了。

之前豆瓣小组发了，但有违禁词，就截图了，大家看图吧。

对于司法受到舆论或是键盘侠影响时，古美门这样说：真正的恶魔，正是无限膨胀的民意，是坚信自己是善人，对落入阴沟的肮脏野狗进行群殴的“善良的”市民。

以及对于辩护律师，有这样一段话：

李狗嗨对于案件的展现和戏份其实并不多，但是就全靠台词，就把当时想要表达的论点讲的清清楚楚还具有足够的深度。

而《我们》则是对于案件、人物的刻画很多，也确实做得很好，但对于自己观点的陈述却不够明确。

就有点像辩论赛中引用华丽辞藻、典故，让人乍一看会被带入到那种情景中去，但仔细回味，就觉得其实他并不能说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