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以真实人物尹东柱作为原型改编而成的作品，讲述日本统治时期两个表兄弟的人生故事。

许多观众被影片所感动，认为其就像把人拉到了过去，从一个爱国者的角度看当时无力却依然与努力抗争的人民群众，也让更多观众加深了对这位英年早逝爱国诗人的认识。

回顾李浚益导演的作品，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都一样能够吸引观众。

不过该片更像他执导的电影《素媛》，虽然让人看得咬牙切齿，出来的评价也很高，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小众”的标签

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吟出来的诗是否真的有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文学无法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宋梦奎坐在桌前抛出这个沉重反问，他们不敢回答。

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他们降生的土地被蚕食，甚至连母语、姓名都不能存在，更何况梦想。

现在的我们遥想当年，为他们深陷囹圄默哀，但谁又能说后人不会为我们摇头叹息呢。

寻找光明的主题一直都在，只因黑暗从未散去。

宋梦奎是走在群众前面的领袖，是哪怕被扼住了喉咙，也一定要把理想喊出来的先行者，在那个时代，正义被蒙了尘，理想被嘲笑，幸福变得不可及，落入昏暗的时代，总要有些人去做，去奔走，去呐喊，才能把这厚重的天撕破一个口子，所以他站在一直被神权教育的村民面前敞开怀的演讲，宣讲在当时被看成无稽之谈的共产主义。

他是清醒的，这种清醒是只知对错的局限，他知道何为正确，却在正确的尺余之间盘旋。

课堂上，梦熙朝先生一次次的质问，才让宋梦奎意识到自己的浅薄，眼界的狭隘。

他一直抱怨宗教神学的无用，宣扬共产思想的真正，但自己却一直在修建空中的楼阁。

来中国找共产志士，却被利用成了杀手，党派之间敌对他辨不明，只能成为棋子；为新的临时政府奔走筹资，到最后溃不成军。

他彻悟文学是精神上的一次讨诛，是一种比武器，比威胁更强大的力量。

而如果当一个民族放弃了对文化的最后坚持，改了自己的名字，换上了他姓，禁掉了母语，当他们以一切姿态主动或被动的遗忘自己民族积淀下来的文化知识时，这个民族才算真正的亡了。

东柱去拜访郑芝溶先生时，两人面对诗才的惺惺相惜只是片刻，转瞬而来的就是他们的无奈，一个诗人，一个民族的诗人，当他们无法再用本族的语言来表达所有情感时，是怎样的一种耻辱。

所以郑芝溶先生选择了封笔，隐居乡下，用一种清高的方式来做自己最后的抗争。

诗人的清高在于他们无法背弃信念妥协，也无能走在前列奔走相告，郑芝溶先生选择的沉默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他们扛不起复兴的使命，或者说他们没有抗争的勇气。

勇，不管是匹夫之勇，还是志士之勇，只要是勇气都是弥足珍贵的，梦奎充在胸腔的勇一步步的前进，行在离东柱越来越远的地方。

如果没有梦奎，东柱也许只会是个沉迷于诗的痴人。

东柱爱诗，深爱简短句读间的深邃，难舍其精湛短小中迸发的思想力量，他一直在诗歌里，哪怕在那样的危险。

而梦奎早早看清了这个丑陋的世界，他选择用自己来换取未来，他知道潜藏的危险——死亡。

对东柱来说，他还未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全部，或者说他领悟的太晚，太过迟钝，像个单纯的孩子，守护着诗，小心翼翼，害怕消逝。

梦奎一直没有告诉东柱太多，可以说是行着表兄的责任，像家里牵挂的长辈，避免陷入危境，另一方面他其实在留一片安宁，让东柱替自己去过好那属于明朗未来的生活，继续去看书，去作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动荡中，两个人的选择，看似会走向两个未来，其实最终还是滑向了一个结局——陨灭。

在一个自保难求的时代，怎么还能守住梦想情愁。

东柱东京求学，以为可以逃得过汹涌的政治浪潮和战争阴影，但是行到哪里都还是在侵略者的淫威下，自己本身就是即将失去故土的亡国之人，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知，在帝国文化下，日本军官当众剪去了他的头发，他知道，终究是躲不过的，既然没有选择自尊的活下去，那就站起来去坦荡的面对死。

在日本监狱里，东柱和梦奎入狱，侵略者为自己创造虚伪的正义，为自己是文明国家做一种无力的狡辩，用所谓合法程序宣称自我的文明，将一份认罪书摆在了他们面前，每一条的罪证只是将他们致死的借口。

梦奎哭着读完了每条罪状，签了字，他没有认罪，而是痛恨自己没有做到更好，为什么把罪状上的每一件事没有做完。

东柱苦笑着拒绝了，在他被日本警察审问的同时，记忆穿插起他行过的事，见过的人，写过的诗，才发现他做了那么多事，却唯没有在投身革命起义奉献太多努力，他感到愧疚。

两种方式，一个态度。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新时代的带来，却为了新时代一直努力着，一个是从始至终的激昂斗士，一个是后知后觉的爱国诗人，两个人的悲剧是飘零朝鲜族的悲惨缩影，也是所有黑暗时代文人无奈的最终结局。

韩国电影《东柱》是根据韩国作者李正明的历史悬疑小说《编号645》改编的，但是对比了小说和电影之后我发现，这个改编明显是大了很多：原著小说从福冈监狱中的谋杀案开始写，一位诗人囚犯与监狱看守的死，充满了悬疑色彩。

然而在电影中，狱中凶案这些悬疑噱头完全被去掉了，而只剩下了真实的历史——诗人尹东柱和表兄宋梦奎，两个被日本警察杀害的朝鲜志士的短暂人生，尹东柱死时年仅27岁。

或许正是为了赞许这个“去悬疑化、归于历史“的改编，《东柱》获得了2016年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剧本奖。

《东柱》的节奏和情感非常之克制，像这位导演的另一部片《思悼》一样，然而我想写的，却是本片背后的历史观叙述。

1、用电影重建满洲移民历史叙述最令人尴尬的，就是诗人尹东柱的归属问题了。

他1917年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明村，1932年入龙井恩真中学，1935年入平壤崇实中学，1938年进入汉城延禧专门学校（今天韩国延世大学的前身），1942年进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1943年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被捕，1945年遇害，父亲将其尸骨带回龙井安葬。

电影当中，也就是按照这一人生脉络来讲述他27年的短暂一生的。

诗人尹东柱，后排右一用韩国驻华大使馆博客上的描述文字来说，“尹东柱是韩国代表性的民族诗人，通过诗中那整洁的诗语，可以切身感受到作者对民族的爱与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然而，2013年媒体曾经报道过一桩公案，就是尹东柱的一个堂弟，后来成了韩国的著名歌星，他回到尹东柱的出生地龙井，赫然发现，重建后的尹东柱故居旁的石碑上写着”中国朝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故居“，韩国媒体愕然，这位用朝鲜语写诗的韩国民族诗人，为何会成为中国诗人？

从而引发了媒体标题为“中韩两国抢诗人”的新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1917年，尹东柱出生时，无论是龙井，还是延边，还是吉林，还是东北，都属于中国，准确地说，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版图内，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是日占了。

尹东柱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二代朝鲜移民，家庭信仰基督教。

从清末到民国，由于日本占领朝鲜，为了躲避日本统治，也为了寻求更多生存空间，有大量的朝鲜人举家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图们江（朝鲜语称之为豆满江），移民到东北即满洲境内，尹东柱就是这些移民的后代。

而1935年尹东柱离开龙井前往平壤读书时，满洲已被日占，伪满洲国成立，那时的他，实质上是伪满洲国间岛省人，前往日治朝鲜读书，当然在当时，这种在日本和日占的满洲、朝鲜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常见，后来做了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也是离开了庆尚北道的家，去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读了军校。

所以，维基百科上写尹东柱的国籍是日本，韩国认为他是韩国诗人（尽管当时韩国仅有流亡中国的临时政府），中国地方旅游攻略和故居上着写他是中国朝鲜族诗人，还有地方写他是中华民国朝鲜族诗人，确实有点乱。

毕竟，由于历史与战争的纷乱，导致曾经一国而居的朝鲜民族，在历史上分别成为日据朝鲜人、归化清朝朝鲜人、中华民国东北朝鲜人、伪满洲国朝鲜人、北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等多个历史主体下的族群，从而身份复杂难以界定。

中国朝鲜族诗人、韩国民族诗人，还是伪满洲国朝鲜诗人，不只是当代人困惑和争论，尹东柱自己也用诗表达过民族身份认同：《故居——在满洲(中国东北）》(1936):穿一双破草鞋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当年渡过图们江跨上了这片凄清的大地在那江南天下有我温暖的故乡他清楚地知道“温暖的故乡”在图们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但却困惑于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在满洲，这片凄清的大地。

今年2017年，是尹东柱诞辰100周年，或许是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延边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纪念尹东柱学术会议上，改了说法，说尹东柱是“朝鲜民族”诗人，这一下就放弃了国籍之争，无论是中国朝鲜族，还是韩国人，还是北朝鲜人，都算朝鲜民族，从族群的共同角度看待，变得统一了。

然而电影《东柱》，实际上是通过电影语言，对这段满洲移民历史进行重新叙述。

韩国最知名导演改编自韩国知名作家的小说，讲述韩国民族诗人尹东柱的故事，看完电影之后，每个人都会毫无争议地认为，尹东柱就是韩国民族诗人，甚至会觉得，当时满洲的朝鲜人，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

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朝韩两国历史学界努力的某个方向，就是通过把满洲历史叙述纳入朝韩历史叙述，从而把满洲历史，纳入朝韩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上，满洲确实与朝鲜半岛联系紧密，第一本朝鲜文圣经就是在奉天翻译完成并传入朝鲜的，从而开启了朝鲜半岛的传播之路，无论是片中的尹东柱，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还是韩国国父金九，才会诞生如此之多的基督教背景的韩国独立运动引路者。

而尹东柱27年的人生中，有18年是生长在满洲的，并且在多地求学途中多次往返满洲与朝鲜、日本，而《东柱》中完全淡化了满洲，而是以尹东柱龙井家中典型的朝鲜民居场景，来代替满洲，这个尹东柱生长18年的空间，甚至没有出现中国人（但实际上他读的就是汉族小学），去满洲化，是《东柱》背后隐晦表达的韩国历史观，也是将满洲朝鲜移民“韩国化”的叙述方式。

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好电影的缺位，导致我记忆当中，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全部是韩国的《黄海》、《北逃》这些，仅有一个中国电影是郝蕾演的女主是开篇生活在延边的，可这个电影还成了敏感词无法打出来。

所以，由于韩国电影强大的传播力，对这个群体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拱手让给韩国电影，最终，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成为韩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用自己的视角去更好地讲述它，它就会成为别人口中，他们的一部分。

2、对仁人志士的历史叙述从中国人的观念看，尹东柱和宋梦奎，是抗日被害的志士，甚至烈士。

然而，在《东柱》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志士，甚至烈士。

宋梦奎到处搞事情，可却没什么进展，连张传单都没发出去就被抓了，窝囊得很；尹东柱，诗人，软弱、逃避、动摇到了无以复加，简直是丢尽了志士的脸，看完感觉一点都不伟大，甚至有点活该。

然而在导演和编剧眼中，这就是真实的他们，真实的当时韩国年轻人，有青春，有热血，也有逃避，最后日本人也是苏军打败的，没他们什么事，但导演却可以心安理得地记录下他们的青春，无论他们对历史贡献大小，哪怕是他们最后在狱中对着父亲痛哭流涕说我对不起你们，但这电影依旧可以得到青龙奖最佳剧本奖，不会说他是在污蔑民族志士。

恰恰是这种对待历史的放松心态，而让韩国那段其实并不十分激荡的历史，在电影工业神奇的叙述中，再次变得丰富而动人起来。

个人公众号：古尔齐亚

<图片10>《东柱》（동주），一部够冷门的高分韩国电影。

要吐槽的是，电影的打光太好了，完全不考虑时代特点。

那个年代，日据的朝鲜，夜路光线真是好啊，远远近近都清清楚楚，远处灯光稀疏明亮的程度你确定是三四十年代吗？

大晚上，连大树疏疏密密的枝枝叶叶都层次分明，不要说一隅的朝鲜，就是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恐怕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象。

再有就是节奏真的好慢，好催眠，那么美，这么困。

看两回，睡着两回，深深自责于自己的严重睡眠不足。

即便如此，这部电影值得我睡饱，再去看第三遍。

这样做，至少有三个理由：1、男主角姜河那是韩国电影难得一见的、多数角度骨骼周正的男演员（抱歉，对美人在骨比较执念）。

但是，不能大笑，大笑就走形。

2、黑白光影。

属于我的特殊癖好，总觉得黑白灰的画面有神奇的魔力，最简单的色彩，却最袒露事物本质，很神奇。

3、向往一个有诗歌的年代。

片尾是绝对的高潮，审讯室，交叉剪辑，两种个性态度的终极对决，举枪的在悲愤中签字确认足以上断头台的莫须有罪名，写诗的含泪将认罪文书撕碎。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诗，也没有诗人，有的只是市侩、只是市场。

所有的都可以明码标价，一部电影的价值，有票房和打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有身价和收入衡量……我们什么都可以买到，却没了诗和写诗的人，我热爱的诗都不出自这个时代。

所以，片尾的小高潮彻底征服了我，《东柱》最后一个镜头的配诗也代表了我的感慨——”天空、风、星星和诗“——唯此永恒。

《东柱》的导演李濬益，曾拍过《思悼》、商业热门《王的男人》和夺奖热门《素媛》，是个不断尝试新的表达风格的导演。

在高清4K盛行的时代，把《东柱》拍成了黑白片，显示了导演的勇气、自信、野心和某种属于矫情的梦想，有效仿默片的致敬片《艺术家》（The Artist）之嫌。

<图片3>《东柱》的片名取自主人公尹东柱（윤동주），原名尹海波，又名平沼东柱，于1917年12月生于吉林省龙井市（原和龙县）明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学生时代在日据时期的朝鲜度过，1943年7月留学日本期间被捕，1945年2月因日方的活体试验逝于日本监狱。

留有诗文117篇，上世纪八十年初由其弟公开出版后，尹东柱才为世人逐渐认识。

他生前籍籍无名，现在无论将他归于什么流派，都是与诗人无关的后人杜撰。

影片讲述了作为诗人的尹东柱（姜河那饰）平淡却不平静的短暂一生。

镜头从日本警官审讯尹东柱开始，在审讯和尹东柱的回忆间切换镜头，展开他的一生，中间涉及了日据时代朝鲜的大事件。

在尹东柱的一生中，大他3个月的表兄宋梦奎(朴正民饰)始终影响着他的生活轨迹。

宋梦奎个性开朗富有激情，是天生的演说家和煽动者，对日据的朝鲜有一腔报国热情，在谋求民族独立的探索中，始终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行动力。

与宋梦奎不同，尹东柱冷僻好读书一心写诗，用诗歌记录和表达他的民族情感。

这种温和的方式，初始为宋梦奎不屑。

日本在朝鲜推行“创氏改名”运动后，朝鲜文字不能在学校使用，授课不能用朝鲜语，朝鲜人的姓名日本化。

宋梦奎也逐步意识到朝鲜文诗歌的重要性。

当尹东柱提出要参与民族独立活动时，宋梦奎对尹东柱说：“你还是写诗吧，我来举枪。

”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举枪的宋梦奎，还是写诗的尹东柱，都以参与京都朝鲜留学生事件的罪名被拘捕。

审讯过程中，尹东柱的诗稿成了他有罪的直接证据。

但凡有文明，文字都是美丽而危险的。

东柱的诗是他作为抗日分子的铁证。

面对强权，导演的态度体现在片尾两个对比桥段。

一段是对比东柱和梦奎签字确认从事独立运动的反应和结果。

平和内敛的东柱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罪名，自愧一心想做诗人而没有参与更激烈的反抗，断然拒绝签字认罪，慢而有力地撕毁文书，镜头扫过的日籍警官掩饰着自己的惊骇。

与东柱不同，宋梦奎悲愤地懊悔没有实施认罪书上的罪状，决绝地签字确认，审讯警官嘴角微扬，暗自得意阴谋的得逞。

另一段，对比东柱和梦奎被捕前后的不同。

被围捕前，梦奎正在兴致盎然地给集会的朝鲜留学生分析当时的战争态势；当他独自逃到东柱住所外，已经狼狈得判若两人。

而东柱虽深知危机四伏，依旧赴约，准备完成诗稿英文版的出版；看到警察后，他从容地对女同学说：“天空、风、星星和诗”。

影片的叙事也就此嘎然而止。

从镜头对比中，观众感受到的是，写诗的人沉静中传递的坚韧，拿枪的人激情中的脆弱。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即便我们沉默，依旧可以积聚和传递能量。

想起鲁迅先生的文字，“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无论是死亡，还是爆发，沉默都是一种拒绝，是积聚的拒绝，也是没有归途的拒绝。

1945年，尹东柱、宋梦奎相继在日本福冈监狱的活体试验中辞世。

所幸藉由诗歌的力量，他们不曾被时光湮没。

影片的最后，穿插着寥寥数张老照片，东柱的生平一点点滚动，最后定格在暗夜璀璨的星空，黑的、如镶钻的夜空，白色的字，仿佛有自己的光芒。

那几个字是——天空、风、星星和诗。

作为一部电影，《东柱》的镜头是美的。

因为是黑白画面，便有了一种怀旧、悼念和永恒的意味。

黑白灰的画面、风光和人，线条都是美的，星空下大树盘桓的枝桠剪影，瞬间划亮时火柴闪烁的温暖，审讯桌上白色薄胎茶杯中泛起的氤氲，夜读时韩式小油灯的光晕，老宅里主人公青春俊美的轮廓……很少的背景音，是间或撩拨的吉他，简单的音色，偶尔的和弦，与东柱的诗相得益彰，简单而纯净的美呼应着黑白画面的简洁，宛若悼念，有着永恒的魅力。

《东柱》的这些特点，注定它是一部小众、高分的文艺片。

附尹东柱诗作 <图片4><图片5><图片6><图片7><图片8><图片9>

（文/鬼脚七）2014年，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上映，影片以萧红的一生来展现破败时代中的黄金岁月，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影片很难说完美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但是许鞍华的风格尝试仍然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而今年，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东柱》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部两年前折戟的同类型影片，同样的以一个写作者的跌宕一生作为影片主线，同样的与飘摇时代惨烈地对抗，同样的高傲而寂寥的结局。

然而不同的是，萧红尚且可以有能自己决定“怎么爱、怎么活”的自由的“黄金时代”，到了《东柱》当中却成了连选择都变得奢侈的遗憾和荒谬。

对于诗人尹东柱来说，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过“黄金时代”，而只有难以言说的“耻辱”。

影片的主人公尹东柱是一个诗人，这是我们能给与他的最纯粹的定义；然而现实往往无法容忍纯粹——他是一个朝鲜诗人，但他是一个生活在日治时代的朝鲜诗人。

身为诗人的“小我”与身为民族一员的“大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了尹东柱的一生。

28年的岁月，是一场在异国、异族、异文化中的漫长征途。

历史上的尹东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贴上了“爱国诗人”的标签，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生，却始终都是在逃离和回避残酷的现实，始终都在朝着“救国”的道路愈行愈远，从“满洲”到朝鲜，从朝鲜到日本，他违抗父命不学医而学文、背离朋友放弃“运动”而沉浸于文字、不青睐革命而醉心于爱情，甚至，为了更好地追逐梦想，宁可屈辱地按照日本的政策“创氏改名”，以“平沼东柱”的身份去往东京，这一切，都离我们想象中振臂高呼、启发民智的“爱国诗人”相去甚远。

正是这样一个对于政治并不感冒的尹东柱，却因为政治罪名被捕、被虐待而死在狱中，继而被冠以“爱国诗人”之名加以纪念，历史的诡谲和无稽往往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尹东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片并没有急于就做出结论，而是将这种生活流离的若干片段穿插在尹东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当中。

如果说，《黄金时代》是通过当年人物的“出镜讲述”来重新拼凑了一个第三者眼中的萧红，那么《东柱》同样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展现的却是一个从没被人看到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的尹东柱。

影片随着在尹东柱被捕之后在狱中接受日本军官的拷问开始，每一个对于他罪名的指责都以他回忆中的真实状况相对比，是的，这些罪名颇有一些“欲加之罪”的影子：他所热爱的诗人因为身为左派，使他也被打上革命者的烙印；他出于友情而关心朋友，自然也被当做谋反的罪证——但是导演并不是在这里批评和暗讽日本殖民者的歹毒和凶恶，而是在这种反差当中，尹东柱的一脸惶然更为摄人心魄。

《东柱》通过这种反差，完成了《黄金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使得尹东柱的形象得到了重塑，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爱国诗人”，而更多的是一个莫名其妙成为“爱国诗人”的无知青年。

影片在碎片化了尹东柱一生经历的同时，给尹东柱的给一段人生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在日本军官的责难与尹东柱自身回忆的罗生门里，他究竟做了什么，成为了影片所追寻的根本问题。

影片当中通过画外音独白所确立的诗人身份，通过回忆所展开的青年生活，以及在现实中的囚犯处境，形成了相互交缠、抵消、矛盾的不同方面，作为一部同样试图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寻找定位的影片，《东柱》并不是以丰富和补足我们印象中的尹东柱为起点，而是选择以模糊和消解他的固有形象为切入的。

在这种略显混乱的模糊性中，我们关注得以和影片中的所有人一样，从完全陌生的角度去接近和了解尹东柱。

影片的这种立意也在形式上得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应和。

《东柱》采用了双主角的结构（虽然片名叫做《东柱》，至少我们很难分清两人之间谁的戏份更多），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导演的上一部影片《思悼》，少年时代的尹东柱和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表兄宋梦奎一起出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远离了他们故土的地方，兄弟两人一个热爱诗歌，一个擅长散文，双双沉醉于文学的汪洋之中，成长后的二人回到朝鲜就读，进而考入东京的大学深造。

本来亲如手足的他们却因为观点的分歧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正如鲁迅和周作人的多年恩怨一样，尹东柱将诗歌看做纯粹的情感抒发，他既不理解政治，也不愿参与其中；而宋梦奎则顺应时代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办杂志、创社团，像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曾热血沸腾过的那样，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奔走。

决然不同的两人在影片的叙事进程当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尹东柱的不同可能：他究竟是一个不谙世事、单纯幼稚的天真诗人，或者是一个在宋梦奎的反衬当中超脱现实的遁世青年，他的边缘人处境，究竟是一种不屑的叛离，还是被时代放逐的无奈。

和《思悼》当中所描写的父子二人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在特殊的无奈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相似，《东柱》也显然将尹东柱和宋梦奎的并置变成了一种象征，他们成为了一整个时代青年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解放祖国光复的历史使命，另一面却是个人梦想爱恨情愁的自我尊严，特殊的时代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

正如尹东柱自己所说，他成梦奎的“影子”，成了历史背后的鬼影憧憧。

或许我们会问，哪怕国难当头，难道就不允许一个敏感而细腻的青年只写下温柔的诗歌，而不追求热烈的辩论吗？

或许可以，然而他们却无法得到善待。

不参与政治的尹东柱也难以逃脱“被政治参与”的命运，在日本求学的他遭到日本军官的羞辱，被当众剃掉头发，在这一刻，极具象征意义的，我们看到这种两面性被暴力方式所整合，追求个体价值的文学青年被扼杀，而被强迫地“变成”追求民族大义的革命青年——尹东柱无路可逃，只能回头去找曾经的伙伴，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像他一样，参与革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这种转变如此突然，却也如此顺理成章，影片在前半段所一分为二的两条线索在这里重新纠结成为一股。

事实上，剃掉尹东柱头发的，与其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官，不如说是在二战当中裹挟朝鲜的世界局势本身，正如前文所说，导演在《东柱》当中并不仅仅想要表达被侵略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柔弱的诗人身上折射出力量和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在尹东柱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被无法抗拒的时代所扭曲的诗人之魂如何怆然地消失。

影片并不着力地心系国族命运，而更关注个体生命的沉浮。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东柱》最终将时代青年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展现给我们的，是混合着尹东柱和宋梦奎各自特点的朝鲜青年，在祖国沦陷的岁月中欲求报国无门，欲求避世而不可的窘境。

在这里还很值得一提的是，尹东柱找到梦奎，表示想要加入革命，而此前一直批评东柱“过于感性”的梦奎这时却对东柱说：“枪由我来举，你还是写诗吧”。

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表面上相互指责对方的生存方式，这些指责却事实上建立在无比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梦奎何曾不理解东柱的文学梦想，他甚至一眼就能看穿东柱的脆弱和痛苦，因此他才知道东柱更适合的是什么。

在这种拒绝背后，影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完成了兄弟两人的和解，也最终呈现出这些青年们永恒的矛盾和悲哀——在民族解放的重任面前，个人的梦想不值一提，然而“不有行者，无以图未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梦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文学，而保护着东柱的文学。

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这些文弱的青年们，只能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当中最美好和最纯粹的那份梦想。

这种带有强烈悲壮感的和解方式，与导演李濬益去年的《思悼》中的处理如出一辙，在《思悼》中的一对父子通过生死的诀别最终完成了对话和理解，而在这里，走上不同道路的兄弟最终通过相互的成全来完成了对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和解。

相似的不只是导演所采用的手法和方式，而同时也是我们随着影片节奏被调动起来的情感。

可以说，在经历了影片前面近乎冗长和碎片化的细枝末节之后，结尾部分的情感宣泄成为了我们最终理解尹东柱，以及与他感同身受的关键部分。

李濬益所采用的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技巧，无论在《思悼》还是在《东柱》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即便在《东柱》当中，黑白的画面和零散的故事线多少会在影片开始阶段让部分观众难以适应，但是这些缺憾都在影片结尾得到了圆满的补偿。

影片通过这样的取舍，来重新呈现了一个无法选择命运的亡国诗人的命运起落，它最终也没有划定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尹东柱，但是，却的确勾勒出那些被忽视和被放逐的时代青年们的悲哀身影，而这正是《东柱》借尹东柱的经历所折射和传达的无力喟叹。

影片结尾部分，宋梦奎和尹东柱被要求在供认书上签字，梦奎看着纸上罗列的种种罪行：煽动学生、传播违禁书籍、组织叛军、意图叛乱……他签字了，不是因为屈服，而是因为“如果这一切我都做了该多好，我没做到，我很抱歉”；而东柱却拒绝签字，也并不是因为对抗，而是“出生在这个世上，我却只想写诗，我很羞愧”。

如此荒唐，如此无奈。

一个投身于革命的青年因为自己不够“有罪”而痛哭，一个远离政治的诗人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革命而羞耻。

选择不同道路的两人最终因为这尴尬的时代而殊途同归，走上了殉国的道路。

多年之后，尹东柱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他真的“爱国”吗？

是的，只不过他不是以一种热血的呐喊在爱国，不是以一种主义和口号在爱国，而他的的确确是在用每一个字、每一行诗来爱着他那个深受创痛的祖国的。

而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的这份爱，却让他深感遗憾，却让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以写诗为羞的“耻辱时代”。

原载《电影世界》2016年06月号

纯黑配色的画面，的确让影片本身略显沉闷，但这一层迷蒙的灰色，却恰好是晦暗年代的真实镜像。

尹东柱，一位出生在中国东北部朝鲜族自治区的韩国诗人，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为中国人，但他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朝鲜语写成，内心向往着民族的故土，那么他应该是一名纯粹的朝鲜诗人。

他出生的家如今还在吉林，但中国人鲜少有人知道，故居重建也是在韩国政府的资助下完成的。

据说在韩国，他的诗作是文艺青年的爱物。

他短暂的二十八年的生命宛似一颗流星，也许，是他仰望星空时曾经最神往的那一颗。

不同于德惠翁主的贵族身份，尹东柱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电影中，他的父亲小有才学，本本分分，有朴实的价值观。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为民族做点实事的同时也能安身立命，过好日子。

因此，他强烈地希望东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但东柱却与表哥一道热爱文学，表哥写文他写诗，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原本表哥的父亲也不同意儿子走文学之路，但儿子的一篇散文在韩国的著名报纸上发表，老爸深感颜面大增，从此不再干涉。

电影中的尹东柱有别于历史，似乎起步较晚。

在表哥得到认可的时候，他的诗作都藏在抽屉里，没有人知道，也害怕被人发现。

他的鼓励都来自于朝夕相伴的表哥。

但从百度百科上的资料来看，尹东柱从小学起就陆续有诗作发表。

也许并没有发表在著名报刊上，但已被一定范围内的人知晓，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还是可以推定的。

电影中的表哥似乎是一个虚构人物，恰如《德惠翁主》中的金章汉，他的任务是引领故事前行的同时与主人公形成呼应和对照，以达到故事和人物刻画的张力，使电影表现更加丰富。

表哥是个聪慧，有才但思想激进的青年。

中学时向往共产主义，奋不顾身赶往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

但不久即发现被各方势力利用，又回到韩国读大学。

在学校里仍旧革命热情不减，渴望借办杂志来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

与东柱不同的是，他虽然有文才，但不以文学为然。

文学之于他，就像美好的女人，是用来完成革命的工具。

他鄙视纯文学，认为热衷文学是消磨斗志，而被日本人压迫的时代里，人们应该热衷于反抗。

我想他的想法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认同的，也是时代的特征与缩影。

我们对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并不陌生，因为在同一个时代，中国文坛也有大量的秉持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的作家。

也许左联就是最佳代表吧？

但尹东柱却有自己的想法，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里，他都是那个时代的另类。

他不热衷于革命，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诗人，他的诗也从不书写革命，几乎完全与时代脱节。

在生活中，他的理想是认真读书，读英国文学，努力走进伟大诗人的行列中去。

他热爱珍视身边每一个朋友，不以他们为争名逐利的工具，他的作品也渐渐得到教授学者的认可和赏识。

没有表哥的激情和愤懑，他更像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许只有隔着半个多世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才能隔着灰色的电影画面，理解他的理想与追求。

大学被日本人管控，不允许教授朝鲜语课程，东柱听从老师的建议，考虑去日本留学。

这是一个令被殖民的朝鲜民众较为尴尬的选则。

一方面他们生活在日本殖民者制造的苦难中，痛恨侵略，渴望民族自由。

但另一方面，他们要面对民族文化的落后，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文化，不得不去侵略国留学。

在留日的情感点上，中韩两国有所不同。

中国留日的风潮主要集中在1895年的甲午海战之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而随着大面积国土沦陷和全面抗战的开始，不但留日学生锐减，在日中国学生也大批归国。

但韩国却在甲午海战之后一直受制于日本并最终成为其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而在这被强烈抹杀民族性的时代里，大量韩国学生留学日本，甚至加入日本军队。

这其中，一代反抗意识强烈的青年人内心所承受的也许更复杂，更令人深思。

表哥选择与东柱一同留学日本，目的却别有打算。

东柱一心想入京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而表哥只想借机联合在日韩国学生发起革命。

讽刺的是，无心学习的表哥考上了京大，而渴望深造的东柱却名落孙山，不得不转考东京立教大学。

当父亲接到消息后，失望得抬不起头来。

东柱也是失望而落寞的，在日本街头，他似孤独的流浪者，理想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个笑话。

他用民族语言写就的诗歌不能见著于世，压迫永无天日。

韩国学生都不愿去东京，那里政治空气浓烈，常常强迫韩国学生入伍，因此大批韩国留学生都留在关西（京都属关西地区）。

但东柱却只能奔向最危险的地方，仅仅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

东京彻底改变了尹东柱。

他的诗歌得到认可，并被同学翻译成英文，可以寄给英国的出版社寻求出版。

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的老师非常赏识他，认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思想理念。

如果在和平年代，东柱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无须英国出版社，他的朝鲜语诗集应该早就出版了。

但在1943年的东京，东柱没有这样的运气。

他拒绝服役，被闯入课堂的日本军人当众剃发羞辱。

老师不敢阻拦，学生们吓得偷偷哭。

罪恶的年代里容不得他追求纯美的文学之梦。

他终于放弃，离开东京重回京都，并郑重对表哥表示愿意加入革命的阵营。

表哥拒绝了他。

表哥说，拿枪的事情由我来，你去追求文学吧！

表哥不是在讽刺或嘲笑他，他的话道出的是兄弟情。

这些年，他虽然不认同东柱的纯文学理念，但却是一直支持他鼓励他的。

也许是出于兄长的责任，不希望弟弟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

也许是对文学保留着另一种认知，希望它保有一块纯粹之地，不被社会浸染。

东柱的改变，或许可以称为一种觉醒。

受压迫被泯灭的时代，文学之梦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他选择一同抗争。

与其坐以待毙，为不能完成的梦想哭泣，不如奋力一搏，也算一种努力。

表哥虽然没有将他拉入组织，但东柱同样被逮捕入狱。

整部影片就开始于入狱后的审讯，穿插着对往事的回忆。

历史上的尹东柱在监狱里受尽折磨，电影没有直接表现血淋淋的酷刑画面，但并没有削减其深刻性，而是从思想精神层面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东柱与日本审讯官的对话随着情节的推进由浅入深。

在剧情基本展开完毕之后，对话进入更深的层面。

日本审讯官抛出日本人的主张，所谓对东亚各国的侵略，其实是一种解放。

这是军国主义思想洗脑后的一种认知，原发点在于日本曾受美国的欺压，在认知到自身的落后时迸发出的一种耻辱和反压迫心理。

但在极度膨胀中的发展岁月，迅速挤入列强后，日本不但学会了恃强凌弱的国际法则，并将其野蛮扩大化，甚至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念，即“大东亚共荣圈”。

他们自鸣得意的解放，却是对他国的另一种欺凌，而这种从精神到肉体的野蛮征服给他国造成的痛苦与损失远远高于它痛恨的欧美列强。

但这种扭曲的胜利感却根植于诸多日本人心中，以审讯官为代表，他的坚定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残忍的手段，而在于他的思想与认知，这才是摧毁自己亦摧毁他人的最恐怖之处。

可笑的事，审讯定案后，审讯官要求东柱等人在文件上签字。

理由是要走法律程序，并自豪地说，这就是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的区别。

然而在孱弱却坚韧的东柱面前，他的自我标榜却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

他所沾沾自喜的文明，正在世界上制造着野蛮而残忍的罪行，整齐漂亮的文件也掩盖不了血腥的气味。

也许有一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曾经的丑陋与无知，也许不会，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意识到了那些罪恶。

而一直脱离时代的东柱，仰望星空追求文学梦的东柱，孱弱而木讷的东柱，拿起那一叠文件撕了个粉碎，坚决拒绝签字。

他说，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却渴望成为诗人，没有成为领路人而做了一个跟随的影子，感到很羞愧。

与激愤的表哥不同，他的隐忍与克制蕴满了一种强烈的痛，他不再说日语，最后的心声是用朝鲜语说出的。

至于审讯官懂不懂，他已不再在乎，他的坚持不必人人皆懂。

尹东柱死在1945年之初，半年后日本投降，结束了罪恶的侵略。

这是最令人痛惜与遗憾的年份，我们都希望他再忍忍。

但历史总是那么残酷，一个人的生命无法以历史进程为极限。

但东柱的诗篇却没有一同消亡，他的压抑与忧伤得到了后世读者的认同和理解。

他谈不上伟大，但这短暂的历程与并不曲折的故事却在阴暗的画面中闪亮着，一如夜空中的群星，有一颗并不算明亮，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泽。

也许，那就是尹东柱。

影片全部是黑白色调 用以描绘那个黑暗又充满斗争的年代 东柱是位诗人 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国家战乱 深受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扰下 他是一个影子一般 不敢靠近真实的光 却渴望用诗表达去向往 节奏很慢 情节是由东柱的诗和他的心绪所串联起来 不断地闪回 回到现实 再闪回 宋梦奎与东柱之间在审问的结尾部分 蒙太奇的剪辑将两者和而为一 但又表现了二人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根本不同 宋梦奎是火热的 充满着斗志与意愿 而东柱是一本诗集 翻起来薄薄的几页 读起来却知内心的疑惑、迷茫、困扰、羞愧与坚定 记忆深刻的是对二战时日本人的形象塑造 有清醒却无力的反军国主义者的教授 也有极度自卑与自信渴望胜利到狂乱的军国主义者 表面上谈着解放亚洲 但意义何在 或许只有他们内心的欲望可以解释吧最后 东柱的诗集叫作《天空 风 星辰 和诗》 他说自己身在这个战乱的年代仅仅想成为一名诗人是羞愧的 但正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 才赋予了他诗的内容与思想以及对自我和民族身份的追寻

文字狱么，不过这是在抗日期间，被镇压！

说实话，就是被倭寇镇压了，杀害了。

在韩国的政治生活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与反日联系在一起的。

为不忘“亡国”之耻，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韩国始终抓住两条线不放：一是清算历史，铲除“亲日派”，为抗日功臣正名。

在韩国，凡是“亲日”派人物，一律不许进入政界。

在国家机构中，政府专门设有一个特殊的部级机构“国家报勋处”。

其职责是表彰在抗日独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抗日英雄和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这些人在乘坐飞机时可拿经济舱的票坐头等舱，还可以免交高速公路费和停车费等。

　　于我而言，尹东柱是个太过陌生的诗人，但他的经历，可以勾起太多关于那些我们熟知的作家和诗人的记忆。

他生长的年代，是中国新诗喷涌而出的发展高峰，是中华民族经受着惨痛的战争与殖民的年代，是一个黑暗、残酷、屈辱的年代。

看《东柱》时，我一直被一种巧妙的代入感所牵引，大抵因为，那些课本里反复提及的，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册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坦白来讲，在看这部电影前，我从未真正读过东柱的诗。

就影片中出现的几首而言，意象可算浓密而悠远，即使大多数主题压抑而绝望，读来仍有几番诗人的浪漫。

渐浓的黄昏，疏密的星斗，溪水和草地，密集的雨，东柱一生之所写，付诸图画，本可以是数幅辽远空寂的画卷。

然而导演却用黑白色调，穿插叙事，缓慢克制地讲述着关于诗人的悲伤的一生。

不为尊者讳，不刻意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东柱》里，处处是导演极简的追求。

　　在韩国，尹东柱是深受喜爱的“爱国诗人”。

“爱国”这两个词，本身就带有某种政治立场的“正确性”。

但对于东柱而言，这个正确的政治立场的确立，却并非如革命叙事那样恳切和坚定。

东柱只是一个木讷的文学青年，一个梦想写诗的“写作人”而已。

这是我最喜爱这部电影的一点：从始至终，东柱都彰显着他的诗人本色。

　　电影的另一主人公梦奎，是东柱最好的映照。

如若从革命叙事或战争叙事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人设，独立运动家梦奎显然是会充当东柱的启蒙者，抑或人生导师的角色。

梦奎是有革命家的气质的人，影片一开头，在村民面前演讲时，其政治运动家之本色就已凸显。

若是沿着这个叙事模式进行下去，东柱受其影响而投身革命浪潮，奋笔疾书，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鼓舞全体民族反抗侵略，后被迫害蹂躏至死，若是足够煽情，大概也可以成为邻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巅峰之作。

　　但梦奎和东柱的关系却并非如此。

与张扬，激烈，满腹理想的梦奎对照，东柱一开始，像是他身边的影子。

梦奎的作品在报纸上刊登而诗人东柱却未受垂青，梦奎提议创办杂志而东柱只是其中的写作人和追随者，梦奎提议去京都大学读书而最终梦奎考上了京都大学东柱却落榜。

正如串联起所有故事的日本警察的审问，梦奎独立运动的政治家生涯几乎不断的与东柱发生交集，仿佛整个事件的参与者，但东柱本人，却只是一个壮志未酬的落魄诗人。

作为诗人，文字使用权被剥夺虽已足够让他对民族的耻辱有痛彻的体验，但却并未直接引领他走上反抗之路。

他仍然只是一个诗人。

　　他读诗，写诗，对于政治涉猎未深，对于学生运动更是一窍不通，在满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备受战争伤害的民族中，文学，是最不受尊重的一件事。

　　——父亲说：“你要是学医科，用医术能救活多少人啊？

这事是不是比写几个文章更好？

文章写得再好，最多只是个记者”　　——梦奎说：“如果不能改变世界，文学有什么用？

写作是种权利吗？

”……“谁都能写诗”　　后来他被剃发，无处可逃，孤身去寻找梦奎，声称要加入行动，成为其中一份子时，面对梦奎“你还是继续写诗吧”的劝告，反问道：“你不是说我是写诗用文学在逃避吗？

”一个问句，足够看穿东柱的心魔。

他写诗，爱写诗，但面对民族所经历的屈辱现状，这个诗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他对“文学有用”的判断一直模棱两可，在这样一个注定民族大义凌驾于诗歌文学之上的年代，一个单纯的“诗人”，对于他的写作，如此挣扎。

于是他也在自己的诗作中忏悔，也在绝望的文字中，记录这个压抑而悲伤的时代。

　　他终于决定要抛下用以逃避的躯壳，走向战斗前线，却为了自己的诗集，在梦奎行动失败，让其一同逃亡家乡避难之时，留在了已不太平的京都。

政治家能屈能伸，诗人却割舍不去对其文字的脉络。

对于东柱而言，诗歌，这片土地，都是他割舍不去的命脉。

一如剃发时的倔强，他的被捕，他的悲伤天命，是诗人之必然。

　　韩国人眼中，尹东柱是一个爱国诗人。

但这部电影，却展现出了，比“爱国”两字更多的，一个属于“诗人”的负责的精神世界。

在这样一个文学或被实用主义者摒弃，或被政治家功利化运用的时代里，尹东柱在这个所谓的“逃避”的空间里，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自我的思考与反抗。

直至最终审问时，当他面对日本警察所谓的亚洲解放发出质问，对于履行“合法”程序的审判颤抖说出：　　——“因为感到羞愧，所以不能签；出生在这样的国家，希望能写诗，想成为诗人，觉得很羞愧；没能在前面领路，只是像影子一样跟随。

因为感到羞愧，所以无能签名”　　这是全片最使我感动的地方。

对于一个为民族所纪念的爱国诗人，文字也并不是特殊时代的解放。

他守住了文学的纯洁与力量，也在写作和对自我的挖掘中，寻找到了，作为被侵略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心。

他坦诚的面对了所有“不成熟”的过去，与梦奎成为了同样的民族志士，殊途同归。

然而，“诗人”与“爱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后代被简单并列使用加之于其身的定义，对当时的他来说，却是天平的两端，取其一而舍其一，永恒的无解。

　　东柱只是个诗人。

一个明知是悲伤天命，仍写下一句诗的诗人。

只是这一句，已足够书写，他短暂而不凡的一生。

附：尹东柱《序诗》但愿仰天也全然无愧于心， 直到生命尽头！

我对叶子上起的风 也感到苦恼。

我要以歌颂星星的寸心， 去参爱将死的一切。

而后，我要走上那条 付与我的路。

今夜也有风拂过星辰。

生活在特别时代的文人墨客被后人镶裱进历史的边框 成为某一类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失去了作为一个平凡人的标签而成为一种符号的存在 这是传记类电影处理人物必经的升华途径也是很难突破的一个瓶颈 看完东柱的传记电影 没有让我感觉到他是主角 平凡卑微到成为故事里历史中的一粒沙 而相较之下他的诗却成为照亮后人们光亮的星 一颗饱经折磨的心化成启迪人心的文字 何其悲壮何其哀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