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我们自私，我们善良，我们是人民这部电影讨论的人已经够多了，讨论得太多的电影，已经用不着作什么简介。

它虽然没有公映，但绝大多数影迷都已经看过。

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局被网络和盗版架空了。

这真是个可悲的事实。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最好先重温一下《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抗日老电影，《鬼子来了》的意义，大部分是在同这些影片的对照中产生中，所以某些专业“搞”电影的人说，丫姜文不过就是取了个巧。

至于“取巧”二字是不是足以推翻整部影片，他们没有说。

《鬼子来了》的故事起因，是那个从来没有露面的“我”。

在抗战老电影里，这个“我”总是和人民鱼水深情，在人民的保护和协助之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盘踞在村口的日本鬼子，成功地打退鬼子一次又一次扫荡。

而《鬼子来了》中的“我”变成了一把顶在马大三额头上的驳壳枪。

这个“我”留下两个麻袋，扔下一句话，说是大年三十晚上回来取，有空替他们“审审”。

马大三打开麻袋，麻袋里竟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日军军曹，一个翻译官。

挂甲屯的村头就是日军炮楼，炮楼里的日军天天吹吹打打进村出村，还亲切地摸孩子的头，给他们散糖果，一派“东亚共荣”的祥和气氛。

在抗日老电影里，摸孩子头的，是地下抗日武工队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战士。

这个“我”大年三十晚上没有出现（当然不会出现，电影里说要怎么样，结果就不会怎么样，这是常识），马大三面临一个大难题，如何处置这两个活人？

《鬼子来了》中的人民是自私、愚昧、分不清敌我的，它没有给“人民”留下丝毫面子。

我这里的“人民”包括我自己，我丝毫不觉得它是一部过去的传奇就与我无关，我就可以高高在上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啊！

对此，姜文自己解释说，如果抗日老电影对人民的描写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军队就没有犯下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因为他们其实是伪装成百姓的军人。

如果我们要说日军屠杀了中国平民百姓，就必须承认，人民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的。

但是，《鬼子来了》在这条路上又走过了头，这恰恰是姜文过于自信，以一副解剖别人的姿态示人造成的错误。

比如马大三和村民对“我”的争执，不是显得好笑，而是显得无聊。

把别人看得太笨，证明的其实是自己也不怎么高明。

人民固然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但也不至于就是《鬼子来了》里那样，全部中国人，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屯村民、城里的伪军队长、清朝刽子手、说书人、妓女、国民党军官和围观的人们，全都以漫画的面孔出现，最终目的都是说：中国人就是这操性。

从这个角度说，《鬼子来了》对所谓国民性的认识，不见得比抗日老电影高多少。

抗日游击队把日军拖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这个总是历史事实吧？

八路军人数在抗战结束后增加了几倍，这个也是历史事实吧？

如果中国人真是《鬼子来了》里这样的，这些人从哪里来？

难道都是驳壳枪顶着额头参军的？

总不能说你看到了黑暗面就是认识深刻是不是？

不过我们可以说，看到了黑暗面，在国家只提倡说光明的一面时胆敢跳起来说，这也需要勇气，姜文就有这样的勇气，其结果就是遭到禁映。

姜文所说的其实是常识，那就是，我们人民，很自私，但也很善良。

对日本人的认识，反而是《鬼子来了》的一个亮点。

我还记得在《地道战》里那个鬼子头目，面对八路的枪时满面惊慌，徒劳地举起军刀，被一脸正义的游击队队长“啪、啪”两枪崩了。

看电影时我还小，鬼子头目的獐头鼠目和八路队长的一脸正义真是历历在目，而那两声枪响也回响到了今天。

当时我就想，日本人这么脓包，怎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中国半壁河山？

后来看了《菊与刀》和《武士道》，才知道一些大概。

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死在敌人手上的。

所以，我完全理解《鬼子来了》里日军俘虏“宁死不屈”的表现，也完全意姜文对日军小队长见到俘虏回来时的处理。

根据武士道的逻辑，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怜悯一只蚂蚁，却毫不犹豫地砍下马大三的脑袋，这个做作的处理我也意见不大。

张献民在《看不见的影像之<鬼子来了>》里说：“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

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

”对于汉民族，我同意张老师。

但对于日本人，张老师基于何种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而不赞同姜文的看法呢？

有时间再问问他，不过我会提醒他，军人和普通人不同，战争状态和和平时代不同，过去和现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不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2000年姜文应该是37岁，不到40的年纪能对人性的洞察至此程度，很难想象他37年所经历的是何等丰富与残酷。

鬼子来了是所有反映抗战题材的电影中抓角度最独特的一部：全片总共不过4、5个场景，没有大场面，主角是大字不识的底层小农，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高智商的斗智斗勇。

统供就这么点料，姜文却能以小见大，极尽细致的刻画揭露了人的内心和思想斗争的全过程。

如此真实深刻又接地气的人心诠释，让陆川的《南京南京》也望尘莫及。

向姜文致敬。

我理解的姜文试图表达的人心：当善良又愚蠢的羊和凶狠残酷的狼相遇的时候，羊总是想竭尽所能的迁就狼以图保命，然而狼永远是狼，羊反抗与否最后都是个死，所有的和平只能是伪善暂时的，可愚蠢的羊看不透，该反抗的时候自欺欺人不反抗，等到终于醒悟拿起武器冲向狼的时候，游戏规则已经不允许了。

愚蠢比懦弱可怕，在愚蠢面前，再多的善良只能徒增愚蠢的程度。

这自然就解释了为何此片遭到长期禁映：1，歌颂中日亲善事实的民间故事，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2，国人的窝里斗、外面怂，从最底层根植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在霓虹国人的强大精神原子弹面前，是那么的卑鄙、龌龊和让人心碎的同情。

3，当上一代人已成为懦弱甚至不分善恶之生存至上的卫道士的时候，其下一代必然会受这种影响而自小麻木、自私的成长。

影片为最大程度还原那个年代的味道，除了最后1分钟回归彩色画面，其余的全黑白画面，这让视觉上很难受，但极度夸张且快速切换的面部特写和纪实性镜头拍摄手法缓解了黑白高强对比度带来的视觉上的不适，让你有种像与全村老乡挤在大队公社看一台破黑白电视的兴奋感。

这是部比让子弹飞强10倍的好电影！

这个电影看得我可焦虑了。

我看到好多评论里说到“荒诞”、“好笑”什么的，我能理解荒诞，但是完全不能理解好笑，我看的时候可焦虑坏了，完全没有任何好笑的感觉。

越荒诞的时候我就越焦虑。

我猜应该是这个电影激活了我的镜像神经元了，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时候是我该怎么办？

被人用枪指着头，求守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办？

发现袋子里是两个大活人，而且是日本人和翻译，这个时候又怎么办？

说是几天来取，过了半年也没人来怎么办？

那俩人提出这种协议怎么办？

这些都够焦心了。

然后换一面： 祖国派我出去打仗我该怎么办？

我打仗的时候被人捉了塞麻布口袋怎么办？

有人天天给我吃喝但是不断地讨论该怎么弄死我怎么办？

我一边看电影，一边自省： 点头哈腰叫着“森赛”的村民是丑陋的，给日本人和翻译包饺子是愚善的，叫嚣着死得光荣的日本人是被洗脑的，坐在澡堂子里讲传奇的侩子手是荒唐的，躲在墙角边说这是个好故事的唱评书的是劣根性的。

我看着就很心虚。

我作为一个现代的旁观者应该有更高的境界，但是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我该怎么办？

姜文的出发点可能是想将抗日战争真实的展示出来，展示当时国民的情况，以及当时日军的情况，让大家看到这种无奈、荒诞和恐怖，从而反思战争。

不过我觉得，到了这年头，战争或者说类似二战的战争已经不是主要危机了。

但是生活中同样存在荒诞的可能弄死人的事情。

这年头各种各样的奇怪死法有人专门整理了一个长长的列表。

现代社会人们享受着各种现代化便利，同样也就承担了现代化的风险，包括科技的，也包括人文的。

威胁甚至变得不再来自他人，而来自我们正依赖的一切。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两个口袋里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猪肉涨价，火车追尾。

我总觉得，在真正的威胁面前，我跟村民们一样不知所措，一样可耻可笑。

太让人焦虑了啊。

【完】

在抗战末期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农民们阴错阳差地犯了东郭先生的错误，相信了被俘的日本军曹，用他向日本人换粮食。

当村民庆祝满载粮食的鬼子来了时，欢宴化作屠场。

一番嗜血后，日军上司宣布天皇下令投降---而这命令，早在他们行凶前便已接到。

最终，冲入日军俘虏营地大开杀戒的复仇者，因违反停战协定被处以死刑……但最终村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和为之付出的代价。

看完这部影片我了解了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前仆后继、不屈不饶的战斗英雄和革命先烈。

从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向革命先烈致敬！

姜文是一个像野马般奔腾的男人，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他的作品一如他的为人，在嬉笑怒骂间思考人性。

他的《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都不乏大量反思人性的情节，但对国民性的思考最全面最具体的，还是《鬼子来了》，甚至不夸张的说，《鬼子来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力度比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都毫不逊色，或者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影片不仅探讨了抗战时期农民的现象，还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式进行了反思。

首先是影片的主角马大三，他和挂甲屯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愚民的代表形象，善良憨厚而又猥琐狡猾、胆小怕事，只要不被逼上绝路就不会想到反抗，是传统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也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农民的真实状态。

在“我”将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送过来时，面对这种飞来横祸，他只有接受而没有反抗的余地。

那个场景充满了隐喻，当时马大三正在和寡妇鱼儿胡天胡地，那个“我”的突然闯入打断了他们的缠绵，还留下一个大麻烦。

小农在自己的桃花源里怡然自得，可以胡天胡底，却可能随时祸从天降，在这里，那个“我”并不需要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身份：共产党或是国民党或是绿林好汉，“我”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可以是命运、可以是天灾，可以是人祸，战乱或瘟疫什么都可以，小农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任何一个都可以蛮横而轻易的打破他的正常生活。

之后情节的发展更表现了小农的宽厚或者说是懦弱，面对不断生事的两个俘虏，马大三都是好吃好喝地供着，送走两个俘虏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胖了。

直到最后，等到村民都被杀了后被逼上绝路，才奋起反抗，大斧向鬼子头上砍去，但凡还有一丝希望，马大三是不会如此决绝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也是如此。

村民中有个角色颇值得玩味，那就是寡妇鱼儿的公公，在村民都不敢处置两个俘虏的时候，只有他叫嚣着“我一手一个掐巴死倆”，在日本人屠杀村民的时候他真的实现了之前说的话，开枪反击还掐死了一个日本兵。

可这样的人在现实的境地是怎样？

瘫痪在床，不受重视，在发出豪言壮语时被捂住嘴，勇士被愚民排挤、捂嘴，也是蛮有隐喻的。

儿子死了，至于怎么死的无从得知，但从家里还有枪可以推测出应该是为了抗战而死，儿媳妇和其他男人乱搞还怀孕了，英雄落得如此下场，影射了某些现实。

另一个主要角色是日本兵花屋小三郎，也是农民出身，和挂甲屯的人的区别就是他接受了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洗脑，被战争异化了。

他的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武士，在挂甲屯的过程就是他的武士身份不断被剥离，农民本质不断显现的过程，最后前清刽子手的那一刀没砍掉他的头，却砍掉了他武士的面具。

当他被送回军营后，他受到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辱骂和暴力，又经历了一遍武士道精神的社会化，他的兽性压制了人性，向村民举起了屠刀。

这不止是日本人会这样，人性如此，都是棋子，被战争异化而别无选择。

最后出场的国民党军官吴大维也是充满了隐喻，两只脚瘸了，总是有两个玩世不恭的美国大兵在他身后，暗示了国民党只是被推到台面上的傀儡，操控一切的还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两次处决杀的都是中国人，只对自己人下手而不敢对付真正的敌人，满是暗喻。

处决的时候国人的看客行为更是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中国的影视化呈现，但在广场上的各国领导人如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的巨幅照片和各国国旗也是别有深意，让人想起《一九八四》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肉食者高高在上俯瞰着众生，百姓在肉食者的阴影和俯视下苟活。

记得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了几遍之后，心中有很大的动容。

原来中国还有这等导演，这等影片。

把年代的，历史的，记忆的，青春的，苦涩的，甜蜜的，把那么多那么多的倾诉，温和自然，优雅圆融地调制成直抵人心深处的光影。

面对导演这样的才华，除了动容，是一点点感恩带来的宽容。

宽容了，可以宽容他不再超越，甚至可以宽容他江郎才尽。

毕竟那么多那么多的艺术家，巅峰的代价，是穷尽一生的高度。

但是姜文没有让我失望。

在正对《太阳照常升起》如火如荼宣传的当下，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看了他《阳光》后的另一部影片。

《鬼子来了》。

反战的电影何其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重量而是视角了。

在这里，反战，与其理解为反对战争，不如说是反思战争。

我想反思这个词对常常犯错误的人类来说，更有力量。

我看见了姜文在片中传达的反思。

我想这种反思是这部影片在大陆遭到非议的根源，视角的不同挑战了人们传统的抗日思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哪怕是一点点，也会招来大的不安。

我们中国人。

所以能够理解很多外国记者对这部片子毫不掩饰的溢美之词了。

如果把单方面的民族仇恨冷却一下，再客观一点，再高一点，我想我们眼中的战争，就会更加接近《鬼子来了》，而不是《某某战》的样子。

当然，我没有诋毁红色电影的意思，只是觉得，随着历史的推移，我们的思维是不是也要成长成熟起来。

愚昧和善良的人民们，战争唯一的受害者。

最后马大三的头颅落地，黑白的视野被鲜血涂上了颜色。

他的头在笑。

至始至终，在这场打着民族解放旗号的大战中，藏俘虏，养鬼子，敌友不分，灭门之灾，到原始性地报仇雪恨，同归于尽，他混混沌沌地活在自己的逻辑中，并终于让自己的逻辑完整。

他的逻辑，是由一个中国壮年男性农民的生机，善良，愚昧，对粮食的向往，对平静生活的渴求建构起来的。

这种建构，简单而又自然而然，简陋却又无可厚非，所以当高高在上的国民党将领下令铲除这个败类，大三的头颅玩笑般地落地的时候，看着站在中山先生头像前的国民党将领，看着成为俘虏的日本残兵，看着周围哄笑着的人群们，很多概念轰然倒塌，不再完善，好像一下子疑惑起来，谁在打仗，为谁打仗。

这样的电影，总算是为反战电影作了贡献吧。

所以，我没有失望，反而对我国的电影事业有点信心鼓舞起来。

虚伪的国民党高官，身后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周围起哄欢笑如同过年一样的民众和跪地等待解脱的马大三形成了一幅鲜明的黑白画面。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大鼓唱段：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大鼓先生唱着：“……八百年前咱是一家，使的一样方块字，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嘎牙路我不见怪，往后啊，咪吸咪吸，皇军他给呀……优西优西，大大地优西，就笑开颜啊……”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大鼓先生又唱到：“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掘着屁股跑……联盟是中英美苏，大哥是我中华民族……”如此“太平盛世”，马大三你可以真正地合眼了。

影片中的鬼子最后全都变成杀人狂，他们比起《南京！

南京！

》中内疚自杀，充满“西方人性光芒”的鬼子相比，一点也不人性。

日本影评人石子顺高度评价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日本人都必须看的电影。

的确，这部片子没有简单地把日军丑角化，作为日本人，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无可挑剔。

影片中两位日军主角扮演者，是对片子体会最深刻的两个日本人，他们的体会充满了对战争的反思。

饰演小队长酒冢的日本演员泽田谦说“平时，日久见人心；战争，瞬间见人心。

”“通过对间接资料的掌握，设想，我们如果在那样的状态下会怎么做，很自然地就出戏了。

其实调整一下思路去想，我也是被害者，如果我不去杀人，我就不能回故乡，这样一来，杀人的行为就合理了。

所以我现在能想像当年的军国主义为什么能成功地组合成一个战争机器。

因为军国主义宣传了一个虚幻的‘正义’。

”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

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

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

“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

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

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

当国民党军官接受日本人投降后，马大三杀战俘后第二天当即被国民军官判处死刑。

众多的同胞都在嬉笑这看热闹，可能是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人生否权当热闹与笑柄。

但是在要求日本军人行刑的的时候日本军官惊了一下并且不敢相信，当即又问了一次翻译官是真的吗？

当时的心里应该是想，这种情况至少如果是在日本，这样的人不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是移交给俘虏行刑。

在别国面前不维护同胞，国民军官站在十分客观的角度，不偏不倚，演讲着“这样的人枉为人”，将一个同胞的生命交到战俘手里任由他们行刑，看到这儿真的很痛，很痛……不知道当时我们民族到底被愚弄了多久才会落下这种结果。

使我对鲁迅先生的文章理解得又深刻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