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好内耗啊……”德格娜说着，身体略微前倾，长发拂面，深紫色的尼泊尔条纹裙长及脚踝之上，她觉得这样打扮见人会感觉比较舒服。

访谈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半小时，她的嗓音并不嘹亮，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微弱，她聊电影、生活和家人，也谈及自己的信仰。

时常低头或者侧转身躯，斟酌片刻，才开口，这可能是用心的表示，也意味着一种内在的消耗。

我们约在她家楼下的咖啡馆，这里是她写剧本经常会去的地方，似乎在这个空间里，她可以自然而然沉潜到内心世界之中。

2015年，凭借处女长片《告别》，德格娜在那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得奖，这位内蒙古女导演独立创作的关于成长、亲情和死亡的个人叙事被曝露在公众面前。

自传色彩、内心独白、女性视角，成为了德格娜的标签。

她也并不否认，她的电影创作几乎都来自于自己最为熟稔的、体验最深刻的个人生活领域。

《告别》的故事百分之八十取自她的真实经历。

由于父亲患病，德格娜从英国回到北京，陪伴他直到去世，在这段时间内，她经历了与亲人和爱人之间关系的张力，也旁观家人之间若即若离的距离感，最终在内心达成了一种和解和对成长的体认。

“距离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感觉。

”她说。

因为去国离乡而孤独，也因为关系疏远而冷漠。

这种疏离感在电影主人公身上表现为一种凛冽的叛逆——冷言冷语、打扮乖张、隐而后发，人际的龃龉都成为了她内心冲突的外化。

我不禁问：“你不担心自我暴露吗？

”“我没办法呀，我倒希望自己能藏起来。

”话虽这么说，德格娜很放得下自己的形象。

这个角色来自于自己，也由她亲自扮演。

她从自我当中抽离出来，把角色当做客体一样剪切和塑造，形成戏剧化的提炼。

她不在乎世俗意义上的美丑是非，唯一关心的是这个角色是否真实而富有魅力，值得挖掘和探讨。

有人曾经对德格娜的拍摄方式感到疑惑，“‘这么伤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哭？

’我想，这就是我呀，我没法给你哭，我不是这种人，我就是这么冷眼看我的生活的。

”她说。

撰写剧本的时候她正处于青春迷茫期，因为父亲病重，心情忧郁，感到虚无，看不到未来，因而注意力不自觉地被社会灰色事件所吸引，2012年世界末日之类的流言为电影背景着色，也是主人公心境的返照。

回看当年的自己，她的态度是释然的。

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一个必经的过程，当他翻越了生活的起伏，才会看到当年那个年轻人的状态是这样自然、合理，又与那一代同龄人共享了许多性情和体验，这都是可以被悦纳的。

《告别》之后，德格娜想从更大的维度、用不太自我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她暂时不能离开北京，考察另一个环境，回看自己的生活，她又感到难以面对，以至于有两三年的时间她无法下笔写新剧本。

新故事是随着内心的负重慢慢被放下才成型的。

她抛弃了要写一个历史人物的念头，而聚焦在一名城市蒙古族女孩身上，这就是正在筹备中的《生生不息》。

《生生息息》表达的重点之一在于宗教信仰，这和德格娜作为佛教徒的身份密切相关。

宗教信仰在于一种更彻底的与世界连结的方式，而信徒往往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才达到对宗教的更深体认。

“有的人寻求宗教，不过是为了摆脱现在，不一定是真的想明白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们被痛苦裹挟地去看待信仰。

慢慢地，看明白这些，就会有一个变化。

我想写这个角色慢慢从宗教中排解痛苦，慢慢能够理性地看待信仰。

”她说。

德格娜觉得物质生活与精神体验是不无相关的。

到三十岁以后，她开始学习怎样装修房子，怎样买一个家具而不上当受骗，她面对的是生活最本质的需求，她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可以帮助她真正去看清自己与世界、与他人之间的联系。

在这一点上，她羡慕藏区的牧民，她每年都会去那里旅行。

她看到，牧民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却总是笑脸迎人，愿意无条件地帮助别人。

“这就是幸福指数，我觉得藏族人比我们幸福。

他们的文化归属感强，从而存在感强烈。

我们城市人所经历的散乱和虚无感是前所未有的，人离土地越来越远，越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她说。

蒙古性也是德格娜始终坚持要表达的。

她把自己创作的电影定义为民族电影。

当她看到，城市这一代蒙古人走到今天的位置，他们不可逆地要面对自己身份的消失，以及牧人生活的巨大改变，她从内心生发出表达的诉求，可以说是一种来自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感。

所谓民族的问题，在她看来，就是根的问题，蒙古族的困境就是普世意义上的身份焦虑，它本就属于所有人。

如今，每每回到度过幼年时代的呼和浩特，德格娜都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

她记得父母在内蒙古制片厂家属院剪片子的一举一动，在标准放映厅看电影的一点一滴，她也曾经在片场里扮演卷毛线的小演员……之后随着父母北漂而经历了从记忆到文化的连根拔起。

故乡逐渐成为了一个无可依托的抽象概念。

《告别》的下半部分讲到父亲暂回内蒙古制片厂所目睹的老体制困局，经济上的困窘伴随了一代人身份认同的缺失。

影片拍摄完毕之后，制片厂完全被拆除了。

而德格娜认为，以她和忻钰坤、张大磊为代表的内蒙古青年导演正是在老体制的崩塌之后所涌现出来的体制外的一代，他们发出了另一种崭新的声音。

德格娜怀疑过电影，也怀疑自己，但终究在内心找到了答案，她认为自己适合做这个职业。

她的生命从电影开始，也在生活和电影的相互投射中获得了新的延展。

Q&A：《生活》：你的影片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你觉得这样创作是一种内耗吗？

德格娜：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消耗，我其实要写自己也是必须从客观角度写，不能特别具备这个能力，这个电影就太感性，不是我自己喜欢的那种。

自己写自己，有一个冲动可能就是内心经历困境，或者你的生活相对比较封闭，你其实很想从中看清楚，我觉得电影可能一定程度上有这么一个功能。

另一部分，我觉得，来自于你为什么要表达自己的生活。

我对我的亲人没办法用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感受，无论是表达爱也好，还是为了梳理清楚生活，总是有沟通的障碍。

拍一个电影，一定程度上可以向他们讲清楚。

这90分钟是另外一种语言，我觉得它有说服力，会比我在生活中跟他们讲要清楚得多。

一看就知道，我是不是爱你，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的生活，怎么理解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这些年我们的体验，我是怎么看我们的记忆，我怎么体会到你的难处，告诉你其实我从内在很深的地方是非常爱你的，也渴望你的爱。

我觉得他人可能真的不一定有这个能力站在你的角度去这么清楚地看明白。

但是，用电影拍出来就很清楚，我想说的那些很深情、很深刻的东西，就在银幕上。

所有的电影都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的，伊拉克战争也是从一个视角切入的。

我通过一个电影希望讨论的，首先更贴近于我们内在本质的体验，我觉得从我自己出发可能是最方便、最快的方式，至少在我当下的生活状态下。

我也可以拍一个草原的故事，如果我真的要拍，我总得有时间在草原上生活，不能乱拍一个，想像一个，当然我也可以那样写故事，完全戏剧化，通过一个小新闻，编造一个生活，那不一定就不代表真实，但那就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那种风格，我可能就更喜欢看真实生活里取素材。

我比较喜欢现实主义的东西，我们得深入了解主体和人物，我的生活中环境是特别简单的，拍完《告别》以后我又生了孩子，花了很多时间和家庭发生关系，我体验最深刻的就是家庭生活，没有像大家跟外界接触这么多，没有出去工作，也就写写剧本，参加一些活动。

《生活》：拍摄电影是否改变了你对亲人的理解？

德格娜：做之前，有段记忆从来没有拿起来，审视过，就把它忘记了。

为了做这个电影，我要回忆、梳理这些人物，他们为什么要处在这个位置、说这些话，你就要审视，这个审视的过程会让我发现其实我对他的情感埋在心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电影起的作用就是拍完了以后你重新再书写了一个新的记忆。

《生活》：你做电影创作会考虑观众的想法吗？

德格娜：我会考虑这个电影是不是个好故事，即使拍我自己的故事，我也会从电影工作者创作者的视角考虑，也会从我认为的好电影的角度看，开头是不是有力量，我不是在写一个日记，不给人看的。

我从来没考虑过自我形象，我完全放得下，才拿出来写，我能接受自己的这一部分。

我不觉得我拍出来的自己是美的或者丑的，只要我觉得这个角色是真实的，有魅力的，不是人格魅力，而是说这个人是值得挖掘的、可以探讨的。

我对整个世界的感受，会放在这个人身上。

《生活》：你觉得电影风格就是你的性格气质吗？

德格娜：每个导演的气质都和片子一模一样，看片子，就可以对导演猜个八九不离十。

人家问过我，为什么这么拍？

这么伤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哭？

为什么这么冷？

我一开始还找一大堆理由回答，我喜欢，后来我发现，这就是我呀，我没法给你哭，我没法找一个陌生人，然后给观众讲故事的时候大哭一场，我不是这种人，我没法给你通过煽情的方式讲一个我的故事，因为我就是这么冷眼看我的生活的。

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导演，他的视听语言跟他的人格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特别本着内心的直觉去拍的话，片子的整个视听语言会和你的人格很像，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干活，那可能不太一样。

《生活》：你曾经说过先有生活，再有技术，这怎么理解？

德格娜：技术就是语言技巧、表达能力，一个人可能内心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但如果没有很好的表达能力的话，包括语言能力、表情和演绎能力，你听故事会觉得超无聊，我觉得技术的作用应该是这样。

作者掌握技术和语言技巧，把一个故事说得精彩，是有必要的。

但是你内在的那种体验、你的生活，可能是先于技术存在的。

我好几年没拍了，我也会想，我技术会不会超差，但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凭直觉，我还是凭直觉来找技术，而不是从书里《技术概论》去找。

我们究竟应该是逮着演员拍，晃着镜头拍，杵在那里静静地拍，让这个演员说哪句台词，什么情绪，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发生这件事情，是在警察局好，还是在寺院里好呢？

还包括，导演是用什么心态在拍这场戏？

着急，还是想慢慢讲？

为什么非得讲这件事情，而不是之前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不是非常复杂的，还得品自己的心境。

我个人排斥类型片、警匪片，因为我精力不够。

我希望电影是我生活很重要一部分。

我部分会考虑经济，但很少。

我越来越发现我是用记忆在写电影，不是用技巧写，对我来讲，一上来就是生活，我最关注生活原初的样子，再剪辑，才有技巧的东西。

如果说不出来，就拍电影来表达，当做是梳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

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就属于我生活的部分，没有电影，我的生活就不那么生动有激情。

《生活》：《告别》之后的短片《海》说的是什么？

德格娜：《海》中的母亲形象更像是真实生活中的我母亲。

它是关于女性的片子，从中青年女性的角度看母亲，也包括关于婚姻的一些感受，谈了很多内在困境。

这个故事肯定跟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生活》：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佛教信仰？

有没有把它放到电影里？

德格娜：我很小心中就有佛教的种子，拍完《告别》之后，开始对佛教更感兴趣。

可能还是因为我内心的困境，我还是想搞清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宗教能不能解答，那看对谁，对有信心的人那就是个解答，对其他的我不能知道。

对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我也在慢慢理解，该如何去修行，该如何去修行，信仰是来源于什么，出自于什么动机，这些年一直在变。

一开始我会很急功近利，为了解脱一段痛苦，可以把自己的头发剃光了，可以做很多仪式性的事，去寺院祭拜，去放生。

那时候的信仰更多是出于恐惧，脱离暂时的痛苦。

慢慢地，我理解到，这样认识的信仰，其实跟减肥、旅行、找个人嫁了是一回事，都是为了摆脱现在，但不一定是真的想明白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自己是怎么回事，不会从特别大的格局去看，而是被痛苦裹挟地去看待这个信仰，把它当做是一个相对目光短浅的工具。

慢慢地，看明白这些，就会有一个变化。

宗教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归属、依赖，父母不能给予的，宗教可以给予，也是一种教育。

我觉得当下非常少的人真的理解宗教，佛教到底是什么的，理解得这么深刻是很少的，这是现在挺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把宗教写进电影里。

我就想写这样一个角色，写她慢慢从宗教中排解痛苦，慢慢能够理性地去看待信仰。

这是一个现代蒙古女孩的故事。

我为什么就想写现代了？

我拍完《告别》了，想到我不能老是写自己的故事，这样是不是太狭隘了？

我想从更大的维度、不太自我的方式来表达，后来我发现，一我没有这个客观环境，要照顾孩子，同时我没办法离开北京去看奶奶，还有整个大历史我需要去看。

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没法去写剧本，很大原因我没法面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很好地把自己放下，我自己生活里有我觉得不堪去想的东西，我真的能面对这个部分吗？

所以写剧本在那时候是挺难的问题。

有一天我发现，我应该勇敢地看我现在的生活。

逐渐地放下之后，我感觉到我才开始写了。

我不需要去写一个历史故事，让这个电影看上去好像很有张力，或者是很有视野，只要把这个人物的故事讲清楚，它就是一个《告别》十年后的中年人故事。

所以就把老年人的历史这部分扔了，以后可能有机会发挥。

我现在还在做剧本，三分之一，好多的角色还没定下来。

《生活》：有没有受到其他导演影响？

德格娜：有，有侯孝贤，杨德昌，阿巴斯，锡兰。

这些年我看片子少了。

拍摄《告别》的时候就特别想看别人的片子，因为拿不准自己的风格。

拍《告别》很大的问题是，在现场很焦虑，那并不是很好的状态，那时候很没有创造力，我们就很想去模仿，很想参照别人怎么拍，所以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别人的生活，或者别人某个电影里的镜头，那么这样想有什么意义，那样不会有任何创造力和原创性。

我现在反而就会避开跟我有关的片子，讲母女的等等类似的，我就避开，不想去参照，我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尤其是写我这种题材，就特别需要去看生活。

可能就很多题材而言，大家都应该更多去看生活，而不是看电影而去拍电影。

我记得很早有个纪录片讲，第一代导演是看生活拍电影，第二代导演是看生活，再看第一代导演的片子，再拍电影，第三代导演是看第一二代导演的片子拍电影。

我们不应该是看别人的片子拍电影，而是应该看生活。

《生活》：你觉得蒙古人的性格是怎样的？

德格娜：蒙古人都有精神洁癖，他们真实，不太会掩饰，传统上关注家庭，尤其是女性特别关注家庭。

他们有一点点含蓄，这个部分特别蒙古。

我影片里拍的人爆发的那一面，其实特别不蒙古，传统的牧民家庭特别和善，没有我这种暴脾气。

那个其实是特别城市生活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各种不舒服的环境里长大的样子，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的因素。

《生活》：你觉得自己的电影创作和内蒙古电影传统有联系吗？

为什么关注蒙古性？

德格娜：我觉得新的民族电影，应该是我这样的。

城市的新一代蒙古人走到今天的位置，他们不可逆地要面对他们身份的消失，以及牧人生活的那种巨大改变。

他们家庭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我把这个讲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民族电影。

如果今天我讲一段伪历史，说七八十年代牧民生活，我粉饰那种生活，这是民族电影吗？

我不觉得是。

这个电影在重现历史的影像，它不是真实的。

我觉得我应该讲真实的时代的故事，我是蒙古族更应该讲蒙古人的故事。

我母亲经常会提到成吉思汗的历史，因为她很大一部分的生活都是在书写了成吉思汗的故事，甚至有时候，她对我生活指点，她都会跟我提起成吉思汗的故事，比如说他的胸怀。

其实特别有趣的是，你参照的历史人物，跟今天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不是那个语境了，我们没有办法仍然做着我们作为蒙古族的那样一个骄傲的梦，实际上今天的我们是自卑的，难以融入社会的。

我们越是想要强调那个历史、英雄，想要去回看，往往因为我们今天自信不够。

其实当今所有的民族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使劲地守护我们的民族文化？

实际上也是担心那一部分的我们自己，跟它有关的东西没有了怎么办？

那么我们还是谁？

说故事的过程中，我会担心，讨论民族，汉族人会不会看得懂，其实这个民族就是为了他的身份焦虑而服务的，不是因为他是蒙古族。

我们讨论民族是在讨论根的问题，你究竟是谁，哪里来的，你是什么样的人？

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在意自己的后代，能不能认同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我们讨论故乡，我们在意草原？

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有归属感。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也可能是通过游戏或者宗教，这跟民族其实是一回事，蒙古族不一定是属于边缘的，我觉得这是人性共通的。

《生活》：你认可所谓内蒙古新浪潮电影这个说法吗？

德格娜：不认可。

我知道张大磊是法国新浪潮的粉丝。

我们哪里谈得上对电影语言有一个创新、革命，最多也就是说内蒙古有这么几个年轻人，他们三十而立，做出来一些作品，被大家看到。

我们都有点现实主义，但要说现实主义，我们比第四代要差远了，深刻度要差远了，叫“新退潮”还差不多。

我看我们这一代会觉得，这跟体制改变有很大关系。

我父亲是第六代时期出现的，他们一直在体制里拍，还没有完全转型为纯类型商业，他们还是在半体制半市场的过渡的阶段。

那时候也有一票文艺片出来，比如说一些讲草原牧民的小众电影，那些电影也试着在面向国际市场，包括艺术市场，也在努力过，但是其实你们可能都没听过，比如说像《季风中的马》，但是他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是相对体制化的，而且一直在体制里拍，包括那时候的资本也是来自于体制，比如说电影厂投几百万，所以他们要考虑体制需求，那一票文艺片没有出来，原因就是他们卡在那里。

等到我们这一代，完全脱离了体制，我是在学院里融资，大磊是自己投资，我们都是在市场外的，有这么个空间，我们又都没有太受体制影响，工作经验没有过，大磊最多当过副导演，他一直在拍自己的小电影，他一直在俄罗斯受电影教育，我在英国，我们看了很多欧洲电影。

为什么我们起来了？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时间到了，第一次内蒙可能有这么一票年轻人，在体制之外冒了出来。

（载于《生活》月刊2019年10月刊第167期“未来寓言”专题“回望内蒙电影浪潮”）

其实这部影片并不好用语言去表述，其中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人物情感，都非常朦胧晦涩，需要靠感觉去体会。

两代人的隔阂从审美品味、生活方式、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不同等角度展现出来，散布在影片的各处细节之中。

很多镜头并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冷静的记录让观众观看，反而能达到最准确的情感表达。

在那种疏离薄情的表面之下，是强烈而隐忍的情感，父亲与女儿之间的疏离其实源自爱的表达的错位：父亲以自己那一代人的要求去要求女儿，对女儿的关心只能表现为不停的重复的责备，却无法沟通并理解女儿的内心世界；而女儿叛逆自由，却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对被父辈规划的命运的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对父爱的渴求，对陪伴的渴望都积压在内心深处，无处释放。

影片始终沉浸在一种暴躁，疏离，隔阂的氛围中，不断的争吵、冲突、又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

对“父亲”这个角色的塑造一方面通过长辈和亲朋的侧面烘托，父亲执着、倔强、自我、多才多艺的形象在与不同的人物交往中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女儿对父亲自私软弱的不满也通过旁白直述，从而制造出一种他人视角和自我视角的差距对比，也呈现出父女俩内心世界的距离；而“女儿”这个角色沉溺于虚拟的世界，对现实情感的处理怪异而扭曲，是人物爱的缺失，内心空虚的写照。

“空气草”虽然只在旁白中一带而过，却也是对整个新生的一代无根、浮燥、脆弱、虚无特性的隐喻。

看似一个平凡日常的故事，导演选择从不同角度去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对感情的抒发节制而诚实，所以很多片段都令人动容。

那种在表面的争斗与不和谐之下深藏的对彼此的爱，尽管充满伤痛，仍然是深刻的。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父亲的死亡。

死亡在本片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将原本渐行渐远的两个人物拉扯到了一起，也因为死亡是一件不可逆回的事，是绝对的，无法反抗的，它才令人深思。

它让人愿意去理解和宽容过往，也让活着的生命变得更加虔诚与成熟厚重。

告别也就是这样一种死亡与重生，与父亲告别，也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将父亲的血脉延续下去。

死亡的意义不在于死亡时刻来临时的震动，而是死亡时刻能给在世的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上个月，舞台剧剧作课。

老师命题：“死亡”，几乎所以同学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去描绘这一人类永远无法躲避的话题。

而今天，我看到了。

死亡，能够让一个平日里表面强势、无所畏惧的人，暴露出惧怕这最真实的一面。

正如片中所说，父亲在面对死亡时是惧怕的，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懦夫。

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希望死亡降临在自己头上，父亲只能回到内蒙古，回到老影厂，回到那个真正属于他的地方，通过解决厂里事务，来证明自己生的价值，存在的价值。

可是这并没有实现，回来之后父亲老了一圈，病情加重，垂垂老矣。

在First展映现场，有观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父亲洗澡的时候不关门。

父亲洗澡这一场景是我最喜欢的场景。

洗澡时，我们会卸下一身的铠甲，我们的大脑会驱使我们不自觉地做很多事，唱歌甚至起舞。

一个人洗澡的时候是最干净最纯粹最放松的状态，父亲也不例外。

暖黄的昏暗灯光打在全身赤裸的父亲身上，平时强硬的父亲也无法逃过人类这共同的特性——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愿甘心死去。

例如去找个女人或者去澳门赌一把。

是的，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的记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

山山最终怀了谁的孩子，跟谁结婚了，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父亲的血脉再次延续，留到一个又一个身体里。

当新生的生命触摸到象征着父亲灵魂的奔马图，父亲在山山心中仿佛再次活过来了。

因为，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就是没有死去。

而死亡隶属于生命，正如生一样，世界不会因此流失，因为死亡并不是一个罅隙。

翘课、出去打工、老弓着背，看似数落女儿，实际疼爱，还有着对女儿的愧疚。

抽烟、打麻将、喝酒，还要去澳门赌钱，看似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实则让别人放松。

看似软弱，不积极治疗，实则对自己的病有清醒的认识，把想做的事都做了，不留遗憾。

女儿叛逆却也理解了父亲。

涂们的表演真实、不留表演痕迹，自导自演的德格娜很完美的展现了两代人的不同观念。

父亲在病痛中感受真切的死亡，看见病友痛苦地呻吟默默剃光了自己的头发。

女儿正深陷感情纠葛无法自拔。

女儿和父亲各自的经历，像两条平行线并行不悖，平时二人的共处鲜有实质性的交谈。

女儿都是通过奶奶和姑姑的描述，了解父亲的过去。

在奶奶眼里，父亲一直是个英勇的孩子，从小就与众不同。

姑姑说起父亲曾在一次电影拍摄中摔死过一匹马，按照说法，由此会遭遇命运的坎坷，只有放生才能解救他。

影片中父女二人真正的交流很鲜见。

一次是女儿的男友来到医院找她，两个人终于分手，出于愤怒男孩儿扇了女孩儿的耳光。

女孩儿走进病房，坐在走廊里刚刚剃光了头的父亲叫住了她。

两个人一起出去吃了火锅，没有过多交谈，只是一起默默喝酒。

另一次的更具有实质性的交流是在女儿开车载父亲去树林中给鸟儿放生的路上。

父亲在车里抽烟，指责女儿一无是处，去了英国一无所获。

女儿也抽起烟来，指责是出于父母的逼迫她才去了英国。

鸟儿从牢笼飞入森林，女儿心里并不相信放生的意义，怀疑小鸟是否可以在树林里活过这个冬天。

这是父女二人唯一的交谈，虽然是争吵。

但是正如导演所说，二人虽然处于不同的困境中，父亲直面死亡，女儿深陷情感纠葛，但他们都在迷茫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二人又是同道之人，或者说，殊途同归。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夜里已经无法安睡。

躺在父亲背后的女儿，为了能让他舒服些，把靠垫夹在他两腿中间，就像他平常习惯的那样。

倔强的父亲默默留下眼泪，背后的女儿看着痛苦的父亲，抑制自己的哭声。

两个人一前一后，无声地落泪。

FIRST青年电影展，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优秀的导演跨进主流电影圈的跳板，这从“复苏现实主义电影、电影文化交流、为主流电影工业输入新鲜血液”这句影展宗旨就可以看出。

过去几年，《心迷宫》、《我心雀跃》、《黑处有什么》、《美姐》、《中邪》等影展获奖影片都已经（《中邪》预计今年上映）登陆院线，而今天介绍的《告别》则是第9届（2015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故事长片（同届最佳导演是《黑处有什么》的王一淳）。

大部分时间里，父女间几乎没有完整的交流

最后父女矛盾在树林中彻底爆发，此时构图的疏远感及压抑感也充分反映了人物间的关系多重表达企图下沉稳老练的影像把控《告别》一片中有着两代人间的牵绊，从剧中到剧外。

影片里注入了大量导演德格娜父母的影子，使得影片的半自传性非常强，剧中人说谈论的人与事，所面对的矛盾与冲突，似乎也能外延到现实中来，电影在虚构与真实生活间反复的交替融合，形成了影片独特的观影体验，而影片对于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导演来说，整体影像风格和人物的把控上已经显得非常沉稳老练了。

影片虽然整体节奏缓，但从一开始便将各种矛盾速度堆积起来，剧中人物间几乎都充满对立，父母、父女、母女、母亲与姐姐以及女主与男友，还包括远在内蒙的电影制品厂里的周遭关于体制与改革的矛盾......如此密度的冲突，被父亲与癌症的抗争主线牵在一起，构成了影片较为丰富的内容表达。

这个在物质生活上并不缺乏，甚至取得成功的外迁蒙古家庭所面对的，是世人均无法逃离的生活魔咒。

封闭的空间内，人物的冲突在《告别》中，女主角（导演德格娜自演）所要面对的离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剧中父亲生命的逐渐终结，二是远在北京之外的内蒙古，那个已经逐渐淡出一家人生活的“电影梦”，三则是告别自己懵懂迷乱的青春岁月，回归生活。

要在一部影片里营造多层情感主题其实并非易事，况且父亲、自己、电影梦之间并非某种递进关系，因此我们在观影时发现影片的中间部分变得有些松散，几次女主情感戏的插入便显得有些突兀，最后父女间对立与冲突的化解过程也过于迅速，好在最后回归到了“父女”情感牵绊这一核心上来，让影片故事有了情感上的高潮。

剧中以语言上的差异将人物间的渐离感和交流障碍形式化，就如同剧中反复提到的关于草原的旅游化开发中水泥蒙古包的存在，已经象征着民族文化中许多宝贵财富的剥落，这其中自然也融入了现实的无奈与伤感，这些也进一步丰富了影片的情感层次。

超现实，半夜里万马奔腾的画外音影片属于回忆体，并通过碎片化的影像记录父亲从患癌到最后去世的时光，期间时而穿插的女主画外音，担负着人物状态提醒、背景情感交待以及故事转承的作用。

和其他同类影片相似，《告别》中所呈现的影像风格依旧是突出纪实性，大量固定/长镜头“冷眼旁观”，并接入各类生活画外音，营造真实的环境和人物情绪。

色调上突出冬季北京的阴郁与萧肃，较为突出的冷色系画面增添了‘告别’这一主题的情感深度和氛围，影片在这些方面的打磨较为中规中矩，其独特性个应该体现在电影故事与真实故事的交融上。

一匹马的因果循环1995年问世的《悲情布鲁克》，是导演德格娜父母的作品，作为反映蒙古族抗日题材的经典影片，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过大奖，此次在《告别》中，将这部影片作为进一步深化影片主题的情感主旨的要素，这可以看做是女儿对父母的致敬，或许也是对蒙古题材影片的追思。

有意思的是，德格娜将昔日《悲情布鲁克》中的一个舆论点搬进了自己的影片里（本片中父亲以及父亲友人的饰演者均是当年《悲情布鲁克中的主要角色》），在那个还不重视“没有动物在本片拍摄中受到伤害”的年代，她父母在拍摄中为了营造真实感，将一匹活马推下悬崖，这在如今看来要被喷得体无完肤的行为在当时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悲情布鲁克》，蒙古族抗日题材代表影片德格娜将这个“纠结点”带入自己的《告别》中，并给予这匹马以“戏份”，让它成为片中父亲心头的一个坎，按照剧中父亲姐姐的话，当年死掉的马化成一个“劫”，让父亲患癌渡劫，由此引出后续的“放生剧情”，而父女的矛盾也在那一幕中彻底的爆发，也成为了影片的情感转折点。

至此之后，父亲在病魔的压迫下最终褪去了威严与桀骜，黑夜里他侧卧床上流涕，被击垮掉的父亲和黑暗的角落里痛哭的女儿，彼此放下了防备，完成了父女间的和解，而女儿似乎也一夜成长，告别了陷入迷惘与空虚的青春岁月。

最终，女儿住进了父亲曾经装修好的房里开始担当起母亲的责任，强势的母亲在父亲离去前表露出巨大的伤痛感，也完成了自己与他以及这个家庭的和解......

剧中父亲执意挂在客厅中挂上骏马图；以及他半夜被病痛扰醒后独坐在床头时，背景中超现实般的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声响；还有他回到内蒙古电影厂时对骑马的渴望；在破旧的影厅里看用胶卷放映的《悲情布鲁克》并留下眼泪，这其中也蕴含着父亲对过去的告别，对岁月荏苒的唏嘘与无奈。

这些被誉为马背上民族的后裔，在现实的洪流中逝去了太多骄傲，这些都是影片额外展现出的复杂情感，成为本片独特的艺术表达。

父亲逝去后，家庭恢复了平静，告别即是新的开始。

有些东西得以继续向前，而有些东西则永远消失在过去的岁月中——影片结尾那一段无声的《悲情布鲁克》中的经典画面：蒙古族汉子在马背上驰骋，纵情饮酒狂奔，这一幕的设置既是德格娜对父辈们的致敬，似乎也是对自己未来将开启族人新篇章的宣示。

本文首发于：Dreamers电影评论推荐延伸阅读：“草原三部曲” / “蒙古草原三部曲”——麦丽丝与塞夫联合导演的《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

悲情布鲁克 (1995)6.71995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战争 / 塞夫 麦丽丝 / 涂们 董娉

电影里的告别不止在父女间，还有父亲和过去生活、体制的告别，以及回归母爱，家庭的和解。

但本文，只谈“父爱”的体现。

什么是“国产父爱”？

打死不说，说了就骂，骂完就走，偷摸抹泪。

表面上万分威严，对儿女毫不关心，背地里竭尽所能，为儿女筹谋半生。

国产父爱，就是这样既拧巴，又窝心。

像《那山那人那狗》里的山路一样崎岖，也像《海洋天堂》里的龟壳一样坚硬。

而《告别》里的父爱，直到生命尽头，才得以显露。

《告别》算是一部半自传电影，根据导演德格娜的经历改编而来，以女儿山山的视角展开。

德格娜在接受采访时说：“得知父亲的癌症之后，跟他第一次特别近距离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时间。

”“第一次”，意味着父女关系的疏离。

涂们饰演的父亲身患肺癌，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山山回来陪伴，本该是温馨催泪，但电影开篇就告诉观众——非也。

母亲接山山回家，路上电话不断。

回到家中，父亲懒懒窝在沙发，视刚进门的妻女如无物。

母亲让山山给父亲倒水，山山无动于衷。

桀骜的父亲，世俗的母亲，叛逆的女儿。

这一家三口，谁也看不上谁。

父亲不止一次指责山山的穿衣打扮不像个学生，质疑她是从英国逃学回来，嫌弃她驼背。

山山把父亲的话当作耳旁风，从不搭理他。

母亲总催着山山去陪伴父亲，所谓陪伴，要么是在奶奶家无所事事，要么是在医院晃荡。

父女关系并没有因为此而走向缓和，而是先抵达了爆发。

山山载着父亲去林子里放生小鸟，父亲开启吐槽模式——

山山终于爆发——

父亲并没有下车，父女二人一个在车内沉默，一个在车外哭泣，父女间的隔阂如同画面中错落的枯树。

情绪喷涌而出之后，是良久的静默。

父亲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逞口舌之快以后，被大人数落，躲在一边小心翼翼探查大人的情绪。

女儿在长久的漫不经心的陪伴下，渐渐成了大人。

她看到父亲在面对死亡时的脆弱，又不愿戳破父亲小心翼翼维护的尊严。

她终于发现，是父亲老了。

对于儿女来说，意识到父亲老了，是一件很悲伤的事。

我很清楚地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夜里，我听到父亲起夜，腰不小心撞到了桌角，父亲一边扶着腰挪动一边说：“唉，老了。

”那一刻我非常难过，好像记忆里那个精力充沛，无所不能的父亲已经渐渐离我远去。

我害怕自己成功的速度追不上他老去的脚步。

说回电影。

父亲执拗、蛮横、强硬，总是咄咄逼人，怼天怼地。

但在面对死亡时，他和普通人一样，迷茫，脆弱，不知所措。

就像山山的独白——只有父亲自己才能看到他与死亡的距离。

从一开始的抗拒，到最后的接纳，父亲对待死亡的态度完全体现在他对待山山的方式上。

放生归来，父亲把装修好的新房钥匙交给山山，还有自己从澳门赢来的钱。

父亲病情加重，夜间痛醒，山山把抱枕放在父亲身下，给他重新盖好被子，父亲说：“谢谢啊。

”父女间的隔阂被这三个字顷刻化解。

可惜，他们都没有机会再去表达爱了。

亲情里最让人难过的，就是你以为会永远，我以为有以后。

直到遇见死亡，我们才知道，有些话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是一部蒙族人的电影，带着草原民族的自由奔放。

影片最后，放置了另一部电影《悲情布鲁克》的画面——群马奔腾，草原汉子策马驰骋。

《悲情布鲁克》是本片导演德格娜的父母共同执导的影片，同样由涂们主演。

放置在《告别》最后，就像是一个轮回。

而“马”，也是《告别》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元素。

对草原民族而言，马象征自由，被困在病房中的父亲，就像野马失去草原。

新房的客厅挂着父亲执意要求的骏马图，山山的女儿指着画说“马，马”，蒙族人血脉中的自在天性得以传承。

回顾全片，虽然家庭中的矛盾随着父亲的逝去而消散，但影片的基调依然带着悲伤。

德格娜在采访时提到，“有了孩子才会发现，当时母亲对她说过的话发过的火，都是一种爱的体现。

”东方文化中的亲子关系，总是含蓄且克制。

父母一生都在等着孩子的一句“谢谢”，而孩子总在等着父母的一句“对不起”。

面对死亡，没有人敢说“我准备好了”，而只有在至亲离世时，我们才会发觉，原来彼此之间还有那么多遗憾。

很久没看过国产好片了，能在电影频道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很是感动。

慢节奏叙事，吝惜的镜头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沉，亲情的纽带细若游丝但确确实实存在着，女儿为爸爸夹上枕头爸爸回了句"谢谢啊"的时候，俩人都哭了，这一刻真是对父女间感情最好的诠释。

整部电影很真实，情感把握得恰到好处，好像在用侯孝贤的手法讲李安的故事。

查了下导演德格娜，惊奇的发现女儿就是导演本人出演的。

她出身于电影世家，父母都是内蒙电影制片场导演，这部自传形式的处女作电影斩获了2015 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影片，十分看好这位有着浓郁个人风格的80后新晋内蒙古女导演。

就算电影院总会被低俗贺岁档和无脑青春片霸屏，也请不要对国产电影失望，你看，毕竟还有人在认认真真的讲着有营养的故事，拍着有良心的电影。

聚散有时，这算不算是在与绝症病人告别时对自己最好的安慰。

在德格娜自编自导自演的这部《告别》里，她将平淡的生活时光搬上大荧幕，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互相看不惯的两代人在生死面前终于和解了的故事。

一次一次的生离贯穿人的一生，以至于让长者们走向人生的终点，让我们警醒生离死别在人世间的地位不可小觑。

观影是个很个体的感受，就如阅读界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的那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话一样，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电影里能触及到自己的那些点也不一样。

写下一些很浅显的观点，也可以说是感受，让自己能够记住这部曾经打动过我的片子。

这算得上是一部有关于青春成长的片子，但是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女主角山山那些有关青春印记的影像，而是通过女儿从回家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开始到后来的一个态度的转变。

片子从母亲到北京机场接女儿回家开始，整场戏下来，母亲从停车到帮女儿打开后备箱以至于后来开车，全程都在讲电话，没有跟刚刚从伦敦念完书回来的女儿讲一句话，也没有帮女儿提一下行李箱。

回到家叫了一声爸，父亲也没有什么反应，母亲叫山山帮父亲倒茶水，女儿也窝在沙发上装作没听见。

之后再餐桌上也是，女儿因为学校放一个月假被父亲质疑是逃课回家和父母二人因为饮食上的一个分歧都表现出这是个不和谐的家庭，三个人都有着各自的想法。

两代人的隔阂在这部片子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在片中不止一次批评女儿的衣着不像是学生的打扮，女儿在医院陪父亲时，父亲还只是说她穿得花哨，在女儿开车带父亲去树林里将跑进屋子的小鸟放生时父女俩因为在车上抽烟赌气，父亲直接说她穿得跟鸡似的。

看了片子就会知道，父亲如此看不惯的穿着仅仅只是女儿穿着的一件酒红色羊羔绒短外套加上一条皮裤和一双厚底鞋而已，由此可见两代人的隔阂之深。

与父亲抗衡的一个手段具有真实性和公平性。

还是在两人去放生的途中，父亲突然在车里抽起烟来，山山制止未果后也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

爸爸之前穿着病服吩咐山山去帮他买烟，山山直接从自己兜里掏出烟来递给父亲，父亲那时就知道女儿肯定吸烟，但是没有直接说破批评她，而是继续揪着她的穿着不放开始理论。

这一次父亲直接严厉的说女孩子抽烟难看死了，山山以父亲是癌症病人也不应该抽烟为由在抗议着父亲的批评。

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父女两代人之间以对方不应该抽烟为由而责怪对方，这比起那些非主流少女以跳楼、割腕为条件来跟父亲做交易要来得真实得多、公平得多。

片子中的父亲是坚强、乐观、幽默的人，人活着其实就是两口气，一是呼吸之气保证你的身体得以正常的运转，二是心胸里的那口气。

父亲得知自己患病之后，没有每日躺在病床上等着化疗，也没有整日哀伤。

在弥留之际他回去看了自己原有的事业，又跟朋友约去澳门赌钱说是给女儿赢学费回来。

父亲带着女儿去新装修的房子看时，父亲像是交代后事一样将房门钥匙和在澳门赢的钱都交给女儿时，女儿倔强地说不要，让父亲自己留着治病，父亲说自己治病有钱又像是知道了自己剩的时间不多了的感觉，让人一阵酸楚。

从始至终，父亲在女儿面前都是一副强硬的感觉，他直面着自己的生死，也不想让家人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片中女儿说父亲是软弱的，他从不好好配合治疗，抽烟喝酒，一副马一样天生爱自由的放荡不羁，父亲挂在新房里的那副画中的马就像是父亲一样，见画如见父。

从剧作结构上来说这部片子是完整的，从建置到对峙，最后一切都解决了。

一开始是一家三口见面总是没有好话，直到后来父亲病危，女儿睡在父亲旁边半夜向因疼痛失眠的父亲递了一个抱枕，一向要强的父亲嘴里无力的说了一句“谢谢啊”，父亲侧身睡着，女儿此刻再也绷不住了，哭了起来，两人在此和解。

妈妈和爸爸见面必吵，但是到父亲快要不行时，她最后一刻冲进病房，像是多年的恩怨都不曾有过。

母女俩则是在女儿婚礼上用一个吻和解了。

片子对母爱的表现，是奶奶陪着父亲生父亲死。

父亲生病后，总是爱回奶奶家住，从病初到弥留之际，姑姑和奶奶都一直照顾着他。

长姐如母，姑姑对父亲的爱是从迷信到每日的餐食。

出生时，母亲喂的是一滴一滴的乳汁，死之前，喂的是一勺一勺的汤药。

女儿在陪着生病的父亲这段时间中成长了自己，最后组建起了自己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两代人的隔阂和与父母的抗衡都随着岁月的递增在化解，或许从前的父亲是软弱的，回忆中的父亲就已经变得乐观。

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父亲塞夫和母亲麦丽丝都是我国著名的蒙族导演。

这算是导演的一个半自传作品，从前父亲在时从未跟父亲好好说过话，现在父亲不在了，又渐渐懂得了父母都是爱之深，责之切。

故拍此片献给父亲！

此片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竞赛获得最佳剧情片奖。

生活化的场景，生活化的表演，生活化的镜头。

关注个体叙事，从上世纪末贾樟柯《站台》《小武》就已开始，这种“状态电影”特点就是“在生活中寻找戏剧矛盾”，不是平淡的沉默，就是突然的爆发，它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却远无生活的诗意，只无解琐碎生活的一地鸡毛，却在一地鸡毛中发现生活与情感的温情交织。

淡淡的伤口结痂，温情消费过后留有的价值却不多，这是困境。

贾樟柯则除了关注个体，更关注社会变迁。

片名《告别》非常不讨巧，[最后的告别]、[与父亲最后的时光]、[弥留岁月],随便起个名都比干巴巴的“告别”两个字好。

片名一随便，观众找你片子来看时，同名作品太多，搜索都是个头大的问题。

告别的种类很多，朋友之间的告别、亲人之间的告别、爱人之间的告别，告别也是一离开这个曾爱恨交织的世界的仪式感。

你看是枝裕和的片名，《比海更深》《步履不停》《无人知晓》，既有枯燥生活内容，又有平凡生活的诗意，除了向亲人、爱人、朋友告别，还不忘向“空气”说着告别，谢谢生鱼片，谢谢这个世界。

本片青年女导演德格娜，是上世纪末执导《悲情布鲁克》的蒙古族导演塞夫、麦丽丝夫妇的女儿，“一家三口都是导演”，这种导演传承现象在中国确实不多见，但父子或父女都是导演的倒不罕见。

令人感概的是，与父辈合作的演员涂们、艾丽娅、巴音，横跨两个世纪出现在晚辈导演的电影之中，这是一种电影传承的代际的延续，也是一种电影家族合作缘分的延续。

与父辈们追求宏大叙事不同，德格娜更关注个体生存与个体价值。

英国留学归来的女儿，与父亲母亲见面连最基本的客套寒暄都没有，沉默忧郁是这个家庭的主旋律。

一进门，涂们饰演的父亲玩着手机面无表情地问女儿“你这是啥学校啊，怎么老放假，总往家跑，你莫不是整天逃课？

”这与片尾父亲弥留前说出的“谢谢啊”份量极重的三个字达成了平凡生活中最无奈、最温情的和解。

此话怎讲？

女儿渴望父亲说出“谢谢”，父亲渴望倔强地女儿说出“对不起，爸，我错了。

”彼此都是最重要的亲人，但彼此也是伤害对方最深的人，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互相伤害而不自知，都只在乎自己感受到的卑微而愤愤不平。

即便死亡带走了其中一方，也不能短时间抹平这种“意难平”。

在阴阳相隔若干年后，突然读懂了父亲深沉的爱，即便被父亲骂着也是一种无比的幸福。

父女俩开着车到树林放生那场戏非常好，但离动情只一步之遥。

要是我拍的话，我大概会增加父亲看女儿发泄的主观镜头，增加父亲犹豫推开车门下车又悄悄上车坐了回去，而放生的小鸟采用特写镜头，以动物的飞向天空的自由，反衬父女俩之间安静的压抑气氛。

死是比较私人化的事儿，如若背上家庭、社会责任的包袱，谁都不会走得顺心。

中国人的死被赋予了家庭的意义，社会的意义，甚至有的死后还要承载活人所强加的意义乃至罪恶——譬如冥婚（配阴亲）。

西方的“安乐死”在中国法治路上，走得非常艰难。

死要面子活受罪，不如有尊严体面地离开。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积极或消极的面对死亡，如果人人绝症之旅都要积极治疗、佯装开心的笑对家人，那样的社会反而成了戏，而非真实的生活。

无论是积极勇敢面对病魔，还是胆怯、畏惧、无能甚至让亲人唾弃。

若干年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你会发现，没有比“那个真实的他”所表现出，好的或不好的一切音容举止，来得更令人热泪盈眶。

因为，眼泪是悲伤，同时也是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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