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日

时常会想念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辽宁省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个名叫赵廷喜的人谈了话。

此前四万日伪军为搜捕他一个人已折腾了两个月。

杨靖宇主动出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棉鞋脱了帮，脚冻坏了，身上发烧，而且多日没吃东西了。

杨靖宇身上还有九千元伪币，他请对方回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

这个叫赵廷喜的中国农民答应了，回到屯子里，迎面碰上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也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日夜都想帮助日本人抓到杨靖宇以领取赏金的人。

赵廷喜一见李正新就害了怕，把发现杨靖宇的消息讲出来，李正新马上带他去日本警察所。

第二天早上日军赶到，杨靖宇壮烈殉国。

　　时常想念的不是英雄的死。

英雄死去已六十余年矣！

时常会设身处地想到将军死前的内心。

他肯定是觉得应当相信中国人才主动走出来与赵廷喜见面的，赵廷喜劝他投降，说眼下日本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只要你投降，他们就不杀你（其实他不知道，杨靖宇真要是主动投降，日本人不但不会杀他，还会让他做伪满州国的“军政部长”）。

史料记载（日本人的报导，但大体可信）杨靖宇这时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咱都投降了，中国就真的完了。

这以后赵廷喜就拿上他的钱走了。

杨靖宇该怎么办？

　　他可以选择离开。

但是他没有。

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中国人是否可以信赖，但他没办法怀疑每一个中国人。

　　所以他没有。

这一刻，这一个中国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所有的中国人。

可偏偏这么个中国人，没有给他带来棉鞋和食物，却引来了日本人。

　　时不时地会想起周保中。

1937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二路军展开大围剿。

周保中指挥四军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着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

　　不看地图的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时常想起这件事。

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

　　老实说开头我从一位老抗联口中听到这件事怎么也不相信。

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不是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他是在日伪军的重重围攻之中，将鞋子反绑在脚下（用以迷惑敌人）走完这些山路的。

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我不相信这件事，就到《周保中游击日记》里去查证。

果然，我在一则写于1939年11月的日记里查到了同样的记载。

　　一个朋友读《音乐会》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人物一直在书中狂奔，这已经超过了人的体力极限，降低了本书的可信性。

　　周保中将军真是个奇人。

哪怕是在日寇围困得铁桶一般、二路军的前途最黯淡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逐日写日记的习惯。

据说他一直使用毛边纸和毛笔，写完一本就让警卫背上，背不动就找个地方埋起来。

这些日记写得客观、详实，平静，让我们无法准确揣摩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但也就因为这些日子，我们明白了他和他的战友其实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类似于最后一战的环境，枪声就在他的耳边嘹亮，他要不停地突围、退却、逃匿、转移。

但是他仍然坚持记下当日的战况、军情甚至自己对许多事变的反应。

这样一个人，生死肯定早已置以度外，却在记日记这件事上头，却认真、执拗得令人惊讶。

　　可以想象他根本不是为自己写日记。

置身在每日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他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日记。

他要写给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

丢失是难以避免的。

1936年前的日记就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焚毁。

但以后的日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将军的亲属和有关研究人员的整理，出版时仍然有七十万字。

我的《音乐会》写了三年，只有七十万字。

周保中将军业余写作，三年内也写下了七十万字。

　　最近一些日子，越来越多地想念起吉林省宁安县马家大屯的马老太太和他的三个儿子。

我是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发现马老太太这个名字的，可那上面的记载非常简略，后来是在采访中，从那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抗联口中，听到了她的故事。

　　马老太太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他就成了抗属，其后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

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它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1937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当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我军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

所谓山林队，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土匪。

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他的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我军一同突围，我军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

若有半点差池，我军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也就是枪毙。

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这能事，我军恶战连绵，其中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毅然与敌搏斗，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大队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

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此一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

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我军真地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

逃跑并不顺利，但二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

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寻他的押寨夫人。

后者已有身孕，纸自然包不住火，匪首大怒，拉开架势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

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因，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纪律。

等到周保中赶到，枪决已经执行。

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随后的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牺牲，随后，这位马老太太自己，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殉国。

　　我一直忘不了马老太太的原因是：当她的二儿子在西征中死去之后，大儿子以破坏纪律罪处决自己的三儿子之时，这位老人家是个什么心情？

这时她为自己其实并无过错的三儿子求过情吗？

他们母子最后一定见过，这时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又说了些什么？

自己辛勤养大的三个儿子，于短短的数月间，就在自己的眼前一个个死去，她那颗苍老的心脏，又是怎么承受得住的？

还有，她最后一次扑向日寇的狙击线时，真的不是想和儿子们一同离去吗？

忘不了马老太太还有另一个原因：她的大儿子马团长处决了自己的三弟之后，那支山林队的首领真地没有投敌，他被抗联队伍说话算数的气魄震动了，直到一个人战死，最终也没有投降日寇。

但是被夺回去的那位押寨夫人呢？

那位已有身孕的押寨夫人后来生下了孩子吗？

那个孩子是否活了下来了？

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现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吗？

　　冷云。

　　在中国，知道冷云的人不会很多，可是听说过八女投江的人一定很多。

冷云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而且是她们的领导者，是她带着七名抗联姐妹毅然投身于江水。

　　冷云最早只是佳木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抗日思想，加入了抗联的地下组织。

传说她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不参加抗联，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她选择了加入。

1936年地下组织被破坏，冷云因为不是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没有机会参加核心会议，所以侥幸没有落入敌手。

这时她的身份也许暴露了，也许没有暴露，但地下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安排她孤身一人离开佳木斯，进了山林中的抗联队伍。

到了这里冷云的生命还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光彩。

这样的安排，无论对她自己还是抗联部队，都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她，是因为中学还没有读完，她是个喜欢念书的女子，不能继续念书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对于部队来说，这样由地方党安排进来的的女孩子越多，负担就越重，他们其实不想太多地接收女同志，尤其是像冷云这样几乎连枪也没摸过的女中学生。

但是既然送来了，他们也只得接受。

　　于是冷云被五军领导安排进了军部的被服厂，给全军做军服。

说是个被服厂，那个年月，部队的军服差不多全靠缴获，被服厂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说是个工作，不如说是在深山里给冷云和如她一样的一些姐妹们找一个藏身之所。

　　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二路军实施“重点讨伐”，抗联四、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

四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

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

这个时候，恐怕不仅别人没有想到，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远征，也将是她的最后一次远征。

　　但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虽然突围成功，但整个西征行动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一同西征的抗联四军和五军被敌人打散，几个月后四军全军覆没，五军则在迭遭失败后分为两股，其中的一股由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穿越老爷岭上千里林海，向东返回设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东部山区里的密营。

走进林海时一师还有一百多人，走出来时，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就有冷云率领的妇女团剩下的最后八名女同志。

　　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晚上。

冷云他们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

虽然牺牲惨重，可他们这些人却还是活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他们这些人没死，对抗联二路军来说就是胜利，对日寇来说也就是失败。

走出林海到达乌斯浑河畔就地宿营时，冷云和她的姐妹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的，毕竟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了。

　　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他们的宿营地。

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

和杨靖宇一样，冷云她们可以说也是死在汉奸之手）。

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

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

但是冷云没这么做。

冷云带八姐妹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说据有改变命运的决定：她决定带众姐妹们将日本人引开。

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

　　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却被日本人逼到了江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故事到了这里，仍然是众人皆知的。

众人不知道、因而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心，回到二师密营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也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五军军长柴世荣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和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份子。

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了。

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

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我们。

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没不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

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和八姐妹的牺牲。

　　关书范。

　　因为冷云，也会时常想起关书范。

　　关书范，吉林宁安人，1912年出生，17岁参加共青团，成为宁安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份子。

“九一八”后全力投身救亡运动，出任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22岁被捕，受尽酷刑仍没有叛变，周保中创立抗联五军后，他骁勇善战，25岁就被委任于五军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后者对他寄托了巨大的期望。

可就是这个人，经历了1938年的西征之后，居然撑不住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下山和日本人谈判之前，居然抱有下面一种奇怪的想法：抗战到了最后关头，不投降五师乃至于二路军残部一定会被日本人全部“剿灭”，投降了或许就能躲过这一厄。

即使从山上穿了一身日本军装回来见自己的军长柴世荣，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动摇和投降，而是“假投降”。

他劝柴世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队伍设法保存下来，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柴世荣大惊，急报周保中。

周保中大怒，令五军军部马上移到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来，他告诉柴世荣，什么“假投降”，这是真投降，是在斗争进入最艰苦时刻首开的投敌之风！

这个口子一开，吉东的抗日大局就将崩溃！

这样的行为，决不能宽恕！

他让柴世荣引关书范上山，立即将其逮捕，公布其罪状，执行枪决！

　　关书范的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

被逮捕之后，面对盛怒中的周保中，他又“悔悟”了。

他不但涕泪交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以人死言善的语气，向周交代了他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易，尤其重要的是他向周保中讲了日本人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我军的哪些密营。

在枪决他之后，呆在这些密营的我军一定要迅速转移。

枪决关书范之时，周保中流下了痛恨交加的泪水。

在当天的日记里，周保中极其罕见地用长达一千多字的篇幅，记下了关书范的生平，虽然义正辞严，可那种隐隐的痛惜之意仍然能让我们感觉到。

为一个叛徒的死写下这么多文字，在七十万字的《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是仅有的一次。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

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

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

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

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

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

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

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种战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所谓“不对称攻击”，有点类似巴基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使用的所谓“肉弹”。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

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

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

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

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

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

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

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

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

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

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

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

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

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

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

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

这是一种极为有几的对峙与对视。

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

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

　　时常想念的最后一个人是赵尚志。

　　1938年1月1日凌晨，在我北满抗联西征嫩江遭受重大损失、五万名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的前夜，北满抗联总司令（时称东北抗联总司令）、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越过说封的黑龙江，前往苏联方面“求援”，随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一年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被释放，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整个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我军内部的环境已发生的巨大变化。

北满抗联在他走后对一去不返的他的批判已经结束，形成了以三种军总司令李兆麟为领袖的新的领导集体，不再接纳他的归来。

在接下来的二路军三路军伯力联席会议上，三路军的创始人赵尚志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队党籍，被安排到周保中的二路军总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不久后又被从国内战场召回到伯力（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失去了周保中的庇护。

三路军又回不去，二路军则视其为路人，当初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英雄竟然成了新成立的伯力东北抗联教导旅院内一个无人理睬的闲人。

　　赵尚志怎么办呢？

赵尚志可以有许多选择。

他可以选择申诉，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甚至通过这个代表团向已经在延安扎下根来的中共中央直接申诉；他也可以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东北抗联不要我，我干脆就这样呆下去好了。

凭他的威望和功勋，没有人会不让他继续呆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

当然还有最后一种选择，那就是：不管我赵尚志身在何方，也不管你们如何看法，我赵尚志都仍然是一个矢志抗日到底的战士，你们可以不要我，但是我却不能不抗日，哪怕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回到东北，回到打鬼子的战场上去！

　　赵尚志没有选择申诉，也没有自暴自弃，性如烈火的他选择了后者。

1941年10月，他再次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经过当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最高指挥员周保中的批准，带着仍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五名战士，越过黑龙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

　　三个月后，他在攻击鹤立县日伪梧桐河警察署时误入日伪特务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赵尚志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随着他的归来，东北人民会一呼百应，再次掀起一波新的抗日大浪潮的愿望，却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

这个心愿是：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赵尚志被弄到日伪鹤立梧桐河警察署后，日本人欣喜若狂。

就是为了防备这么个已经被抗联队伍自己不要的人，日本人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一直在黑龙江边维持着三道封锁线。

现在这么轻易地就杀死了赵尚志，他们不敢相信。

于是，他们从刁翎城中，叫来了曾经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李华堂“九一八”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东北沦陷后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后来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加入了赵尚志为领袖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都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赵尚志本人的崇拜者。

一九三八年冬，当赵尚志赴苏未归，李华堂的九军主力又随三路军总指挥部西上嫩江之后，一向躲在深山里不向日寇投降的李华堂成了孤家寡人。

等到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也在日寇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时，李华堂终于承认了失败，下山投降了日寇。

日寇果然没有杀他，反而将他安置在刁翎城中，过所谓自由的“良民”的生活。

现在，为了验明赵尚志的正身，日本人又将他带到了梧桐河伪警察署。

　　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大英雄赵尚志。

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

你也这么着了吗？

他大哭嚎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

这是曾经作为抗日结盟者的李华堂与赵尚志的最后一次会见，赵尚志已经死去，李华堂也已经投敌，可当他见了死去的赵尚志之后，为什么仍要突然放声大哭，重复说出刚才那样一句话呢？

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有没有想到过，虽然他努力在内心里为自己的投降辩解，可面对着眼前的死者，心里仍然明白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东北光复后，李华堂重新出山组织军队，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与挺进东北的我军为敌，结果被我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剿匪小分队围击于依兰东部地区，负伤后被捕，死在押解的路上。

李华堂死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当年他和赵尚志在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团的最后的一次见面呢？

　　不久前看到新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想到书中写到的作为匪首的谢文东和李华堂，不由得想道：当年他们也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八军和九军的军长呢。

只是他们不像赵尚志那样死在了抗日战场上。

他们也曾经在艰苦的年代里坚持过，却没有坚持到死。

　　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音乐会》刚刚出版一个月，写完它却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我发觉，这两年里，虽然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却还是会时常想象这些我想要告别的人。

一天走在长安街上，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下面，是不是都躺着一个我们时常想念却又时常想要告别的烈士。

如果他们的鲜血没有渗入地下并且也不会凝固，我们这块土地上是不是早就血流成河，我们的也包括我自己迈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会在这条血河里激起汹涌的浪花。

【CCTV6】先说一下服化道，看见有其他评论提到苏联女兵穿短裙不合理，我没去查证，不过有其他几点可以写一下。

①原始森林走了很多天，娜佳和秋叶子的的膝盖和大腿皮肤完全没伤，不合理。

②秋叶子被污泥浸湿的白衬衫不可能用清水洗得如此干净，甚至裙子和白衬衫还有型。

③娜佳的长发从来不扎。

我想，这个电影情色部分肯定不重要，但不得不承认，它绝对有意识提供香艳的场景。

所以才会有穿着短裙、披着头发的两个女人。

不过，我认为娜佳脱掉军装跳进江里游泳不是为了情色服务，而是为了展现战争结束的自由和如释重负的欣喜。

然后写角色。

角色们的身份属性很明显，每个人都有两层。

第一层分别是有军事素养的苏联军人，有血海深仇的中国平民，被俘虏的日本学生；第二层是冷淡的女青年，强壮的男人，纤细的少女。

电影中因为第一层身份产生冲突，因为第二层身份和解。

基于身份讨论，我不喜欢的桥段是杨玉福总是包容秋叶子，却对娜佳横眉竖眼。

我知道他感到娜佳和苏联红军不尊重他。

娜佳的态度就是苏联红军的态度。

是的，一开始苏联红军击败那个地方的日军救了即将被射杀的杨玉福，看他光脚给他鞋子但是很轻蔑地扔给他，坦克上娜佳给伤兵换药冷漠地让他拿着瓶子，在林中追逐时有人掩护大家逃跑，沙科夫想抛弃杨玉福娜佳却坚持带着。

这些很容易看出他们的态度是愿意帮助杨玉福，但是没有温柔和尊重，更别提照顾。

这些都是他反抗的理由。

所以，在秋叶子逃跑后，他没有跟着娜佳，反而跟着秋叶子跑了，甚至还对娜佳大发脾气，大喊他是一个汉子。

我想，此处他有勇气反抗娜佳，并不是平民对军人的反抗，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反抗。

我为什么这么说？

很简单，因为娜佳和秋叶子是相似相反的角色，杨玉福对秋叶子的包容和放过不是因为他知道秋叶子是个没有武器的俘虏，而是因为他觉得秋叶子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是个无辜的少女。

（东方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真相似，白人觉得他们是救世主，要拯救黄女。

而男人觉得他们是强大的，所以要照顾柔弱的少女。

）如果不这么解释的话，人物就无法逻辑自洽了。

如果他敢于反抗有武器的士兵，那为什么在鬼子进村时没有因为反抗而死，反而身上没伤地被捆在柱子上眼睁睁看着鬼子刺死母亲？

如果他敢于反抗被俘虏，那为什么他沉默着听从指挥搬运同胞的尸体，沉默地看着鬼子烧死同胞？

如果他一直是个暴脾气的人，为什么面对苏联军官时不爆发，面对沙科夫也不爆发？

我甚至想过，沙科夫之死是不是导演故意的。

除了电影开头，后续展现战争残酷的死亡是坦克开进敌营那一段，一车的士兵英勇战斗，却因为寡不敌众被陆续杀害。

而沙科夫的死有两个作用。

一是为了展现秋叶子是个被复仇蒙蔽的少女，为了她的祖国和死去的姐姐，她把他们带进地雷区。

二是为了后续剧情铺路，一个有武器有战斗经验的苏联男兵，如果他活着，后续剧情的冲突就不成立。

如果他活着，人员结构是两位苏联士兵，一位中国农民，一位日本女学生。

娜佳和他是一个阵营，他们可以商量行动，算是共同的队伍头领。

那么，①娜佳决定要杀死秋叶子并指使杨玉福动手不成立，第一，苏联男兵没死，娜佳不会仇恨上头要杀秋叶子；第二，就算决定要杀秋叶子，苏联男兵会果断动手，不会给杨玉福展现情绪的机会。

②秋叶子看到飞机试图逃跑（可能以为那是情人），杨玉福抛弃娜佳去追秋叶子不成立。

第一，两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不会控制不了一个小孩，除非杨玉福不帮苏联红军去帮带他们进雷区的日本人。

第二，就算真让秋叶子跑了，杨玉福也跟着跑了，两个苏联士兵也不会跟着跑，更不会存在娜佳害怕一个人在原始森林所以跟上去的情节。

我想坦克上的其他士兵同样死于给逃亡小队人员结构让路，沙科夫多活了一段剧情是为了塑造秋叶子的人物形象，要不然他也会在树林追逐战中死掉。

真可惜，本来可以塑造得更完美更有血性，但是编剧为了达成中苏日三人在森林独处的情节，写了那么多情节铺路，却让他在面对娜佳时第一次爆发，唉。

不过，后续他对秋叶子的爆发引出反战思考，和娜佳一起进攻鬼子爆发最顶点的愤怒，这两个很棒。

不喜欢的第二个桥段是杨玉福放过秋叶子的处理。

如果要算不杀秋叶子的仁慈，应当算在娜佳头上。

有个前提是，娜佳是沙科夫死后队伍中掌握暴力的一方。

第一次娜佳从战友手中救下秋叶子，第二次秋叶子害死娜佳战友，娜佳没有一枪了结她，第三次秋叶子因为杨玉福掉进沼泽，娜佳也主动帮忙，以及娜佳每次煮食物都把大饭盒那份给秋叶子，自己捧着比盘子还浅的饭盒盖。

娜佳和日本人之间的血海深仇不比杨玉福少，她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远东打仗，她的战友一次次死在眼前，最后好不容易逃过林中追逐战幸存的唯一战友被日本人引进日本的雷区牺牲了。

新仇旧恨算一起，娜佳有足够的理由杀死日本人，但她没有，她放过秋叶子正说明她反战的一面。

可是电影的处理让很多观众觉得放过秋叶子一次的杨玉福是秋叶子活下来的关键。

我知道，两人的身份带来的复杂度是个好的讨论话题，如果一开始就主动刻画不愿伤害秋叶子的人是杨玉福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把娜佳的士兵属性加强，让娜佳没有主动放过秋叶子，而是在杨玉福的行为下放过秋叶子，这样会显得杨玉福救下秋叶子的功劳比电影中更合理。

不过，这样写显然牺牲了娜佳的立体。

秋叶子，军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少女，有着青梅竹马的爱人，也有野兽的杀欲。

幸好她还太年轻，幸好这已经是战争的末尾，否则我毫不怀疑她会杀人。

她把队伍带进雷区害死沙科夫，她多次想拿枪杀了苏联少尉和中国平民，哪怕最后一次她说她是想逼她们投降也难以令我相信她无害。

杨玉福和她的对话是借日本少女之口向中国平民道歉，他们的和解可能象征年轻人可以走出战争的森林。

可是，最后秋叶子是被她的同胞杀死。

日本军国主义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还要欺骗自己同胞，杀死小孩、妇女。

我并不单指电影中的桥段，历史中南洋小姐只是他们残害同胞的冰山一角。

除了以上提到的不合理，其他都是优点，夸奖的评论很多了，我就不说重复的话了。

这部电影确实非常精彩，很棒。

电影《紫日》主要讲述了由于战争的爆发，一名中国男人，一名苏联女军医，一名日本女孩，三人因为与各自的队伍失散，三人决定一起走出森林找到各自的队伍。

中国男人杨玉福及其家人收到了日本人的迫害，杨玉福被苏联军队救下，在与日本人的对战中，苏联女军医娜佳与杨玉福幸存下来，遇到了日本女孩秋叶子，几人决定由秋叶子引路走出森林。

一开始由于一直被日本军官灌输军国主义的思想，秋叶子一直都想置杨玉福和娜佳于死地。

但是经过相处，三个人已经可以和谐相处。

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三人在广播中得知战争已经结束，日本要投降之后，三人遇到了自相残杀的日本军人和群众，秋叶子将消息告诉他们却被日本将领无情的杀死。

看到这了才明白，日本不仅仅是对于外国人狠，对于自己的本国人也狠。

战败投降，为什么还要拉上那么多无辜的老人、孩子？

战败之后，为什么还要让年轻人驾驶飞机去作战，并且不给他们逃生的机会。

也是通过这里，可以明白，战争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作为抗战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如果说《红河谷》中的高潮是藏族公主唱起了歌，歌声飘扬，《黄河绝恋》中的高潮是安洁在黄河瀑布前张开双手，三炮被埋，唱起了信天游，那么这部电影中的高潮就是夕阳西下，三人走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周围被夕阳染成了红色，三人虽然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样貌，但是在夕阳之下却是如此的和谐、安静、平和。

以往的战争片都在体现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不幸，我感觉这部电影更想表现在战争之下，小人物的人性以及思想。

杨玉福面对日本人杀死自己的亲人那种歇斯底里的叫声；日本兵杀人时从一开始的不敢到被队长教训之后丧失理智开始杀人；日本女孩在旅途之中思想的转变，杨玉福那句话是什么把孩子变成这样；面对日本女孩，杨玉福也没有对女孩痛下杀手，展现了中国人善良的一面。

不同国籍的三人，一同穿过了森林，三人也从各有芥蒂到最后坦诚相待。

夕阳西下，三人走在森林里是如此的和谐、美好，与残酷的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这样的和谐、美好是我们的常态。

《紫日》是冯小宁执导2001年上映的作品电影总投资只有500万人民币却拍出了几千万的荧幕效果甚至有不少观众调侃冯小宁是最会省钱的导演作为一部抗日题材电影，它没有手撕鬼子没有英雄事迹，也没有枪林弹雨有的只是中日俄三个小人物在战争之外的挣扎和矛盾但它的思考深度却能秒杀国内大多数意淫式抗日作品影片没有关注战争本身，而是回归到人反思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发出警醒无论你是哪国人，无论你是什么信仰无论是你是所谓的“赢家”还是“输家”一旦身处战争之中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杨玉福想要控诉可他却不知道向谁控诉秋叶子吗？

可她也失去了所有的家人以及爱人还有娜佳，她又该向谁要回她的儿子？

这就是战争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将你置身于一个狂热的集体中试想当你的同胞一直在跟你灌输有人要来杀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杀了他们或者某国人就是该杀当两个集体中这种思想占据主导时那么这两个集体最终只会互相仇视互相伤害就像秋叶子和杨玉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第一次见面就想要置对方于死地因为他们脑海中都被灌输了对方会先伤害自己的观念而将他们拉回来的就是那一点点微弱的人性之光可当处于集体之中时谁又能保持冷静和人性呢？

《浪潮》里说，我们会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除出集体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这类电影的作用就是引导我们反思同时也给我们以警醒或许保持清醒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就会更好一点

又重温了遍冯小宁的《紫日》。

记得第一次看时，是在一个夏日的晚上。

爸爸妈妈都已经睡去，我独自一人留在客厅对着电视。

那时我上初中，频道该是央视六。

当杨的母亲在新兵的壮胆训练中被挑死时，杨的歇斯底里，日军新兵的被逼无措和满脸鲜血的狰狞，日军长官的冷血咆哮，这些太过强力的冲击瞬时让我嚎啕起来。

再到最后，秋叶子的死更让我哭得不能自已。

再看过一遍，眼眶依然有些湿热。

我在豆瓣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让我放开大哭的片子，别不信，还真是它。

还有印象掉过泪的另一部片，应该是港版梁山伯与祝英台。

那个年纪正是被观看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影片的年纪，可真是年龄太小，心智不够坚强。

原以为我军如紫日当空一般大败敌军，没想到扑面而来的是如此描摹人性的镜头，无法回避，哭得稀里哗啦。

冯小宁真坏。

如果你对抗战影片不感兴趣，那我往邪恶里说。

片中有俄罗斯熟女裸浴，有萝莉捆绑。

在一个善良的片子中用以上词汇作标签实为不敬。

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邪恶之人就能见到邪恶，何况片中绝对有，是事实。

不知什么原因，那时我选择了这个片子看了下去。

但也许正是那个时候，开始对loli爱不释手的吧。

《紫日》与鲁迅——关于国民劣根性性问题的思考《紫日》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其导演是否确实有意于此。

“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它是一个中性词，不带有感情色彩。

中国的国民性概念最初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使中国必出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

后来鲁迅于《摩罗诗力说》中说“裴伦大愤，极诋国民性之陋劣”，其意义是指国民性思想中的拙劣与鄙陋，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

这里有愚昧卑怯的群氓，他们包括愚昧的受压迫者、卑怯的精神胜利者和迂腐的知识分子；有麻木冷漠的看客，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津津有味的谈资和故事。

鲁迅在“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他称之为“民族的脊梁”的革命志士，是为绝望之中的一点光亮。

鲁迅描述巾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两个著名的象征性比喻：一个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熟睡的人们”，一个是“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

鲁迅是怀疑的，“从来如此就对么？

”然而他又是绝望的，明知铁屋子绝无打破的可能，却又不甘于沉睡，要呐喊，企图以此唤醒沉睡的人们。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构成了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其实现在看来，国民劣根性的论调是很有些问题的。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国民劣根性即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但民族自省精神和历史反思意识是必要的的。

一个不知道自省、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现代的人的文化而进入现代社会的。

民族自省精神和历史反思意识精神内核，是启蒙主义的人的意识和现代理性精神。

这是启蒙运动先驱者的战斗姿态，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的“评判的态度”。

《紫日》中，在人物日本女孩秋叶子身上，可以说反映了导演对国民性的思考。

秋叶子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体，既有人性的共通之处，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特性，更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少女所独有的特点。

年少的她，有着这个年龄所应有的青春与梦想，也曾有过一段青涩美好的恋情，因为战争，他与恋人被迫分离。

那个八音盒，娃娃的笑脸，凄美的音乐，贯穿影片始终，也许正是对于这段感情的祭奠。

然而她又是无知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将杨玉福一行人引入雷区，一心要置他们于死地。

她也是麻木的，对于苏联军官的死，她毫无怜惜，也许这只能说是出于人性求生的本能罢了。

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日本整个民族的一些东西。

《菊与刀》一书中，将日本人的形象归结于菊与刀这两个意象，自是有其根源的。

和善、爱美、文雅的同时，日本人身上也具有好斗、尚武、蛮横的特质。

这一切看似矛盾，却在他们身上得到空前统一。

经历患难之后，幼稚的秋叶子仍然坚信日本人不会伤害自己的朋友，将他们引入日本军营，最后也是因为这份对于自己民族的信任，丧命于日本法西斯之手。

与影片中的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同，他们在战争失败后选择自杀殉国，这种近乎殉道的行为，其实正合于武士道所追求的。

一本名叫《叶隐》的关于武士道的书说道，“武士道，视死亡为等闲之道也。

”不怕死，轰轰烈烈的死成了武士的信仰和追求。

然而残忍地以此要求所有人，在我们看来确乎是不人道的。

秋叶子内心是厌恶战争的，她始终渴望着“海的那一边”，渴望结束战争回到家乡。

然而面对屠杀，她不知抵抗，甚至不愿相信这一切竟是她的族人所为。

这几乎是与影片中的所有日本民众共通的。

“日本人的国民性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地方．严重的集团主义倾向，“任生任死”的生死观，崇尚武士道精神，以恬淡、古雅为美的审美观、多愁善感、感怀留恋哀凄之美的心理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日本特色。

” 集团主义，一定程度上，在本片中表现为这种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

而“任生任死”的生死观，崇尚武士道精神，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背后的日本民众，坦然的面对死亡，成全自己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也成全这份属于自己的荣光，尽管在我们看来，这种忠诚几近愚忠。

一个人是无法脱离时代、脱离群体而存在的。

人是社会的产物。

国民性的问题，是不拘于某一个国家的，它属于所有人。

国民劣根性论调的产生也许是出于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妖魔化的目的，但是与其一味谴责西方殖民者的罪恶，哭诉本民族的苦难以求同情，自我批判，勇于承担责任，知耻而后勇，方才为真英雄！

《紫日》是导演冯小宁“战争与和平”六部曲的收山之作，影片以二战为题材并以中国战场为背景，却在本质上不同于绝大多数国内抗战影视。

影片运用了两男一女的传统模式，主人公杨玉福、娜佳、秋叶子分别来自中国、苏联和日本。

走出森林的共同利益使得原本水火不容的三人不得不寻求共生并在艰难的条件下成为了彼此的精神支柱。

在注重故事性的同时，影片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与对日本平民百姓的精神支配，不禁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导演对镜头场景的调度和把握也十分到位。

以下，我将从影片中的三个主人公出发，分别结合他们的国别，试析作品人物设定的出发点与合理性。

一、叶落乌啼，归不去的东瀛 秋叶子是一名日本女中学生，也是三人中唯一的一名战败国公民。

在苏联进攻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平民驻扎地中幸存，后被迫作为引路人带领三人走出森林。

影片中，秋叶子俨然一个弱者形象。

作为残存在中国的日本公民，日本此时的处境难以为她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作为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她更没有力量与娜佳等军人进行抗衡。

在战时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背景下，她看起来比杨更加弱小无助。

秋叶子本人某种程度上即苟延残喘的日军势力的象征。

然而她又并非一无是处，秋叶子不仅懂得认路、避火等生存技能，还懂得如何使用枪。

前期娜佳一直警惕秋叶子碰枪，事实就是在秋叶子在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还是将枪口对准了曾经共生的二人。

我认为这里即秋叶子身上日本民族性的体现。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地狭人稠资源匮乏且多自然灾害。

这些不利因素都促使着日本国民发奋图强甚至拾起侵略者的屠刀。

一旦缺少了国际上的管控，日本人手中的“枪”即军国主义势力迅速抬头。

好在秋叶子最终没有开枪，彼时她的内心充满着无奈与挣扎，就如同大势已去即将战败的日本。

在秋叶子身上，我们同时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芒，她的死亡宣告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与对本国人民无法抹去的伤痛，她的名字亦带着悲哀的意味。

归期未至，秋叶已落。

二、强者与力量的高歌 娜佳是一名苏联军队的医护人员，在进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与战友一同救下了杨。

在后来的战事中，战友相继走散或去世，娜佳遂沦为三人小分队中的一员。

与他们不同的是，娜佳来自一个强有力的国度—苏联，并带着“救赎者”的身份驰骋异国沙场。

她是三人中唯一的军人也是唯一有枪的一位。

在三人中，娜佳于情于理都具有着最高的话语权。

但是同时，她的女性身份和异国处境使得彼时的她全然离不开杨和秋叶子。

而杨作为中国公民本该与娜佳同仇敌忾却屡次站在秋叶子一方。

此时的娜佳是无奈的。

根据“弱者抱团”的原理，抛开家国情怀，我认为杨在个人情感上更倾向于秋叶子，这在国际关系中也常有体现。

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极易在战争两国的百姓心中形成一种压迫者的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面，在得知日本投降战争即将结束后，娜佳所表现出的激动雀跃是二人所没有的。

在饱受战争残害的年代，每个民族都经历了一次炼狱。

所谓战争中从来没有胜利者，战争的结束对于受害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停止被迫害，也无限循环地唤醒了他们心里沉痛的记忆。

正如杨会在听到战争结束后发出感慨“就这么结束了？

”并回想起同伴被害的惨状。

此时的娜佳脱光衣服跳入水中自由地清洗着身心的污秽，此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只有她像一个真正的胜利者，俨然如“救赎者”使命的苏联。

三、伟大民族的曙光 杨玉福是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典型，这表现在他的憨厚淳朴，嫉恶如仇。

在看到母亲和同伴接连被迫害时，他会陷入绝望。

然而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着一层奴性与愚昧的思维。

这在他甘心被日军差遣，在同胞受害时无能为力的表现中均能体现。

并且他是三人中唯一不会用枪的一位。

安于顺境让国民忍人宰割，愚昧无知地化大众使得百姓缺少基本的生存技能。

杨在某种程度上即旧中国的象征。

但是在另一方面，杨的设定隐含着对祖国的希望。

杨是三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的男性，这使得他的身上自带着“主人翁”的光环，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本位的传达。

他以“爷们”自称并照顾同行二人的情绪，起着调和剂的作用。

再者，杨是这场屠杀的幸存者，战争结束于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象征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片通过多个角度多个立场对战争进行反思。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难以体会战争的对人类的摧残，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是幸运的。

不论是秋叶子的凋零、娜佳的无奈还是杨玉福的嘶吼都让人泪目。

电影的价值即在于真实化、艺术化地记录，在《紫日》中，我还看到了体现在战争里的人性之光。

不论处在何种境况，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于我们拥有思考与共情的能力。

以上即我对影片人物设定的见解与分析。

一些杂感，不成体系，没有逻辑，随感随写。

1、“战后的日本人纷纷自杀明志”——只有那些被仇恨、强权和军国主义喂养长大或蒙蔽至死的人，才会成为一个狂热的战争信徒。

2、“杨玉福从未忘记被屠杀的同胞，从未忘记母亲身上所刺的刀，但他也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对秋叶子报以原恨”——放不下仇恨，又不会被仇恨吞灭。

固守了小百姓的劣根性，也守住了中国人民人性的底色。

3、“娜娃和秋叶子的打水仗”——如果战争是一场戏水，各国之间的隔阂、相异、偏见、无名之恨可以在水中消解，那么和平就不会再是空想，无辜的人不用再为贪婪者的野心死去。

4、“秋叶子跟杨玉福道歉，想认他做哥哥，却未能如愿。

”——那么多条人命，不是一个国家的无条件投降可以抹去的。

事情可以过去，事中的人却不会过去，他们永远是同胞们心上一枪透底的子弹孔。

历史代表过去，而历史中的人将被铭记在未来的碑上，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仅仅是为了记住他们。

5、“战败的日本百姓被说服着自杀，日本儿童天真懵懂，也被自己人杀死。

”——被军国主义荼毒久的人，把杀戮视为使命和光荣，不得杀戮视为耻辱与失败，那么结局就是以自取灭亡来结束深受折磨的内心。

6、“秋叶子没有死在中国人手里，没有死在俄罗斯人手里，却死在了最相信的日本人手里。

”——杀死他们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

他们抛弃和平，心无定所，最终也没有办法让灵魂安居，哪怕是同乡人的魂灵。

7、“秋叶子跑向自杀的人群，却被将要自杀的人杀死”——国籍的归属感不等于政府的认同感，对祖国的眷恋并不能换来对等的庇护。

拿着鲜花奔跑在山坡上，传递着和平的讯息，像鸽子一样的秋叶子，凋零在布满金色丝草的战场。

而这战场，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坟场。

8、“不同时段的广播，不同语言的广播，宣布着日本投降的消息，与此同时，战败者们无法忍受野心的落空，纷纷死去”——反战不是盲目的，而是清楚地看到，战争带给双方甚至多方的灾难与遗留在心灵上的创伤，是多么惨重。

执迷不悟的战争者们，和平与爱无法拯救他们，只有死亡才是得其所愿。

9、“紫日”——那个可爱的日本少女死在了紫日中，成为最后一片云翳的牺牲者。

8、杨玉福、娜娃的回忆——只有鲜活的人才能抵御冰冷的历史和渐渐被遗忘的过去。

9、秋叶子，落在了那个秋天。

《紫日》是冯小宁导演继《红河谷》、《黄河绝恋》之后推出的“战争与和平”三部曲的第三部。

与其他战争题材电影相比，《紫日》没有过多关于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而是另辟蹊径，将那个时代的矛盾转嫁到三个来自不同国家，受到不同教育，代表不同立场的战争面前“无辜者”身上。

用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协作、依赖来完成导演赋予的战争背后对于人性探讨这一命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片除了必要的时代背景等交待，没有过多旁白。

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本片一大亮点。

下面我将就“对于人性的探讨”和“象征手法运用”来分析这部21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一、象征手法电影名字为“紫日”，要想读懂电影必须要先理解“紫日”。

三人在森林里穿越走在山坡上的时候，导演曾借杨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太阳发了紫就快落山了。

虽然我们身处的现在太阳被别的东西蒙蔽是紫色的，虽然战争的乌云曾一时遮蔽住太阳。

但是，太阳紫了就快要落山了。

第二天，将会是一轮新的耀眼的太阳，灿烂地从东方升起。

八音盒。

电影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以八音盒为线索的。

通过八音盒我们了解到杨和秋叶子的认识。

了解到秋叶子在下着雨的泥泞路上向着自己青涩爱情的奔跑。

了解到秋叶子在同胞枪下倒下的时候，八音盒缓慢地滚下山坡。

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纵使秋叶子已经死去，可是代表着纯洁美好精神的八音盒仍然还能够保存下来。

而这种精神，必将在紫日落山了更久远地流传下去。

只言片语。

杨那句“老子吃草也能活，老子是爷们”让人想起《让子弹飞》里面姜文那句“我要站着把钱赚了”。

娜佳是否讽刺了那些不明白状况的权威者——你们都是农民，是由我打过仗，我是中尉你们知道吗？

二、对于人性的探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觉得森林逃生三人的组合让人无比别扭。

看见三个对于个人毫无关联——以前从不认识，个人而言谈不上什么仇和很，但是对于身处的民族、时代而言有着深仇大恨——杨亲眼看见自己母亲被日本人捅死。

秋叶子满脑子已被军国主义腐蚀。

苏联军人娜佳生性傲慢。

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合适的组合。

但是你又觉得他们是如此合适——农民，学生，女兵。

杨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

在战争面前几乎失去一切——眼看着母亲被日本人当作训练新兵项目杀死，想救同胞却又眼睁睁看见同胞被日本人活活烧死，因此，对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同时，杨也是善良的。

这不仅仅表现在无法对身为日本人同时又欺骗自己想要害死自己的秋叶子开枪，还体现在明知“两个人或许还能活着出去，三个人或许谁都活不了”，还是带着秋叶子上路；不仅如此，电影里对杨的塑造还是有血性——不就是点烂干粮，老子吃草也能活，老子是爷们；有点幼稚可爱——故意跟秋叶子一起气娜佳。

同时，杨也不是神人，在就陷在沼泽里的秋叶子的时候，也会担心秋叶子向自己开枪。

这才是对于人物真实的刻画。

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淳朴又有点傻里傻气的农民，在面对自己深仇大恨日本女学生时仍旧无法开枪。

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让人联想起战争面前，人性光辉多让人慰藉——我们或许无法左右战争，但幸好我们还能够改变自己，不要让人之所以为人的善良信任在战争中失去。

反观现在，哪怕我们如今仍然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但总有些东西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秋叶子是电影中最为复杂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侵华残酷事实的代表者——日本人，还因为她本身的经历，那段怅然若失的爱情，那张清纯无邪的笑脸，让你无法将这一切的残忍归结到她的身上。

或许正是因为此，娜佳和杨都无法下手。

三个人是从哪件事以后改变互相敌对猜疑的态度，开始齐心找到走出森林的路，我已经无法将具体的事情说出来了。

不过我固执地认为，在最初杨和娜佳都无法下手枪毙秋叶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丧失了最后的怨恨机会。

秋叶子带给我们最震撼的一幕，是在带领两人回到日军兵营后，拿着枪却无法下手——你们是好人，我开不了枪。

战争赋予了多少人的无可奈何。

相比较而言，娜佳是三人中最没有背景的。

个人命运与国家决策联系在一起。

那句“你们都是农民，只有我打过仗，我是中尉你们知道吗？

”正好表现了她孤傲的性格。

但正如电影里的那句台词——娜佳发了火，但也只好跟着我们，因为一个人无法活着走出这林子。

在这场三个人冒险历程中，每个人都得到新生，娜佳也不例外。

另辟蹊径，思考战争背后的人性。

这也符合冯小宁在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最佳影片奖时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的——这是我对战争题材思考的一个总结。

象征手法与人性探讨在本片中水乳交融，向人们揭示——太阳发了紫就快要落山了。

最好的信念还是要留在心里。

关于《紫日》的臆想snake_eyes 　　 　　 出去喝酒，酒桌斜对着电视，因此看了一部叫做《紫日》的片子，产生了一系列的推测及联想。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片子并没有看全，没看到开头和结尾。

第二因为太吵没听到对白。

　　 在我看片子的这段时间里，始终只有三个人：一个中国男人，农民；一个俄罗斯女人，军人；一个日本女孩子，学生。

至于这三个人是怎样凑到一起的，不知道－－不是影片不知道，是我不知道。

想来影片里应该有某段情节让他们凑到一起吧？

我按自己的思路想了一下，如果我是这个作家，我会怎样写呢？

那么也许是战场上的某段攻守让俄罗斯人和大部队失散，然后日本人开始搜捕她们，然后在某个地方发生了激战或者意外，于是只剩下一个俄罗斯和一个日本人，这时又闯进来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人就在激战或意外发生时出现。

说实话，真的很佩服作家的想象力和功底，因为就这样一个开头已经很难写－－不过也很让人期待。

　　 让我来说明一下我是怎样发现他们国籍身份的。

　　 我开始看的时候，是男人用一把枪把日本女孩子从沼泽里拽出来，然后他们在某个地方烤火。

这时候中国男人就用很仇恨的眼光看着那个日本女孩子－－在这个地方我产生了两个误解：首先因为我看到了枪和俄罗斯女人军装一晃的镜头，所以猜到是抗日的影片。

而日本女孩子剪的又是“五四”时期很流行的那种头型，所以就想：现在抗日影片也太悬了，用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来演革命先烈，是不是有点太追求票房了？

当然这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背景，所以看到男人那种仇恨的眼神，还以为是很色很野兽的那种目光，于是开始为我们的“革命先烈”担心。

其实这也是让我后来把这个片子能看下去的动力之一，只是没想到全弄错了。

　　 没多久再看，就发现“革命先烈”穿着日本学生装，而且手上拴着绳索。

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日本俘虏。

不过还是同样担心，因为那个男人的眼神真的让人很误会，虽然他可能是八路军。

幸好还有一个人，而且居然是个女人。

只是我一直以为她是美国人来着，哈，外国女人长的都差不多。

足有五分钟我是当成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来看的，直到离电视最近的那桌有人笑出来，“哈，看那个俄罗斯女人！

”这才恍然大悟，还是俄罗斯女人才符合逻辑呀！

没道理美国女军人会到中国的国土上来做战。

　　 国籍是这样落实的，至于身份，是看了许久才猜到。

一个是看到男人不会开枪，不知道手雷－－镜头里曾经有一段男人拿手雷玩，把保险拉下来，手雷开始冒烟，男人就傻眼了。

还是俄罗斯女人发现及时，一脚把手雷踹到水里，才避免了故事的突然中断。

另外男人在荒原里走路的那种很专业的姿势，也很农民。

日本女孩子的身份，第一是因为学生装，第二是因为她有一段进行了回忆：一个长的很日本的家伙在进行动员，然后下面是一群日本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笔直站着。

至于俄罗斯女人，上面提到是穿军装的，就不说了。

　　 影片里的景色很美，让我想到原来的小说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更吸引我的，是故事后来的发展。

三个人在荒原中越行越远，然后空中就有战机出现。

一架日本飞机被打了下来。

日本女孩子想起高中的朋友或者恋人－－应该是和她一起入伍的吧？

－－于是拼命跑过去。

中国男人不想放弃她－－也许是不想放弃俘虏？

－－就追上去。

而俄罗斯女人一个人站在荒野上，十分害怕，于是也追上去。

－－虽然问题很多，不过情节是这样的。

请大家原谅我描写的不细致，因为在酒桌上能看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也就很不错了，毕竟我还要推杯换盏。

　　 最绝的是，后来三个人一起往回跑，因为飞机落下引发了大火，顺着风势蔓延过来。

这一部分才使我产生了真正想把影片看下去的欲望。

因为在关键时刻，日本女孩子想到方法，用火柴点着身前的草地，然后三个人在灰烬里趴下，救了自己。

作者用这样一种处境把三个人溶为一体，并且体面的消除了外部大环境－－国家仇恨所带来的仇恨，而仅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表现人性。

以前的抗日影片从来没有这样表现过，而只是简单的英雄坏蛋模式。

三个主人公演的都不错。

日本女孩子会说中国话－－因为俄罗斯女人说话时屏幕下面有汉字翻译，日本女孩的没有－－但是我怀疑是导演或者作者故意这样处理的，没道理三个人语言不通还可以交流的很顺利吧？

所以不得不让其中一个至少得会点中国话。

只是那个女孩子一看就是很日本的样子，想来是某个当红的“星”，应该不会中国话的。

从这点来看，他们激烈争执以及进行其他对白时的表演就可圈可点。

　　 然后我想到结局。

这部影片最妙的应该是结局的处理。

三个不同国籍的人走在一个荒原，那么出去以后呢？

遇到人烟，如果是日本占领区，那么这将是一个悲剧。

因为日本女孩子左右不了什么。

如果是八路军的地方，会怎样继续呢？

会变成一个很俗的故事吗？

友善的八路军激动的民众加上开明的领导？

或者也变成悲剧，让日本女孩子成为国家仇恨的牺牲品？

如果是苏联占领区，又会怎样继续呢？

我把自己当成作者，觉得日本应该投降了。

只有这样，这个故事才有真实的可能，才有流传下来的可能，才有继续的可能。

　　 作者基本上也是这样写的。

　　 在几个人经历了许多自然的磨难之后，来到了一处村庄，村庄里没有人。

但是有一辆保存完好的装甲车，车上有饼干和车载收音机（不幸的是，我把饼干当成肥皂，还很误会的理解原来肥皂也可以吃），于是三个人收听到了日本天皇的投降演讲。

这一段，日本女孩子因为被落在外面，于是捡起枪逼住了中国人和苏联人，只是最终她哭成泪人一样，始终也没有开枪。

中国人还是很勇敢的迎向她，用那种“很色”的眼神－－因为他把子弹收了起来。

　　 然后是一个大湖，苏联女人脱光了在湖里畅游－－这段酒桌上到是不少人看，只是我怀疑是为了票房效应还是作者真的这样写。

这样写不是不可能，因为它可以表现一种压抑了许久的心情终于放开的这样一种境界。

只是导演处理的是不是太真实了？

那个小店里至少有三个孩子目不转睛的看完了整个影片。

而日本女孩子和中国男人发生了激烈争吵，我怀疑是关于他说他家人怎样被日本人杀死，而她反驳那是国家之间的事，和她无关这样的对话。

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一个是影片主题的关系，至少最后应该稍有些深入的讨论一下，另一个是曾经有一段俄罗斯女人不知因为什么事高兴的抱住中国男人的时候，日本女孩子在一边撇嘴，所以怀疑她有一点点喜欢上了她。

　　 我看到的故事就这些，当然大部分是我的臆想，所以如果有全部看完这部影片的人来反驳我哪里哪里不对，大可不必。

喝完酒出去时，影片就到这里，还没有完，不过我想到这里也就可以了，不用再演下去，否则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不知道导演和作者是不是这样想？

　　 另外，影片名字叫做《紫日》，中间有一段镜头也确实是三个人一起看太阳，紫色的很漂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因为没有表现很传统的红色主题的缘故吗？

这个没想通。

　　 一场没意义的酒会，一个很有意义的影片。

这就是我关于《紫日》的臆想。

　　 　　 　　 　　二○○二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