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地

无主之地没有主的世界 电影开头，深沉的女声，夹杂着整齐的有节奏的踏步声……浓雾中的镜头，几个吊儿郎当的老男人在寻找着敌人的阵线。

坐在大树下，闲谈，调侃，抽烟，打呼噜，毫无紧张气氛，如果不是他们手中的枪，我实在难以将战争与士兵和他们联系起来。

闲谈也偶尔透露出点儿智慧，在迷路后，一个在士兵说，乐观派与悲观派的区别：悲观派认为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而乐观派认为这件事的确很糟糕。

这无心的闲谈却道出了人类的渺小以及难以避免的永久的悲剧性。

结局由于这一句话也变得理所当然。

天亮了，看清了这几个连军装都穿不整齐的老男人的睡眼惺忪，也清晰地看见了塞军的旗帜，没过多久，昨晚倚靠的大树就成了他们的坟墓，几十秒的狂轰乱炸，片刻归于宁静。

故事发展并不复杂，小股波斯尼亚部队在寻找敌人中迷路了，天亮才发现闯入了塞族阵地前沿，最后只有西基归入战壕侥幸得生。

塞族准备派出两人查看，这一场戏颇为有趣，当指挥官说出任务后，镜头依次给在场的人，莫不心不在焉，战争的厌恶感一显无遗，本来刚刚紧张起来的战场经此又变得松弛起来，最后只能无奈的派出一老一小，无名老兵和新兵尼诺。

不得不说导演Danis Tanovic对细节的把握与表现确实很有功力，苍蝇的嗡嗡声，新兵扭曲的腰带和笨拙的动作，老兵随身携带的猛男照片，这些声音或画面成功使角色立体化，导演利用镜头肆意的调侃使沉闷的战场也颇为有趣。

由此可见，电影画面的“潜台词”的作用远远大于戏剧对白。

最喜欢尼诺和西基躲避炮轰在战壕里面的戏，一个塞族士兵和波族士兵关于战争的二律背反的讨论，两人在战壕门口一左一右，前景画面看似对称，但不同民族士兵的相对以及一人有枪一人徒手、后景的炮火场面却极其的不对称，似乎预示着在战争的死亡面前人类的平等与现实世界的不平等以及暴力逻辑的荒谬。

两个人都不愿承担战争的罪恶的责任，谁也不愿承认是自己的民族发动了战争，不过最后这复杂的争论竟然由简单的暴力威胁结束，可笑的人。

看的很多电影中，男女主人公面对无数危机与矛盾都能奇特的化解，我们这些傻了吧叽的观众不论看没看懂，也无论什么超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手段，都皆大欢喜，以至于看到电影中的任何矛盾，我比主人公还要笃定，莫不信心十足。

所以当发现“尸体”下有跳雷时，我们都乐观的想象着等待着英勇的拆弹专家的到来，想象着中士英雄般的顶撞上司，想象着记者曝光维和部队的丑闻，但当准时的德国专家跳进战壕，当中士无奈的只说出战争没有中立者，当维和部队的总指挥官牵着满脸幽怨的小蜜来到现场，Danis照样抛给我们沉重的现实，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群注定悲剧的人类，不仅如此，无休止的自私、猜忌、误会、仇恨、报复毁掉了尼诺和西基，注定那个地雷上的士兵只能望着天空，望着奇迹，等待着真主，等待着死亡回头想一想，是谁发起了战争，是谁埋下了地雷，塞族波族都不愿承认，尼诺也不愿在镜头前承认，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我们连个错误都不敢承认，我们什么事不敢做？

片尾曲，轻轻的深沉的女声夹杂着整齐的踏步声，人类义无反顾的在悲剧的道路上走下去，没有主的世界我们无所顾忌。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马乱中，2岁的艾哈迈德·赫鲁斯塔诺维奇与母亲、姐姐和大婶一起被塞进了离开斯雷布雷尼察的卡车。

途径萨拉热窝以北90公里的托西奇西，他们去往了图兹拉。

彼时波黑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东部城镇几乎全数落入塞尔维亚族军队手中。

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是halal聚居的一块飞地，被UN列为“保护区”，周边的halal难民不断涌入。

在战争进入尾声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满UN偏袒他族的塞族最终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

惊恐的halal男性逃向密林深处，但山林迷雾未能掩盖其行踪。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描述，踏上那段“death之旅”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约20公里的森林中被Serb军队逮捕。

他们被丢进一间礼堂，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这里遭到remove。

几个月后，未寒的xx又被Serb军队挖出转移。

2015年，赫鲁斯塔诺维奇重新埋葬了父亲被挖出的残存遗骨，他选择拥抱和平，定居故乡。

但就在父亲长眠地下六年后，他的思绪似乎正被一个幽灵缠绕。

1994年，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左）从被围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受访者供图

赫鲁斯塔诺维奇说，他的父亲被捕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被x决。

受访者供图“我不敢相信现在的状况与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现在我的妻子也怀着孕。

”赫鲁斯塔诺维奇讲述着。

赫鲁斯塔诺维奇所指，是波黑Serb头领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动向。

这位长期活跃在波黑政坛的强人以鼓吹Serb脱离波黑进而与塞尔维亚合并的言论而广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势的人认为他“疯话连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步骤让Serb实体从中央司法、税收、军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独立。

多迪克承诺，Serb议会将在11月底之前宣布建立自己的army和jurisdicition。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politico学院院长西德·图尔卡洛认为，国际已经裁定Serb应对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Serb军队的重建将被视为是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冲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伤口太过刺眼，以至于人们至今不愿也无法厘清那段历史的是非。

上世纪90年代，当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应付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议题时，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异族彼此matar，与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类似的行为比比皆是，不仅是塞族一方，穆族与克族同样难辞其咎。

1995年底签订的《代顿协议》“冻结”了这场战争，也塑造了波黑“一个国家、两个实体和三个大统领”的荒谬现实。

如今，在协议签署26年后，nacionalismo叙事错综，hatred与芥蒂不断被建构，头目蠢蠢欲动，一个暗影似乎正试图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鬼城”的凝视“我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matar了。

”赫鲁斯塔诺维奇在推特上的签名冷静地写着。

正如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小镇，他像是一个永远活在记忆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鲁斯塔诺维奇（右）与姐姐和怀孕的母亲离开斯雷布雷尼察后。

1993年11月，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出生在图兹拉，他一生未见过父亲。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没有枪声，历史被封存在了波托察里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

波黑失踪人员委员会编制的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失踪及遇难者名单上列出了8273个名字，但Serb方面一直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事实。

搜寻遇难者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挖掘、鉴定、掩埋构成了这里沉默的日常。

不过，当地一位帮助失踪者亲属搜寻的志愿者说，“尽管这种沉默持续着，但永远无法称之为和平。

”

在波托察里公墓，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埃尼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这里确实很安全，但人烟稀少。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所说，matanza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万人口，但现在仅有3000人左右。

一些穷尽一生也未能找回亲人cadáver 的老人死去了，由于经济状况糟糕，很多年轻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筑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

周围都是房子，却看不到一点灯光。

”他说。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追责依然让波黑陷入撕裂状态。

战争结束后，卡拉季奇和塞军总司令姆拉迪奇受国际法庭追责。

卡拉季奇始终坚持无罪，姆拉迪奇同样拒不认罪，在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后，姆拉迪奇提出上诉，指责对他的指控“荒谬”“可憎”，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保家卫国。

在halal口中，姆拉迪奇是“verdugo”，但塞人却将他视为“英雄”。

2021年3月，一条写着“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横幅出现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图纳茨镇，横幅上赫然印着多迪克与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两人均出生于3月12日。

在波黑的Serb地区，姆拉迪奇的海报、涂鸦和纪念碑仍然四处可见。

许多塞人坚信，对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搞事情。

今年6月，在UN驳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诉后，波黑Serb人的抵触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塞族共和国的卡利诺维克的海报，此地是姆拉迪奇的家乡，配文称卡利诺维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决。

”一位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卡的Serb veteran称，姆拉迪奇是他的“偶像”，“没有人能为他定罪，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他是我们的人，来自这里，尊重战争规则。

”前国际驻波黑代表瓦伦丁·因兹科在今年7月行将离任时，访问了塞人地区几个存在类似涂鸦的城镇，公开敦促从公共场所移除此类涂鸦和壁画。

然而，此举引发塞族强烈逆反，从7月到10月，涂鸦非但没被擦去，还报复性地变多了。

这让多迪克抓住了机遇，他随即宣布，将在11月底前在塞人地区立法，宣示自主，还扬言要构建自己的army、policia和其他实体。

10月底，塞人更在萨拉热窝市郊的亚霍里纳山举行了一次演习——1992年至1996年，在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塞军正是在这里对城内进行无情的炮击。

政治流言划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静，人们担心多迪克的“风言风语”要变为现实。

上个月，一位村民在赫鲁斯塔诺维奇面前咒骂这位塞族领导人，“为何不让他看看？

”这位村民刚刚找回亲人的另一半cadaver，不得不挖出重葬。

还有一位至今未寻得儿子cadaver的老妇人询问着赫鲁斯塔诺维奇，“孩子，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再逃跑一次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1995年12月，塞、克、穆头目在U.S斡旋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被确立为一个由两个实体组成的国家。

尽管人们尝试着说服自己与过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被不断再生产着。

50多岁的萨比特从小长在波黑南部小城莫斯塔尔。

他是一名拥有30年经验的职业消防员，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的日常工作量大概少了一半，这是因为全城存在两支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所在的那支完全由halal队员组成，只需要负责halal街区的火情。

在1992年到1994年那场冲突后，莫斯塔尔的居民们就按照族裔分成了两个社群。

halal集中在当年交火线的东侧，火线西侧主要是信仰catolica的克族聚居，那里的火情由克族消防队处理。

“莫斯塔尔的市政系统拥有两支相互独立的消防队。

”萨比特说，“不仅如此，还有两座医院、两种学校、两家电力公司甚至两支足球队，它们都分别服务穆族和克族。

就连夜店都是分开的。

”“自从当年的战争爆发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去克族一侧处置过火情，无论距离远近。

”他说。

上世纪90年代的战争结束后，波黑得到了国际广泛承认，形式上的当局也得以建立。

在波黑全国地图上，莫斯塔尔全城都在“穆克联邦”的范围内，不存在与塞族的土地争议。

莫斯塔尔地区在波黑国内的位置然而，近三十年之后，“那条线”依然难以逾越。

即使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流逝，即使波黑的媒体整日谈论着加入欧盟、北约，仿佛历史早已翻页，但要抹去当年的隔阂依旧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是在物理还是心灵层面。

“城里每一个角落都有明确的归属，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

”萨比特说。

步入莫斯塔尔城区中心，视线越过有着一座明亮庭院的帕夏清真寺，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座标志性的老桥。

老桥东侧的街区早已商业化，低矮的巷间满是小商贩向游人叫卖。

但细看之下，当地居民竟然将不少当年的弹壳和其他武器零件制成了纪念品，冲突的印记依然随处可见。

西岸桥头上，一块石板被人写下了一行醒目标语：“不要忘记93年！

”

桥头拱门旁的石板上写着标语不要忘记93年！

1993年的莫斯塔尔遭受了在中世纪未曾经历过的磨难。

当时，波黑战争进入第二个年，穆克联军与塞族武装的冲突仍在继续。

但随着形势发展，穆族和克族间的矛盾逐渐浮现，双方在莫斯塔尔地区爆发战斗，波黑的战事演变为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莫斯塔尔城内处于三族混居状态，穆族和克族人数最多，均占总人口（近13万人）的35%左右。

克族武装（HVO，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包围了市区，还使用了炮兵轰击，已经伫立500多年的老桥也被炮火损坏，断成两截。

站在老桥上眺望清真寺，右侧为穆族区，左侧为克族区以内雷特瓦河上的这座老桥为界，当时穆人武装（ARBiH，）控制了莫斯塔尔东侧，克族武装则占领了西侧。

双方均依托居民区作战，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针对平民的袭击。

莫斯塔尔地区的战事直到《代顿协定》签署才硝烟散去。

然而，《代顿协定》充其量只是一个临时的政治粘合剂。

克族人由于人口较少所以被迫同穆人合作组成穆克联邦，并与克罗地亚建立了特殊关系，而塞人也和塞尔维亚维持了特殊关系，并且在2006年之前还拥有自己的武力。

萨比特如今依然有一些克族和塞族朋友。

“克人当年用火炮和狙击步枪袭击了我们的街区，塞人则在冲突激化后搬走了，三十年过去，我个人对他们的敌意早就消散了。

”萨比特说。

但他依然对前景表示担忧，因为在整个波黑，三族间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一代也受到影响。

如今的莫斯塔尔，不同族年轻人间基本没交集，大家上不同学校，听不同语言的流行歌曲，追着不同的明星。

战争时期波黑民众躲避狙击手的攻击。

“我的女儿现在22岁，她当时上的高中很小，只有一栋楼，穆和塞的学生都在里面上课。

”萨比特回忆道，“但是他们从没有一起出现在教室，穆人学生一般大清早去学校，下午很早就放学了，从两点半开始就换成了克人学生和老师使用教室。

”与萨比特当年不同的是，他女儿一代虽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却也没有交过克族朋友，因为双方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截然不同，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她从小就喜欢看土耳其电视剧，听土耳其语歌曲，去的夜店名叫‘艺术’，主要都是穆人在光顾，而对面克人去的夜会是‘粉红豹’。

”萨比特说。

铁托时代小学生的习字本，学生以西里尔字母书写铁托名字在赫鲁斯塔诺维奇家中，一面波斯尼亚王国旗帜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这面蓝底白条加上鸢尾花的旗帜与如今官方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国旗不同，它早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前就被信奉catolico的波斯尼亚王室使用。

上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期间，波黑穆人也在这面旗帜下展开战斗。

像赫鲁斯塔诺维奇一样的穆人居民虽然珍视自己的halal身份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但同时也公开表达着对奥斯曼征服前咖啡乐的波斯尼亚的尊重。

“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

”他说。

现在波黑再度受到了土耳其的文化辐射。

莫斯塔尔城区很小，土耳其counsel占据了显眼的中心位置，其到地标老桥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米，抬头即可望见。

每逢工作日，门口都有人排队，人气超过城里其他的外交使团。

“年轻人都愿意去istanbul上大学，比去欧洲方便多了。

”萨比特说。

“拜占庭式”治理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西巴尔干的战争中，处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往往是塞族发动的matanza。

人们谈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人头目，却很少提及同样被海牙法庭调查的穆人头目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族领导人图季曼。

联合国决议1993年将斯雷布雷尼察设为“安全区”，然而，各方都没遵守协议，塞人武装经常向安全区开炮。

而混在refugee中的穆人则频繁出动，袭击塞人与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区”躲避，这种做法之后又招致塞人武力报复。

1995年8月4日凌晨，代号“风暴行动”的战役打响。

U.N为首的联军共集结14万兵力，在克罗地亚与波黑横跨63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不到5万塞人军队展开攻势。

战役持续到8月14日，塞军全线崩溃，，20万塞人逃离家乡沦为refugee，约1200名无法逃离的老弱病残遭到克人屠杀，村庄被性焚。

萨拉热窝一座博物馆内对当年战争的纪念战争虽已结束多时，但创伤至今难愈，波黑境内两个实体的关系不和，与各自母国往来远比和对方的交流频繁，波黑整体认同往往只停留在书本或欧盟的口头说教上，而经常强行通过法律的高级代表则让波黑当局显得无所作为。

《代顿协议》以一种看似精密的技术方式为波黑建立了一种“拜占庭式的”治理体系，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体系在宪法上巩固而非解决了分歧。

在人口不过380万的波黑，有3名大统领、13名关白、180多名尚书和700多名元老院成员。

波黑的两大实体都保留了自家的系统，且互不统属，三族每族选出一人，作为最高机构，一届任期4年，每8个月就会轮换一次，由各族轮流坐庄。

波黑当局的各重要岗位也是三族平分。

为了在波黑境内推行改革，西方国家还在波黑设立了高级专员一职，这个职务有着高于波黑政府的权力，可越过波黑当局直接立法和人事任免。

波黑当局机构臃肿，治理效率低下。

以人口普查为例，由于塞人与穆克各自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统计，结果往往两三年仍未出炉。

最近，随着波黑等西巴尔干国家意图加入欧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三族共治的机器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有的甚至危及其内部团结。

下一个触发点如今时局下，无论欧盟还是北约，都无力也无意顾及巴尔干半岛这片已丧失战略意义的地区。

世界的漠不关心让这里滋生着躁动。

就在今年7月波黑发生“涂鸦风波”之际，与多迪克一样时常语出惊人的塞人头目亚历山大·武林再次挑动了地区的神经。

“这一代头目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世界’：团结塞人，建立一支塞军，无论他们在哪里。

”武林的言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在为“大塞主义”“招魂”。

自“放狠话”以来，多迪克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四处走动。

他先是在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与此同时，他还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保持沟通。

近日，他又与支持穆人的土耳其打通了联系，亲赴安卡拉拜访土总统埃尔多安。

“假使欧盟继续淡化波黑问题，这将为新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空间，他们在波黑及西巴尔干地区现有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图尔卡洛指出，“这还可能导致波黑成为各种外部参与者的战场，他们可能会利用波黑‘冻结的冲突’来破坏欧洲的稳定。

”10月初，前波黑大穆夫提穆斯塔法·塞里奇受邀前往俄罗斯参加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的就职典礼。

回国后，塞里奇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夺人眼球的“游记”，称车臣战争后俄罗斯成功“整合”了车臣，“但布鲁塞尔没有，而且似乎不想将波黑纳入欧盟。

”塞里奇的言论反映出波黑穆人当中与日俱增的欧洲怀疑主义倾向，而他们历来将欧盟一体化视为解决战后波黑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西巴尔干地区受到各种国际行为强烈影响，这些行为彼此相互冲突，也导致了西巴尔干各国内部的摩擦。

”图尔卡洛表示，“一方面，这些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外交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国建立可预测的、务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意建立在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历史、文化联系的情感纽带和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务实需求之间。

”在欧盟的绥靖下，西巴尔干各国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

图尔卡洛认为，欧洲与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此时仍未意识到波黑局势会对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百年前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

“民众的不满、未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复杂的外国影响以及质疑国家存在的精英……种种问题彼此缠绕，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触发点，也能点燃一场新的冲突。

”图尔卡洛表示。

面对潜在的动荡，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欧盟和北约都不抱希望。

今年与亡故时的父亲同龄的他仍记得，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要担心，北约会保护我们，塞军不会进入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已经向我们许下了诺言，他们会用飞机向我们空投弹药补给……”但这一切从未发生。

“我不相信还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的哈喇——成为哈喇就是我们的原罪。

没有人想要我们留在欧洲，可我们已经在这里600年了。

”赫鲁斯塔诺维奇耸了耸肩，他坦言自己也有不少塞人朋友，但彼此从不谈论politico。

他知道，当和平崩塌的一瞬间，他与塞人邻居们建立起的脆弱友谊，将永远被埋葬在群山环绕的密林中。

本文为转载，原文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2A00Y6200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李欣频老师的推荐。

蛮灰色幽默的一片子，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里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

简单说，UN维和部队里的一小头头想帮助那三个人，但是上级不愿意牵扯进这件事。

于是，那小头头便和一女记者达成了某种默契。

通过媒体迫使上级改变原先的决定，而上级因为害怕事件被媒体曝光，不得不去救那三个人。

虽然出动了专家，但就是没法救出那第三个。

而另两个人的死亡，又使维和部队必须要救出第三人。

于是他们便导演了一出好戏，对媒体宣称已救出那人，还让对方拍到抬出人员的画面，但实际却让专家冒充被救者。

最终，所有媒体都按照看到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片尾，女记者的搭档对女记者说，“要不要再去拍下战壕？

”女记者回答说，“不用了，战壕，哪里的都一样。

”可事实上，那第三个人此时就躺在战壕，躺在那颗地雷上……所以，我们能相信媒体吗？

那些喉舌不断鼓吹的东西，真是真相？

报道的东西，就一定是事实？

我不确定，因为没有亲眼看到。

就算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更何况是那些没有看到过的！

9.1.5晚写于甘韦肆

波塞战争期间。

雾色中，一队波斯尼亚士兵向塞尔维亚阵地接近，不幸天明时被对方发现，波斯尼亚士兵西基（Branko Djuric 饰）中弹滚入战壕，战友则全部牺牲。

塞方派出新兵尼诺（Rene Bitorajac 饰）在一老兵带领下检视战场，老兵将弹式地雷塞入波方士兵尸体下面充作陷阱，找到了武器的西基突然出现，击毙老兵后将尼诺俘虏。

不久“尸体”突然醒转，西基看着地雷上的战友无能为力，只好与尼诺二人在波塞阵地之间的无主地带请求帮助。

联合国维和部队接到求助赶到现场，维和高层领导本着避免麻烦的原则拒绝施救，英国女记者珍妮获得这一消息后借媒体力量对维和指挥部施压。

但是维和部队与媒体的介入，并没能扭转混乱战争中的又一悲剧事件。

本片获200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二十余项褒奖。

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是高一的时候，热热闹闹的运动会结束之后的下午，语文老师放的，看不懂一点喜剧背后的悲剧内核。

只看懂了是一场战争中各方人马滑稽可笑的演出。

然后在读书报告里可能会写：一段无序的混乱背后的悲剧，最后士兵的死亡是对于政治的讽刺。

这么多年以后回过来，了解了南斯拉夫那段漫长的仇恨史，充斥着各方利益算计以后被完全扭曲成仇恨与矛盾的土地与人民，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屡见不鲜的悲剧。

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看懂了电影，但在了解了以上这些之后，我至少可以理解，最后结局的死亡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这不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注定的结果。

被注定的事情不应该称之为悲剧。

两个民族的士兵的那种敌视是“正义凛然”的，但是他们的仇恨不针对的应该是彼此，而是一种被植入的信念。

在Nationalism Study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想象中的文化，这里可以套用为：想象中的仇恨被具像化了。

而在这些小人物自认为伟大而崇高的信念之上，凌驾的是现实政治中，大人物的层层算计和“无可奈何”。

因为这部电影而完全否定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种无知的偏见，他们在过去的失败中反复学习。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过去犯下过诸多的错误是没有办法扭转的悲剧。

而某种意义上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当真正弱势的群体对它抱有期望时，它什么都不能做。

卢旺达大屠杀时维和部队驻军的总负责最后名声狼藉，大部分理由不是因为他没能阻止大屠杀，而是他的指挥失误造成了数个比利时士兵的死亡。

人生而平等，但有些人注定更平等。

同样的观察可以直接化用到这部电影中。

不是无主之地，而是无“人”之地。

这部电影中没有一个角色代表的是“人”。

因为真正的“人”，在全世界镜头下不合时宜想拉屎的小人物，是一定要死去的。

电影之内战争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远得当我们听祖父和奶奶回忆的时候，还能咔咔地笑出声。

世界上有一些东西，它的存在就代表了悲伤，挣扎，离别，死亡……但它就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甩也甩不掉，赶也赶不走——战争就是其中一种，只要人类还有利益的纠葛，还有仇恨的种子，它就永远不会离我们远去。

《无人地带》一如继往地反战，但导演明白，战争这种东西，无论你怎么反抗它都不会消失，所以他只用幽默，只用讽刺，只用荒诞，只提供问题，不提供答案。

影片最后塞拉躺在地上，代表了千千万万的波族人和塞族人，而他身下的地雷，名字叫战争。

这种地雷无法拆除，德国专家说。

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和无奈笼罩着整部电影。

电影拿了很多奖，我宁愿相信它的得奖不是因为它的反战和黑色幽默，因为已经有太多的珠玉在前。

从纯电影的角度推论，电影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人员下，为我们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一种以小博大式的叙事，一种四两拨千金的力量，一个埋葬了无数人的无人地带，才是它的闪光点所在。

电影叫无人地带，真正的名字呢？

无人关注的地带？

无人关心的地带？

还是——无能为力的地带？

尼诺和西基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战场，这里具备战场所有的条件，互相攻击，互相侮辱，互相猜疑，互相暗算，当然，血和死亡是必不可少的佐料。

当那个老家伙洋洋得意地炫耀尸体压地雷的绝妙杀人方法时，你不必为人性的变异感到愤怒和惊讶，几分钟后，老家伙就挂了。

在战场上，每个人既是黄雀，又是猎人。

战争就是一个把人的阴暗性光明正大地无限扩张的怪物。

战争从来都是宏观叙事，以整体性决定成败，所以无论结果如何，个体注定只能成为战争机器无足挂齿的一个小小零件。

这就是美国佬几乎天天都在世界各地掉几个“零件”，布什还能趾高气扬地把反恐当作自己政绩四处宣扬的原因。

讽刺的是，战争对人的伤害，也是最深的伤害，恰恰是从个体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社区到一个地区到一个国家，战争无休止的继续，痛苦就无休止地延伸。

“中立是他妈的不存在的”影片中导演直截了当地呐喊，然后不久就出现了维和部队，代表世界眼睛的媒体。

这种嘲讽来得太直接，直接得让人连借口都来不及想，只能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傻笑。

维和部队和媒体的出现完全可以用“粉墨登场”来形容，为这场战争舞台剧注入了更多的笑料和荒诞。

先来直截了当地说说两者的“最高指导思想”，维和部队——维持和平时一样状况的部队的简称，意思是你平时打仗，就继续打好了，不过最好是不要误炸我，不要碰到我头上的乌纱。

媒体——顾名思义，以紧张刺激，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将创收最大化。

这次的无人地带肥皂剧简直就是一座金矿。

法国维和队员和女记者徒劳无功的反抗，进一部证明了“最高指导思想”的稳固性和不可动摇性。

最后尼诺和西基在维和部队面前自相残杀，我不知道算不算自相残杀，因为可怜的西基致死都不懂开枪，他是假维和人员之手干掉尼诺。

看到这里，我反而为他们高兴，与其在一场不知名的战役中挂掉，倒不如在这场肥皂剧中献身，因为好歹也是主角。

与其在无人地带孤立无助地挥动“白旗”乞求一点生的希望，倒不如死得壮烈。

与其无止尽地陷入“谁发动战争？

”这样的无解问题的困惑和痛苦下，倒不如死得安宁。

猜想一下，尼诺和西基在天堂或地狱还玩那种举枪相向然后逼对方“说实话”的过家家游戏吗？

斯人已逝，留下的那句“不为什么，就因为我手上有枪，而你没有”却回响不绝振耳发愦，一种对“强权就是真理”最野蛮也是最有效的解释。

塞拉的突出性贡献在于让我们明白了拆弹专家的另类用法，甚至让我产生了拆弹专家是这个世界最吃香工作的幻觉，恨不得立刻投身于伟大的拆弹事业。

塞拉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结束的结束，比我们在矿难中殛待拯救的矿工兄弟更绝望。

这里有枪声，有炮声，有地雷，有战斗，有鲜血，有死亡，有维和，有记者，有蓝天，有白云，有花，有草……就是没有人，没有一种维护大地生机的品质，没有一种现代社会的，区别于茹毛饮血时代的力量。

导演似乎在拷问，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无人地带的语言，真的传达出去吗？

外面世界的人，在倾听吗？

Sorry, you call a wrong number or the dial is not in service……电影之外战争真的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远得当我们听祖父和奶奶回忆的时候，还能咔咔地笑出声。

波族人和塞族人的战争也似乎被历史封尘了，上网也要找一段时间才找得到。

还不如几天前俄罗斯的空难来得“新鲜”，但现在回想起来，对空难也有点记忆模糊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严重失忆的时代，很多时候，报纸电视上的灾难似乎离我们如此之远，远得我们对着满脸鲜血号哭不止的人们，还能保持看偶像剧时的表情。

“那不是我的记忆”你辩解道，是的，那不是你的记忆，但难道真的要灾难凌驾于你身上，你才有所触动？

但——那时候你还能有记忆吗？

石屎森林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却在某些方面禁锢了我们的思想。

人为界定的水泥方块限定了每个人的生活位置，隔壁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也很难见。

冷漠似乎已经成为了默认和共识。

难道“地球村”的说法，说的真的只是地球吗？

我们可能去不了塞黑，救不了塞拉，但对于身边的人和事，还是触手可及的。

下次，当你过街时看到一个蹒跚的老人，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个站着的孕妇，回家时听到三楼的住户在呻吟叫喊，你可以大声的对自己说“我不是维和人员”吗？

其实那个地上的人，还是有救的，比如把水泥灌到地雷上。

不过，恰恰这个人的“不能拯救”，折射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谬。

这是一部反映民族矛盾的电影，虽然过去了10多年了，因为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国，所发特别关注这个国家的变迁，南斯拉夫的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都是小时侯百看不厌的电影。

其实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关系和是非。

只知道我们支持的波黑的卡拉季奇，后来因种族屠杀被国际法庭判刑。

电影没有支阐述战争的背景，从一个波斯尼亚士兵和一个波黑士兵在无主之地（两个阵地之间）遭遇，所引发的故事，颇具黑色幽默，在战争的原因上，2个士兵做了最好的诠释，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有“真理”，其它都是传说，就像官场一样，谁权大谁有话语权，谁较真，谁傻瓜，所以领导感觉都很好，永远觉得真理在手，哪一行都是专家，因为他说了，底下人不是赞扬就是黙认。

电影还提到了联合国的维和作用，真如那个正直的维和士兵所说：中立在凶杀面前并不存在，客观对阻止这一切没有帮助。

”“面对谋杀，你根本不能客观。

” 这世上真的就没有是非、没有对错。

其实标准是有的，那些普世价值，可是遇到客观现实就不起作用，真相永远躲在烟雾之后，扑朔迷离，还会因为当事者的伪装、造假，再由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呈现在人们的眼里还剩下多少真相。

为了宣扬战争的正义，当政者都会编织非战不可的理由，以爱国的名义，可是战争双方的人民遭殃了，都要献出亲人去参战、还要勒紧裤腰、甚至战火烧身。

作为一个平民，都应该远离战争，不论它多么正义。

《无主之地》没有战争电影中常见的枪炮轰鸣、鲜血四溅的场面，但没有人不会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战争电影。

在一篇访谈里，本片的导演曾说，他并不喜欢拍摄战争，战争从来不是优秀的电影主题；他又说，拍电影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主题的方式。

他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巴尔干，有拍摄大量战争纪录片的切身经历，作为一个波斯尼亚人，战争是他心头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为了缓解这种无时不在的痛楚，他选择了幽默。

战争的残酷无情、戕毒人性因为荒诞的力量愈发凸显，在跟随着导演的幽默笑过之后，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无奈。

是的，幽默被人们误解得太多，它不仅是暂时止痛的麻醉剂，也是一把刀，在灿烂的太阳下闪着刺目的光芒，刀尖上可能还滴着波斯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的血，尼诺和西基的血，我或者你的血。

战争就是对立的双方，就是双方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厮杀冲突，以及这种对立的解决之道。

导演用他忧伤的喜剧之眼注视着这种对峙，一点一点告诉我们战争的秘密。

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我试图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在这块小小的弹瓦之地，战火已经燃烧了多少年，我看见的只是蓝天碧野下一队队对峙的人们，一个个相向的枪口。

对那些遥远的民族，我们也无法确知谁对谁错，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只好如小孩一般用枪指着对方，让他承认战争是他那一方发动的。

到了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厌倦了这样过家家般的游戏。

就在这样的对峙中，一个个身体倒下了，一张张面孔衰老了，人们只能在断垣残壁之侧、连天炮之下小憩，做梦，听残破的风琴呜咽，学习习惯随时可能中断的生活，天亦荒地亦老，永远见证着动机越来越抽象的战争。

战争也许会有正义的名义、信仰的名义，一旦发动，却没有哪一方是绝对无辜的，受伤的也不会只有一方。

尼诺和西基尼诺的塞尔维亚情人曾经是西基的同学，这带给他们的单纯的欢乐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转眼间他们又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安全算计着对方的性命。

如果不是战争，因为种种机缘，他们可能还会相熟，甚至成为朋友，可他们就硬是被莫名其妙地丢到同一个战壕，成为近在咫尺的敌人，连求救都要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

我总以为不论地雷能否排除，塞拉能否得救，不论他们以后是否有机会刀兵相见，至少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他们会获救，会回到自己的族人中间——可是真相要残酷得多，他们竟然在获救的一刻，自己杀死了自己，可怜西基死时才到战场一天，连枪都不会开。

抽象的仇恨竟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让素不相识的人甘愿性命相搏？

战争由人发动，保护人的生命和利益，但子弹从来看不见单个的人，真正无辜的是卷入战争的具体的个人。

恐惧只会教人恨，而不会教人爱。

维和部队和新闻媒体在电影中，维和部队和记者的关系也是对立的。

维和部队的官僚和暧昧的不干预，媒体的高效率和无孔不入，使这个战场上普通的援助事件向着戏剧化的方向发展，到最后演变为一场荒唐的悲剧。

在当代社会，媒体绝对不会放过战争，军队也只是政客的工具。

我不否定部分媒体和记者个人的人道情怀，也更加不能否认所有媒体背后的利益因素。

在媒体与政客的利益追逐中，必然产生掩饰和谎言，必然更加无视个体的生命，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是话语的游戏。

而维和部队和记者对于波族和塞族双方来说，都是冷漠的第三者。

政治和谎言可以形成同谋，就像为救援行动双方达成停火一样，战争可以暂时中止，对峙却永远不会结束。

在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下，仇恨总会重新露头、滋长，硝烟随时随地又会再起，无辜的人继续他宿命的轮回。

在这个波斯尼亚导演看来，这便是战争、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秘密。

除了苍白无力的幽默，他还能做什么？

最后的一个镜头俯瞰着地雷上的塞拉越拉越高，塞拉其实是所有无辜的人，或者在地雷上的整个世界。

有人从这个镜头看出了悲悯，可镜头不是上帝的眼睛，也许上帝根本就不在场，塞拉永远离不开地面升上天堂，他只能静静地躺在暮色四合的大地上，绝望地等待他的命运。

无主之地，无人生还！

这无疑是对参与这次拖沓跌宕救援行动的所有人，来的一场彻头彻尾的群嘲。

嘲讽意味之浓，以至于观影者总在悲哀来袭之前忍不住发笑，却又在苦笑之后，陷入巨大的无奈之中。

电影中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每一个角色，所代表的都不是绝对的正义或者黑暗。

冥冥之中有一连环杠杆，撬动着每一个人被迫做出选择。

上层统治集团利益冲突，驱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血肉相残；被极端民族情绪煽动的普通士兵，不得不为所谓正义毁灭自己生存的土地；官兵即使不愿旁观，却只能服从上级命令，原路撤离救援现场；维和部队长官迫于舆论，只得亲自乘直升机前往事发现场，完成他在镜头前的政绩表演；而记者，作为舆论的发酵人，却只关注新闻是否具有爆炸性，对真实置若罔闻。

一场援救，无人生还。

所有这些参与者如若匆匆过客，完美扮演自己的角色，唯独落单了救援对象。

战壕里三个可怜虫，俨然沦为表演的道具。

维和部队需要他们来完成对自己维和目的的诠释，而新闻记者需要他们获取更高的收视率。

一旦完成了道具的使命，他们的生死，无人关心。

而这三个人，虽然分属两营，却也认识同一个姑娘。

他们的相遇以枪声开幕，可以看出两个人都是战争中被迫的螺丝钉，并不希望互相残杀，无非求一口气继续活着。

但是面对生的希望，双方必须做出选择。

于是，仇恨便开始滋生。

电影没有具体交代两个民族缘何生隙，却完整展示了两个具体的人是如何走向仇恨的深渊。

但他们之间的仇恨，却太过可悲。

如果是和平年代，他们很可能成为情敌。

但是现在，他们却要时刻提防对方背后放枪。

归根结底，战争是国家机器的利刃，这台机器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只得被迫前进，战争中的我们都是失却个人意志的草芥。

可人毕竟不是草木！

当他们的相遇在混乱的枪声中结束，却没有太多悲哀，悲哀的是活着。

看完电影，我发不出任何感慨，目之所及都是恶的魂灵，却无法指责。

就像你不能考验人性的阴暗面，只能期许这些历史永远存留在胶片中，化成恒久的警钟。

这部战争片，最好的地方便是它没有选择好莱坞式的宏大战场场面。

它不关心将军，不关心世界，只关心困在战壕里普通士兵，普通的人。

人在有求生欲的时候，会为了一口香烟冒死去捡火。

这不矛盾，因为活着就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欲望。

而当这欲望的火苗被现实的冷水一点点浇灭后，递到嘴边的香烟也不再有任何的吸引力，正是这魔幻而不可思议的现实一点点将人逼死。

可即使死，至少拿手枪的那位还喊出了对世界的不满与诅咒。

但那个躺在炸弹上的家伙呢，炸弹触发之时，算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响。

影片在对战壕中躺在地雷上孤独无援的士兵的俯视镜头的停留中缓缓落幕，给观众们留下了恰到好处的臆想空间。

那个场景是如此的摄人心魄，虽然无声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士兵内心不甘的呐喊，即使岿然不动我们却已然察觉到士兵无助的挣扎，纵然无泪我们却了然体会到士兵心酸的苦楚。

旁观的我们不禁要替他愤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替他咒骂这草菅人命的世道、替他哀怨，替他呐喊，替他捶胸顿足，垂泪涕泣！

镜头盘旋上升，生还的希望随着镜头的拉高，离他越来越远。

晃过神来，一切想说的都遁隐于无形之中。

无主之地，无形之中，无人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