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高

这是一部让中国人感动的电影，也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看到的电影！

扎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平淡的台词，简单的道具，挺着中国人的脊梁！

同时告诫想看这部电影的人们请安静用心看完，因为这讲述了我们曾经的历史和苦难。

向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而牺牲和奉献的先辈致敬！

向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而牺牲和奉献的先辈致敬！

向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而牺牲和奉献的先辈致敬！

电影《我的上高》以闻名中外的上高会战（又称“上高战役”或“锦江会战”）为背景，记述了一位书生县长率领县民支援抗战及其与驻军之间的博弈、斗争故事，塑造了一位英雄书生的形象。

影片通过为“书生”立传而为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传统文化中透射出英雄文化的光芒——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最新文化贡献。

一介“酸儒”有力量一般而论，一介书生是弱势的代名词。

书生的身上，洒满了人们复杂的目光。

而本片以正传的方式，报道的就是一个书生的力量。

影片一开始就呈现了一个大矛盾：在日本侵略军的战火已经燃烧到眼前、江西首府南昌已经沦陷的背景下，上饶县教育局长黄清谷被江西省府擢升为上高县长；从上饶到上高连道路都几乎阻绝了，亲族乡邻都劝以留籍不赴任。

而黄清谷却携家小绕道樟树，坚定地奔险地而去。

在亲族乡邻面前，黄清谷咬着腮帮几乎没说话，但是，他的内心是装满了未便诉诸乡邻的大理想的。

影片突出地表现黄清谷是孟子学说的信徒，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有论者云：“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国情怀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得更为炽烈。

” 黄清谷内心如此，所以他虽未多言，但这股心灵的力量却以无比的穿透力感染到了乡族和观众。

黄清谷是个读书人，且出身教育局长，所以他万分重视教育。

而他赴任伊始第一件困难便是学校的校舍亟需修缮，又因时近冬天而来不及在寒冷降临前修竣，黄清谷毅然决定将县府大院调换给学生们，而县长一家搬进了破败漏风的校舍里。

这件事没有外部阻力，但却不是谁都能下得了决心的，这是道德力量的出场。

内心力量和道德力量，其力量形态并不鲜明，却是之后一系列与外部博弈、斗争的堪称逆水行舟的力量的基础。

影片没有疏失于文化逻辑，在此安排了必要的、重要的奠基，可以看作是书生力量的前传。

与外部的博弈、斗争，始于对大兵抢菜事件的处置。

县长黄清谷带着被抢菜的百姓上街挨个寻认抢菜大兵而无果，贴出了《上高县公买公卖特谕》，又被大兵撕了，黄清谷再写一张，接着去拜会驻在当地的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首次拜会并无结果，但显然，驻军司令“藐视斯文”的行为对黄清谷形成了力量积聚。

黄清谷在接着发生的大兵因奸逼死民妇的事件中，强闯驻军总司令部，对总司令罗卓英发出强硬的最后通牒，接着以领导全县罢市的措施逼使驻军接受了上高县的严正要求，而依法严惩了强奸犯。

值得注意的是，县长黄清谷的行动，并不是在被害人家族要求下被动而为。

被害人况庄氏的族人只要求“还况氏一门清白”，他们公忠体国，对于依法严惩罪犯的正当的申冤，“国难当头，不敢奢求”。

但黄清谷却必须向前一步。

他要做的是一场护县行动，也是一场护法行动。

黄清谷发动的罢市行动逼使军方派张师长带来罪犯。

张师长以“军人应死于战场”之理由，向县长和“老表们”下跪求情，并诱以千元抚恤金之重利，黄清谷予以回击和严拒。

书生县长黄清谷的力量，在这场行动中充分释放，影片也将书生的力量正传推上顶峰。

黄清谷为况庄氏事件向军方最高长官罗卓英交涉，有一段正气而强硬的力量宣言，也可视为千古以来文人向强势者的力量宣言——……我上高百姓凭什么和大军共进退？！

孟子以仁政教化数千年，而能做到者寥寥无几，我请将军今日做。

仁政之下有国法，我请将军今日行。

第一次拜会后，罗卓英对黄清谷的评价是“酸儒”二字。

他带着对黄清谷的严重鄙视，打电话给省府，要求另换贤能。

此时，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万万想不到一介酸儒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会怎样将他的军，还将怎样给他的抗战提供意想不到的支持。

片末的字幕说，二十天的上高会战中，上高县支持军方的战事，出动了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民夫，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影片还一再表现黄清谷在战争中的坚定顽强和慷慨壮烈影响到罗卓英，使后者坚定了与日军决死一战的决心，成为大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可以看作是影片对书生力量的后传。

力量出自孟子思想“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句流传不衰的俗话，声调里透出的全部意思是“兵”不讲理，不识斯文，全是对“兵”一方的谴责。

在这句话里，“秀才”被预置在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将“秀才”的缺陷全部予以抹平。

以黄清谷与“兵”博弈和斗争的故事来看，“秀才”对“兵”说理，先要自己明确自己掌握的是哪门子“理”？

这个“理”是否充沛了“秀才”的底气，而使自己并不怯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源流中难免出现许多媚时媚俗的伪文化，难免出现以文化作稻粱谋的小我文化。

在这些文化和文化现象里，作为当事人的“秀才”们本身就无足可取，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与“兵”对话？

所以，要研究“秀才遇上兵”的问题，先要研究什么“秀才”遇上什么“兵”。

黄清谷这位“秀才”遇上罗卓英这样的“兵”，“有理”就要讲清，讲不清也要“做清”。

黄清谷浑身都是力量，他的力量来自于孟子。

为了处置大兵抢菜事件，黄清谷不得不拜会驻军总司令罗卓英，他步行三天而至，罗给他三分钟。

三分钟时间讲什么？

讲抢菜事件的案情？

讲处置的要求？

不，黄清谷提问的是：请问总司令，何为仁者无敌？

事后，罗轻蔑地称黄为“酸儒”，也许今天的观众也有同感，但黄清谷之所以敢“酸”得出来、能“酸”得下去，是因为他对孟子学说的把握和理解的通透、精到。

张师长带着强奸犯前来向上高方面求情而黄清谷不准，张师长说：“黄县长，你不要意气用事。

”黄清谷回答：“笑话！

我饱读诗书，怎么会意气用事呢？

”这就是说：“诗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情绪、气概，而是真本事，实力量。

“诗书”是为人的标杆，是力量的源泉，黄清谷依靠它可以面对任何复杂局面，可以回答任何责难疑问。

当上高人于某由重庆返籍私贩粮食的案件复杂起来时，黄清谷依法依理处理之，他有一句内心独白：“圣人当不欺我”，可见，每遇困境，“圣人”的学说是力量源泉，是其心灵的依归。

因此，黄清谷在“兵”面前有自信，有力量，有勇毅。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理清一个关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大问题：孟子思想不是如商君书的抑民，也不是如某些学说那样与统治者共舞，保持暧昧关系；而是立场鲜明地尊民，是“民贵君轻”。

有论者指出：“孔子的仁政对民本思想做了简单的探讨，经过春秋时期的发展，孟子在吸取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

在孟子民本思想中，表述最为鲜明的就是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作为儒家体系中更光辉的一部分，孟子思想卓立于中国思想史的高峰。

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一再扬孔而抑孟，原因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主理想，使他们恐慌。

山西在进入民国以来，创造了全国模范省的光荣，原因正在于山西首脑阎锡山及其师友赵戴文先生强调、布化孟子学说。

赵戴文有《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系列讲座，用于其在军署自省堂行政训练所之用。

赵戴文说：“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之道理，意在依孟子之学说造成之政府，此政府所在之国即足以自救；若更进一步，列国皆能主张孟子之学说而各自造成其政府，则救世界而有余矣。

黄清谷上任伊始，摆在他面前的是强势的驻军和弱势的百姓。

县官大老爷站在强势者一边顺风顺水的办行政，还落得有吃有喝，这应该是不在少数的县长们的选择。

县长黄清谷非但未曾如此，而且并不认为县民的个体遭遇是小事，他带着被抢菜的农民上街挨个寻认抢菜大兵而无果，遂步行三天拜会驻军总司令罗卓英。

本来，早有县府秘书提示他，拜会驻军总司令是他这个做县长的头条政务，但他却在抢菜事件发生后才成行，显然，在他的潜意识中，一个驻军总司令与一个被抢了菜的农民是同等地位，甚至后者更重要。

孟子说：“舜亦人也，我亦人也。

” 来自孟子思想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如山岳不可撼动。

由此可见，黄清谷口中的“诗书”，也就是以孟子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可以说，出现在驻军总司令罗卓英面前的，不是黄清谷，而是孟子。

黄清谷对罗卓英提问“何为仁者无敌”，罗提醒：“先生拣重要的说，三分钟很快就到”，黄清谷并不是如梦方醒地赶紧擦把汗进入“正题”，而是正色坚持自己的话题：我所说的，是天大的事。

所谓仁政，就是轻徭减税，让百姓精做土地，教导子弟做孝悌忠义，感受仁政教化的人；有忠信，知廉耻，遇事都能向前。

而不施仁政者，人民就不支持政权，就会背叛。

故，仁者无敌，惟有仁义。

黄清谷向罗卓英出语反问“我上高百姓凭什么和大军共进退”，意出孟子原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黄清谷问出“何为仁者无敌”这句话，罗卓英也知道“典出《孟子》”。

可见，在培养一代民国人物的伟大历程中，孟子学说巨大的存在感。

军方对于一介“酸儒”的态度，由鄙视到敬重，由排斥到依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孟子精神打通了“秀才”与“兵”的障碍，呈现了精神文化的共鸣。

这种共鸣在张师长率部出征前请黄县长为其讲话时，达致高峰。

张师长要求讲的是“三民主义”，黄县长却说：讲三民主义，大兵听不懂，你就告诉大家：死了有人埋，伤了有人抬；要粮上高给，要人上高出！

不能说“三民主义”里没有孟子思想的成分，但黄清谷的话，却是孟子“舍我其谁”精神的最本质、最实际的具象化、人性化。

这进一步表现了孟子思想的力量所在和黄清谷对孟子精神思想理解得通透，是把握了其核心的，所以，黄清谷这位“秀才”对“兵”说理怎么会有说不清的呢？

传统文化与英雄文化笔者和我们的英雄文化研究团队所研究的华侨抗战女英雄李林，是名播华夏的民族英雄。

由英雄源流而最新定位李林：中华传统知识分子道统责任观与现代革命家担当精神相融合的华侨民族英雄之典型。

我们定位李林的前部分，来自于李林就读集美期间从陈嘉庚先生身上获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

那么，发生在李林身上的这件事具有多大的偶然性、多大的必然性？

更多的民族英雄的源流何在呢？

有论者云：“英雄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旋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 所谓英雄主义，是英雄文化的凝结物。

影片展现的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散放而出的社会性的英雄意识与观念，这就是英雄文化。

黄清谷对抗日部队讲了上面四句话后，接下来的话则不但是对“我军”的更大激励，还是对敌军的强大冲击：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懂得礼义廉耻，骨头硬着呢！

孟子对“仁义礼智”和“礼义廉耻”作了详阐后，还刻意强调“仁义”二字的地位及做学问的目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黄清谷显然心有所放，路有所由，所以十分通达地喊出上面这句话，等于直接注脚说：传统文化＝英雄文化。

这也是黄清谷这个硬骨头书生县长的源流说明。

黄清谷的文人骨头，我们已经从他与驻军的博弈和斗争中看得很充分。

接下来抗战历程中的黄清谷，则是慷慨壮烈的大英雄。

上高县投入抗战前夕，黄清谷回籍向祖宗上坟，实际上是他以必死之心投入抗战之前对亲族乡邻的永别。

黄清谷上坟后接着向亲族乡邻交待后事，族长紫翁先生敏感道：“上高要出大事了”。

黄清谷向他们讲了上高面临的抗战形势，紫翁先生、黄清谷以及乡邻们对话如下：紫翁：清谷，若如此，你将做何处置？

黄清谷（略一沉思）：职守，操守。

紫翁：若如此，你又作何托付？

黄清谷：我既为上高令，上高乃是我的上高。

上高子民乃是我的子弟。

族人：放心，先生子弟，亦我等子弟……放心，放心……至此，黄氏一族人的壮烈，上饶一地人的壮烈，壮烈地震撼了观众。

影片在这里给在场人物安排的是新旧服式杂处，暗示这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革命者的升华，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二者的相融合。

有论者云：“到了近代，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权利义务观的影响，他们对人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

梁启超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 这就是说，孟子思想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时刻的新旧人物当中发生了融会，影片在这里安排给现场新旧人物的语言都是文绉绉的书生语言，等于无声地交待了传统文化具有向遥远的未来直贯而下的力量。

黄清谷返职离乡，亲族乡邻们目送他的小舟愈行愈远，族长紫翁先生黯然而言：“清谷，怕是回不来了……”众人问“何出此言？

”紫翁先生对他们、也是对观众解释了黄清谷的“职守、操守”四个字：县令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

黄清谷到县后对驻军总司令罗卓英慷慨表明自己的心迹，如同是紫翁先生之言的翻版：上高开战，我守土有责；上高沦落，我投水自尽！

这种壮烈的源流，仍然在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士人精神。

有论者指出：古代士人中“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 具有穿透力的孟子文化，培育出来的不是一群柔弱的书生，不是遇见“兵”便连“理”也“说不清”的“秀才”，而是一个英雄群体。

上饶老家那些身着长袍的英雄、身着西装的英雄，当国难当头时，和黄清谷一样都展现了慷慨赴国之心。

可见，文化英雄，才是所有形态的英雄的最根本，最正宗。

上高战役最终取得胜利，当然首推军方出生入死与敌军决战，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是历史上有定论的抗战将军 。

如果说任何人的英雄业绩背后都有伟大的思想文化在支撑，那么，支撑给罗卓英的是什么思想文化？

影片在抗战开始后的每个情节推进中都有孟子文化在罗卓英的环境中具象化，这既是对孟子思想的肯定，也是对英雄文化源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说明。

影片构思以奇制胜，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影片却没有铺陈战争场面，而挖掘并颂扬战争取胜背后的人民和人民背后的文化。

正面颂扬传统文化，找到其英雄文化的根蒂所在，这是影片最成功之处，也是最高明处。

士人文化的氛围综览所有文学作品，氛围的营造是作品最大的关键，一件好的作品中久久萦徊于人心的，往往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氛围。

营造氛围是作家十八般武艺中一项底功，而营造文化氛围则更不容易。

影片《我的上高》描述书生县长的力量故事，挖掘其力量的来源和力量与道德的关系，还探掘到传统文化的英雄文化指向，这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成果，是在浓郁的、可信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的。

这需要创作者深厚的文化底功和高度的文化认知。

首先，影片告诉观众，养育了主人公黄清谷的家乡上饶，是个文化之乡，这赋予了主人公文化来历和文化背景的合法性，有了这一合法性，主人公才能在全片的文化故事、英雄故事中纵横驰骋。

黄清谷赴职离乡时，乡邻们称他这个教育局长为“提学”；他幼小的儿子在船上问他什么叫提学，黄清谷说宋代的人就这样称呼。

儿子又问：为什么民国了，人们还用宋代的称呼？

黄清谷回答：“宋代呢，文化鼎盛，那个时候啊，是文化人最喜欢的时期。

大家都愿意用那个时期的称呼。

”这看似无关于全片故事情节的推进，但正是这样的“闲笔”，才成功地营造了影片文化背景所需要的文化氛围。

不失时机地穿插在情节中的文化表达，使人物的文化形象真实、立体。

黄清谷率领民伕奔赴战场前叮嘱夫人的话，又是忙中偷闲的神来之笔：你呀，是读书人的家眷，遇到事情不要慌张，不要失态……令人击节叫好的是，县长给夫人的定位是“读书人的家眷”，而不是“县长夫人”。

这是为文化人所定义的多么强烈的文化自尊！

黄清谷在全片中的表达方式以及氛围营造，如果只说是成功地营造了文化氛围，是不准确的。

影片所营造的，是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氛围。

中国文化就是士人文化。

中国上古人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 林鹏先生还将这种士人文化定义为隐士文化。

影片中强烈的文化自尊，也只有在浓郁的隐士文化氛围中才能表达得更充分。

黄清谷的身份是县长，也就是与“处士”相对应的“仕士”，但这并不影响他实际上是位隐士。

前面说黄清谷家乡上饶是个文化之乡，回看影片中展现的上饶场景，都是有意安排的隐士文化氛围。

黄清谷对夫人的叮嘱，也是对自己隐士人格的定位。

如果说黄清谷在上高，就是孟子在上高，虽能成立却难辞单薄；那么，影片着力营造的浓郁的隐士式士人文化氛围，则使存在于上高的孟子——真实，立体，丰满。

影片创作者心存孟子精神，无时无刻不在用心关照着自己的作品定位，无时无刻不在营造相适应的文化氛围。

这些营造，有深有浅，有浓有淡，最浓最深的是影片表达文化人的英雄情怀——也可以说是英雄们的文化情怀——的高潮处，传统文化与英雄文化融合最深处——亲族乡邻们遥送“怕是回不来了”的黄清谷时，族长紫翁先生赋诗一首：薄酒轻慢意，轻舟过江州。

从容高揖去，易水当倒流。

丁酉年辛亥月己亥日（2017，11，8）凌晨，朔州作者简介王宝国，笔名宗白，号独钓翁。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

现任华侨抗战女英雄李林研究会会长。

有长篇传记文学《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以来，先后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扶持。

作者通联0349～2021915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山西省朔州市市府西街59号（党校）主楼五层

没有大的制作，大的场面，在“神剧”纷飞的今天更是一部难得的好剧。

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一个文人的风骨与气节。

在看的过程中着实容易让人泪目，“县令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而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要粮上高给，要人上高出！

”、“城破投河，魂归家乡”虽然朴实，但是却有很大的震撼力。

别人说意外的好片子，真是。

讲信仰与责任。

以前对民国的县长过于不了解，国产红色电视剧教育的多了，刻板印象里总觉得国民政府县长都是可有可无，甚至汉奸一样的人物。

但是一县之长责任不可谓不重，国家就是由几千个县组成才形成一个国家，每个县做好了，国家就强大了。

片中的时间背景很特殊，是南昌沦陷以后，上饶的一个县变成了前线，主角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任上饶上高县的县长，故事很简单，就是军民一起共同抗战的故事，但是主角作为县长处理县政事，周旋驻扎军队与百姓的民事，家事都非常的细腻，真实，平淡中处处显示着不平淡，安宁中处处显示这暗涛汹涌。

从主角拜别朋友知己老师，坐在船上和他儿子讲什么叫“学提”就了解这片好。

文人的风骨，文人的胆识，文人的责任，文人的气节，在此片中，在这个主角的一言一行中体现的生动而富有形象。

确实是好片。

上高战役是抗日战场上鲜为人知的大胜仗！

中国军队统计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日军15000余人，被称为是上世纪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又称“上高战役”或“锦江会战”。

电影《我的上高》以上高会战为背景，再现了上高会战时期，上高普通民众支援抗战、痛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感人故事。

片中的黄清谷是个典型的读书人，儒雅、克制、仁义。

国家有难敢于临危受命，军民一心同仇敌忾。

表明受孔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在主张仁义的同时，面对侵略，一定回强有力的抗争到底。

【战影】谁说国军没抗日？

杀敌15000人的上高战役你知道吗？

《我的上高》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没看之前，还以为是以讲“上高会战”为主的战争电影，但看完电影，才知道是这部电影主要是讲上高县长黄清谷如何在“上高会战”前后时期治理县城，帮助军队守城的故事。

感觉电影简介有点误导，导致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有点期待落空。

建议片方还是改一下故事简介吧。

当然，虽然这部电影描写战争的场面非常少，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好电影。

故事从黄清谷上任开始，把县政府办公大院腾出来给学生当教室、为受国军士兵侮辱的妇女申冤、为受国军士兵滋扰的百姓请命、大战前夕和故人道别、大战时带领民工修筑工事、与“上高会战”罗总司令惺惺相惜……，娓娓道来，没有一处不体现细节，没有一处是闲笔（如果忽略转场空镜头的话）。

更难得的是，作为一部主旋律的电影，内敛而不煽情（看多了主旋律煽情电影的我，真是洗了眼睛）。

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以现今的眼光来看，仁政、贞节牌坊这些当然是封建传统的思想，但抛开时代背景谈三观就是耍流氓，满清灭亡也就短短几十年，上高地处偏僻、民风淳朴，又正临大战前夕，我以为，黄清谷那样的治理方式是最好的。

难道不顾民情国情，到上高搞“新文化运动”、讲封建残余毒瘤思想吗，那才是害民乱民啊。

故事虽然短，但意味深长。

最后，如果政治不那么正确就更好了。

看这个片子我居然被感动到了。

本来开头沉闷的让我放弃，离战争片太远了，一股浓浓的落魄的酸楚，有一种必败的苍凉，让人不舒服。

而后面一层层的拨开这个人物的内核是那么热血，那么励志，似乎世界都在围着他在转，战争的胜利似乎有神助。

让我不由的想起好莱坞大片《血战钢锯岭》，何等的相似！

同样是一个人的执着掀起一场人心的革命，从场面上好莱坞是没得说，而人的执着的精神来源更强调个人的英雄，所有人也只是军队的胜利；而黄县长本人没有那么英雄，外表更多是懦弱的书生，但思想内核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只是简单但有力道的感召着每一个人。

美军的一场战役是他们强大的国家在支撑，对每一个战士来讲有困难也有可能牺牲，但民族没有危亡，胜利只是早晚的事情；再看1940年的中国，已经沉浸在落后挨打的屈辱中100多年，国家民族面临何等的煎熬，每个人都是惶惶不可终日，谁都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

黄县长的力量更具有穿透力，不说那种上纲上线的话，他只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做到了几千年前的孟子提倡的德与行，只是几句话就击溃了那个时代的“常理”。

不能不说中国文化的深远，力道远大于美国的简单直接的英雄主义。

另外，很多人都在吐槽地下工作者的桥段，我不得不说两句。

首先，这是史实，没有必要故意不说；其次，没有因为有这个史实就有意贬低某军，只是比较客观的说了当年的混乱的现实；再者，从情理上说，黄植根于群众，懂得爱民和发动群众，即使当时不是共产。

党，在那个不堪的年代，他的仕途会如何呢？

他早晚也会被逼上这条路的。

总的来说这个情节是合理的。

并不是因为唱响了主旋律，才获得好评。

《我的上高》在技术和艺术上都有干货，但好评也不是百分之百。

譬如我还是隐隐觉得看完这部片子心里不够舒畅，总觉得缺点什么。

主旋律电影多如牛毛，经典却很少，《我的上高》也无法成为经典，就说明编导还有一些改进的余地。

这篇影评会有两点赞扬和一点批评，或许有失偏颇，但绝对是我认真思考过的，也希望得到交流。

一、镜头对主角的完美刻画和简约的表现蒙太奇片头最开始让我对后面的画面产生期待，中国山水画如何与战争联系到一起？

一个全景把黄清谷搭乘的小船装进去的镜头频繁出现，画面十分平稳且水平。

不要旁白，不要字幕，就讲明白了黄清谷其人。

想起近些年来，片头一堆字幕和旁白的战争片，《我的上高》称得上作用了电影技术表现着电影艺术。

小船在湖面前行的镜头，是一个普通观众也能够看懂的表现蒙太奇，中国人都知道山水画是文人的象征。

另一个小问题，主角是什么人？

我个人判断黄清谷是共产党人，有几个镜头：开战前，黄清谷去买蜡烛，让掌柜带话的镜头；从上饶返回上高的途中，路边马灯旁黄清谷和陌生人的谈话，谈到战争到来时的对策，陌生人是不是共产党人呢？

我认为是。

但这些都是没有理性的，不是硬证据。

二、钱泠泠的良心和立场罗司令作为国军司令，但没有被抹黑。

张将军打死了自己的部下，这是编导们设计故事冲突的良心，这种立场是和别的某些抗战片对比出来的。

抗战片的拍摄不能只是举着还原历史的大旗，还要真的还原历史，并且还原历史不能过于单纯，还原要考虑眼下的社会，给我们生存的环境积极的教育意义。

主旋律片不应该只是宣传、迎合主旋律，而是遵循主旋律去解释个弘扬，必须强调宣传和弘扬不是一个性质。

三、细节虽小，但决定整体的高度心里说不上来的那一点失望，其实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诉说的。

譬如，黄清谷手中撑的黄雨伞，文人是应该撑着伞，但在战场上他撑着伞的表面，缺少了现场的残酷和无情。

雨伞像诗一样的柔情，把战争的残暴扭曲成了凄惨。

或许说扭曲也不对，但最有力度。

又譬如，黄清谷第一次去往罗司令的指挥部时，指挥部外绿水青柳环绕，给我这个即将登场的司令应该是酒囊饭袋的反应，而事实上罗司令有能力，讲道理，是一个英雄人物。

假若上升到镜头语言的角度，这大约是一个表现蒙太奇的失败。

这个譬如，是基于对上高会战这个历史事件不了解的观影对象。

对抗战历史的严肃态度，对中国文人的敬重，对电影艺术的考究，是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些理由。

而对于一些观众的失望，大约就是整部影片像被啥东西抑制住了似得，怪那个抑制电影洒脱一点的东西吧。

提供不一样的故事和价值观，展现不一样的美学风格，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

这几年的文艺电影，北方导演大放光芒。

比如《北方一片苍茫》、《老兽》、《爆裂无声》、《美姐》、《天注定》，美学上，抓住了北方的苍凉与破败。

看够了北方，我们要看南方。

看够了当下，我们要看传统。

《我的上高》，抗战片，细致讲述南方的生活。

原来我们曾经这样生活，曾经坚守这样的价值观。

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这部电影，展现了水乡江南、人文江南的美。

青山隐隐、水汽淋漓、青瓦白墙、庭院深深。

物产富饶、丰米足肉。

人文深厚，人民读书、祭祖、祠堂议事、路口送别，通情达理，知义守礼。

故事没有悬念，但是文人县长带领百姓爆发出最大的战争潜力，这是独特的故事角度。

秀才遇到兵，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徐皓峰说，拳理忌讳遇强求强，因敌人发力，激起自己发力，必为敌所趁。

简单对抗，是败亡之道，不模仿敌人，才是克敌之道。

清末、五四、民国…我们抛弃天理、信奉强权、用法家之术、以至于不择手段、犯下大错。

或许，是走了弯路。

好的电影，是提供不同的价值观，让价值观对撞。

对于将军来说，打仗要靠我们职业军人舍命搏杀，百姓不过是提供钱粮。

对于百姓来说，如果大军欺压百姓，我们凭什么和大军共同进退。

最终，大兵誓死守土，百姓倾力相助，共同奉献精彩战役。

儒家的德，兵家的智，两者该如何相处？

又能如何互相影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礼义廉耻，真的是一句空话吗？

“所谓仁政，就是轻徭减税，让百姓精做土地，教导子弟孝悌忠义。

感受仁政教化的人，有忠信，知廉耻，遇事才能向前；而不施仁政者，人民就不支持政权，就会背叛。

故仁者无敌。

”主角是文人，是儒家，秘密身份是共产党员，原型也真是共产党，世界是复杂的。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有这样一部电影。

王宝国先生写的一篇观后感，在这里贴上吧，写的很不错。

孟子的上高——观电影《我的上高》王宝国电影《我的上高》以闻名中外的上高会战（又称“上高战役”或“锦江会战”）为背景，记述了一位书生县长率领县民支援抗战及其与驻军之间的博弈、斗争故事，塑造了一位英雄书生的形象。

影片通过为“书生”立传而为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传统文化中透射出英雄文化的光芒——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最新文化贡献。

一介“酸儒”有力量一般而论，一介书生是弱势的代名词。

书生的身上，洒满了人们复杂的目光。

而本片以正传的方式，报道的就是一个书生的力量。

影片一开始就呈现了一个大矛盾：在日本侵略军的战火已经燃烧到眼前、江西首府南昌已经沦陷的背景下，上饶县教育局长黄清谷被江西省府擢升为上高县长；从上饶到上高连道路都几乎阻绝了，亲族乡邻都劝以留籍不赴任。

而黄清谷却携家小绕道樟树，坚定地奔险地而去。

在亲族乡邻面前，黄清谷咬着腮帮几乎没说话，但是，他的内心是装满了未便诉诸乡邻的大理想的。

影片突出地表现黄清谷是孟子学说的信徒，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1]有论者云：“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家国情怀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得更为炽烈。

” [2] 黄清谷内心如此，所以他虽未多言，但这股心灵的力量却以无比的穿透力感染到了乡族和观众。

黄清谷是个读书人，且出身教育局长，所以他万分重视教育。

而他赴任伊始第一件困难便是学校的校舍亟需修缮，又因时近冬天而来不及在寒冷降临前修竣，黄清谷毅然决定将县府大院调换给学生们，而县长一家搬进了破败漏风的校舍里。

这件事没有外部阻力，但却不是谁都能下得了决心的，这是道德力量的出场。

内心力量和道德力量，其力量形态并不鲜明，却是之后一系列与外部博弈、斗争的堪称逆水行舟的力量的基础。

影片没有疏失于文化逻辑，在此安排了必要的、重要的奠基，可以看作是书生力量的前传。

与外部的博弈、斗争，始于对大兵抢菜事件的处置。

县长黄清谷带着被抢菜的百姓上街挨个寻认抢菜大兵而无果，贴出了《上高县公买公卖特谕》，又被大兵撕了，黄清谷再写一张，接着去拜会驻在当地的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首次拜会并无结果，但显然，驻军司令“藐视斯文”的行为对黄清谷形成了力量积聚。

黄清谷在接着发生的大兵因奸逼死民妇的事件中，强闯驻军总司令部，对总司令罗卓英发出强硬的最后通牒，接着以领导全县罢市的措施逼使驻军接受了上高县的严正要求，而依法严惩了强奸犯。

值得注意的是，县长黄清谷的行动，并不是在被害人家族要求下被动而为。

被害人况庄氏的族人只要求“还况氏一门清白”，他们公忠体国，对于依法严惩罪犯的正当的申冤，“国难当头，不敢奢求”。

但黄清谷却必须向前一步。

他要做的是一场护县行动，也是一场护法行动。

黄清谷发动的罢市行动逼使军方派张师长带来罪犯。

张师长以“军人应死于战场”之理由，向县长和“老表们”下跪求情，并诱以千元抚恤金之重利，黄清谷予以回击和严拒。

书生县长黄清谷的力量，在这场行动中充分释放，影片也将书生的力量正传推上顶峰。

黄清谷为况庄氏事件向军方最高长官罗卓英交涉，有一段正气而强硬的力量宣言，也可视为千古以来文人向强势者的力量宣言——……我上高百姓凭什么和大军共进退？！

孟子以仁政教化数千年，而能做到者寥寥无几，我请将军今日做。

仁政之下有国法，我请将军今日行。

第一次拜会后，罗卓英对黄清谷的评价是“酸儒”二字。

他带着对黄清谷的严重鄙视，打电话给省府，要求另换贤能。

此时，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万万想不到一介酸儒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会怎样将他的军，还将怎样给他的抗战提供意想不到的支持。

片末的字幕说，二十天的上高会战中，上高县支持军方的战事，出动了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民夫，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影片还一再表现黄清谷在战争中的坚定顽强和慷慨壮烈影响到罗卓英，使后者坚定了与日军决死一战的决心，成为大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可以看作是影片对书生力量的后传。

力量出自孟子思想“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句流传不衰的俗话，声调里透出的全部意思是“兵”不讲理，不识斯文，全是对“兵”一方的谴责。

在这句话里，“秀才”被预置在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将“秀才”的缺陷全部予以抹平。

以黄清谷与“兵”博弈和斗争的故事来看，“秀才”对“兵”说理，先要自己明确自己掌握的是哪门子“理”？

这个“理”是否充沛了“秀才”的底气，而使自己并不怯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源流中难免出现许多媚时媚俗的伪文化，难免出现以文化作稻粱谋的小我文化。

在这些文化和文化现象里，作为当事人的“秀才”们本身就无足可取，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与“兵”对话？

所以，要研究“秀才遇上兵”的问题，先要研究什么“秀才”遇上什么“兵”。

黄清谷这位“秀才”遇上罗卓英这样的“兵”，“有理”就要讲清，讲不清也要“做清”。

黄清谷浑身都是力量，他的力量来自于孟子。

为了处置大兵抢菜事件，黄清谷不得不拜会驻军总司令罗卓英，他步行三天而至，罗给他三分钟。

三分钟时间讲什么？

讲抢菜事件的案情？

讲处置的要求？

不，黄清谷提问的是：请问总司令，何为仁者无敌？

事后，罗轻蔑地称黄为“酸儒”，也许今天的观众也有同感，但黄清谷之所以敢“酸”得出来、能“酸”得下去，是因为他对孟子学说的把握和理解的通透、精到。

张师长带着强奸犯前来向上高方面求情而黄清谷不准，张师长说：“黄县长，你不要意气用事。

”黄清谷回答：“笑话！

我饱读诗书，怎么会意气用事呢？

”这就是说：“诗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情绪、气概，而是真本事，实力量。

“诗书”是为人的标杆，是力量的源泉，黄清谷依靠它可以面对任何复杂局面，可以回答任何责难疑问。

当上高人于某由重庆返籍私贩粮食的案件复杂起来时，黄清谷依法依理处理之，他有一句内心独白：“圣人当不欺我”，可见，每遇困境，“圣人”的学说是力量源泉，是其心灵的依归。

因此，黄清谷在“兵”面前有自信，有力量，有勇毅。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理清一个关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大问题：孟子思想不是如商君书的抑民，也不是如某些学说那样与统治者共舞，保持暧昧关系；而是立场鲜明地尊民，是“民贵君轻”。

有论者指出：“孔子的仁政对民本思想做了简单的探讨，经过春秋时期的发展，孟子在吸取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

在孟子民本思想中，表述最为鲜明的就是所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3] 作为儒家体系中更光辉的一部分，孟子思想卓立于中国思想史的高峰。

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一再扬孔而抑孟，原因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主理想，使他们恐慌。

山西在进入民国以来，创造了全国模范省的光荣，原因正在于山西首脑阎锡山及其师友赵戴文先生强调、布化孟子学说。

赵戴文有《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系列讲座，用于其在军署自省堂行政训练所之用。

赵戴文说：“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之道理，意在依孟子之学说造成之政府，此政府所在之国即足以自救；若更进一步，列国皆能主张孟子之学说而各自造成其政府，则救世界而有余矣。

黄清谷上任伊始，摆在他面前的是强势的驻军和弱势的百姓。

县官大老爷站在强势者一边顺风顺水的办行政，还落得有吃有喝，这应该是不在少数的县长们的选择。

县长黄清谷非但未曾如此，而且并不认为县民的个体遭遇是小事，他带着被抢菜的农民上街挨个寻认抢菜大兵而无果，遂步行三天拜会驻军总司令罗卓英。

本来，早有县府秘书提示他，拜会驻军总司令是他这个做县长的头条政务，但他却在抢菜事件发生后才成行，显然，在他的潜意识中，一个驻军总司令与一个被抢了菜的农民是同等地位，甚至后者更重要。

孟子说：“舜亦人也，我亦人也。

” [4] 来自孟子思想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如山岳不可撼动。

由此可见，黄清谷口中的“诗书”，也就是以孟子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可以说，出现在驻军总司令罗卓英面前的，不是黄清谷，而是孟子。

黄清谷对罗卓英提问“何为仁者无敌”，罗提醒：“先生拣重要的说，三分钟很快就到”，黄清谷并不是如梦方醒地赶紧擦把汗进入“正题”，而是正色坚持自己的话题：我所说的，是天大的事。

所谓仁政，就是轻徭减税，让百姓精做土地，教导子弟做孝悌忠义，感受仁政教化的人；有忠信，知廉耻，遇事都能向前。

而不施仁政者，人民就不支持政权，就会背叛。

故，仁者无敌，惟有仁义。

黄清谷向罗卓英出语反问“我上高百姓凭什么和大军共进退”，意出孟子原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5]黄清谷问出“何为仁者无敌”这句话，罗卓英也知道“典出《孟子》”。

可见，在培养一代民国人物的伟大历程中，孟子学说巨大的存在感。

军方对于一介“酸儒”的态度，由鄙视到敬重，由排斥到依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孟子精神打通了“秀才”与“兵”的障碍，呈现了精神文化的共鸣。

这种共鸣在张师长率部出征前请黄县长为其讲话时，达致高峰。

张师长要求讲的是“三民主义”，黄县长却说：讲三民主义，大兵听不懂，你就告诉大家：死了有人埋，伤了有人抬；要粮上高给，要人上高出！

不能说“三民主义”里没有孟子思想的成分，但黄清谷的话，却是孟子“舍我其谁”精神的最本质、最实际的具象化、人性化。

这进一步表现了孟子思想的力量所在和黄清谷对孟子精神思想理解得通透，是把握了其核心的，所以，黄清谷这位“秀才”对“兵”说理怎么会有说不清的呢？

传统文化与英雄文化笔者和我们的英雄文化研究团队所研究的华侨抗战女英雄李林，是名播华夏的民族英雄。

由英雄源流而最新定位李林：中华传统知识分子道统责任观与现代革命家担当精神相融合的华侨民族英雄之典型。

我们定位李林的前部分，来自于李林就读集美期间从陈嘉庚先生身上获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

那么，发生在李林身上的这件事具有多大的偶然性、多大的必然性？

更多的民族英雄的源流何在呢？

有论者云：“英雄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旋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 [6] 所谓英雄主义，是英雄文化的凝结物。

影片展现的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散放而出的社会性的英雄意识与观念，这就是英雄文化。

黄清谷对抗日部队讲了上面四句话后，接下来的话则不但是对“我军”的更大激励，还是对敌军的强大冲击：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懂得礼义廉耻，骨头硬着呢！

孟子对“仁义礼智”和“礼义廉耻”作了详阐后，还刻意强调“仁义”二字的地位及做学问的目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7] 黄清谷显然心有所放，路有所由，所以十分通达地喊出上面这句话，等于直接注脚说：传统文化＝英雄文化。

这也是黄清谷这个硬骨头书生县长的源流说明。

黄清谷的文人骨头，我们已经从他与驻军的博弈和斗争中看得很充分。

接下来抗战历程中的黄清谷，则是慷慨壮烈的大英雄。

上高县投入抗战前夕，黄清谷回籍向祖宗上坟，实际上是他以必死之心投入抗战之前对亲族乡邻的永别。

黄清谷上坟后接着向亲族乡邻交待后事，族长紫翁先生敏感道：“上高要出大事了”。

黄清谷向他们讲了上高面临的抗战形势，紫翁先生、黄清谷以及乡邻们对话如下：紫翁：清谷，若如此，你将做何处置？

黄清谷（略一沉思）：职守，操守。

紫翁：若如此，你又作何托付？

黄清谷：我既为上高令，上高乃是我的上高。

上高子民乃是我的子弟。

族人：放心，先生子弟，亦我等子弟……放心，放心……至此，黄氏一族人的壮烈，上饶一地人的壮烈，壮烈地震撼了观众。

影片在这里给在场人物安排的是新旧服式杂处，暗示这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革命者的升华，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二者的相融合。

有论者云：“到了近代，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近代权利义务观的影响，他们对人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作了更好的表述。

梁启超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 [8] 这就是说，孟子思想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时刻的新旧人物当中发生了融会，影片在这里安排给现场新旧人物的语言都是文绉绉的书生语言，等于无声地交待了传统文化具有向遥远的未来直贯而下的力量。

黄清谷返职离乡，亲族乡邻们目送他的小舟愈行愈远，族长紫翁先生黯然而言：“清谷，怕是回不来了……”众人问“何出此言？

”紫翁先生对他们、也是对观众解释了黄清谷的“职守、操守”四个字：县令的职守，是与城共存亡；读书人的操守，是义不受辱。

黄清谷到县后对驻军总司令罗卓英慷慨表明自己的心迹，如同是紫翁先生之言的翻版：上高开战，我守土有责；上高沦落，我投水自尽！

这种壮烈的源流，仍然在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士人精神。

有论者指出：古代士人中“许多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 [9] 具有穿透力的孟子文化，培育出来的不是一群柔弱的书生，不是遇见“兵”便连“理”也“说不清”的“秀才”，而是一个英雄群体。

上饶老家那些身着长袍的英雄、身着西装的英雄，当国难当头时，和黄清谷一样都展现了慷慨赴国之心。

可见，文化英雄，才是所有形态的英雄的最根本，最正宗。

上高战役最终取得胜利，当然首推军方出生入死与敌军决战，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是历史上有定论的抗战将军 [10] 。

如果说任何人的英雄业绩背后都有伟大的思想文化在支撑，那么，支撑给罗卓英的是什么思想文化？

影片在抗战开始后的每个情节推进中都有孟子文化在罗卓英的环境中具象化，这既是对孟子思想的肯定，也是对英雄文化源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说明。

影片构思以奇制胜，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影片却没有铺陈战争场面，而挖掘并颂扬战争取胜背后的人民和人民背后的文化。

正面颂扬传统文化，找到其英雄文化的根蒂所在，这是影片最成功之处，也是最高明处。

士人文化的氛围综览所有文学作品，氛围的营造是作品最大的关键，一件好的作品中久久萦徊于人心的，往往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氛围。

营造氛围是作家十八般武艺中一项底功，而营造文化氛围则更不容易。

影片《我的上高》描述书生县长的力量故事，挖掘其力量的来源和力量与道德的关系，还探掘到传统文化的英雄文化指向，这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成果，是在浓郁的、可信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的。

这需要创作者深厚的文化底功和高度的文化认知。

首先，影片告诉观众，养育了主人公黄清谷的家乡上饶，是个文化之乡，这赋予了主人公文化来历和文化背景的合法性，有了这一合法性，主人公才能在全片的文化故事、英雄故事中纵横驰骋。

黄清谷赴职离乡时，乡邻们称他这个教育局长为“提学”；他幼小的儿子在船上问他什么叫提学，黄清谷说宋代的人就这样称呼。

儿子又问：为什么民国了，人们还用宋代的称呼？

黄清谷回答：“宋代呢，文化鼎盛，那个时候啊，是文化人最喜欢的时期。

大家都愿意用那个时期的称呼。

”这看似无关于全片故事情节的推进，但正是这样的“闲笔”，才成功地营造了影片文化背景所需要的文化氛围。

不失时机地穿插在情节中的文化表达，使人物的文化形象真实、立体。

黄清谷率领民伕奔赴战场前叮嘱夫人的话，又是忙中偷闲的神来之笔：你呀，是读书人的家眷，遇到事情不要慌张，不要失态……令人击节叫好的是，县长给夫人的定位是“读书人的家眷”，而不是“县长夫人”。

这是为文化人所定义的多么强烈的文化自尊！

黄清谷在全片中的表达方式以及氛围营造，如果只说是成功地营造了文化氛围，是不准确的。

影片所营造的，是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氛围。

中国文化就是士人文化。

中国上古人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 [11]林鹏先生还将这种士人文化定义为隐士文化。

[12] 影片中强烈的文化自尊，也只有在浓郁的隐士文化氛围中才能表达得更充分。

黄清谷的身份是县长，也就是与“处士”相对应的“仕士”，但这并不影响他实际上是位隐士。

前面说黄清谷家乡上饶是个文化之乡，回看影片中展现的上饶场景，都是有意安排的隐士文化氛围。

黄清谷对夫人的叮嘱，也是对自己隐士人格的定位。

如果说黄清谷在上高，就是孟子在上高，虽能成立却难辞单薄；那么，影片着力营造的浓郁的隐士式士人文化氛围，则使存在于上高的孟子——真实，立体，丰满。

影片创作者心存孟子精神，无时无刻不在用心关照着自己的作品定位，无时无刻不在营造相适应的文化氛围。

这些营造，有深有浅，有浓有淡，最浓最深的是影片表达文化人的英雄情怀——也可以说是英雄们的文化情怀——的高潮处，传统文化与英雄文化融合最深处——亲族乡邻们遥送“怕是回不来了”的黄清谷时，族长紫翁先生赋诗一首：薄酒轻慢意，轻舟过江州。

从容高揖去，易水当倒流。

参考文献[1] 《孟子·卷四·公孙丑章句下》 33页，世界书局1936年铜版本，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7月第1版影印[2]张锡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载《道德与文明》2013年05期[3] 周悦《孟子民本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11年3月发布[4] 《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65页，世界书局1936年铜版本，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7月第1版影印[5] 《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60页，世界书局1936年铜版本，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7月第1版影印[6] 张茀《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主义》，载《玉溪师专学报(社科版)》19 94年第6期[7] 《孟子·卷十一·告子章句上》89～90页，世界书局1936年铜版本，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7月第1版影印[8]张锡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载《道德与文明》2013年05期[9]孙立群《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载《国学》2010年09期[10] 参见隆鸿昊《对抗战史上的重要一役——上高会战另探》，载《兰台世界》2014年01期[11] 林鹏《中国古代文化即士人文化》，详见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1版《遐思录》第16页[12] 同上，第14页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cc15601030ar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