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

我是抱着游戏的心态来看这部电影的，高考，1977，太过符号化的两个词汇，注定导演不可能在影片中表现太多的个性。

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孙海英饰演的村长这个角色，也许是导演有意为之，也许是无心插柳，村长，公章，很好的诠释了一个抽象的名词——权力。

村长说：“陈琼，让我们家婆娘给你找个婆家”村长说：“潘志友不再担任连长，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村长说：“只有通过内部测验的人才可以参加高考”。

我相信，如果换一个场景，一个50多岁的老人是不可能奴役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女的。

是的“奴役”，通过村长每天挂在腰间的那枚公章来奴役着一群男男女女为了他的理想——开荒——而奋斗。

他享受着这种权力，所以即使中央有文件同意青年人参加高考，村长还是一意阻挠，因为中央的精神会破坏他的权威，所以他要阻挠。

吊诡的是，即使青年们——无论人数还是体力都要胜过老村长——明知他的做法是违背中央精神的时候，依然不敢反抗，而只是绝食、请愿……“权力”在这部影片中呈现出了迷人的色彩，一枚冰冷的公章就可以决定几十个青年的命运，甚至人们去绝食，去自杀，仍然不敢反抗那小小的一枚公章。

为什么？

首先，权力是一种包含强制力的体系。

老村长弱不禁风，可是他的背后是县长、市长以及依附在他们周围的既得利益者。

反抗一枚公章的结果是要做好对抗整个社会的准备。

其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对权力的崇拜。

这是当权者有意为之的，然而当权者也会深受其害。

当中央的要求与村长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村长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清楚，一群生活在权力枷锁中的人们是不可能反抗权力的。

权力一经创造，就会脱离权力的授予者而单独存在。

这就是那枚公章的力量。

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

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

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

我也说了几句。

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

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

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

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

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

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

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

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

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

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

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

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

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

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

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

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

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

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

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

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

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

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

007 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

《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

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

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

《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

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

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

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

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

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

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

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

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

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

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

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

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

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

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

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

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

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

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

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

《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

”“我敢！

”“我也敢！

”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

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

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

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

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

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

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

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

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

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

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

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

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

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

”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

这样很好。

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

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

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

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

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

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

《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

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

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

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

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

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

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

（2009年3月28日）

昨晚苏老师打电话来，问想不想看《高考1977》，她多张票想约了今天早上9：20在影城门口见。

刚下过雨，车很难叫，等了半天叫到了，到影城刚好9：20，这时收到苏老师的短消息：我还在宜山路上 恐怕要迟到了 苏。

我就在影城门口等着，这时候发现很多结伴而来的中年女人。

说中年女人，其实是一些已经步入老年的中年女人了，穿得大多比较妖娆，但是岁月的痕迹很重。

回沪知青本来是有回沪知青特有的腔调的，特别是在放《高考1977》的电影院门口。

他们的出现让我很动容。

苏老师和她的干女儿迟到了一小会儿，进场之后正在演扛大包比力气。

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2厅坐得很满。

2厅是个比较大的厅，相当于以前一个很大的电影院的差不多半个那么大，早上9：30的电影，居然坐了这么多人。

电影很好看，比我想象的好看，主旋律得好看，很不容易。

让我确信那个时候邓小平的出山确实是那样令人振奋的。

特别是烧荒的大火蓬蓬勃勃地烧起的时候，我很少有地被一部新电影震撼了。

大手笔啊，绝对大手笔！

就凭这一个镜头，编导就了不起！

电影里感人的故事和场面可以说连绵不断，有几处我差点落泪，所以当剧终灯亮后看到苏老师在抹眼泪我一点也不吃惊。

她说她一直在哭，因为想到很多事情，她的三个孩子当年都是插队知青，侯牧人到东北插队的时候才16岁。

那天去送侯牧人，她忍着一直没哭，回家之后，发现女儿侯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于是和女儿抱头痛哭。

我拿的这张票本来是侯牧遐老师的，她坚决不肯来，因为来看了会受不了。

她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了，但是名额被别人顶了，后来是结婚回来的。

这个题材能这样大张旗鼓地拍个电影，让我觉得很振奋。

我刚才在豆瓣看了会儿评论，发现有些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写：没想到当年是这样的，没想到曾经这样地苦。

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们啊，曾经发生的事情只能更苦，更不可思议，更难以容忍。

我昨天跟一位老师打电话，跟他说，正如鲁迅说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但是现在的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所以无从去想象，无从去辨识，甚至无从去揣测。

你怎么想象一个民族的未来是生活在对自己的父辈、祖辈刚刚经历过的苦难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的？

（注：苏老师是配音艺术家苏秀老师）

夜深，困，寥寥数语罢1977年，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场之前，这是爸爸从农场调到了这个煤场那一年，高考恢复了当时，老三届知青的梦想与前途似乎早已泯灭小学、初中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却无法利用自己的知识更进一步更因为成分问题没有任何的希望只有这次高考，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理想之路上来过程同样的一波三折按照当时的政策，已经27岁的爸爸因为年龄原因必须赶上这一年的高考，否则就可能永远地错过机会了（虽然后来修正了，直到1979年仍可考，但是当年并不知）但是终于，通过煤矿相关领导的大力协助，终于在报名截止前搞定了介绍信而爸爸也如愿进入了大学那是一次生命的转折这当中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爸爸和妈妈说那段在北大荒的往事1981年，爸爸毕业，1982，我出生然后爸爸从初中老师到中专老师到大学讲师到大学副教授到大学教授期间翻译了译林出版社版的《魔戒》等书这一切的开始，是1977年的那次高考——那一次，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看到结局还是哭了，毕竟就算是95后如今也有二七二八奔三的年纪，参加了今年的考研，所以对他们奔赴考场的悲壮挺触动的。

那一场高考，的确决定着命运，但今天的高考已经远远没有那个年代那么改变命运了，也许是因为阶级越来越固化，也许是因为虽然今天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一样劳动力过剩但互联网信息的普及和物质膨胀的社会风气使得人心浮躁眼高手低而产生巨大的无价值感。

今天的青年基本都拥有了读书的机会，却因为就像空气一样理所当然而被忽视它的宝贵，难以切身体会到“能读书是一种幸福”，也难以感受那个年代知青们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热爱，只剩下应试教育麻木的血肉，剩下为了卷而卷的脱离劳动实践的形式。

27岁重新回学校读本科，不是因为什么理想，穷人家的小孩没有理想；更不是因为改变命运，本科文凭在这个社会早就只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敲门砖。

仅仅只是因为还不够麻木，还在痛苦，借着读书在螺丝钉般重复的毫无价值感的打工人生活里喘口气。

在学校的老图书馆，看了几本和知青有关的书，看到他们有的人是那样热爱读书和渴望知识，在一天的打工生活后回到宿舍还挑灯夜读，因为乡下蚊子🦟多而披着塑料袋腿放到水里躲避蚊虫叮咬只为了好好读书，即使他们并不知道有一天会恢复高考，却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渴望，这让如今可以随时阅读却很少再阅读的我感到佩服和感叹我们太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把考研当成了21世纪青年的精神上山下乡，作为一个学渣，我从未想过踏足学术这条路，但我居然去参加了考研，仅仅想像那些知青前辈们学一学为了知识而学习的感觉。

我没有做到像他们那样废寝忘食，但我的确也超越了我自己。

这部电影没有拍出知青们如何刻苦学习，也没有去过多渲染什么时代给个人的苦痛，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我仍从黑五类女主的身上感觉到毛骨悚然，如果换做我是她，我应该没有那样的意志在那种人人把你视作下等人的环境里生存，当然，环境可以驯服一个人，把一个人作为人的成分洗刷得一点都不剩，只是我在体会过平等的环境里长大，会更加痛苦。

我很庆幸女主参加了高考而不是为了爱情留下，那我真的会被恋爱脑裹脑子无语到，电影中的安排是男主去女主才去的，也是挺无语的，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恋爱脑设定的女主了🙄

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了眼泪，也知道是响应主旋律的片子，开始看的时候心里对有些片段也觉得矫情，可是在看了多数人的骂语后反思了自己。

那些骂着傻呀贱呀的同志们可又真的了解事实？

也许在你们以为是“真实的很酷的”类似《猜火车》里的毒品滥交在三十年后的孩子眼中才叫个矫情才是个傻啊贱啊；而我们这些80后甚至90后眼里自然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说那么矫情的话要把邓小平当亲爹亲妈，可那也许就是真相和事实。

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里，人的想法能与现在相同么？

你们这些骂着导演编剧拿主旋律强奸观众的人还不是一样拿着自己主观臆断强奸历史?再狠点说，搞不好导演就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不能身临其境的人，特地含蓄的有所保留的没把当时真正的左史写出来呢。

也罢，对于这些过去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版本，谁也很难真正的客观了解那些。

我只是想说自己流泪的片段。

在父亲欲见孩子不成，在书上开始密密麻麻的将所有知道的都写上书本的时候，我不禁掉泪，还有为了让孩子高考时一点点的刻章的镜头，我想起了老爸。

在我高考的最后一门，我将两副眼镜中的一副落在了家里，在听力播放前，监考老师却将眼镜拿了给我，当时也没想太多。

考完出来，才知道原来是老爸在我走后发现送了过来，而他为了在堵车的情况下将眼镜及时送到，在7月正午1点多的烈日下不停气的奔跑了半个多小时……至于盖章，也是和考试有关，终于临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艰辛重重，好不容易一次的考试，我却在考前夜里发现身份证丢了。

是夜，父母为了让我能进考场开始不停的电话。

次日，老爸更是为了能在派出所盖上本已迁出而不存在的户籍章和那些人软磨硬泡，他们说这是违法违章的事，我爸最后终于也撂话，为了我女儿今天不管是怎样都得把这章盖上……我想要是当时实在不行，我爸也肯为我私造个章。

而豆瓣上还有人质问，最后那两人居然就会为一句“为了你女儿，你敢么，我敢”然后就妥协了人性了太不靠谱了，那是因为你不是父母，你没有遇到过。

是父母，不要这句话，都能心领神会。

可怜天下父母心，世上能有几子知？

这些以己度人的80、90们，恐怕也真的只有养儿方知父母恩了吧。

这部电影题材很好，但是确实拍得一般，应该能够拍得更紧凑更有张力。

诡异的是，电影不能说组织的坏话，虽然谁都知道，为什么会荒废十一年，是谁造成了百万青年十一年的浪费，但是，组织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

可是不批判组织犯的错误，怎么样来解释组织后来的“拨乱反正”呢？

这是这部电影一直希望把握的“度”，但我的感觉没有把握好，过于含糊。

当然，如果我是导演或者编剧，我也不敢清楚。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谁，让百万青年虚掷青春；是谁，让父女反目十余年不得相认；是谁，以权力肆意剥夺人的权利。

而最后，我们还得感恩戴德地说：感谢你拨乱反正，感谢你让我们重生。

多么反讽的一个世界啊。

2月12日有幸受邀到上影集团参加了三月即将上映的“民生大片”《高考1977》的内部试映。

试映结束后，发行方举行了研讨会，由于此次研讨会云集了上海文艺界的各位名人以及教授，整个会场弥漫着浓烈的学术气息，见势我便和图宾根木匠等人率先开溜。

《高考1977》以“黑龙江某农场内一群留守了8年的知青”为主要叙述对象，从影片的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场群戏人物的纷繁复杂，相对于其他小格局影片来说，《高考1977》显然是想把这么一个具有划时代标志色彩的题材拍成一部史诗性质的宏大篇章，在众多人物的关系中又着重刻画了孙海英饰演的农场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厂长老迟，王学兵饰演的男知青小潘和周显欣饰演的女知青陈琼，影片将这一群人置于了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刚出山那个新旧时代的过渡期，以此来展现这个过渡期里一群人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憧憬与彷徨。

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以及灾难过后人们那种对于梦想的渴望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的我们来说，高考无非就基本等同于了看书做习题和考试，站在今天这个视角去看待那时的知青对于高考的“挣扎与憧憬”时，80后似乎很难找到共鸣点，这恐怕也是电影上映时最大的担心所在。

作为目前自愿掏钱买票进影院的主力军，80后影迷花几十块钱去消费的不是对于历史的缅怀和反思，相反在经过了一天或者一周的紧张工作之后，他们更愿意看到的就是那种最好简单到不用脑子思考就能理解的片子。

所以对于没有那段亲身体验的80后甚至90后影迷来说，想要让他们掏钱去看这么一部很多人不太感冒的“父辈记忆缅怀”是有不小的难度。

但也不是说影片完全没有票房成功的可能性。

前几年的《东京审判》在宣传上不就给全中国人来了一次“道德绑架”吗？

该片在宣传海报上宣称“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此语一出不得了，如果不去看的话岂不是要背上不爱国的罪名。

因此我觉得，《高考1977》也可采取这种“绑架”的办法，“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应该看的电影”或者“每个80后都应该陪自己的父母去看的电影”。

再来说说影片本身。

开头我也说过，对于这样一个借着改革开放30年的春风而顺势走大场面大投资的影片，导演有意将它拍摄成具有史诗性质的大片，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大摇臂镜头已经茫茫雪景的大场面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大格局的影片来说，影片内部实际所展现的格局却很小，因为人物虽然多，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很多人物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渲染，比如带头绝食那个人、火车站长的女婿、那个因为救人而被喇叭砸死的上海知青等等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人物性格并不是十分饱满，甚至绝食那场戏中无缘无故跳出来支持带头人的那些人我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影片的主线还是在于小潘和陈琼的爱情以及老迟对于高考的态度转变上的，但孙海英所扮演的老迟实在太过于强势，让我觉得王学兵扮演的那个知青似乎变成了个附庸。

影片中间有一段裸戏，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回来的路上和木匠等人讨论，这段裸戏实在是出来得太突兀，因为本以为这么一部主旋律的片子，再怎么也不会突然蹦出这么一段吧，况且我们都认为这段裸戏实在是可有可无，至于为什么会有，我只能猜测是否导演想让该片不至于太那么主旋律而为之。

不过这段估计上映的时候会被剪掉，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这里的爱情戏作为当时人们对待即将改变他们命运的高考其实是增添了一重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知青之间相互陷入爱河是很正常的，但《高考1977》里在表现这段爱情挣扎的高潮时明显有一个硬伤，也就是那段裸戏，据我所知，人们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还是相当保守的，学生之间上课要画三八线，男女生之间很少讲话，即便恋人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不会作亲热状，就连牵手也被看成是有伤风化，但《高考1977》中小潘和陈琼那次激情缠绵甚至连门都没锁，以至于被闯进来的老迟碰了个正着。

也许对于经历过那次高考的人来说，他们能从影片中或多或少看到当年的自己的影子，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回忆当年经历过那次高考的学生描述：“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

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

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都吸都看不见。

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牵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所以对于《高考1977》里所呈现的各种状况，我是能理解那群经历过风雨飘摇的时代的年轻人的心情的。

总体来说，影片选取了一代人对于高考的梦想与挣扎作为切入点，来展现这次改变了他们命运的改革。

但在观影之前，我觉得这么一部冠以《高考1977》名字的影片应该着重于表现一群人在经历了十年的苦苦等待之后终于圆梦大学之后对于新环境的无所适从，但影片结束于农场老迟在广播中宣读各位考上大学的知青名单这样一个十分和谐的结尾，从而将诸多尚存的无奈转变成了一曲和谐之歌，或许美好的东西更值得那些遗憾尚存和梦想成真的人们共同去缅怀吧。

片子在中国电影报道里出现的时候大赞孙海英的方言讲得好“我真想左右开工给那记者一千四百个嘴巴子”（见郭德纲《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他那还算是说话吗？

随找一人，捏着个鼻子，学公鸭叫唤都比他那东北话好听片子只看了三分钟，直接拉入回收站北京人挤兑上海人的时候，我开始怀疑那什么部的审查力度你都不允许加菲猫在屏幕上出现了，却审查通过了窝里反这就是所谓的为了下一代着想的绿色计划？

再接着看见那叫什么小宝的人哭着嚎着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有了清空回收站的理由 到不求你入乡随俗 只是辽阔的东北大地怎么就改造不了这么怂的一个人?论文指导老师是东北人，今年已六十高龄因为答辩和论文的关系，平时也多了很多交流王老师是一个可爱的老头，憨态可掬，说不到三句必定用纯正的东北话惹得我们大笑，我们私下里都亲切的称他老爷爷，吃散伙饭那天晚上，全班所有人冷落了院长和书记，一个劲的叫着老爷爷，都想要和他合张影。

就是这么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师，会在闲聊时问我“处对象了吗？

”“抓紧时间，现在形势（校园里）多好啊，随便你挑啊”他一不会上网打字二不会短信邮箱，但对待世事的态度却出奇地豁达，上课时从不会和我们翻脸，也会反问我们“离校后你们还会对这儿有感情吗？

”也会自讽“几年后，你们会琢磨那老头死了没啊”，我们向他抱怨学校的过分，他会说“你们还年轻”我们告诉他有那么几天好多学校的贴吧不让发帖子，好多词儿你不能写，他会听我们讲完，然后告诉我们那几天是特殊时期，十几年前的那几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他在教书，但是因为一些事情，好多学生都不上课了，都去了北京，所以他也闲下来了。

那个时候，北京很热闹，全是年轻人，刚好赶上有人访华，不得已只好在机场迎接，领导们很尴尬……于是，我们想不明白的都想明白了，不是端午惹的祸，完全是历史问题。

（看得懂就看吧，看不懂也别问我，怕犯错误）老师还年轻的时候，作为先进分子，步行去首都看主席，那时候，各乡各村都有红卫兵接待站，走到哪儿都有饭吃有地儿睡，现在根本不可能的事。

以前，男学生女学生一起从黑龙江走到北京，纯洁得很，“这要是换到现在，还没到北京，孩子就有了”。

我问是不是背一句语录就可以坐火车，老师说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公费旅游，一路从吉林延边玩到了上海。

老师在北京待了大半年，所以几年后的某晚，北京热闹完了之后，听好多学生的描述，他还能告诉我哪些路上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告诉老师，电脑里还有一些那晚卫星拍下来的视频，全城都不让开灯不让上街。

老师说有这么回事，现在他还能记起当时广播里说的原话。

再后来，老师结了婚有了孩子，他带着儿子去北京，儿子看着水晶棺里的毛主席，贴着爸爸的耳朵说“毛主席睡得呼呼的…”老师和我们讲起这段的时候，脸上满是笑容。

老爷爷讲着那时候可爱的儿子，很是可爱。

恢复高考后，好多学生直接留在了北京，之间还提到了白燕升，说他们那些人都很幸运……老爷爷那天下午和我们讲了好多，由于部分历史原因，可以插得上话的也就只有我，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出了好多电影，“走在大街上，保不齐你就能遇见一明星，大家那个高兴啊”1977年的人们活得很舒服，仿佛褪茧那一刻的蝴蝶，事事顺心，时时高兴，他们没有烦恼，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除了恢复高考之外，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也开始扩招，谭盾，苏聪，叶小刚，瞿小松，都是首批77、78届的学生。

后来，苏聪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奥斯卡奖获得者，88年，《末代皇帝》包揽奥斯卡九项大奖，最佳作曲者之一就是苏聪；07年，《卧虎藏龙》获最佳原创音乐奖，创作者正是谭盾。

傻孩子，看，我没骗你吧？

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应该看的电影——这个广告词是某个提前看了内部片的人写下的推荐词，第一眼看见，就很支持。

我曾经做过77年之后十年的所有高考题目，此后还断断续续做过单科题目。

去年还在做了高考作文题。

从当年惊讶于77年高考题目的简单，到现在惊讶于高考题目的诡异。

回归那些过往的日子，很多东西值得深思。

我不喜欢孙海英演过的所有角色，甚至不喜欢孙海英，但我对片子里，他扮演的场长，最后开着拖拉机送那些现在已经做爷爷奶奶的当年的年轻人去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分外感动。

不是感动于他，而是感动于这个影片里的人物最后能够如此的人性化。

这就是文化的变化，因为，这在当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改变。

志友的留下，众多人的离开，片子没有继续写下去，但值得我们思考下去。

的确一部90分钟的片子非常短，但能够提问，让看的人深思，也就够了。

我舅舅是当年的高中老三届，当所有人都离开农村，他一个人还在地里忙；当他终于得到朋友帮助成为中学教师；当他终于得到同意参加高考，最后却因为是中学骨干教师而被扣下来，以可以进清华的成绩留在当地的大专读书，最后还要自己去参加自学考试成为大学本科生。

那些岁月，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孩子的记忆力最为清晰。

那些我过去思考过，现在思考的，将来还会思考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我心中徘徊不去。

乃至某个朋友说出“启蒙未完”这四个字时，在我心中引起过那么强烈的震撼。

不过，这些，留着自己思考就好了。

我特别想提出来进行延伸思考的是，那个绝食争取报名权力的陈国强的后来岁月。

因为，强子最后考上的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

这个很有意思的哦。

中国的法律是多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啊。

因为片子里面他和他们就是在一个“章”下面的困兽。

而“章”和法律，又是多么矛盾的统一体。

：）　　片子里面说——“那是一个老人、一个智者，叫醒我们，他说，孩子们，走，我们读书去……”重新认识知识和重新将“学而优则仕”放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是值得所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的。

现在的高考里，还有多少“为祖国选拔优秀人才”的成份？

或者这个提问都会让人觉得可笑的吧。

再者，当高考恢复十年之后，高考成为“万人过独木桥”，到后来高考扩招，再到现在有大学生要求恢复“三包（国家包分配，单位包房子，父母包婚姻）”。

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内，发生的变化的确翻天覆地。

而这些变化，已有人在慢慢开始反思，反思中，我们会学会矫正现在的错误，虽然，我们依然在不断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