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于2021年五月份上映的《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讲述了一个律师如何一步一步揭开德国司法历史上巨大黑幕的故事。

人们对这部电影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影片叙事存在强行推进，剧情发展逻辑不明晰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人物塑造较为生硬。

但我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反映了二战后德国的司法问题，具有高尚的法律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

相信二战给许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场上无生命。

大炮、轰炸机、坦克、生化武器，它们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亲历过二战的人不愿回顾那段痛苦的记忆，学习过二战历史的人被旧相册、旧影像里的世界所震撼。

而作为这场战役的发起者，德国在战争惨败后选择向世界人民进行深刻的忏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德国拍摄了一部又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波斯语课》、《窃听风暴》、《冒牌上尉》、《决战斯大林格勒》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影片，它们从德国的视角来探讨了战争带来的危害，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全景无死角的德国和世界战场。

影片开头便是一桩凶杀案，受害者头部连中三枪，颅骨被踢碎，可谓残忍至极。

凶手——科里尼行凶后却选择自首，并且在后续的案件调查中一言不发。

主角莱恩被安排给被告辩护，面对眼前的困难，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探究真相的不懈精神让他拨开重重迷雾，将丑幕映于众人面前。

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部叫“德雷尔法”的法规，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所以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逃过法律追诉。

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战犯逃脱了本该承受的死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更有甚者，就如被谋杀者——主角的养父一样，有公司、有房产、有豪车，生活得十分舒心；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的受害者家属通过法律的方式也不能制裁屠杀者，一次次提交法律文书，一次次被驳回，几十年过去，受害者的后代不是因故去世了，就是心灰意冷不再追究了。

但是科里尼无法忘记亲生父亲被无差别谋杀于面前的惨象，便花了多年设计了一场复仇。

科里尼的残忍谋杀凝结了600万受害者背后家属的集体缩影。

对于我们来说，二战是一段在今无法想象的历史，但是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二战是至亲之人的离开，寂静无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丝回音，土地上早已被冲刷净的血迹却在家属的心里催生出仇恨的种子。

外界并没有做出任何干预，最终，种子成长为吸食他们心灵养分的参天大树，而科林尼选择复仇来根除遮蔽心灵的大树。

值得注意的是，此片的选景蕴含着一定的阶级意义。

主角养父的生活镜头多选于别墅和高层，而主角一步步追寻真相时，镜头又多选于乡间、狭窄的小巷、简陋的房屋等等让战犯与受害者家属的生活质量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了“德雷尔法”法规的不公。

影片又名《罪人的控诉》，科里尼以谋杀控诉如此不公的法律，但是在电影结尾，他听到曾经的屠杀者得到法律的审判，自己无罪时，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法律，本该是惩恶扬善的利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为何变成恶人逃脱惩罚的保护伞？

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律师勾结一气，在1968年的联邦会议上悄无声息地通过了这部黑暗的法规。

而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科林尼案》，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故事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影片便是改编自此部小说。

可以说，《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它警醒着世人：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应该去关注它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精神折磨；法律的制定与司法程序应该更加透明，否则无法顺应民心；600万受害者背后是无数的家庭，他们的心理状况不可忽视，而解决此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颁布贴合实际的法律······好的电影不但会给人带来美妙的试听享受，更重要的是给人带来深层次的思考。

而对于后者，这部电影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完美。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下文简称《无罪谋杀》）从一开篇就布下迷局。

时间是2001年，地点是德国某星级酒店，事件是一起残酷的谋杀案。

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他伪装成记者，进入酒店套房内枪杀了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并将尸身头部踩踏至模糊。

事发后，科林尼自首，却始终对杀人动机保持缄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海报这起杀人案令时人困惑。

因为科林尼与汉斯似乎没有什么交集或纠纷，并且，现实生活中科林尼与汉斯的评价都不错。

认识科林尼的人，说他品行端正、默默无闻，而汉斯功成名就、乐善好施。

科林尼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

《无罪谋杀》抛出这个巨大的悬念，牢牢将观众裹挟其中。

科林尼随着三个月前才取得律师执照的年轻律师卡斯帕·莱宁，成为科林尼的辩护人，观众才跟随他的视角，一点点抽丝剥茧靠近真相。

律师卡斯帕·莱宁卡斯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他与死者汉斯是忘年交。

身为土耳其裔，他小时候遭受诸多歧视，幸好有汉斯慷慨友善的资助，他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成为律师。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并且，汉斯的孙女乔安娜是他的初恋。

而今他却要为一个行刑式枪杀汉斯的人辩护。

情感的天平倾向汉斯，但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必须站在科林尼这一边。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让他想要替科林尼辩护也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代表迈耶家族的原告律师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也曾给卡斯帕上过课。

卡斯帕想要赢过马丁格，几乎不可能。

这场判决看起来，卡斯帕几乎是必输了。

《无罪谋杀》的第一个小时，就像进入一条漫长的且没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压抑、紧张。

但隧道终有尽头，从一把有着历史跨度的P38手枪——这是纳粹德国军队使用过的手枪，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调查开始柳暗花明。

P38手枪原来汉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纳粹军官。

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科林尼的故乡——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纳粹军队未能找出游击队员。

彼时在当地执勤的党卫军少校汉斯，指使手下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为报复，也即，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杀十个平民。

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亲，他亲眼目睹父亲被纳粹分子射杀。

年轻时的汉斯从这里开始，《无罪谋杀》就与一般的悬疑片区别开来，它有着更高的立意，进入对法律、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层面。

在纳粹覆灭后，很多国家的军事法庭开始对犯下滔天罪孽的刽子手进行审判。

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汉斯，但无功而返。

因为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项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其中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对他们只按杀人罪而不按照谋杀罪处理。

而普通杀人罪是有20年的诉讼时效。

这就意味着，1968年之后，几乎所有前纳粹军人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免于法律的处罚。

他们可以像汉斯一样，摇身一变过上新生活，甚至成为社会名流，享受荣誉和爱戴。

法律途径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济式的复仇。

这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电影也一再经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诘问：法律一定是对的吗？

法律有没有可能是恶法？

马丁格为汉斯做辩护称，战争中报复杀害是很常见的，甚至国际法也允许战争极端情况下的杀人，前提是不杀害女人儿童、不以残暴手段杀人、处决前不可凌虐等。

但汉斯拿十命换一命的做法，俨然也超过边界。

《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非但没有追溯汉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给了他们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础的公正，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权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

如果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随意性的，那么社会秩序会崩塌，弱者也无公平可言。

但人们都默认的一个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义。

可法律是人制订出来的，人会出错，法律也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会成为“恶法”。

当“恶法”伤人了，我们还要恪守“恶法”吗？

庭审中关于“法律”的辩论《无罪谋杀》以科林尼的自尽告终，它给出的是开放性答案，实际上也是将问题抛给每一个人。

究竟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

该如何避免“恶法”的产生和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同于日本对战争罪恶的掩盖和无视，德国是善于反思的国度，德国有大量影视剧直面这个国家错误的过去、错误的历史。

对纳粹的时时反思是如此，对《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

而电影最终抵达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汉斯是天生的刽子手吗？

显然不是。

当他脱掉军服、抹除污点开始新生活时，也许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许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众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帮助过很多人。

可能纳粹军队里的不少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也是好人，可他们穿上军装时，当他们成为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们可能就被“平庸之恶”吞噬了。

他们按照指令行动，但这个行动可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他们只负责执行，而没有一点点迟疑，或者提出反对。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

人该如何避免沦为工具？

这是《无罪谋杀》留给每个观众的强有力的质问。

《无罪谋杀》值得一看。

它有优秀悬疑片的审美范式，同时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

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战罪行的背景下，这部电影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电影《无罪谋杀》是一部德国电影。

这几年，每年都有几部欧洲电影上映，不过多是意大利、法国或者西班牙的。

以及还有俄罗斯的。

德国电影有几部，但是不多。

这部《无罪谋杀》虽然全程是围绕一件谋杀案，但是并非是犯罪片或者是警匪片或者是推理探案片，而是一部反思历史，带有左翼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

这部电影通过一桩显而易见的谋杀案，通过一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刚入行的律师，将人们的视野重新带回到二战，带回到那个残酷的时代，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杀手故事。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杀手，讲述了一段德国战后不光彩的历史——即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德国实际上是将很多在二战中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纳粹在战后无罪话了，赦免了他们，让他们能合法地无须受到法律和历史的制裁。

从当下法律的角度，复仇者无疑是谋杀者，是犯罪了——动了私刑。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复仇是一种果，它背后有因，而且不是一个因。

一则是曾经的国恨家仇，一则是法律的不作为。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还是要实质正义。

除开这，电影在某些方面也是留有让观众回味的余地的。

例如，最后谋杀者在狱中自杀了，所以这个案子终结了。

我个人倾向于是认为，所谓的自杀是假象。

因为谋杀者没有自杀的理由。

反倒是法官和原告一方以及检察官，需要被告人——站在历史正义一方的被告人——死亡。

这样就能所谓的结案，而且不需要对被谋杀者——当年屠杀平民的人——做出基于历史的判决。

另外，案件发生后，选择这位律师，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安排。

就是为了能在他们掌控范围内结案。

不过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

现实其实没有这样的光鲜的。

当下，对于德国战后对于二战中罪行的反思和批判，有很多人认为做得不错，是榜样。

但是，仅就这部影片看，所谓的模范生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误解，或者说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假象而已。

也许，相对于日本来说，德国对于当时战争中的罪行有更深刻的反省和切割，但是在实际中，却也是在法律层面做到了除罪化，使得正义不能得到彰显。

总体来说，这部影片虽然剧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过从上述的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来看，我个人评分8-8.5分。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

）→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

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

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

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

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

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

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

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

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

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

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

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

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

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

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

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

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

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

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

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

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

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

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

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

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

“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

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

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

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

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

”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

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

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多么标准的一部战后清算电影，所谓post war justice？

二战之后发明的电影类型？

聚焦于战后问题，德国在战争问题的反思算是在战败国中最深入的。

电影非常的德国风味，标准严谨克制，镜头语言漂亮，德国帅哥演员也好看，尤其最后一段庭审戏的时候的平行剪辑很漂亮，基本上挑不大出什么毛病，电影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我想是电影也由一条带缺陷的法案引出了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

电影里面批判了德雷尔法案，德雷尔法案在当时帮助很多纳粹政府人员开罪，得以让他们在战后的新政府里继续官僚生涯，或者是像电影里面一样让纳粹军官继续在德国成家立业而免于审判。

查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后的德国政府里许多纳粹官员官复旧职，一是因为新政府不是可以一下子就能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二是因为如果疲于审判，战争中的德国需要担负实施罪恶的责任的人不计其数，每个卷入纳粹机器的人都需要受到审判，那将是一件费时费力使国家停滞的工作。

“德雷尔法案”有其历史局限性和不正义性，可能是因为制定法案的官员就曾在纳粹法庭工作，他偏向于让自己的罪恶留在过去，又或者可以这么说，在1968年，整个新政府的态度大约与之相似。

这就要说到，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策略，一是加速遗忘，二是直面然后前行。

加速遗忘的好处来自于快速甩脱历史的包袱，国家不致于停滞不发展，坏处在于，当历史被快速甩开，往往无异于助长罪恶长留人间，直面的好处在于罪恶被得到公正的审判，受害者得以受到应有的安慰，坏处在于，直面之后可能便更难前行了，德国历史的包袱如此沉重，在那个年代几乎是让所有人审判所有人。

电影里面出现了两次审判，第一次1968直接驳回，第二次2001正义似乎得到伸张，我很难说第一次就是非正义的，第二次就是完全正义的，只能说希望世界和平吧。

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好的电影能直击人类的灵魂，甚至还能改变整个社会。

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我相信它就是这样的一部好电影。

《科林尼案》是一部颠覆我想象的悬疑片。

首先值得称赞它作为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和叙述故事的技巧十分老练，导演采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仅用了前面15分钟就让整部电影的悬疑气息极其浓厚。

电影一开头科林尼就坦诚自己犯下命案，甚至在酒店等候被捕。

按普通人的常理来说应该不一会儿就会交代命案的前因后果，但没想到这样的人却始终对自己的作案动机三缄其口。

嫌疑人科林尼是一个品行端正、恪尽职守的汽车工人，而死者迈耶则是一个自身成就极高的富人，乐善好施的名声在外，这样的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缘由结识？

科林尼在杀死迈耶后还不停地对死者的头部进行踢击，到底是怎么样的血海深仇能让一个好人残忍地杀害另一个好人？

这些接踵而来的悬疑气息让整部电影变得扑朔迷离，层层铺垫的线索也让银幕前的观众们屏住呼吸神经紧绷。

但《科林尼案》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尽管影片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它却依然能做到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刻，让观众们恍然大悟并进行思考。

其次，《科林尼案》作为一部嫌疑片，但它下苦工的地方却一点也不比普通的剧情片少。

电影颠覆了悬疑片的传统，只利用影片的情绪去讲故事，通过三个主要人物的饱满形象，加上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情感铺垫，立意却能做到不煽情不落俗套。

从影片情绪的角度来说，全片最让人动容的地方是通过让观众跟随律师莱宁想起自己儿时曾经与迈耶度过的美好回忆进行铺垫。

在莱宁的回忆中，迈耶是一位风度翩翩与人为善的富人，还亲力亲为去照顾被其他德国人不断歧视的莱宁两母子。

迈耶的存在不仅弥补了莱宁自童年就缺失的父爱，甚至还自始至终以一种好人的形象在观众脑海中根深蒂固。

基于这样的情感铺垫，等到观众在电影后半段了解到迈耶真正的为人与他曾经犯下的弥天大罪，在科林尼的痛苦回忆和手刃仇人这两个场景不断交替，这种真相大白的反差感直接震撼了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另外，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非常饱满。

莱宁是一个刚拿到执照的新手律师，本想在首次案件中大展拳脚，没想到首次委托就难道了这位富有热情和抱负的律师，一边是曾照顾帮助自己多年的义父，而另一边则是毫无血缘的枪击杀人犯，在面对道德困境与职业操守两难的情况下，最终嗅到一丝反常后捋清了故事的全貌，这位新手律师通过自我挣扎慢慢成长，最终战胜了自我情感，站在了公正的真理面前。

迈耶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忏悔者，我们知道迈耶在面对科林尼的时候没有一丝反抗，相反而是闭眼下跪默默接受审判。

搁置在迈耶良心那块大石终于可以落地，也意味着他大半辈子的与人为善只是一次自我赎罪，他终于可以不再受到良心谴责，但迟来的审判能够让科林尼抚平伤痛吗？

而科林尼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愤怒者，但科林尼真正想要报复的不是迈耶在他眼前残忍杀害亲人，也并非战争给予他终身难忘的伤痛，给科林尼造成伤痛的真正原因反而是法制上的不公与冤屈的诉求无门。

因此电影的重心在后半段已经不再是该如何审判科林尼，而是变成人们该如何补救法律漏洞，又该如何正确挽救过错？

《科林尼案》给予社会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留给观众们进一步反思的空间。

全片以科林尼的自杀作为留白，故事没有让观众得知最后法官该如何判决科林尼，而是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一个人犯案后该如何处置？

法律应该对这个人做出公正的裁决，除了给饱受伤害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存在。

如果法律没有做到公允，被偏袒的人又该接受谁的制裁？

每一位观众都深知科林尼对迈耶的私刑是不正当的，但让迈耶逃脱罪行又是公正的法律吗？

就因为《德雷尔法案》的颁布，难道就可以让过往犯下罪行的杀人犯就能逃过罪刑吗？

法律作为每个国家最根本的治理根基，它的存在难道真的代表着真理且不容被质疑？

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只依靠法律作为判断事情的唯一依据又是否切合适宜？

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科林尼案》绝对称得上是一部足以改变社会的电影，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德国人至今还在反思历史，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这种担当绝对值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去钦佩。

只可惜历史上有许多错误是无法完全纠正和弥补的，而我们如今能做到的是吸取教训，通过这部电影去自我警醒，去改变社会。

法律虽然是高高在上的，但太多人过分依赖它的存在反而忘却它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矛盾的工具，因此执行法律的时候也不能忘却人民群众的常情常感。

我们需要明白只依靠法律的社会是可怕的，人性需要内在道德去约束自己，需要信念的源力，因此我们需要光明的牵引，行在光中，在阳光的照耀下，才能让人性的黑暗无处可藏。

当一个绝望的男人决定去赴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当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工人科林尼冷静的有点可怕的走进总统套房的走廊，去准备杀死那个位高权重的老人迈耶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这条路既是一条复仇之路，也是一条救赎之路，杀死那个男人的同时也是在让几十年备受煎熬的自己得到解脱。

故事就这样引人入胜的展开了，我们不禁要问，科林尼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的杀死一个看起来那么绅士的老者？

然后自己解脱般的去选择自首，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非常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个疑问使我们观众一下子看进去了，迫不及待想解开这个谜团。

然而导演却没有那么着急，开始掉转镜头对准一个从底层逆袭的新人律师卡斯帕身上。

看到一些评价说，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聚焦那个律师的生活干什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除了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也在着重挖掘人性中善与恶的摇摆地带，人不是非黑即白的动物，我们内心深处的善念与恶念永远是互相并存的，彼此缠绕，彼此争斗着主宰我们的心灵。

正如第一个对准律师的镜头就是他在浑汗如雨的自由搏击，象征着他内心善与恶的彼此焦灼，面对法律的正义与人情的偏袒让他左右为难。

卡斯帕——是正义的坚守者还是罪恶的帮凶？

导演用前面1小时很大的篇幅在刻画律师与整个迈耶家族非常深的情感羁绊。

迈耶对卡斯帕来说是教育他成长，给他缺失父爱的童年带来欢乐，帮助他从社会底层逆袭到精英阶层的慈祖父般的存在。

同时，卡斯帕也与迈耶的孙子，孙女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见证彼此的青春成长。

导演越是强调卡斯帕与整个迈耶家族的情感羁绊，越是突出卡斯帕身份归属感的困惑，自己即是迈耶家族一份子，但同时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还是偏袒人情的那一面，望着天秤两端为难的他，不断接受人性的拷问与善与恶的审判。

当律师卡斯帕一边看着迈耶尸检一边回想起他开车带着小时候的自己兜风，教自己识字 时，导演运用镜头交叉剪辑，让丑恶腐朽的尸体与美好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让童年的光辉与死亡的黑暗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善于恶彼此互相缠绕的主题再次点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卡斯帕与父亲一起追溯整理相关案件资料的过程也达成了他与亲生父亲缺失成长陪伴的和解，在长大成人后，他与父亲在追寻正义的理念上达到一致。

影片最后有一个镜头是在案件结束后，他来到科林尼的故乡，在重归平静的街边咖啡馆小憩的时候接收到了一个孩子的足球，这里镜头意思是他收到了来自科林尼生前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感谢，感谢他为科林尼和他父亲所做的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声张，他和父亲终于在天堂团聚，终于可以安息了。

而迈耶和科林尼这两个人物更是善与恶不断反转的更鲜明的例子。

杀人魔头与慈爱祖父，一级谋杀犯与复仇大英雄，正义的律师与罪恶的帮凶，这些看似绝对相反的人物身份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停的摇摆是本片在刻画人物的看点所在。

科林尼——是杀人如麻的谋杀犯人还是视死如归的复仇英雄？

科林尼的扮演者老戏骨弗兰科·内罗演技含蓄内敛，仿佛硬汉柯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子附身，从自首后心如止水一言不发，到看到年迈故乡同胞热泪盈眶再到最后对历史的清算和追问情绪依次递进。

科林尼这个人物的戏都在内心，他眼神坚毅，愤怒的外表，绝望和悲伤的内里，虽是谋杀犯却有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当他回想起1944年发生的屠杀平民事件往事时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和颤栗也在表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是他始终不能平复的伤口。

这个伤口他尝试过诉诸于法律来解决，但无疾而终，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条决定让杀人者偿命，自己的人生也一同消亡的毁灭之路。

当科林尼终于说出内心的呐喊——法律为什么站在杀人犯这边！

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也无儿无女，剩下的唯有自己心中那点正义时，他委屈的眼泪让我们观众动容。

还有一个细节是，当他听见律师的质问——迈耶应该被判有罪时！

他第一次微笑了，第一次眉头舒展了，他朝着远方天堂父亲的方向看了看，露出了释怀的眼神。

这些小细节的精准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物的情感转变。

迈耶——是慈祥祖父还是杀人魔王？

过失杀人诉讼的时效是20年，因为这个条款，他曾被判无罪。

但律师认为这个法律条款的制定本身就是个丑闻。

为什么迈耶当年会对卡斯帕律师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那么好？

因为他年轻时作为纳粹军官残忍杀害贫民，杀害一个无辜贫民孩子的父亲，毁了这个孩子的家庭，毁了他的一生，他老了之后，开始反思自己曾做过的罪孽，之所以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底层孩童那么好，给他教育，给他车，培养他成长其实也是对自己年轻时犯下大错内心的赎罪。

而最后迈耶死在那时候孩子科林尼的枪下，迈耶的死与当时科林尼父亲的死交叉剪辑，也是天道轮回，生死报应。

迈耶家里书柜里一直藏着的那把二战时期德军特制的瓦尔特P38手枪，也是在证明他无论现在是一个多成功的商人角色，战犯角色始终无法更改，是他一辈子的罪孽与耻辱。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是在反思历史，清算历史的同时还能够无任何立场的对人性中最复杂的那一面展开深入的挖掘，影片结尾案件的突然终止也是在给观众自己去评判谁对谁错的开放性空间。

影片中那些人性隐秘情绪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相焦灼的细腻表现正是善与恶是始终对立，又始终互相依存着的最好证明。

影片之外，法兰克福大审判后，德国大众不断对历史开始反思，舆论迫使政府开始对纳粹犯的追责和清算，1979年，德国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

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本以为是个破案悬疑片，结果是个法律片，但是意外的好看甚至感人。

德国人牛啊，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反思纳粹行为，指责一个依法治国的体系利用法律保护战犯。

记录能保存40多年还能随时提取出来，一部法律的制定每个讨论会的与会人员都有记录，也就德国做的到吧。

当法律这个寻求正义的唯一客观途径也被操纵，绝望的人只能走上犯罪。

有罪的不是collini，是制定法律的人，是权力背后资本的力量。

人在面对社会性的不公平时，或者选择认命，或者选择反抗。

合理合法的反抗途径如果也被堵死，人民就会走上暴力复仇的道路。

教父的起源也是如此。

所以一味的堵住大家的嘴巴是没有用的，有些事说出来并不重要，但是一直捂着就容易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