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与spotlight同期上映的另一部新闻类影片是truth，说实在的，从戏剧性上讲，truth更抓人一些，但spotlight的魅力大概正是在它没有那么戏剧化，它很沉稳的，一步步的抽丝剥茧，层层拨开了一个事件的真相，一点，一点的震惊你。

这个节奏反而更好，不会让过度的紧张感弱化这个故事背后本来该有的深层次的思考。

我看完后很感慨的一件事是电影的力量。

这宗天主教虐童案当年闹得沸沸扬扬，很早就有耳闻，但由于当时身在遥远的东方，并没有一刻是真实体会到这件事情里的任何感受的。

它对我来说，只是翻开报纸时“呵！

”的倒吸一口凉气的震惊，但下一秒就是翻过面去看下一页的一则新闻。

是电影赋予了我感同身受的力量，让我设身处地的想象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其实并不太喜欢马克鲁弗洛在片中爆发的那一段，任何正直的人碰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愤慨和悲痛，但这样的情节设置会“俗”了这部影片，因为一部新闻类的影片，你的立场不能太明显，为了表现你的中立，过于鲜明的表达都会损害这种平衡。

当然，不可能存在没有立场的新闻，一定会有，但表现要隐晦些。

所以片中的很多细节就很好。

比如马克问瑞秋，这个报道你告诉你丈夫了吗，她说，没有，他一周去三次教堂。

比如瑞秋从小带她去教堂的奶奶，在报道出来后，用颤抖的手拿着报纸，强忍住哭泣对瑞秋说，亲爱的你能去给我倒杯茶吗。

比如迈克尔基顿问想要包庇这件事的校长，你玩什么体育活动吗，校长说，橄榄球怎么了，迈克尔说，我很多年前被性侵的同学他是曲棍球队的，性侵他的是球队的教练，你我都应该想的是，如果当初他们选的是我们的话呢？

这种程度就很好。

看完了电影，非常激动，于是和同学连夜把这篇报道翻译了出来。

时间仓促，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点击阅读英文报道原文转载请注明译者，如有侵权请告知《教会多年放任神父性侵行为》-明知吉欧根的过往，教会仍然将他从一个教堂调到另一个教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超过130人出面讲述了可怕的童年经历，揭露前任神父约翰·吉欧根30年间在6个大波士顿地区的堂区大肆猥亵或强奸他们的行为。

受害者几乎全是上小学的男孩，其中一个只有4岁。

去年七月，有消息透露，红衣主教伯纳德·劳 (红衣主教是波士顿总教区的最高负责人，译者注) 从1984年开始就已经知晓吉欧根的行径，但劳还是批准他转到圣茱莉亚教堂，那是劳在波士顿担任主教的第一年。

小威尔森·罗杰斯，这位红衣主教的律师，在去年夏天为这一次调任辩护道，总教区具有医疗措施，每一次吉欧根的职位调配都是“适宜且安全的”。

但一位下属主教认为1984年对吉欧根的调任是非常冒险的，他写了一封信向红衣主教抗议。

聚焦团队 (即本篇的报道小组，译者注)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吉欧根之前的性癖好，总教区已经掌握了切实的证据。

证据包括他在1980年的一段陈述，根据记录，他表示对一个大家族内7个男孩子的频繁性侵并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

事实证明，调任圣茱莉亚教堂是灾难性的。

吉欧根被委任负责3个青年团体，包括辅祭（举行弥撒时的辅助者，过去多为男童，译者注）。

1989年，更多的性侵投诉迫使他因病离开，在专治神父性侵癖的机构里待了几个月。

即便是这样，总教区依然让他返回了圣茱莉亚教堂，此后三年，吉欧根仍然在此持续性侵儿童。

现在，吉欧根将在下周第一次面临两个刑事犯罪指控，即使是他性侵罪行的细节，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许多天主教徒：吉欧根历经三任红衣主教和诸多教堂主教，但竟然在34年之后，这些孩子才终于逃离了他的魔爪。

这究竟是为什么？

红衣主教劳的发言人多娜·莫里西表示，红衣主教和其它教会高层拒绝回应关于吉欧根的问题，她说教会没兴趣知道《波士顿环球报》想问什么。

在1984年前往韦斯顿之前，吉欧根已经屡次因猥亵男童而接受治疗，至少一次接受入院治疗。

因为性侵，他至少被从两个堂区调离。

举例来说，1980年，他被勒令调离牙买加平原的圣安德鲁斯教堂，因为他承认在那儿猥亵了7名男童。

1981年，在一年的病休之后，吉欧根被派到了多切斯特地区的圣布兰登教堂，看起来他仍然没有受到监管：与他共事三年半的牧师詹姆斯·莱恩告诉朋友，从来没有人告诉他吉欧根有过性侵的前科。

1984年11月，关于吉欧根性侵儿童的投诉迫使红衣主教劳将吉欧根调离多切斯特地区。

过了两个月，红衣主教劳让吉欧根在圣茱莉亚教堂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1993年吉欧根不再担任教堂教职，至此，红衣主教劳已经纵容吉欧根在韦斯顿待了超过8年之久。

然而，根据一些对吉欧根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指控来看，即使这一决定重新安排吉欧根在退休神父之家担任公职，也没能阻止66岁的吉欧根继续寻觅、猥亵幼童。

最终，1998年，教会“开除”了吉欧根，剥夺了他教会神职人员的身份。

吉欧根的犯罪辩护律师，杰弗里·帕卡德，说他的客户对针对他的指控不予评论。

吉欧根性侵案的第一起刑事诉讼将于1月14日在密德萨斯高等法院开庭（本文刊发日期是2002年1月6日，译者注）。

第二起将于2月在萨福克高等法院审理，他将面临一些更加严厉的指控。

至于民事诉讼，吉欧根没请律师，也并不抗辩对他的指控。

红衣主教的律师罗杰斯七月份时曾暗示，教会可能就医生对吉欧根的康复认定进行法律辩护。

《环球报》得到的教会记录显示，吉欧根调任圣茱莉亚教堂时确实已经在医学层面戒除性侵强迫症状，但就职后仅1个月，他又再次犯案。

在1984年的时候，许多临床医生仍然相信猥亵儿童的人是可以被治愈的。

但其他专家很早就警告了天主教的主教们，曾经性侵过儿童的神父可能变成频繁作案的惯犯。

除此以外，研究儿童性侵问题专家和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们说，很显然对总教区来说，1984年就不该让吉欧根这种有着习惯性性侵记录的人回到教堂。

“在吉欧根的案子里，教会违背了它自己最基本的价值观——保护幼儿、培养禁欲精神。

”曾任神父的理查德·西普如是说。

西普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研究神职人员性侵方面的专家，长久以来，他认为天主教会在处理性侵儿童的神父上行动迟缓。

聚焦团队发现，有证据表明，一名红衣主教劳的高级下属曾经担忧吉欧根可能会在韦斯顿地区的圣茱莉亚教堂引起更多的丑闻，吉欧根从1984年11月13日起在那里任职。

12月7日，主教约翰·达西向红衣主教劳写信，考虑到“一些与年轻小男孩们有同性恋牵扯的过往”，他质疑对吉欧根的任命是否明智。

不到一周，就有两名医生为吉欧根的神职扫清了障碍。

一份法院文件中的总教区年鉴记载着，“1984年12月11日，医生：［罗伯特］-吉欧根神父‘完全康复’……1984年12月14日，医生［约翰］：没有精神病问题或者缺陷，不影响他教会神父的工作。

”这些法庭文件中还包含着一封悲惨又带着预见性的信，这封信是1982年8月写给劳之前的红衣主教梅德罗斯的，来自吉欧根在牙买加平原地区时迫害的7个受害者的姨妈。

她对自己奉献一生的教会表示了质疑：教会在吉欧根对她们家庭做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竟然给了吉欧根又一次机会在圣布兰登教堂任职。

“不管他或者治过他的医生怎么说，我不相信他被治好了。

他的行为明显说明了他并没有，根本就没什么能保证一个有着类似癖好的人可以被治好。

”玛格丽特·加兰特在给前任红衣主教梅代罗斯的恳求信中如此说道。

“这让我觉得非常困惑，教会对此表现得这么不上心。

”加兰特写到，《环球报》拿到的总教区记录，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加兰特在性侵发生后的两年写了这封愤怒的信：吉欧根再次出现在了牙买加平原，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

这一份记录显示了第二个月，“又一封来自加兰特女士的信。

为什么没有人做点什么？

”单单就牙买加平原案一个案子，总教区的高层官员就发现了吉欧根对年轻男孩子们的吸引力，并且知道了他是怎样选择受害者的：和蔼可亲的吉欧根通常和信天主教并且挣扎着养活一大家子的妈妈们成为朋友，通常是单身妈妈。

他提出要帮忙，通常是提出带孩子们去吃冰激凌或者陪孩子做睡前祷告，毫无疑问，他的提议会被接受。

曾经在海德公园住宅项目居住(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译者注)，帕里克·麦索利在12岁时成为了吉欧根的受害者。

那是1986年，即吉欧根被派往韦斯顿的两年之后。

麦索利说，吉欧根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结识了他们一家人。

当他了解到自己父亲自杀了，便来拜访并向他患精神分裂的母亲致以哀悼。

接着，这位神父就提出要给麦索利买冰激凌。

“我甚至觉得有点滑稽。

”麦索利在采访中回忆。

“我才十二岁，他是个老头啊。

”麦索利说，在买完冰激凌开车回家的路上，吉欧根安慰了他。

但接着他拍了拍他的大腿上边，然后手就滑到了他的裆部。

“我呆住了，我没法思考了。

他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生殖器上，开始为我手/淫。

我吓呆了。

”他还补充道，吉欧根随后开始自/慰。

“当吉欧根把浑身打颤的麦索利送回家的时候，他建议把发生的这些事儿都当成他俩的秘密。

“他说‘我们都很擅长保守秘密吧。

’”麦索利说。

多年以来，麦索利都在和酒精、抑郁作斗争。

现在，作为起诉吉欧根的原告之一，麦索利过得很苦。

“后来我发现，天主教会其实知道他是一个猥亵儿童的人。

每一天，这事都越来越困扰着我。

” 麦索利说。

许多文件尚待启封来自达西主教和玛格丽特·加兰特的信件是《环球报》在查看法院的公开文件中发现的，共有84桩待决民事诉讼起诉吉欧根。

但是对于吉欧根的丑事来说，这些公开记录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教会对吉欧根监管的证据都被法院令秘密封存了，只允许教会的律师查看。

11月，高等法院法官康斯坦斯·斯威尼下令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

于是总教区向州上诉法院上诉，辩称《环球报》以及公众，不应该有权接触有关教会内部工作的文件。

但是教会的上诉上个月被驳回了。

这些记录，包括主教们的证词和人事档案，将在1月26日公开（本文写在2002年的1月，译者注）多年来，红衣主教，还有其他五个曾任吉欧根上级的主教，在多个民事诉讼中被控玩忽职守，因为他们知道吉欧根的性侵行为却并未作出行动制止事情的发生。

在此之前，从没有这么多的主教需要在针对一个神父的性侵指控中来为自己辩护。

这五个主教，如今都已经成了他们各自教区的领导。

这些主教是：纽约州布鲁克林地区的Thomas V. Daily，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地区的Robert J. Banks，纽约州洛克维尔中心地区的William F. Murphy，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地区的John B. McCormack, 还有新奥尔良的大主教ArchbishopAlfred C. Hughes。

这起事件是自1992年以来，在美国教区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丑闻。

1992年，在霍巴克河教区，超过100名受害者公开露面，出示证据证明詹姆斯·波特神父强制性侵儿童，而时任高级教士的马德里奥在父母知晓波特的性侵行为之后，只是将其从一个教堂调离到另一个教堂。

1997年以来，总教区共解决了约50件针对吉欧根的诉讼，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但没有公开任何保密文件。

84件待决诉案中的原告拒绝轻易索赔了事，教堂方面的内部文档也必须按要求在诉讼中公开。

于是，总教区强行拿走了与监管吉欧根有关的信息，不让公众看到。

例如，当其中25件诉案将红衣主教老作为被告人之一时，罗杰斯律师要求法官按下所有关于这位红衣主教的信息，声称他的名誉将有可能因此受损。

这一要求遭到了法官的拒绝。

12月17日，总教区律师罗杰斯致函《环球报》律师乔纳森·阿尔巴诺, 威胁如果报道中公开了任何案件中的保密记录，他们将会对报社及律所采取法律制裁。

他警告称，如果记者采访涉案的神职人员，他将会采取法庭强制措施。

数十年来，在美国的天主教堂之中，神父的性侵行为被层层掩盖。

包括吉欧根在内，性侵儿童的神父大多要求那些身心受创的儿童对事情保密。

而发现真相的父母大多感到羞愧和罪恶，拒绝承认事实，试图忘掉教堂所做的种种。

少数选择投诉的家长也被要求噤声。

与此同时，牧师和主教将性侵行为视作违反戒律而非一种难以控制的强迫症状，他们认为神父可以通过忏悔来改过。

马塞诸塞州的法律甚至也默许这种隐秘的行为，至今仍然如此。

在吉欧根猥亵儿童的数十年间，尽管大多数监护人应当依法向警方报告性侵事件，并有可能提出诉讼，但神职人员并不受到这项法律的约束。

直到去年夏天，教区才出人意料地放弃长期以来与法律相悖的立场，将神职人员加入到“强制报告”名单之中。

但该法案在审议中不了了之。

近几年，尽管教堂对法庭依然有恃无恐，但情况还是有所变化。

1985年，在包括红衣主教劳在内的一些国家高级教职人员的敦促下，教会做出了一份针对神职人员性侵行为的机密报告，报告也预测到了这一点。

报告中说：“过去，我们依靠罗马教廷法官和律师保护教区和神职人员，这种日子一去不返。

”十二月中旬，《环球报》要求采访劳主教和其它教会官员。

但迟迟不见答复，直到上周五教会发言人莫里西在电话中表明，他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包括书面采访。

当被问到这是不是意味着总教区对采访问题毫无兴趣的时候，莫里西回答：“对”。

为了准备这篇文章，《环球报》的记者试图采访吉欧根曾经的的上司或同事，但没有一个主教愿意做出评论。

同事中，也几乎很少有神父愿意公开发言。

其中一个教堂主管神父直接挂了电话，而另外一个人在听到吉欧根的名字时就狠狠地甩上了门。

授职之后的性侵记录毫无疑问，吉欧根在1962年接受神职于索格斯任职之时，就曾经性侵过儿童。

主教区近日就曾经的指控进行赔偿，从《环球报》得到的教堂记录中可以看到，吉欧根在1995年承认，曾经猥亵过来自同一个家庭的4名男孩。

在目前的案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是，教堂官员是否已经知晓当时的性侵事件。

前神父安东尼·本茨维奇表示，他曾经警告过教堂高层，吉欧根经常将年轻的男孩带到他的住处。

在针对吉欧根的指控浮出水面之后，一些新闻报道中也引用了本茨维奇的话。

他曾提到，教堂官员曾经就揭露吉欧根事件威胁他，扬言要将他调离到南美洲担任传教士。

他将故事告诉了近期代理一系列与吉欧根、教堂发生民事诉讼律师的米切尔·加拉巴蒂安，这些都可以在法庭书面陈述上看到。

但是《环球报》回看法庭记录时发现，当2000年10月，本茨维奇前往加拉巴蒂安的办公室准备进书面作证的时候，威尔森·罗杰斯三世，成为了他的代理律师。

这位律师的父亲正是红衣主教劳的律师。

接着，宣誓后的本茨维奇改变了自己的证词。

他说自己并不确定吉欧根是否带那些男孩去了自己的房间，也不记得是否向上级报告了吉欧根对儿童的行为。

在最近一次接受《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本茨维奇表示他的确记得吉欧根将男孩们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说，吉欧根总是去找男孩并喜欢让他们穿成神父的样子。

但是，他再一次重复了自己宣誓时的证言，不记得就此事通报过上级。

本茨维奇说，宣誓前，威尔森·罗杰斯三世曾经找过他，告诉他教会在试图保护他免于成为被告，并且愿意成为他的代理律师。

本茨维奇还说，自己之前同记者所说的话被误解了。

加拉巴蒂安因为保密规定，拒绝同《环球报》讨论本茨维奇的情况。

然而，一旦有证据显示上级对吉欧根的性侵行为知情，教堂在未决诉讼中需要支付的经济赔偿将会大幅提高。

吉欧根的第二次任命发生在1966年，他被派遣至圣伯纳德教堂。

根据教区提供的吉欧根任职记录详细年表，这次任职为期7个月。

教区并没有解释为何派遣记录如此简略。

在待决案件中，吉欧根再次被指控于1967年到1974年间，猥亵其当时任职的辛厄姆圣保罗教堂堂区中数个家庭的男孩。

其中一名受害者，安东尼·穆茨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说，除了自己的这一起性侵事件，他的叔叔也曾经发现吉欧根猥亵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叔叔要求吉欧根离开自己的房子，并且向圣保罗教堂的主管提出抗议。

当时在巴尔地摩西顿协会任职的精神科治疗师西普表示，这一抗议的时间恰恰与吉欧根在西顿协会接受性侵个人治疗的时间相符。

但吉欧根并非西普的病人。

派遣辛厄姆期间，吉欧根将手申得更远。

他结交了乔安妮·穆勒，一位住在美尔罗斯的单身母亲，家里有四个男孩。

根据证词，这位神父再次成为了这家的常客，当上了穆勒的精神顾问以及她儿子的伙伴，这些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

穆勒证实，一天晚上三儿子找到她，坚持告诉妈妈不要让吉欧根靠近他。

“我不想让他再碰我的那里...”她回忆儿子当时说的话。

根据穆勒的证词，她询问了其他三个儿子并得知，吉欧根声称要带他们出门去买冰淇淋、帮他们洗澡、读睡前故事，然后便是以肛/交和口/交的形式强暴他们。

同时，穆勒还说，吉欧根不让他们告诉别人。

一个儿子告诉她，“我们不能告诉您，因为神父说这是在忏悔。

”穆勒说她立刻就带着孩子们去见了保罗·米切利，梅尔罗斯圣玛丽教堂的主教，他对吉欧根和自己家都很了解。

米切利向她保证，教堂方面将会以适当的形式处理吉欧根，并且“不能再做神父”。

他还让她对此事保密：“已经发生了如此糟糕的事情，试试不要去想它，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米切利现在是红衣主教劳的内阁成员，他的证词与穆勒所说相互矛盾。

他声称自己想不起她的名字，也没有过像她所说的那次会面。

但米切利承认，自己的确接到过一个女人的电话，说吉欧根同自己的孩子相处时间过长。

他在证词中说，电话中并没有提到性侵行为。

尽管如此，米切利称自己还是前往吉欧根位于牙买加平原的新教堂，当面向吉欧根传达了这位女士的担忧。

需要帮助的家庭十分脆弱如果说，穆勒无形中让吉欧根得以轻而易举的进入自己家，并趁机接近孩子，那么玛利亚塔·杜索尔德的情况也是一样。

1974年到1980年至今，在这位神父的下一站，牙买加平原森林山地区的圣安德鲁斯教堂，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杜索尔德独自抚养自己的4个孩子，三男一女，同时还有她侄子的四个儿子。

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居住的社区非常穷困，她希望能有一位令孩子们仰慕的神父。

之后，她遇到了吉欧根，掌管教堂的辅祭和童子军。

她苦涩地回忆道，吉欧根很愿意帮忙。

不久之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家里，定期带着七个孩子出门去买冰淇淋，哄他们睡觉。

这样的日子几乎持续了两年。

但每一次，吉欧根都会定期对七个男孩行不轨之事。

根据法庭记录，他有时会对他们口/交，有时会抚摸他们的生/殖/器，或者偶尔在他祷告的时候强迫孩子们摸他的生/殖/器。

一份1994年标有“私人保密”的备忘录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吉欧根即使在静修期间也会待在杜索尔德的家里，“因为他太想念这些孩子们了。

他‘会在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抚摸他们，并且摆弄他们的阴/茎来叫醒他们。

’”（天主教内的一种宗教活动。

在一定时期内，避开"俗务"，进行宗教静修，译者注）根据法庭档案、杜索尔德的解释以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堂官员，我们得知，杜索尔德最后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孩子们告诉了他们的姨妈玛格丽特·格兰特。

杜索尔德吓坏了，向附近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主管神父约翰·托马斯教士投诉。

托马斯质问吉欧根，但被吉欧根的态度吓到了。

吉欧根随意地承认了这件事，“他说，对，都是真的。

”那位官员回忆道，就好像问他的问题是“你喜欢巧克力味还是香草味的冰淇淋。

”托马斯随即驱车前往总教区位于布雷顿的办公室，通知戴利。

就在当天下午，1980年2月9日，戴利致电正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的吉欧根，两人的对话很简短，“回家。

” 吉欧根争辩将会没有人来做下午四点钟的弥撒，但戴利说，“我来做。

”“回家。

”这位官员说戴利后来开车来到牙买加平原并主持了弥撒。

弗朗西斯·德莱尼是吉欧根在圣安德鲁斯教堂的主管神父。

在采访中说，他说教会方面并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吉欧根会离开教堂。

杜索尔德说，就在几周之后，愧疚的Thomas来到了她家，告诉她吉欧根承认了自己曾经猥亵这些男孩，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只有两家。

” 托马斯当时在神父间进行了一次附加礼拜，之后恳求杜索尔德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

他说吉欧根学习了很久才得到神职，如果指控被公开，后果很严重。

杜索尔德说，托马斯问她，“你知道自己夺走了他什么吗？

” 托马斯现在已经退休，拒绝了采访。

1994年的一份总教区文件记录着吉欧根反复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七个孩子的态度：吉欧根承认这一事件，但并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或者是一个有关教区职责的问题。

吉欧根在接下来的几年因病休假，就其强迫性症状接受治疗，但仍在西罗克斯伯里与家人住在一起。

1981年2月，他被派遣到圣布莱顿，他任职的第五个教堂。

几乎是刚一到任，吉欧根就开始负责圣餐，也与那些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交友，甚至将那些男孩带到自己位于斯基尤特的避暑别墅。

这些父母后来发现，吉欧根在那里猥亵了这些男孩。

圣布莱顿教堂的主管神父莱恩向堂区内一位值得信赖的老师透露，吉欧根之所以可以如此不受拘束，是因为主教并没有告知他任何吉欧根的前科。

这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教师说，一开始，吉欧根愿意无私献出自己的时间同孩子们相处的行为令人欣赏。

但是慢慢地，教区居民们开始怀疑，“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教师说，“他只找几个固定的目标。

”吉欧根在这个教区待了两年，犯下了更多性侵案。

1984年，他的任期突然中断，莱恩说那时他收到了投诉，说吉欧根对教区的孩子进行了性骚扰。

那位老师回忆，莱恩极为震惊，在告诉自己这个消息的时候失声痛哭。

她说，他对于自己没有得到警示感到非常愤怒，“莱恩神父几乎被这件事情毁掉了。

”莱恩现在已经退休，当《环球报》的记者近期拜访他的时候，他一听到吉欧根的名字就甩手把门关上了。

红衣主教否认自己“转嫁问题”去年夏天，红衣主教劳在教区报纸上辩解“我从来没有试图将问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就在这位红衣主教作出的声明之后，就有消息披露他早已知情。

我们在一份法庭文件上看到，早在1984年9月，他就已经得知吉欧根的“四岁男孩”指控——性骚扰牙买加平原地区的七个男孩。

法庭文件显示，红衣主教劳接下来说，他注意到吉欧根从圣布莱顿教堂被调走，并处在“等待任命”的状态。

这位红衣主教的法律回应函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吉欧根在圣布莱顿教堂地区猥亵儿童的行为，而仅仅回应了起诉的那几起案件。

尽管有不良记录，但吉欧根仍然被派往圣茱莉亚教堂。

根据教堂年鉴，在任职的前两年，他主要负责辅祭和教会的青年组织。

吉欧根抵达韦斯顿的三周之后，主教达西向红衣主教抗议，提到了吉欧根的问题，并说道：“我知道最近突然将他从圣布莱顿调离或许和这个问题有关。

”这封信函的复印件包含一段节选片段，直指尼古拉斯·德里斯科尔神父，他在上周承认自己在吉欧根抵达圣朱利亚教区前被调离。

但是他的离开主要是因为酗酒和抑郁，并非性侵。

因此，达西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教区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丑闻。

”如果“有事情发生，”教区居民将会觉得主教“给他们派来了一个有问题的神父。

”达西要求红衣主教考虑让吉欧根“在接受某种治疗的时候”只在周末值班。

《环球报》还没有发现证据证明红衣主教劳接受了这一提议。

上周，吉欧根在圣朱利亚教堂的上级，退休高级教士弗朗西斯·罗西特拒绝了本报的采访。

但教堂记录显示，罗西特意识到了吉欧根的前科。

吉欧根面临的在米德尔塞克斯和萨福克地区的指控显示，在1984年红衣主教劳派遣他到温斯顿之后，吉欧根至少猥亵了30多名男童，均发生在1989年半年的病休之前和之后。

1989年，吉欧根回到圣茱莉亚教堂之后，又在此任职了38个月，之后才被调离。

根据指控，三年后，吉欧根仍然寻找目标，受害者中包括一名为洗礼仪式身着礼服的辅祭。

吉欧根在教堂之间的调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巧合，为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他曾经猥亵的一名男童，恰巧是上世纪60年代福尔河教区男童性侵案中一名受害者的儿子。

这名受害者以及百位波特案受害者的代理律师罗德里克·麦克利什向我们提供了这一信息。

麦克利什拒绝向我们提供这一家庭的具体信息，并且表示，尚未对吉欧根猥亵这一男童案提出诉讼。

麦克利什与波士顿总教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罗杰斯声明吉欧根的数次任命均获得医生的安全许可一事，他一直非常震惊。

他说：“鉴于教堂已经知晓吉欧根犯下的不轨之事，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都不会认为将他从一个教堂调至另一个教堂是安全的。

”Spotlight报道时间线2002年1月6日教堂多年默许神父性侵儿童2002年1月7日一位贵客，一个破碎的家庭2002年1月7日吉欧根选择贫困儿童下手2002年1月31日数十位神父卷入性侵案2002年2月24日教会栖身于沉默文化之中2002年2月24日数百人现在指控神父性侵2002年3月24日前主教被控在纽约市不作为2002年5月12日丑闻缠身，教堂失去人们敬重2002年8月20日 Ariz.性侵案，两名主教涉案2002年12月1日主教区考虑申请破产2002年12月1日卷宗之争加剧2002年12月4日更多神职人员涉案，案件隐秘2002年12月14日教皇在罗马接受“红衣主教劳”的辞呈译文首次发布于：低冷趣味（微信号：dilengquwei）四页（微信号：fourpages）欢迎关注，谢谢！

求拍一部讲中国记者调查报道的电影，讲中国记者生存环境的电影。

Spotlight鲜花和掌声满场，但是豆瓣上却没有一篇影评讲到我心里。

这不是一部和技巧和情怀有关的片子，场面不豪华（虽然演员阵容豪华），不树个人英雄（不像All the President’s Men里面成名的两位记者)，不拿新闻理想说事，它就认认真真地讲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今天美国媒体编辑部还不停不停地在发生的故事。

强还原是这部片子最大的优点，选题是这部片子、以及和Boston Globe所做的这系列报道会成功的最大原因。

强还原的几个场景：1）Marty Baron入驻Boston Globe的前一天，办公室里一边记者还在做采访，一边就欢送会－吃蛋糕－顺次发言开玩笑，所有的newsroom简直一模一样，编辑室男女比例、着装要求，桌面混乱程度等。

2）调查报道组最担心的裁员问题顺着就来。

一个选题要做多久？

长短都有，几个礼拜到几个月的。

现在在做什么？

也没有做什么。

新闻业的现状一，没钱，做调查报道不能出产量的闲人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

3）9.11发生了，所有人被要求去报道9.11。

这段和整个教廷报道没有任何关系的事件，倒是体现了新闻这个行当的局限性。

因为怕自己无法按时赶回来第一个拿到[独家]，会被其他媒体抢走，Spotlight记者在赶飞机的出租里要求律师拖延公开法律文件。

后来因为同样的原因，同时抢着发稿时间，定了新年第一周的时间限制。

在这种紧迫的deadline催促下写下的稿子是不是会比等全部信源、做尽可能多的采访和研究之后再发的稿子更好呢？

恐怕并不是。

但这是新闻业的现状二，快节奏强竞争，出稿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稿子的影响力，同时，并不是你认为重要的稿子就会得到最多的资源。

4）按理说，“报了一个大新闻”，创造了极大的影响力，撼动了教皇体系，以及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对Spotlight整组来说都是一件让人自豪到不行的事，这时就应该给个大镜头说一些激励人心的话升华一下情怀，但是片子没有那么处理。

片中多次提到的是，律师给过白名单、受害者组织负责人六年前就找过媒体，但是记者从未当回事。

并不是首次揭露、首次知晓，潜意识中大家好像是默认了，这样的事情总是存在的。

就和明知有这样事情发生却不说出来的人一样，这是一个记者哪怕看到了也不会去深究的故事。

记者并没有比普通人更高尚，只是最终，他们做了职业要求他们做的事情。

5）用一位女同事的话讲，"My husband and i had a 'how many people have we met in real life' competition during it and he won by a landslide. Weird to see actual people you know portrayed in a movie, but they totally nailed the personalities." [especially Marty Baron] 选题的问题是前两天想到的。

对美国社会来说，主教性侵儿童是一个有些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现象，记者站在巨大权力机构的对面，指责的不是一个两个，或者七十几个主教，而是直指教廷在体制上的掩护和腐败。

是一个未被正视，未被重视，却不得不说的故事。

这样的选题，和揭示水门事件或者烟草集团尼古丁侵害不同，最艰难的不是探入真相和反复的法律程序确认，而是说服自己的心。

多少人知道，却不会讲，因为权衡之后，社会压力和这个高大的机构所带来的实际福利，远大于把真相讲出來的小小的对自己诚实的意义，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如果我说了是不是背叛了什么”，“我的牺牲是不是把自己奉献给更大的意义”的心理，所以我们会赞扬Spotlight组的勇气，尽管他们只是做了他们份内的事情。

这些未被正视、未被重视，却不得不说的故事，哪里都有；站在权力机构的对面的勇气，对身陷其中的人而言，是要求太多，对做媒体的人，却应当是本职。

有时候，想让真相更清楚一些，想要驯养的力量弱一些，鞭策的力量更重一些。

但是如果做不到，至少就看一看好电影吧。

其实两周前我看过了《大空头》，我想过一些着眼点，但一直没有写出合适的影评。

直到昨天深夜，我看完了《聚焦》，才发现不能不和《大空头》相比较。

两个片子是如此类似，都是精选出了不太容易接触到职业的某一类人，或朴实或略带夸张的叙述了他们的生活。

这期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呢？

两部小说都有很高的成就。

《红楼梦》不用说。

《金瓶梅》至少郑振铎，钱钟书等很多人都对它有极高的评价。

莫言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不仅是我，所有搞文学的人对《金瓶梅》的评价都很高。

那么这两本书的区别在哪里呢？

毛泽东先生有一句话非常直接的点出了二者的区别：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

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

是啊，这就是看了《聚焦》和《大空头》之后的感觉。

《聚焦》这个片子里面寄予了主创的同情和希望。

从电影角度来说，看似全是普通的对话场景，片子的镜头扎实，各种技巧非常隐藏但是严谨。

主要人物非常多，但有些微的主次不同。

故事线多而独立，但却非常用心的交替着慢慢引导情绪逐渐上升，直到最后的时候达成高潮，水到渠成。

有人说媒体并没有创造任何东西，而且我们也早就知道，媒体并不能改变观众，只能引导观众。

那么，媒体的意义是什么呢？

应该是片中总编辑最后说的：广泛的而立即的引起读者的关注。

是的，一个新闻或者观点，存在每个人内心的时候，都是难以有力量的，但是媒体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宣言，它宣告，知道这件事情的，不只你一个人。

只有当知道别人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的时候，大多数人才敢勇敢的站起来在大众的沉默中声明自己的想法。

伟大吗？

是的。

但伟大的前提是这种共鸣本身是好的，客观的，基于真相的共鸣。

这个行业特别需要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有幸的，在聚焦里面，他歌颂的，是一群道德自律的，诚实的，自省的，良知满满的记者，他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报纸在印刷机上，如同流水一般前行，带着聚焦组员几个月的全情投入走向了观众。

是啊，正义得到了声张，我相信这是让所有的人长吁一口气的。

或许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揪心和共鸣呢？

难道是我们所期望的，在电影里面的美好故事，太少了？

最近正在看《娱乐至死》。

里面提到当美国开通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时，举国为之欢腾，但并非所有人都持乐观的态度，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道：“我们满腔热情的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却可能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新闻越来越有趣，但是真相却越来越少。

娱乐替代了严谨，而认真的新闻精神，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在这个早已经可以比拟亿万个电报线路的互联网中，大家需要的是如同公主得了百日咳这样有趣的新闻，而不再是需要思考的真相。

那么，说出这样的真相对我们仍有价值，就是这片最伟大的现实意义。

原本我会以为最佳影片的评选是一个折衷，但我错了。

这个影片确实应该是最佳影片。

片子描述那个新闻严谨时代的极大的辉煌，也是那个严谨时代的华丽谢幕。

用心的新闻，看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要迎来的是一个再也没有纸质媒体，到处是图像，人们都在分分钟换着口味，前一秒还是哪个明星走光，后一秒已经是某男子重婚八次，再后一秒是小狗扮成熊猫上地铁吸引眼球了。

有趣吧。

是啊。

为什么会有种悲凉的无力感呢？

许多年以后，这样的新闻工作者会越来越少，认真严肃的文字会越来越少，印刷品的时代已经谢幕，娱乐至死的年代正在全盛期，而且看不到峰回路转的时刻。

正在此刻，我屏幕的右下角出现了一张钢管舞的图片，标题是国家钢管舞开课。

其实新闻内容有可能是正经的，但这标题和配图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新闻需要的是点击，真相到底值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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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Spotlight》的故事发生在2001年，那时候“911”还没有发生，《新京报》也没有创刊，尽管互联网的大潮已经袭来。

作为一名在传统媒体呆过多年的“老”报人，看到这样一部讲新闻记者工作的影片，内心真是感叹不已——在纸媒已经日渐式微的今天，《聚焦》叫人重温了报纸昔日的荣光。

《聚焦Spotlight》最终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此前的金球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它两次败给了小李主演的《荒野猎人》。

幸好奥斯卡的6000多个评委到底还是慧眼识珠，他们心里明白，无论小李的表演多卖力、《荒野》的景色多迷人，论故事、论剧情，还是《聚焦》更胜一筹。

而作为一名在传统媒体呆过多年的“老”报人，看到这样一部讲新闻记者工作的影片，内心真是感叹不已——在纸媒已经日渐式微的今天，《聚焦》叫人重温了报纸昔日的荣光。

这张海报真大爱一《聚焦Spotlight》的故事发生2001年，那时候“911”还没有发生，《新京报》也没有创刊，尽管互联网的大潮已经袭来，但中国报业还在蓬勃上升。

无数有志的文艺青年怀揣着用真实打动人心的梦想，纷纷投奔到媒体的大旗下（我亦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彼时的我们正当年轻，豪情万丈，相信可以凭自己的一枝笔“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在大洋彼岸的波士顿，也有着一群相同理想的媒体人。

“聚焦”栏目的性质大约相当于我们央视的“焦点访谈”，就是那种专给社会挑刺的新闻，它所属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下属的一份地方性报纸，创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

该报在2002年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刊发了约90篇文章揭露美国各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丑闻，并且指出：教会其实早已知情，却始终在包庇恶行。

这一番锲而不舍地穷追猛打引发了全球关注，最终惊动罗马教廷，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便是《罗马教皇接受劳主教的辞呈》。

本片正是改编自BG这一组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超长报道。

性侵儿童这个主题一直电影青睐的题材，比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片《素媛》和《熔炉》。

就是讲教会内部性丑闻的也不乏先例，例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已故的菲利普•霍夫曼合作的《虐童疑云》，还有西班牙大导演阿莫多瓦带有自传性质的《不良教育》——阿导不惜在片中自曝童年曾受神父侵犯的经历。

但也正因为此，这个内容也很容易被拍“烂”，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过度煽情的窠臼，何况是非对错一目了然，观众在走进影院之前都已经站好了队，除了再次激起人们心中的义愤，电影还能做什么？

有好几段在走廊里穿行的戏，记者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行进之后寻找到出口吧二“聚焦”栏目14年前爆出的丑闻相当震撼：仅波士顿地区涉案的神职人员就高达271人，有的连续作案已经长达30年。

这样惊人的故事，影片却处理得极为冷静和克制，没有歇斯底里地哭诉，没有正义天使般的记者，也没有唇枪舌战的辩论和对峙，有的只是媒体人埋头工作的日常点滴。

平淡的叙事消解了戏剧冲突，使整个作品呈现出纪录片般朴实的风格。

电影开头，BG编辑部集体欢送老总编离开。

大家开玩笑，吃蛋糕，然后镜头随着“聚焦”小组的萨夏和马特一路穿行回办公室。

马特无意中提到自己吃不下蛋糕，因为那会让人心情低落。

为什么低落？

这里面有深意。

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看似不经意却意味深长的台词和细节。

关于新总编的消息在办公室里流传：听说他是个难缠的人，听说他在迈阿密裁掉了15%的人。

显然在美国的市场环境下，互联网的冲击更快地到来，对BG这种地方报纸而言，打击是多重的：读者数量日益下降，出色的骨干都被上面的老大NYT抽走了，留下来的人还要面对一天紧似一天的裁员压力（数年后的2013年，NYT最终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将BG出售。

要知道1993年时，它可是以11亿美元把BG买进来的，还创下了当时报纸收购的最高纪录。

20年风水轮流转，纸媒衰落的速度之快，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不久，新总编马蒂•巴伦走马上任。

和BG大部分采编人员都是本地出身不同，这位内敛沉默的媒体人此前甚至没有到过波士顿（“聚焦四人组”私下里揶揄：或许该送他一份波士顿地图）。

但上任第一天，巴伦就展现了强大的工作魄力：不仅恢复了上午十点半的谈版会，而且丢给“聚焦”一个新任务——去跟踪一篇专栏文章里提到的神父性侵儿童的案件。

这场谈版会的戏前后仅2分多钟，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在普通观众眼里，这不过是一次略为沉闷的工作会议，但有过切身经历的人方能体会到波澜不惊之下涌动的暗流，每一句话都是重重伏笔，看得人惊心动魄，如同《红楼梦》里那些暗藏玄机的对白。

《聚焦》有很多戏份都是室内的会议戏，各种走位和调度其实都有讲究三借助巴伦的追问，观众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波士顿，性侵案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76年就有受害人报案，警方、教会、律师都已经知情，甚至还有受害人组织和良知律师向报社投书揭发，BG自己也做过几篇不痛不痒的报道。

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明显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遗忘了、掩盖了，施暴的牧师仍然被派往不同的地区任职，导致恶行一再发生。

直到有一天，有人终于狠下决心把那些散落的碎片连缀起来，人们才突然发现，真相竟是那样可怕。

“如果养育一个孩子靠得是整个村庄的支持，那毁掉一个孩子整个村庄也脱不了干系。

”影片借律师加拉贝迪安的口开掘出“控诉和揭露”之外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体制之恶高于个人之恶”。

整个事件不单是少数人的个体犯罪，如此大规模的罪行完全是体制包庇和纵容的恶果。

但是，在一个有着深厚天主教传统的城市，一听说要与教会为敌，所有人都望而却步，只有巴伦，以及亚美尼亚裔律师加拉贝迪安这种外来者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揭开丑闻的盖子。

站在商业电影的角度，无疑是《熔炉》之类的作品更通俗易懂，丑陋可怖的校长和柔弱无助的聋哑孩子，这样鲜明的对比太容易引发汹涌的同情。

但本片中，主导整个调查巴伦和“聚焦”组长罗比永远都沉着而冷峻，话语中听不到丝毫维护正义的激昂，参与调查的记者几次义愤地想要公布牧师名单，都被他们按下了。

因为他们深深明白要对整个体系进行问责，而不能针对单个施暴者做出批判，一旦公众把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那么案件很有可能就像过去一样大事化小：教会出来顺应民意对犯罪的牧师加以谴责，摇身一变成为关心教民、替天行道的好机构，最多只承担约束不力的责任，顺利逃脱惩罚。

如巴伦指出的那样，把板子打在个体身上，不能促成根本性的改变，唯有对整个体制发难，才可铲除罪行的根源。

这也是为什么BG性侵案系列报道的第一篇，标题选择了《教会包庇牧师多年》，而不是“70名神父涉及性侵”。

相较于韩国电影人的感性，美国电影人对性侵案不止于煽情和煽动，而是提供了理性层面上的反思。

面对一个顽固的封闭系统（教会），一个麻木的熟人社会（波士顿），《聚焦》给予了手术刀般的剖析，也成就了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电影。

作为自1976年的《总统班底》以来，很可能是最好的新闻题材电影，《聚焦》所体现的社会意义要远大于其艺术价值。

《聚焦》是一部异常朴素和严肃的电影，我们在其中见不到花里胡哨的剪辑和人物刻画，近乎白描一样的电影手法让这部电影在电视和纪录风格之间游走不定。

但这并不能阻止其成为2015年最优秀的电影作品之一。

导演汤姆·麦卡锡在经历了《命运鞋奏曲》的不着调和拧巴之后，重新找回了《双赢》、《不速之客》和《心灵驿站》的节奏，而《命运鞋奏曲》中所展现的宿命感与悲剧气氛，在这个令人百感交集的故事中有了更好的升华。

《聚焦》的原版新闻发表在2002年1月《波士顿环球报》的头版，并拿到了次年的普利策奖。

对于任何媒体人来说，讲述一个故事都应该是一种使命，是一种充满仪式感和责任感的工作。

而这个概念，幸运地被两个团队完美地贯彻下去了。

一个是聚焦，一个是《聚焦》。

<图片2>如果《聚焦》没有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那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和1999年的《惊爆内幕》以及2007年的《十二宫》类似，《聚焦》也从始至终将视角和重点保持在了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一方。

观众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和主角们几乎始终是等量的，从而能够非常有效地引起观众的注意，增强临场感和参与感。

和近年来的《新闻编辑室》与《纸牌屋》里反映出来的当下人物状态类似，《聚焦》对记者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的描述非常的脚踏实地，甚至还更进一步。

全片几乎没有任何感情戏，在情绪方面保持了高度的自制；没有莫须有的动作场面，比如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和嫌疑人重拳互殴。

取而代之的是在有意无意中致敬了经典电影的报纸印刷镜头：无数份报纸，通过巨大的印刷机器在流水线上快速前进、折好和码齐。

而一个个记者，就如同这巨大机器上的齿轮一样，飞快地、无意识地参与到了一场场大事件当中。

在《聚焦》的身上，实际上不停地体现出了这种不可知的原罪宿命。

整部电影都像是在一个超大型的冰柜之中，尽管色调偏暖，但压抑感和悲剧感从来没有消失在任何一个镜头里。

这是一场充斥着无数个“如果”的“巧合”的作战，揭发性侵的证据链恰恰是从自己并未重视的仓库里挖出来的。

所有人都在不停地说，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不早一点，直到最后，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也开始询问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

从中段开始，电影的基调便从谨小慎微地揭发黑幕转向了更为深刻的自我反思。

这种反思是对媒体人和观众的一次灵魂拷问，也是对社会责任与道德感的重新洗涤。

在这一场并未与最大的体制源头（统治集体）展开交锋的过程中，也已然足够举步维艰，面对着来自无人监管的宗教团体和盲视的群众的社会压力。

倘若面对的不是宗教团体，而真真是大boss呢？

《纸牌屋》里的报社编辑和记者们，恰恰正是在和木下总统的黑幕的缠斗中一次次失败，并最终逃离了传统纸媒，投身了自由度更高的互联网；《新闻编辑室》里，因为私人恩怨被错误引导，整个大楼被查封，险些全盘皆输。

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风险。

媒体作为体制源头的宣传工具，在哪里都不会轻易让你调转枪头的。

至于有的观众非要和地球另一边的国家扯上关系，婊婊“独有的”社会黑暗官商勾结，真是过于天真和想当然了。

银幕上下和大洋两岸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拉起属于自己的聚焦小组来。

《聚焦》是对记者的赞歌？

不如说是反映了个人在面对宿命时的无力。

表演方面，马克·鲁法洛，迈克尔·基顿，瑞秋·麦克亚当斯，列维·施瑞博尔，斯坦利·图齐，约翰·斯拉特里，兰·卡琉等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高水准群戏。

水到渠成、脱离了好莱坞浮夸风而回归本源的表演，证明了没有fancy的服化，没有哗众取宠的表演技巧，一样能塑造出令人赞叹不已的角色。

演员们都穿着新闻记者们该有的装束，大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充满文件夹的办公室和路边咖啡馆，还有普通社区里。

每个演员都在一场巨大的行动中扮演了小小的一环，不知道将揭开怎样的邪恶与丑闻，更不知道能拿到普利策奖。

他们只是一点一点地搜集线索，汇总，然后再一点一点地搜集线索。

这从来都不是一场正义感感使然的战役，而仅仅是职业道德罢了。

任何非理性的拔高，都是对这部掷地有声的电影的侮辱。

《聚焦》中提到了“德国好人”这个概念——二战时期的普通德国人对周围犹太邻居的消失闭上眼睛，直到真正的灾难从天而降才意识到犯了多大的错误。

类似地，我们也见到了很多“波士顿好人”：他们完全知道孩子们受到了不良牧师的性侵犯，但并没有大胆做出任何有帮助举动。

孤立无援的受害者们无能为力，没有支持者，许多人遭受虐待后走上了不归路，成了酒鬼和瘾君子，甚至自杀。

所以当SNAP活动家在《波士顿环球报》的办公室里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而大谈特谈时，聚焦小组的任何一点怀疑，在他的眼里都成了对受害者们的极大侮辱。

没有人相信你的故事，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事情了。

《聚焦》的故事，实际上是有些单薄的，所以演员、导演、编剧和剪辑们超水平的发挥才格外令人赞叹，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

作为一部纯对话驱动的电影，一切都以情节为中心，而使得角色鲜有空间去挖掘或发展。

和《总统班底》等片不同，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关于曝光丑闻的电影，而是一个关于“工作状态”的电影。

现实主义的情节令人同时感到沮丧和敬意，因为他们试图把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个会给观众带来痛苦和恐惧的故事，以它最真实的样貌呈现出来。

《聚焦》对观众的考验，不仅仅是在年龄上，也是在其对世界的认识上。

对那些涉世尚浅的、一知半解的观众来说，这是一场震撼的、道德感爆棚的伦理大片。

但其实，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源，不过是社会责任而已。

只是社会责任而已。

<图片1>

前天群里的线上聊电影，是关于这部《聚焦》的。

有的小伙伴提出来说，不会给这部电影打太高的分，大致意思是说本文全程无高潮，然后又戛然而止，把主要的篇幅放在了这群记者身上，而不是背后的故事身上，觉得还可以再挖掘，现在拍成了类似记录片的成片，觉得可以更好、更震撼。

我有不同看法，而小伙伴不喜欢的点，恰恰是我喜欢的点。

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没有炫技，就是简单地在讲故事，甚至这个故事也不是那么波澜壮阔。

但是我觉得这种平静之中，却蕴含着力量，无声但有力。

我喜欢这部电影把focus的点放在这群调查记者身上，我的理由是 we already know the story, but we didn't know how this story was revealed. 他们的调查过程是枯燥的、琐碎的，但这恰恰就是调查记者的真实状态，这不是一个肾上腺素激增的冒险故事，但调查记者们日复一日的工作恰恰又是在冒险。

之所以focus在调查记者身上，我的理解是，这个故事一直都在，但是在大众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个故事就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才有了这个故事。

可不重点就是他们吗？

性侵或者猥亵的发生都是在私密状态下发生的，而且都已经过了很久，那些曾经的信徒们愿意讲出来，已经是莫大的勇气。

但这个不需要被拍出来，因为拍出来不“客观”，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当事人两个人，那你要用上帝视角去拍吗？

该相信谁的说词？

意义是什么？

而且一方还是孩子。

是不是不太合适？

猎奇或者吸睛的片段是无力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的结果，毕竟是真实事件改编。

导演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重大新闻是如何在一群调查记者的努力下被揭露的。

个体是有能力对抗体系的压迫的。

也探讨了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么晚才被揭露，在这之前大家在做什么？

当然，这里点到即止。

（其实，我想，正义感也不是天生的，记者们的正义感和责任感除了职业上的追求和对自身的要求之外，受害者的故事也反向激励着他们更加坚定地去追寻正义吧。

因为，这个case大家一直都知道，但没人去深究，没人去发掘，是新任上司的决定，他们才会去做，而如果没有那一下push，这个case不知道还要被无视多久？

所以，你说人性是不是挺复杂的？

） 这不是更应该聚焦的地方吗？

让我们思考而不仅是猎奇的故事。

我喜欢这部电影戛然而止的结尾。

当然，对于看惯了爽片的我来说，也是期待着结尾会有个大爆发，不过在电话声中结束，我回头一想，真也是很妙的。

另外结尾我还注意到一个点，就是明明是周末，他们都主动来办公室加班，在他们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镜头扫到了他们的老板（sorry，记不住名字），已经一如既往地在办公室工作了。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新闻人啊，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不断地输出，不断不断地发掘故事。

对他们来说，永远来路上，没有终点。

如果能找到这样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那该多幸福啊，怎么舍得花时间“休息”。

的确，这部电影不是blockbuster。

没有大起大落的drama，没有特别的翻转。

并且，这部电影的确可以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拍出来。

比如，为了揭露这个故事，可以让调查记者们聚焦于一个受害者的经历。

但我想，这样是不是就和电影中最后的理念相反了呢。

当xx拿到了名单想要发表的时候，上司制止了他，虽然被痛骂，但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觉得，个体受害者的故事，大家看过后也就忘记了，我们要揭露的体系的包庇和纵容，这更重要。

我真的习惯了看爽片、推理片、反转片、超级商业片，所以看这种严肃的电影，确实有一点点没耐心。

这部电影刚开始，我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

不过后面到底是看进去了。

但看完后，我觉得真是一部是好电影啊。

被快文化侵蚀了的大脑需要多一点明净啊。

好的电影需要时间和感情的沉淀，而Spotlight正是这样一部片子。

IMDB上这部片子的评分一直在8.5以上，在好片并不多的2015算是一枝独秀了。

作为一部基于现实的电影，本片的呈现竟然让我想起了刚刚看完的卡波特的《冷血》，不禁感叹好的影视文学作品往往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虽然文学与影视有时候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是脱胎于真实的作品却往往能让你在欣赏完之后在心灵上受到更深的震撼：哦，原来这个在生活中也真真切切发生着。

进一步的思考：生活中又有多少在发生的事情被世人忽略了呢？

城市建立在地上，但有多少阴谋狡诈是在地下完成，有多少鲜血流向没人看见的地方，有多少不公在时刻欺压着弱者的同时大众们却在听着领袖们激动人心的演讲？

整部电影看下来，并没有几个典型的好莱坞商业大片的那种穷街串巷生死时速传递消息的激动人心的场景，也没有可有可无为了制造噱头生硬插入的激情戏，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场景转换：围绕着再普通不过BG的办公楼（也就是一座平房，此处用的俯拍视角更显得建筑的不起眼），进而在律师事务所、法院、小咖啡馆、住所之间转换。

两个主要负责采访的记者（一男一女）各司其职：男的去探索法庭记录卷宗，女的找上了其中的受害者进行访谈记录。

镜头在spotlight的几个职员和他们的上司之间切换：我们可以看到Keaton饰演的上司在碧绿无垠高尔夫球场，在玻璃幕墙的高大雄伟的办公楼，在几个Boss之间如何斡旋；可以看到Ruffalo作为一个工作狂的形象，如何让工作占据自己的生活——简陋的公寓里，镜头只给到了一张放着永远不曾关上的笔记本电脑和几个啤酒瓶的办公桌，甚至晚饭都是上司从单位里拿来的剩下的披萨；也可以看到女记者在采访Gay说自己幼年遭受的经历时，颤抖的记下笔录不愿遗漏任何细节……千辛万苦的报导到了最后的时候也濒临胎死腹中的命运，于是有了Ruffalo那段慷慨陈词的对着Keaton的咆哮，有了Keaton圣诞夜拜访老友索取签名的执着，也有老友在颜面与良心面前的最后一次挣扎与情感的最终释放。

当最后的运送报纸的卡车一辆辆驶出，女记者的奶奶颤抖的手打开新一天的报纸，内心波澜起伏；Keaton与Ruffalo在公司门口的停车场相视无言了几秒，然后一起走入那个再不起眼不过的BG的平房办公楼，却看到了自己小小的spotlight办公室已经挤满了人忙着接电话，作为观影人的我也长舒一口气。

最后的字幕写的是那个叫Law(这名字也是讽刺至极)的主教引咎辞职，随后过了段时间又在罗马恢复职位。

文字没有感情，但是幕后的真实的艰辛却让我们看到，要想揭露隐藏在圣洁之后的罪恶，扳倒满口圣人言却做着小人行径的居高位者，需要克服多少的困难。

Spotlight是这样一部电影，用虚构的真实，写实的手法，不厌其烦的讲述了一个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从发芽到开花的全部过程。

洗去铅华，还原质朴的拍摄初衷，没有任何的特技渲染，亦没有任何的说教，就像一个淡定的广播员，不着色彩的朗读着今天的新闻一样。

而观者，却在这不刻意营造的平淡中，深深受到震撼：时代的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潜行的罪恶细流？

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去揭露罪恶，又有多大的勇气直面现实？

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献血。

问问自己，恐怕我还只是个懦夫。

人类的天性总是善忘而又渴望被铭记的。

于是乎，自打人类学会记录那一天起，各种“说故事”的职业便始终印刻在漫长历史图景里。

朝廷史官、民间说书人、小说家，以及今天的相声演员、新闻记者还有电影人，都可以算是“说故事的人”。

可是问题在于，现在的他们似乎都不怎么好好说故事了。

撕逼站队、歌功颂德、吸引眼球，这些好像都比认真说故事重要。

也是，有了铁饭碗和金钱袋，谁还在乎那些“故事”呢。

还真有。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波士顿地区天主教会“娈童”丑闻的报道，引起了全球震惊。

背后“聚焦”报道小组，花费了近2年的时间调查取证。

2003年，该系列报道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而这个奖项，是普利策最有分量的一个奖项。

2015年，电影《聚焦》在北美上映。

导演托马斯·麦卡锡用128分钟的时间，讲述了当年那一段真实的故事。

2016年，《聚焦》获得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14年斗转星移，两队人马因为同一个故事，得到了业界的最高赞誉。

迈克尔·基顿与人物原型Walter V. Robinson，

马克·鲁法洛与人物原型Michael Rezendes，后者

瑞秋·麦克亚当斯与她扮演的人物原型Sacha Pfeiffe先来说说电影。

与大部分不断营造戏剧冲突、通过配乐烘托氛围的电影不同，托马斯·麦卡锡讲故事的方式冷静到近乎“冷淡”。

全片镜头平稳扎实，多用中景、近景，连特写镜头的使用都十分谨慎。

和大多数纪录片一样，导演采用了最真实、最日常的观察视角来呈现故事，毕竟，真实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但真实和日常绝不意味着普通，导演对于构图和画面的控制，细节的追求，令人惊叹。

比如说，在用于交待环境的远景中，永远都有一座若隐若现的教堂。

座落在城市各处的教堂，一如无处不在的教会力量。

斯坦利·图奇饰演的“维权律师”加拉贝迪安（Mitchell Garabedian）在与马克·鲁法格饰演的迈克·雷泽恩德斯的一次对话中，直接点明了这一点。

此外，配乐的风格同样也十分克制，好几处关键剧情中，甚至没有配乐。

再加上精准的对白设计，清晰的人物关系呈现，层层递进的叙事方式，整部电影可以算得上一部几乎无可挑剔。

不过，这些都是讲故事的技巧。

更具震撼力的，永远是故事本身。

一群记者揭了教会这么大一个疤，其中经历的艰难和阻碍可想而知。

天主教会在波士顿地区，甚至在整个美国影响力之大，绝不容小觑。

简单来说，罗马天主教徒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24%，而波士顿地区又是天主教重镇，教徒比例高达45%。

说个不相关的数据，目前中国的“组织成员”，只有全体公民的7%不到。

如果不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在时刻敲打，恐怕没有人能够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完成这项任务。

这是记者对基本职业操守的坚持。

影片中还有几处情节，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当报道小组意识到吉欧根案绝非个例之时，他们决定通过反向追查的方式，找出“因病”或因其他“非常规因素”而调任或离任的神父。

当时大部分的资料仅有纸质记录，因此小组成员只能采用“尺读”的方式进行排查。

于是图书馆、地铁站、咖啡厅、厨房，都成为了是他们秉灯夜读的场所。

一字一句，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这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坚持。

当迈克费劲周折拿到了证据，证明红衣主教伯纳德·劳早在20年前就对神父娈童的事实知情，却选择视而不见之时，与组长沃特尔·罗宾森在是否抢先报道该事实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这一时刻，长时间积累的情感终于无法压抑。

这也是全片情感色彩最为浓烈的一段。

这里所爆发出来的，不仅仅是对竞争对手可能抢先报道的担忧，更是在发现了如此骇人证据面前的愤怒，甚至惊恐。

记者从来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但是，在人性之外，记者更需要冷静和理性。

说出故事，不过是投下了一颗石子。

泛起涟漪，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新闻行业沉浸了几十年的罗比显然深谙这一点。

想要揭露教会的罪行，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个的案例，而是一个体系。

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罗比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经验再丰富的记者，也曾有忽略线索的时候。

就在发稿一周前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人们才发现，原来早在1993年，代理过众多“神父娈童案”的律师麦克利什就给报社寄送过一份20人的名单，而当年作为都市版负责人的罗比，却选择了忽略这份名单。

报社主编本·布莱德利扭过头问，“是你吧？

你当年负责都市版。

”罗比回答道，“是的，是我。

”

一句话，说出的是面对自己，面对过去错误的勇气。

一周后的凌晨，成千上万份报纸印刷出来，罗比坐在自己的车里，看着送报车鱼贯而出，此时他心中究竟是平静亦或是汹涌，情感之复杂我无法想像。

毕竟，这个一场景，整整迟来了八年。

接下来的一幕，也是我是我喜欢的一幕。

报道正式面试的前一夜，瑞秋·麦克亚当斯饰演的莎夏·菲佛皱着眉头，神情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奶奶。

而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认认真真读着样刊的奶奶，是一辈子虔诚的天主教徒。

背景里，是依然亮着彩灯的圣诞树。

文章还没看完，奶奶缓缓抬起头，用颤抖的声音说，“莎夏，能帮我倒杯水吗？

”短短几秒的画面和一句台词中，一篇报道，能给整个社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怎样巨大甚至毁灭性的冲击，已经淋漓尽致。

类似这样打动人心的细节，在电影里无处不在。

真实、坚持和勇气，在电影和现实里遥远地呼应着。

...既然电影说的是新闻报道，那就趁机再多说几句。

在我曾求学的人大新闻学院，素来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调侃：女生当男生使，男生当畜牲使。

的确，在传媒行业，不论国内国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又穷又苦又累。

更糟糕的是，有时甚至不得不接触很多有悖于自身价值认同的内容。

再加上近年来传统新闻业支离破碎，新媒体行业鱼龙混杂，连段子手们都禁不住调侃：如果记者的女儿报考新闻专业，一定会被打断两条腿，如果是儿子，三条腿都打断（雾）。

而且，同学们之间也常常自嘲，后悔当年入错了行。

可是，当被真正问起，是否后悔进入新闻学院学习时，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经是一名记者。

他说：“新闻职业要求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新闻工作环境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将新闻工作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职业中不断进步。

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两次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但他甚至没有高中毕业。

”不管将来是否真正从事新闻职业，学习新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人成为更好的公民，甚至成为更好的人。

不仅是多角度多立场的思维方式，冷静客观看待问题的视角，都是一位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素养。

今年号称“互联网内容创业元年”，放眼看去，四下的确是一副盛世景象。

微博网红、直播博主，谁都可以成为“说故事的人”；不论是鸡汤、毒鸡汤还是热点八卦，都是吸引大众的眼球的“好故事”。

KPI的压力，流量的诱惑，还有历年来记者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遭受的污名，媒体环境的窘迫，更是让不少新闻学子们羞于承认、甚至放弃曾经的新闻理想。

于是守护正义的成本越来越高，好像若是开口立下豪言，便是虚妄，而坚持信念和理想，仿佛也与守旧、笨拙再也脱不开干系。

很多时候，在朋友圈里转发一篇文章，已经是能付出的最大努力。

这简直是一场可怕的逆向淘汰。

也正因如此，此时此刻《聚焦》的出现和获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意义非常。

它是一个提醒，更是一次警醒。

毕竟，人类的天性总是善忘的。

所以，当人们走出影院准备上厕所之际，或是从电脑面前起身倒水喝的时候，能唤起心中的一丝真诚、坚持和勇气，那么我想，说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所怀的最大期望，也就达成了。

讲新闻的电影，比较容易想到的有《惊曝内幕》（The Insider），《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等等。

都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都有强大的戏剧张力和鲜明的人物。

尤其是《惊曝内幕》，艾尔·帕西诺和罗素·克劳都是气场很强的演员，虽然叙事冷静，但影片充满血性，看得各种英雄气短，肝肠寸断。

这部《聚焦》，反映的曝光天主教大规模的性侵儿童并有意包庇的惊天罪恶，是远比《惊曝内幕》的烟草商内幕更加令人发指的真相。

但是，它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一种风格，没有戏剧化的改编，没有刻意营造冲突，没有生死攸关的“最后一秒营救”，本片找到了一种朴实的方式来刻画记者的工作，却又做到了吸引人。

这是一种自信，记者这个行当，无需煽情，就足够精彩。

人物方面，四个主角的群戏，没有一个人抢风头，凝聚在一起却又力量十足。

没有见到个人英雄主义，只见到了敬业的记者的职业魅力。

调查的每一步，都不是什么充满勇气的壮举，但都仿佛是在拷问观众，“你怎能不进行下去”。

同样道理的还有那些律师，要么为受害者奔走而无暇抛头露面，要么麻木不仁中还有一丝良心未泯，而反派人物也不是一副张牙舞爪的恶人样，这才是现实中会存在的人的形象。

这样的处理很巧妙，面对这种滔天罪行，掏钱买票的观众已经有了立场，不需要煽情卖弄。

用这样朴实冷静有条不紊的形式，来讲述这些作为平凡人的记者的不平凡，以及其他平凡人的众生百态，更能得到同为平凡人的观众的认可。

在影片结尾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中，这些没有壮举的记者自然地成了英雄，同时也让人们对整个新闻行业的精神肃然起敬。

而站在另一面的教会（不一定是宗教），制度压抑人性（神父独身），行事卑鄙无耻（黑箱操作，大规模包庇罪行甚至毫无悔意），势力庞大无孔不入（有利于包庇的法律和强大的关系网），再加上嘴脸的虚伪，一览无余。

不需要义正辞严的谴责，只需把报道真相的报纸轻轻拍在恋童神父的门前，影片的立场就已经掷地有声。

不信教的人如果尚对宗教还感到一丝神秘和敬畏，看完这些报道或这部电影便会掩着耳鼻离开。

而世世代代都深受教会影响的传统社群，真的很难想象冲击会有多大。

但这样的冲击是正义且必要的，虽然姗姗来迟。

这就是记者和新闻的力量，也是这部电影无声歌颂的对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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