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如题，陆川导演把囧的精神理解的很透彻啊。。。。

好吧我承认我落后我老土我跟不上潮流大家都热闹完了我才来凑。

我等网络版也等的很辛苦的。。。

我在刚准备去睡觉的时候发现这片下完了，想起之前心潮澎湃的热血期待，手贱就开始看了。

刘烨同学很帅，但是我没搞懂他出场到底为了说明什么。

好吧你说为了表明中国军有抵抗，但是你整个影片到底主要想表现什么？

刘烨同志死那块儿，大家齐呼中国不会亡的时候我很没良心的差点笑场。

走形式不带走得这么生硬的啊，我好容易培养起来那点情绪全被你搞没了。

范伟的老婆和小妹真叫一个漂亮啊，那眼睛，美的哟而且两人心理素质好到爆，日本军眼皮子底下打麻将唱大戏。

我都被你小眼神勾引了你这不是摆明说你来吃我呀你来吃我呀？

范伟同学在离开的时候那个悔悟哦在赴死时候那个英勇哦你丫早干嘛去了？

别跟我说我一时犯错然后最后幡然醒悟了啊，多少年前的剧就不兴这套了。

江一燕是亮点，绝对的亮点。

但是作为某特殊职业女性，太素了点，就一女学生。。。

还是说当年恩客们就已经好这款了？

高圆圆同学老了啊，想当年也算一美女好高兴不止我一个人在老人家以后也要走知性路线。

还有角川同学。。。

我已经。。。。

无法评论了。。。。

虽然日本人爱自杀，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他想自杀的理由啊啊啊！！！

唯一的解释是殉情！

他热爱的两个女人都死掉了！

他也不想活下去了！

同志们你要理解一个曾经的小处男的心情啊还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会带着一小兵押送那两中国人到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他跟那小兵演什么感情戏啊？

还有他为什么杀了高圆圆但是竟然没受处分？

知道答案的赐教一个。。。

话说我想起我有个哥们长的满像他，回头找机会欺负他去。

总之我看的叫一个纠结。。。

我日这是虾米啊！！！！

笑点一片祥和一片尸首一片强奸一片我靠怎么才能这么调和出来的？？

后来，我看出端倪了。

日本军是来表演才艺的？

唱歌跳舞搞笑连摸泥鳅舞都出来了！

而最后，太鼓演唱会和阿波舞游行都出来了。。。。

orz好吧，这是一个歌舞剧。。。

老子都算亲日派了也没见能这么亲的，我真败了。

想起当年知道要拍这片的时候，我也是半夜一口气把拉贝日记的小说看完跟熊一样在屋里转圈然后发狠的一遍遍问自己我他妈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要来日本设想了无数种方案甚至考虑跟我所有的日本朋友绝交最后大半夜打电话把我一特别好的朋友从床上拎起来语无伦次的要他给我道歉。

亏人家大半夜半睡半醒还得听我用半吊子日语前言不搭后语的给他做南京大屠杀的名词解释而且非要他给我道歉。。。

我也喜欢日本，喜欢的要死。

我也不是愤青，也想冷静的正视历史。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用来开玩笑。

也许你是怀着一个沉重的心情来想做一个好东西。

但是，看了这影片。。。

我想了一下，还是不能接受啊！！！

转自SPACEhttp://evarnold7.spaces.live.com/blog/cns!3C4928A5D97A0C8E!1059.entry《南京！

南京！

》已经看了很久了，影评一直没有写，不是因为心情太沉重，而是没有时间。

从一上映开始，网上叫好的、骂街的都好不热闹，我没赶上，很可惜，估计这文章贴到豆瓣立马就石沉大海了。

对于《南京！

南京！

》，我就纳闷为什么要叫两次“南京”？

如果要表示强调，那么像《虎虎虎》那样叫三声岂不更有气势？

看完片子才明白，这是一部极端分裂的电影，所以要有一个极端分裂的片名，你说它回声也罢，说它双重人格也罢，恐怕的确没有比说两次“南京”更合适本片的气质和特色了！

这两个“南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一个是可贵的，一个是可惜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陆川的。

——————第一个“南京”：是中国的——————无论是说陆川有野心还是说他会投机，都无法抹杀他在为中国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实。

前阵子看了杰拉德·戴蒙德的《第三类猩猩》后（详评见《如此沉重的花痴与八卦》），我一直念念不忘关于其对人类搞大屠杀的解读：极大部分的屠杀事件、屠城事件、种族灭绝事件，都是在令人寒心的沉默中结束的，世界的主流会主动排斥关于屠杀的信息，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也会主动对屠杀的事件视若无睹。

为什么呢？

从屠杀者角度来说，当然是要封锁消息；从第三方来说，屠杀事件远远超乎他的承受力，若没有利益相关，他的人性的防火墙往往会阻挡屠杀信息给他的触动，这种心理机制类似于看恐怖片有人就会不自觉地用手遮住自己眼睛一样；而从受害方幸存者来说，内疚比愤怒更加容易控制他的行为，与要让罪恶昭然于天下的心情相比，质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浩劫中幸存下来的自责之心却更容易充斥他的内心。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针对屠杀的证据和报道，都在回避中被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追讨屠杀罪行的声音，都在沉默中灭亡——想要能成功追讨反人类的罪恶，第一步就是要让全人类达成共识。

只有一个案例是成功的，那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

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其他屠杀事件的追讨，包括南京大屠杀，包括卡庭森林惨案，包括柏林被攻克后的屠城……全部通通都失败了！

为什么？

没有成功让全人类达成一个共识！

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为何能如此好地昭然于天下，并引起全人类的共鸣？

很简单，因为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精明最懂宣传的民族！

民族的强盛和韧劲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向全世界宣传的窍门！

看看他们60多年来详细的、高超的、巧妙的、有序的、严谨的控诉！

看看《辛德勒的名单》的宣传效果！

看看他们教科书上的描写！

他们成功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有一点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集中营，而且都能够站在控诉的立场上。

这就是宣传，这就是全球性的共鸣！

这些想法，我在看美国的《刺杀希特勒》时，我在看以色列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时，我在看德国的《帝国的毁灭》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而且越来越坚信电影是最有效的宣传阵地。

而反观我们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一直以来的思路就是：“罪行铁案如山”！

仿佛铁案如山了就一定能追缴到罪恶，仿佛铁案如山了全世界人民就一定会买你的帐帮你呐喊助威。

我们用据理力争的打官司的也好，用面面俱到的图片展也好，用声泪俱下的当事人抗议也好，用声势浩大的游行也好，这些方法都很没有效果，因为这些都是枯燥的、生硬的、遥远的，无效的，而且都是恐怖的。

如果街上有一个人，举起被砍断的右手，瞪着血红的双眼，盯住你说“喂，那个XXX是混蛋！

砍了我的手！

你要帮我抓住他！

”那你第一反应是帮他，还是躲他？

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我们把证据一一摆给他们看，说，“喂，这就是你们爷爷做的！

”是没用的，大部分日本人绝对不会有任何反思。

我们必须要获得极大多数世界人民的共鸣和支持，让他们的人民去影响他们的政府，再让他们的政府去影响日本，那还有胜算。

所以，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还相信，《南京！

南京！

》的出现，是帮我们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

电影本身的成熟与否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不同寻常的姿态去表现，要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去解读，要以不同寻常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和争议，只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走入国际视野的成功第二步（张纯如的书或许是第一步，但书这个媒介远没有电影效果好），我们就有进一步做好宣传的基础。

说到这一点，我倒是不同意陆川的这么一个说法，他说他很反感人们将《南京！

南京！

》和《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

我倒要说，陆川你拍片是为了啥？

国际上如果能把《南京！

南京！

》比喻成中国的《辛德勒名单》，那会是什么样的宣传效果！

这可不仅仅是为你个人的艺术成就宣传，而更是为我们30万遇难同胞的宣传！

——————于是说到第二个“南京”：是陆川的——————一句话来说，《南京！

南京！

》中的技巧离炉火纯青还远。

可能会有人喷我：“那你自己拍一部试试？

”那我自然会无赖地说，我拍不出来，但看得出来。

我真心实意地希望陆川能拍一部让人深深感到震撼的片子，而且我完全作好了被震撼的准备，为此我还选择了大银幕。

但是结果很失望，《南京！

南京！

》作为电影来说，野心要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可能是因为体制内的原因，人物没有充分展开，故事也七零八落，但是我相信体制和剪刀所谋杀的并不是一部《天国王朝》，或者说，我已经可以确定体制和剪刀已经给陆川最大的自由和空间了——这有陆川自己说的话以及广电总局高层说的话为证。

基本上就是电影本身的问题。

【问题一】纪录片手法是什么幌子？

纪实手法是没有什么问题，黑白画面更是很有感觉。

但是《南京！

南京！

》在战术上做得很成功，在战略上很失败。

我们看的都是充满纪实感的画面，然而却总有不协调的因素跳出来干扰片子的纪实感，从而产生了颇为荒谬的故事片的感觉。

《南京！

南京！

》是纪录片吗？

不是，是故事片。

而运用纪录片手法并不能成为漫不经心造人物和随心所欲编故事的借口。

陆川说要拍一个“不一样的南京”，但是《南京！

南京！

》比较有看头的部分还都是与其他片子“一样”：大规模的屠杀和强征慰安妇。

而这两个桥段也并没有比其他电影更精彩多少，无非是画面感更强一些。

倒是我在2007年看纪录片《南京大屠杀》时，真的被当事人的采访感动哭了。

而在陆川自己添加的故事里面，荒谬的、暧昧的、无意义的东西就多了起来。

比如陆剑雄这个角色，有人说这是男主角，有人说这不算男主角，OK，我们就说本片主角是南京城。

但是设定陆剑雄这个角色的意义在哪里？

他在片子前三分之一的部分，基本上占用了一半以上的特写镜头，我差点能把刘烨的睫毛有几根都数出来。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要贯穿整部片子才行，或者说他在前半段也可以死，但是也必须要以某种形式继续影响着片子后来的部分（成功的案例可能比较没有可比性，即《天元突破红莲之眼》里的卡米拉，卡米拉在四分之一的位置就死了，但是以各种形式继续影响着后面四分之三的剧情）。

这是讲故事的基本要求，不管你是纪录片风格也好还是魔幻片风格也好，只要不是风光片，那么陆剑雄这个角色必须要在后面的故事中有所作为或者有所影响，你不能以纪实风格为幌子，说把这人弄死就弄死了，而且死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片云彩。

陆川说，王朔曾经建议他把前面简短些，因为“后半段可以成为世界名片”，所以他痛下决心剪了，“有些戏对演员有帮助，对电影没帮助”。

我说这个年轻导演太折服于王朔的老资格了吧，就硬生生地听话把戏剪了，但剩下的戏，同样对电影没有帮助呀！

《南京！

南京！

》的最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硬伤——就是对陆剑雄这个人物的处理，直接让电影硬生生地被撕扯成两张皮。

而在我看来，要能动手术的话，有两个方式可行：第一个方式是把前半段的视点从陆剑雄转移到顺子，因为顺子至少活到最后，让顺子的人物更丰满一些，在后半段能有更多出镜和表现（这并不难），那这片子才够统一；第二个方式是学习吴宇森，或者说学习伊斯特伍德，把《南京！

南京！

》剪成两部片子，上部从中国军人陆剑雄视点讲，下部从日本军人角川视点讲，既维护艺术的统一，又能够赚双倍的票房。

再比如“中国不能亡”，莫名其妙，根本没有水到渠成的情绪铺垫，使得这场戏变得荒谬、无力。

【问题二】人性视点是什么幌子？

陆川在剑走偏锋，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在剑走偏锋，但是事实是剑走偏，锋没了。

一部电影的视角不是说一定要统一，相反恰恰有时不统一了才好看，你说《盗火线》多好啊。

但是陆川在视角切换中寻寻觅觅想制造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的确有个别亮点，比如角川小队第一次发现中国人时的惶恐不安——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偏了。

陆川无意中小瞧了影像的巨大催眠功能，因为我不敢相信他是故意的。

有些时候，电影的镜头是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结局失控。

我们在看经典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的时候，感性上往往完全臣服于编导为纳粹精心营造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虽然在理性上无时不刻地在抗争着希特勒言语的蛊惑。

所以，电影镜头一旦使用不当，其危险性是致命的。

《南京！

南京！

》在意识形态上最危险的一个镜头，是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在隆隆的鼓声中，镜头从日本小队长的仰视全景升至俯视大远景，面前有无数的中国人尸体，小队长像看检阅自己的战利品一样地看着前方。

这个镜头是全片视觉上最震撼的一个镜头，但是分明用错了拍摄方式，也用错了音乐！

我在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恐怖和残酷，反而觉得很振奋，这一瞬间我仿佛化身为这个鬼子小队长，面对满地的尸体觉得无比自豪，简直想振臂高呼“万岁”。

我是汉奸吗？

我当然不是！

一秒前我对日本鬼子简直是恨之入骨！

但是一秒后我为什么又转换了立场？

完全是这个镜头的拍摄方式把我催眠了！

影音的巨大感染力让我的身体而不是脑袋直接被同化为日本鬼子！

当我的脑袋意识到这一点时，这让我无比地愤怒！！！

陆川，为什么要用仰拍？？？

为什么要用这么激进的音乐？？？

你用错误的技巧在错误的时间切换视角，使得你站在了错误的立场，而且通过影像的蛊惑力强行把我们观众也拉到错误的一边！！！

这个错误透顶的镜头，完全冲掉了先前对屠杀的白描所积压的情绪势能，将这一桥段拖入了名为“暧昧”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打着人性视点的幌子，危险地卖弄影像表现力，这还体现在陆川所最得意的结局上。

这是日本军队的庆功典礼，这里面完全抽掉了中国人的视角，而变成了一次百分之百日本人视角的影像狂欢。

陆川说这是想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另一个民族的废墟上狂欢，是的，你表现到了，SO WHAT？？？

你的问题问出来了，你的回答呢？

千万别告诉我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你意淫出来的角川小朋友的自杀就是你的答案！

也千万别告诉我一个可能存在但我打包票也是你意淫出来的现在“还活着”的并被前面那个不存在的角川自杀所救不然肯定死翘翘的小豆子就是你的答案！

完全的迷糊！

完全没有指向性的回答！

小豆子在蒲公英丛中欢笑，导演你可能觉得释然了，但是我们可不觉得！

你通篇都在“忠于历史”，你通篇都在复制“史载”，但是却在结局部分以完全莫名其妙的杜撰内容来进行假象推断！

小豆子是谁？

从片子最后照片上说明“还活着”，说明小豆子在陆川心中是有寄托的。

我斗胆猜测，小豆子身上凝聚的，是中国人的坚强、乐观、豁达、生生不息的品质。

这些品质在小豆子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他曾经帮助陆剑雄抵抗过，他曾经在鬼子枪口前慨然赴死过，他曾经为了救顺子而冒生命风险过……陆川你说，你塑造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孩子，却是用什么来拯救他生命的？

是一个虚构的日本兵的绝望！

而不是你去帮助小豆子塑造的任何一种品质！

在以“救赎”为题眼的结局中，小豆子的优良品性功亏一篑，让位给了一个想当然的“人性”，细细品来，莫不是一种奇怪而诡异的讽刺？

我认为，本片立场的暧昧与模糊，责任在剧本上。

陆川没有能够成熟地驾驭这个题材，只是零碎地展现历史事实，混乱地编织故事脉络，鲁莽地使用视听语言，一厢情愿地表达个人想法。

——————总结了——————《南京！

南京！

》是一部分裂的电影，所以我这也是一篇分裂的影评。

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荐这部片子，也会不遗余力地批判它。

实话实说，这已经是近年来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中国大片了，面对《黄金甲》之类的电影，我连喷的兴致都没有。

我极端认可本片的重大意义，也向陆川表达最由衷的敬意。

然而身为影迷，如果把本片放在世界背景上来看，这部片子的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就是导演的勇气和热诚。

如果有谁说《南京！

南京！

》拍得巨NB，陆川太TM有想法了，我也一定会跳起来。

期待这是一个良好的探索，让更多中国电影雄伟起来。

评分：4

【因为看的是首映，导演及部分演员均到场，答观众问。

有人提问为什么站在日本人视角。

陆川答：其实也只是1/4的部分是日本人视角。

以前我们拍了很多站在我们自己角度拍的抗战影片，但是从来没有被世界承认过；希望这部影片能走向世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遭受过的苦难。

故。

请不要质疑整个中国群体的国难情结。

是人都会很怨恨。

可是！

怨恨没有用。

如果我们的苦难别人看不到，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那么那些苦难永远只是我们自己的苦难而已。

最有力的武器，可能只是一柄最柔软的剑。

却能锋利刺入每一个它到达的地方。

所以啊，仇恨若只是仇恨，最无用。

尽自己的绵力做点什么吧，哪怕不随手乱扔垃圾也是一种尽力。

无非换种思维：日本干净，我们要比它们更干净。

此为举例，勿攻击。

多谢！

】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去做3周慰安妇，江一燕举起手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表情说，我去。

我是从这里开始哭的。

而一旦流下第一滴泪，之后便像绷断了弦一般，不能克制。

因为太难过，最后只能躺下来。

战争的大场面，因为好莱坞，已不再能震撼我。

特殊年代的英雄，因为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几乎同一格调的措辞，也已不再能感动我。

然而，在特定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像海滩上的珍珠贝，总能吸引我一点点向他们靠近，然后深深被吸引。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曾经的统一套路的抗战题材影片误导了。

总是需要全民激奋，总是需要一个慷慨的英雄。

有人感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或者***这样的英雄了。

于是人们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在倒退、是在堕落。

我说，不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英雄。

所谓英雄是用来激励人们前进的。

而在一个瞬间爆发的战争里，一切由平静急转直下，人是来不及思考太多的东西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们都是小人物，当镜头从人潮汹涌的俯视角度定位到某一张脸上，你会发现，在那一刻，他是平淡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我喜欢导演那样平静的刻画每一个人。

没有人是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真正胜出。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一个信念：活下去。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当慰安妇的时候举手。

生命已进入倒数阶段，我并不会介意做一个筹码去换取在当时来说珍贵的东西。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自己能力最大范围之内保护自己的家人。

无论是否知道有些事情会否带来更大的毁灭，我能做的只是当下让我们都存活下去。

当一部影片能让人联想到自己，观看时仿佛感同身受，我以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你不会觉得场面宏大到让你整个视线都涣散了。

你会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某一点上，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都是真实触摸到你的内心，你是真的在认同他的一言一行。

你必须得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光芒也有阴暗面。

因为是看的首映，有幸见到两位日本军人的扮演者亲临现场。

我对这样的演员，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生出更多的敬意。

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每经历一个镜头，就是对自己原有认知的一次挑战。

而当影片落幕，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也许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他们在这里不被当作英雄，他们回到故土兴许也要遭受舆论的质疑。

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参与到这样的一部影片中。

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过抗战题材的日籍演员。

我们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必加诸到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们身上，同时我们也需要敞开胸怀。

若说这个时代，人们都在遗忘，这个论断我不能苟同。

最愤怒的所谓爱国青年，莫不是些在网上互相谩骂的无聊之人。

那么多帮助曾经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人里面，有中国和日本的志愿者，却从来没有过所谓的愤青。

如果看完这部电影，还在仇恨的人，我想，他们是带着原来对于抗战题材影片的旧认识来看这部影片的。

他们确乎过时了。

有个很亲密的朋友多年前一直用一个ID叫黑光8625。

有一次我问他8625的含义，他说：“你在国外的话，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86是中国的区号，25是南京的区号，8625，就是家乡的意思。

”他爱家乡爱得有点含蓄。

每个中国人满16岁的时候都收到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会跟你一生，除非你移民。

3201，是南京。

以后，无论上学，结婚，3201，都跟住你。

历史这个东西，于南京人就是，它会一点一滴融入你骨血里，教你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

我们从小春游就去雨花台，我们清明去万人坑默哀，我们儿童节去参观抗日战争展览，我们青年节在30万人纪念碑前默哀，我们每年12月肃立静听响彻石城的防空警报。

我们是南京人，我们从小就知道，1937-1938年，我们死了30万人。

有人说南京人那时候被杀尽，现在的南京人都不是南京人，就好像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人说，现在的罗马人不过是外来者而已。

那又如何？

南京城空，即使是涌入南京的外地人，被这时间熏陶着，已经融入石城的历史。

《南京！

南京！

》里面的他们，说苏州话说上海话说山东话说普通话，偶有的南京话，一来自汉奸，一来自劝说妓女断发的大妈。

但这于我来说，是全部了。

那是挹（Yi）江门，那是国父像，于是睁眼是断瓦残垣，闭眼，南京是东部一座城。

那惨白赤裸的尸体很恶心吗？

那不过是陆川美化过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只会更残酷，更惊骇。

如果你不是南京人，你就不会懂得，自己脚下遍地尸骨的含义。

所以高圆圆背诵般拿腔拿调的念白怎么道出南京人出生就背负的殇，圣母般的脸怎么表演目睹杀戮后的压抑。

南京的历史对她即使日夜诵读，也不过一场速成的知识而已。

所以那些不断晃动的镜头，故作黑白的寒冷叙述，怎么将这座城的悲描写清楚。

抱歉我无法用辩证的角度看待南京，即使我能够理解战争是这样一个残忍的巨兽，其实它无情将交战双方都摧毁，我也无法接受。

就像那些不抵抗的被动受死，自私，出卖，对方没有逻辑的杀戮或是瞬间心软心碎，即使知道那是真实存在的，我也无法接受。

陆川塑造的南京，即使知道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也不接受。

我宁愿深刻同情，畅快痛恨，也不要模棱两可地冷静。

小时候看<屠城血证>会吓得捂住眼睛，而现在我不哭，不代表不在乎。

南京已经是深入骨髓的深爱和尊敬，就像3201和8625，注定跟你一辈子。

-想要转载的同学不用通知我，请随意，谢谢你们的喜欢--

虽说现在获取盗版的影音视频越来越方便，家庭影院的效果越来越震撼，但是有些感受还是在影院现场才能体验的。

在影院，你不会没事去看看QQ有没有最新留言，更专注的看片；在影院，你可以跟更多人一起体验一种观影经历，或哭或笑。

在已经比较晚的时候，我去影院看了《南京，南京》，和一群人默默的看着一部电影，然后默默的离开，当年南京那地狱般的场景被陆川展现在银幕上，表现的并不完美，表现的充满争议，但是看的出已经尽心尽力。

我看《南京，南京》比较晚，之前，关于本片的口水已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我总体上对本片持肯定态度，对于一些对本片的指责，我实在觉的挺奇怪。

有人说，本片让一个鬼子角川形象正面，像个好人一般。

好人？

在一些一天叫嚣要复仇，反攻的人眼中，难道最后放走两个中国人，接着自杀就是好人了？

那你们的好人门槛也忒低了吧？

有人说，本片让一个角川深情忧郁，让日本侵略者形象得到美化，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美化？

难道表现一个日本军人的迟疑和疑惑就是美化所有侵略者了？

那你们的美化门槛也太宽泛了吧？

没看到片中那些屠杀俘虏，强奸妇女的人是谁吗？

这不是选择性失明吗？

还有人说，最后日军庆典一段，让日军耀武扬威，无视中国人民当时的苦痛，陆川！

你什么意思？

我倒要问问你们什么意思，一天叫嚣要正视历史，要不忘历史，陆川真正把当时日本的一场庆典展现在眼前，你们就承受不住了？

这都不能正视？

中国人民当时的苦痛？

请问有什么比自己的国土上，一群侵略者屠杀同胞后，还庆祝一番更是一种痛苦，你们明白什么叫痛苦吗？

你们真的感正视它吗？

没错，当时的南京，那些日本军人是坏人，他们做出的是兽行，但是，正如本片最后呈现的日军庆典场面，那是一种仪式化的群体性狂欢，显然是一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表现，这已经反映了一群人干出这样的兽行，并不是简单的日本军人本身就带有兽性那么简单。

一个人成为坏人是有原因的，一群人呢？

当然更有其原因，或许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情感宣泄，一种简单的仇恨式的“不忘历史”，但是我们记住了什么，不说二战，就我们自己的文革，还被很多人认为只是那四个人，或者那个人的原因，仿佛就是他们能让一群昨天还带笑说着“老师好”的学生，第二天就把老师活活打死。

仿佛他们不在了，好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OK了，没什么好总结和反思的了。

实际上，陆川也无法回答，为什么这群日本人会在南京，在中国，在亚洲变的如此残忍，让角川带上些疑惑，带上些类似影片少有的人味实际上或许也是他的困惑。

或许因为我阅读范围的局限性，在我看来，对于纳粹德国的成因和其运行机制分析上，已经非常成熟和透彻。

而在对二战日本的相关分析上，还缺很多东西。

还是我说的，不简单的将日本军人归于禽兽，不是为他们的罪责开脱，而是真正的了解一群人变成坏人的原因，为今后的对外警惕，同时自我警示等真正提供帮助，而非一腔热血，却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

对于片中描写的如百合子这样的角色也是让很多人不爽，认为让日本人显的温柔、善良，啥意思？

在我看来，这正是陆川在给一些一天叫嚣要中国强大后如何复仇，如何对外扩张的人敲敲脑袋。

醒醒吧，别以为成为战争加害一方会如何痛快，最终带来的还是少数人的利益，多数人正如百合子一样成为战争的祭品。

在网上，一直不乏这样的声音，一边痛斥日本人如何禽兽不如，一边又对日本女人自动充当慰安妇津津乐道，对日本剖腹式的武士道精神赞不绝口，认为这是“爱国”的表现。

爱国？

醒醒吧，一群年轻人，肯自动成为战争的棋子，成为残暴的行凶者，这不是一种洗脑教育下真正的悲哀吗？

这不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吗？

好了，关于本片的争论，大部分都集中于片中的日本人身上，其实，本片有太多鲜明的中国人形象。

唐先生是个很符号性的人物，他身上带有那种状况下常人的正常反应，那就是求生，希望自己活下去，为了家人的平安可以做出一切。

同时，他身上又带有那种状况下极端化的反应，那就是为了自己活下去可以没有底线，可以出卖同胞。

所以，这是个矛盾的人物，陆川将其设定为一个典型性的求生的小人物，卑微、懦弱，最终他出卖同胞的行为带来的是女儿惨死，而这样的结局更凸显出当时南京城内人的不幸，逃无可逃，生无可生，死亡已经成为一种随机事件，你无法再凭自己或高尚或卑鄙的主动去抗争。

而片中陆剑雄们正是一种高尚气节的表现，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当时的南京是一座不抵抗之城，没错，当时的政府走了，但是还是有一批人勇敢的抵抗，而本片给了他们一个公道。

本片其实给我最大震撼和伤痛感的画面就是屠杀俘虏一幕，只见镜头不断切换，在江边、在广场、在撒满汽油的仓库、在深坑、在刺刀前，一群群战俘被聚积在一起，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向我袭来，直到在悲怆的音乐中，我看到他们被残忍的屠杀。

我看到了军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惧，更看到了陆剑雄们挺直的脊梁，据说陆剑雄之死有三个版本，陆川最终选择了让他与战友悲壮的同死，留给观众深深的震撼。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陆川要花这么多的镜头在强奸和慰安妇上面，在我看来这是他的一种对当时惨剧的不同侧面的时段选择。

实际上，南京大屠杀中长期刺痛国人的除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还有就是当时令人发指的强奸。

而陆川用战俘被屠一节来表现了屠杀的侧面，后面则是更多表现强奸灾难下，瑟瑟发抖的同胞姐妹，而这两段间的分界过于分明，难免造成人观感上的不适和诧异。

这一段，我们看到了小江和姐妹们高举的柔弱的双手，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刻，柔弱的女人们撑起了一片气节，却牺牲了自己。

而她们的牺牲为的是拯救难民营下的同胞们，那些冀望于外国人保护的同胞们，当自己的政府已经无可指望，当看到那么多人将生死寄托在几个外国人手上时，那种民族国家的耻辱感和悲剧感也油然升起。

有人说，本片拍的过于残酷，其实，现实只能比这更残酷，成片的尸体现场只能比电影更恐怖。

实际上，虽然本片题材上可以让它的尺度有一定的延展性，但是陆川还是小心翼翼，黑白画面的设置很好，一方面让本片带上纪实风格和凝重色彩，另一方面也自然淡化了彩色画面下更刺目的血腥。

在慰安妇赤裸的尸体被抬出一节，也技术性的让画面模糊化，这样也让镜头带上一丝哀伤感。

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样的残酷，正视战争中真正的残酷，同时，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人几岁就该过早正视的残酷，所以，这不是部少儿适宜的电影，但是，这不是陆川的责任，更多是广电总急的事情，分级制真的很有必要，平常敏感的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这个部门，面对这部有屠杀、强奸的电影，倒是一点不急了。

同时，我感觉这方面中影也有责任，虽然目前没有分级制，但是宣传时善意的提醒应该是跟人性化的体现，正如片中面对枪口的屠杀前，陆剑雄都知道要蒙住还是个孩子的小豆子的双眼。

我一直觉的，再黑暗和压抑的电影，最后都最好给出一些抚慰和希望，而本片中，小豆子正承载着这种希望。

历经几次生死交错的他，最终吹着蒲公英，享受活着的快乐，而最后的字幕上，发黄的相片张，赫然打着几个字，“小豆子，还活着！

”。

生命何其坚韧，小豆子还活着，而牺牲前的士兵们也喊出“中国不会忘”，我们今天也正享受着和平年代的生活。

活着真好，享受生命吧，同时活的明白，愿我们不再受到伤害，也不会伤害其他生命，生命是宝贵的，无论你的、他的，还是我的。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861475d9361b9ae139012f88.html

（不带任何的感情和道德去评论电影，我以前以为这很容易，现在却知道这是一件难事。

）1 开篇的巷战和中后期的难民营戏份严重不均匀，而且后期的诸多线索在前面并未展开。

加之前后叙事风格不一，导致电影前后断裂感严重，节奏大乱。

不知道是不是删减过分的问题。

2 不缺少震撼的细节和画面。

屠杀中国战俘的交叉剪辑；那句著名的“我的太太又怀孕了”；伊田在唐天祥死后的那个长镜头；约翰贝拉的那一跪；修罗场上的日本舞蹈和祭奠场面。

等等。

但是电影整体缺乏流畅性和连贯性，使得这些段落如遗珠般散落在情节中。

3 情节上，前半部分过分的惨烈，与中后部分过分的松散相比较：高潮部分的迁移导致后半部分的缓慢和沉闷一览无遗。

线索分散，矛盾的设置单薄，煽情于是也不甚成功。

这应该是导演的能力问题。

4 人物设置过分集中，特别是中国人方面。

缺乏更好的代表性。

人物关系过分的“链条化”，而非完美的形成网状。

导致视角不够宏大。

使电影欠缺说服力。

5 不知道是不是预算的问题。

整个南京城我们看见的只有一个安全区和一小群部队。

国际安全区的规模失实（历史上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

这等小家子气的场面和题材甚至和电影名不相符。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地狱中的城市。

而只看到了城市的一角。

6 并没有做到每个角色平均分配戏份。

唐家四口的故事无疑占了大头，而相比之下姜淑云的刻画偏弱。

小豆子在中期故事里的缺失。

刘烨的角色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由于戏份有限，对故事和人物关系的推动非常少。

造成了这个角色的功能性微小。

总而言之，由于戏份的参差不齐，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群戏。

7 人物表演方面。

刘烨的几个眼神几个微笑无疑都非常出彩。

高圆圆江一燕不过不失。

范伟突破了自身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但总觉得差口气。

中泉英雄木幡龙无疑都演得非常优秀。

特别是木幡龙。

8 影片一直到最后都缺少宏观的叙事。

也就是缺少史诗气质。

与同类型的电影不能做比较。

从情节交代到人物关系，都是如此小家子气。

尤其是值得说的一点是，用字幕来交代背景虽然不是一种很坏的手段，但这无疑暴露了导演的叙事能力不足。

9 采用日本视角确实是影片的亮点。

虽然中日两方视角不对称，陆川的处理方式也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再次暴露了导演能力不足）。

但在中国这是很难得的创新。

一段慰安妇和士兵的爱情。

一段地狱中的舞蹈祭祀。

一群嘻嘻哈哈的普通士兵变成一个个兽性大发的杀人狂。

这些桥段是如此的执拗而有力度。

让人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战争和人性。

10 陆川这部电影倒是让我想起了《硫磺岛来信》。

只不过硫磺岛充满各种出离史实的硬伤和伊斯特伍德自己的想当然，而这部电影则是导演实力的局限。

11 前面批评够了，现在说点别的。

之前看他的各种访谈，觉得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和对战争的思考都很到位。

各处史料的引用，崭新角度的采纳，都显示出他对这部电影让人感佩的诚意。

也许他确实没有驾驭这部电影的才华，也许问题出在删减上面。

但不管怎么样，这种诚意已经让他凌驾于那些所谓的主旋律导演之上，已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

12 关于结局，陆川的态度无疑是暧昧的。

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困境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像小豆子一样面带笑容。

人们说：在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歌，那么在南京之后呢。

13 这部电影虽然让我比较失望，但仍然值得一看。

我是这么想。

　　真正的勇气，是在灾难来临时挺身而出，而不是在和平安宁的岁月里道德绑架。

　　面对灾难时选择逃亡的人不是懦夫，但选择留下来帮助其他人的人，一定是最富有勇气的。

　　在二战时就有这么一群勇敢的人：奥斯卡·辛德勒、威尔姆·欧森菲德（《钢琴家》中救了主角的德国军官）、魏特琳（华群）、何凤山、杉原千亩、拉乌尔·瓦伦贝格、约翰·马吉、贝德士、辛德贝格、卡尔·京特、寂然法师、罗伯特·威尔逊、刘易斯·史迈士、韩湘琳……以及约翰·拉贝。

　　因为张纯如和邵子平博士的努力，这位“南京辛德勒”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

　　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如正锋利的刀子在强盗手中可以拿来屠戮、在医生手中可以拿来救人一样，南京事件时期，拉贝一直利用他的纳粹党员身份与日军周旋，和魏特琳等人一起尽可能地保护了难民营、以及他自己家里的中国人。

　　拉贝赤手空拳面对五万精良武装的日军，他能够延缓日军恶行脚步的，只有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以及德国是日本盟友这个外交问题。

日本士兵经常趁着拉贝不注意就跑到难民营里抓人充当慰安妇，高度的精神紧张让拉贝奔波得筋疲力尽。

　　在南京保护中国难民时，他经常只睡不到四个小时，中途因为太劳累昏倒过两次，而他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救挤难民，也耽误了他的糖尿病治疗，再加上之后受到纳粹和盟军的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这一切都让他走向了最后的凄凉结局……　　我不知道得用什么样的字眼去纪念拉贝，但我想，也许“好人”二字最贴切不过了吧。

　　拉贝先生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字眼远比前者更加高贵。

　　十年前《南京南京》上映后，我在上海东方卫视的节目《拉贝的南京》中，看到陆川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段话：　　”我不相信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如果他能救这20万人，就一定能救原本被杀掉的那30万人，他没有救下，就意味着他做不到。

我认为是日本人杀够了，不想再杀了，所以才让拉贝难民营里的20万人活下来。

“

　　陆川这段话让我很反感。

后来我去查询一下陆川对拉贝等人的看法，发现他不只一次、也不只在一处地方，反复对拉贝等人进行各种阴阳怪气的评论。

　　陆川有些观点可以商榷，而有些则是薄到了极点。

这里举出他的一些观点评论下——●陆川：“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陆川：“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问题并不是“只记得”，而是“不记得”。

正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世珍奶奶所说的，面对乱世中勇于挺身而出的拉贝等人，“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而且犹太人感谢辛德勒、何凤山等人，甚至为纪念辛德勒而拍摄了一部《辛德勒的名单》，是否就因此就等于淡忘和否认大屠杀呢？

感恩，就等于忘记历史吗？

感恩，与铭记历史是冲突的吗？

陆川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看成矛盾关系呢？

我完全不能明白。

陆川的字面意思，我还是能理解的。

的确，见义勇为的人，并不是一宗案件的全部，因为还有加害人和受害人等等，面对罪犯也不能一味期待路人仗义相助，但是否就可以因此忽略掉勇于出手相助的人呢？

陆川如果被抢劫和谋杀时有人出手相救，他是否会因此主张不要感谢见义勇为之人呢？

）●陆川：“而且，第二年2月份，拉贝不是也走了吗？

”（南京大屠杀也被称为“血腥六周”，1938年2月，与中国难民熬过了最痛苦的“血腥六周”的拉贝，迫于政治压力把难民区交给了新的负责人，然后就在中国人的迎送下走了。

回到德国后，他还不忘了抨击日军的恶行。

我不明白这个所谓的“第二年2月份”有什么好阴阳怪气的，说的好像拉贝什么都没做或者半道就走了、甚至还可以因此无视掉他的善行一样。

还别说，陆川的确说拉贝"半道就走了"，见下一条。

）●陆川：“我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救人”，而不是“外国人”。

感谢拉贝的义举，只是一个人类应有的感恩之心而已，就像犹太人感谢辛德勒、何凤山等人的义举一样，而不是所谓的“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

如果犹太人说"集中营只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事儿，何凤山是中国国籍，所以不必感谢中国佬”，这样可以吗？

陆川企图拿行善人的国籍说事，以此达到淡化、甚至抹杀对方曾经行善的事实，这种行为用中国话叫作“忘恩负义”。

至于陆川话中的“但半道就走了”，见我的上一条反驳。

）●陆川：“《拉贝日记》中记有日本人来找妓女的事，拉贝轻描淡写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实在不明白这条有什么好批评的，为什么一定得要求行善人必须完美呢？

再说了，在南京承受日机轰炸的那一刻起，拉贝就已经冲出家门，把那些在街上“与己无关”的中国难民拽到自己家里加以保护，这难道还不够美德吗？

陆川仅因为拉贝日记中一两句话没有表达出圣母心，就对当事人冷嘲热讽，是否过于刻薄和断章取义了？

而且事实上拉贝日记中也不全是陆川所指责的这样。

但愿陆川在“严于律人”的同时，可不要“宽以待己”。

）●陆川：“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

”（这条我懒得反驳。

认同这句话的，如果不是有病，那就是有病，或者是有病，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病。

）●陆川：“如果你去看《拉贝日记》，你会注意到，过年过节，他们还点蜡烛，都有烤鸡吃，魏特琳的日记也写道，他们的厨房里面还有鸡蛋被日本人去偷。

”●陆川：“辛德勒是作为犹太人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但拉贝不是，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仔细看他的日记，过节他还吃烤鸡呢，他和辛德勒没法比。

”（告诉我，那只烤鸡做错了什么？！

陆川为什么要一而再地跟那只烤鸡过不去？！

谁能告诉我，那只烤鸡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拉贝和魏特琳过年过节吃只烤鸡，就成了一大罪过……？

而且，为什么要用一个好人来否定一个好人呢？

我无法理解陆川的三观。

然后，陆川强调拉贝是纳粹，所以”和辛德勒没法比“，但实际上辛德勒也是纳粹，而且他不但有烤鸡吃，还整天寻欢作乐。

我可没见过犹太人因为辛德勒的纳粹身份，就抹杀掉他救助犹太人的功绩。

的确也有人纠着拉贝的纳粹身份不放，这就是在日本的慰安妇事件庭审中为右翼辩护的日本律师。

我不明白陆川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有加害方和被受害方相关的人，才有资格出来见义勇为，而路人却没资格。

难道陆川被几个强盗抢劫时，不会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救助、而只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吗？

）　　…………　　最后这几条也在《南京南京》中呈现了出来，陆川镜头下代表着人类良知的不是“第三国”的拉贝，而是影片的主角、来自“日军”的角川。

陆川固执地认为只有加害方出了个良心未泯的人，才能称作“辛德勒”，而第三方是不行的。

　　当然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在战争中依然坚持善良的日本人，比如龟井文夫和木下惠介，这两人都是因为拍了让军部不喜欢的电影而被禁止从事电影行业，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几年后日本会战败，可以说是怀着终身无法施展才华的心情接受惩罚的。

这两位导演在战争时期哪怕只是稍稍表示了一下质疑，所付出的勇气也要远远大于战争结束后大声痛骂法西斯的人们。

　　我无法理解陆川为什么要对一个好人百般苛刻，与此不同的是，陆川却同时对日本演员说：“你们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的祖辈（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是一支训练有素，有尊严，有信仰的，铁血的杀人机器。

”　　我在这里只批评陆川奇葩的双标行为，没有针对日本演员的意思，他们能来中国参与二战影片的演出，就意味着尝试接受中国方面的史观，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

我也不反对将日军进行客观化的描述，我一直觉得《帝国的毁灭》出彩之处，就在于把希特勒还原为普通人，让观众看后陷入思考。

　　陆川的《南京南京》还有一处扯淡的地方，就是拉贝的中国秘书，在《南南》中他一度当了汉奸、最后死了。

历史上这位秘书叫韩湘琳，一直活到了80年代。

他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对难民营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川还不忘了利用这个角色的老婆之口讽刺了一下拉贝：“你为拉贝卖了十几年的命，他扔下你不管自己跑啦。

”但其实早在南京遭遇日军轰炸时，拉贝就已经安排韩湘琳一家离开南京，只是因故最后没能离开，只好躲在拉贝家中。

《南南》一片对此的描述完全颠倒黑白。

　　韩湘琳的女儿后来还参观过拉贝的故居。

　　记得还有个陆川的粉丝“红旗”，为了声援陆川，也跟着冷嘲热讽了一番，说是“拉贝是外国人，会赞扬拉贝的，不是跪舔外国人久了，就是本身是外国人。

”　　我不知道这位红旗所指的“外国”是指哪国，反正下边要提到的这群人，国籍都是中国。

　　那么，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这些幸存者们，又是怎样看待拉贝呢？

李秀英：“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

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员。

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

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

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拉贝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

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

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

……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

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

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

”穆喜福：“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 丁永庆：“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

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

”汤英：“经历过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孙有明：“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

希特勒！

’，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

……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李俊：“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李世珍：“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

（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

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注：李世珍奶奶在德国电影《拉贝日记》演了一个难民，她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注：2009年2月5日，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

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

）　　…………　　拉贝帮助过的，并不只难民区的几十万人，在他自己的家里，也藏着600名中国难民，拉贝以自己的个人名义保护着他们。

　　　　而据幸存者丁永庆等人所述，当时拉贝家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

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

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不行！

你们从哪儿进来，就从哪儿出去！

”两个日本兵只好翻墙出去。

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即便完全忽视掉拉贝在难民区的贡献，那么他在自己的家救下的人数也相当于半个辛德勒，但在陆川的描述和《南京南京》中，这一善行却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在网上盛行着“完美受害人”的风气，而在陆川等人眼中，好人也必须是完美的，如果一个好人达不到条件绝对完美的标准，那么即使他/她做了好事也得打折扣。

　　但在我看来，纳粹党员的约翰·拉贝、奥斯卡·辛德勒、威尔姆·欧森菲德也好，美国人魏特琳、中国人何凤山、日本人杉原千亩、瑞典人拉乌尔·瓦伦贝格……也好，亦或《卢旺达饭店》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等人也好……　　无论他们是哪国人、是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心态救人，只要他们敢在危难中向别人伸出援手，他们就是富有勇气的好人。

　　纵观下来，陆川和他脑残粉们对拉贝说尽各种风凉话，而当年真正面对日军刀口死亡威胁的人们，无一不对拉贝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有些人关心拉贝是否反犹，我想这个反而不是重要的问题，纳粹德国暴发反犹活动时，拉贝主要是活跃在中国。

重要的是拉贝做过什么，而并非他是否德国人或纳粹党员。

　　而且有两个反例能说明拉贝至少并不强烈反感犹太人，一是他在南京难民区的同伴乔治·罗森博士是犹太人（电影《拉贝日记》中有这个角色，由丹尼尔·布鲁赫饰演），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饱受歧视，拉贝在日记中对此表示了同情；一是拉贝回到德国后，曾出钱买下了一家犹太人的房子，间接给他们提供了逃亡国外的资金。

　　拉贝的晚年很凄凉，他并没有因为在南京的善行而得到好报。

　　首先是回到德国后因为宣传南京事件，被认为是破坏了德日关系而被纳粹盖世太保逮捕，战争结束后又因为纳粹党员身份又被英国和苏联逮捕，之后一直穷困潦倒。

在这种情况下，拉贝说了一句很悲凉的话：在南京，人们叫我“活菩萨”，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贱民。

　　1948年，柏林遭遇冷战危机，拉贝一家的生活跌到谷底，此时南京市民募捐了2000美元汇到德国帮助拉贝度过难关。

南京人并没有忘记他。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疾病中去世。

　　回顾拉贝坎坷的人生，最后十几年可以说忍受着肉体上、精神上、生活上的多重折磨，去世后还得忍受陆川之流的风凉话。

　　同样不幸的，还有魏特琳，她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我快要筋疲力尽了。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选择了自杀。

每当我看到这个结局时，眼眶里总是充满了泪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事件的主谋——朝香宫鸠彦王，由于麦克阿瑟的决定而被豁免，最终并没有起诉他。

由他主导的南京事件一系列恶行，全部被推到了松井石根头上。

　　朝香鸠彦爱好高尔夫球，还担任高尔夫球俱乐部名誉总裁。

他一直幸福快乐健康地生活到1981年4月12日去世，享年93岁。

比拉贝和魏特琳多活了几十年。

　　朝香鸠彦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释放的日军军官，包括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等无数军官也得到了赦免，即便被判处重刑的东条英机等人，也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准许进入了靖国神社。

原子弹惩罚的只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是这些高高在上发动战争的官僚。

　　好人无好报，坏人得善终。

　　（PS：拉贝的孙子在2009年4月给香川照之颁发和平奖，以感谢他出演电影《拉贝日记》朝香宫鸠彦王一角。

）　　1997年，拉贝墓碑被移到南京保存，回到了他当年保护过的人们身边。

　　拉贝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好人。

[参考文献]上海东方卫视TV节目《拉贝的南京》《陆川回应质疑》《时代周报》2009年4月20日《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南方都市报》黄慧英《拉贝传》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

虽然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通过陆川的采访（见下问），我知道这肯定是好电影，所以给了五星。

看到陆川的采访，口水一下，就直接转他的采访，比我唠叨强多了《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我不担心《南京！

南京！

》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

”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

南京！

》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

南京！

》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

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

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

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

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

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

南京！

》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

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

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

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

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

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

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

”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

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

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

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

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

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

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

我说：“ 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

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

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

”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

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

”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

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

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

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

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

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

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

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

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

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

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

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

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

”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

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

”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

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

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

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

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

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

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 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

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

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

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

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

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

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

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

而《南京！

》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

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

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

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

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

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

”看完《南京！

》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

”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

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

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

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

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

”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

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

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

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

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

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

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

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

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

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

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

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

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

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

比对。

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

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

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

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

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

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

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

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

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

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

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

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

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

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

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

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

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

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

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

”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

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

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

”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

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 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

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

南京！

》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

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

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

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

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

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

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

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

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

《南京！

南京！

》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

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

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

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

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

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

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

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

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

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

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

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

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

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

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

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

不是。

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 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

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

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

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

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

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

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

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

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

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

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

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

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

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

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

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

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

”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

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

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

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

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

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

”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http://luchuan.blog.sohu.com/113467909.html哭泣的人无法思考——《环球银幕》专访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就整体而言，《南京！

南京！

》是一部非常大胆的风格之作。

首先，日本军人角川才是《南京！

南京！

》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

虽然最终给人感觉很自然，但你不怕有人反感抵触吗？

事先没有考虑这些，最近给一些朋友放映的时候，才有人陆续对我说，极端民族主义者会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

这么设置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新电影。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很多了，成了一个很符号化的东西，但就我这几年看史料的感受而言，这个题材除了一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东西之外，其实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史实，说好听点，就是被遗忘了，说不好听点，是刻意被抹杀了。

那我就觉得这篇就得从头翻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不如随着日本人的目光进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

据我们所知，影片拍摄的很多素材都没有用，刘烨扮演角色的戏份修改了很多，他既没有躲进难民营最后也没有逃出南京。

你不怕观众觉得故事上有断裂感？

在刘烨这事上，我们主创是有过挣扎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很统一地决定，让刘烨中间就牺牲掉。

原来剧本里的刘烨写得非常完整，但电影其实是有生命、自己会提出要求的。

我记得刘烨当时一进难民营的时候，群众演员根本藏不住他，一米八六的个儿，形象硬朗，鹤立鸡群。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让他活下去，这事就太像个电影了。

其实我可以完全这么拍下去，因为中国电影已经以很不讲究的方式拍出来不少了。

后来决定，这个事太重大了，也没有贸然做决定，就这么先拍着，其实从拍戏的第一个月起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因为他在难民营太扎眼了，如果我是日本兵第一个肯定先枪毙他。

当时日军在南京完全是以清洗的方式搜捕中国军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他一次次地出现还能活下来，逻辑是讲不通的。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这么拍了？

真是拍到最后的时候。

我呢一直揣着这想法，最后刘烨的档期也到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你跟刘烨是怎么沟通的？

他最后一次来剧组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其实刘烨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

我希望他会以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公众记忆之中。

我给几个海外的朋友和片商看过片以后，他们会说，天呐，这个男演员完全是巨星风范。

但当时说这事时，双方都很伤感，我后来为他专门重新写了挹江门屠杀这场戏，前段时间他来配音，完整地看了一遍，激动得不行不行的，在走廊里抽了很长时候的烟。

片中的主角们是否都有原型？

都有。

我可能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我有一个朋友叫樊建川，是一个四川房地产开发商，用自己的积蓄建了28座建川博物馆，其中有抗日馆等等。

那时候他知道我要做这事，免费把博物馆打开，让我在里面像蛀虫一样蛀了很长时间，角川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日记综合而成的，姜淑云则是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因为有一位中国教师在日记里记载，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

小豆子也有原型吗？

这个角色着力不多，却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出场，瞬间就让人产生了心痛感。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抗虏馆，我在里面偶然间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震动。

这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他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就是一个小催本儿，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

看了这照片后我就特别心痛，所以就想在刘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儿。

其实小演员长得不好看，但他特别真实。

这孩子是在天津找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动人，没意识到他丑不丑，他那脸啊特别厚实，你捏一下他就冲你憨憨一笑，我一眼就特别喜欢他。

一拍戏，那真是全场皆惊，刘烨都得压着他点儿，不然戏就被他全抢光了。

他绝对不是故意想抢戏，但他做什么动作你都特别想跟着看他，比如说他敲敲刘烨的背，把子弹递过去，你的视线就会跟着他走，我当时就不得不让他出画，不然摄影机就不是跟着刘烨了。

原来设定是让小豆子在日军的活体刺杀中死去，而且也拍了，大家看了样片，都觉得让小豆子这么死了太可惜，应该让他往下活，就把这小演员请了回来一直养在剧组，因为让小豆子怎么活下去，其实还没有想太好。

后来一边拍结局就慢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原来的结局是刘烨活着逃了出去。

这小孩在剧组呆了8个月，长了 14厘米，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了少年。

有时候想想拍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

影片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你把摄影机对准了一张张群众演员的脸，而且每一张脸孔都特别真实，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就是当时的牺牲者。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

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就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种感受是我们主创共同的一个认识。

我说的话可能会触怒一些研究者，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清军入关在江南遭到的抵抗是很惨烈的，七八个月打不下来最后就屠城。

我在日本兵日记里看到，说有七八个妓女在慰安所拔出日本兵的刺刀去扎他们，而日本人受伤跑掉在外面吹集合哨要弄死这几个慰安妇的时候，这几个人抢一把刺刀纷纷抹脖子。

还有一个日本兵写道，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

这些事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日本人屠杀原来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个就很符合逻辑。

我特别想通过《南京！

南京！

》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

事实上我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会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

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代价，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所以在《南京！

南京！

》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

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再现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他们的服装其实和主演一样考究，有100套衣服从做工造价等方面和主演是一样的。

每次在现场，我们都要按照历史照片在一千多的群众演员里仔细去挑脸，挑我们认可的中国人的脸，每次都经持续两三个小时。

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东北拍的时候，武警派出了大批部队支援拍摄，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脸很多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质朴、坚毅还有那种无奈，信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

如果换一个人拍《南京！

南京！

》，可能会拍得特别煽情，而且比你更惨烈，但你是一直往回收这种情绪，这让《南京！

南京！

》有了一种更真实的强大气场。

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拍片一直吝啬自己的情感，不太去放纵，尤其是这样一个电影，你稍微一放纵，就会哭声一片了，即使我很压抑地去拍，估计还是会有些场面导致哭声一片。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让观众尽可能地大部分时间是冷静地去“参观”这么一个惨烈的事件，让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泪汪汪。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至于你说的真实感，我在导演阐释里就说过，这种感觉要扑面而至，从开场到结尾，是要山呼海啸式的，必须用最强悍的大量新鲜的真实细节去淹没观众，让他们呼吸的全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只有这些最真实的细节，才能形成一个综合的气场。

《南京！

南京！

》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的情感系统，因为它最终讲述了双方都是受害者。

它给了我们一个新角度去看南京大屠杀，甚至是中日关系。

观众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日本军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在看完日本兵的日记后，就感觉战争在施暴者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景象。

很多事情对受害一方来讲，是太可怕的事情，但在日本兵的日记里，他们会说，今天跟班长出去了一趟，干什么是很隐晦的，要么说今天发现了一罐红糖，特别高兴，说晚上可以煮红豆年糕汤了，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你会发现，我X，你的地狱是人家的天堂，人家玩得可开心了。

对施暴者来说，战争不是你我想像的那种紧张状态，而是一个日常态，很松驰的。

这种对于战争的陌生化感受很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受害者，说不好听的，在明天的战争中，你有可能就是施暴者，当你居于上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成为战争之神后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极高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会参与到这种群体恶行之中。

《南京！

南京！

》的情节淡化了戏剧性，台词少节奏也慢，但它却一直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下看，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处在一个梦境之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最后剪定版时突然发现了这种感受，尤其到结尾，钢琴声起来，小豆子出来，突然感觉像老电影或默片，它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意义，就是这种梦幻感。

说实话，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这是我最后的感受。

拍到最后一天时，我才想出了这个结尾，然后跟大家一讲，他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拍了，出奇的顺利。

我会觉得这个结尾寄托着我的一个巨大的善意和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是这么去对待和尊重生命的，而小豆子就像一个火种，从刘烨的手里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再传递到角川的手里，我觉得所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它骨干的人民内心存在着巨大的善意，这些人在一起就能保护和尊重生命。

日军入城仪式令人很意外，因为它极有美感，音乐与画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

我当时想，陆川要干嘛啊，把日军拍得这么雄壮？

但当他们处在狼烟之中时，突然又有了一种很诡异的魔鬼的感觉。

你是怎么构思出这场戏？

不知道你写稿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的，你可能是先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就一直飘浮在那儿，像一个浮桥，你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浮桥接通，达到彼岸。

这场戏当时就是我的几座浮桥之一，剧本几乎从头至尾都重写了，但只有这场戏一直保留着。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

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

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

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

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

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

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当兵的时候，我研究过军史、历史和战争史，知道战争中屠杀的本质，所以觉得让现代人去了解这种本质，其实特别有意义。

这种威胁到现在还一直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警醒别人可能会来侵略我们，我们还要警醒我们可能会去侵略别人，真的。

丘吉尔说过，正义战争往向走一步，就是邪恶。

二战后期，德国人已经被打残了，而盟军还是在德莱斯顿平民区完全无节制地扔汽油弹，一夜之间烧死了4万人，后来照片公布，那地方被烧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南京！

南京！

》让人看完后，感觉创作者的立意和心态都是非常强悍的。

很多人可能想过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南京，南京》后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或是反思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

人的一生都在渴望自由，希望有大自由，这种状态一死亡能给你，还有一个就是战场。

这就特别可怕。

有一个女作家写过一本讲战场杀戮的书，我觉得她的理解有点儿隔靴搔痒的意思，关键女性对战争没有欲望，而男性内心是有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南京！

南京！

》至少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家再去想这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

其实我内心的体验其实要比它呈现的多得多，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电影上映之前说说自己的想法，因为《可可西里》我想说的时候，电影都快下片了。

观众愿不愿意听陆川说话？

他们可能想听，但只是一点儿。

采访/世亚http://luchuan.blog.sohu.com/114479585.html

我说《南京》功利，朋友YK就说我还客气，他说这片子欺骗性强，稍不留意就被拐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许一般观众不这么看，不过我发现在和讯这个博客说这些话倒是有知音，没人断章取义。

有些人的留言一针见血，比我说得还准确。

但是我也就再多说几句。

这片子特明显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一种功利。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感觉不统一，节奏感也不好，野心特大，才气却无，这都还是技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先行。

日军？

也有有良心的，最后甚至都扛不住自杀了（日军里花最大笔墨写的角川）。

军人？

有有血性的，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刘烨演的那个）。

知识分子？

软弱过，背叛过，最后还是有良知了，选择了大义凛然。

女人？

有很勇敢的。

妓女？

也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号称有史料基础，但是表现得特形式感的刻意）。

外国人？

有拉贝先生（淡化了他的角色，强调中国人的英勇）。

孩子？

有个孩子逃出来了，你看他都笑了说实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是我最想吐的时候，那些说“真实”的人都怎么想的啊？

肯定有人逃过了那一劫，但是你相信刚刚经过了地狱之旅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忽然就那么做作地笑起来了吗？

还摘了小草吹毛毛！

这光明的尾巴，好莱坞式的结局，知道是在学呢，可惜导演功力太差，实在没法令人信服。

两个人能逃出来我已经很欣慰了，您能别再让他们做作了行吗？

要说人性，这时候任何正常的人性反应都不会是那么温柔地吹着小花小草，假惺惺地互相看着笑！

麻木，快跑，甚至歇斯底里的狂笑，默默呆呆地走，都有可能，突然来了MTV式的画面，我吐（或者用一年轻朋友话：被雷到了）。

电影不忌讳虚构，但是要建筑在心理真实的基础上。

这不能让人信服的结尾画面的虚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影片中没那么明显的还有很多！

上面提到的唐先生忽然大义凛然起来，我们也感受不到任何心理发展的脉络，以至于夫妻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画面，一点也打动不了我，而是明显的地觉得这是在那里强写强演。

那些什么妻子伤心欲绝，忽然大义凛然的丈夫却在微笑地安慰之类的老掉牙的桥段，唉，美国人还嫌斯皮尔伯格媚俗呢，相比之下，斯当然是大师！

至于唐先生的形象---有那么多演员可以选来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非用范伟，范伟是个好演员，可是，在这么个悲情片里，且先不说他的喜剧背景让人分散注意力（任他怎么严肃地演），就说他的形象，也分散人的注意力。

真是抱歉，怎么看范伟怎么难相信是个说不止一国外语的拉贝先生的秘书。

这比起结尾那强扭出来的笑画面还算是导演技术判断上的小问题。

但是，我看到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写的文章，说得很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虽然在态度上和主观故意上没有问题，但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使之成为了一部概念化的电影作品。

只不过，与过去国产影片常常出现的概念化毛病相比，它不是那种一味表现日本人如何残暴的脸谱化的概念化，也不是一味强调要复仇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化。

恰恰相反，它避免了过去电影中所有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毛病。

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姑且称这种极端为概念化的人道主义，想当然的人道主义，文艺腔的人道主义，无关现实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

这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创作思想，使得《南京！

南京！

》虽然在细节上尽可能做到了真实，但在整体上却虚假，是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

我必须说，我跟陆川导演一样是爱国者，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强烈的。

其次，我是一个艺术感受还算敏感的人（我是跟陆川导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硕士，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不是没心没肺之徒。

但是说实话，我在影院两次看完《南京！

南京！

》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

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既然我在观看半途中放弃了同时正在放映的英格玛•伯格曼影展，从电影资料馆匆匆赶到中影集团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首日放映；既然我非常喜欢陆川导演的前一部影片《可可西里》；既然我对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那次大屠杀一直是强烈关注并认真思考的；既然这部影片的制作是如此认真，导演和演员所投入的情感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影片为什么却不但没有感动我，反而使我一直感觉到某种不安呢？

这个作者还写到：“我至今还能很清晰地记得若干年前第一次看《鬼子来了》日本人跟中国村民联欢那场戏时的感觉：在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跟日本人亲热的时候，我始终是紧张的，始终觉得日本人会跟中国人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是那日本人，我也会急了。

这种感受，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能使人吓出一身冷汗。

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

南京！

》几乎只能算是一道甜点。

《南京！

南京！

》里没有那样准确真实的细节，它的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可疑的，臆想出来的。

比如，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片似乎没有明确交代那是一名军人，也可能是剪掉了）？

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

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子唱戏（为了表现美好事物的脆弱？

）？

甚至打麻将（为了表现中国人坚韧的生存观念？

）？

刚刚被放生，应该还不明就里、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为了表现某种希望？

采花跟希望有何逻辑关系？

赶紧逃到安全地带才是正事！

）？

甚至唐先生小女儿一句“外面是不是在放炮仗”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便接受。

城市都被打得稀巴烂了，她还不明白那是在放枪？

难道她此前一直活在真空里？

不就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烂漫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吗？

至于非得靠这种办法来表现吗？

什么叫文艺腔，这就叫文艺腔。

当然，最大的文艺腔莫过于还是角川的自杀了。

”这个作者举的这些例子也是我入不了戏的原因，所以我就懒得一一举例，直接摘她写的算了。

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又比我客气。

对待几十万死难者，任何虚伪的方式我觉得都有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可能性。

也许不是主观故意的，但是却不能让人无视之。

而这个片子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正在于，什么都想要，一边是学好莱坞主旋律（也没学好），一方面还要艺术性啊，深刻啊什么的，比如影像上追求形式感（相当刻意），再如就是对日军的处理。

但是我们得知道，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背景跟我们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犹太人二战遭遇是很惨，但是他们之后痛定思痛，反思也特别强烈，行动上思想上有一大套作为，从以色列复国（现在从当年的被欺压者成为了对阿拉伯人的欺压者，这一点让我想起《暴雨将至》，为什么那个片子深刻，因为它指出了暴力的环环相扣），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二战中纳粹的恶行，集中营的悲剧，犹太人受的迫害，等等，以至于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

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最后遭受了那么大的悲剧，所以他们决定团结起来，不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这样那样的行动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德国人对于二战中的行为，明确地认错道歉，就算心中有什么不服，都是不敢公开说的。

奥斯维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西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各国首脑齐聚历史遗址，为死难者默哀。

我们得知道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是在那么多的关于犹太人经历的文学，电影，传记，史书，等等之后，一个让人真的有点厌倦了的题材---是啊，犹太人你是挺惨的，可是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啊？

能不能稍微来点宽容啊？

可是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的历史并不是如此。

是的，之前有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是的，有了那么几本书（还基本上是境外的人写的影响大，如张纯如，拉贝日记），可是，中国人，亚洲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根本不像犹太人那样宣传的世人皆知。

并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正式地对历史做出真正的反思和道歉，不仅仅是对中国，包括对亚洲其他国家。

不仅如此，整整几代战后日本人无法从教科书里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这是我在美国上学时跟日本同学交谈时有亲身体会的。

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奢谈什么愤青狭隘民族主义？

我可不是愤青，我喜欢日餐日本设计至今最想去的地方是京都，在美国上学还选了日本艺术史，日本文化史之类的课，我也不抵制日货还特喜欢日货，在美国开的是日本车，因为日本车省油。

但是这个事情需要说理。

现在南京大屠杀也有纪念日，我们看到过日本首脑也如德国首脑去奥斯维兹纪念仪式那样到南京去祭奠的场面吗？

在这种情形下，你学斯皮尔伯格是学得起的吗？

斯皮尔伯格说，够了，德国也有好人，再说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犹太人那时候为什么群羊无首，还得靠一个德国商人救出那么几个人？

斯皮尔伯格潜台词你明白吗？

其实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英雄，也含有对自己民族当时现状的深刻反思，那时犹太人没有组织，真的是靠别人的怜悯和良心来获救的。

承认这一点，也是一种冷静的反省。

反观《南京》，对敌方与我方都没有真正的反思。

看一部电影，我总希望它能告诉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一点启发。

《南京》没有给我任何这种东西。

俘虏被大规模地射杀，慰安妇，强奸妇女，哪些我们不知道呢？

对，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导演编出的那几个具体人物，那时候也有勇敢的人等等。

可是如上所说，多数都是概念先行，让人无法入戏和感动（所有人都指出妓女小江那个部分，也真算是全片亮点了，但是那个女人举手的那种形式感也是特别刻意感。

这种戏特怕刻意感）。

就说是有个日本兵扛不住，自杀了，这个也不难想象，任何战争中都有扛不住的扛不住倒是正常的。

我更想知道，当时这场悲剧是怎样一环扣一环发生的？

之后，各方的反应？

人们做各种选择时最真实的处境和心理？

包括平民也包括有决定权的人物？

显然，有组织地把俘虏平民圈在一起像割麦子那么杀人，不是小兵绷不住的自发行为，而是某种级别的军官下令的。

任何到了战场上的士兵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国际级别的惨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了解一下更高层的人在这中间的角色？

日本军官的心理？

毕竟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是从高的审起，没听说审小兵的。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当然也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以前我们说国民党不抵抗，现在我们说其实国军也是抗日的，也有很多英雄行为，但是也没必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毕竟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南京是在这个政府统治下，这个政府的部队下沦陷的。

史料里也有当时的各种状况，包括封江的决定，使得大量滞留在南京的本来已经是从别地逃来的难民无处可逃，只能滞留在南京城内，而这些人日军来后很多没有身份证件，特别容易被日军当成是化装的国军士兵而处死。

说到更远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几年后被推翻，在当时的确是符合逻辑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当政的时候，让自己首都的公民承受了这么悲惨的遭遇，不可能不倒台！

这是说什么也没用的。

美国共和党政府不要说被人侵犯了，去侵犯别人搞得一团糟，都被选民给选下去了，这是民主的必然结果。

而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主，所以当时共产党以装备的弱势靠枪杆子的胜利也必须承认是一种人心的选择。

这些东西不应因为历史的修正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

任何一个政府也是要为这样的惨案向人民谢罪的，即使自己无能为力，那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道歉。

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道德承担，政府当然更得有道德承担。

所以，《南京》一片没给我任何我想了解的东西，只提供了一些廉价的所谓人道主义。

我也不相信《南京》会受到电影节之类的青睐。

艺术水准没到，而面面俱到更是有个性的艺术家最忌讳的事情。

当然，在中国的广电总局，日本人，国际影展，国内市场间玩平衡，也许就得这样。

也可以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另外，我不否认制作者创作者投入的精力，演员也是非常真诚地投入。

但是，从根子上有问题，任是其他的努力怎么也是没用的。

另：关于南京当时司令长官唐生智：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

九一八事变后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

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

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

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自相残杀（详见南京大屠杀#背景），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

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

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他当时还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这么一位人物，在国共两党倒都混得不错。

对我方的反思，也只能去读史料啦。

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可能面对真实的敌人。

在网上接着看：当时南京守军有十余万，归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但唐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坐以待毙。

12月12日，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至正午，雨花台陷落。

下午二时，又攻陷中华门，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下午五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突围命令，而他本人却不顾自己立下的“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仓皇地渡江出走了。

13日，日寇占领南京。

当日寇侵入南京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大多数都躲进了“难民区”。

其余有些人是公司、商店里的留守人员，有些人是市民，他们要看守自己的房物，因此，街道上已经见不到多少人了。

可是前方溃散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驱来的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了南京城。

他们来到南京后，敌人的炮声、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慌张，希望躲入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但又被拒绝；最后，则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

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向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过挹江门到下关中山码头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

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时，最后逃出南京的一部分国军官兵，蚁集在江岸上，未能脱险，此时深怕难民群妨碍他们，所以把挹江门、和平门两道城门紧闭起来，以便于他们抢渡逃生。

坦白说，作为国产片来讲《南京！

南京！

》水准已然不错，但是跟斯皮尔伯格奥利弗斯通伊斯特伍德比起来，陆川提鞋都不配也是事实。

《南京！

南京！

》在创作手法上有明显的舶来迹象，内在灵魂方面动了一番脑筋，可惜表达能力有限，引发了许多误解，竟然需要陆川自己在访谈中不断澄清和解释。

这仿佛是中国商业电影的通病，技术美术和表演都是高分，而支撑整部作品的灵魂则都是渣，打个比方，每次进影院，我仿佛都遇到这样一个男妓——要价高，长得帅，性欲强，那话硕大，前戏够足，然后早泄。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条龙服务，习惯了甩他耳光，然后习惯性地继续光顾。

《南京！

南京！

》结尾之前竟然连一次闪回都没有出现，这种伪纪录片风格令人崩溃，这直接导致了电影最大的问题——残缺不全。

首先，剧情和价值观的不完整——没头没尾缺乏前因后果，观众并不都是历史满分，总归会有疑问，电影开头为什么有军人疯了似的弃城？

为什么遭到拦截？

为什么不放老百姓早些逃难？

在两个小时的中国人送死献身、一日本脆弱兵崩了自己之后，结尾几张照片，极力地想给人带入一种真实感来舒缓观众的情绪，而这些角色却是虚构的，这跟陆川口口声声念叨的“真实”是两回事，“小豆子还活着”几个字作为结局令人动容，也只是动容而已。

我想看到的结尾是：用几张历史照片（这实在是替陆川考虑到电影的成本的问题）表示二战中日本战败投降了，日军屁滚尿流地滚回老家，新中国成立了，东京审判中国人赢了，中日友好了，而日本不仅至今不肯完全承认南京大屠杀，而且依然每年由首相带领参拜靖国神社。

这些照片由黑白到彩色，最后定格在如今南京，以俯瞰的南京都市作为收尾的大全景，展现一派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之气。

这样一来，《南京！

南京！

》便不会滞留在那段令人窒息倍感屈辱的历史上了，“南京”这个命题也不应该局限在南京大屠杀，而该被赋予之更广阔的含义。

其次，情节的松散薄弱——电影内间歇出现的信件以及附注的几行小字——不好意思我看不清，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清，从画面上来讲这可能仅仅是美术方面的的缺憾，而从叙事的角度来讲这着实是陆川编剧方面的黔驴技穷之举。

没准，这些小字能解释一些现在众人激烈讨论的剧情BUG也说不定。

从人物来分析，角川的故事完全靠不住。

南京不可能是日军登陆中国的第一个地点，日军是一路杀来南京的，所以角川身上散发出的浓烈的天真、纯洁和脆弱仅仅靠交待一句“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来解释根本说不通。

角川自尽作为日军中极其独特的个例，没有任何代表性，他的死和他的天真一样做作。

促使他违背教义和军纪自杀的原因如果仅仅是姜淑云引发了他的赎罪想法是很牵强的，简单来说就是剧情铺垫得根本不够导致观众理解不能。

角川死得潦草而难看，实在要死，不妨切个腹呗。

角川这条线的无力让他显得多余，相比之下那个处死中国人时面目抽动的日本军官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那个军官的剧情线稍加润色便会活色生香——描述清楚一个人如何因为战争的迫害成为为嗜血魔鬼，然后再让这个魔鬼因种种事件而触动，回归人的本性，实现自我救赎，这条线比什么角川要强太多。

唐先生的SOLO之死，电影没给他一个必须这么死的具体原因，感觉像是“你要留下来你就是活该倒霉，要死就赶快死，不妨来个专场吧！

”姜淑云之死，我个人感觉这部分剧情还是蛮震撼的，据说陆川本来想让她也被日本人强奸。

我想陆川有一个拍AV的梦，天天做也不会够……陆剑雄之死，死得神神叨叨，剪辑前的剧情里陆剑雄是被日军手刃的，这场戏本来可以平复“中国万岁”等口号的突兀感，但是竟然被和谐了。

我对陆川的剪辑手法无话可说。

豆子和顺子撒欢跑了，凭什么？

如果之前能安排一些豆子和角川的对手戏就好了，比如豆子让角川想起自己家乡早夭的小弟之类，感觉角川到城外放他俩纯粹是为了给自杀地点挑个好风水。

日军，除了个别场景的角川，他们该猥琐还是猥琐，没感觉到有什么大的突破。

还是那句话，角川太突兀太没有代表性了太假了。

对于那块日本舞，不觉得有多么好，倒是暴露了电影搭建的场景就那么点东西。

我没觉得电影是站在日本人角度了，电影里并没有给角川安排一句心理独白，当然陆川也不敢，更没有给他安排任何一个闪回，整部电影机械式地旁观，并不会让人觉得导演很冷静，而只是让人疲倦。

现在的《南京！

南京！

》顶多是个全景式的伪记录历史片。

作为最后活下来的豆子，如果老年豆子能作为全片的主述人，比什么都强。

说到底，其实还是剧本的问题。

这一切的责任无疑都应该归在陆川身上。

《南京！

南京！

》的英文名是《生死之城》，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这标题比声嘶力竭招摇过市的中文名要贴切得多。

这两个标题直接揭示了陆川在国内市场的急于求成以及在国际影坛的卖弄风骚。

陆川说他看了多少资料，完成作品也非常艰苦……拜托，作为一个导演，做到敬业是你的基本素养好不好。

在《南京！

南京！

》里我确实看到了读了很多书的陆川，但是也看到蓬头垢面给中国人下跪的拉贝，无数的剧情漏洞，以及角川和百合子一场戏的AV 迹象。

我不得不怀疑他看书是不是都看到屁眼里去了，狂补历史资料的陆川和为了赶制毕业论文而大量在网上搜刮数据来填补自己理论的毕业生们没有任何区别，他勇于亲身编剧的行为望广大电影从业者引以为鉴。

无论怎样，残缺的《南京！

南京！

》票房告捷，本片做为陆川野心路上路上一块黄金垫脚石，确实足够坚实了。

我牢记那段历史，我也尊重陆川4年的努力，我也承认《南京！

南京！

》一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宝贵价值，但是我实在不能认同陆川的能力和人品。

最后说说尺度问题……其实很有趣，因为按照惯例，半年后到一年内，《南京！

南京！

》将会在CCTV6 公然播出，按照广电总局的新规，拥有放映许可证的《南京！

南京！

》在网络上也可以自由传播。

我个人直到14岁才明白男女之间做那事该有的体位，20几岁才领略安全套的具体模样，那么在电视上对着全年龄段观众播出的景象会很激烈吧。

可是……话说回来，我想这些镜头对于现在的90后其实也并不算得什么新鲜的事情，安啦况且朝廷六台素来有重口味的历史，多年前《极度深寒》的播出曾经影响过我幼小的心灵，对我能成长为如今这样性格坚韧的女青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啊。

想说的大约就这些了，看片的时候呵斥了电影院里不时发出笑声的一位小哥，以致男友拽我袖子，我想原因是我的言语太粗俗了。

好处是后来小哥再也没有发出任何讨人厌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