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剧情延伸热点很好，本是一部可塑性很强的影片，可挖掘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发效反应，但是，影片所呈现的表演张力却太差强人意，剧情面面俱到，都没有深层次去剖析人物内心，很好的故事，却没有让人产生过多的共鸣！

可能换一个人演女主角妈妈的角色，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殊荣吧！

本片讲述妈妈早年领着两个女儿去美国定居留学，留下爸爸一人在国内打拼承担她们娘仨的费用开支。

而因生了乳腺癌的母亲，为了治疗只好领着两个女儿回国生活，氛围环境下的落差与不适，让女儿们倍感失望，心心念着要回到美国生活。

在妈妈做手术时与化疗期间里，大女儿依然像个斗士一样顶撞咒骂着母亲，丝毫没有体谅家里任何人。

依然我形我速着，故事由此展开……本片做为患上重病的母亲，没有演出真正患癌时遭受折磨及内心复杂情感，只用了两三个镜头交待而过，而却无法让人産生共鸣与理解，这一段是很大的败笔。

蛮可惜的！

这部电影又是看了一半就弃了，因为又遇到了那些对我而言是“绝对禁忌”的情节。

…有点自惭形秽，同样观影，有的观众能深入思考理性表达，而像我这种创伤后应激选手只会在目睹戒尺打在女孩掌心时崩溃痛哭忍无可忍合上电脑，直接弃了这电影并悲哀地得出诸如“以后坚决不走入婚姻”“更不生小孩，做人苦，让孩子投胎到这再经历一遍我经历过的变态体罚等于造孽”等很偏激的结论。

可能是在生长期受过的伤害太具毁灭性，也可能是十来岁时背着父母偷买抗抑郁药物乱吃把脑神经刺激了，还有可能是我这人天生就比多数人敏感脆弱小心眼承受能力差，以至于22岁了还在与神经递质层面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这战争还打得节节败退，越大越退化，ptsd症状严重到哪怕看影视作品里演家暴/体罚/校暴这种情节，都会在目睹到它们的一刹那，大脑一片空白冷汗唰唰落下全身发麻动弹不得，如果周围没人，大概率狂哭，如果周围有人，可能残存的理智会小小发挥一下作用，让我压抑住喉咙里的声音尽量挤出平静的表情，然后出于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的本能反应，毫不犹豫关电脑弃影半途而废。

快十年了，还是这样。

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从“受害者”的身份中挣脱出来，什么时候可以像个真正的观众一样好好看电影好好写影评，什么时候可以给伤口仔细消消毒，而不是畏惧疼痛一直用创可贴敷着任由细菌肆虐伤口越感染越深……真抱歉，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来。

希望我早一点把自己治好，希望我早一点和往事握手言和。

希望几年后的我，长大一点的我，可以给这部半途而废电影补上一份精彩的影评。

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家庭好，也都希望其他人好，可是各自采用的方式，却又多多少少不是他人所希望和接受的，结果造成了每个人都陷入困局，不知该如何发力，进退失据，等忍耐达到极限，爆发就是伤害对方，一体两面，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而这又是平常所欠缺的。

家中每个人即使有自己的苦衷，也都希望牺牲自己为他人好，但是又不做到真正的沟通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不是妥当，往往就是吃力不讨好，还委屈了自己。

片中比较西式化的就是大女儿，也是片名所指，她有时能直白的说出所想所需，但有时又回归到东方化的沉默，可是只有她的单向输出并不能算是有效沟通，所以最后困局的看似解开依靠的是不经意间看到对方的哭泣，他人的开导，自我的觉醒之类的，沟通依旧缺席，那么同样的困局还是会重演。

最后大女儿让妈妈帮掏耳朵，是东方式的家庭和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柔，很含蓄，让人感到很温暖。

去年台湾最受好评的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讲述母亲和女儿的故事，更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以疫情时代为背景。

《瀑布》以当下新冠疫情肆虐的现实为题，而《美国女孩》则指向了 2003 年非典爆发时期。

无意从导演的资历去做比较，只能说两部作品各有千秋，相信都能吸引各自的支持者。

相比起扣人心弦的惊悚悬疑剧《瀑布》，《美国女孩》则是一部自传成分浓厚的导演处女作，在温馨真诚的叙事里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敏锐和细腻感。

同样是关于青春期的女儿和母亲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同样是一位身患疾病的母亲，这部《美国女孩》还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经济危机等元素，成为潜在的叙事冲突。

建构在多重矛盾的剧本之上，本以为影片会有激烈的戏剧化情节出现，却发现导演渐渐搁置起社会、文化、政治这类宏观话题，渐渐转向家庭内部矛盾的刻画。

▲林嘉欣再次奉上出色的演技也许是这部处女作融入了不少导演自传经历的内容，剧本特别注重母女间的情感演变，从亲密羁绊到激烈对峙，母女之间的争吵对骂场景此起彼伏。

林嘉欣和新演员方郁婷碰撞出火花四溅的演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女导演的敏锐和细腻全然灌注在生活琐事、青春期叛逆行为，以及惊喜的千禧年代符号（流行歌、拨号上网、网吧等等）里，让不少80后观众猝不及防陷入到美好怀旧的氛围之中。

尽管电影片名强调了文化冲突下的身份问题，但整部作品看下来亲情伦理才是基调，这种身份冲突的内涵并没有充分展现。

这位新导演并未如李安、杨德昌等前辈那样，借助这部家庭剧去剖析人性、审视台湾社会问题的症结；她选择了一种极其私人化的叙事，从青春期女孩的视角去观察与回忆一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她更乐意与观众一同分享她的亲身经历，体味她对华人家庭关系的透彻理解：不论多激烈的争吵，总会有和解的时刻；爱与恨总是一体两面的。

大体上这就是一个传统华人家庭的画像，不管是在 2003 年还是 21 世纪的当下，不管是遭遇瘟疫、疾病侵袭还是经济危机，一切都似乎没发生太大变化。

很意外的一次观影，被拉进群里的B站直播间看的《美国女孩》，原本以为是一次惬意的休闲，但是剧情却让我陷入了我从高中开始的不堪的回忆... 那是高中前夕，我妈妈生病了，于是家庭所有的重担都转移到了爸爸头上，原来井然有序的家庭进入了梦魇；爸爸是个很自私的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喜欢逃避，这也是妈妈过于操劳生病的原因；因为爸爸的压力突然增大，我变成了他的出气筒，没有缘由一批咒骂，没有因果一顿毒打；十几岁的我生活几乎没有尊严，那时叛逆成了我那个年纪全部的情绪，对的，我要复仇，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高一开旭一开始，我便进入了堕落，翻墙逃课，打架，网吧，足球，在外边漫无边际的晃荡，只要不回家，怎么都可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好好学习的，三年后你就会知道结果了。

高中那会有从初中和我一块升到高中班的同学，见过我都在说一句话“王X，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看着他们满是失望的眼神，我对我自己满是迷茫和痛苦，那时，我心里难受极了；直到高三结束，一个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留言“强者生存”，我那时知道他的好意，自己内心也满是无奈，我亲手毁了我得青春，仅仅为了愤怒；从按时起，我似乎习惯了别人的轻蔑，习惯了埋藏自己的存在；高考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但是好于预期，也能马马虎虎上个三本，我没有去；我记得那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去找补习班，看着她的背影，我满是悔恨和麻木，你知道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悔恨，是麻木，我恨我当时的自己，恨自己的无知；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一个无线循环的梦，我回到了高中，重新学习，重新高考，在梦里我似乎记得我高考了无数次，我也没办法名正言顺的再回到班里坐下，我傻傻的站在空旷校园，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补习的时候，我住校，远离了家庭，心情好多，成绩也在向上，然后一个人去考试，填写志愿，上学... 上了大学，大二的时候，刚考完四级，那年我记得有流星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也看到了它，像一道道划过天空的飞剑，但是流星对于我并不是好兆头，爸爸脑溢血住院了，家里经济直接崩溃，那会又赶上家里拆迁，刚买了两套房子，我说卖一套吧，妈妈默不作声，其实她不同意；我知道爸爸得脑溢血之前和他们单位一个女的暧昧，傻子才看不出来，也知道爸爸当时打算要和妈妈离婚，有那么几年，我经常会从梦中惊醒，以为爸爸要杀死我，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我对爸爸是极度的不信任，还有自己极度的不安全感；那会我还在想：现在好了，他得病了，遭到了报应，也没法离开妈妈了...直到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如我所愿，但是代价太大了，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亡羊补牢； 大一在文艺部呆了一年，大二是学生会主席和之前的部长问我要不要竞选文艺部部长，我那时懒洋洋的对他们说“没兴趣，马马虎虎干个副部吧”，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钱，请不起底下的干事吃饭；后来有在大三开始当班里团支书，其实里面曲曲折折这里不说了，其实都是因为钱； 大四毕业前，家里要我考研，我其实没有心思去学习了，当时内心的消极能量太多，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自然又是一败涂地，我已经习惯了失败了；大学四年，周围的朋友和同学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笑啊”，我对他们尴尬的一笑，算是一个回应，内心在对他们说“其实,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是啊，我的人生多么可悲，居然已经笑不出来了，脸部的那块肌肉早已找不见当初的记忆，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伴随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我的人生早已发生了转变；姥姥那时候一直念叨，虎虎你长大了就赶快出去吧，不要在家里，出去了，你就好了... 毕业后第一个春天，自己去西安找工作，在那边的城中村的廉价出租房里，冻成了狗，家里一直有股臭味，我以为有死老鼠，直到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脸盆的尿；我无奈的笑了笑，把脸盆扔了出去，又看到了在城中村飞檐走壁的小偷，那个地方，阴冷潮湿，龙蛇混杂，夸张招牌是大红大绿的霓虹灯，照着我半边的脸和半边伤透的心，那里是我心中的“九龙城寨”； 培训完成后，我就去了湖北，盛夏湖北，火炉的湖北，没有空调的湖北，那里有下不完的暴雨，还有睡不着的酷暑，还有工作的漫漫长夜，近乎半年的昼夜颠倒的生活后，得以让我逃离了那里，逃到了寒冷的东北，那里有松花江，那里有零下三十度的雾凇，那里有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那里还有我慢慢融化的伤疤；（那会的日子其实有有意思，深夜迷失在梁王墓的山里，汽车被拒马石挡住去路，我摸摸索索的用手机照着看上面的字，赫然写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当时还以为进了阴曹地府；在江陵的长江边睡了一夜，后来一艘江上游轮在这里遇到了大风沉没，淹死了好多旅游的老头老太太；在靠近湖南的边界的山里，看到动画一样的桥，下面是奔涌的河流；我们驾着车在东北的老林子里飞驰，我当还合计着这是大兴安岭还是小兴安岭，冬天里，我套着两件羽绒服，区分着那里是雾凇那里是雪花） 写到这里，电影忽然结束，看上去他们家庭忽然和谐了，我笑了笑，怎么会那么简单，我知道他们一家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女儿以后可能会高考失利，上了大学因为妈妈去世会自卑，进入社会会有各种问题，生活没有一步到位，问题还得慢慢解决，逃不掉也躲不开； 将近20年，我内心的恨在慢慢消融，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忍耐和宽恕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我以为忍耐就是谅解，但是我内心的恨并未消失，宽恕对我内心的广度挑战太大，我也只是初入门径，慢慢尝试，像煎鱼一样，反反复复，焦灼着我的人生；看着爸爸日渐萎缩的身体，他总是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刷抖音，不在愿意出门遛弯，妈妈看着我总是一脸歉意，让我心中总是不好受，家里总是刻意去跳过那个历史，谁也不愿多说一句...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人死的时候大脑会在几秒内快速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忽然震撼，我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生活，为了那最后精彩的几秒钟... (五张面净纸，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一个大老爷们)

《美国女孩》讲述了拥有美国梦的母亲因得癌症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重新回到台湾生活，而且在这过程中家庭如何磨合的故事。

电影对人物情感的叙述十分细腻，无论是母亲、女儿还是父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鲜明的情感特色。

电影中还使用了白马的意向作为母亲与大女儿间关系的反射。

在亲情中，不仅仅只有爱，同时也有恨的存在，但在这部电影中，大女儿恨本身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爱。

电影平淡的叙述却时刻揪着观众的心，或许在电影中，观众也能找到自己家庭中的影子。

直视生活是《美国女孩》的浅层意图，虽然它发生在“非典”时期，近二十年后的我们却仍然能在这个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总是难以或者说是不愿意看清——家庭，而在影片中，突降的病痛压缩了逃避的空间，家庭中每一对关系无所遁形、逐渐清晰，母亲王莉莉和大女儿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便是其中最细腻的一段关系。

显然，美国女孩是梁芳仪，但美国女孩又何尝不是王莉莉？

2022年，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人类疫病的阴霾，仍未能对西方完全祛魅，仍在尝试走出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男性中心）社会。

这也恰恰是《美国女孩》构建的叙事背景。

母亲的癌症和无形的传染病是深植入文本的，它们埋下导火索。

要是简单粗暴地说，那就是一切病都是穷病，不过，不幸福的源头终究来自欲望和现实的不平衡。

虽然王莉莉的家庭可以称得上富足，但只要两个字——癌症，便能让十年甚至更多的奋斗化为泡影，美国极高的手术费用让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也让她的期望值从美国梦的云端跌入“活着”的谷底。

在绿植包围着的玻璃房中，她笑了：“当我摸到硬块时，我知道一切都要回到原点了。

”这场生理的痛也会让她发现，哪怕在健康的从前，她的梦想也不与现实匹配。

因为无论她的梦想是什么，都绝不是成为家庭的附庸，不是无私地履行母职。

但最终她默默无声地成为了，和大部分步入结婚生子阶段的女人一样，陷入家庭的魔咒。

她总是把“死”挂在嘴边，是否母亲总是这样？

而我们就像梁芳仪，做不出安慰的姿态，而是讨厌这种自怨自艾，没来由地满腔怒火。

丈夫则以看似再合乎情理的不过的“你不会死的，不要总是想这些……”来应答，分别多年他却连她的手都不愿再触碰。

当他推掉工作陪妻子看病时，我们竟会下意识地认可他，至于对失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家庭的女人，没有人觉得惊奇，随着时代“进步”，公众主流态度从习以为常到鄙夷轻视，没有人会去共情家庭妇女做出一个决定时内心巨大的挣扎。

当一个女人距离死亡如此近，生理上承受如此大的痛苦，家庭里的人却都选择了逃避，没有一个家人主动伸出双手抱抱她，没有一个家人想倾听她。

因为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角色，她只要负责唠叨、担心，她只要活在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可因为她难以割舍从对男人到对孩子的爱，又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所麻木，所以她甘愿被困在角色里。

或许用文字书写家庭中的女人时像一种解剖，或许会让人觉得小题大做，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更习惯看到生活的表面，尽管那是由妥协和逃避织就的表面。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是家庭关系的放大镜，而从母女两代人贯穿影像时间前后的动机之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这段母女关系。

王莉莉作为一个逐渐被抹杀自我的母亲、妻子，她无法倾诉的的痛是埋得最深的焦点，而梁芳仪作为一个几近成熟的女孩，却以横冲直撞的姿态去宣泄。

看似一攻一守，她们却是一样的，她们只是活在不同的时间里，时间的交汇点是去美国。

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影片中，它的象征性大于其本身所指。

父女俩挑选书桌时还不忘挖苦母亲，我们从父亲的话语得到信息——母亲原来对美国的向往不输女儿。

《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选择离开那不勒斯，而在这里王莉莉选择去美国，她们的选择是相通的，处境也是相似的。

她们过上了家乡人眼里“上等”的生活，所以当她们发现自己本质上和所有的困在家庭里的女人别无二致时，她们更加无法言说。

王莉莉的梦想藏在影片时空之前，像被埋葬了，我们却能比照着现实去挖掘——王莉莉的美国意味着逃离家乡、机会、眼界、自我价值的实现……梁芳仪的美国意味着自由、家乡、朋友、做优等生的资格,而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则是被奇观化的，这也是影片在另一层面对文化冲突讨论的氛围。

其实去美国无法改变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只能由自我掌握，正视生存环境或许才是永恒的出路。

影片最后，在经历了一段父母和女儿三人关系的爆发后，梁芳仪和母亲走向和解，她躺在母亲的大腿上，让妈妈帮忙掏耳朵——这是十分亲昵信赖的舒展状态，她们再次谈到下辈子，梁芳仪说下辈子想当马，她也记得母亲说过——下辈子想当男生。

可王莉莉避开了这个话头，事实上，她在整部片子中的挣扎也只有蛛丝马迹，她早就慢慢习惯了失去自我的事实。

也许梁芳仪察觉到了，她在演讲稿中书写“我最不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正如朱殊所指出的“在母女间的窥视和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中，女儿试图逃避母亲，也就是拒绝母亲所担负的社会角色。

”，但逃避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因为年龄，我们自然无法苛责一个正被两种文化挤压的小女孩，但当我们看向自己时，是否又有反思的勇气？

最终影片在清风拂过的阳台空镜处结束，一扫之前沉闷的影像气质。

妹妹的回归看似让这个家庭得到了喘息，可是不自由的每一个家庭角色真的能被“爱”所紧密连结吗？

《美国女孩》有着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多维度主题呈现，但它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是最值得被看见的。

在这个日益商品化的时代，王莉莉和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从代际传递无效所导致的疏离，到回归庸常而温馨的生活中的和谐与认同，虽然此处的转折比之《瀑布》显得生硬，但这样的母女关系却有更普遍的意义。

《瀑布》中的母女最终携手站立，《美国女孩》中的母女最终相依偎着取暖。

苏西认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被阐述的，必须通过作品去感觉，在《美国女孩》中，林嘉欣和方郁婷出色的诠释，让我们得到了深思母女关系的机会，它正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复杂的生存状态，让对菲勒斯中心社会的质疑和解构更加有力。

看到梁芳仪我仿佛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代，考砸掉的分数，老师的板子打下去，芳仪委屈地喊“我又不是没有学！

”那时候我的困惑也是如此。

大人们都过得很难。

孩子们也挣扎在困惑的青春期里。

谁都想要逃离生活的束缚，做一匹逃走的白马，走得远远的。

芳仪在演讲稿里写，“她的恐惧让我恐惧，她的软弱让我软弱。

”小时候爷爷得了癌症，每次往返医院的路上，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

高三上期我在重庆集训，重庆的冬天又湿又冷，让人很难熬。

妈妈查出来子宫肌瘤，要切掉子宫，她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她很虚弱地哭着给我打电话，求我去医院看看她，我拿着电话，不耐烦又慌张地的拒绝了她。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挂掉电话。

可能因为恐惧和爱一样，都会传染。

我害怕面对虚弱的妈妈，害怕面对我承受不了的结果。

逃避至少能让我喘口气。

去年下半年妈妈又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这次我准备买票回去看她，结果疫情严重又没法走掉。

后来终于回家，妈妈还在医院住院，我和妹妹出去散步，她说有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洪水来袭，妈妈被水卷跑了，只留下我和她还有我们家的猫三个相依为命。

我的心触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我明白她的心情。

其实我也很害怕很害怕。

后面出院妈妈修养了半年，但左腿也大不如从前。

她常常说，自己已经是个残废了。

这种时候我只能大喊着反驳她。

我害怕曾经印象里那个强壮健康的妈妈，会真的有一天消失不见。

今天我在客厅弄电脑的时候不经意地问了句妈妈，“像你们这么大岁数还父母双全的人是不是不常见了”，她说嗯。

我没有再说话。

其实我也希望可以做那么幸运的人。

幸运到自己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还能和妈妈坐在一起吃饭，拌嘴。

永远永远。

【本文原载于第十放映室】华人导演阮凤仪的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于本月初上线网飞，本片一度被视为钟孟宏《瀑布》的最大对手。

但在最终的大奖评选中，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均惜败于后者。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

一是两部影片实在太像：它们都聚焦于疫情之下的母女关系，映照出台湾眼下普遍的社会心态，基本属于同一题材、不同表述；二是就故事的戏剧性和文本的精巧度而言，《瀑布》也优于《美国女孩》。

这从豆瓣评分上也能看出端倪：《瀑布》是水涨船高，从匪夷所思的不及格一路升到7.6；《美国女孩》却是高开低走，从开片的8.2直降到7.6。

原因何在呢？

《瀑布》的冷遇首先源自《阳光普照》珠玉在前的印象落差，其次在乍看之下，影片“巨型蓝口罩”的高概念和疫情下的众生与主角命运的联动容易被人忽视——很多人只把它当作描绘亲子关系的家庭片看待。

反观《美国女孩》，就真的只是一部家庭片。

SARS只是背景而绝非主题。

《美国女孩》改编自阮凤仪随家人从美国移居台湾的亲身经历，这属于她自己的「童年往事」，是一封缅怀过去和亲人的私人日志。

对于成长于90年代或有相似移民经历的人来说极易共情。

所以影片的总体评价取决于人是否会被它传递的私密情感打动。

它的主题是模糊且吊诡的生活日常，而非借疫情展开的宏大叙事——那些隐匿在混杂与暧昧下的秘密、时光凝固的遗憾、无处安放的焦灼和内心何去何从的撕扯才是阮凤仪想着力呈现的。

也就是说，《美国女孩》众多的社会表达：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潜滋暗长的校园歧视、千禧年后经济下行的生存压力......这些决定生活的外部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造成的主观结果：一家四口层层郁积又互不通融的各自情绪。

能细腻真实地展现四个迥然不同之人的内心世界绝非易事，这不比故意营造冲突、刻意斧凿情节的常规做法更加简单。

恰是阮凤仪对隐蔽的生活流呈现得太好，由此可能会招致的不满是：所谓「生活日常」，就是这般剪不断、理还乱，喋喋不休又无的放矢的样子。

既如此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继续过好自己的日子，而要花100分钟的时间与陌生人一家共情呢？

倘有人嫌这样的表达索然无味，不满于这种介于疏离与捆绑间的小家庭格局也没关系。

但我想提醒大伙注意一点：通过「马」这一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阮凤仪还是在不断变幻的生活表象下提炼出了些许哲理，她试图阐述家庭之所以存在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自由与责任的相互依存及转换。

正像片中女老师的那句台词：“爱与恨是一体两面”。

这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到亲密关系中，究竟为什么会「一体两面」？

值得进一步讨论。

01 自由与责任的悖论什么是自由？

按照萨特的讲法，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责任——自由本质上是主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

可当死亡降临时，自由与责任的悖论就会出现：对母亲莉莉而言，死亡不是她选的，而人也无法在死后继续履责，因此她势必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家人去承担——无论是希望孩子离开自己后能健康成长还是老公能将方仪送返美国。

面对这种强加的责任，再亲密的人也会出现逃避心理。

这正是每当莉莉谈及死亡和交代身后事时，父女俩人都显得十分抗拒的原因，不止因为儒家文化圈讳言死亡，更因为死亡的结果同样不是他们选的。

只不过相较任性冲动、喜欢针锋相对的青春期女儿，父亲的逃避方式就只能是以拒听的姿态默默燃起一根烟，化解心中的悲苦。

集中体现「自由-责任悖论」的来自方仪帮妈妈搓澡时的对话戏：当莉莉说“一家人就该在一起”时，方仪发出了她的灵魂拷问：“那你当初干嘛带我们去美国？

”。

方仪的意思是：当初要去美国的是你，如今回来的也是你，自由都让你占了，我的自由在哪啊？

可莉莉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对啊，早知道就不会带你们去了。

”莉莉此刻想的是：要不是去了美国，大概率也不会患上癌症。

紧接着她又说了句自怜自艾的话：“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妈妈可能也活不久。

”当方仪听到母亲这一回答时顿生不悦，起身走开——在此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女儿年幼不懂事。

因为莉莉虽然罹患绝症，但她在人生的把握上却是自由的，无论是去美国、回台湾还是买家具、换房子的一系列未来规划，她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除了“被动”面对死亡这点。

可方仪却一直在为母亲的自由买单：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家乡、等对异国他乡产生眷恋时又被贸然带回台湾、她被剪头发、被送入女校、被体罚......她的人生是“被动进行时”，她一直被迫接受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

母亲的自由，其实是以损害亲人的自由为代价的。

她无形中剥夺了女儿选择的自由、父亲渴望一家团圆的自由。

而小妹方安之所以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显得拥有超龄的成熟，反而是因为她的年纪尚处在完全的依赖阶段，谈不上什么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孩的特点在于还分不清自我跟他人的实质区别，因此更能与人「共情」。

“马”是自由的象征，它指涉的不是美国梦的具体含义，而是更抽象的人生自由——这从父亲“我才不要吃什么汉堡当美国人”的不屑可以窥见。

当方仪的同学问她骑马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方仪说“就好像世界停了一下，什么都不重要”——这是对无忧无虑的自由的向往，她想摆脱步履不停被人牵着走的感觉。

理解了马的重要含义，也就明白了片尾方仪的转变为何如此之大。

有些人讶异于女儿的一夜长大，认为这是铺垫不足、收尾仓促。

其实不是的：与「splash」的对视，让方仪隐约意识到了一点——这匹马不愿被套上马箍、不愿被束缚，而人的自由驰骋恰恰要以它的不自由为前提。

这是方仪此前从未想到的。

一个人自由的代价，必有另一个人来付。

将心比心的她终于记起：自己的梦想是下辈子当马，而妈妈的愿望却是不再当妈妈（莉莉说“下辈子想当男生”）。

人马对视、心心相印堪称神来之笔所以从马场归来的方仪再次看到母亲无助哭泣时会面露不忍：原来我固然是不自由的、可你的自由也已不复存在。

只谈自由，一家人便无法成为一家人；母亲转嫁她的责任是身不由己，可我明明有履责的能力，为何不愿承担而一味逃避？

再者，方仪的「恨母」也不是一种人设或性格，而是青春期的逆反与混乱捏造的自以为是的谎言——不论是“深思熟虑”的演讲稿还是口不择言的气话，我们都不能当作一种成年人的成熟认知去理解。

方仪的内心深处是爱母亲的，不然她不会在第一天上学的时候追问爸爸“妈妈不会有事吧”，也不会在面对妹妹“你知道妈妈爱你吧”的询问时陷入沉默。

无论母亲还是女儿，都是心口不一、内心分裂的。

如何展现人物迷惘纠结的复杂情绪？

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匠心独运的镜头语言功不可没。

02 影片的镜头与剪辑除了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新演员外，《美国女孩》最意想不到的斩获当属最佳摄影。

须知它的竞争对手不仅有堪称大师的钟孟宏，还有《浊水漂流》的梁铭佳——后者也是位资深摄影，曾拍摄过《念念》、《叔叔》等多部知名影片。

《浊水漂流》的街景处理是欧洲文艺片风格表面上看，《美国女孩》的镜头技法平平无奇：多以室内中景固定镜头为主，辅以少量移动长镜头的使用。

这是影片刻意要与主人公一家保持距离、力求真实记录而非夸大煽情所致。

但当我们读懂蕴藏在画面中的丰富信息、留意到省略跟留白的妙处，就能感受到影片制作上的大巧若拙。

譬如老师想邀请方仪的母亲来听演讲时，方仪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吧”，显现出她此刻的犹豫挣扎，我们发现：影片利用镜面帮方仪打造了个「分身」——在不知道母亲会来的第一次谈话中，这一「分身」并未出现。

同样用镜子展现内心矛盾的还有以下这个场景：宗辉提出想返回大陆赚钱时，莉莉正坐在梳妆台前独自承受化疗的痛苦。

这时的取景很妙，二人虽在交流，可莉莉却背对着宗辉、远处的宗辉面容虚化，反而是镜子里莉莉的神情一清二楚——这让双向的沟通沦为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表现两人虽同处一室，却无法交流。

此外，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只为展现日常生活的闲笔也大有深意：比如方安被邻居吸引、帮他喂鸟的情节。

鸟跟马一样，本应享受自由，不该被关进笼子。

可幼小的雏鸟在大自然中无法生存，只能靠人喂养——此刻的方安，就是那只小鸟。

自由，总得能自食其力才行。

第三方的旁观镜头，看似是很简易的方法，但这里涉及到些细微差别，究竟有没有想法，一目了然：当方仪与思婷还是朋友时，二人的交流以同框中近景居多。

但当思婷的母亲对此感到不满、两人因成绩的不同而日渐生疏后，虽然依旧同框，距离却越来越远。

类似的设计简单吗？

简单。

可太多电影就连如此契合人物心境的简单设计都做不到。

他们貌似只认一点：越是声嘶力竭、声泪俱下的感情戏，摄影机就必须离脸越近。

方仪与思婷的友谊渐行渐远再说说影片的剪辑，留白跟省略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过于繁冗的交代只会让混沌生活的细节显得更加凌乱与琐碎。

我们具体看看影片是怎么处理的：注意父亲在机场接家人的镜头：我们看到他先是躲在车里抽烟、远远看到女儿后吹起口哨打招呼。

早在父亲刚一出场，这个人依靠抽烟缓解压力的习惯和吹口哨的爱好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后便是汽车已然在行进中，我们看到家人见面、母女上车的画面了吗？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方仪在车上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那边现在几点？

——这说明了哪才是她心心念念的“故乡”。

稍后的几句台词，方仪先后提到了美国朋友杰西和马术营，这在之后的情节均有呼应。

可以说影片在伏笔的运用上相当成功。

至于全片最高潮的那场三人吵架戏，是一个精准的长镜头调度，为的是给观众带来最猛烈的情感冲击。

可在这之后的剪辑节奏却非常快：伤心的方仪夺门而出，紧接着她搭乘公交车前往马场，注意此时座位上方「紧急出口」四个醒目的大字——对刚挨了父亲一巴掌、感到整个家庭行将分崩离析的方仪来说，她确实需要一个情绪上的「紧急出口」。

紧随其后的画面就更绝：方仪逐渐从黑暗走廊的尽头现身、随着马啸声的方向前进。

唯有Splash，能引导她从黑暗走向光明。

而在马场的情节过后，护送方仪回家的是警车——去时独身一人，回时警察护送。

后者代表社会规范，这里含蓄地暗示观众：方仪长大了。

方仪从黑暗中寻找“光明”与能省则省的剪辑宗旨相对应的，是影片含蓄而克制的表达。

正如方仪来校的第一堂课是文言文《木兰辞》。

这里暗含两层意思：一是以中国古诗来印证「美国文化」的水土不服；二是那句「不闻爷娘唤女声」所表现的正是思乡之情。

新人导演能体现出这样的镜头把控力和叙事执行力，对此，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

将最珍贵的记忆和生命历程搬上银幕，是很多人在第一部作品中都会选择的路。

不是越真实就越动人，而是要看回顾能不能疗愈当下并为未来赋予新的意义。

《美国女孩》告诉我们：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会如期待般完美。

所谓「距离产生美」，太过靠近当然就“不美”了。

就像方仪与父亲更为亲近，不是因为父亲的关心比母亲更多，只是因为父亲常年不在身边。

这个道理，《孤味》就已经讲过。

方仪向窗外的父亲打招呼我们无法选择与谁在同一屋檐下，而人与人又毕竟不同。

人若坚称「我觉得她能做得更好」，便是无视了「这已经是她最好」。

最终，唯有相对无言地接纳不同罢了。

因为我们本不该将理解看得太重。

我们往往高估了说话与聆听能抵达的实际效果，就像请你听我演讲还不如让你给我掏耳朵。

既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就干脆不要面朝彼此碎碎念——陈绮贞的那首片尾曲，就叫《尽在不言中》。

理解是对外人讲的，理解诉诸的是理性，对外人我们调动理性沟通即可，不需要一起生活。

人的痛苦在于搞错了亲密关系的重点：忍耐与牺牲才是一切。

一味追求理解，一切就无法可想。

更何况：真理解了，又能如何呢？

《美國女孩》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 —— 我想要翻過這一頁。

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撰文：阮鳳儀來源：關鍵評論網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

美國女孩8.4阮鳳儀 / 2021 / 商周《姊姊》的起心動念2016年，我在洛杉磯就讀美國電影學院（AFI），即將面臨碩士畢業製作短片提案。

該學院的畢業製作出名地昂貴，因為規定必須以工會規格製作，並且要在洛杉磯方圓三十英里範圍以內拍攝。

考量到高昂的製作成本，我很清楚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拍電影。

抱著這個心情，我選擇花一整年回顧九零年代末母親帶著我和妹妹移居美西的經歷。

《姊姊》透過一只蝴蝶髮夾所引發的姊妹爭端勾勒在美華人生活下所隱含的張力。

《姊姊》的許多元素在《美國女孩》裡都有重現：如剪髮的儀式、身份認同的母題、以及九零年代的流行元素等。

同時《美國女孩》也延續《姊姊》的寫實精神及第三人稱親密觀點，期以細密的筆法與人物保持既客觀又親密的關係。

與李冰合作：從母女故事到家庭劇研究所同窗的李冰在短片《姊姊》即扮演劇本顧問，《美國女孩》是我們首次以共同編劇身份合作。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從回憶的亂絮中爬梳理路，在看似無關的事件中找到因果關係與戲劇伏流，再盡可能不著痕跡地將日常「還原」給觀眾。

《美國女孩》的初稿完全從女兒梁芳儀的觀點出發，從不切換至母親或其他家人的觀點，是完全屬於個人的成長故事。

初稿時芳儀的雛形已然完備，然而因故事觀點限於其主觀視角，因此敘事易流於片面。

我跟李冰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儘可能地為每位家庭成員進行「平衡報導」。

前期諸多版本的嘗試大抵都是在拿捏母女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絕佳平衡點。

扼要地說，劇本從初期的成長故事緩慢地朝向母女故事發展。

青少年成長故事中的角色時常是「被動的」，劇情的推進仰賴他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出反應。

例如芳儀是「被」帶回TW、「被」送入女校，大部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被迫的」。

芳儀雖然有主動表達想要回美國的心願，但是她的年紀（劇本設定為13歲）限制她能夠積極朝「回美國」這件事情努力的機會。

反觀母親莉莉這個角色相當積極主動。

當年是她帶姊妹倆去美國，五年後也是她因病帶她們回TW。

從戲劇理論的角度來說，主動且有積極目標的角色較容易書寫，而被動角色書寫難度相對較高。

在這個階段，我們也曾一度為是否嘗試以母親觀點敘事而反覆拉扯。

母女故事直到第五稿才算初步成形，此時我和李冰發現若要更立體地深化母女衝突，勢必要增加父親以及妹妹在家庭中的份量，從旁烘托莉莉與芳儀的心境。

家中每個角色都脫胎自我的家庭成員，其中較大的異動是我和親妹妹只差一歲，但在劇中為清楚區別姊妹視覺年齡差異而改動成差三歲。

第五稿至第八稿，李冰與我將焦點放在完善父親梁宗輝的角色。

同時我們也花費許多力氣側寫妹妹梁芳安，斟酌她時而天真、時而超齡的家庭觀察。

截至第八稿，故事又悄悄地從母女主線自然地發展為一家四口的家庭劇。

林書宇監製的加入：深化「死亡」命題2019年11月完成的第八稿是所有版本場景數及人物最多的一稿，也是女主角演員林嘉欣答應出演時所讀的版本。

此時場景數高達125場，遠遠超出藝文片平均的95場。

監製林書宇加入後，劇本又起了新的變化。

書宇給我的第一個當頭棒喝，就是指出我偏心父親，這讓自以為客觀的我相當訝異。

原來是長年在外奔波的父親與我之間保有審美的距離，反觀每日相處的母親太貼近我，難免放大彼此的缺點。

一直到書宇提醒，我才發現當母女兩人正面對決之餘，時常被戰火無故波及的父親其實也用自己的方式「逃避」衝突，這點最明顯見於梳妝台搬回家一幕。

在第八稿中，莉莉直到劇末才接受化療。

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抗拒莉莉接受化療，因為擔憂重心會過份集中在治療的過程，壓縮母女情感主線的敘事空間。

然而書宇首次劇本會議就說服我莉莉需要積極接受治療，也鼓勵我深入挖掘自身對死亡恐懼的根源。

「死」是華語文化裡重大的忌諱，也是一次次引發母女衝突的關鍵字。

莉莉面對死亡，是被動的。

芳儀面對母親，則是積極主動的。

兩股勢力糾纏角力、難分難捨。

愛恨一體兩面、母女一體兩面、成長與死亡一體兩面。

當莉莉的角色深化時，芳儀的角色也出現了新的深度。

演員與主創團隊：即興書寫截至2020年底，劇本又歷經六次流變，來到拍攝四週前的第十四稿。

第十四稿的重要更動是為每個場景附註日期，依據當年SARS的重大紀事重新調度場景次序。

增添日期的主要原因最初是為回答嘉欣關於角色心路歷程的提問，同時也讓攝影指導、美術指導與造型指導在前期規劃便能有所依循。

我和李冰的書寫原則就是劇本盡量只提供「事實性的陳述」，刪去一切非必要的裝飾性形容詞或副詞。

這種力求文字素樸與極簡對白原則，都是為掌握戲的精神而非形式，留下最大的發揮空間給主創團隊與演員。

在排演與拍攝過程中我會依照現場狀況不斷修訂劇本，透過適度即興捕捉獨屬於這些演員之間的化學變化。

也就是說，在排演與拍攝當下，演員也參與重新書寫劇本的過程。

從劇本到後製階段，剪輯與我進行了最後一次也是對故事最嚴苛的書寫。

最後電影刪節拍攝劇本近五分之一。

在此特別感謝編輯燕樵讓《美國女孩》以劇本形式與讀者見面，也為李冰與我的編劇過程留下難得的紀錄。

我鍾愛的作家西西與向田邦子，在乳癌手術後雙雙喪失右手的功能。

她們沒有因此中斷創作，反而以柔弱勝剛強的信念用左手持續寫作。

「無論如何都要寫下去」是她們的信仰，而《美國女孩》也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

我想要翻過這一頁。

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籌製《美國女孩》這三年來，支撐著我的是「無論如何都會寫下去」的信念、給故事時間自然熟成的耐心，以及對共同創作者的信賴。

只要說故事的人願意順應內在初心的引領，找到故事的節奏與平衡之美便只是遲早的事。

——阮鳳儀。

11月底，2021年。

寫於電影在TW上映前夕。

另 附1：《美國女孩》製片人苗華川為劇本書寫的「跋」《跋》（撰文：苗華川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記得鳳儀首次跟我提及《美國女孩》，是在公館的一家豆花店裡。

她說她想將自己2003年SARS時期的成長經歷寫成小說。

之所以是小說而非劇本，是因為她明白電影籌資之困難。

開發良久的劇本最終未能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是電影產業的常態。

她說如果拍不成電影，那她要轉而實現她兒時的夢想：出版一本書。

《美國女孩》的故事從2018年底開始萌芽，從大綱演進成初稿劇本、到2020年獲選優良劇本獎，到2021年最終變成一部電影。

現在，又因以上的各種緣分，繞了個圈集結成書。

一路以來，不論《美國女孩》經過什麼階段、變成什麼面貌，從未改變的是阮鳳儀必須說出這個故事的初心和決心，以及她說故事的真誠。

無論劇本經歷多少演變，鳳儀始終以坦然而深掘的勇氣回顧自身成長經歷。

恰是這份對自身生命歷程的誠實，使她的個人經歷能夠引起普世共鳴。

《美國女孩》不只是千禧時代的故事，也是當下疫情時代的故事。

讀者可能不熟悉鳳儀的中文系背景，但想必讀了劇本後就會明白。

鳳儀的文字簡明樸實、饒富韻味，在清楚敘事之餘透露洗練的氣質及人文關懷。

特別是梁芳儀做為「第三文化兒童」的身份認同仍為少數人的經驗，要引發普羅觀眾的共鳴實屬不易。

她和共同編劇李冰透過細密的因果關係推動劇情，對角色心理、場景及造型的描述豐富細膩，劇中對白帶有強烈的生活感，在戲劇化之餘仍維持對日常的寫實。

《美國女孩》歷經許多版本，然而每次閱讀都是娛樂性十足的體驗。

之後劇本定稿，團隊主創一一進組。

我看著年紀相仿的團隊互相合作、交換想法的熱情是非常愉快的。

即便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拍攝時面臨加倍的限制跟壓力，如何安排希臘攝影師來台、如何拍攝管制嚴格的醫院及桃園機場，主創團隊一起做出重大決定、一一解決問題。

在選角時，因為疫情我們不能進入校園海選，很多資訊都要靠網路宣傳，造成不少困難。

當我們突破難關，找到方郁婷及林品彤時，格外感到振奮。

隨著服裝定案、演員排練、各種場景陳設及施工完畢，我們一步一步地終於走到了拍攝現場。

每天看著電影場景猶如拼圖般一塊塊接起來，劇本中的每句話落實成活生生的影像，我實實在在地感到幸福而震撼，其中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家人幫歸來的爸爸染頭髮的戲。

好的劇本是電影製作賴以依循的骨幹。

清晰的敘事目標能讓優秀的團隊發揮最大的潛能，將故事與影像結合。

以爸爸染髮戲為例，劇本中「芳儀、芳安嬉鬧地幫宗輝染髮，莉莉在餐桌上收拾吃完的餅乾。

全家難得在一個和樂的狀態」讀來簡單的一句話，我們製片方考量的是：演員真的要吃這麼多餅乾嗎？

什麼樣的餅乾？

演員穿什麼衣服？

如果餅乾或染髮材料把戲服弄髒了，有備用服裝嗎？

染髮劑是什麼顏色？

他們在家中哪裡染髮？

若夜戲需要在場景外打燈，會不會吵到鄰居？

這場戲需要軌道嗎？

放得下什麼樣的軌道？

演員們都是坐著的，還是會移動？

劇本輕巧帶過的每句話要「轉譯」成影像與聲音，仰賴的是幕後工作人員預測問題的經驗與解決難題的創意。

在難題一一被破解後，躲在房間角落的我在現場聽到副導喊「action」，彷彿被銀幕中的戲吸了進去。

凱勛現場即興擁抱女兒、品彤戴著盆子在頭上可愛地說出「it’s gross」、郁婷的大笑、嘉欣看到戲中丈夫與女兒互動帶出的複雜情緒―美術、服裝、燈光、鏡位，所有元素都在對的位置。

看到這場戲，我跟著角色笑，也跟著他們難過。

突然間，我想到自己與家人的片刻。

許多訪談都會問我們希望觀眾從這部電影得到什麼？

這是一個很廣泛、很難回答的問題。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我希望觀眾能在觀影過程中跟我一樣，想到家人、想到自己（或以前的自己），拾起一些被遺落的情感。

感謝編輯梁燕樵讓觀眾有機會以文字的形式和《美國女孩》見面。

這個故事由阮鳳儀開始，也會因為她而繼續往前。

無論是在當下疫情的艱難時期或未來，希望這個劇本、這部電影，可以打動到你，提醒我們活在一個有愛的世界裡。

另 附2：《美國女孩》監製林書宇為劇本書寫的「序」《給家人的情書》（撰文：林書宇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我真的受寵若驚。

謝謝書宇，for everything。

」收到鳳儀傳來的訊息時，我正在會議中，一個故意安排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時的會議。

因為很在乎，所以我習慣選擇讓自己忙碌而不去面對，畢竟當下看了也改變不了結果。

看到訊息的我趕緊回，「我沒有在看，發生了什麼事？

」電話立馬響起，包括最佳劇情片，《美國女孩》入圍七項大獎！

我們開心地互相表示驚訝，也恭喜彼此，匆忙掛了電話後，我繼續回到還沒結束的會議。

接著，手機傳來一則則的祝賀簡訊，而除了祝賀也開始有更多人好奇問起一個讓我認真思考與回憶的問題，「你怎麼會擔任阮鳳儀導演的監製？

」因為緣份，因為命運，但最初的原因，就是你（讀者）手中的電影劇本。

我無法說我第一時間就看出鳳儀的導演才華，或馬上知道我會參與其中，但我知道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了我。

有些劇本就是這樣，你看著當中的細節、看著角色的互動，就會知道這不是編造出來的。

這些點點滴滴，一定都是作者最真實最赤裸的經歷。

而最真實的，往往都是最動人的。

擔任監製之後，在鳳儀的劇本上我跟她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我不停地提出疑問，她不斷地繼續修改。

與其說我是監製，我更像是嚴厲的老師，一直打槍學生的作業不讓她過關。

其實，鳳儀每次的修改都讓我驚艷。

又寫出更棒的戲、又找到更深的連結、又取捨掉一塊（對故事來說多餘的）心頭肉。

但因為一次次看到她的潛力，相信她還可以更好，我就貪心地像個無情的編輯，一再地退鳳儀的稿。

有人說，創作個人故事，就是要寫到會讓人害羞分享的內容。

這劇本是鳳儀的私人日記，也是她給家人的情書。

分享出來有沒有讓她害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位讀者都會被他們對彼此的愛療癒。

如今影片已完成，從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鳳儀完美地平衡著她的理性與感性（面對自己的故事，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成就一部私密又處處顧及觀眾的動人作品。

過程中，亦師亦友的我們彼此分享許多關於創作，也關於生活。

無論私下或公開，鳳儀也時常謝謝我對這部電影的幫助。

但都是她在道感謝，我卻好像沒有反過來對鳳儀好好地說聲「謝謝」。

我要謝謝鳳儀，讓我參與她人生如此重要的第一部長片。

謝謝鳳儀，讓我首次擔任監製的作品就這麼的優秀。

參與《美國女孩》，我得到的遠遠比我付出的還要多好多。

謝謝鳳儀，for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