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

这热度，简君晋时隔十年才拍出第二部自编自导的长片，非常需要，金像奖影响力总被判为式微，自然也需要。

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催热关系外，还有另一重相互成全。

《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

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

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

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

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

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

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

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

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

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

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

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

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

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

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

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

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

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

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

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

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

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更多火力。

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这个片子必须在影史留名，也许注定会在影史留名。

感觉明年会拿大奖。

很多人都在说香港电影的没落。

其实我并不觉得。

大家所关注到的所谓的没落的部分更多的是商业电影和商业电影市场。

虽然这一部分不可能再有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快速来钱的电影少了，却让更多的电影人会放弃这一部分，转向拍更多的非商业题材的电影。

从讲香港因为人口问题大批学校关闭的《五个小孩的校长》，到独居底层人士的《幸运是我》，到关注情绪病患者的《一念无明》，再到描写在香港工作的女佣群体的《沦落人》，讲述残障运动员的《妈妈的神奇小子》，以及香港和内地青年现状的《金都》，还有关注老年人的《杀出个黄昏》，再到关注联合国难民的《白日青春》，以及現在的这一部《白日之下》（我还漏掉了很多）。

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其实是过去这十年香港电影发展到另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印证。

《白日之下》里讲述的真实案件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正好是确诊抑郁症的时候。

看到了新闻，却不敢点开来阅读全文。

会让我想起来香港的第二年，在地铁上和表妹闲聊。

就读社工专业的她告诉我她跟随老师和同学去探访笼屋的居民的见闻。

只是听她寥寥几句描述，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再到后来，专门又看了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尔冬升导演的《癫佬正传》，还有一部讲述避风塘渔民上岸电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

感觉现在这个时期，虽然像许导《投奔怒海》这样艳惊四座的电影也许没那么多，但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电影和《白日之下》都是对现下香港最好的记录和反思。

这部电影尔导是监制。

还是挺有他的风格的。

直白，不弯弯绕绕不过度煽情，也从不遮遮掩掩。

电影的配乐很不错，我的表达有限，能想到的词是“恰如其分”，给电影加分但不喧宾夺主。

存票根

本来想写个短评谈谈感受，但发现这部电影有太多想说的地方，所以还是决定絮絮叨叨的记录一下自己的体验。

电影本身三星半，但是议题和场面调度值得更高分。

很可惜是之前没能去看《不止不休》，原本这两部放在一起可能会有更多可以深究的部分讨论。

这部戏是双线并行，一边讨论了社会制度框架下对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生命权的倾轧剥削以及对他们尊严的漠视；另一方面讨论了当今社会越来越举步维艰的“新闻正义”困境。

而导演中途虽然通过各方之口将多方立场、困境与说辞都摊饼一样的全部铺开来晒过，其实他本人的立场还是非常直接和鲜明的表达出来，并没有留下开放与讨论正反的空白。

比起院长即使受害人也是加害人的诡辩、比起新闻主编强调新闻客观与依据的抽离、比起律师遵循司法程序合法性捍卫制度的妥协，比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残弱病人和家属对吹哨人和卧底记者的控诉，导演通过两个情节敲醒了观众：一个是，律师向女主解释撤诉是“为保护受害人回到正常生活”来为制度（一罪不二审）的漏洞开脱，而女主直接指出‘“越恶越能脱罪”以及“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受害人从来就没有所谓‘正常’生活，这双层的社会不平等与程序正义的虚伪性；另一个是，在院友及其家人因为彩虹院被取缔流离失所，把所有遭受的非人待遇归罪于女主对事实的揭露后，阿通爷爷对女主所说“永远不要为做了正确的事，而感到内疚”，来开解女主坚持“新闻正义”的意义。

这两处点出了：实就是事实，对恶行的掩盖与纵容找任何理由都是帮凶，而始作俑者往往都是通过裹挟被害人来脱罪，并越发巩固其作恶的机制，摧毁正义的行径。

在整个角色设定上，导演还通过“章院长”与“芳姐”两个同样属于被侮辱与迫害却助纣为虐的“伥鬼”角色，不断的向观众展示了他的态度，滋生与助长恶的，往往不是最终得益者，他们都是躲于幕后通过操纵那些原本也是被压榨（院长的残疾、芳姐的超长特殊照护工作）的对象，给他们放权与分赃来迫害更弱者。

说到具体的角色和情节，比起女主角，其实我觉得琳琳和明仔的演技更打动我，特别是琳琳在遭受性侵后几次流露出“正常人”痛苦的表情与她本身6岁智商的行动形成的对比，让人看了以后非常的冲击与难受。

另外，这部电影里让我觉得拍得最为印象深刻的片段并不是那几段明显象征意义的空镜和天台戏，而是一开始进入护养院的的环境镜头与后面女主在社署检查时进入护养院看到打扫的场景的对比。

其实场景设置的环境基本没变（依旧很杂乱），但是透过镜头我能明显的感受到被清洁打理过的不同，不仅在于多了护工清理的情境还在于灯光的运用（一直以来是压抑灰暗的，这段明显非常的敞亮），这一段真的绝了。

它让我想到我师弟曾经和我说过的，“师姐，你知道怎样知道一家养老院是否条件不错，不是简单看里面的设施，而是进入的那一瞬间，你所闻到的味道，味道才最能反应内部的真实环境”。

而这个镜头的对比，通过光线让我体验到了似乎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最后说说电影中关于照护的题外话，看电影前刚好和老爸聊了前几日看到北大教授胡泳个人的失智老人照护的经验。

他虽然一句话总结“这个世界对老年人不友好”，但其实这个背后有更酸涩和残酷的现实问题：照护入贫。

他的例子是他作为一个在学界颇有影响的教授，但因为必须全力承担老人的照护，而不得不减少工作、无法出差、需要长期陪护，同时还要负担高额的老人医疗护理费用。

这都让他精力憔悴同时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工作收到冲击，个人生活水平与经济状况更是首当其冲。

而比他更极端的是，事实上，很多全力照护高龄或疾病家人的例子，不仅让人阶级滑落，甚至是人生直接走向崩溃。

日本曾经NHK关于贫困的记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原本在东京从事外贸翻译的精英女性，不得不回乡长期照护患有精神病的姐姐，于是无法稳定工作、耗尽积蓄，人到中老年，最后姐姐离世以后，无法重返社会，成为拾荒者。

而这样因为一人疾病或老去，让亲人陷入困境的现象并非个例，甚至成为了越发严峻的社会问题与趋势，这绝不能归因到个体际遇，而是整个社会保障结构与制度的严重缺席。

而电影中，琳琳的家庭其实正是这样的例子，她的母亲在和女主的对话中，说到自己就不应该工作导致女儿被性侵，而最终下决心把女儿接回家照护，而电影后半段，女主再去她们家时，家门口贴满了各种缴费单，其实正是暗示了，全职的陪护，并没有让琳琳后续的生活生存环境变好，反而她们家极有可能全家陷入了贫困，变得更加的艰难。

看到前面，也就是章院长准备性侵前这部分时候，我的感觉是主角应该还会跟踪报道，甚至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挖吧。

所以当时脑子里闪过《不止不休》的时候，我觉得《白日之下》应该会讲个更不错的故事。

但后面落到了性侵案，甚至视角从香港整个疗养院制度转到了彩虹之家资质和个人问题时候，我突然觉得，导演格局小了，尔冬升监制应该也不是单纯想拍个这样的着眼于一小处的题材吧。

其实主题和矛盾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不过貌似没看到有这类题材电影出现：老人是否是这个社会的负担。

而这个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答案也正在向我们不愿接受的那个方向接近。

所以在看电影前半部分的时候，无论是彩虹之家中护工短缺、护工中善良的阿姨、狠毒的护长以及帮助照顾护工，同样在彩虹之家的明仔以及章院长。

除了护长的塑造脸谱化外，个人觉得都是性格复杂的角色，同时也有着小人物的无奈。

也正是此，当琛哥说报道要讲到制度问题时候我觉得可笑，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跟议员的采访，包括给老人毫无尊严的洗澡这块，在报道出来后，我真的觉得电影要继续往制度这块深挖。

但可惜，随着章院长个人的被调查后，故事开始往彩虹之家这个小家庭的视角展示，而模糊了疗养院资源紧缺、私人疗养院化问题以及社署是否该收回监督权等问题。

短评里有人提到《不止不休》，所以到这里也不得不提《不止不休》和《白日之下》谁在哪方面做得好，谁又在另一些方面做得好。

《不止不休》中血牛帮助伪造乙肝体检证明后，在电影快结束的部分医生交代了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包括自己的无奈、也包括后面这些群体的苦、也有乙肝体检证明的不合理问题等。

而后便是白客的调查，采访众多乙肝患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传染性。

而在《白日之下》，这部分也仅仅在与议员的采访中有提到，（以及有一处不太明白的就是死人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和警察，这段可能是要算人头还是什么的，不太理解）但后面几乎就不再讲了。

而《白日之下》尽管被批评格局太小，但却落在了真实的个体身上，让观众能够切身体会老人的处境。

这里面包括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妈妈吐槽人老了就没用了以及周老爷子装糊涂大智若愚。

哦对了，不得不夸的还有电影里色彩处理和音乐所调动的感情。

水哥去参加婚礼，三人带出来看海，画面从冷色调的疗养院到海边夕阳下的暖色调转换，以及周老叼着烟让拍照，都告诉观众他们此时的放松。

而院长性侵小玲时候的房间、阴冷中透着浅浅的绿色，加上掏耳朵时候的诡异音乐，就算一开始不相信是要准备性侵了，在此刻已经确信接下来要做这些畜生事了。

也正是拍摄和音乐的功劳，整部影片虽然让人觉得失望，但情绪调动拉满，比起《不止不休》端着的样子反而更加真实。

也因此后面爷孙女两人假戏真做后将要离别时候的悲伤，以及晓琪最后开车时候的哭感到合情合理。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

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

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

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

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

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

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

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

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

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

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

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

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

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

比如：“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

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

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

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

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

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

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

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

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

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

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

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

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

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

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

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

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

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

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

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

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

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

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

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

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

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

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

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

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这两年的很多青年导演都是看似有希望，但简君晋的确让题材陈旧的港片有了题材和主题上的新的突破。

《白日之下》这个片名很有意味，将几年前香港的复康中心虐待患者的社会题材搬上银幕的确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影片没有俗套的说教，而是从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非常坦白的告诉大家，社会秩序永远都在完善的路上。

就像简导演分享的创作心得：电影能够提出问题，却不一定会解决问题。

［黑暗在白日下也黑暗］ 在银幕上见到年近八旬的姜大卫、鲍起静，年逾九旬的胡枫，很是高兴。

同时看着熟悉的面孔老去，以及片中饰演角色也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不禁阵阵心酸。

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掉队，这也是香港演员业务能力的体现。

影片的社会背景虽在香港，但导演能够抓住“共情”让更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生活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边缘群体。

而他们就是生活中处处看得到的残障人士、老年人们，而他们也许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不同、人老了会成为家庭的包袱…… 影片中的残障人士角色，对于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突破，但作为一名观众，能够真实感受到影片中人物的内心。

尤其是片中小玲和明仔虽为智障，但当小玲被提及性侵时，看似情绪无常，但明显能感受到智障人士被镇压住最深处的理智。

小玲扮演者梁雍婷真的演出了那种层次。

那种被迫回忆伤害后撕心裂肺的痛，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也是近年来内地大银幕上非常有价值的镜头。

明仔感受到小玲受到人身威胁时试图努力挣脱绳索时的怒吼，以及在窗边感受外面世界美好的阳光与空气，影片也在这时插入了一个仿佛是明仔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生活，他荡着秋千，本该享受与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 姜大卫时隔多年再度回到大银幕上的通伯，影片中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说，装傻总比不傻要活得容易。

而他对于小琪的正义行为更是在背后默默付出和支持，明知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流离失所。

通伯角色的人格魅力的确强大，对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奇事物，他依旧有求知的欲望。

对待水哥（胡枫/饰）也是重情重义，每当小琪抽烟时，他就会夺过烟来，说：“少抽点烟吧，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无所谓了。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与话语，却给予了小琪对亲生爷爷的情感遗憾与空缺。

通伯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从未感受过的“爷孙情”，两人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柱。

而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当属水哥临终前一晚与通伯的对话。

水哥躺在床上向通伯说，每天晚上在床上时那种沉下去的感觉，感觉再也不会醒来。

而第二天太阳升起，又能够看到通伯的感觉真的很好，而水哥在这之后却是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遗体移走，又是一个老人代替了那个位置。

水哥的现实演员——胡枫，应当是现今唯一一个粤语片时代还健在的老戏骨了，现今92岁高龄，结合影片中的场景，更是感慨现在在银幕上能够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还身体健康，能够留下作品，真的很珍惜，很感恩这种难得。

老友共处的最后一晚 影片中林保怡、青年演员余香凝的表演也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但不展开篇幅说了，期待下今年的金像奖吧。

影片中的台词、镜头的考究无一不是对这个还很不完美的世界的思考。

片中小琪的上司对于小琪那种正义、求真的韧劲，身为过来人很多事都看得清楚，但作为被现实打败的媒体老人，内心还是希望小琪能够秉持初心，最后对小琪的那句“去你的”，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欣慰。

［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人老了，就是包袱］［人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可以选择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加少；不要因为选择对而内疚］…… 再说到影片在内地的放映态度。

今天对港片的没落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角度，看着内地院线屈指可数的排片，就连今天观影影厅都被放在一个微型影厅，甚至都不需要过检票口。

一直都在说港片不行了，但通过这部影片可见虽然题材敏感，但对待态度上何尝不是使港片持续没落下去的一个原因呢？

几天后同样关注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港片《年少日记》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对待呢？

港片近年来类似题材的影片，像《可爱的你》《杀出个黄昏》都很有思考性。

不止香港，中国各地的典型性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也非常希望更多导演能够透过电影让人们发现问题，就像影片最后，坏人依然逍遥法外，残障人士的家人活在阴影下，法律依旧不健全，但结尾记者们还是在奔向每一个接近真相，求得正义的路上。

希望永远不会泯灭。

虽然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无法改变，但能够透过一部作品引发点思考，就是一种进步。

“爷孙”的有爱画面

林保怡拿捏的又一个变态角色

92岁的胡枫，珍惜与他银幕上的相遇吧

《白日之下》电影主题曲

一. 章剑华案 影片中，”彩桥之家“的院长章健华涉嫌性侵院内智力残障的女性而被检方起诉，最终在开庭时刻检方决定不起诉。

事后记者凌晓琪质问检方律师，律师做出三点回应：第一，环境证据不足以坐实章健华性侵事实；第二，被性侵的小铃在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第三，香港不允许”一案两审“，所以为了日后追罪的可能性，这次暂时放弃起诉。

这三点成为了章剑华案必须撤诉的理由。

第二点非常好理解，但关于第一和第三点，必须要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背景。

以下是我咨询一些法律专业的同学整理的答案，如有疏漏和错误欢迎评论补充指正。

二. 环境证据关于环境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可被定义为 是指由行为人作案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状况及能够反映现场特定环境的资料而形成的综合性证据 。

参考来源： 利用环境证据断定事实并排除合理怀疑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spp.gov.cn) 具体可以包括专家证言、证人证言、相关物证等。

环境证据可以对关联事实的证明形成证据链，推理来断定作案结论。

参考来源： 香港这个医学专家瑜伽球谋杀妻女案简直太迷，逼我认真学了一会儿法条_风闻 (guancha.cn) 在章剑华案中的，在影片中着重提及的环境证据有垃圾桶里沾上精液和受害人核酸的废纸以及通伯隔着磨砂玻璃拍摄的案发时段的视频。

那么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章剑华犯下了侵犯的罪行呢？

控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行，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审讯章健华的片段中略知一二。

在章剑华的口供中，他将废纸上的精液解释为自己的梦遗，将受害人的核酸解释为经常来办公室玩耍和翻垃圾桶；而那段案发视频只能清晰辨认出章剑华和受害人在办公室单独相处，并且二人有比较多的互动（通过磨砂玻璃的影像）。

尽管这些证据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并不足以完全排除疑点，关键在于无法证明二者的互动是性行为。

因此，受害人的口供就至关重要。

但因为前面所提及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导致无法坐实章健华性侵行为。

三. 一案两审（一罪两审）影片中出现的”一案两审“的说法并不严谨，在香港法律中应该叫做“一罪两审”。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因为同一项罪行重复起诉被告。

现有的禁止一罪两审规则，作用在于禁止控方在某人已获判无罪或被定罪的情况下，以同一项罪行再次检控此人。

这项规则所源于的理念，是已受刑事审讯之苦的人，在最终裁决之后不应再受困扰；获判无罪的人应可重过正常生活，而被定罪的人则应面对适当惩罚。

参考来源：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 法改会刊物 - 报告书 (hkreform.gov.hk) 香港法律和大陆法律并不一样，香港沿袭的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一罪两审”的英文原称是“double jeopardy”，大陆经常将其译为“一事不再理”。

关于这个设定的历史由来和合理性，可以参考文章： 【TOP100】张卫平 |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qq.com) 在章剑华案中，控方律师在笃定无法胜诉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未来胜诉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撤诉。

因为在环境证据不充分和受害人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控方很有可能败诉，而一旦败诉，控方就不得再重复控告章剑华，这起案件就彻底无法翻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法律中，控方在庭审过程中如果感到证据不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重新侦察，将案件移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参考来源： 补充侦查_百度百科 (baidu.com) 四. 章剑华案原型：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最后，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原型，可以阅读： 「康橋之家」院長兼社工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事件 -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hkjcpmh.org.hk) 我觉得影片中最尖锐的一句质问来自智力残障的少年对记者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以后都会来？

这句话或许是在问记者，问律师，问警察，问政客，但这其实更是在拷问观众：舆论的潮水终将褪去，正义的目光还会持久落在阴暗的角落吗？

我们是真正在乎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猎奇之心。

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白日之下》以16项提名大热入围，并最终斩获最佳女配角梁雍婷、最佳男配角姜大卫及最佳女主角余香凝三大奖项，在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后，与影帝失之交臂的林保怡也成为坊间公认的遗珠之憾，令观众为之扼腕。

《白日之下》剧照。

这部以女记者暗访民营养老院舍，揭发重重黑幕为主线的社会新闻改编之作，糅合多宗由港媒曝光且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

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以及2019年同为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等等。

题材如此，《白日之下》注定不是讨好市场的。

历经5年，辗转5任投资方，导演简君晋和监制尔冬升不讳言其前期筹备艰辛。

它不似早前引爆票房的《周处初三害》那样爽平快热血激情，也没有横扫金像技术类奖项的《金手指》般声光电风格华丽，却以全员在线的演技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充斥谍战与商战、催泪与爽文的华语片市场带来更具社会关怀的叩问：身处白日之下，如果黑暗张牙舞爪，坚持理想探寻真相的人，以卵击石能改变什么？

真是久违了，如此真诚而沉郁的叩问。

撰文｜一把青院舍群像：众生皆苦，平庸之恶有多久违呢？

简君晋忆述，找尔冬升做监制时原本战战兢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并表示剧本令他想起30多年前拍摄的《癫佬正传》，“这个故事值得拍出来”。

姜大卫也在获奖感言中调侃，自己和哥哥秦沛，分别仰赖弟弟尔冬升导演和监制的作品斩获金像殊荣，“一个做癫的一个做傻的”。

不妨先回看1986年《癫佬正传》，尔冬升演员转型导演的处女作，隐射1982年元洲邨精神病患血洗幼儿园案。

女记者跟踪报道辅导精神病患的社工，也追随社工的眼睛窥探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年代精神病患的边缘处境。

有街市雨衣暴徒走到哪都会被辱骂驱逐，有拾荒者不听劝阻娶妻生育，结果女儿重病、儿子被自己活埋，有康复者（秦沛饰）原近回归正常生活，却因前妻禁止探望儿子刺激病情复发，他开始生吃活鸡喊打喊杀，终酿下幼儿园惨案。

电影上映时曾因残暴血腥画面和“每二十个人就有一个癫佬”的宣传语，被指耸人听闻、放大丑化精神病患对社会的危害，尔冬升多年后反思，也承认创作时只关心让人同情的拍摄效果，忽视对社会福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再拍一定不会这样拍”。

《癫佬正传》剧照。

所以《白日之下》，可谓是接棒《癫佬正传》（以下简称《癫》）并弥补其遗憾。

资深记者晓琪（余香凝饰）是业内有名的放蛇（暗访）王，她不再像《癫》中的女记者那样不顾闪光灯对受访者的伤害动辄举起相机，而是在收到彩桥之家虐待举报后，扮作老年痴呆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以探视和帮忙的名义收集材料。

如果说《癫》刻画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文明进步，他们被收容至本该最获保护的院舍又如何？

对晓琪眼前所见，导演尽量采取去奇观化的表达，狭小的空间、污浊的环境、封死的窗户、动辄施暴的护士和过期烧麦配饭的餐食，就连最震撼人心的、院友被用轮椅推上天台全裸淋浴画面，镜头也缓慢而平静，非强调视觉冲击，其张力却更突显寄居此地老弱病残者的逆来顺受。

《白日之下》剧照。

彩桥之家的群像描摹，同样是上承1992年张之亮《笼民》。

贫穷的男人们挤在深水埗廉价宿舍，以微薄租金换取栖身铁笼，有人死了被抬走，铁笼稍作整理立刻有新人进驻，众人早习以为常，因各个身后都有一串悲歌。

《白日之下》中智障少女小铃被院长以雪糕诱导性侵，母亲不敢声张唯有将她接回家，懊恼不该因自己上班才送她进院舍，自闭少年明仔跳窗堕亡，妈妈边烧纸边哀叹也算放下心头大石，并反问晓琪“我是不是很混蛋”，是照顾者身心俱疲之无奈；通伯好友水哥，难得欢天喜地外出参加孙女婚礼却被女儿扫地出门，次日睡梦中静静去世，寿则多辱，“人老了就是包袱”，是亲情难以言说之窘迫；残疾人琛哥常在院舍帮忙以工抵租，会在水哥赴宴时不动声色出借自己唯一的像样西装，也会偷盗奶粉外出变卖，是人性复杂之下的龌龊；护士何姑娘暗中良心过不去，匿名向传媒举报却习惯石沉大海，是个体之懦弱与环境之冷漠……

《白日之下》剧照。

看起来是将家人推向炼狱，已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看起来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懦弱的内心也有过挣扎，甚至性侵院友屡犯屡脱罪的院长（林保怡饰），也畸形地理直气壮称自己没错，错的是虚伪的社会，只有同为残障人士的他才能共情被抛弃者，给他们一个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最邪恶的事情是那些没想过自己能选择善恶的人做的”，阳光普照之下，善恶真的如光明与黑暗般边界分明，可轻易二选一吗？

众生皆苦，唯有自渡。

新闻调查：从善如登，毋须内疚由于情节悉数来自真实事件，演员的人物塑造便格外关键。

三个获奖角色中，智障女小婷将心智欠缺的天真，与遭侵犯后无从表达的惊恐拿捏得丝丝入扣；女记者晓琪稍显脸谱化，但她满口不屑职业理想，做起事又二话不说冲锋陷阵的执着，也看得江河日下的新闻业者心有戚戚。

至于最关键的通伯，诸院友中背景交代最模糊的一位，姜大卫年轻时是邵氏武侠片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游侠，老来诠释蜷缩院舍，看透一切扮傻求自保的寂寞长者，不是哀怜与说教，而有轻盈的俏皮和温情。

他自始至终未点破晓琪来意，如常与她拍照外游，分享零食倾听心事，又坚定将终日把玩的、存有院长拉小铃入房视频的手机交予她。

最催泪一幕，无疑是故事结尾院舍受罚关门，院友在街头等待安置，纷纷责怪晓琪害他们无瓦遮头，远处独坐的通伯与流泪的晓琪大雨中对望，他摘下帽子给眼前的假孙女戴上，挤挤眼睛吐出为全片一锤定音的金句：“人生很多时候没得选，会选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少，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

从恶如崩，而从善如登。

平心而论，在鸡蛋与高墙议题上，比起去年贾樟柯监制《不止不休》中，揭秘乙肝歧视与代检内幕时开了金手指式的调查和隔靴搔痒的指控，《白日之下》显然大胆迈前了一步。

但相较更成熟的新闻行业类型片，例如踢爆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案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关注韦恩斯坦性骚扰案和#MeToo运动始末的《她说（She said）》，《白》中探寻真相的一条线，仍有套路化的避重就轻之嫌。

从上司“新闻很快就会过去，要指出的是制度弊端”的命令，到同事“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的讨论，还有晓琪对“建立这么多制度，结果连个小朋友都保护不到”的问责，都有些喊口号式的流于表面，工具化地主题先行，掷地有声但无以为继。

《不止不休》剧照。

反倒是“鸡蛋”那东亚式的沮丧结局更值得回味。

当舆论确实被引爆、涉案院长却仍因受害人无法出庭逃过罚则，恶没有被撼动，金主随时可等风头过后换个招牌卷土重来，从结果论，轻飘飘的一张停牌票，真正付出代价的只有院友——彩桥之家结业，众人流离失所，为众人抱薪者晓琪善因难得善果，事态走向与调查初衷大相径庭，早知如此新闻做还是不做？

无力感之余，“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是通伯说给晓琪听，也是电影主创隔空说给故事原型听，不是正能量鸡汤输出，而是尘埃落定后，面对更大的深渊时的宽慰与开解。

《聚焦》剧照。

有趣的是，在近期电影登陆院线的宣传中有人指出，反高潮结局另辟蹊径，没有迎合观众大团圆期许，导演则坦言非刻意为之，现实就是如此，晓琪的原型确实遭到谩骂，这倒真真印证了《聚焦》中的台词，“有时我们很爱忘记，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间天亮了，人们却开始互相指责起来”，事实上，这位前放蛇王如今已转职公关，有传媒找到她回顾旧事，她未直言离开新闻界原因，只表示，“我依然老土地认为，既然改变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让自己跟着世界走，维持自己觉得正确的东西行下去，起码对得住自己。

”

《癫佬正传》剧照。

继而想起电影上映后的一种声音，指电影仅堆砌悲惨事实，而没有提出解决策略。

其实，《癫佬正传》横空出世也面临过同样的指摘，我们固然不能奢求一部作品换来药到病除，但两部呢？

十部呢？

《笼民》推出之际有人畅想，未来经济发展笼屋消失，这部影片就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时至今日香港笼屋仍在，笼民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滑向更小众的一端，电影反而成为发声和铭记。

《白日之下》剧照。

而在现在愈发速食的流量年代，新闻更迭未及“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后浪推前浪，以《白日之下》为代表，写实题材作品存在的意义，也许就是让这些事件在时间的线轴上停留得更久一些，不止是几行冷冰冰的新闻文字，也不是某段一分半钟的爆款视频，而是凝铸当事个体切肤之痛的人文光影。

不论过了多久，只要仍有人在乎，就还是能被看见、被相信、被记得，投石积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

封面题图素材为《白日之下》剧照。

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

看完之后真的是五味杂陈。

这是一部很勇敢很诚恳的影片，它直面了一些真实的问题，没避讳也没托辞。

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真实和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养老问题是社会支持系统失灵、公共资源匮乏导致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和家庭抛弃了他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但真实的生活就是复杂和暧昧的，所有的社会支持都是要耗费资源的。

责任推给政府，政府需要掏钱，钱从哪里来，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怨声载道了，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整个社会无人幸免，选择就是顾此失彼。

责任推给家庭，我非常理解照顾老人和残障人士是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尤其在现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每一方都陷在困境中，政府、家庭、养老机构和院友，无一幸免。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感触颇深，希望之灯渐次熄灭，未来一片晦暗不明。

还有一处我很感慨，当养老院被关闭的时候，院友们纷纷指责记者多事，为了流量或者揭露真相的冲动而不顾院友利益。

记者悔恨也好委屈也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但这里是将矛头指向了群众内部，而社会支持系统这个最应该参与他的一方却在讨论中隐身了。

记者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揭露社会问题，接下来就应该全社会来反思和探讨解决方案，当然这很困难，但如鲁迅所说，要做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强者。

影片还讲述了养老院长借职务便利性侵智障人士的事件。

现实中哪怕是正常女性控告性侵都步履维艰了，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一个神智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的智障人士。

有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一定会使用它，挥刀向更弱者，这已经屡见不鲜了。

最后，影片叙事上克制又动情，极具渲染力。

虽然节奏上略显割裂，但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