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本片几乎没有娱乐属性。

对汉娜阿伦特一无所知的观众，可能会看得有点费劲。

因为……里面出现的人物众多，谈话中还夹杂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名，一次又一次考验观众的眼力和记性。

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整本电影看完了，可能会被结尾的演讲所震撼，但回过头来想想前面细碎冗长的铺垫，会不会觉得有点“头轻脚重”？

至少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看完第二遍，我有了新的发现——前面的“铺垫”才是本片想要完整呈现的阿伦特。

一般的传记片以时间为序，记录人物在不同年代的经历，本片没走这条寻常路，而是通过一件事来展现阿伦特这个人。

所以除了要讲清楚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来龙去脉，还要交代阿伦特的过往：有些可以通过她的叙述完成，有些必须再现当时的场景，比如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具有时间跨度的感情线，穿插在电影的不同处，直接导致了时间线的跳跃。

海德格尔晚年幽居山林，阿伦特几乎每年都去探望他，两人保持着一种“友达以上，旧情未满”的微妙关系。

电影如实展现两人悠闲的林间漫步，以及海德格尔猝不及防的炽热表白。

如果观众对此毫不知情，难免满头问号：这个阿伦特和老公那么恩爱，一言不合就把嘴亲上了，怎么转个身又在森林里和旧情人搞暧昧？

仔细想来，真不能怪满头问号的观众，本片对于汉娜的感情世界，表达得实在隐晦。

电影开篇就是关于婚姻的讨论，闺蜜玛丽麦卡锡红杏出墙要离婚，汉娜劝她冷静些，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要么接受男人的本性，要么就自己一个人过。

”言下之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阿伦特的“美满秘诀”。

阿伦特和丈夫海因里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容开放的婚姻关系。

影片多次暗示海因里希在外偷腥，而阿伦特表现得毫不在意，哪怕闺蜜都提出了质疑。

海因里希也不干涉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通信，各自放飞。

普通人难以想象，一对如此亲密无间的伴侣，明里暗里可能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越轨……你和幸福浪漫的婚姻，差的只是一只闭上的眼睛。

闺蜜玛丽麦卡锡在片中的存在感非常强，当汉娜的文章遭受抨击，她冲到第一线反击，当汉娜暂居乡下小屋时，只有她手握一束鲜花去探望……发自内心的欣赏，是一切美好关系的基石。

阿伦特在1975年猝然离世之后，麦卡锡发表了一篇《怀念汉娜》：汉娜是最不爱出风头的一个人。

她从来不深思熟虑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开演讲，她都严重怯场，结束后，她只会问“还行吧？

”自然，她也不会在私下或者公共场合逢场作戏，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点逢迎，她都不会，她不擅长假装。

虽然她总是骄傲于自己作为欧洲人，挺会说谎的，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莽撞的美国人，总是把真相脱口说出，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小小的傲慢。

但是，这点小小的骄傲，从来和她真正的成就没有关系。

在我和她成为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次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如果她发现你写的什么东西不好，她才不会拐弯抹角地跟你说，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声地告诉你。

我觉得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阿伦特的性格，这就引出了接下来我想讨论的一点——真实的阿伦特到底是怎样的？

看完电影，我觉得芭芭拉苏科瓦表演细腻，眉宇之间情感流转，把一个女性在舆论围攻之下的矛盾和不安都演出来了，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神里少了一些内涵。

直到我看了汉娜阿伦特的访谈录像，再回去看电影里的阿伦特，不得不说，完全是两个人。

我丝毫不否认戛纳影后芭芭拉苏科瓦的演技，但她与阿伦特的气质实在大相径庭，即便用力模仿，依然毫无交集。

真实的阿伦特有一种雌雄同体的粗砺感，不拘小节。

她斜坐在沙发上，呈打开的姿态，气场强大，抽烟动作早已和她融为一体，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她忽然摘下眼镜大力揉搓眼睛，几乎要把眼珠挤出来了，完全不是优雅淑女的作派，更像一个斗士。

她的目光坚定，毫不畏惧，仿佛体内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她绝不是多情敏感的，她的肢体和语言都异常干脆，不拖泥带水。

她声音低沉，语调平稳，时而微笑，充满智慧。

反观电影里的阿伦特，她太精致了，太多愁善感了，她的姿态是内收的，眼神是闪烁的，她思考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了她指间的香烟。

她更像是一位温柔善良但心理素质不佳的母亲，而非犀利睿智大气沉着的思想家。

本片关于“平庸之恶”的理论，浓缩在了片尾的演讲当中，这段台词字字玑珠，非常精彩！

阿伦特跳出了犹太人受害者的立场，如实记录了“犹太委员会”的劣迹，实事求是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

平庸之恶并非只存在于二战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这种不思考只听上级指令的事，生活中比比皆是，只是恶有大有小罢了。

逃离“平庸之恶”，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然而在极端的政策下，这么做谈何容易？

假设艾希曼经过了思考，明白杀害犹太人是反人类的行为，但是他权衡了一下，不杀的话自己和家人可能会有大麻烦，最后，他还是做出了更利己的决定……平庸之恶，恶的不是个体，而是极权暴政。

个体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对权力滥用保持一份警惕，以及对自己的道德底线，多一分坚守吧。

最后附上演讲全文： “《纽约客》派我去报导艾希曼审判，我认定法庭只有一个目的，行使正义。

这任务不简单，因为艾希曼所犯的罪行，在法典里找不到，而这样的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法官还是要把艾希曼界定为因其行为而受审的人，受审的并非“体制”，不是“历史”，不是“主义”，更不是反犹主义，只是一个人。

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有个问题，他们坚持这些不是自己的主观行为，仿佛这样一来就没人应被惩罚，也没什么需要被宽恕。

他再三强调，与检方的指控恰巧相反，他从未做过任何自主行为。

他也没有一丁点儿“意图”，不管是好是坏，他做的只是“遵循命令”。

这是典型的纳粹式辩解……他让我们明白，世界上最极端的恶，是无名之辈所犯，行恶之人无动机，无信念，也非心怀恶念或以恶为志，他们只是拒绝当人，我将这种表现称作“平庸之恶”。

” 问：“阿伦特女士，你回避了这场争论最重要的一环。

你说如果犹太人领袖不和纳粹合作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 答：“这个议题在审判时出现，我如实报道。

我不得不厘清犹太领袖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曾直接参与了艾希曼的行为。

” 问：“你责怪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对他们的大屠杀？

” 答：“我从没责怪过犹太人！

反抗是不可行的，但或许在反抗与合作之间有别的形式，或许有些犹太领袖可以采取别的行为。

提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犹太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更加深信，纳粹在欧洲社会中造成了全面的道德沦丧。

不仅在德国，几乎遍布欧洲，不单是施暴者，也包括受害者。

” 问：“迫害是专门反犹太人的，为什么你文中描绘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反人类的罪行?” 答：“因为犹太人是人，而纳粹恰恰就是想否定这一特性。

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就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犹太人。

大家指责我是“反犹太”，替纳粹辩护，蔑视同胞。

这不是所谓的争论，这是诽谤!我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我只是想把这个极其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

尝试去理解并不等于要宽恕。

了解真相是我的职责，敢论述这件事的人就要敢担当。

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来，我们把“思考”看成是自己与自己的无声对话，艾希曼拒绝成为人的同时，也放弃了身而为人的特质，就是“思考”的能力。

因此，他无法再进行道德判断。

这种“不思考”，导致了许多普通人犯下滔天恶行。

没错，我是用哲学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思考的表现不是渊博的知识，而是一种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能带给人力量，在紧要关头避免惨剧的发生。

”

不知看了多少部有关艾希曼及对其审判的电影，但这一部的角度最为特别，我很喜欢。

汉娜·阿伦特是个哲学家、作家，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以色列不是她的祖国，她也声称从未爱过这个建国不久的国家，尽管那里居住着与她相同种族的人。

她获得了前往以色列旁听审判艾希曼并发表“命题作文”的机会。

但当她置身于这场世纪审判中，却困惑于两点：这场审判有点像犹太民族的表演，集体情绪的宣泄，或者，究竟是在审判历史还是审判个人。

她进而发现艾希曼是个不懂得思考的普通人，不具有“人间恶魔”的特征，自然而然，“反人类”与充当杀人工具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艾希曼充其量只算得上是纳粹机器的一个零件。

于是她出版了一篇不符合“主旋律”的书，从此众叛亲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全世界抗争，与主旋律抗争，与潮水般正义的声音辩论，为自身辩护。

她争取到一些谅解，却扭转不了大方向，仍被主旋律视为叛逆。

我觉得汉娜·阿伦特是可敬的，她尊重人性，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她的灵魂没有被体征束缚住，跨越了种族与国界，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你怎么想？

来看看这部电影吧。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

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

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

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

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

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

这是一部看到片名就决定必须看的电影，所以认真地写下些东西以对得起这个决定，所以以下只是自己短暂思考的拼贴，而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影评。

影片从艾西曼审判这个点切入是极好、极聪明的，但同时也是冒风险的，因为这件事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对现代政治思想界、哲学界都是极重大的事件。

加上汉娜阿伦特本人是犹太人，要想说好这个故事并不容易。

从实际效果看，影片试图着重在汉娜发表文章后的面对压力上用力，但其实仅仅表面描写了其众叛亲离的境况，个人觉得还太肤浅。

而这就要牵涉到另一层，在影片前半部分，汉娜思考并写作纽约客这篇文章时，电影也没有很好的描写出她的思考过程。

我指得不仅是她作为亲历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思考“平庸的恶”这样开创性观点时内心的挣扎，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她在艾西曼审判的过程中，如何从观察、思考到最后得出结论来的那个推论过程。

这可能需要编导有很深的政治哲学功底并对汉娜阿伦特研究极深，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

但其后果就是在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那么轻易地横空出世之后，汉娜所受到的孤立与痛苦在观众看来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导演的难处我能理解一点，毕竟要厘清一个思想家原创性的思想形成脉络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方面，汉娜这个特殊人物在艾西曼审判这么戏剧性的事件中所可能产生的情感冲击与个人遭遇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地摆在导演面前，其避难就易的选择也便可以理解了。

但这样一来，跻身一流电影的可能性也成了泡影。

其实我发觉，导演应该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因此为了在汉娜的个人情感压力与文章（观点）发表的深层剖析之间摆摆平，导演安排了汉娜在阶梯教室的演讲。

必须承认，这个演讲非常清晰扼要的讲清楚了汉娜的思想精髓（我不清楚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次演讲），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失去了其思想本身应有的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在接近结尾时安排的这一桥段，依然让影片有着头轻脚重的感觉，这就是叙事的技术问题了。

事实上，叙事与结构在本片中一直处于很纠结的状态，比如海德格尔，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汉娜又是有着那么著名的关系，但是如何表现，在这样一个不是以他们为主线的影片里，其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就现在的结果来看，依然有些脱节和多余。

而导演又在汉娜与丈夫海因里希的恩爱感情上大动笔墨，这多少也有点莫名其妙。

同时，它更是冲淡了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思想家在这一促成其最具原创性思想产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影片主体）中所应引发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戏剧性。

说难听一点，——变得有些平庸和媚俗了。

下面还有一些看豆瓣评论后的琐碎想法。

1、豆瓣上有朋友在疑惑为什么导演要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环节。

我的理解，汉娜在德国人朋友间说德语，可吊诡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美国，甚至就有美国朋友在身边，以致他们不得不注意改为英语；同时，作为一个德国人在美国大学，用德语授课而用英语写文章发表，她的内心该是时时刻刻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他乡，对她来说自己无论怎样都是外来者。

甚至在耶路撒冷，汉娜依然是个外人。

了解一点汉娜阿伦特一生的人会知道，这种境况固然是客观造成的，但也是汉娜自己想要的一种存在状态。

因为这正是她摆脱身份、情感干扰，站在人类理性层面进行思考的先决条件。

影片里汉娜对以色列朋友说的话，大意是“我不爱任何民族的人，我只爱我认识的朋友”，就很值得玩味，影片安排语言问题的情节，也正是想说明汉娜站在人类立场而非犹太人立场上的惊人观点，其产生是其来有自的。

2、关于思考的勇气问题。

阿伦特明确指出思考的惰性和怯懦是如此有害。

“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去思考”是所有尚未自觉开始自我启蒙的蒙昧者都应警醒的问题。

回到阿伦特当时的语境中，我觉得崔卫平老师的评论是最中肯的——“对于阿伦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

只有去行动才能表明一个人是怎样的、他是谁。

她的立场与理论成果，可以看作是对于欧洲那场灾难的全部回应，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回答。

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中去，放到与他人一道的行动中去，以解决他们的“无世界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以及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命运。

”——回看当下，便可知我们正处身的是一个何其两难的神奇境地，一方面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自我启蒙）的能力；另一方面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却无法做到知行合一。

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耻、可悲的地方。

3、影片最后，阿伦特站在窗台前抽着烟说，别人都没有指出的、自己唯一的错误在于，“并没有什么又平庸又激进的恶，恶只能是极端的，只有善才会是激进的。

”——我的理解正因为恶是平庸的，因此它只可能是消极的，哪怕是极端的消极——思维的惰性和怯懦；而善正因为有道德优越感在那里，因此更容易积极作为，从而走向激进。

这个电影从本身来说，技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其所阐述的内容，“平庸之恶”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确实会引起所有人的愤怒，尤其是涉及到诸多人生死的时候，这样的话似乎确实失去了说的意义，不合时宜。

但是汉娜说了，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击了真相。

是傲慢也好还是读书人的蠢钝也好，最终她还是将这个东西说了出来。

也许有人觉得她是再拿诸多人的生死在那里做作但是我敬佩她，揭开人性的真相去阐述我们甚至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是如此艰难。

就比如说，法律上也说法不责众。

事实上这与整个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所背离。

汉娜一直在坚持的是平庸之恶是造成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作为转运官员的那个刽子手，他只是在遵循命令。

而这种命令本身的遵循就是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良知的结果。

众多人背离良知的遵守命令，最终导致了恶果。

【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电影或是著作】同时她当然对犹太人有同情又关爱，这一点毫无疑问。

她希望通过唤醒人们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从而鼓励人们要用良知道德去抗争，而不是成为这个强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当你看到人们谩骂她是替刽子手辩护的婊子或是犹太人中的败类，你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被自己内心的伤痛所折磨，没有办法去正视汉娜的观点。

当然我也并不责备那一点，反击也没有意义，事实上很多人遭受那样的创伤之后永远走不出来，就像她那个同事再听了她如此明晰的观点也好，依旧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汉娜是个真正勇敢的人，因为她正视了自己内心的伤痛，敢于自我解剖。

有良知的人放弃良知，有良知的人惧怕对抗，才是这个社会最为可怕之处。

我依旧记得我那个操着一口不标准普通一辈子是个讲师的法理学老师，他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社会变革、公共事件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下一个当遭遇不合理体制伤害的人就是你。

如果你有这么一颗心，你就会有良知。

一个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傻逼。

决定去借汉娜的著作来看。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的毛衣两件套好看，最近miumiu又出了很多类似的套装。

开篇汉娜评论好友的丈夫不愿离婚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

感想太多了短评不够。

汉娜好友家的玫瑰品种好像是女娲。

她竟然在57岁已经有相当存款和超稳定收入的时候还自己看着菜谱做饭。

烟瘾这么凶吗。

在逆境中坚持突破的勇气可以瞬间从有到无，这个我有体会。

汉娜丈夫对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反对理由：以色列没有对艾希曼进行跨国直接抓捕和在耶路撒冷这个部分犹太人新国家对其进行审判的权力，所谓正义不能凌驾于公约法治上。

原来英国军队里还有一个犹太旅。

遗憾电影这种形式更方便展示人物的经历而不是人物智识思想的形成。

可惜中国人没有等来针对日军的纽伦堡审判。

反对审判成为煽情表演。

犹太战后一代与战争一代的分歧。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让受害者希望加害者加倍偿还也是正义，学者阿伦特追求在思辨中更精准的定罪，不是复仇思路。

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思路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

这场审判的律师很会打煽动。

阿伦特在这里默认了艾希曼是诚实地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在表演，但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就是会随着当下的利益而修改，即使他自己没有非常刻意地掩饰自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人性。

艾希曼在代表整个纳粹被审判。

审判也是一种专家访谈。

为什么阿伦特在艾希曼说对希特勒的宣誓誓言在希特勒死后自然失效时笑了？

因为艾希曼在通过把自己看作一个工具来减少自己对恶行的主观责任吗。

艾希曼说自己对自己良心和行为职责的认知是分裂的，在二者之间摇摆，这只能论迹不论心地去听了。

一个邪恶组织中的“乖孩子”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恶行）但他的主要发心是赢得环境的认可不被环境排斥，而对环境本身的善恶没有思辨的愿望因此也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中耶路撒冷的风景画面令人怀念起6年前的旅行。

结合我个人对恶行的复仇心态我可能做不了政治哲学家。

我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插花都不摘叶子，尤其是玫瑰，外国人养花只在乎外观不在乎花期是不是，后来电影里还出现了一瓶混色、一瓶艾莎，一把紫霞仙子与黄玫瑰。

犹太人也觉得美国人请假太多了。

电影好像在暗示汉娜的亲密女性朋友们都认为她丈夫在出轨只有汉娜毫不在意，不过查查资料没有他出轨的新闻。

电影的边叙边闪回的方法和节奏很适合我。

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怪不得像我这种表达欲旺盛的人总是感觉自己思考量不够。

第一次知道法国人在短暂地接收了犹太难民后因德国入侵（可能明显武力不敌）把犹太难民送进了法国的隔离营（也是一种集中营吧）。

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大小小各处的犹太人领袖在早期与纳粹是有合作的并且这种合作对大屠杀的后果有直接影响。

对艾希曼进行绞刑是正义的表面的对恶行的惩罚，更勇敢的做法是让他活着。

（inspiring personally）。

阿伦特的犹太人朋友/同僚因艾希曼的职位和影响力而把他看作罪恶的首脑之一，阿伦特把他看作思辨能力有限的官僚体制中的傀儡，犹太人朋友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洗地说法。

犹太人朋友希望有人能为罪恶负责。

我觉得更关键的需要去理解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艾希曼对罪行的缺乏思考而“原谅”他，她似乎是在试图寻找更精准的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

（海德格尔）思考不产生实际的知识，思考不能赋予人行动的力量（怪不得我内心OS这么多还是行动力不足动力也不足）。

人思考是因为思考是人的天性（此处与对艾希曼的论述有冲突吗）。

——（安娜阿伦特）思考给人力量尤其在危急时刻阻止灾祸发生。

汉娜阿伦特是不是在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半被动地做了小三。

她对交稿是真没有迫切性啊。

这就是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的底气吗。

汉娜阿伦特因这篇论述在部分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不是类似周树人在日本人政府工作时论述的地位。

看起来她所引发的公愤对她的攻击没有对她的情绪或精神有什么影响。

海因里克的红颜知己精神分析学者朋友对她的精神分析对了吗（partly）。

她的作家朋友好会吵架。

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具备的爱”。

抽象的思辨，具体的情感。

初代网暴、恶评与线下boycott受害者。

她的朋友们在文章发表前都提出了发表的后果，是她的学术自信让她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思辨结果。

”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我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这种平庸不思考或怂于抵抗系统的邪恶在我身边仍比比皆是。

勇于公开回应。

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情感，他或他们就开始拒绝沟通思辨了。

电影结束的时机也很好，适时的停顿。

令人想要继续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许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他也终其一生印证了这一句话，始终把思考作为人生于世最大的尊严。

而当我们将视线从西欧的法国转移到东亚的中国时。

现代的胡适说:“我最大的信仰就是别人有思考的自由”。

当代的王小波也讲:“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痴迷？

为什么要思考？

思考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思考，这是一个让自由人着迷的东西。

①思考，独立之精神。

思考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有志于思考，他就可以得到思考，但同时他又是最难保持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一生致力于思考的“哲人”“人神”“圣人”他们时常“反智”。

步履不停、思考不止。

在其间，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是如此的弥足珍贵，身为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时也没有“一边倒”，而是冷静的思考了为什么是犹太人，反思了犹太人的劣性根。

战后全世界批判纳粹刽子手时，她却能够从学者的立场严谨的指出，一切都是“平庸之恶”在作怪。

哪怕她的民族抛弃了她，哪怕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但只要能够不停的思考，那么一切的外在条件都不可以成为阻碍，因为思考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而将视线从德国转移到俄罗斯时，我同样也发现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位被称作“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这是一位被评价为“用一支笔战胜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家。

他因为坚持思考，敢说真话被国家机器放逐海外，囚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而在集中营疲劳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他说什么也打不倒他，因为他是这个集中营里“永远的逃狱者”。

“永远的逃狱者”——这是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思考多么浪漫的追求！

②思考，无畏之恒心。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炸分别发生在先秦、魏晋、民国，无一例外不是战乱连年、名不聊生。

战乱为什么能和思考挂钩呢？

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讲起，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办法则是依靠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文牍。

因此我们的政治非常注重社会的稳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绝对公允，所以统治阶层相信牺牲少数人换来的稳定是正义的。

他们（统治阶层）奉行的是正如老子所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不敢”，文言翻译过来就是“使人们头脑简单纯朴，让他们的肚皮吃饱，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使有智慧的人不敢妄言（妄作主张）”。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号学家福柯提出的那个关于“权力”的理论——知识与权力。

从国家（延伸为邦国/部落）诞生初，知识就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部落时期的最高掌握者是神权代理人祭司和酋长，邦国时期是贵族阶层，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控制着书本的传播路径、“异端”思想的交流、学校的建立以及知识的教授，他们相信要稳定的统治那么第一要义是“愚民”。

而那些妄图思考的“异端”例如李贽、黄宗羲之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身死狱中，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但乱世由于没有稳定的统治与成型的大一统国家出现，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随之松动。

这就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耀眼的三个时代，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魏晋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民国更是思想大拿层出不穷。

新思想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阶层，“带血”的革命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思考让人不在愚昧，思考让独裁者走向末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存在，但上帝会分配绝对公平的人格散落人间。

似乎是19年，杨笠的“普信”言论出圈，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以为什么舆论要让这群“体制内弱者”背锅，为群众的不满买单?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只要关注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知道，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片面的、迅速的、极具个人（组织）观点的报道，所以往往一件事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最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其中媒介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进行环境监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果不想完全被动的卷入“沉默的螺旋”，那么请学会思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于何方立场。

请学会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而不是坚持所谓“以河为界”的正义，相信河这边杀了自己人是魔鬼，杀了河对面的人是英雄。

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发声，我们不在冰冷，我们坚信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那时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感觉并不会欺诈，判断却会。

Thinkers向人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世界，和在其上发生的一切。

为的是不让人们的思想走上歧途，进而让这些事情不再发生，或一再发生。

一生中，我们要与太多事作斗争，不间断地、不减量地、很多时候不情愿地。

（看看阿伦特在电影中说了什么，再看看我在开头说的）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s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Sometimes, some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omeone.===========================结尾阿伦特在思索并自我验证：恶不可能既平凡又深刻。

恶总是extreme，而不可能是radical，只有善良可以同时又deep又radical。

翻译的不见得准确，所以也无法仔细去理解她的意思。

如果不善不恶是一种中间态，不假思索的行善和作恶各为+1，那么有意识的善举和恶行，它们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异的。

作恶需要躲避他人的审视、内心的纠结、道德的评判，还可能有来自法律和习俗的惩罚，一进一出，善与恶的使力比为0:2。

也就是说，达到同样程度的善与恶，后者要比前者投入更多的力气，这里当然实际操作的力气和思考所花费的心力。

如果善是一种绿色气体，而恶是红色气体，注入同样的硬质透明容器，红色的颜色要比绿色更深。

而如果红色的浓度和绿色一样，则代表着量的减少，也就是说思考的不够。

换句话说，如果恶的结果没能配得上为它付出的思考，那么也就没有值得的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难道恶都是来自于人们轻浮的想象？

或是一种便于描述的归类？

比如恶魔，比如撒旦，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如果善的极致是∞，那么从上面的推论，恶的极致就应该是∞+2，但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因此，才是banality of evil，而不是evilness of banality. 所以，几乎一切的恶都是降了智的、思考不足的产物。

============================对于全人类，阿伦特这样的思想者太重要。

而对于她个人来说，这样的思考深度非常不划算。

人们达成共识的条件要求异常苛刻，却对煽动和情绪极为热衷。

比如说起中医，是不是众说纷纭？

即便是吸烟，想要达成一致也不太容易。

那么对于放射暴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