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好评度最高的影片。

很难想像这是一部成本不到30万美元、N多禁忌不能拍、经历层层审查后的伊朗电影所取得的成就。

故事讲述两个伊朗普通家庭的一场官司纠葛。

两个家庭中，一个是代表精英阶层的中产阶级，一个是代表普通劳众的平民阶级，这正是伊朗社会的典型代表（也通过女儿Termeh背诵的伊朗历史点出）。

4个中年人，其实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但生活阅历、教育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他们在面对一场意外的悲剧时，形成了两败俱伤的无解局面。

导演以客观的视角，不对任何角色赋予褒贬色彩，而用手持摄影机真实记录事件经过。

片名中的“分离”（separation）表面上指男女主角的分居和离婚，寓意则是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裂痕。

这类似于《撞车》（crash）。

如果说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话，本片更大的贡献则是反映了很多伊朗社会独有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宗教（伊斯兰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困苦的Razieh是里面最虔诚的教徒，从打电话咨询为陌生老人换裤子的禁忌，到每次出门或遇到陌生男子下意识的裹头巾，直到最后因为怕遭报应而不敢对古兰经发誓，她最大限度的恪守着宗教习俗。

可以说她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精神上是有依靠的，虽然这种信仰可能会为她带来种种不便乃至厄运（她甚至说过死了小孩还是其次，关键的是自己被诬陷偷钱，这在道德上是不能容忍的）。

而受过更多教育的Nader则有着更多的理性判断和法律意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选择了撒谎而自保，尽管这在伊斯兰教中是重罪。

这使他显得圆滑，但也并不是说他没有原则；他一直不肯认罪或私了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对方的指控充满漏洞，他无法相信自己的一推真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

事实上，如果再联系到Simin和Houjat，可以发现女性的宗教意识更强，男性则更加现实。

从某种程度上说，最后女儿Termeh的决定可以说是在宗教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

同样的，导演对此不置可否。

顺便说一句，如果伊朗的劳苦大众真的如片中那样信仰坚定，那这样的一个民族是可怕的。

在极权主义当道的伊斯兰国家，这种宗教狂热很容易被少数人利用，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片中所有演员都表现极佳。

四个主角就不说了，其它像什么老年痴呆的父亲，调皮捣蛋的小萝莉，都是亮点。

所以他们以团体的形式分获了柏林影帝影后。

饰演Termeh的演员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前面一直不温不火，但最后法庭上当场飙泪——原来也是演技派啊。

明明都一起经历过这些，妻子明明是怪男主不试着留一留她，为什么！！！！！

看的时候很担心男主被关进监狱，感觉他人挺好的，当电影说他说谎的时候真的不相信！！！

幸好他女儿还相信他，站他那一边。

这个故事的原罪是女佣人的丈夫么，自己被辞退了就一点事都不干，欠债，还要靠妻子养，严重怀疑他是去赌博了，哼。

男主妻子也挺温柔的，喜欢她。

女佣也很有原则，能理解她好奇女儿跟了谁，和妈妈一起去国外会有更好的未来吧

我没有专业评论电影的眼界和深度，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观众的心，和独立自由的思想。

越是明白悲观和痛苦的人，才越能有乐观的态度和快乐的人生。

我是在一个晚上看的电影，当然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一些豆友已经把电影的精髓分析的入木三分，非常的深刻，我也不在重复。

也许是我的个人经历和电影某些情节惊人的相似吧，这部电影很是触动了我一直逃避的东西。

表面上看起来很美好在生活的人们，其实内心深处对生活很不满意。

我喜欢看细节，我认为那里藏着最深刻的哲学。

别人看到明媚的阳光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回头看那身后的黑影。

电影中有这么几个片段：1、当西敏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纳德的父亲紧紧的抓住她的手腕不放手。

2、当西敏在拖着行李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去找一张CD，纳德就在一旁看着就是坚持不挽留。

3、电影结束时，法官问他们的女儿选择跟谁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女儿做出了决定但是几番哽咽，含泪无法说出口。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恨的电影就是平白的说教，泯灭了人的主动思想，把人当成一个传呼机，我这边发消息，你那边接消息。

忽视了任何一个观众都是有智慧的，他们有能力去发掘、体会的东西。

电影不应该直白地表现。

那种完全不留白的电影，能传达的东西反而是有限的。

就像那些中国古代大师们的水墨画一样，他们没有画出来的才是精髓所在。

整部电影里面纳德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一直就是个配角，被人拉来拉去，摆弄来摆弄去。

很多的影评都绕过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一不小心就得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斥责。

但是电影中给不少的几个镜头，纳德给爸爸洗澡，去医院等等，老人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没有办法表达，只能用眼神和紧握的手来挽留家庭的完整。

我猜想，西敏走到门口回去拿CD其实是给纳德一个机会挽留，如果纳德说出挽留的话，她一定是会留下来的，但是纳德是个很有原则很现实的人，面对问题他也痛苦，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能改。

于是他只能目送自己妻子离开自己。

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和谁生活在一起，这是对自由的滥用，对于一个11岁的女孩儿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深爱自己的父母，选择一个人就意味着得伤害另一个人，法律无情的把这种选择交给了一个孩子，这样合适吗？

这和自己动手在自己心口上插一把刀有什么区别。

家庭中的争吵曾经使我的人生受到过很大的刺激，虽然我没有因此走上混乱的道路，但是我确实是受过伤的。

电影虽然描写的背景伊朗，在亚洲的这边，我们有何尝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

我的生活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名状疼痛感……是对自己，对亲人朋友，是对人性，是对这个世界的疼痛，人们反反复复的犯着一样的错误，却无法改变它。

人性既然不能胜利，生活的这么痛苦，为何不放任自流、同流合污，看看能造出个什么世界。

但是，有灵魂的人总是可以听到呐喊，对这种事情的的放纵就是湮灭，那是比死亡还卑劣的行为。

然！

人生中有时候就像在独自面临千军万马的冲锋，不管你如何的努力，战阵前小小的你也无法对抗这钢铁的洪流，所以既然终究是一败，那就更无所顾及的亮剑，这也是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的真意。

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从曾经受伤害的人变成未来施加伤害的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一次别离>（伊朗式分居）属于那种伟大电影。

故事平平却拍的惊心动魄，取景简单，人物简单，却剪辑的行云流水。

对于电影而言，善恶分明的故事，电影中有好人有坏人，有非常强烈的善恶冲突，最后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惩恶扬善，还是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式的无奈结尾。

都会比较好看，比较精彩，但也没什么内涵，不需要什么技巧，有一套成熟的公式，这是下等导演做的事---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娱乐电影都是如此。

电影中都是好人，但好人和好人之间因为误会因为各自坚持不同的『善』而产生善与善之间的性格或者宗教冲突，结果好人互相伤害两败俱伤，这样的导演算是高手，像《巴别塔》像《单车窃贼》像《桂河大桥》。

电影中的人，都不怎么好，但也不是坏人，他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冲突，甚至有着共同的宗教，但矛盾就如生活一样自然而然发生了，自然而然升级，并且无法解决。

这样的导演，是大师，一百年出一次。

像《一次别离》。

最终一次别离变成了永久别离--离婚。

在简陋的，人来人往的法院大楼里，西敏和纳德的感情到了尽头。

尽管他们十五岁的女儿和所有即将家庭破碎的孩子一样，希望大人们重归于好，生活复归正常，但这个愿望落空了。

面对她的是艰难的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在她的泪水中，电影平静的结束了，止于当止，前面100多分钟的高潮迭起，惊心动魄，也不过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日常生活。

这种流畅成熟的技术，来自西方，但故事的精神内核，来自东方，来自伊朗。

恐怕每个看过这电影的人，都会对伊斯兰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打动，无论贫苦与中产，都不愿撒谎，不想撒谎，哪怕门外就是债主，哪怕明天就要被『法律』判断，无情的拉去坐牢，也不能背叛真主，不能撒谎。

看到这一层，这部电影看懂了一半，已经足以打动人心。

这电影更深的一层，在于人在制度下的抗争，宗教是制度（norm，范式）法律是制度，所有的事件，冲突，是人与人之间，但根本是人与制度之间。

如果伊朗不是一个女性无地位的国家，西敏不会千方百计想移民，如果法律真的公正公平，瑞茨老公不会变成『秋菊男』，生活不会到过不下去、无法收拾，后面的冲突都不会发生。

或者如果再坏一点，像中国一样坏，像朝鲜一样坏，纳德也会千方百计离开。

但并不是，只是温水青蛙。

电影开头的五分钟，为准备离婚，繁复的文件复印，和调查员的问答，已经像一束强光，穿透了故事的前半部分，紧紧抓住观众。

看完这几句对答，我就崩溃了。

西敏：给我个留在国内的理由纳德：我可以给你一千个西敏：随便说一个纳德：我父亲西敏：他有老年痴呆症，已经认不出你是他儿子了，你在不在都他都无意义。

纳德：你怎么这么说话，但我知道他是我父亲。。。。。

西敏：那你就不关心女儿的未来吗？

纳德：你怎么扯到女儿身上去了法官：照你这么说这个国家的孩子都没有未来吗？

西敏：作为一个母亲，我不愿她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法官：怎样的环境？

西敏不说话了。

这是个『天问』。

这段对话已经把整个故事说完了 ，它概括了这场电影中所有的悲剧，风暴的中心。

西敏和纳德是伊朗典型的中产，他们有坐落在中产地区的大房子，有两辆车，一个读书的女儿。

原本是西敏照顾家庭孩子，纳德在外工作养家。

他们俩堪称门当户对，西敏家也在中产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家境不错。

纳德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父亲。

除此之外，生活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的进行着。

他们不是社会的下层，照理不该对制度有任何不满。

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了十四年，因为这件事缘分走到尽头，从西敏的描述中看得出，当初纳德是同意移民的，最后又打了退堂，依他的性格，可能他觉得西敏根本办不成移民，所以他无可无不可，如果不是这件事，二人性格的矛盾一辈子都不会暴露出来---其实好多夫妻不都是这样过了一生吗？

觉得自己挺适合对方，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彼此又能求同存异。

所谓的日久见人心其实是指二人一起经历生活的起伏，生活如果一潭死水般安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走过生活风暴而仍未分开的夫妇才能说功德圆满。

而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分别在于是否会制造种种麻烦考验夫妻感情---而人都是经不起试探的。

二人的争吵中纳德骂西敏，你就是这样，遇到事情要么选择投降要嘛选择逃避，你从来不面对。

纳德自以为自己在面对问题，但西敏面对的是更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她很了解伊朗这个社会，比男人更了解，这个社会下，女人要戴头巾出门，没有任何发言权，做什么都要征得丈夫的同意，同性恋会被绞死。

对此她无能为力，选择离开，尽力让下一代生活在别的地方。

男人某种程度上却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内心大概是认同这个制度的---这才是他们走向婚姻尽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它。

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是文明世界里的中产阶级，贫民阶级，用信仰拷问自己良知的情形，瑞茨夫人内心的煎熬和最后的坚持（宁可身败名裂，宁可家庭再次陷入财务危机也不愿发誓，她担心真主降祸给她女儿）纳德女儿的家庭教师去法院改口供，纳德本人也多次冒着坐牢风险不再隐瞒女儿真相--但女儿为了维护家庭，为了让父母重新在一起选择了撒谎，并在撒谎之后痛哭。

这个题材的高明之处在于『正义』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暧昧不明的，左右为难的，和桑德尔讲的『正义：该如何选择才好』一样，这些困境是无解的。

看似取景简单，其实细节处见功力，这部电影一句话也没交代伊朗的现状，我们仍可从匆匆一瞥中看到整个故事发生的主因。

无处不在的台式风扇，法院大楼里各种各样的囚犯，贫民区的一个鸟瞰图，一闪而过的骑着电动车载着很高很高货物的小贩。

都可以瞥见伊朗这个国家的现实。

对于一个对伊朗一无所知的人，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中窥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一切尘埃落定，纳德和西敏终于可以离婚，而女儿不得不独自面对破碎已成事实的家庭，选择跟着爸爸还是妈妈，这是非常残忍的，连导演也没有给出答案。

导演对东方国家里压抑的情感，拿捏的也很到位，一切没有补白的故事，我们可以自己补白，看完最后的字幕，我想像他们的恋爱，结婚，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快乐。

关于纳德和西敏的过去，导演说的很少，只是借女儿的口说，妈妈不会离开我们，我看到她准备留下，她已经带了行李来。

但纳德并没有道歉，他固执己见，西敏失望的离开，一面开车，一面流着眼泪，对老年痴呆的公公说：他甚至没有挽留一下我。

这是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到此时我们已经可以预知，分居走向离婚是不可避免，她的伤心来自纳德的不挽留，不道歉，而纳德的不挽留不道歉，一大部分来自整个男权至上社会从小给他的影响。

正如我在第一段说的，伟大电影即是如此，每个人都善良，真诚，每个人都是好人。

但一堆好人凑在一起阴差阳错的演了一出悲剧。

看似阴差阳错，其实一切都是一只无形的大手造成，命运早由他定。

一切不可避免，无法挽回。

一句话点评：即使没有金熊、金球与奥斯卡的多重加冕，《一次别离》也绝对是电影史上的神奇之作，而它的神奇之处却在于：以绝不煽情的手法，见微着幽，看向普通生活的最细节处，默默地讲述一个非主流国家的寻常故事。

--　　在大概一个多月前，我借着Touch狭小的屏幕，在网上看完了这部色调灰绿、波澜不惊的电影，我承认我泪点低，好多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悄悄流下来。

在微博上，只要有人提及这部电影，我就推荐推荐再推荐。

直到前几天，这部片子崭获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终于世人皆知。

我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下来，觉得这部好片可以被更多的人认知了。

　　我想回到那个刚刚看过《一次别离》的夜晚，最初的感受，竟然不是叹服于导演的技巧、手法和男女主角及众人的演技，而是，对于片中，那个我们陌生甚至带着某种怀疑眼光的非主流国家——伊朗，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虽然该片普遍在介绍中被定义为“表现出当代伊朗社会相对富有、西化的中产阶层与教育程度不高、依然严守宗教条规的劳工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从片中那无处不在的生活与社会背景中，你却可以解读到今天的伊朗，绝对是一个正常国家，它的宗教和信仰对社会秩序所起到稳定作用坚固而踏实，人们恪守诚信，即使在最微小的地方也不愿撒谎。

长幼有序，彼此心中有爱，并愿意帮助他人。

民众整体的生活水准不差，甚至西化和开放的程度，也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这个观点在我与我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黄平交流后，得到了他的证实。

的确，在以往西方媒体对伊朗等国的妖魔化描述语境下，《一次别离》可算是一部“祛魅”之作，它令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在种种误读与曲解之下的，正常呼吸与生活着的伊朗，法庭有效而清廉，社会稳定，与地球任何角落的国家一样，有着种种小人物悲欢挫折的普通国家。

　　片中，纳德和西敏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纳德在一间银行供职，西敏是夜间外语补习班的老师，他们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出国，离开伊朗。

在办好了一切手续后，纳德却放心不下家中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决定留下来。

西敏赌气要离婚，未得到法庭的支持，只好暂时先搬回娘家住。

全剧的主线矛盾就此浮出水面，西敏走了，纳德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谁来照顾家中的患病老父亲呢？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经介绍走进了他们的家门，这个像伊朗其他普通妇女一样的女人，带着黑纱，甚至在犹豫该不该走进洗手间帮老父亲换尿湿的衣物前，需要打个电话给宗教顾问，咨询自己是否可以碰触其他男人的身体。

　　层层递进的波澜与冲突，随着这位保姆的“辞职”、意外流产、家庭索赔、双方上法庭、庭外对于真相的种种探索和沟通，直至最终令人意外的结果，一幕幕，细水长流地呈现于镜头前。

我实在不想无聊地“剧透”下去，而那些在最柔软与细腻处令你怦然心动的无数细节，又岂是这种鸡毛蒜皮式的“剧透”可以替代的呢。

所以，有心的人啊，一定要去看看它，在网上，一毛钱也不用花，有很多资源可供下载和在线观看。

也但愿有人和我一样，许愿它若能顺利进入中国的院线放映，我一定会去补票，再看一遍。

　　然而最最打动我的，还是这部片子的绝不煽情。

剧中，最后有一处隐而不发的核心真相是，那个保姆流产的真正原因，是在照顾纳德的老父亲时，因不慎没关门，老父亲独自溜出门，去街对面的书报亭流连。

她为了去找他，被往来的车撞到，才……但，这个细节，却是在看似极不经意的、倒剥笋式的情节与对话中，最后被提到的。

电影里，从始至终，完全没有出现过这个“被撞”的画面。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这个镜头，在一些追求泪水与“效果”的导演手中，本可以多种角度切换，各种慢镜头叠加，一幕一幕地回放，把你的眼泪往外拽。

但阿斯哈·法哈蒂没有。

他的另一部作品《关于伊丽》（DarbareyeElly）和他曾拍过的许多关于伊朗年轻人的作品，都是这样一种淡淡的滋味。

以至于《一次别离》中，全片唯一的音乐，是在片尾的字幕中缓缓响起的。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比用这种最真实、质朴的片子来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尊重更美好，我也感慨于阿斯哈·法哈蒂在本届奥斯卡获奖时的发言，他说：“当伊朗在政客口中正背负着战争等非议时，我们在这里跃过政治阴影,讲述她辉煌的、古老的文化。

我把这个奖项献给伊朗人民，献给所有那些尊重我们文化、鄙视敌意和怨恨的人们。

”每个国家都该为这样的子民而骄傲，他们用自己的才华、诚意和爱，回报了他们并不完美的祖国。

　　和其他许多网友一样，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们那些花了3000万美元甚至更多钱的电影。

我当然不相信今日中国是缺乏《一次别离》这样“信与义”的故事的，那么，我们的时代记录者们，回到生活中来吧，认真呼吸，认真记录吧。

钱堆不出好电影。

转来的，原帖：http://bbs.12580life.com/thread-64856-1-1.html

本片的导演兼编剧阿斯哈•法哈蒂，被称为伊朗的是枝裕和，向来擅于用作品观察伊朗的家庭、社会宗教以及阶层。

在《一次别离》中，他掀开一层带有神秘色彩的面纱，为观众呈现出当前伊朗（至少是首都德黑兰）的生活样貌。

影片的主线是生活中常有的保姆和雇主间的纠纷，平心静气的叙事下不只是拉瓦萨尼夫妇和哈德特夫妇他们面对亲情与现实，利益与道德的选择，更展现了伊朗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隔阂和分裂，同时让“别离”这个题眼超越国界，探讨了人性中的普遍元素。

好的电影在不卖弄镜头也不触碰审查制度底线的情况下，把主题升华到一个令人叫绝的高度，由此可见这部电影镜头语言的纯熟。

开头约5分钟的长镜头，简练而又克制，讲述了两夫妻在法院对女儿未来的去留争执不下 ，导演刻意摒弃了特效光与视觉光效的运用，而采用最简洁的自然光 ，将观众带到一个坦诚 、真实与自然的场景。

接下来的短短7分钟里，主演纷纷登场：准备回娘家的西敏和男主纳德，以及他们的女儿特梅，纳德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名为瑞兹的保姆和她的女儿。

导演用了83个镜头，利用空间与演员走位完整地展现了这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富裕又混乱。

在展现彼此视点下的状态时，基本以客厅的一扇玻璃为前景，呈现出一种多视角的写实感。

同时手持摄影的摇晃与不稳定增加了这种写实感，表现出这个家庭内部的一种混乱感。

以痴呆症父亲为代表的这个固化的国家，西敏为代表的逃离者以及纳德为代表的固守者，瑞兹母女为代表的伊朗底层，这一阶层关系已在该片段中初次展现，尤其是瑞兹女儿从窗内望向另一端阳台刮胡子的父子，那种阶层的疏离感已经在这个片段中初现矛头。

完美清晰的开端不仅展现了人物关系，更为故事情节发展做出铺垫。

比如，在电影开场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西敏身份的巧妙处理。

在储物柜前收拾东西的西敏大概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整个人被柜子的两扇门夹在中间，看似自由的她仿佛被禁锢住一样，显得非常渺小。

明明很关心这个家庭，明明自己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却没有正当理由参与家里的事务，只能躲在柜子后“偷听”纳德和保姆的谈话，看似简单的镜头把西敏尴尬的处境表现了出来。

除了采用自然光、手持摄影和长镜头外，《一次别离》在景别上也没有刻意营造视觉奇观，而是大量使用中景和近景两种景别，营造出一种生活的质感，仿佛每个人都在你的眼前，同时也就奠定了电影现实主义的风格。

比如纳德误以为瑞兹拿走抽屉里的钱要把她赶出门外的时候，使用了三组中景近景镜头和一组近景中景近景的镜头来拍摄二人的争执，用近景客观地表现纳德和瑞兹的愤怒，用景别间的快速切换营造激烈的气氛。

影片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手持拍摄，从头到尾的晃动将人物命运的变化，善与恶的冲突，道德与法律的纠缠，信仰的动荡，通过另一种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影片52:51处，瑞兹的丈夫以为是纳德导致了妻子流产，此时镜头晃动得更加剧烈，导演试图将观众带到故事现场感受矛盾的激烈和人物的愤怒。

让观众有参与感，得到的震撼比任何语言或拍摄技巧都更能打动人心，都更有说服力。

瑞兹夫妇与纳德第一次对簿公堂的那场戏中，也就是影片54:8559:10 的段落，很多画面采用了封闭构图，即通过两个人中间的缝隙去拍摄正在说话的另一个人，位于后景的人物会被前景的两个人物遮挡，处于劣势地位。

这是因为两方在极力证明自己清白无过的过程中都有隐藏的信息，都有撒谎的地方，都是心虚而且毫无底气的。

我们不难看出导演特别喜欢采用虚化前景的方式构造封闭的空间，让人产生一种逼仄的感觉。

在开头的7分钟里还有一处典型的封闭式构图：双方在法官面前争执不下，来到事发地点推测当时瑞兹是怎么摔倒的，在01:02:1801:22:24这场戏里，纳德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状态，与瑞兹一家所处的空间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种人物站位的处理隐喻了社会中两个阶层的不平衡和分离的现状。

全景中的纳德和西敏来找瑞兹的丈夫哈雷特，他们想让瑞兹想古兰经发誓，可以看出当时伊朗人对宗教的信仰和内心的虔诚。

但在影片1:55:50处，瑞兹不愿对古兰经发誓并对丈夫说出了自己隐藏的真相：流产不是纳德造成的。

西敏的到来不仅让瑞兹脸面全无，答应还债主的钱也没了着落，于是瑞兹开始指责西敏。

此时，瑞兹面前有扇玻璃门将她与客厅里的人隔开了，这是有形的分隔。

导演没有让人物的互相指责处在同一画面中去表现激烈的、让人心碎的场面，而是把他们放在各自单独的画面中分别呈现。

这样不仅拉大了人物间的物理距离，也扩大了双方的心理距离。

即使之前瑞兹把西敏可能做事可信任的对象，并把心里的疑惑全都告诉西敏，但此时，两人的信任感轰然倒塌，无法愈合。

所以西敏和瑞兹既不在同一个画面中，中间还有玻璃的隔挡。

在影片将要结束的最后四分多钟里，纳德和西敏去审判室协商离婚，在这时导演把别离的悲伤渲染到了极致。

女儿梅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他们时，看到对面一个小男孩趴在母亲的腿上睡觉。

她渴望这样的温馨，但是已经不可能了。

对于本片，长镜头是对于烘托浓厚的抒情气氛，并且让观众长时间停留在这种氛围里的最好的语言。

西敏站起来往外走的一段长镜头长达三分钟，一直到影片结束。

这个长镜头将一直存在于影片里的淡淡的哀伤与生活的悲欢离合一同延续到了镜头之外，让观众在为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时，也不免感慨一番自己的人生，叹息一声生活的无奈。

而结尾和开头的长镜头形成了一种首尾呼应。

法官问特梅是否想好了跟着父母中的哪一方时，导演没有给法官镜头，而是将镜头一直对着特梅。

这个固定镜头将一个11岁孩子的无助淋漓尽致地呈现在画面中。

要求一个孩子必须在爸爸妈妈之间做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件残酷的事，而固定镜头又将人物的这种难过与伤心毫不保留、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让特梅压抑的情绪在固定镜头下无处躲藏。

导演精心安排的“别离”主题不露痕迹，门框、窗框、玻璃等等都是他的道具。

例如，在判决室门外等待女儿选择结果的纳德和西敏，又被导演安排到了玻璃门两边。

虽然玻璃门是透明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对方，但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层隔膜，没有办法走进彼此的心里。

此时两人不仅在形式上是处于别离的状态，在心理上也已将对方排除在外了，这样的构图加剧了影片的别离与伤感的气氛。

影片最后并没有说女儿到底跟了谁，开放性的结局给观众留下悬念和思考的空间，这种艺术手法使影片的紧张混乱且冷漠的气氛得到缓解，同时也表现出社会风貌中道德标准多元化，强权压迫的困顿境况中伊朗社会的茫然失措，不知道在社会浮夸的环境中该去向何处。

导演精心设置的开放性结局对主题的表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象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一气呵成，故事的格局看似很小，却又能在细节处解释民族的共性。

值得一提的是，全片仅耗资30万美元，却拿下了30多个国际奖项。

2012年的奥斯卡，《一次别离》以更加普世的主题毫无争议地拿下最佳外语片，笔者认为，比起以复古讨巧的《艺术家》来，它在主题的表达和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更胜一筹。

正如法哈蒂所言，电影终究还是生活的艺术。

在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中，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让两个主角一开场便直面镜头，在争吵中各自申诉离婚的理由。

这时候，观众被迫占据了法官的视角。

也就是说，导演一开始就让观众做好了卷入一场“民事纠纷”的心理准备，并且要求观众对“纠纷”像法官一样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这场纠纷发端于：西敏决定要带女儿特梅移民，却遭到丈夫纳德的拒绝，因为他坚持留下来自己照顾痴呆的父亲。

另一个纠纷也由此引起：纳德不得不雇保姆瑞茨照顾父亲，他们之间却因为失职和怀疑而发生推搡，瑞茨流产，原本就已焦头烂额的纳德不得不再次在法庭上为自己辩白，直面各种困境和考验。

于是，一场纠纷从家庭内部开始向家庭外部、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差异之间蔓延，同时也改变着原来家庭内部的关系。

一个意外，像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让不同性格和生活理念的人物在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生激烈碰撞。

在某种程度上，《一次别离》几乎是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完美样本：镜头对准身边的普通人，实景拍摄，自然光效，用质朴的旁观者视角（大量肩扛式镜头）贴近而不动声色地记录事件，同时洞悉每个人物的真实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华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与多数伊朗电影的非戏剧化叙事不同，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电影中展现了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塑造人物、编织故事的非凡叙事才能。

这部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明而独特。

男主角纳德固执己见，坚持原则，在移民和照顾父亲的选择上他从没犹豫过，不该给的小费他会让女儿重新要回来。

然而，在后续的一系列的事件中，纳德却多次挣扎了：他想打赢官司避免牢狱之灾以便照顾家人，但又希望向女儿保持真诚的人格形象；他不想用钱来最后解决问题，但又不想因自己的固执而失去女儿。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重重生活压力下艰难地忠于自己的家庭责任、艰难地试着妥协，对别人不免有点冷漠和粗暴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真实而复杂。

相比之下，女主角西敏显得灵活通达，易于沟通，也善于用钱来解决问题（比如在搬钢琴的小事上）。

她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她向往更好的生活，希望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然而由于丈夫纳德的固执她必须要付出离婚的代价。

她必须在签证过期前，争取丈夫和女儿或女儿一个人跟她一起移民，或者她自己放弃移民，而突发的“流产纠纷”正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对女儿特梅来说，和母亲一起移民还是跟父亲一起留在伊朗，或者别的选择，她必须做出自己艰难的决定。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纠纷后，在特梅眼中，父母其实都做了错误的事情：父亲用暴力和怀疑、谎言伤害了瑞茨和她的家庭，而母亲用金钱伤害了瑞茨的信仰和家庭。

特梅最后的选择，不只是在父母中间二选一，更是是两种生活方式中（国外的、本土的）的选择，更是要对整个事件给出自己的道德判断。

在电影最后一个长镜头中，纳德和西敏在法院的楼道里等待着特梅的决定，电影意味深长地结束于此，仿佛在说：孩子，而不是法官，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判决者。

即使是配角保姆瑞茨和她丈夫的形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瑞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主宰着她的行为。

因为身处社会底层而丈夫又欠了一堆债，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带着身孕去当临时工赚钱。

瑞茨的困境是，她必须在她最需要的金钱的考验下坚持自己的诚信，“有疑虑拿钱就是有罪的”。

而丈夫霍贾德则是一个失业鞋匠，在社会最底层饱受贫困和压抑，脾气暴躁，对司法系统和上层阶级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一方面渴望着公正和尊严（精神渴求），另一方面需要钱来缓解生存压力。

这些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导演法哈蒂充分尊重故事中的每个人物（而不是把他们符号化、道具化），为他们都设置了独特的处境（压力和困境），并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和个性来作出选择。

正如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所说，“无论他言说什么，无论他们举止如何，我们了解深层的人物性格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他们在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

”好的人物塑造和好的故事构思常常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法哈蒂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把如此多的鲜明人物（看似）轻松地放进了一个日常故事中，而不借助任何超常因素或宏大理念来完成故事的构建。

或者说，导演创造了一个丰满而曲折的故事，在其中的冲突里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值得深思和同情的。

而且，这些冲突不是宏大的善恶或正邪或是非之间的较量，而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善之间、或者卑微的挣扎者（常人、自我保护者）之间的对抗。

“设计故事能够测试作家的成熟程度和洞察力，测试他对社会、自然和人心的知识。

故事要求有生动的想像力和强有力的分析性思维。

”麦基在《故事》中说。

无疑，这部电影显示了法哈蒂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独特洞察力。

他看到了生活内部不可剔除的各种矛盾和张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深藏的挫败感和压抑感，包括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宗教信仰在不同阶层和人群中的不同影响力，阶层之间的不信任感，维系生活的谎言和对真诚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而且，他创造出了表达这些洞察的最真诚的故事形式。

法哈蒂说，儿子独自照料痴呆的父亲（据说导演有过类似经历），在浴室中给他冲澡搓背，突然伏在父亲肩上失声痛哭，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其中的孤独感和挫折感深深地打动了他，推动着他为这个意象编制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想象，法哈蒂围绕着这个意象不停地问自己：他为何会独自照顾父亲？

他为何会如此哀伤？

他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

他曾面临怎样的选择？

他将如何解决困难？

他在这种特殊的生活境遇中会作出什么特殊的举动或冲动？

他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

他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发生变化？

他会如何影响或受影响于身边的人？

这些被他直接影响着的人又是怎样的人？

……故事正是在这些真诚的追问中慢慢浮现轮廓的。

这些追问中往往深藏着一个导演的独特人生体验和思维方式，也让经验逐渐升华，让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进全新的故事形式，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故事天才——将生活本身创造性地转化为更有力度、更加明确、更富意味的体验。

它搜寻出我们日常时光的内在特质，将其重新构建成—个使生活更加丰富的故事。

”麦基说。

在影像快餐化时代，我们的眼球多数已经习惯了漏洞百出的虚假故事，它们用玄虚来取代实质，用人工来取代真实，用视觉刺激取代心灵对话。

资本的过度介入让影像变得越来越奢华做作，越来越猥琐暴力，电影沦为毫无感染力的资本短期逐利的工具。

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一次别离》（30万美元成本）时，我们似乎看到即使在这个时代好故事仍然是能“脱颖而出”的，就像麦基的“故事炼金术”仍然是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资本和电影的基本游戏，这台疯狂的机器仍然需要用大量劣质故事来喂食，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

“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

”麦基写道，“不断地耳濡目染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的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

我们需要真诚的讽刺和悲剧、正剧和喜剧，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一次离别》正是以“明丽素洁的光”深深地打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观众。

法哈蒂用“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让一场虚构的冲突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光芒，照亮了日常现实。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

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

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

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

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法官问：“怎样的环境”？

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

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

”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

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

”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

”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

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

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

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

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

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

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

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

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

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

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

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

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

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

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

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

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

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

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

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

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

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

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

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

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

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

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

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

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

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

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

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

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

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

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

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

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

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

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

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

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凤凰网娱乐】

《一次别离》是由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蕾拉·哈塔米、佩曼·莫阿迪、萨蕾·巴亚特等人主演的剧情片。

于2011年2月15日德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流产的女钟点工等诸多问题，他们在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中痛苦挣扎的故事。

由于伊朗的社会背景和宗教历史，他们的电影大部分都没有繁复的情节设定，看似简单却有着强烈的人文意味。

平淡和纯粹是伊朗电影的主题，《一次别离》就是将这两点发挥到极致的电影。

西敏为了自己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离开伊朗，可纳德还有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两人闹上了法庭。

纳德不得不雇佣女工瑞茨照顾父亲，可瑞茨却对父亲疏于照顾，更将他绑在床头，愤怒之下，纳德将瑞茨推出了门外，却意外引起瑞茨流产。

因为这次的意外，瑞茨一家和西敏一家纠缠在一起。

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电影揭示了伊朗的教育、宗教、阶级、性别等等问题，甚至探究到了人性深处。

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选择。

对人性的剖析，信仰的刻画，让人忍不住叫好。

想必这也是它席卷了国际电影市场，并获得了一连串的褒奖的原因吧。

凤凰网娱乐柏林讯 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离别》近日亮相柏林电影节并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

目前在电影节场刊Screen的观众评分页上，本片得分最高，位居第一。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

谈起跟中国相似的严格审查制度，阿斯哈说，“在伊朗，导演们也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也在努力的寻找新的拍摄方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阿斯哈导演，您好。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次离别”，请问“离别”的含义是什么？

阿斯哈：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

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凤凰网娱乐：您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阿斯哈：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

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

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内达和西敏》主要突出女性角色？

阿斯哈：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

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凤凰网娱乐：您曾凭借《关于伊丽》在2009年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但当时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行得很好。

我听说《内达和西敏》目前已经跟近10多个国家签了发行协议。

请问，您当时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就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吗？

您是否在影片主题上下过功夫，我指，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

阿斯哈：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

我很开心在柏林的观众反应很不错。

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

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凤凰网娱乐：中国电影也面临很严格的审查制度，现在中国导演已经很习惯了，他们很清楚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如何去拍。

不知伊朗导演是如何应对审查制度的？

您在拍《内达和西敏》的时候有考虑过审查吗？

毕竟讲的是离婚，这样一个在伊朗还算敏感的话题。

阿斯哈：你说的对，中国导演和伊朗导演都面临一样的难题。

其实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内达和西敏》开拍后我就没考虑过审查了，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电影节的场刊Screen上，《内达和西敏》的观众评分目前是最高的。

您是否有信心捧回金熊？

如果今年能够捧得金熊归，对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阿斯哈：是吗？

我还不知道。

其实我自己真的有点惊讶，外国观众对它如此喜爱，毕竟是伊朗背景的题材。

至于拿奖，我不知道，拿了当然开心，拿不了也没关系，能让世界这么多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就很有成就感了。

对我来说，会是种鼓励吧。

我现在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是以伊朗为背景的，《内达和西敏》受肯定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开一些。

凤凰网娱乐：谢谢！

祝您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