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

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

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

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

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

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

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

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

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

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

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

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

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

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

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

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

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

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

当永远穿着灰色夹克衫旧西裤的魏斯曼拖着要送的邮件机械般得走过一个书店时，他看到作家的新书宣传海报挂在书店窗户上。

过了一会，他回到画面中，进入了书店，翻开了那本书。

一页页得翻到献辞的那一页时，上面写着：献给好人的奏鸣曲——HGWXXX/7。

他合上书本，依旧面无表情得毫无声响得走到收银台。

当收银员随口问到，这是送给别人的吗？

魏斯曼的眼神从未如此得温柔，仿佛春风吹过从而融化了严冬的第一滩雪，如此的单纯，仿佛一个小男孩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除了他的眼神，他的面部依然如面具一般。

他依旧操着那个低沉的声调说，这是给我的。

音乐响起，画面定格在他的那张永恒的冰块脸上，而冰块脸的中间是一双严冬中如火炉般充满生气与灵魂的眼神，仿佛在渐渐地融化整一个冬天。

这一幕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次。

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魏斯曼到底是正派反派。

他仿佛是被组织训练到毫无感情的特工机器人，永远冷峻无表情，声音不带任何感情，毫无私生活，真正的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放到生活中就是一副及其boring的肉体。

可是，当他在那黑暗的仓库中戴着大耳机听到作家演奏钢琴曲时，在黑暗中他流下了两行热泪，我开始不解究竟为何；当他在小酒吧里，训练有素得隐藏在灯光的阴影中，安慰作家的妻子，那个剧作家，说观众很喜爱她的表演时，我还在疑惑他是否来害她的；当他埋在妓女的怀中却被妓女退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如此的可怜又可悲，对他有一种既同情又冷血的态度；直到他在打字机上记录作家他们是在编写共和国成立纪念日的剧时，我才确定，他或许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一个隐藏在程式化冰冷的面具下的炽热又克制的灵魂。

或许是他尘封已久的心灵被作家的激情所触动，或许他是个良知未泯的特工（在他被贬去做拆封信件的工作人员时听到柏林墙倒了的消息时，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种解放、感动、隐忍的喜悦的心情）。

这个演员实在太impress me，单靠眼神就可以讲述一部动人的故事。

特别是当Christina居然招供出了打字机的所在地时，他的眼神仿佛一瞬间有震惊，有难过，有愤恨，有惋惜，仿佛在吼叫着：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你是他最爱的情人，你怎么可以出卖他？

可是他的感情流露永远是一瞬间。

他依然面无表情的完成了所有审问流程。

而他的感情流露最多的一次便是Christina无法忍受自己背叛的行径从而自己冲上马路被大卡车撞飞的时候，魏斯曼跪下来，仿佛要哭出来，喃喃地说，我已经把打字机拿走了，我已经把打字机拿走了，他不会有事的…或许观众在期待着他抱着那个女人痛哭，将一直以来所背负的苦痛和秘密全部发泄出来，可是当作家他们赶来时他只是默默的站起来退到了后面，整整衣服，又恢复了一副冰块脸，随着警官离开了。

当作家在多年后翻开当年记录自己的档案时，他震惊地发现他最爱的女人竟然签下了同意监视并汇报他行径的保证书，他更震惊的发现当年他投稿反动文章到西德的如此的大风波竟然在监听记录中找不到蛛丝马迹。

他不停地看到HGWXXX/7这个代号。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前台的助手在一堆堆的卡片中寻找这个代号，那些卡片如此小如此多，让人觉得生命这么伟大的事物也只能是一个代号，是一张被遗忘在角落的卡片。

我曾遗憾为什么作家明明远远地看到了魏斯曼却不上去表示他的感谢，那个曾经救了他生命，救了他创作生命的英雄，如今在寒风中一家家得投邮件并将继续投20年。

某种意义上，他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另一个生命，用自己喽啰般的未来换他涅槃而绽放的生命，用自己的生活为他人的生活铺路、燃烧。

Lives of others。

直到4年后作家写了那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我想，这大概是最完美最深沉最超越平凡的答谢。

我本以为这是一部间谍剧，或者是一部讲述众叛亲离出卖背叛的故事，但它讲述了即使在如此恶劣黑暗的环境下，人性中伟大的光辉依然熠熠发光。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

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

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

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

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

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

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

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

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

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

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

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

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

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本片最让人激赏的是三段“床戏”，这三段经过精心设计的“床戏”，充分展现了背景，生活完全不同的三个男人的性格特点，堪称塑造人物性格的经典，也是特色，尤其是女演员在奔驰车上被文化部部长“潜规则”那一段……）关于1984年的东德，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性虐理论去支持，当人民被一种显而易见的体制完全控制了思想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对于“体制”的爱，一种信赖式的受虐情绪。

这点在维斯勒的心灵被作家德瑞曼点醒以前一直存在。

他相信一个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信心，甚至质疑的“不安分子”极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危险，维斯勒的工作就是维护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保证每一个人真诚地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这个国家。

为此，维斯勒觉得自己干的这活儿非常有意义，他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见不得人的事业”。

最终，连他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维斯勒在审讯可疑对象时的确有一套。

这说明他的内心有极强的国家意识，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维斯勒不惜采用各种“非正常”的手腕去折磨一些“和体制作对的人”，即使遭受自己学生的诘问，他也无怨无悔。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国家要这么做总有它的道理，他热爱这个国家。

可是，德瑞曼一家的遭遇，尤其是全天侯的窃听让他的内心领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忽然有那么一天，或者是由于长期隐约的感觉得到了证实，维斯勒发现这个国家的权利正在被一群丑陋的人把持。

脑满肠肥的文化部部长可能是电影中性欲最旺盛的人，直到电影结束，作为男人，他依旧是个胜利者。

他是邪恶的，自私的，他利用了他的职权强迫德瑞曼的老婆成为自己的情妇，并积极地参与党内的争权夺利，即使在柏林墙倒掉后，他还用可怜人的“床上功夫”作为嘲笑他的资本。

仔细想想，他这个人实际上也是很苦闷的，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

一个党员，一旦失去信仰后，他的业余生活也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偷情中寻找做人的快感。

在片中，从他由于性生活过度而麻木的表情中你完全看不到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影子，他急吼吼脱下裤子，拽有夫之妇的胸罩，又啃又咬的姿态，恐怖地展现在电影屏幕上。

瞧吧！

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的国家干部，如此栩栩如生地演绎了一出疯狂的“绝对权利”，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的赘肉……然而，这一切的杰作恰恰是维斯勒窃听的结果，他把搞到的第一手资料交到这帮官僚手里，纯粹是出于“责任”。

可是，他们呢？！

只关心自己的私利。

这些人从不在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理想主义，他们每天说的话统统是谎言。

这也是维斯勒从德瑞曼老婆，德瑞曼，以及他们周围朋友们身上窃听到的答案，他一贯冷漠的心，一贯的“问心无愧”在脆弱的人性前、在一个又一个无辜者的自杀前，在那首“献给好人的曲子”前觉醒了。

那一刻，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他爱上了他们纯粹、坦率，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甚至质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

是的，作为“斯塔西（东德国家情报局）”的小领导，他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

但他什么也不能说。

因为他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陷得实在太深了……这时维斯勒的灵魂又回归了一个普通人，他的“国家意识”被血淋淋的真相击碎，他很伤心，这“伤心”不仅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职业的可耻，以及那一帮官僚言行的可耻，他伤心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彻底失望。

试想一个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写作的老导演，一个倍受人民尊敬的老导演，仅仅是在作品中体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向往，就被“斯塔西”的人监视。

最终，被他们逼死——而且，高层人士为了刺探另一个“勇士”的政治立场，私人目的竟然是为了占有他妻子的肉体，然后通过维斯勒的“尽心尽职”体现出“某位领导同志的政绩”，打击政治对手，从而在权利的争夺中为他自己占据有利的位置。

通过窃听与多年的观察，维斯勒对此心知肚明。

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如果是，那什么又不是社会主义呢……如此黑暗的实际情况，怎能不叫一个真心实意坚信这个体制的人感到心寒？！

执政者正在亵渎他们自己的誓言，这难道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吗？！

这些不可一世的当权者，难道就是这样爬上去的吗？！

维斯勒在煎熬……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一旦有了成效，一定会再次得到晋升。

而一些真正为人民说话的艺术家们从此也将跌入黑暗的深渊，万劫不复。

维斯勒的良心哭泣了，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利用手中的职权倒戈，肯定会被上级发现，自己从此的前途也完蛋了，他也知道自己眼下是可以拯救这对可怜夫妻的。

于是心烦意乱下，他找了一个妓女……妓女是按钟点收费的。

就在维斯勒尽性地折腾这堆肥硕的人肉时，时间到了！

他还没玩够，表情一变的妓女立刻离他而去。

恍惚中，他在她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发现长期的特殊职业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完全冷漠、克制、理性的怪人，就连电梯里的小孩子也不待见他。

是呀，他自己何尝不是政府雇佣的婊子呢？！

这在性的问题上已有了足够的反应，维斯勒生理上无法满足。

心理上，窃听到的话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极权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现在！

他必须找回自我，假如说他还想做一个正常人的话；假如说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他去爱的话……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后拯救他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维斯勒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也就阐释了为什么德国统一后，他依然选择了隐藏秘密，默默无闻地过完此生。

我相信，片尾当德瑞曼在车上看见他倒垃圾时，作家其实也已经敏锐地意识了这个人的心意。

他不愿意，也不忍心打扰“恩人”的生活，他知道这个曾经代号为“ＨＧＷＸＸ／７”的男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尽管他在即将被人冷落的时刻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渴望平凡的，仅此而已……反观德瑞曼这个人虽说早泻，但他对于老婆的爱也是真挚的。

而且他很有才华。

他理解文化部部长的欲求不满，这的确很能激发了一个女人受虐的期盼。

作为有文化的男人他只能企求老婆为了真爱而留下。

可是，专制下充血的权杖，那条威力无比的“生殖器”无法让他找回做为男人的“尊严”，他甚至在发现自己家的确被人24小时窃听时，心情也不怎么激动，他知道这一切早成为了历史。

他爱的女人死了，部长依旧活得很好，他甚至还可以去找别的女人，一切皆是悲剧。

只有那个“老男人”与他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体验。

他感受到了一种失而复得的爱，一个不怎么起眼，却异常感人的爱。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希望给他的好人送去一丝善意的安慰，在这里他的“性观念”已然得到了一次升华。

90年代的维斯勒无可挽回地渐渐老去，他欲望也不怎么强烈了，一个人早孤独惯了，这也挺好。

此时此刻，这两个老男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女人、还是对于一个意识形态。

只有当这个人发自内心地说“我愿意”时，爱与被爱才是“真和谐”，而不是“被和谐”，性爱也是如此，迫害狂式的“硬搞”只会导致一种畸形的病变……“国家”实际上和一个人是一样的。

一个人得病了，他就得打针吃药，无药可救的情况下只好去死，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美丽的克里斯蒂娜被意外地撞死了，东德也死了，这也不是“以她的个人意愿为转移的”。

这是该电影所要揭示的一个象征——“信仰的促死”。

在她生前，导演（她的丈夫德瑞曼）爱她，观众（主人公维斯勒）也爱她。

可是，她仅有的一次性高潮可能并不是爱她的人给的，一个只想和她享受性爱的“大官僚”把她变成了泄欲的玩具。

这才是本片最大的讽刺！

他们被官僚体制强奸了。

在同一片乌云下，所有人活得都累，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他们中有些人终于爱上这可笑的生活，比如维斯勒的顶头上司，而有的人选择了低调，沉默是金——这也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选择……

1984年的东德。

距离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1984》的1948年，36个年头又过去了。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28年。

距离文化大革命爆发18年。

奥氏在书中描绘的大洋国，已在东方与西方开花。

相似的审讯，将人的尊严践踏到最卑微。

待遇等同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思想者、有思想的人、有良知的人、不甘于无知的人……沉默，失踪，自宫，自杀，暗中反抗，在最黑暗里通向必经死亡的路，选择仍在发生。

这是无所不知的世界。

1984大洋国的电幕， 和1984东德的窃听，知道的是老大哥，无知的永远必须只能是屁民。

即使是已被制度驯化成为果敢决绝地为了“主义”“安全”“稳定”做一切见不得光的勾当的窃听者，依然会有制度灭不死的欲望。

当妓女肥大的屁股为着赶着下一场交易而从他的面前决然离去，他的脸部有一丝抽动，我听到某种东西死去的声响，那里面，不只是肉体的绝望。

在庞大机器碾压下侥幸不死的灵魂们，终于，或者为了恶的被揭发，或者为了恶的被避免，为了那将女人的肉体作为政治献礼的肮脏国家，为那可以让满腹文章的男人变得如婊子般无义无耻的制度，与恐怖作战。

即使是一首再简单不过的小诗，那白描勾勒的明净世界，已足以让灵魂干渴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谬。

艺术家的演奏声中，窃听者潸然泪下。

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的是多年前失踪的母亲在自己儿时温厚的脸，和母亲说过的，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

和主义无关。

和信仰无关。

和组织无关。

和领导无关。

和强制无关。

和恐惧无关。

和名利无关。

和死亡无关。

你要做好人。

因你对恶天然的反抗，对善不可抑制的趋同。

因你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的唾弃。

你要做好人。

因你所承受的世界，并不因为它正存在着，就是合理。

掌权的人狂妄着叫嚣，你这不听话的蠢货，你要被派去做最差的活，二十年！

哈哈，二十年！

至少的，直到你死去。

那是个万劫不复的结局。

只是4年又7个月过去了。

1989年11月9日。

昔日的窃听者，今日的拆信人，在身后人猛地一声惊呼中——“Die Mauer ist offen！

”（柏林墙开放了！

）——缓缓转身。

观影的我已然对着电脑，簌簌泪流。

你要做好人。

因你的好，不只会拯救一个人，更会拯救整个世界。

又过了21年，东方的铁幕继续自顾自的深沉。

曾有位德国友人当面再次推荐，我低头说，我知道，只是我仍不敢。

今夜。

翻开已经存了三年的电影，看这部伟大的作品向着历史罅隙里不曾堕落并将被永远铭记的人性致敬。

想起2009年12月7日，站在柏林墙前，从昔日的东柏林望向西柏林时，仰起头看到的那抹光。

身陷囹圄的人啊，你的自由只在你的心底，只要你要她，她就会来找你。

你要做好人。

你可以选择，即使你被告知那反抗是无益的，即使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孽在体制的名义之下正当行使，即使你的周遭已然万劫不复。

因为——墙，终将倒下。

1、相比本片通行的译名，我更喜欢另一个，《别人的生活》，更配得上这部电影内敛、忧伤、沉默的气质；2、在本片的最后，当编号为XX/7的窃听员拖着小箱子沿街派送信件的时候，他的背影，看起来孤独极了，但是，谁也看不透他的内心，那里，也许平静得像落满了花瓣的湖面；3、如果某些人优越的人生，必须以另一些人的悲惨生活来交换，我们会怎么做？

会视而不见的吧，因为我们是优越的那一方。

会逐渐习惯的吧，因为我们的悲惨似乎很难反抗。

但是，电影里的那些人，却都做出了相反的选择；4、真正的恐怖，不是电梯里遇见鬼，而是，前天晚上跟妻子说的体己话，第二天，却被打印工整，放到了许多人的办公桌上；5、所谓的良心，不是随手给路边的乞丐一枚硬币，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期望温暖的平静，即使知道前路一片泥泞，依然，不回头的，风雨前行。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在电影里出现后，会让我们感到如此感动，会让我们眼眶湿润，那是因为，在现实里，这样的人，似乎从来不会出现；6、影片当中，扮演窃听员XX/7的演员拥有令人赞叹的演技，他似乎有一颗大理石做成的心脏。

他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亲人，但他顽强地活着，就连喜悦，也要被掩饰起来。

但我们能明白地发现，最后那一个镜头里，他对营业员说：这本书，是送给我自己的。

他脸上的那份轻松与满意，足够使他，觉得人生都不虚此行；7、如果有人以为，影片当中所暴露出来的现实，已经足够黑暗而恐怖的话，那么，只能说是太乐观了些，为了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为了平静地活着，其实，我们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将打字机藏在地板下而已；8、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也许，更多的是理想主义，到最后的时刻，色彩终于明亮了起来，但是，明亮永远只是暂时的，会有新的黑暗，很快来到。

只要人心不变，凡事都不会有改观，但是，人心会变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

9、本片最令人感动的一个镜头，出现在作家的演员妻子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窃听员XX/7跑上前去，喃喃说道：您不要死啊，我已经把打印机转移了。

可是，一切都晚了，只是，他脸上的表情，看了让人心疼；10、如果谁去期望，仅仅一部电影，能留下多少感动，能让人心有多少改变，那，太天真。

我们依旧，在黑暗里活着好了。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

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

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

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

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

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

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

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

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

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

）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

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

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

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

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

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

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

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

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

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

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

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

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

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

其实第一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总觉得我之前看过这种类型的电影，后来当我第二次看《窃听风暴》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部电影，从整体的结构和表现的主题上来讲，有一点像辛德勒的名单，虽然两部电影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剧情的发展和推动也有所不同，可是这两部电影却带给了我同一种感动的感觉。

这部电影之中我非常喜欢曾经是特工，后来成为一个小小的邮递员的男主角，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算是极其伟大的，而且他这样的做法也展现出了属于德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浪漫，我想这也是导演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关于一种德国式的文化理念，我很喜欢他，所以说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让我真正的了解到属于德国式的伟大和浪漫，这样的伟大和浪漫并不是来自于，拥有着丰功伟绩的委员，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