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

有幸担任了路演的主持，获得与导演对话的机会，有一个我在观看前做功课就预设了的问题，导演的回答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特此记录一下。

我的问题是：电影史上绝对不乏父子关系的探讨，日渐崛起的女性导演则愿意选择母女题材，那么作为一个90后女导演，为什么会设置儿子（而且是相对年轻的）与母亲这样一组人物？

又是怎样把握这一男性角色？

导演说：她父亲这一辈总共有五个男孩，奶奶就是由五兄弟轮流照顾，非常妥帖；恰恰是站在女性视角，她发现男性其实可以温柔细致地关爱自己的妈妈，但是男性导演却总是不愿意表达与母亲的亲密，特别是男性在进行照护活动时流露出的柔软气质。

这让我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意料之外，细想下来，也许是点破我潜意识中已有察觉又没有抓住的“情理之中”。

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

他从来不是我崇拜的英雄、想要成为的人，也不是理想伴侣的模版；他总是像一个大小孩，虽然没有原则性错误，也是外人眼中的爱家好男人，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是相当缺失的。

转变始于退休的前几年，父亲开始拒绝应酬而爱待在家里做家务；更大的转折则是我的奶奶脑溢血，逐渐失能失智之后，他承担起照顾奶奶的绝大部分工作，虽然也有姑姑和保姆，但他几乎每天都在自己和爷爷奶奶家两边奔波。

直到去年奶奶去世，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里，父亲的照料工作无可挑剔，令我肃然起敬，自忖将来自己也未必能做到如此程度。

又想到前几日北大三女生那场炒作，她们本应讨论和推销的那本《始于极限》就深刻地辨析了“结构VS个人”的问题。

性别理论向我们指出刻板印象源自结构的塑造，但某种程度上也把我们嵌死在这一结构中。

如果说女性还被鼓励去“解放”和“颠覆”些什么，男性则更多是持续被批评指控、被要求反省——当然他们反不反省、能反省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些问题，可是反省然后呢？

你期待他们做什么呢？

反省和行动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必须有充分的“知”才能有正确的“行”吗）？

就像我明明看到父亲每日的付出，却想不起来再多问一层：一个男人会如何照顾他的母亲呢？

他如何理解母亲，又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

依然父权制的世界里当然充斥着对于女性的种种压迫，但是当男性愿意与女性建立亲密的连接，并一定程度上敞开自己、让自己“像对方/像女性”时，它又会开启何种可能？

没看到这一点，也是我的盲视吧。

感谢电影、感谢导演呈现了这种可能，或者说不是尚未浮现的可能，就是生活中时常发生但未被充分表述的那些经验，将它们再现和问题化。

在这部电影里，“脐带”是母亲和孩子的连接，在这部电影之外，“脐带”也是这样一种提醒：性别问题的探讨除了主流的“压迫/反抗”模式，还应当容纳对于两性连接关系的思考——不是那种既定的连接（比如婚姻关系已然被当作压迫制度），而是在真正的敞开与接纳、在情感流动中重塑彼此的认知和行动。

就像我不能说阿鲁斯是女权主义者，他也未必百分之百地理解和共情母亲，但恰是在与这位女性的连接中，阿鲁斯呈现出不一样的男性气质，在走向对方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

我总觉得，某种流派的女权主义尽可以主张对抗和分离，但广义的性别问题必然包括两性在世的真实相处，甚至说得hard模式和乌托邦一点——女权主义的任务包括改变男性？

当儿子照料母亲，这种连接难道不能被看作至少是改变的开始吗？

PS：女性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一言难尽，比如人们常说“人老了会变回小孩”——加上一点性别化的表述就变成了“女人要卸掉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做回女儿or做回她自己”——然而这个所谓本然的自己是什么样？

难道就是父母庇护下的小孩，一个单纯而空洞的“自己”？

为什么作为母亲妻子的一生被看作“不是自己”、而是一副终将抛弃的枷锁？

又为什么女性不能将妻子母亲以及职业身份、将工作家庭及一切生命经验都看作是构成她自己的实在？

如果女性能够真正强大，我希望不要有那么多追求轻盈的抛弃与逃离，相反我们能够将悲欣交集的人生都看作自己的行李，在终点迎接一个充盈的、沉甸甸的自己。

真正的喜爱无须理由，因为一切皆可成为原因。

但还是要写，这或许是从“入”到“出”必经的环节。

从电影名字出现在草原上道道河曲的旁边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喜欢的风格。

以景言情，只有足够宏大又深远的主题才能和这样广袤悠久的蒙古草原相配，含蓄温婉，细腻动人。

虽然故事背景在草原，距离我这种现代城市里长大的人太远，可是情绪却轻而易举的随着背景音乐进入了情节的发展。

大概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归宿——家园与死亡”，主角是母亲，所以我太熟悉…很喜欢“脐带”的寓意。

影片中将其具象化为儿子和母亲腰上系着的麻绳，那是“安全的保证”，牵挂的精神纽带，也是对母亲自由的束缚，是儿子对母亲的私心——我不愿称其为“自私”，因为我们在未经过这一段“寻家”的旅程前很难懂得放手成全的意义，若无私心，恐怕是无情。

于是整部影片的主线就是从亲手系上绳子到亲手斩断绳子的发展，是母亲回家的愿望让儿子从不理解到支持、最后了悟的过程，也是儿子对音乐（马头琴和电子琴）的使用从工具表演到用以交流和抚慰感情，最后听到了母亲的音乐。

脐带的形成是因为儿子需要母亲的营养，这营养是物质也是精神的。

儿子以安全之名重新连上这人为的脐带，母亲却忘记了她的儿子，只记得自己和她父母的那个家。

儿子无法给予母亲渴望的那个家，只得陪她上路，最后亲手斩断自己这“唯一的阻碍”，看着她高兴的远去，孤身去寻找那颗生死树。

是复杂又漫长的告别啊，只有找到自我之后的独立个体，才能做到最后的斩断——斩断原始的精神依恋。

母亲不是我的归宿，她有她的“家”，当她又变得像个孩子，又需要“精神营养”时，自然会有无形的脐带连着她和她的归宿，牵引她愉快的回归。

我也要找到自己，而不是还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母亲，用脐带束缚她。

何为找到自己？

大概是女主角说的“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广阔时空之中的定位。

完整独立的主体无须以特定的亲人为精神寄托，无须用脐带捆绑爱人，而依然能与世界以无形的方式连接，依然存在一条连接个体和自然，指向家与归宿的“脐带”，所以我们不至于漂泊无定，孤独无依。

我喜欢这种想象，我也希望是这样。

影片中儿子喜欢音乐，在片头就以拉着马头琴的画面出场，在结尾又在篝火旁拉着马头琴，重新听到了“草原上的声音”。

不过关于儿子成长这一段处理较少，没有突出“北京”的城市对人物的影响——除了听不到草原上的声音，没有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联系，缺少明显的推动因素，至少我没捕捉到。

片尾停在了儿子坐在“生死树”下，有些意犹未尽。

生死，是永远说不尽的，影片中描绘母亲的死亡，是回家之旅，是美好的音乐和盛装的民族服饰，是群体欢歌中温馨的喜悦。

我喜欢篝火旁女主角年轻的面孔和母亲年迈的脸交替出现，时间仿佛一直在一个人身上流逝，母亲又变回了孩子，孩子也长大成为父母，轮回，就像他们围着祭祀的石堆转圈，就像日出日落。

生死树，死生一体。

归宿是出生的地方，是家，是结束的地方，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在哪”。

最后一幕蒙古牧民们在篝火旁跳舞歌唱，母亲注视着表演着音乐的儿子，旁边是女主，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儿子以这种形式参与了母亲的生命之初和尾声…因为生死与时间乃是在一个个生命身上接连不断轮回，所以无须留恋和悲哀么…欢喜的生，欢喜的去。

我们会不会觉得人的一生“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飞回来”是悲哀呢？

轮回，佛确实将其视为众生无法逃脱之苦。

我们长大后离家出走，又在某一刻踏上归家之路，我们四处寻找的原来是自己不曾回首的身后的起点吗？

我说不清，但我不为此悲哀。

2023年3月18日，由曹郁、姚晨监制，乔思雪执导兼编剧，巴德玛、伊德尔领衔主演的家庭剧情电影《脐带》于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陪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故乡草原，寻找她念念不忘的“阴阳树”的故事。

影片在制作完成后，便作为唯一的中国内地影片入围了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并在年前举办的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技术奖”的殊荣。

《脐带》是一部导演处女作，却吸引了行业内非常资深的创作团队，他们携手创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内容作品。

为何这部电影能够保持如此完整的作者表达，并确保剧本的高品质在制作端得到延续？

对于电影主创们看中它的是什么？

和本片制片人刘辉、胡婧聊了聊《脐带》的拍摄过程，揭开《脐带》背后的制作故事。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木西：影视工业网：先谈下《脐带》这个项目的缘起吧，是怎样的过程？

刘辉：我认为电影始于感性，成于理性。

如果没有理性作为一个基础，可能有再好的感性，也没有办法形成电影。

《脐带》这个项目，也是始于感性。

认识《脐带》是在FIRST创投上，第一次确实被里面的场景，以及母子情感打动。

但我会怀疑这是不是个体感受。

后来把剧本发给姚晨及曹郁老师，还有公司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当大家都找到了这种共同的感动时，我认为这种感动是一种普世情感上的感动。

并且这种感动，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这部电影。

感动之后，那就要为自己的感动负责。

开始考虑这个项目如何去操作，在这个阶段要加入很多理性判断。

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少数民族题材和体育题材不能碰。

但从我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

类型化的电影，有它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小体量电影也有自己的生存渠道，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虽然未来在市场上会有风险，但是如何把控风险，这是理性的。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利用一些资源，去判断片子的体量，以及根据未来市场体量来保持一个平衡。

在这样有限的投资里，去邀请到能和导演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的团队，大家一起战斗，从而把这部片子实现。

所以我觉得电影还是一个平衡感性与理性之美的一种艺术产品。

而且票房只是电影的一种价值，它还有长期的艺术价值、精神价值，以及人文价值。

这些价值也是我非常坚持的，然后在这种坚持下，也导致团队一起受苦。

《脐带》剧组；右2为胡婧、右3为刘辉木西：两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分工。

刘辉：我进入这个行业是以投资为切入口，在《找到你》这个项目上通过和陈洁老师的合作，学到了很多专业电影人和资方关系处理的方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送我上青云》，又和顿河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制片和投资的经验。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做事情的敬畏之心非常重要。

《脐带》这个项目如果是一个小体量制作，我认为我可以把控。

但像目前的制作规模，我认为我的经验不足。

虽然《脐带》的投资很小，但我们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

后来认识了胡婧，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胡婧邀请进来，和我们一起去实现这部电影的所有想法。

胡婧：分工简单来说，投融资，包括项目运作方面，辉哥更能代表坏兔子影业，所以以公司为介质的沟通都是通过辉哥辅助。

我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项目，项目制作部分、包括制作班底的搭建，以及后期拍摄制作规划等等主要我在负责。

木西：对于《脐带》这个项目，是怎样进行定位的？

胡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把项目先从体量上进行区分，从最终想要把它拍成什么成果来定位。

刚从创投拿到这个项目时，《脐带》当时的规划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项目预算。

这一版的投资预算是导演自己做的预算框架。

当我知道坏兔子影业对于这个项目最终的期许和定位后，我认为他们憧憬的艺术成果和导演的预算不匹配。

《脐带》到了坏兔子影业以后，大家对它的期许非常一致。

在我听完他们的期许以后，也就知道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中低成本制作，绝不是最初设想的小成本。

刘辉：对我来说比较现实，就是要去平衡这个片子到底投多少钱，然后能收回多少钱。

《脐带》未必是一个能有多大票房产出的类型片，加上它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多还是对于艺术的追求，所以票房未必会作为未来收入重点。

可能需要创投奖金，地方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个补充收入和支出的平衡。

但我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有边界的，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商品具备所有的功能。

然后在制作时，也未必可以无限的投入资金。

比较完美的是大家在一个边界中，做好这个作品。

而这个边界的确认，需要所有主创在不断的磨合中去最终确认。

所以这种确认过程它是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单一的平衡，是动态多点的平衡。

木西：做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费用，对你们而言，是如何找到坚持的信心？

刘辉：对我来说是更多考虑是信念，而不是信心。

信心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它不具备传递性的。

有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是不是盲目的信心？

所以我个人更相信“信念”。

当你有信念时，未必是一种信心上的乐观主义。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就是把问题解决掉。

你一旦找到最原始的驱动力，你就会找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

反而认为这件事情更容易做好，更容易坚持。

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依然可以让你保持冷静和客观。

胡婧：信心它既有相互之间的给予，也有来自信念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初心非常好，就是想做一部好电影。

想把剧本里所展现出的诗意和美感变成很好的视听语言。

事情在一步一步实现过程中，都会让自己坚定初心。

然后，也有一步一步得到阶段性的成果和累积，这也会反增我们最初的信心。

其实从《脐带》剧本拿到坏兔子影业，到正式开机，剧本我们又打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期间我们参加了两次创投。

做项目不能完全封闭，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

在这两次创投上，《脐带》剧本也得到非常好的反馈，这些阶段性的成果一直在反馈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最初坚定的信心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去做。

刘辉：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生争吵，但是这种争吵不会打击我们的信心，反而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对职业追求的信念感。

因为有信念，我愿意为这个项目有所付出，我愿意节省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和导演堪景之后，剧本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这时候我内心也会有一点信心不足，剧本已经改了两年，我不知道导演是否还有力气更改。

导演反而告诉我，不管怎么样，她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也正是信念感一直在驱动着她。

这种反馈也会反哺给我，让我更有信心。

我相信我们所有主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坚信自己的信念感。

所以对我个人，对剧组和《脐带》这个项目来讲，都是非常幸运的。

所有的人的信念统一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胡婧：《脐带》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人，大家对《脐带》这个项目非常纯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也就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个纯粹的目标，才能有今天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结果。

《脐带》获得金鸡创投评委会推荐项目木西：《脐带》参加创投，都得了什么？

点点：一个剧本走到创投，其实要经过初审、复审还有最后的终审。

《脐带》很幸运走到了终审，最后又拿到了一些奖项。

它每一轮都是有评审的，创投在每一个环节都会给予指导和相应的帮助。

在复审阶段，我们会和导师评委们见面去阐述你的项目，这其实是推销自己的环节。

在这个过程中，评审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或是建议，我认为这很宝贵。

评委提出的问题或不足，我们都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我们也很幸运，两次在创投上都拿到了奖项，这些奖项既是对我们的认可和鼓励，也会增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

它还有一些相应资金上的奖励，这对《脐带》也是一种帮助。

另外我们也有资方是通过创投看中了《脐带》而参与投资的，所以我认为创投确实是多层面的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帮助。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在现场木西：一个项目进入公司之后，需要面对非常多的策划。

而且《脐带》的其他主创非常资深，在制作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脐带》的作者性？

刘辉：创作期导演需要有一个能力三角：导演的剧作能力很重要，剧作能力会决定他能不能去实现内心的一些想法。

另外，能力三角的最底层，还是要有信念感。

要找到自己心里最感动、最想表达的东西，如果这个走着走着就忘了，那最后大家是无法形成合力的，而嫁接两个能力上的就是沟通能力。

在没有沟通能力的前提下，很多事情再有营养，你也没有办法拿过来为它所用。

所以我认为沟通是能力三角中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包容和吸收能力，聪明的创作者总是会找到一群特别厉害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闪光点，加到自己作品里，这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胡婧：和其他主创的合作担心肯定是会有，但是我们在前期更多是把担忧转化成和导演的探讨，探讨如何和主创们一起作战，如何去发挥主创们的优势。

导演需要具备的是综合能力，但老师们都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最优秀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把他们的强项，发挥在这个项目中。

在一年半的筹备时间里，我和辉哥最主要做的是先给导演释放压力。

其他主创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就是对项目和剧本的认可。

在前期磨合中，我更希望导演能够把所有问题暴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及时预警，告诉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把问题遗留在现场。

导演过去其实不太善于沟通和表达，比较内向和文静，我们也会告诉她要克服这些，导演是剧组里的灵魂，你的工作就是要和所部门沟通，拍摄是做不到把沟通场景设定为一对一的交流，所以你要有意识地去克服。

刘辉：关于新导演我其实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要建立共同语境。

人和人建立最初的沟通时难免会带着有色眼镜，但我们要克服它，摘下这个眼镜，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在这样的沟通下，去建立共同沟通的语境，这个语境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磨合时间。

木西：就《脐带》这个项目而言，在开机前有没有预判制作上会有哪些困难？

胡婧：最大的困难还是：穷。

其实制片就是这样，无论多大体量，最后都会发现诉求永远大于你能支配的金额。

其实还是要控制欲望，这个欲望来自各个部门、各个环节，还是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适配的问题。

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省钱，其实还是在寻求性价比的问题。

怎么用同样的价格去做到性价比最高、最好。

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希望在每个项目里都能呈现到这个标准。

这个电影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就是需要在偏远地区拍摄。

《脐带》主要拍摄地在呼伦贝尔，存在着一个交通不便、天气恶劣的条件。

而且《脐带》的制作体量相对较小，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怎么在这样制作体量下去匹配主创、在有限的人员、时间和条件里完成诸多的实际制作，这些都是可预知的问题。

刘辉：从过去我管公司的经验上来预判，团队的磨合是需要时间的，对于我来说剧组这汇总快速组成又面对巨大压力的工作，会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但随着我们建组筹备，然后到拍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群人变成了朋友，或者是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团队，形成了一种对稳定的创作关系。

我认为这来源于大家的信任基础，还有沟通，以及大家的价值观是相对统一。

这是我非常惊喜的地方，很像管理学里提出来的正念管理。

当你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找到了一群和你价值观体系很一样的人，大家在一起做事，他就很容易达到一个高效的团队组织。

木西：在制作上行业经常会出现“行活”的问题，而“行活”其实对于作者电影影响非常大，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心？

胡婧：《脐带》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这几位主创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做项目也是在找有缘人和志同道合的人，可能对于第一次合作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可以从过往的作品去判断。

当过往的作品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呈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已知了。

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相互的，形成行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要求没有说清楚，还是他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

人与人之间它发生的化学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创作者合作起来就是非常舒适、非常开心，但是同样的人，换到不同的团队，可能合作得就不愉快。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相互找到原因。

包括在有限的预算里，怎么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预算的问题，其实各个部门都会面临需要和制片讨价还价的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制片有没有和各部门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很关键。

如果只用钱来衡量，把问题推给另外一方，这样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虽然大家有部门之分，但项目是一个整体，大家还是在为一个项目、一个目标去努力。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我更希望制片和各部门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制片真正用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部门是有感知的，也会被你感化，去和你一起想办法，因为他不是孤军奋战，所以我认为合作的氛围非常关键和重要。

木西：《脐带》的拍摄周期是如何制定的？

胡婧：为什么我们的监制认为拍摄《脐带》周期充足很重要，因为曹老师认为光很重要，在剧本里其实有很多关于天气和具体时段的描写。

我也理解他在看文字时，就可以把文字直接转化成视觉效果。

因为我是统筹出身，所以对计划非常敏锐。

我看剧本后的第一反应是夜外戏很多，黄昏戏很多。

这确实是会给拍摄带来很大困难，因为这是需要抢时间拍摄的戏份，对于拍摄很难完成。

所以它在比例上是有一定的问题的，那我们怎么能在不伤剧作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合理性的调整，这个非常关键。

导演在写剧本时未必有实操概念，但是到准备阶段，就要艺术与技术结合着看问题。

首先，我非常尊重和保护创作者，在有限的条件里，我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诉求，但如果不能全部实现，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取舍。

在取舍中，精华一定要保留，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花在这里。

但如何去判断，需要制片与创作者共同决策，这样也更客观。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艺术表达和最终呈现。

所以在前期更改剧本阶段，我就提出了关于气氛的问题，要结合实际操作问题考虑在内。

电影最后一场篝火戏就是全片花费最高的一场戏，钱在这里一定不能节省。

这里有最美的画面呈现，而且这场戏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表达。

这场戏也是在结尾，一定要给观众走出影院时留下一个良好的“离场感”。

无论从剧作、情绪还是市场来讲，这场戏都非常重要。

所以主创提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

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问题，但这里绝对不能压缩艺术要求。

《脐带》其实有很多日外戏，拍摄的气氛都恰到好处，这个离不开我们的统筹金雪梅对于计划的合理安排，她真的非常尽心尽职。

金姐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非常好的机动性。

在草原上拍戏，天气不受控制，一旦天气出现变化，团队需要做出什么应急反应？

统筹的灵活性在这里就能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每天在有一个基础拍摄方案的同时，它还会有plan b、 plan c可供选择。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会怎样应对，如果提前完成拍摄，我还可以拍摄什么，她会把这些分门别类做的特别好。

这样通告单发出之后，大家就非常清楚一天的任务，所以我们非常幸运能有金姐这样认真的统筹，帮我们把计划安排得周密、合理。

而在费用支配上，我们确实无法给团队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只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舒适，但是所有主创是同吃、同住，大家一起扛这些问题。

刘辉：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还是要找到边界。

找到边界后，大家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

在剧本阶段，我们实现了一次剧本剪辑，在剧本阶段用文字做了剪辑，感受画面最后到底会是怎样，把在拍摄上过于要浪费时间或资源的戏，做了一个剪辑。

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也是得益于两位监制有丰富的制作经验，这样就能够保证剧本中每一场戏都是有效性的。

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制片人就可以完成，需要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想办法，在一个边界里把它完成。

所以比较有经验的制片人和有经验的监制，是会对新导演的项目有所帮助，可以让钱更花在刀刃上。

木西：因为前期已经预判了一些问题，那对于解决问题的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制片团队上是如何考虑的？

胡婧：小体量制作，面临的问题一定与大制作不同，更多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制片团队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团队，我们从《老炮儿》《八佰》就一起合作。

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现场解决问题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都很强。

因为制片组加上场务只有8—9个人，所以大家在工作上就不分你我。

其实到我们主场景需要穿过一片很长的森林，又因为天气非常恶劣，在实操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在置景的时候还是冬天，气温还在零下十几度，很多效果都很难实现。

而草原下雪之后，草下全是稀泥，车每天几乎都要陷入泥中。

我们一定要在开拍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无论是司机、车管还是场务，在完成他们本职工作以外，大家还要一起帮忙合力去修路。

木西：男主不是职业演员，这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选择时考虑的是什么？

胡婧：选角上，我们两位监制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尤其是大姚姐（姚晨），因为她本身就是演员，所以无论前期选角，还是后期拍摄，对于演员都挑选、表演的把控和细节的调整，大姚姐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脐带》的目的很纯粹，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知名度的问题。

但专业性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比如说像阿鲁斯这个角色，我们最开始是没有跳脱出职业演员的选择。

因为这个角色要求很多：要会说蒙语，还要会拉马头琴。

最初还是用传统的选角方式，基本上找到了适龄的学过表演的全部蒙古族的演员。

但在职业演员寻找一圈儿后，大家都感觉不太对。

所以当时也在探讨做些取舍，比如考虑放弃马头琴的条件，看看这个后期能否适当去学习。

大姚姐当时也发动了很多音乐圈的资源，后来伊德尔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被推荐过来的。

大家看到视频时，都认为非常不错。

而且，他刚好和导演认识，自身又是音乐人，和角色的契合度很高。

木西：因为是非职业演员，在制作上有考虑哪些方式来避免问题吗？

胡婧：我们的拍摄顺序是相对顺拍，一个是考虑到季节的变化，这样的拍摄方式，也会减轻其他部门的压力，准备工作可以更加循序渐进。

对于导演也很友好，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到演员的表演。

伊德尔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学习过表演技巧，进入角色需要时间。

故事又涉及到他和母亲的情感，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

最后篝火剪断脐带那场戏非常难，可是演员完成的非常好。

伊德尔拍完那场戏，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真正进入到了这个人物。

有了这种科学的计划生产，这里的表演，它既是演的，也是真的。

木西：从制片人和青年导演合作的角度，以及在剧组的管理层面，能不能提供一些建议？

胡婧：我过去服务于头部导演居多，其实和青年导演的合作经验是有限的，《脐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

青年导演的机会现在确实会更多一些，这也是行业和时代的进步。

但我觉得对于制片公司而言，选人和选项目同样重要。

青年导演因为经验少，他的抗压能力和耐力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剧本，有的人他可以做到深耕几年，但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失去了信心或坚守。

思雪导演她的优点就是很有韧性，《脐带》的剧本一直在打磨，但是她很有韧性，一直在坚持。

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很多青年创作者他们其实都有很新的创意、想法和表达，但是在制作经验上不足，因为他们缺少实操经验和生活阅历。

但我认为青年导演也应该剔除怕被人说经验不足的戒备心。

好的创作者都非常单纯，而且这个行业很惜才。

在前期阶段，大家要尽可能地去展现自己的不足，这个不丢人。

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你，是一件好事。

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补足劣势，形成一个合作的良性循环。

刘辉：剧组的特点是快速成立，快速完成一项艰巨任务。

大家彼此的信任成本其实非常高，如果大家想做项目，平时还是要有一定的沟通积累和信任建立。

人脉和资源应该作为长期储备去准备，只有这样，在做一个项目时，才有可能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形容拍摄是打仗，那团队就是两个人背对背，彼此看不见。

你要相信背后的这个人，很重要。

所以要找对人，然后这个人也理解他在团队中处于什么职责，要完成什么任务。

最终大家坚持一个理念，一起打一场胜仗。

我认为这是快速形成一个团队，在边界中创作非常重要的三点。

我的鸟儿都飞走了我的家乡回不去了我能听到风的轻叹你能做出美妙乐章我用脐带滋养孕育你用绳索困我自由我的家在草原深处一半生长一半死亡载歌载舞幸福环绕爱你所爱无所畏惧点点星光唤我回家不用害怕他们都在勇往直前走向终点总会找到光的方向记得放飞自由之鸟总有一天你会到达

今天下午看了《脐带》的阿那亚首映，很唯美，很温暖，很感人。

在看电影的时候 中间有好几幕眼泪都要出来了，影片中语言不多，仿佛什么都没说，但仿佛什么都说了，很喜欢这样的电影。

看完之后内心一下被带进去，整个下午到现在很久都没出来。

也大概明白了脐带的意义，影片最后那棵树我理解是根，是我们回不去的过去的故乡，是我们对家人的情结 是我们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

片中处处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对家人父母的爱，对社会中普通人的爱。

拍的特别好，很喜欢这部电影。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

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

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

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

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

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

脐带对于婴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它在母体内，成为供养婴儿生长的生命线。

但当婴儿呱呱坠地之时，脐带需要被剪断，用割裂与母体的自然纽带的方式，来到人间，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真正实现用口鼻呼吸，体验这个世界带给柔软的肺部最初的呼吸的疼痛。

影片取名为《脐带》，从具象上看，是连接母子之间那一条长长的绳子，从情感上看，是一直牵绊的母子之情。

母亲因患病“变成了小孩子”，于是乎，需要儿子以大人的方式来照料，此时，这份羁绊彻底逆转。

母亲不再是母亲，母亲变得自我、变得自由、甚至变得陌生，但她似乎回归到一个最初的我。

她不再是母亲的身份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只是那个喜欢音乐、喜欢跳舞、喜欢小羊、想找爸爸妈妈、想回家的一个小姑娘。

影片着重描绘了母子之间的情感，陪伴是儿子能为母亲做的最棒的事。

从一开始的限制母亲的自由，到带着母亲去寻找生死树，两个人一路前行，在内蒙古大草原之上肆意驰骋，在敖包边翩翩起舞，在火堆旁久久凝视。

这是送母亲回家的路，这是一路道别的送别之旅。

最后的最后，儿子拿出刀切段了两个人之间的绳子，犹如当初他自己出生时被切断了脐带一般。

只不过这一次，他是真的要离开了母亲，这一次，他的肺没有疼痛，他的心在痛。

曾经的脐带之断是为了相聚，这次的脐带之断是为了离别。

电影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歌手或音乐制作人，在他的生命里，音乐占了很大的比重。

当母亲变为小孩子时，我们发现她也是如此喜欢音乐，或许这份传承就来自这里吧。

蒙古族人热爱唱歌，喜欢跳舞，在苍茫大地上，处处皆音乐，他们的乐感和动感是那样自然，与生俱来。

影片整体都有一种音律在流淌，蒙古族的歌曲配上草原的辽阔苍茫，让人感觉无比孤寂又无比充实。

音乐，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音乐也从镜头中流淌出来，蔓延到你我身上。

影片的电影语言是极棒的，充满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民族风情。

镜头语言简单明了，没有故意炫技，相反，是一种诗意的叙事方式，展现出草原上的脉脉风情。

草原儿女的情感，真挚且热烈，细腻且张扬。

无论是大场景的航拍，还是小空间内的情感表达，都很质朴，很动人。

特别是影片中有几场如梦如幻的梦境戏份，带着一种神秘色彩，非常引人入胜。

这里的镜头语言的展现方式，如行云流水一般，让人仿佛置身其中。

影片整体呈现出一种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是一种带着诗意和浪漫的色彩，高于生活本身，却让人相信这份存在。

画面在色彩呈现上添加了很多蓝绿色，给人一种复古的感觉。

夜晚的场景里，火把、篝火、电筒、月亮的光芒，那么真实又如此梦幻，仿佛油画一般，仿佛进入了一场梦境。

这部影片让我感觉很舒适，它呈现出一种情感的美，一种离别的美，一种诗意的有节奏和韵律的美，让我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感动。

2023年3月18日 星期六 21:32

《脐带》讲述了音乐人阿鲁斯决心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返回草原，去寻找记忆中的家。

一根连接两人的绳子，如同脐带，给旅途带来一连串意外，但阿鲁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母亲对于“回家”的执着，在草原上，他们也各自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这是青年导演乔思雪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先后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和第4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金椰奖”，并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

2017年，乔思雪从法国巴黎3IS电影学院毕业前夕，偶遇一位中年妇人在街头独自徘徊，让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

过后与母亲通话，才得知母亲前段时间更年期抑郁，甚至有过轻生的想法。

同样是一通电话，将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音乐人阿鲁斯召回了母亲身边。

母亲娜仁佐格患有阿兹海默症，她不断提出要回家。

电影中，阿鲁斯一时心中不忍，决心带母亲回到她想去的草原，寻找母亲心中的“家”。

可是“家”是哪里？

对于乔思雪而言，已经旅居多年，草原还是她的家吗？

《脐带》是乔思雪的处女作，在制作团队上却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制作团队，并且的电影的口碑在上映后屡次上升，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如何把控一个项目，她又如何接力制作团队的力量，为自己的故事“升级”。

拍完电影之后，她又如何总结自己的制作经验？

非常推荐大家，导演乔思雪带来的回答。

原文首发影视工业网。

导演乔思雪木西：《脐带》的故事创作缘起是怎样的？

乔思雪：在《脐带》之前我有写过两部长篇剧本，但《脐带》是我自己非常想去拍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和我的生活有太多纠缠。

去写这个故事，还是因为害怕离别和死亡。

小时候我对母亲在心理上特别依恋，但到青春期后，这种依恋变成了情感上的挣脱。

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开始慢慢变淡。

后面我又出国读书，进入了新的文化环境，一直想要睁开眼睛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就越来越少去关心她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姨，她在街上来回徘徊，寻找自己的家。

那一刻特别触动我，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这个契机，也让我重新回到了子女视角，去观察我的父母。

后来电话联系，我发现母亲的近况不是很好，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患上了抑郁症，有过一些特别危险的想法。

虽然我们电话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她很轻描淡写的把事情讲出来，但其实对我影响特别大。

当时又面临回国，还是在继续留在法国做电影的选择点，于是就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对我和母亲关系上的探索。

父母生病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变换角色，来帮她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而《脐带》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脐带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角色互换，你变成父母，父母变成了孩子，那我们会不会在她老了之后，像她小时候对我们一样给予他们关爱和陪伴，甚至有一天要学会放手？

木西：从概念到故事，这个过程复杂吗？

乔思雪：因为这个故事和我太近，所以完成第一稿花费了不到一个月。

电影最初的名字叫《漫游在蓝色草原》，由很多情感碎片累积在一块，其实相对更加闲散，更像散文诗。

慢慢形成比较明确关于母和子之的这条线，是找到投资方坏兔子影业后。

在我制片人和两位监制的帮助下，它才慢慢出现相对比较紧凑的状态。

过去，我想装进这部电影的东西太多，关于民族文化、故乡、人和自然。

但最有力量的东西还是回归到我和父母的关系，其他的表达可以通过“脐带”这条线慢慢带出来。

另外“脐带”在蒙语中的用法其实是要比中文语义更丰富，有“脐带”、“联系”、“继承”三层含义。

所以和监制讨论完之后，认为《脐带》更能体现这个故事想要表述的精神价值和内核，最后用了《脐带》这个名字。

木西：你认为《脐带》想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乔思雪：《脐带》的源头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一根绳子把两人系在一起之后，脐带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影响。

故事套用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想要表现父母退化成了孩子。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但他们在慢慢变成小孩。

阿尔兹海默症可以特别明确把这些想法放到具体的事件中。

脐带它本身是一个传输营养的介质，但又有脐带绕颈的风险，所以把绳子放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是母子，这样又多了一层角色互换，它会产生更多的趣味，也能够让大家探讨和思索更多的东西。

儿子之所以把绳子系上，他想要传递是爱和关心，但是他又忘记了，这其实对母亲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和伤害。

当系上绳子之后，两个人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距离范围内，他也能更明确的感知到母亲精神上的诉求，其实最终还是在探讨：什么是爱。

你爱你的家人，那只希望她肉体活着吗？

精神上的诉求真的不重要吗？

至少在这个故事里不是这样，最后男主其实听到了母亲精神和心理上的诉求，开始接受人的生离死别，所以他最后选择放手。

其实我从写到拍，再到进影院，《脐带》对我来说是对死亡和离别的又一个新感官上的认识。

之前你害怕它，然后通过写作似乎是在做一种练习，练习怎样告别。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需要面对它，什么能够支撑我？

其实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有最爱的那群人在等我，从而让我有力量去面对离别。

死亡不是终点，它是会不断会轮回下去。

电影最后阿鲁斯为什么能剪断“脐带”？

其实这里已经不是“绳子”这么简单，它是心理上对母亲的依恋。

他在心理上已经明白我们要面对肉体的告别。

这也是母亲教会他要接受生命在自然里轮回，老去然后又会新生的事实。

所以他最后选择把绳子割断，其实就是在割断心理上的依恋。

木西：电影中“脐带”，还有“生死树”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

乔思雪：在写这个故事之前，我看过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展叫《一年》，他把自己与另一位艺术家以一根绳子互绑在腰间，系在一起一年，期间不论任何时间、地点都在一起。

这两人从陌生、到发生激烈争执，然后到和解这样一个过程。

我当时特别受这个作品震撼，后来我觉得这个形式其实放在《脐带》这个故事里会产生更多趣味性，也会更复杂。

因为他们是母和子的关系，会有“脐带”的含义在里面。

而电影最后那棵树，其实在最初剧本中是没有的。

之前的结局相对来说更抽象一些，现在的结局有了一个真正的实物作为载体出现，而它和故事想要表达的精神特别契合。

树生的一半代表着精神，死的一半代表着肉体。

这棵树也是一个朋友意外发现，它在距离我们拍摄地差不多200公里的地方，我去堪景时也感觉特别神奇，竟然可以可以如此契合我们的故事，真是是特别神奇的相遇。

监制、摄影指导曹郁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有了故事之后，在影像风格上是如何设想的？

乔思雪：《脐带》其实更具作者性，它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自我的情感体验，所以无论是从故事，还是到视听语言，其实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

我虽然在法国读电影，但我受法国现实主义题材导演的风格影响比较少。

反而喜欢第三国家到法国去之后的创作者，比如加斯帕·诺、贝托鲁奇、波兰斯基。

他们的电影里的法国会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没有那么真实。

他们可以把所见到的法国抽离出来，然后去表现，所以我拍《脐带》时也会有这种视角。

虽然我在内蒙古出生，《脐带》也是一个蒙古族题材的作品，但我并不是蒙古族人，而我也没有常年在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会有一种来自于他者和很异样的视角，所以影像风格上没有很“写实主义”。

比如像《脐带》开场的几场戏，男主回到故乡，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镜头，其实会有一种异乡感。

包括电影中出现的几组幻觉，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还有后面出现的醉鬼，他把房子撞破了一个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非写实的荒诞感，然后又特别有趣味，也很有美感。

木西：几位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乔思雪：阿鲁斯这个角色就是按照伊德尔这个演员来写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也知道他在做传统民乐和电子乐相结合的风格音乐，所以特别欣赏他做音乐的态度。

伊德尔从小学马头琴长大，他到了北京之后，反而做了新的尝试。

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能让传统文化继续流传下去的方式。

什么是传承？

传承就是年轻人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去传承年轻人该传承的东西。

所以在故事里有提到：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就是在呼应这件事情。

包括我做电影，《脐带》也和过去的传统草原电影不太一样，至少在片子的态度和风格上是有变化的。

现在的游牧生活和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更具现代性。

我们从草原上走进城市，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城市，一部分人选择回去，草原在面临劳动力在流失的问题。

而现在年轻人把非常现代的手段带回到草原，就会出现电影里无人机放牧一样场景。

现在草原有很多很现代化的方式，比如安装摄像头，这样只要在家，就可以看到羊群、牛群。

比如在羊身上安装芯片，羊群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定位找到。

所以我觉得传统和现代不应该是对立关系，你不能要求年轻人现在还要唱100年前的老长调。

草原不能只有呼麦和马头琴，还要有新的东西，只有这样。

这片草原才能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选择伊德尔其实最初我有过疑虑，因为他是音乐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表演，而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指导他表演，所以第一选择没有考虑伊德尔。

后面我们监制在朋友的推荐下，意外的看到了伊德尔的演出视频，他们认为他和人物的气质调性特别符合。

然后他本人又在做音乐。

会做音乐，对这个角色特别重要。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会演戏、又会演奏，还要会说蒙语的人，其实非常难。

因为监制姚晨老师本身就是演员，她在现场可以帮到伊德尔，能让他不要那么害怕片场，找回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给了我一部分信心。

在制作上，我们也全部采用顺拍得方式。

最开始到现场时，他和巴老师确实不熟悉，经过几十天的相处，他们已经真的像一对母子，在情绪上也非常符合我们的电影。

记得电影最后一场戏时，他面对即将的告别，演员真的在现场真情流露地哭出来，确实在意料之外，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特别感动。

对于《脐带》来说，男女演员其实非常难选。

在最初剧本中，妈妈的角色相比巴德玛老师要更浪漫和诗意一些，但是更缺少作为母亲真实的存在感。

《套马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它也是巴德玛老师的处女作。

巴德玛老师是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她每年也会演很多戏。

联系到巴德玛老师本人之后，就发现她在生活中非常朴素和简单，还维持着牧民身上那种特别可爱的劲头。

她每周还会开车几个小时回牧区工作，作为演员，她是特别有生活的。

然后她本人的状态也特别好，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脸上的纯真和孩子气一点都没有丢失，眼睛在发光。

而角色身上缺少的一些母亲特质，在巴德玛老师身上也得以体现，她让这个角色又可爱，然后又有很浪漫诗意的一面。

而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在向草原上的女性致敬。

草原上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的女性，它们身上其实是种特别独立和可贵的精神，塔娜这个角色其实是母亲的一个续存。

母亲是在大自然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独立自主，然后拥有非常质朴和善良的精神，最后她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她父母身边，回到自然的轮回中，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原始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东西。

而塔娜其实是一个从草原走出去，在城市中学习生活过。

她看过外面的世界，但是她经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做了选择，放弃城市生活，回到草原，这是另外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精神。

现在草原上有非常多这种独立女性，我很羡慕她们。

她们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特别直接、热情，然后也很纯粹，所以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特别勇于表达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特别果敢的状态。

我们现在接受了太多文明和教化，有时候其实失去了人性本身那种最想表达的东西。

木西：有了故事之后需要找到资金，这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

乔思雪：这个剧本最开始去了First创投，然后就被我的制片人刘辉看到。

他本人就是就是内蒙人，所以故事对他非常有触动。

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故事对于其他人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所以他就把故事递给了曹郁和姚晨老师。

他们看完之后，其实和他观感一样，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题材，而对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这点其实让我很意外。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开机，但因为碰上了疫情，就决定继续打磨剧本。

然后又去参加一些创投，也看看剧本到了市场上会是怎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去了另外两个创投，最后效果也不错。

这样其实增强了大家对于片子的信心，所以最后他们给我找来了非常强大的金牌制作团队。

监制曹郁、姚晨与导演乔思雪合影木西：电影配备了非常强的制作团队，这对你会有压力吗？

你和监制、制片人又是如何合作的？

拍摄《脐带》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乔思雪：其实监制和制片人还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项目。

我作为青年电影人，这是处女作，大部分的场景都要在自然环境里拍摄，其实难度和挑战都非常大，很容易被天气打断。

如果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里来完成创作，其实会受到很大干扰，这非常考验主创的创造力、耐心和热情。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群非常热爱电影且有经验的创作者，一块完成这个作品。

电影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所以还是要真诚一点，别不懂装懂，拿出一个特别真诚的态度，大家也会想要帮忙解决困难和问题。

跟这些相对成熟的主创沟通和交流，要多聆听多沟通。

还有有一些确定必要坚持的东西，还是要争取。

比如说电影中剧院有一个镜头，是阿鲁斯和母亲听到马头琴，后来又看到一个舞台上的虚影。

当时我们监制曹郁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拍这个镜头，但最后我还是坚持把它拍完了。

拍完之后，他也认为这个镜头会为电影增添一种相对特别的东西。

在拍摄过程中，其实面临天气上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到达我们的主取景地要穿过一片森林，这里没有经过开发，如果下雪，车就无法进入。

因为剧组资金有限，只能用限的越野车把主要人和设备运走，其他人就要来回不停地徒步穿过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实会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

在拍摄篝火这场戏前，其实我们经历了两天8级大风。

然后，当时又经历了曹郁老师母亲过世，这时候已经处于拍摄后半段，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紧张，所有人压力都很大。

因曹郁老师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心血，而且作为职业电影人，曹郁老师其实放心不下，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

当然回来之后情绪压力很大，再加上最后这场戏拍摄起来非常复杂，需要各种排练，大家的精神都到了非常疲惫得时刻。

拍电影很奇妙，当面临这么大压力地时候，大自然又会给你礼物。

拍摄电影最后这场戏时，我们碰上了超级月亮。

在开始的第一个镜头，它是一个月牙，整个大夜拍完，月亮已经变圆，月光照在湖水上，一丝风都没有，特别平静。

我们所有人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天要亮了，然后这个梦也醒了。

那一刻似乎有一条隐形的“脐带”把所有人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对青年创作者来说，其实拍电影这个事情，当你有了一个念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念头从一做到十。

无论中间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无论过程中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有从头做到尾，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如果因为各种各样小情绪上的问题，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就选择不做了，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后面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成长，做完后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而电影也会随着这一切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形态。

内蒙古草原音乐风格宣传片。

电影就像航拍的草原，你看到的是辽阔壮美的草和碧绿清澈的湖，但生活其实是走进草原里的沙砾和牛粪以及水塘边的淤泥和野草。

我也不喜欢一个局外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劝别人放手，就像影片里那个姑娘幼稚的斥责男孩你怎么能这样绑着妈妈，因为她不知道妈妈的一天是24小时1440分钟86400秒。

我明白导演想要表达的那种接纳死亡的意图，但我觉得选择阿尔茨海默症作为故事的依托不合适。

因为这个病恰恰就是使一个人失去了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所做的一切选择你不能判断是他的选择，就这样寻找了一路然后接受母亲自己走向死亡，这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儿子可以做到的吗？

让得这个病的亲人走丢不能解释成为他去寻找心里的家，那是作为看护人的失职。

你可以换成另外的病，让他有独立的、清醒的选择能力，然后儿子最终明白尊重母亲、尊重生命就是接受死亡。

比如话剧《晚安妈妈》，女儿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所做的一切就是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自杀，因为她是一个癫痫病患者，在发病时毫无理智和尊严，给亲人带来巨大麻烦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她选择在自己不发病很清醒的时候，结束掉自己糟糕的生命，最终母亲也接受了女儿的决定，虽然她痛苦万分。

我觉得这是质的不同。

我看完电影很震惊，我觉得人生观有问题。

小时候，我的姨姥爷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姨姥姥对他照顾得很好，去哪里都牵着手，回家也是锁上门，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出去，姨姥爷患病的最初几年还是保持着体面，外人几乎看不出他有病。

但架不住时间加重病情，最后的三年真的是会把屎都涂在墙面上，会偷吃掉三斤香蕉不知道饱，纵是已经殚精竭虑的精心照护了，他还是丢了两次，每一次丢都是整个家族所有人都出动，再加上每个亲戚各自的朋友，两三百人连续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找，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连bp机都是数字的，就是这样一寸一寸的找，所有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寻人启事，地毯式的把济南整个城翻一遍。

幸运的是，每一次都找到了。

最后一次丢的时候，姨姥姥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病痛把她折磨的都没有样子，但她还是在家里握着每一个回去送消息的人的手，很恳切的说：“再找找他呀，不能让老头自己在外面走，他还不如一个一岁的孩子，怎么能把孩子丢在外面呢。

”所以，有些苦难，不是你看了看，想了想，就好说一说了。

个人观点，不抬不杠，如有不同，你都对

很细腻，音乐动人。

没有搞内部东方主义，人的境遇，天下是相通的。

不止这部，鲜卑主题的作品基本都没有，不像吐蕃是重灾区。

上一部印象深刻，《海的尽头是草原》。

本片借女二的口说：我喜欢你搞的东西，我们不是只有马头琴和呼麦，也不是永远生活在过去。

女二很美，质朴刚健。

最后母亲去了长生天，儿子骑着跨子，找到了半枯半荣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