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表面上是一部抒写“胶片情节”的电影,骨子里却是一个残酷的悲剧。
所谓“给电影的一封情书”,竟然是一封“血书”。
还是先从故事讲起吧。
因打架斗殴正在劳改的张九声收到女儿的来信,说登上新闻简报,会在电影片前放映。
为见女儿一面,张九声逃出劳改所,错过放映场次的张九声撞见为做灯罩前来偷胶片的刘闺女,两人开始追逐戏。
因为失误,一盘胶片在范电影的儿子手上破坏。
为了保证电影成功放映,范电影和张九声展开救护工作。
三个人的命运因为胶片交织在一起。
亡女之痛
《一秒钟》纪录片因为种种原因,电影里省去了女儿去世的信息(在纪录片里有提及),导致张九声的行为动机无法得到充分说明,同时也消解了行动背后带有的情感力量。
不过通过结尾,观众大体上还是能够体认到张九声已经失去女儿的事实。
不然,他出狱后为何还要回来找刘闺女,要两帧胶片呢?
因为那两帧胶片是女儿仅存于世的影像,也即遗照。
如果张九声的女儿尚在世,他完全可以让女儿寄一张照片过来。
而且,张九声不顾生命危险(越狱)也要看到电影,间接说明了女儿已经离世的事实。
电影结尾,张九声和刘闺女相视一笑,似乎也在透露,张九声在刘闺女身上找到了情感替代,女儿事实上已经离世。
张九声的笑,说明他放下了。
“一秒钟太短,不够。
”张九声的这句话催人泪下。
如果这是仅有的再见到女儿的机会,一秒钟哪里够呢?
电影到这里才暴发出了最大的情感力量,胶片电影转瞬即逝、无法暂停的放映机制似乎也在强化这种力度。
正是因为女儿的身影只出现了一秒,胶片电影的放映不能像播放器那样定格,张九声只能让范电影反复放映片头片段,仅仅为了一遍遍观看女儿的身影。
这难道不够动人吗?
引申一下,女儿在胶片中出现一秒钟的设想极好地凸显出电影和照片本质上的差别。
照片可以暂停时光,将时间定格并永驻;而作为动态切片的电影,却无法让某个瞬间永久停留,它总在时间之河上流逝。
当范电影最后剪下留有张九声女儿身影的两帧胶片,作为礼物送给刘九声,这两帧实际上类同于照片的底片。
张九声想看的真的是电影吗?
他需要的仅仅是能够确证个人记忆的照片。
只要有照片,他便能随时缅怀逝去的女儿。
因为没有照片,他为了重现记忆或将女儿的身影刻录到个人记忆库里,他只能如西西弗斯那般一遍遍徒劳地重看电影。
作为物质载体的胶片《一秒钟》虽然主打“胶片情节”,抒发对胶片电影的爱;但事实上,电影里出现的人物都“各怀鬼胎。
”张九声为了见女儿最后一面才去看的电影,而且他也只是想看片前的新闻简报,而不是正片《英雄儿女》,这说明他对电影并没有一种原生的爱。
同样,刘闺女之所以要偷胶片,是因为弟弟不小心打碎了从邻居家借来的用废旧胶片做的灯罩,她是为了拿胶片来做灯罩,她对电影也没有一种原生的爱。
范电影对电影就有一种爱了吗?
我想未必。
这位自诩“从未出现放映失误”的放映员手握独家放映权力(并不想让场长的弟弟、也即他的徒弟继承他的位置),更加享受的其实是放映所带来的特权:群众对他的敬意、讨好和吹捧。
看看那口印有“放映员 001”的搪瓷杯,以及他从口袋中掏出南瓜子、花生等各类“贡品”的得意样子。
范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有人性上的弱点。
胶卷明明是痴呆儿子弄坏的,他却把责任全部转嫁到徒弟身上,即保护了儿子,也保住了自己独家放映员的位置;知道张九声乃越狱逃犯,他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变态度,对他惟命是从;等到后面有机会了,他又叫来保安部的人,捉拿张九声;最后,他剪下有张九声女儿的胶片送给绑在角落的张九声,还把用废旧胶片做的灯罩送给刘闺女……我们无法用好人或坏人简单判定范电影,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自利。
在那个年代,电影不是消费品,而是奢侈品。
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林林总总只把胶片当作物质载体、而不是真正热爱电影的人。
就像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他们并不是因为爱看电影而喜欢电影,他们喜欢电影是因为电影可以满足自己的某个目的,电影让他们有利可图罢了。
那么,坐在会场里看电影的群众,就是真正热爱电影的吗?
我想也未必,电影更多的是提供他们逃离苦闷现实的一种方式,即便看的是样板戏《英雄儿女》,他们也乐在其中。
因为说白了,看电影是那个年代的大众少有的几项公众性的娱乐活动之一。
对时代的反思《一秒钟》是十足的悲剧。
最终消失在风沙中的两帧胶片,如同记忆中的历史那般随风而逝。
这种隐喻是电影另一个处理高明的地方,希望这并非我过度阐发。
如果没有影像作为个体(以及时代-历史)的记录,我们如何能够真实地缅怀呢?
留在记忆中的身影永远是模糊的,永远企不及影像做出的精准复制。
历史同样如此,电影的价值在于为时代-历史留下真实的注脚。
通过历史留下的旧电影或旧影像,当下的人才能够真切地感知到过去的历史状貌。
电影表面上讲一个因为胶片之缘际会的故事,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大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的遭遇和困境。
张艺谋看似站在不批判的立场真实地呈现历史,实际上影像内里还是能看出时代和政治的残酷,它们反映在人物的命运上。
如他所言,“人物是锁在固定的时代里”。
表现一个时代的状貌,首先需要人物。
或者更进一步说,一部讲人与事的电影,最关键的是里面要有站得住的人物。
影像通过虚构的人物重现时代的状貌。
如果没有影像(电影),小人物沉浮的命运就会像卷入风沙的胶片那样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
看来,只要能够让电影里的人物立起来、活起来,时代自然而然就会反映在这样的人物身上。
这是“小叙事”在描绘历史、反映时代上真正的价值。
而“大叙事”之所以不可行,原因是一旦缺失具体的人物,时代便只剩下一具空壳。
《一秒钟》称得上张艺谋的返璞归真之作,放弃了炫目的色彩和高蹈的形式,塑造可亲又可感的人物,用新现实主义的质朴手法讲述一个令人感动、引人思考的故事。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如是说过。
钓鱼城全国大学生影评大赛“微光”影评人单元一等奖摘要:作为一部自传性质的影片,张艺谋《一秒钟》围绕“看电影”这一主题,极简主义地讲述了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回忆叙事。
而在影片中,作为媒介的“电影”的出现架构起了人物的情感与影片冲突——张译饰演的张九声从劳改营中逃出,只为看一眼自己的女儿。
本文将从作为媒介的“电影”入手,对《一秒钟》的人物塑造,文本隐喻进行分析,并在最后通过影像自反性将这种其建构为一种多重时间。
关键词:《一秒钟》,主题,媒介,隐喻分析一.重构“第五代”的狂欢节之夜——电影的“灵光”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电影,摄影等“新艺术”的机械复制特性令传统艺术品独一无二的“灵光”消失。
然而有趣的是,在《一秒钟》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这样的“灵光”,因为当本雅明提及“灵光消逝”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与欧洲的文化传统发生断裂的现代性,而在《一秒钟》的世界中,现代性没有到来,国家话语与传统的生存状态的共同存在确保了人类与大地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虽然仅有几部电影来回播放,却始终被表述为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影片播放完毕之后,胶片不会被保留,而是去到另外一个“分场”——令人想起巡回展览的美术作品。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五代导演”不同寻常地赶上了两种浪潮——早年的插队,上山下乡经历,以及80年代的“思想热”。
二者构成了一种文化焦虑,从《红高粱》冲击柏林电影节以来,寻根与文化焦虑构成了张艺谋创作的驱力之一。
而在《一秒钟》中,张艺谋希望在当代影像的数字化,碎片化之中重构一个怀旧的乌托邦,从而完成自传式的书写。
《一秒钟》之中的电影以狂欢节的形式降临,“看电影”中断了高度实用主义的集体劳作。
如同中世纪神权禁欲主义之下的狂欢节或者古希腊的酒神仪式,在影片中,剧场是一个汇聚神圣与亵渎的社交空间,人们的私人恩怨,以及暴力行为通过混乱得到默许,在银幕上的战争影片则表现着律法“不可杀人”之外的例外状态。
但“电影”本身真的在《一秒钟》中失去吸引力了吗?
并非如此,张艺谋将这种吸引力导向原初,而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场景:银幕挂起来的时,人们爆发出了掌声,并将手中的凳子,锅碗瓢盆向银幕举起,动物(鸡)则在剧场中飞来飞去。
与此同时,一个对应的镜头是张九声位于银幕之后,凝视着出现在幕布上的影子。
在狂欢节中,往往会发生倒错,而张艺谋在影片中呈现了银幕关系之间的倒错——台下的观众成为表演者,幕后反而成为了观众席,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出现在银幕之中,消解了以“高大全”为特征的主流叙事——电影的吸引力被引向原初,在这场四个月一次的狂欢节之夜中,他们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
而幕布的背面发生了什么?
如同“驴肠子”般破损的胶片在蒸馏水与徐徐微风之中重新恢复独一无二的神性。
蒸馏水的圣化过程连结了火,水,大地。
《英雄儿女》的拷贝在四元素之中复活,与“粗俗”的原初的影像吸引力形成对抗,这里,粗俗/圣洁在舞台前后被幕布隔开,幕布充当了耶利哥之墙。
二. 招魂者与受洗者——范电影和张九声的人物形象
在《一秒钟》中,媒介通过构建人物关系的方式推动叙事。
范伟饰演的放映员“范电影”取代了镇长以及“保卫科”,成为符号系统之中的大他者。
只要他做出决定,总是不会缺乏各式各样的追随者将其合法化,他的大男子主义令人不适,而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来自于对放映机的掌控。
《一秒钟》的胶片放映机是一个混合了未来性与神秘性的召灵器。
在他稳住张九声,等待保卫科到来之时,他向张九声,也向观众展现了这台机器的各种功能:包括复制,剪辑,循环播放等等。
在当代的视频处理之中,这些功能不可或缺。
而在《一秒钟》之中,它们以触觉的方式进行,通过剪刀,卡壳等等工具,在放映室形成了一个胶片的迷阵——抽象的时间性转化为了实体化的空间,一个瞬间如鬼魂般被招来,无限接近于永恒。
范电影说,“从一分场到四分场,没人干得了我这个活。
”在电影创作之中,剪辑往往决定剧组人员的权力,通过剪辑,一部电影往往会成为导演与内/外势力进行交战的场域。
而《一秒钟》对于某些细节的沉默或者省略则宣告者历史的创伤在权力面前的无法言说,就像影片的人物,没有名字,没有前史和后传。
张九声与刘闺女的拟父女关系永远无法真正成立,因为“看女儿”的愿望背后隐含着女儿已经死去的事实。
生者/死者是影片的隐藏维度,令《一秒钟》不再单纯地局限于一个失败的父亲的自我救赎。
而当他在一片黑暗的影院之中认出自己的女儿时,这个短暂得甚至无法成为短视频的一秒钟以不断循环的方式出现在高度仪式感的银幕。
即便在电影中,剧场经历了多次去魅,但张九声依然是胶片—神学的受洗者,相信如同招魂与灵媒的电影机器可以在“大回环”之中令自己的女儿复活。
三.幻觉的破碎——来自数字视频的刺点张艺谋希望借助《一秒钟》重现胶片放映的“灵光”,通过噪点,熔毁,他希望观看者相信出现在幕布之上的《英雄儿女》来自胶片。
然而,一个“刺点”的闯入以反讽的形式令这种幻象不攻自破:那就是仅仅属于数字影像的卡顿。
其本质是数据转化为影像过程之中的丢失,它出现在“英雄儿女”四字的片名标题,以及王成牺牲的高潮段落之中。
这意味着投向屏幕的蓝色光线并不出自某台放映机,而是片场背后的电脑。
它指向一个“未来”的时间,而这个“未来”正是当下。
在《一秒钟》上映之际,曾经有人继续考古,称张艺谋选择的《英雄儿女》与《新闻简报》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版本。
也就是说,在影片被重构的怀旧空间中展开的影像是一个“资料”,这意味着它首先脱离了其所在的社会语境,然后被修复为“最佳”的视听版本——胶片第一次被摄影机磨损的版本,超真实地在数字存储介质中不断重复,而噪点与颗粒同样可能成为一种定制选项。
面对“电影之死”,我们如何还原一种历史的观看?
也许正如同影片之中被刻意补拍的结尾,张九声和刘闺女在沙漠之中寻找遗失的胶片,却只能如同在大海里捞针。
参考文献:1:王一川:《〈一秒钟〉:瞬间及其替代性》,《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
2:张艺谋,曹岩:《〈一秒钟〉:返璞归真,以“情”造“梦”——张艺谋访谈》,《电影艺术》,2021年第1期。
3:[德] 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4:[美] D.N.罗德维克:《电影的虚拟生命》,华明,华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美] 保罗·谢奇·乌塞:《电影之死:历史、文化记忆与数字黑暗时代》,李宏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由于技术原因去年《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取消展映,今年终于定档,但又由于技术原因,取消了在金鸡的上映。
电影里的胶片修复,群众满怀期待的等待仿佛照进了现实。
我们是座下的每一个人,是风沙里的那些尘埃。
影片主线是围绕着张译、刘闺女还有范电影对胶片的立场不同展开的,一个想保护胶片放电影,一个想为了弟弟要一截胶片,一个这一生放电影都没有出给差错。
张译演了一个出逃的劳改犯,为了看那“一秒钟”女儿的镜头,翻山越岭的。
去找22号。
范伟一生都在放电影,到后来也是为了自己放映员的位置把张译举报给了保卫科。
但还是把关于女儿的那个胶片剪下来送给了张译。
刘浩存饰演的刘闺女,弟弟的名字叫刘弟弟,没有父母。
名字都是派出所随便给起的,为了保护弟弟动了偷胶片的心思。
作为新晋“谋女郎”刘浩存当然是备受瞩目的,个人感受是灵气很足。
张艺谋评价她说是“一张很聪明的白纸”。
看得出来也很有天赋,作为第一次演习的新人,能接得住张译和范伟抛出来的戏,还能给一个良好的反馈。
小眼珠子一转就让人觉得又在算计什么了,机灵劲儿有点可爱。
不得不在这点上感叹国师厉害,会选人会调教,他的“谋女郎”其实都是不弱的。
而且冲着国师《悬崖之上》还选了她拍,就能感受到对她的喜欢了。
希望刘浩存能一直保持着她的这种对电影和感情把握的敏感度。
脸就是天生大银幕的脸,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质,努力拿奖。
其实三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有他们的复杂性。
人性里的善良和对生活的挣扎交织。
看的人还蛮难过的。
感觉到的是有渲染一种喜剧感,但那种戏谑反衬到小人物身上,就是对生活的无可奈何和痛楚。
特别是最后张译以为刘闺女捡到了自己的胶片,刘闺女也以为自己捡到了张译想要的东西,两个人笑着的那一幕。
太痛了,好像我自己也丢失了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终会在时代的风沙里湮灭。
我《一秒钟》的豆瓣长评,“《一秒钟》,究竟删了几秒钟?
”被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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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柏林电影节传来消息,王小帅执导电影《地久天长》,斩获影帝影后双座银熊奖杯,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久违的殊荣。
王小帅的电影,讲的是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两个家庭30年间的苦难和生活。
网友们在祝贺欢庆的同时,许多媒体和影迷也为同样入围金熊奖的中国电影《一秒钟》而惋惜,《一秒钟》是张艺谋导演的新作,从仅有的信息来看,讲的是文化革命时期,一个梦想看一场电影的普通人在追逐路上的遭遇。
然而电影节展进行到一半时,《一秒钟》却因为技术问题,退出了竞赛,无缘金熊奖。
在国内外媒体影迷的一片惋惜声和期待上映的呼声中,却不乏有一样的意见,并且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有人说,“中国观众更愿意看《流浪地球》这种面向未来的新电影,张艺谋等老一辈只会反思历史,已经跟不上时代。
”还有人说,“张艺谋、王小帅之辈拍这些中国人惨兮兮的电影,只是为了讨好西方世界的评委,只是为了洋人的奖杯。
”更有人说,“新一代中国电影人已经在眺望星辰大海,而第五代导演只会在泥土中挖掘肮脏的人性。
”看了这些评论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真切地感到紧张和难过。
如果一个狂奔中崛起的大国,只会抬头望天摇旗呐喊,却没有人回望过去低头看路,那么狂奔的终点,将会多么的可怕。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下,仰望星空和回望历史并不矛盾,甚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5000年文明历史,是智慧和经验的宝库,新中国建国后七十年的艰辛历程,更是当代人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思考民族命运的落脚之处,而电影正是记录历史反思人性的最生动最具传播力的艺术形式之一。
张艺谋导演是我最崇拜的导演之一,大多数人对他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英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他对光影变化的掌握,对鲜艳色彩的美学创造,让所有观众叹为观止。
“光艳夺目”,似乎是他的一个标签。
其实,张艺谋本人之所以在中国影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因为他的电影中总是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并且蕴藏着深刻的民族精神和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早期的代表作《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不仅大胆直接地展示近现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还潜藏着中国人在苦难中活下去的坚忍和希望。
这部电影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
而他创作中期最为成功又饱受争议的《英雄》,则阐述了以天下为重的历史观,张艺谋借由这部电影显露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动作构图色彩剧情上的超前尝试,又是他商业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巅峰。
那次创作在中国毁誉参半,很多人十几年前骂完以后现在又跑回来给他平反。
从去年的《影》开始,能明确感受到他的创作步伐已迈入后期,只使用单调的黑白二色意欲撕下大众强加给他的“工于色彩”的标签,却得到出乎意料的水墨画风,惊艳四座,隐晦精妙的剧本为观影行为设置难度,这是他在向票房说话的市场逆反示威。
年逾古稀的张艺谋要做回自己,不顾及广电总局的审查制度和市场娱乐至上的风气,拍摄《一秒钟》看样子就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和自己属于的那个时代。
王小波曾经写道,“老三届的人缺少平常心。
”张艺谋就是老三届的一员。
那些特殊时代的遭遇,是他一生的记忆,下乡知青是他内心深处不可磨灭的身份,即使四十年过去了,缺少平常心的他又怎么会释怀呢?
反思历史的作品,一方面是对个人的过去做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是给下一代的我们,留作遗产。
常常感慨,第五代导演以降,中国再不见电影大师。
再看看那些狭隘刻薄短浅的评论,我又想起王小波二十四年前写过的一段话,放到今天仍然适用——“我在我在影视圈有个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难,上面审本子审片难,这是一,找钱难,这是二,还有三和四,就没必要一一列举,但其中肯定有一条,那就是观众水平低,不过我不知该怪谁。
” 在一路狂奔的同时,不要光顾抬头望天,还需注意身后和脚下。
新时代中国需要记录历史反思人性的文艺作品。
就电影一门而言,这样的影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拍得深刻透彻,还要有成熟求新的创作技巧,才能够拍的生动好看,试问,中国兼具此二者的导演尚余几人?
1座金熊奖,2座金狮奖,9座金鸡奖,1座金马奖,功名早已铸就,张艺谋何须再贪求什么多余的名利。
他曾经说过,他到现在还不休息,只因为他是劳苦命而已。
依我看,还不止于此,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坚持艺术创作,影耕不辍,在后期尝试《一秒钟》这样的作品,为的是保存民族的记忆,也为了对一代人做点交代,虽然困难重重,虽然不赚大钱,但记录和反思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过往,何尝不是第5代导演的时代使命,张艺谋有创作热情,有历史责任,有社会压力,于是张艺谋别无选择。
我们都应该对“张艺谋们”多些敬畏,少些讥讽。
新时代的中国,要从骨子里自信,不吝宽谅,不惮反思。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久天长,又怎么会容不下区区一秒钟呢。
2019年2月25日凌晨
关于电影的电影故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心结,2007年戛纳电影节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曾让很多影迷沉迷,张艺谋导演在里面也有一个小故事。
没想到70岁的时候,张艺谋拍了一部返璞归真的《一秒钟》,据说一部分来自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他对胶片时代的怀念让很多迷影分子心动。
作为导演的张艺谋,现实题材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个人最喜欢他的片子,也是现实主义色彩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可惜,新世纪以来的几个片子,没有真正打动我。
《一秒钟》一击即中,又找回了90年代那种纯粹状态,他对电影的热爱融进了苦涩的记忆中。
《一秒钟》的故事从张九声赶路走进沙漠开始,从张九声和刘闺女再次走进沙漠结束。
故事的大背景就像沙漠一样令人绝望,带着希望的逃犯张九声,不仅是现实的中囚徒,还是希望的囚徒,随时可能破灭,只是望梅止渴而死比真的渴死好一点。
在正片放映前在22号《新闻简报》里一闪而过的张九声的女儿,何尝不是带着改变坏分子女儿的希望,积极去参加劳动改造,和大人们争当先进,因年纪太小去扛粮食口袋,不幸殒命。
电影没有正面讲这个事情,但刘闺女在影院和张九声吵架时,看似一语成谶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伏笔。
在精神和物质空前贫乏的年代,电视、报纸还不普及,除了广播,人们了解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新闻的渠道,就是每次电影之前贴片放映的《新闻简报》了,谁知道一个14的岁孩子,为了争当先进连命都没了,一生只剩一秒钟的影子。
刘闺女这个蓬头垢面的假小子,稍有影史储备的人,都会想起1981年杨延晋导演《小街》里的张瑜。
这个偷胶片的贼,偷走了别人的希望,却是想给弟弟一个新希望。
张九声和刘闺女剑拔弩张,但没有变成“互害”关系,最终了解对方苦衷,成了朋友,这是善良的底线。
不得不说,张艺谋在选角上,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每一届谋女郎都最终走红了,是有理由的。
从刘闺女刘浩存出场以来,眼睛就离不开她的影子,执拗,帅气,不失善良,当她换上女装,变成有些羞涩的大姑娘,倒反有些不适了。
《一秒钟》这个故事可能是张艺谋对自己20来岁时,看电影留下的某种心结的回顾,荒凉沉痛有一丝明亮轻盈。
被风沙永远埋葬的35毫米胶片,就像逃犯永远见不到的女儿,时代留给逃犯的念想,连一秒钟的残缺影像都没有了。
范伟演戏已经成精,范电影这个角色,中和了张九声、刘闺女身上的苦情味道,一出场就稳抢C位,表面理直气壮,私下胆小怕事、时时自保,有点小小的蔫坏,有小缺点但也不是坏人,这个人物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范电影带领群众在街上拾掇蒙尘的胶片,组织人马到后台清、吹干,和张译饰演的逃犯一起“倒带”,以及放映室里循环放映的小发明,都带很强的仪式感。
尤其开映前,借着灯光直投,观众的人头、自行车等什物倒影在布幕上,流动的剪影颇有诗意,《活着》之后张艺谋又表达了一次对“皮影戏”的热爱。
大银幕上放着重复了无数遍的《英雄儿女》,过道、窗台、走廊,人山人海,大家陶醉地大合唱,膜拜虚构的英雄和看不见的荣誉,却不曾留意身边小人物的悲欣交集。
带着看一眼女儿容貌愿望的张九声,为弟弟不顾一切的刘闺女,也许才是现实中的“英雄”。
残酷岁月,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悲情的命运,命如草芥,人人都是牺牲品、试验品。
《英雄儿女》(1964)上映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全国,饰演政委王文清的田方(田壮壮导演的父亲)深受冲击,被下放五七干校,重病不治辞世。
饰演王芳的刘尚娴受家庭影响,几乎停滞了表演生涯;饰演英雄父亲王复标的周文彬,也丧失了表演资格……《一秒钟》故事发生的时间点,正好是1970年代中期,《英雄儿女》里面很多演员,在他们或长或短的生命里,也正在遭遇和张九声、刘闺女差不多的苦难,作为真实的人,他们的生离死别和多数人差不多,这是电影内外难以磨灭的留白。
想起北岛的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当然,这是后话了,是发生在《一秒钟》结束之后真实历史时空里的反思之诗,张九声、刘闺女如果真有其人,或许能熬过苦难,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今天去电影院看了《一秒钟》,即使我已经听说了这部电影作出了多少妥协,我也并不觉得它多么残缺。
看的过程里我哭了好几场,并不完全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我为我身处的这个世界而感到非常难过。
在电影刚刚开始播放的时候,左边一对情侣就在大声聊天、评论剧情,并且大多数的评论都只是重复一下片中的信息。
我忍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能不聊天儿了吗”?
结果并没有任何效果。
没过一会儿,我后面的人又开始踢我的椅子,同时也在聊天。
我中间好几次想换位置坐,但转头看到闺蜜在很认真地盯着屏幕,又舍不得折腾她。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是无处可逃的。
闺蜜后来才告诉我,整个观影过程,她都在忍耐,但她觉得这已经是常态了,也没办法。
中间忍无可忍的时候,她观察了一下我们周围。
我们左边一对情侣,后面三对情侣,都在大声聊天,间或玩手机,等于我们是在一种环绕的干扰立体声中看完了这部电影。
而恰恰这部电影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情感,是讲那个时候的人有多么珍视电影,多么期待两个月一次的电影放映。
所以当电影中的人们因为电影要放映了而鼓掌,我身边的人却在一边聊天看手机,一边看电影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我甚至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
但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为我自己,为我同时代的人。
当我们拥有了过去所匮乏的一切时,我们失去了更多。
比如什么是“珍爱”,比如怎样算是独立思考,比如什么算是对他人的尊重,比如对未知的好奇心——包括对“过时”年代的好奇心。
我不是一个生来觉得需要反抗的人,就像我也不会生来顺从一样。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例如“拥有一个安静的观影环境”这样一件关于常识的事,和很多我认为重要的常识一起,比如理想,比如公正,都变成了一种需要反抗而得来的奢侈品。
我还是我,我还是像过去努力读书努力长大一样,努力工作努力爱这个世界,但我是从什么时候忽然就被认为是“小众”,是“异类”,甚至是“激进”的了?
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男主角去寻找两年前丢失在沙漠上的女儿的底片。
电影一开始就拍了沙漠和风沙的特写,她当然知道肯定找不到了。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去找?
刘闺女为什么还要陪他去找?
这个小细节可以引发思考也可以引发情感,但引发的确是我旁边一个观众的大声嘲笑:“都两年了,肯定找不到了啊,有病啊!
”。
从始至终那些肆无忌怠发出的评论都是类似的逻辑。
仿佛是习惯了看综艺节目,要自动为所有行为表情配上“花字”或弹幕;习惯了自己要比所见的影像“聪明”,习惯了“吐槽”。
可是他们不习惯的是,真的有人会为了看到亲人一秒钟的影像而铤而走险 ,真的有人承受着有生之年都无法言说的苦痛,真的有人可以看上去穷凶极恶、小人得志,却只是因为一个单纯到可笑的原因。
电影结束,电影院开灯,播放片尾曲。
坐在我后面的情侣中的某一个女孩对起身着急往外走的男朋友说;“等等,这首歌好好听”,她男朋友说:“那你回去搜搜这首歌叫什么不就得了”。
女孩觉得他说得似乎也有道理,就跟着他一起往外走了。
电影没有多煽情,片尾曲也没多好听,但我的眼泪浸湿了口罩。
尤其是当我想到,也许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拍这样的电影了。
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看电影的最后一代——暑热难耐的夏天,熬过漫长无聊的白日后,我和村里的大人小孩们一起,扛着条凳、拖着藤椅、夹着小板凳,像泥鳅一样冲向隔壁村……听说那边来了放映队,大大的白色幕布已经拉起,可是天已经黑下来,晚饭只能糊糊扒两口。
我们要抄最近的小路赶在电影放映前到达,人们打着手电筒,远光照着长而狭窄的田埂,近光照着脚下,一个挨着一个小碎步通过。
我闻到有人冲完凉湿漉漉的头发香气,也看到黑暗中摇曳的花裙子,她们煞有介事做好准备,而我什么都没有……但是紧追急赶中我看着漫天星光,依然感到充实。
手电筒的光照到老远,夏夜奔忙的小虫、漂浮的微尘,伴着蛙叫蝉鸣都近在眼前;而我们好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一件伟大的事。
那件事就是看电影。
三十年后回想起来,已经是一场梦。
比白色幕布更让人渴望的,是通往露天放映场的路,就像旅行将要出发前,新的学期开始前,让人跃跃欲试。
可是观众们实在是被动的,坐在位子上,等故事开始,把自己的心交给银幕里的人,任他们逗你笑让你哭,结束后毫不留情的收场,最后留下你坐在座位上,眼泪还没有干,嘴角还没收敛,只想留在故事里,再看一场。
《一秒钟》散场后,空荡荡的电影院只有我一个人。
三重故事折叠在我一身,既有张译在空荡荡的电影院里,也有我在现时现刻空荡荡的电影院里,更有那个三十年前的我在空荡荡的露天放映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难过,是什么打通了我迟钝的神经让我感到酸楚。
但我被这三重“电影散场”牢牢锁住,就像被平静而深邃的湖水包围。
看完电影的心总是很难和人分享。
尽管看电影的当时——就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就像我们看的无数场电影一样,和很多人一起在看——但我们总感到只有自己在看,只有自己在体会,笑或泪,都是自己吞下自己收藏。
《一秒钟》对我就像一把钥匙,要解一个谜。
这个谜面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为什么爱看电影”、“我为什么爱看电影”、“他为什么爱看电影”……可是越解就越像剥洋葱,剥到自己两手空空满面泪痕,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
或许是答案太残酷。
无疑张九声是为了女儿。
可是简简单单一句“为了女儿”,又多么难解释那种执着到底的癫狂。
张译在许多电影里都有上不封顶的执着,最近的是在《金刚川》。
如果人们带着发亮的手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间隙总是忍不住打开微信,稍微抬头看一眼他的嚎叫,他就会像互联网初代人们嘲笑马景涛的咆哮那样可笑——他为什么要这样疯狂?
但凡你带着一点点不认真去看电影,他的行为都像疯子般可笑。
可是那种可笑细想起来恐怖至极,最后我似乎感受到了——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
是的,这个重要的细节被删减了。
他的女儿已经死了。
他的执着不再好笑。
他走上千百里路,冒着渴死、热死、被风吹跑、被人打晕、回去还会被惩罚致死的危险,走了那么远的路去看一场电影,像一个疯子。
可是只有在你知道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的时候,你才能理解那份执着。
他只因这份简单的执着而活着。
假使我们不能理解一个父亲在那个年代的心,不能理解一个劳改犯,也不能理解一个物质精神匮乏的人,甚至不能简单理解一个见不到女儿的父亲——我们只要想到自己曾经丢失的手机、忽然一切文件都消失不见的硬盘,再也想不起的密码账号——一段段封存的记忆被大片大片抹去,我们可能忽然感到被电击、感到窒息,我们明白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在体味那份失去时,我感到的苦涩更多来自我作为母亲的角色。
仿佛我也带着无限懊悔与遗憾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离我的孩子总是那样遥远,我总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伴她的成长,当我想起她时,就像张译那样随口说出“噢那年她才八岁”,转眼这已是十四岁。
我所感受到的苦涩来自于无法抵抗时间的流逝。
即使我不知道故事中的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即使只有八岁到十四岁这样一段没有陪伴的时光,对一个父亲来说也已足够残忍。
残忍到可以付出全部的体力、代价奔走这一段路,只是为了守候在她的影像前,看一秒。
是的,一秒钟太短。
人的一生都不过须臾。
不知为何我看到他的后脑勺钻进那个看电影的小洞时,我好像自己也钻进了那个小洞里,我看着自己女儿的无数片段,也像有个上帝之手在拉片一般,让我体会到不断的失去。
我们无法拥有永恒的时光。
而电影、或者照片、或者信件、日记,都像似乎可以永恒存在的介质般,让我们有些许慰藉。
我们借此安慰自己,是的,即使时光一去不复返,我依然可以留下那段记忆,只要我保存了那段影像,记录了那段文字,我就可以获得对它永久的拥有权。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保存的那些影像,也会像张译在沙漠中回头看到胶片被风吹散那样,一瞬间让我们感到所做的一切抵抗都是无用的?
不仅这些介质随时可能消失,人也会偶然死去。
然而死去就是死去,失去就是失去,不会像电影可以重放。
我们对时间的一切抵抗都是无用的,这让我感到绝望。
报存活着的信念去看电影的张译,把电影已经神化了。
那不仅代表电影,更代表一段记忆。
哪怕只有一秒钟的记忆,记忆也是人生存在的印证。
但是对范伟这个角色来说,电影不是这种存在,但它依然具备某种“神性”。
如果抱着看笑的心,他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存在;但如果你再细想他为什么爱电影,那背后依然有无尽的荒凉。
他为了不凡的活着。
电影在范伟这个角色身上,成为了一种工具。
这个工具让他拥有权力,可以指挥众人的权力,可以区别于众人的权力。
这份权力让他得到了在这个村子里活着的至高无上的尊严。
然而,拥有即意味着可能失去。
他有多在意这份拥有,就有多在意失去。
当他失去放电影的权力时,也将意味着他的人生从此黯淡无光,像村子里无数的普通人一样,穿着粗糙的衣服,过着蓬头垢面的一日又一日,就像他那平庸的儿子一样,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度过一生。
因为恐惧平庸,他渴望与电影接近。
他掌握了关于电影的一切技巧,从冲洗胶片到最高门槛的“大循环”。
对待电影时他仿佛教皇执行信仰的仪式。
他指导众人,整理胶片,冲洗尘土,像指挥千军万马。
在关于电影的仪式里,他掌握了活着的主动权。
这份执着的荒诞,细想起来也让我感到恐怖。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有人可以像他一样找到一份热爱的寄托,借此荣耀度过一生,但更多人?
没有。
他们就是无数坐在白色幕布前的观众,被动地等待放映场次到来,被动地等待开场,被动地等待属于他们的快乐。
他们卑微,也心甘情愿。
也许明白自己有主导众人悲喜的权力,范伟的权力让我感到可怕。
他可以在任何一秒停下放映,让人失望;也可以在任何一秒放弃,让张译的奔忙成为无用功;他可以往贪婪甚至恶的方向走到无穷远,只要他想,他就有这个可能。
尽管叫来保卫科的举动已经被我料到了,就像料到一个坏人终归会亮出凶器那样——但我没有料到的是,他保留了一点善意。
那点善意竟然还是来自于电影,让张译好好地看完他的女儿,看上一百遍“一秒钟”,让保卫科的人停下打斗,甚至在最后他剪下那段胶片交给张译时,都让我有意外的感动。
正因为懂得电影的意义,在乎权力的“范电影”同样也保持了热爱。
正因懂得电影的意义,虚伪贪婪的他也有了同情。
这是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他可能作恶但最终保留善的举动,让我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慰藉。
三个人当中,刘浩存这个角色是很单纯的,单纯地守候她的弟弟,为他带来快乐。
不过我更想细说的是村子里的人们。
电影中和张译一样打动我的,是这些看电影的人们,在他们面对银幕放任悲喜时,我感到了一种没有时间空间隔阂的共鸣。
人们为什么爱看电影?
我为什么爱看电影?
我想《一秒钟》最后真正要解的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当那束光照到银幕上时,我们就主动放弃了争斗、放弃了挣扎、放弃了喧闹。
我们愿意受降,拜倒在一群陌生人的故事面前,甘愿感受他们的痛苦与快乐,就像我们自己也活在那个世界里。
归根到底我们的生活是有限的。
我们的命运,即使我们能掌控再多,也像被封锁在一个盒子里,像一个跳动的骰子般感受偶然,但更多感到无法跳脱出盒子的必然。
村子里的人们是走不出去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能同时活在这个时代的,失去的是不能回来的……但在电影里可以。
电影可以让死去的人像依然活着,电影可以让英雄近在眼前,电影可以让你感受到远方的硝烟战火辉煌荣光,电影可以让你忘却眼前的一切平凡孤独惆怅。
——电影给众生带来慰藉,只因它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让人拥有短暂的不切实际的想象。
当我在电影院看着银幕上放映《一秒钟》时,《一秒钟》里的银幕在放映着《英雄儿女》。
一层层的银幕嵌套,把我套进了那个逝去年代的放映场,也把我套进了那个放映场里让众人感动的虚拟战场。
当《英雄儿女》的歌声响起时,人们的泪流满面齐声和鸣竟也带动了我的情感。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也感到了无上荣光,仿佛我也是身处那个年代的人之一,也能理解他们至真至纯的信仰。
是电影给了我这个可能。
三十年后那个赶往隔壁村露天放映场的小女孩已经看了太多电影。
电影对她来说,不是张译那样活着的信念,也不是范伟那样掌握权力的工具,是像更多平凡的观众一样,放任自己喜怒哀乐的一个容器。
我想起特别快乐的时光,有一大段一大段时间,都是我独自看电影度过的。
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叙说的,每天的期盼就是赶紧下班回到租住的小屋里,从晚上六点看到十二点,一部接一部地看,就像又度过一个白天。
那些故事让我着迷,因为不同年代的人的讲述,我有限而平凡的生命得到了无限延续。
我可以成为一个酷酷的老头,可以成为一个妖艳的美女,可以和帅哥恋爱,可以揭破悬案的谜底,甚至可以在太空遨游,在海底观战,在没有时空界限的另一个世界里生活,电影给我孤独的生活带来了慰藉。
当《一秒钟》里被捆绑的张译和刘浩存与殴打他们的人在面对同一片银幕留下眼泪时,故事已经有了意义。
故事让不同的人感到相同,让平凡的人感到不凡,让孤独的人感到被爱,让陷于苦难的人感到幸福和希望。
我们因此可以去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人,可以放下自己的执着,可以感受别人的处境,可以有更多的宽容、更多形式的爱,也因此掌握了与命运争斗的一种隐性武器。
电影给了我们这个可能。
抱着对“一秒钟”胶片的执念,张九声活着回到了村子。
当他打开发黄的纸包时,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失去的终究是失去了,时间无声地流逝,就像电影终究会散场,胶片终被风沙埋没。
带着无限惆怅与苦涩我离开电影院。
像日光下的一粒沙子,我又回到平凡而有限的生活。
我想起那个跟着众人去看露天电影的夏夜,它已然失去,却也成为一种永恒。
就像这部电影和无数电影给我带来的感动,在“剧终”时散去浓稠的情绪,又在更长的一段人生里成为永难磨灭的记忆。
一、《一秒钟》的隐微写作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施特劳斯热”,其影响之持久以至于延续到了今天。
这一热潮之所以在中国发端、发展和壮大存在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既稳固又有趣的客观原因,即,我们现当代的不少文艺创作都可作为“隐微”写作的新鲜案例,它们构成了从即时性(而非回溯性)视点研究隐微写作的现实素材。
有关隐微论,可参见施特劳斯的著作《迫害与写作艺术》,其中施特劳斯以哲学社会学的立场探讨了哲学文本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关系,(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出于对自身安危和政治环境压力的考虑,不得不放弃了显白的写作方法转而应用隐微。
粗略来说,隐微写作和我国古代的“春秋笔法”倒是挺相似的。
哲学文本的隐微写作确也可以更替为文艺作品的隐微写作,本文也正是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隐微这一概念,从而以它为视角对《一秒钟》展开评价的。
迫害与写作艺术8.7[美] 列奥·施特劳斯 / 2012 / 华夏出版社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一秒钟》确实作为采用隐微写法的文艺作品案例之一。
它的其中一项主要的所隐之物也几乎是板上钉钉,那就是张九声女儿之死——这已在《一秒钟》的幕后纪录片中被导演亲承。
张九声是在得知女儿已意外离世(且离世原因与在粮店工作有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开启的整趟“看电影”之程。
而这更是整部影片的背景前提,即,一切后续剧情和电影情绪的重大前件。
然而,这一前件是被隐去的,对于一些不了解影片创作情况或没有体味出影片内些许微妙之处的观众来说,前件之隐实则就相当于前件之不存在。
张九声女儿之死已被导演亲承不过,隐微存在两个基本环节,除“隐”之外,还有一个步骤即是“微”。
若将前件完全隐去,那就和抹煞无异,电影自身的完整性乃至合理性便注定是失却的;而“微”则要求“张九声女儿之死”这一前件仍须若有若无地浮现出来,该效果的实现需要创作者将前件打散为碎片,以间接片段的形式——如人物间的部分对白、人物自身的神情反应——从侧面一点点地吐露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相较于显白写作,隐微有其更为高明的地方,正如庄子偏重寓言而非直言。
但是,主动隐微和被动隐微毕竟是有区别的,各自的方法论取向就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不同。
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写法便倾向于主动式,符号的隐喻和转置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风格的一部分;《一秒钟》的隐微却是被动式的,是周旋、妥协和不得不的结果,尤其是当创作者的原意是没有考虑隐微写作法的。
《太阳照常升起》的主动式隐微二、《一秒钟》的有:对电影、历史和第五代的怀旧抒情那么,在被动隐微的写作方法下,《一秒钟》所保留下的还有些什么呢?
就电影主题来说,本片类似于一张专辑的AB面那般具备双重性:一方面是刻画张九声等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苦难个人史,另一方面则是抒发某种对往昔之物或往昔之事的怀旧感情。
前一方面自是须应用隐微写法的,而后一方面确可得到相对程度上的更直接、更充分的发挥。
我的看法是,《一秒钟》的怀旧对象大体有三:电影、历史和第五代导演自身。
《一秒钟》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正面刻画和直接抒情可谓不留余力。
在那样一个深处沙漠的小镇中,电影不仅是剧情上也是现实上的中心焦点,一部电影的放映调动了几乎所有居民的注意力。
纵使是处在争斗当中的两派人,他们的对立性也在电影面前也被暂时悬置,同一地处在电影观众的角色位置之上。
从效果上看,这些便是电影银幕之于观众的魔力;而从电影本身来说,张艺谋亦有一个明确的情感所指,那就是电影胶片。
胶片作为电影的传统介质,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已成为制作层面的“明日黄花”。
《一秒钟》在电影语言上时常运用大特写,以对胶片的清洗、晾晒、卷轴、放映、剪切等操作环节进行放大,如此对细节的执意好似一种记忆的回眸,是大特写的凝视表达出张艺谋对胶片介质的怀旧和致敬。
对“清洗胶片”的大特写凝视《一秒钟》的怀旧抒情不仅是献给电影的,亦是献给那个年代的那段历史。
悲惨与苦难是那段历史的一种面向,另一种面向却要柔和许多,即集体主义的群众关系。
影片中“危机”的解决依靠的便是小镇居民的群策群力,“放电影”成为了关涉几乎所有人且所有人都愿意为之努力的集体目标,群众的集体参与使得电影不再囿于第四面墙之内而是成为连通大众的互动形式。
因此,张艺谋不仅将镜头凝视赋于电影的介质与放映,还投向了剧场中一排排的观众-群众。
作为观众,他们的脸旁被银幕发出的光所映亮;作为群众,镜头对他们的凝视便是一种历史性的群像刻画。
现实主义的群像刻画几乎很少出现在如今的中国电影中,最近有印象的一次还是贾樟柯的短片《来访》的结尾。
庆幸的是,在《一秒钟》以及张艺谋的电影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观照社会历史的“群像时刻”,也是电影所要传达的抒情时刻。
《来访》结尾的群像刻画
《一秒钟》观众-群众的群像刻画另外,《一秒钟》的怀旧抒情还与第五代导演这一群体自身有关。
张艺谋等人作为我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开创并发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特有的美学视角与方法。
1984年的《黄土地》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掌镜,西方电影传统中置于画幅下部1/3的地平线位置被他们用自然主义的大远景重新界定,天空与黄土的交界处常常位于画幅上部或下部1/4至1/5的地方。
与此同时,画面中的人物在自然环境中显得非常渺小,小到只看得见模糊的轮廓,而四周却是广袤天地的偌大内容——这种人景关系像极了中国山水画的古典传统,人在景中是微小的。
在《一秒钟》里,人物在沙漠中行进的段落也多用“黄土地”式的画面布局——铺陈开来的风沙和点状大小的人物,而方法的沿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方法自身以及那个方法群体(第五代群体)的致敬,怀旧抒情也就落脚到了这里。
《黄土地》画面中的人景关系
《一秒钟》画面中的人景关系三、《一秒钟》的失:失却的情绪与间离的声音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说,《一秒钟》因是被动式的隐微写作,在电影效果上便多少会遭遇困境,在一些观众看来,它的情绪转换甚至是断裂性的。
这都源于《一秒钟》的失,即背景前件“张九声女儿之死”的失去。
不过,《一秒钟》的失也不止一种,除开迫于环境的背景前件的“失去”之失以外,还有由于创作者自身的创作后件的“失误”之失。
这里重点谈论的是《一秒钟》的后一种失。
由于背景前件的失去,电影的情绪营造和观众对影片的情绪反应便首先缺少一个前提,而在后续的演绎过程中,电影也并未有效弥合住情绪链条的缺口,相反的却是似乎在有意地朝向一个“消解”情绪的方向塑造人物和建构情节。
“消解”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范电影这一人物“嘲解式”的形象塑造,此嘲解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本片创作者的自我嘲解,其结果是某种小品式的喜剧感狡黠地浮现出来,或许讨巧,但却让情绪的后件发展在失去前件的情况下越发不足,好似严肃的力量感常常落在缓和性的棉花上从而失却掉了。
尚不能明确的是,这种“消解”是创作者不得不为之的结果还是主观上就意向的产物,但我的感觉是,从一开始,张艺谋就没有想把本片拍成如《活着》那般的情绪基调,故而最终把它归为《一秒钟》的一个失误。
另一个《一秒钟》的失,是形式手法的一处选择上。
本片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大多是十分出色的,然而有一处却很值得再商榷,那便是在沙漠段落中——尤其是当有事件冲突和情绪发展时——音轨上的背景音乐是某种带有少数民族气息的女声唱曲,这一选择让人相当不解,毕竟此音乐无论从主题上、内容上还是情绪反应甚至意境上,和这些段落之间的联系似乎都比较牵强。
或许更恰当的做法是,在音轨上不放任何额外的音乐,代之以纯粹的自然环境声(主要是风沙声),并可以就对白声和环境声之间的音量大小关系做些调整,譬如将人物对白声放大以盖过环境声,或者放大风沙环境声以盖过对白声。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处理,尽管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存在某种很强的隐喻空间而有被毙的潜在风险。
总而言之,《一秒钟》是一部挺值得看的电影。
无论作为隐微写作的一个样本,还是电影自身所传达的有和失,都能让不同的人体会和收获到不同的感受、经验和思考。
“一秒钟”太短了,不够;104分钟也不长,但值得我们回味许久。
作为国师级导演的张艺谋往往留给观众擅长浓墨重彩的电影美学印象,11月27日上映的《一秒钟》打破了国师自《英雄》以来延续的个人风格,回归于“大道至简”,重新拾起了第五代导演们的集体时代印记。
这部由张译、范伟、刘浩存主演的电影,讲述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物质与精神匮乏的人们,对于电影世界的好奇与热情。
充满了导演对“胶片时代“一去不返的怀念与致敬,也用细致入微的情感刻画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仪式感。
其中有一个场景,当22号胶片几乎被毁,范伟饰演的“范电影“作为一个电影放映员,如一位战场上的将军,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群众对22号胶片实施”抢救“,而人们为了如愿观影,近乎虔诚而乖巧地听着这位放映员的指挥,秩序井然。
那个年代,胶片做成的灯罩是流行,每一场电影的放映都如过年一般,万人空巷。
网上有种观点,“《一秒钟》绝对是2020年到目前为止最值得看的国产片“,小编深表认同。
国师娴熟地技巧,行云流水般叙事的能力,勾勒出一个极简的时代故事。
“对电影的爱”贯穿全片,一边是群体的狂欢,一边是个体的残缺破碎。
这一幕,不仅发生在剧院里,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这是《一秒钟》的主题叙事:人们爱电影,不仅是因为电影本身,也因为他们在电影上寄托的时代情感。
张艺谋直面这一残酷,对于张九声而言,仅仅看一眼电影片头简报里的女儿一眼,哪怕只有一秒钟。
在范电影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晦暗和善良,晦暗于为了保住放映员的优越而举报张九声,善良于将属于张九声女儿的一秒钟的两帧胶片剪下送给了张九声,对于刘闺女而言,电影代表着废弃的胶片可以做成当时流行的灯罩还给别人。
而崔干事最后毁掉张九声女儿的胶片,更是让我们看到时代的“平庸之恶”。
《一秒钟》原定将作为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于2019年2月15日放映,结果2月11日,@电影一秒钟 官微发声,张导的“《一秒钟》因技术原因,无法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放映,特此致歉。
正如电影中风沙掩盖了胶片,不仅是胶片时代的落幕,也是群体狂欢下个体的痛苦和牺牲被掩盖。
我想,时代的这一份残酷才是《一秒钟》真正的“技术原因。
”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在影坛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张秉均黄埔军校毕业,母亲张孝友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
这样的出身给了他优渥的童年但也给了他十年磨炼。
后来张导的很多片子里,都能看到那段岁月的缩影,这种深入到人群中的生活经历,也让张导的片子充满了真实性。
1984年,他担任摄影师的电影《一个和八个》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1986年,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老井》夺得三座影帝,1987年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张艺谋一时风头无两,实现了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跃迁。
此后他执导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在国内外荣获许多顶尖电影奖项,包括金熊奖、金狮奖、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三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五次提名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等。
2002年后张艺谋转型执导的商业片《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两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
不仅如此,2008年,张艺谋还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总导演。
2017年执导动作电影《影》,获得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如今,张艺谋导演重新回望关于自己的时代记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变革中,我们同样需要《一秒钟》这样的回望。
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电影是怎样走过来的,一代人是怎样走过来的。
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如今《一秒钟》归来,不错的票房、口碑皆印证了这部片子的品质,他的成就同样卓越耀眼。
补拍的结局突兀得搞笑,张译跑着跑着尴尬地笑了,仿佛在说“这我tm该怎么演,我在演什么,我也不知道。。。”两个小演员也不太行,尤其是小男孩真不行,哭得也太狰狞了吧,和他对手戏张译那表情简直就在说“你tm演的这。。。”
张译我太可了,范伟有点浪费,刘闺女有点演,刘弟弟像一个有哮喘的富贵小公子……
这都能入围柏林主竞赛……???国师的电影真是越来越小品化、人物越来越脸谱化,果然文体两开花啊,电影晚会化,晚会电影化,祝贺!
主题是推演技不如童星的新人。看在范师傅的面子上加一颗星。水晶般清晰的脸、MPEG2 压缩瑕疵、灯光。特效做得太先进,当年放电影都没这一半亮
风景不错
时代伤痕凝缩成胶片划痕,又经由放映机的光成倍放大。为着流畅叙事,反倒很难共情,只能看到拍摄的成片,是刻板的脸,不是真的人。
“张闺女”和“张弟弟”两个小演员(尤其是弟弟)的选角堪称灾难级别,细皮嫩肉眼大齿白的两个孩子仿佛是城里小朋友来农村拍《变形计》体验生活一般,毫无大西北穷孩子的粗砾毛糙;电影在进行到半小时以后才渐入佳境,张译的表现可圈可点,张艺谋继续用自己轻车熟路的手法拍摄着大西北的粗犷凌厉,电影里处处可见隐喻和反思,包括指桑骂槐的羞辱着那个靠他爹才能当上放映员的杨姓员工,这是很难得的。总之,我不认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有多么爱电影,他们只是因为思想的贫瘠。几部样板戏就能让当时的工农兵学商不眠不休的看上一整夜,如果可以允许放映同时期的《坦克大决战》或者更早年代的《罗马假日》、《卡萨布兰卡》,又会引发怎样的盛况?而造成这种思想贫瘠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他还会再来么?
大家想不想看电影!狗日的我能看一夜!悲歌不准须欢唱,垂泪。
国师开心就好。
因电影胶片产生交集的三人,在大时代下无力选择的人生。能感受到老谋子回归初心的真诚,黄沙胶片里是他的青春记忆。上映难得,故事真正的结局早已注定。
看睡着了,没意思
刘闺女这个角色就心理学规律和常识来说不成立,一个从小被父亲嫌弃苟且活着的、被谁都能欺负的女孩,是怎么能对一个陌生的男成年人那么理直气壮?被生活磨砺过的卑微女孩又怎么可能声音如此娇声细气?大漠里成长怎么能有那么白皙的皮肤?……女主本身没什么问题,但选角和人物极度不符,一看到女主就出戏,大大降低了电影观感。
对电影的那份珍重还是挺打动人的,有对时代的反思,但很微弱。
女主真的很让人出戏,声音太偶像剧,还有那种无法极致的扮丑,对脏的有所保留。删减版始终有让人可喜的部分,对于不曾了解背景的大众来说,很难完全共情那份悲凉。★ ★ ★ ☆
从小在一个被周围农村环抱的三线厂长大,工厂里也有一个《一秒钟》里这种用来开会放电影的礼堂,条件要比这个农场礼堂好很多,但对电影的向往和沉浸是一样的,所以对这部电影的共鸣很多。这是张艺谋的天堂电影院,也是那个严酷时代的一个避风港,这里有电影能带给人的一切。那个反复放映的《新闻简报》片段,就跟《天堂电影院》中的接吻集锦一样动人,不过那里面托托对着银幕泪流满面,这里张译被围捕殴打,很残酷的反讽。也许有被删减的缘故,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没有说透,有情怀但缺了格局。
关于电影的电影,一部感人的片子,我却一直在思考一个奇怪的点:当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用电脑手机看片的时代,甚至智能化放电影的时代,放映员这个岗位本身被祛魅和边缘化了,也许十几二十年后,目前很多高大上的岗位同样也会如此。但当放映员各种专业一通操作和挽救后,还有大循环的绝活,我觉得“放映员”职位本身或许会被淘汰,但是这种领先学习、钻研独门技术的能力和头脑不会淘汰。任何时代都是物以稀为贵,哪怕他活在今天,估计也是一把好手,不是程序员也是个拔尖的技工。
把电影还给电影
太逗了,现在的电影已经需要先读了note再观看了。纳闷:女儿在工作中死了怎么了?人还不能死了?//不过,即使预先在心里设置了这样的前提(使剧情合理化),全片也还是遗憾的。也许是制片野心不够,或导演心不够纯,总之,刘闺女这个角色偏重了。她和张译的关系也暧昧到了有些恶心的程度。不然,从“迷影”和“个人与历史洪流”的角度,真的是可能在国际上获奖的。如此的挽歌,其实是时代需要的。/范伟特好!/胶片灯罩特好~//movie connection: 我的父亲母亲、天堂电影院、无耻混蛋
难看的要命
铭记这一刻。我也拥有了那一秒。《一秒钟》起于“放映员”与张艺谋的归一,收于“女孩”与女儿归一,最终也是“片子”与所有人的归一。没有比这更简单淳朴却又无懈可击的能量了。电影的能耐就是,即便以现在这个样貌,国师也可以把渺小又复杂、血脉相连又归于尘土的中国人讲得一清二楚。没有经历划痕和洗尘,甚至不会这么完美。©张艺谋、张译、刘浩存到场。21.2.11 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