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 　　 　　 为了同室好友能够顺利堕胎，而与打着道德幌子的流氓医生发生了肉体交易，这是影片里最让人心悸和动容的一幕，它说明堕胎在1980年代的罗马尼亚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中，是非法的，压抑到足以让人为之作出极大的牺牲，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说，“为了增加国家劳动力，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为自由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犯罪行为。

”他强调1980年代后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堕胎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和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抵制。

”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影片发生的1987年正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实行独裁进入第22个年头的时候，两年后，他长达24年的统治将在一场革命中灰飞烟灭。

“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使堕胎合法化。

”当局的确有太多的理由把“堕胎”恢复到道德的领域。

　　 由此它所营造的叙事规则与《维拉·德维克》这部同样反映堕胎的电影有很大不同，虽然有人认为它们除了社会背景不同，主题倒是一致，但社会背景的功能差异恰恰把这两部电影引向不同的主题表述。

对于《维拉·德雷克》来说，背景描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影片中能够随着故事的进展从而对英国1950年代的堕胎情况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它在这里承担的是一种道德含义，尽管迈克·李不否认影片的政治性，“我的电影都是有政治意义的，《维拉·德雷克》决不例外：主角被社会体系驱逐在外。

”但主人公维拉力争堕胎合法化的行为终究是为人的权利，而不像《四月三周两天》，后者的政治性不允许它在道德上浪费笔墨，要不它连一些人所说的“政治隐喻”都将消失殆尽——“堕胎”喻指齐奥塞斯库独裁的流产。

　　 灰暗的城市街道、死气沉沉的气氛、逼仄的空间所指无不表明罗马尼亚政局的残酷和对人性的窒息，吉姆·霍柏曼说，处在这样的社会里，“甚至连关个车门都能引发争议”，蒙吉希望这种现实“只是故事背景，而不是主题”，他为影片做出的一个美学贡献也正是“去背景化”，如果我们不了解罗马尼亚当时的历史或者不刻意在资料里为它和影片之间寻求必然的联系，那么这影片不过是一个枯燥而乏味的故事，事实上，它的确让人犯困，但是“尽量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使背景成为影片的第一主角，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的美学，正是“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和“避免过多聚焦社会主义末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紧张构建了这种美学的价值，而最大限度地对“故事和人物”进行开发则恰如其分地规避了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

　　 从人物关系到社会背景，蒙吉从而建构了一系列对东欧剧变之前的罗马尼亚社会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射，“影射”或者“隐喻”在这里需要商酌，因为它不是一个寓言体，而是一段历史的呈现，只不过“去背景化”了而已，“去背景化”是卡夫卡作品的属性，寓言体写作是这位20世纪排名第一的德语作家的天才所在，但瓦尔特·延斯甚至都认为卡夫卡的解读不存在“意味”、“象征”、“隐喻”等等这些寓言性质的语汇，《城堡》本身就是一个拒绝拆解的寓言体。

不过对于《四月三周两天》来说，我们不妨相信蒙吉对它的评述，“城市传说”。

长镜头是否实现了如巴赞所倡言的那种现实质感？

在“城市传说”里，它的角色扮演在为数不多的空间交替里的确很难让我们轻易走出来，因为它以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冷战时期的东欧政治让我们既感陌生又熟悉。

一直对这个片名很熟悉，却没有关注过影片。

无意中看了才被震惊到，我竟然以为是个爱情故事，片名是恋爱时间什么的！

真是讽刺！

几段固定长镜头大段对话的戏都特别棒，更甚于最后手持的那一场。

有限的空间里不论激烈还是轻松的对话，从始至终弥漫着局促不安，随时准备通往一个悲剧。

女性，穷人，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无助而令路人甲乙丙和整个社会都变得更加无情。

唯一能做的，挺过去，忘了它。

女性的坚忍，反思，独立，仿佛是需要千百年来前进一小步的艰难过程，就如同一场绵延不绝没有尽头的分娩。

感谢导演。

看豆瓣才发现原来又是戈雅奖又是金棕榈的，失敬。

好遗憾没有在大银幕看到。

2019年5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参议院经过4小时辩论，以25比6的票数通过了HB314法案。

根据HB314号法案上的“人类生命保护法”，该法案把堕胎定为犯罪，将堕胎重新归类为A类重罪，医生可被判处最高99年监禁。

这意味着，该州女性即将面临全美最为严格的反堕胎规定：除了怀孕或生产会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安全的原因外，她们将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堕胎，即便是强奸和乱伦行为所致的怀孕也被排除在外。

哪怕那个受害者，还未成年。

所有人都注意到，投出赞成票的25位州参议会议员，全都是白人男性，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子宫。

蕾哈娜在instagram上晒出他们的照片并且愤怒地说：“看一看，这就是那些为美国女性做决定的蠢货。

”

同时她还对着在法案上签字的阿拉巴马女州长Kay Ivey说：“SHAME ON YOU 以你为耻！

”

在HB 314法案签署后的第二天，女性抗议者们穿着美剧《使女的故事》里的女仆装，在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前举牌抗议。

她们高举的牌子上写着：Abortion is a human right（堕胎是人权）。

在当下的美国，堕胎权成为了两党争取选民的关键之一，为了对抗具有民主党倾向的各州对堕胎权的法律保护，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共和党成员主导的州出台如此严苛的堕胎法案，无疑是在和民主党打擂台。

哪怕这个政治游戏的代价要用女人的生命来玩，他们也在所不惜。

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每一次，是每一次当有人觉得当下女权主义者已经太猖狂，女性地位已经太高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总会狠狠抽这些人一个耳光。

于是，我们看到历史再一次开了倒车，现在的美国，又在重复发生着四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

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一个阴冷、肮脏的下雪天，远远望去铅灰色的天空是如此低沉压抑，和以往的每一天没什么不同。

在这普通的一天，对女大学生嘉碧塔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

她怀孕了，她遇到了不负责的渣男，她不想也不能留下这个孩子，她决定堕胎。

堕胎对于20世纪的现代医学来说，本是个技术上非常容易解决的小问题，但因为涉及到繁殖，堕胎在很多国家的很多历史情境下，就成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大问题。

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女性仍未完整地拥有生育的自由。

对生活在1987年的嘉碧塔而言，堕胎不是由她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在彼时彼刻的罗马尼亚，堕胎是犯罪。

这不是电影的虚构，这是现实版的《使女的故事》。

苏联解体前的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曾长期采取强制鼓励生育的政策。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zong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的政策。

齐奥塞斯库执政罗马尼亚25年，大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

西方称他是“共产主义皇帝”，反对派则称他是“喀尔巴阡的斯大林”。

△1989年东欧剧变，齐奥塞斯库政权被反对派推翻，他和妻子被执行枪决。

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政策详细规定了夫妻完全禁止离婚，夫妻生活禁止避孕，只允许年龄在42岁以上或者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妇女堕胎。

单身、未婚和丁克都要多交税，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

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

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嘉碧塔的“堕胎之路”，是不折不扣的冒险。

没有男友帮忙，嘉碧塔幸运的是遇到了肯为她的遭遇奔忙的室友奥蒂莉亚，奥蒂莉亚不辞辛苦地为她准备堕胎的小旅馆、购买走私的香烟、香皂，筹集了一笔钱，托朋友找到了肯做流产手术的医生，准备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完成这次“冒险”。

她们能依靠的，只有彼此了。

但是事情并未如她们计划的那样顺利发展。

嘉碧塔是个自私、怯懦、没有担当的人，她只想要解决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

她欺骗了奥蒂莉亚和医生，说自己怀孕刚两个月，其实，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又三周又两天了。

超过三个月和未满三个月的手术风险性完全不同，超过三个月的胎儿，就需要引产了。

用医生的话说，打掉怀了那么长时间的胎儿无异于谋杀。

这样一来，她们原本准备的用于流产的钱就不够了。

医生提出了新的条件，在钱以外，奥蒂莉亚和嘉碧塔各陪他发生一次性关系，他就可以为她们铤而走险。

面对这样的一幕，我竟不能坦然地谴责医生的无耻，毕竟如他所说，他是冒着入狱十年的风险来帮她们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强迫她们同意，他给了她们选择。

只是她们，尤其是嘉碧塔，已经别无选择。

在特殊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在滥用自己手中的一点点特权，小到廉价旅馆的前台，想要从她手中订到房间，也必须用黑市的进口香烟贿赂。

那个叫毕比的医生，也不过如此。

如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他也许会做个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好医生，但是在扭曲的社会里，每个人的人性都不得不被摧残、被扭曲。

他们都是时代的受害者。

△奥蒂莉亚在和医生上床之后光着下体冲到洗手间里，神经质般地多次冲洗下身，仿佛在诉说未婚女子对生育的恐惧。

当然，还有那个四肢已经成型、五官依稀可辨的胎儿。

高能慎入想了很久，还是没有给这一幕打上马赛克，这是个可以列入影史最震撼长镜头的画面，没有之一。

这个生命在四个月又三周又两天便戛然而止的胎儿，成为了电影的片名，这部2007年拍摄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以其冷静、克制、如手术刀一般精准的镜头语言，赢得了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

嘉碧塔打掉胎儿之后，奥蒂莉亚陷入了深思，她和自己的男友讨论意外怀孕的话题，得到的结果让她极其失望。

△那些共和党白人男性参议院所要挑战的，正是👆所说的美国最高法院在46年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确立的堕胎权。

在奥蒂莉亚看来，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女性，都有权享受性爱，至于性爱的副产品——孩子，则应该由女性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来。

我生或者不生孩子，应该看我想或者不想，生育本应是一件单纯的事，不应该和婚姻、责任、爱国等概念捆绑起来。

然而最可笑的是，从古到今对生育权的争夺上，作为主体的女性的声音，却是一直被忽视的。

她们不过被视作是“行走的子宫”，一种战略储备，一种可再生的资源。

齐奥塞斯库推行的强制生育政策，给罗马尼亚的妇女和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她们往往被当作叛国者，在边境线上遭到罗马尼亚士兵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

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

更令齐奥塞斯库感到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罗马尼亚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

仅仅一年，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根据《纽约客》报道，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婴儿死亡率都是美国最高的，佐治亚州也是美国堕胎法律最为严格的州之一。

消息传出，举世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

（好笑的是，当时的美国也是义正辞严加入谴责大军中的一员。

）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

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

”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

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令人震惊。

上世纪二十年代徐志摩途径莫斯科写的《欧游漫录》中这样评价苏联的当权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

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

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马尼亚的强制生育政策，造就了一片血海，齐奥塞斯库也亲手埋下了颠覆政权的引线。

有人会问，现今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提高国内人口生育率的政策，为什么罗马尼亚却成为了负面典型？

因为，齐奥塞斯库采用的是行政惩罚手段，而非经济奖励手段。

他认为，为国生育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所以履行了责任的无赏，未尽责任的要受罚。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认可公民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因此没有采用强制手段推行人口政策，而是通过给愿意生育的夫妻提高生活福利、减税、减免学费等经济手段来鼓励人们的生育热情。

从短期的结果来看，经济鼓励手段显然不如行政强制手段，但是从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去考虑，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自主生育的倡导者何亚福曾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过一段话，如今已经应验了：如果公民没有生育自由权，如果国家有权控制公民的生育，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今天，政府借口“人口太多”而搞强制“一胎化”；明天，政府也会借口“人口太少”而强迫妇女怀孕，正如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那样。

Via 何亚福《从罗马尼亚的“月经警察”说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2019年的前5个月，美国就有15个州提出类似的《心跳法案》。

其中，有4个州通过了《心跳法案》，分别是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州以及之前提到的乔治亚州。

所谓的《心跳法案》，就是规定只要女性怀孕时间超过六周，医学判定胎儿有“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母亲堕胎。

如果女性被认定是故意打掉胎儿，可以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30年徒刑。

听起来似乎还有一些转圜余地，事实上几乎所有女性都知道，怀孕六周就能及时发现自己怀孕并不是一个常态，六周其实还可以理解为自己的“大姨妈”推迟了两周，很难在这期间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了。

从罗马尼亚“为国生娃”的政策，到美国多个州违反联邦法律所推出的《心跳法案》和《反堕胎法案》，表面上看前一个是鼓励生育，后一个是保护胎儿生命权，但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在用行政手段推行强制的人口政策，公民依然没有选择生育的自由。

就像《四月三周两天》开头经典的一幕，嘉碧塔和奥蒂莉亚在寝室养了一缸金鱼，不注意看以为金鱼是自由自在地在空气中游弋，实际上，它们只能在看似透明的玻璃缸中有限地活动。

美国政客和女性爆发的这一次“子宫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人口战争。

从前，专家说人口是负担，人口越多人均资源越少，减少人口方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今，专家说人口是红利，人口越多的国家才越有国际竞争力。

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美国的发达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少，印度的落后也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多。

当今大国的竞争，比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少，而是人口质量的高低。

十亿文盲和十亿大学生，创造的价值能一样吗？

引发的社会问题能一样吗？

高素质的人口，无论再多，都是资源；低素质的人口，无论再少，都是负担。

但是想要成为高素质的人口大国，光靠行政手段的干预是不够的，奉劝政客们别把注意力都放在女性的子宫上，还是多想想怎么才能创造一个适合高素质人口诞生、成长、生活的社会环境，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心甘情愿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期待将下一代诞生在这里才是正经事。

否则，这觉悟还赶不上👇这个他呢！

有时候我非常狠女人，我遇见的所有女人几乎都是善变而虚伪的；有时候我非常需要女人，女人是这个世界最天工独匠的作品；有时候我非常钦佩女人，诚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卡捷琳娜，诚如《四月三周两天》里的奥提利塔。

影片的一开始，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独白，剧情就像是强行插入一般，奥提利塔和她的大学舍友加比塔，就像结尾一样各居左右霸占着画面，几组穿透力极强的长镜头，就将整个影片的气氛带入到一种逼人太甚的压迫感之中，丝毫没有喘息之意，这个言行果敢的女人爬上公车，邂逅男友，随后将自己勇猛的扔进了时代与社会的悲剧洪流之中。

哭泣的脱去鞋子，在一片死寂中，拖着血色的下体走进洗手间，这让我不经意的穿越回了《雾中风景》里12岁的乌拉被卡车司机夺去童贞的那个让人抽搐不已的镜头之中，导演未免也太残酷了，可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说过，导演应该滚回幕后，甚至离开摄像机，甚至抛弃蒙太奇，抛弃一切刻意破坏画面与镜头完整的技法。

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深受其害，所以便有了那该死的经典的“晚餐”长镜头，奥提利塔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忍受着男友父母及其亲友，而尴尬的男友被置于奥提利塔之后，就像整部电影中的地位一般：两难，所以当奥提利塔将加比塔的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语塞了，而奥提利塔就像被医生凌辱一般坚挺，在继续该死的长镜头中穿行于夜色之中，除了在公车上忍泣之外，她的内心、她的脚步、她的背影、她的果敢都是那么的凌厉而执着，就像被摄像机死死跟踪一般逃脱不开。

想刻意的去关注去观察那个1987年的罗马尼亚社会，但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似乎察觉了这一切，他同样的刻意去掩盖时代因素对影片的影响，毕竟这部电影被死死的定性为一首女性的时代挽歌，所以蒙吉驱使着奥提利塔无法停止着她的脚步。

最黑暗的镜头来自于那只四个月三周零两天的婴儿，画面直白的对准着这个故事的缘由，没有任何保留，就像奥提利塔下体体毛上的精血一般清晰，奥提利塔将无数的泪水、痛苦、委屈与绝望像那只准备装死婴的包里的东西一样掏而扔出，置换为这个死去的生命，尔后又一次穿行与夜幕之中，在死死跟随的镜头下喘息、奔跑、扭头...就像被一把手术刀切开皮囊一般曝露于画面之中，伟大的电影永远少不了伟大的结尾，镜头深处欢闹的婚礼、镜头重心的奥提利塔与加比塔、窗外的黑夜，三层画面重叠于此，奥提利塔、加比塔各局左右，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虚无飞过天空，似乎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个画面才开始，奥提利塔面无表情的第一次正视镜头，也许正视的是窗外的黑夜，也许是盯着画面的你我，也许正视的是这个操蛋的现实。

黑幕起，强行插入而又强行抽出，这个电影用毫无喘息之隙的手术刀般的纪实主义将时代、将社会、将女性、将人性原封不动的放入到历史的长流之中，让人触之不及，又避之不及...起立，鼓掌，致敬！

1.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时间的焦灼感诠释得这么好。

连罗拉快跑都没有。

甚至没有配乐，没有大特写，只靠手持镜头和长镜头。

我好像在看一出浸入式话剧，我好像全程就跟着O，即使画面几乎几分钟都没有动，却没有一秒是浪费的，因为每一秒都是在焦灼的火焰上添的一把柴。

而且焦灼的不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对话都推来搡去的，内容繁琐冗长音调又低又平，好像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很不耐烦，焦灼的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

即使最后二人相对而坐的许久沉默，也是浮动在半空中焦躁的沉默。

2.越往后看终于明白这个对闺蜜又爱又恨的姑娘为什么甘愿为她做那么多，因为不管你是怎么坑我的，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依然在同一战线。

这不是什么闺蜜情，这是战友情。

3. 编剧真的还是太善良了，一个轻易能合理引出各种悲剧结尾的故事，却让每一个转折都有惊无险，但这种善意却更像是打在胸口的一记记闷棍——他没有拍出来的情节，自会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他把故事交代到这里，剩下的我们其实都懂了。

《四月三周两天》背景设置在1987年苏联解体前夕，罗马尼亚仍然明文规定禁止堕胎。

情节主要讲述了一个女生为帮助朋友堕胎前后12个小时的遭遇。

影片开放式结构，长镜头运镜和冷色影调处理都流露出明显的写实主义痕迹。

在叙事策略上，蒙吉导演通过更靠近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展现男权社会下女性被挤压的尴尬地位。

本文正是通过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视角与传统电影语言的碰撞和融合，揭示导演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

　　　　　　一、堕胎与堕胎法：是保护还是侵犯　　女性的孕育职能是决定自身在与男权主义者的性别斗争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突破，更多的觉醒女性尝试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牢笼，重新建构具有女性特质的话语。

堕胎，人工流产也就成了争取女性自由权利所必备的技术手段之一。

但人工流产这项医疗技术出现时起就饱受争议，男权主义者为保证女性对于自已的从属关系掀起“道德”大旗，宣称生命的意义，并通过立法来将其本初的阶级欲望掩盖在法律之下。

《四月三周两天》便是对围绕堕胎法而浮现出的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弱势群体进行全面压迫的一次冷酷嘲讽和深沉反思。

影片的线索十分简单，主要讲述了奥蒂莉亚在帮助加比塔堕胎前后经历的12个小时。

在进行堕胎前半个小时的叙事时间中，场景都发生在奥蒂莉亚生活的校园内，为了表现与社会隔绝的自由平等环境，导演甚至隐藏了奥蒂莉亚和加比塔的行为动机。

此时导演遮遮掩掩的叙述迫使观众将目光聚焦在奥蒂莉亚穿梭在宿舍走廊的一个个长镜头里。

奥蒂莉亚出校订房段落的目的源仍有导演控制，观众只能在奥蒂莉亚一次次订房被拒后产生关于行为目的的保持着距离感的猜想，并将无房可定的普通生活遭遇放大到镜头下展示，已达到剖析社会冷漠状态的效果。

这种尚未明晰的准备状态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毕比出现，直到进入到不尽如人意的宾馆三人碰头后才将谜团彻底解开。

导演的这种目的是很好理解的，掩盖事件部分情节，成为了蒙吉导演拒绝观众对角色过度认同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间离的效果，可以让观众保持相对清醒的理性状态，从而提高对具体细节隐喻意义的感知灵敏度。

在这场多方力量对抗的堕胎戏中，导演凭借其娴熟的语言技巧和调度功力将每一个镜头都发挥了最大表意功能。

蒙吉导演并没有将摄像机隐藏起来，而是更多故意暴露摄像机机位在场景中的一个不与任何人物视角重叠的客观地位。

三人在宾馆进行有关堕胎的一系列谈判交易之中，摄像机只有在加比塔将暴怒的毕比请回屋中时与加比塔的视角产生过完全的重合。

从玄关望向室内的加比塔看到的正是一副被墙壁积压的奥蒂莉亚与毕比的二人人物权力关系图谱。

其余则多是纯粹客观的暴露镜头，毕比两次检查躺在床上的加比塔，都是通过固定镜头垂直于轴线的拍摄视角和宗教圣母画式的构图方式展现加比塔纤瘦挺拔的玉女身材和两人间毕比居高临下压迫式的人物关系。

不仅如此，蒙吉导演经常通过变焦完成权力中心人物的凸显，来提醒观众应该关注的焦点。

同样是在这场戏中，蒙吉导演甚至为焦点转移制定了一套以人物权力为依据的变化规则。

这套配合以传统构图模式的变焦规则成为了视觉方案上人员权力构成最直接传达方式。

在文本设置上，导演也是将三个人物进行了极具代表性的隐喻。

毕比伪善面具下的奸诈嘴脸，在与奥蒂莉亚第一次碰头时表现的伪善与之后预谋已久不容置疑的权威做派，是男权主义者以道德为说辞设立堕胎法的具象化再现。

只是这一次毕比是以堕胎法为威胁逼两人就范。

这样，传统意识形态就隐藏在法律之后，不再留有任何值得辩驳的余地。

之所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或者说是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具体到文本内部分析便会发现他确实接受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于女权主义者和妇女的界限划分，奥蒂莉亚的形象更符合女性主义者心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要求，在与毕比的交涉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毕比感受到了其对宾馆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权力中心的不断冲击。

于是，毕比勃然大怒，说出了内心的真正欲望。

而这种欲望在法律的恐惧之下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命令，奥蒂莉亚就犯了。

两个女生在事闭后挤在一个贴满蓝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清洗身上的污物。

如果说在对话中加比塔的唯唯诺诺是由于两人关系之间毕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在卫生间的啜泣则将其内心真实状态不加修饰的暴露出来。

与奥蒂莉亚相反，在遇到男权力量的压迫只能选择默默承受的加比塔是传统意识形态下标准妇女形象的展示。

堕胎前后对肇事男友极力包庇只字不提，却对出手相助的好友隐瞒真相且毫无诚意的表现也揭露了妇女在性别战争中的倾向。

对于两个女性千差万别的人物设定，对比只是其一，做女权主义者与妇女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才是导演所希望表达的深层含义。

奥蒂莉亚与加比塔道别后前往男友家，出门被前台服务生叫住“刚走的那个先生的证件忘记拿了”。

奥蒂莉亚拿着证件，左右盼望了一下，镜头就突然切断了。

直到影片最后导演也没有就这件事情完成一个交代。

怎么处理这张证件，导演把包袱直接甩给了观众，也甩给了女性主义者们。

　　　　二、对爱情关系的解构　　爱情故事作为女性电影中的一种亚类型，看起来可以提供颠覆的潜力。

“爱情故事的前提是女性有产生欲望的可能；因而，尽管它也许要建立的是这种欲望的幻觉本质，或者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死亡表现欲望的失败，或者是表现婚姻对这种欲望的驯服。

”但是“正因为有这么多风险，这个类型才有可能质询女性的位置——在父权制的谴责前爆发。

”与前半段的限制叙事不同，进入到核心事件之后，整个叙事倒转，观众成了全知全能者，观众所知既为奥蒂莉亚所知。

除此之外加比塔，毕比和德拉古特都不再处于全能全知者的位置。

也是从这里开始，导演从之前不稳定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达到统一。

包括堕胎戏在内的前70分钟，视角游离在加比塔和奥蒂莉亚之间。

甚至更加倾向于表现加比塔的内心纠葛。

但在影片后半段，当奥蒂莉亚进到德拉古特家中参加男友妈妈的生日聚会时，男友长辈们突如其来的羞辱比与毕比交谈时言辞来的更加恶劣，“与毕比的交流中，他也一直纡尊降贵：就连他吼叫的时候，他也用上“小姐”或“姑娘”这样的词，虽然这种情绪更类似于对待愚蠢下人的恼怒。

”但奥蒂莉亚还是不动声色的听完了所有轻蔑的言论。

在餐厅聚餐这场戏中，导演以一个中景将奥蒂莉亚框在了画面中间，画面中同时塞进了许多的中年形象，他们纷纷谈论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琐碎话语，但这场群戏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闲言碎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几个妇女主要作用是提问，几个针对奥蒂莉亚的尖锐问题都是由妇女们提出，在奥蒂莉亚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后，由男性解答。

除此之外，妇女的谈话完全堕入到炒菜做饭的日常琐事之中。

奖励式的亲吻和其他妇女求教式的口吻让德拉古特的妈妈沾沾自喜。

脸上表露出的一副“没有比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的事情了”的样子，正揭露了作为性别斗争中的第三方的妇女群体与男权主义者保持的完全屈服的从属关系。

但位于画面中心的奥蒂莉亚和占据全部后景的德拉古特仍然是整场戏的中心位置，导演并不在乎其他角色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并没有顺从于传统的正反打模式而是将镜头直直的对准了与整个场景格格不入的奥蒂莉亚，在这种情势下，奥蒂莉亚的表情愈游离愈心不在焉，愈能凸显出社会关系间一个相互排斥的微妙关系。

这里导演并没有用固定设备对长镜头进行控制，而是略带微摇的手持摄影方式，以表现的生活的不稳定性。

并以这种中景下人物群像的散点构图法完成了对于处在某种特定情势下的大学生被监视，没有选择，始终被禁锢的刻画。

除去传统电影语言技巧的运用，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与加比塔堕胎事件相联系的男性角色共有三个，一个是医生毕比，一个是奥蒂莉亚男友德拉古特，一个是致使加比塔怀孕的肇事男友。

这三个角色很好的组成了一个标准男性强权者的形象并通过分层表现达到了群像化效果。

导演在加比塔肇事男友的刻意隐藏与加比塔对毕比唯唯诺诺的鲜明对比中，奚落嘲讽了男女关系中所谓忠贞爱情的力量。

与此相对应的是奥蒂莉亚与男友缠绵的爱情关系，学校走廊上如胶似漆的拥吻在宾馆的一番践踏后彻底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凝视。

“别碰我，我一身臭汗。

”将德拉古特虚假的关怀状态暴露无遗。

奥蒂莉亚对德拉古特炮弹连珠的质问也映射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中的一种被动地位。

蒙吉导演这种大反差的看与被看关系所产生的效果，正迎合了90年代以来，后现代女权主义“不能再把乌托邦的女性主义视野，与女性气质的主流建构对立起来”的诉求。

　　　　三、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　　在分析本片的政治立场时，将蒙吉导演划分为一个女性电影导演是不妥当的，我们分析发现在《四月三周两天》中，如果刨除掉极少数倒转的女性主义视角，蒙吉导演电影中其余元素都是由传统电影语言系统包围。

“蒙吉导演放弃了所有操纵情感的手法”，通过不断的暗示性细节的设置，努力营造出一种本质的强烈情感。

所以应该说蒙吉导演是一个有着普世关怀的导演，他将对女性主义现状的思考寄托在文本中再现。

蒙吉导演在电影中由堕胎这一具体事件切入，通过加比塔的遭遇影射奥蒂莉亚与德拉古特的爱情关系，并在将看似稳固的爱情关系解构为德拉古特对奥蒂莉亚的性欲关系后，再通过三个男性角色的群像化处理，达到警世意义，做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压制的终极思考。

就整部电影每个段落的表意作用来看，奥蒂莉亚从德拉古特家回到宾馆的一路和外出丢婴儿的表意内容是相似的。

即集中表现在一个独行的弱女子被城市的冷漠景象几近吞噬掉的恐惧感。

愈加急促的喘息声，愈加不稳定的手持拍摄镜头都在传达奥蒂莉亚几近崩溃的神智状态。

导演在处理男权对具有女性意识学生的意识挫败是递进似的。

场景设置从自由平等的校园出发，在宾馆堕胎的段落中，这时的奥蒂莉亚和加比塔仍凭借人数的优势和交易的存在而掌握着一定抗争的筹码，而且这种对抗是具体可感的。

但当奥蒂莉亚独自来到德拉古特家中，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奥蒂莉亚在桌前像一个被展览的物品，剥夺了发言权，失去爱情保护的奥蒂莉亚感受到了社会对于自己身份的既成偏见（这里即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也有性征差别的原因）。

极度恐惧中的奥蒂莉亚从带有偏见的德拉古特家中走了出来的同时便踏入了城市阴影里的无形压力之中。

当奥蒂莉亚处理掉婴儿后，在宾馆餐厅找到了加比塔，加比塔两人对面久坐，只是避重就轻的琐碎漫谈。

“我们以后谁也不要提这件事了”奥蒂莉亚最终还是向整个男权统治下的传统政治低下了头。

蒙吉导演在影片中并没有做出一次关于道德或者政策的说教，而是选择了更为客观的立场进行了对政策影响下的弱势女性的生活展示。

在这样一种态度下，蒙吉导演尽可能的隐藏对于女性的同情。

所以采用了传统电影语言格式匹配女性视角的书写方式方法。

影片最后的久久沉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

但与之不同的是，《都灵之马》的最后段落两人一起遁入了无尽的虚无。

而《四月三周两天》中奥蒂莉亚在影片的最后一秒钟突然扭头看向了位于观众位置的“第四面墙”。

这是一种迫使观众引起联想的间离效果的方法，最终也顺利达到了导演所希望表现的具有警示价值的终极意义。

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距离东欧剧变、罗马尼亚革命、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其与妻子被反对者处决，还有2年时间。

大学生Otilia冒着犯罪的风险，帮助意外怀孕的室友Gabita，与地下医生Bebe角力，进行秘密堕胎；《四月三周两天》是Gabita从怀孕到堕胎经过的时间。

凭此片摘得戛纳金棕榈奖的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就像努力融入欧洲政治、经济版图的罗马尼亚一样（电影上映的2007年，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致敬欧洲学院派传统，近乎苛刻地遵守一场景一镜原则，全片亦无任何配乐，形式上的整体观感如同影片的主题一样，散发着独裁政治下的致郁气氛。

在着手实施秘密堕胎的一天之内，影片着力描述了两组亲近的关系：Otilia与室友Gabita、Otilia与男友Adi。

Otilia像个圣人一样帮助Gabita，而后者却以各种软弱又无脑的行为，让她不断受到阻碍。

Gabita为了让酒店接线员以为是外地的订房，选择了电话预订，结果Otilia入住时被拒，只好换了一家非Bebe指定的酒店且房费超支，只能预支了堕胎手术的钱；Gabita怕Bebe不肯接4个月以上怀孕时间的堕胎，对他谎称自己只有2个月；Gabita不敢自己私下和他见面，谎称Otilia是她姐姐并让她去接头……一切都导向了最后可怕的结局：Bebe胁迫两人以性交易来弥补堕胎费用的不足。

Otilia和Adi看似平等的恋爱关系，因为堕胎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不可靠。

Otilia明确告诉Adi，她晚上去不了庆祝他母亲生日的晚宴，Adi却坚持要她去。

在经历了性交易堕胎事件后，Otilia依然如约来到了书香门第的Adi家，却在餐桌上观赏了一场知识分子阶层虚伪的群戏（本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最后的晚餐”式的长镜头）：自以为是的阶层歧视——听说Otilia家庭的军人背景，调侃“头脑简单的人比知识分子更懂人情世故”；男尊女卑的家庭关系——父亲抱怨妻子的土豆不如母亲烧的好吃、妻子吐槽儿子的挑食，“给这家人做菜简直比入党还难”；强加给女性所谓的“女性特质”——假设Otilia不喝酒、假设她在节食、质疑她在男友父母面前抽烟的行为。

当Otilia在Adi房间，坦白了自己帮助Gabita秘密堕胎的事，后者则保持了一贯的逃避态度。

上述故事发生之时，罗马尼亚的禁止堕胎770号法令已经实施了20多年。

1966年，齐奥塞斯库以一系列的法令，禁止堕胎，将一切节育、避孕和流产行为视为犯罪；禁止离婚，要求每对夫妻至少生4个孩子，不能生育者、超过25岁没有生育者要额外缴纳税金。

更无孔不入的是，为了及时发现女性的受孕情况，全国女性例假都被记录在案，由被称之为“月经警察”的基层执法者督促女性每个月做妇科检查。

这是影片一开始，Otilia因为经期晚了两周，而被辅导员要求提交证明的原因。

禁止堕胎不是孤立存在的。

影片中的罗马尼亚像个大监狱，没有自由市场，买包烟都要走黑市，人民被划分成了监控者和被监控者（同时统一受更高层级的监控），连酒店前台都像警察一样，除了盘问，不会用其他语气说话。

影片外，荒诞的事情更多，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规定凡拥有打字机、成为打字员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执照；若打字机需要修理，必须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人，都必须上交政府或申请执照；损坏的打字机不得私自处理等。

禁止堕胎服务于更“宏大”的目标：为了满足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口需要。

果然，法令推行1年，罗马尼亚新生婴儿数量便翻了1倍。

然而，代价却是一场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医疗资源无法应对新生儿暴涨，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迅速升高；因物资短缺、营养不良，近半数婴儿无法活过保育期；大量怀孕妇女失去劳动能力，家庭收入降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孤儿院人满为患。

除此之外，如本片所描述的，禁止堕胎显然也禁止不了堕胎，“地下堕胎”盛行，导致大量孕妇死亡。

观影过程中，Otilia会看上控制欲极强却没有担当的Adi，观众勉强还能理解，Adi家的餐桌上谈及当时严密控制女性的政策还包括——女大学生在校期间没能结婚，就只能嫁给地方的教师或神父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Otilia为什么会那么无怨无悔地帮助Gabita，甚至牺牲了自己，毕竟Gabita这个角色的设置让人厌烦透顶，表里不一且极度自私。

恍然大悟之时，也是背脊发凉之时。

Otilia在与Adi的争执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如果怀孕的是我，你怎么办？

”“你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你就知道么？

”“你根本不清楚我的排卵周期。

”“不就是这几天么。

”“你又何必关心呢？

怀孕又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此时，再回忆起片头Otilia因经期晚了而被要求提交证明一事，忽然发现一切匪夷所思都能解释通了。

Gabita要堕胎，整部影片她却像个配角一样，很少有特写镜头，对话时也经常以画外音形式出现，而Otilia却是第一女主角，大量冲突发生在她的身上、大量对她的心理描写。

——原来，Otilia帮助Gabita，其实是不久以后自己也要进行堕胎的预演！

这时观众才意识到，Otilia在整个过程中，经受着何种如刀割的身心折磨！

她对Gabita的关心和超越普通认知的包容，是基于一个女性对遭遇同样悲剧的另一个女性，所抱持的深深同情、怜悯。

令人困惑的角色主次安排，正是编剧兼导演蒙吉的高明之处。

事情会发生在Gabita的身上，会发生在Otilia的身上，会发生在所有女性的身上，不论什么身份、什么性格，只因是可以孕育生命的女性，就很可能需要经历这可怕的一切。

高压统治下的愤怒总有爆发的一天，2年后，罗马尼亚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臭名昭著的770号法令终于被废止。

然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服务于更“宏大”目标的禁止堕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却从来没有销声匿迹过。

女性的生育权利、掌控自我身体的权利，被一次又一次地剥夺，民主制的国家亦不例外，以道德的名义、以宗教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只不过说民主国家有个优势，运作效率低让坏事没那么快得以完成。

美国用了50年才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是对比，不是表彰），罗马尼亚独裁者心血来潮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女性彻底沦为生育机器。

《四月三周两天》是一根耻辱柱，却依然一再被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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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的暮光8.2赵琦 / 2021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

1987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最后的时光，对于怀孕试图堕胎的Gabita来说，怀孕的第四月第三周第两天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她担心非法堕胎会遭遇牢狱之灾，她害怕堕胎医生会因为她以怀孕四个月之久而拒绝为她堕胎，因此她撒谎只怀孕了两个月。

她担心堕胎过程中出现意外该怎么办，因为呼叫救护车无异于自投罗网，最终堕胎成功，死去的胎儿被她扔在厕所里，她身体虚弱，面色惨白，不过她活了下来，她成功了。

同样是这一天，对于Gabita的室友兼好友Otilia来说，只有黑暗。

她帮助G打理一切，由于原先计划的订房没有成功，她不得不另寻酒店，酒店登记时的严格审查管理、前台傲慢的态度都让人似曾相识，而她在黑市上购买的国外Kent牌香烟并用其作为流通货币的桥段同样让人会心一笑。

临时更改的酒店、G自作聪明撒的谎都在无形中让医生找到了得寸进尺的理由。

识破谎言的医生提出了金钱之外的条件，当然前提是她们凑不够高昂的费用。

这一段三人在狭小的酒店房间里对峙的戏张力十足。

镜头里的人物状态和画面如纪录片般粗粝而真实，缺少剪辑的手持长镜头让人有一种强烈的偷窥状态，就像在观看暗访记者偷拍的画面一样。

O献身于医生只为G能顺利完成堕胎，完事后的O冲进厕所冲洗自己的下体，镜头给到了她的背面，看不见表情，但足够压抑，足够耻辱。

真正让人感到寒心的是O为了帮助G做出牺牲后G冷漠的态度，这与O的热心和情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O质问G为何撒谎，为何选择这个男医生，G满嘴都是自己，都在为自己辩护，言语中感受不到一点她对朋友的牺牲表示的感激和对自己的反省，也正是G的性格塑造让O更加显得有情有义，也更让人难过。

O去到男友家参加男友母亲的生日聚会，她坐在中间，男友坐在靠后的地方，男友母亲坐在她的右边，父亲坐在左边，两边是其他友人，镜头长时间的对准“被众人包围”的O，她像灵魂出窍般游离在众人之外，她刚出卖了身体，现在也惦记着独自在酒店房里等待堕胎结果的G。

她心神不宁，周遭却满是欢声笑语。

这一场没有剪辑的长时间吃饭戏在展现对称美学的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柯西胥的影子，所谓对真实时长的展现。

而后她与男友在房间里的对话，展现了一个刚刚失去所有安全感的女人的状态，她质问男友如果自己怀孕怎么办，她指责男友上次做爱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即便那次是算好的安全期，男友道歉却不知为何，一切都被破坏，一个女人的怀孕彻底改变了另一个女人的生活。

而那个提出性要求的堕胎医生，仿佛自产自销一般，讽刺十足，黑暗十足。

但影片对医生的塑造并不是简单的恶棍形象，他在满足了性欲后，在整个堕胎过程中却也是细致入微，手法专业，态度温和，俨然一副恪尽职守好医生的形象。

最后O在黑夜中寻找丢弃死胎的地点，这也是她此刻的状态写照，遁入黑暗。

结尾两个女人面对面坐在酒店餐厅里点餐，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对称构图，餐厅外是婚宴，餐厅内两人几无交流，G依旧一副冷漠的状态，纵然她身体虚弱，也足以让人心寒。

自从《4月3周2日》(2007)在康城夺得金棕榈奖，没有人敢小觑罗马尼亚电影了，又由于近年该国电影在康城屡获殊荣，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之名立刻不径而走。

《4月3周2日》无疑是杰作，运用长镜头配合手提跟拍，让演员有连贯性的演出外，也较全面地带出生活面貌，影片风格冷峻纪实，令人不禁想起戴丹兄弟(Dardenne Brothers)的电影作品，而题材上则近于迈克李(Mike Leigh)的《地下观音》(Vera Drake，2004)。

电影的设定时间是1987年的某一天，共产党统治时期。

主要演员只有三个：急切需要堕胎的女大学生Gabita，她为人优柔寡断，做事鲁莽；她的室友是Otilia，为人小心谨慎，做事认真；此外还有堕胎医生。

另外，电影情节清楚地分为三段：一是准备堕胎，由于手术费不足，Otilia要跟医生进行性交易；二是Otilia到男友家参加他母亲的生日会，Otilia跟男友不欢而散；最后是弃婴。

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没有在电影中展示他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是活生生地将她们一天之内的经历呈现出来，写实地反映铁幕政权下两个女大学生的苦恼，而压力来源自不同层次——威权政治、缺乏金钱、良心道德、男女感情、父辈训斥等等。

这就是现实的处境。

性是现代伦理道德问题中最富争议性的一环，不论是堕胎、同性恋还是影像私隐等等议题，都关乎性。

对此有人采取快捷的一刀切策略，立竿见影地说对骂错，但到底对人，对每一个案，对当事者又有没有充份理解呢？

又会不会关怀原则及立场比关怀人更多呢？

我十分欣赏《4月3周2日》的结尾，二人终于经过漫长而多舛的一天，Gabita堕胎了，坐在餐室里；刚刚扔弃了婴胚的Otilia来找她，坐下，喝一杯水。

Gabita拿起菜单再点食物——就是如此。

人活着，总是要吃喝，但吃喝甚么，人有自由。

可是人的自由，并不表示人必然做善和正当的决定。

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自由意志》(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中指出有罪的人受到无知和无能两种惩罚，人因无知而缺少去选择行正当的自由意志，「无知使我们的行动错谬，无能则使我们的生活变成折磨和痛苦。

」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我做错了甚么要受此痛苦？

奥古斯丁又说，「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所不情愿的无知，而是因你不寻求你所不知道的。

你受责备，不是因你没有包扎自己的伤口，而是因你拒绝那要为你疗伤的唯一者。

」《4月3周2日》以威权的左翼政权时代为背景，当时人们缺乏自由，堕胎理所当然被视为不合法。

即管细想一下，现在人们又是否太热衷于站立在道德高点和威权中心，自命为立法官、审判者，而忘了大家本质上的无知和无能，忘了疗伤的唯一者不是我们。

我为死去的婴孩而哀伤，但也放下了手上的石头。

四个月大已经是杀人了，医生大意如此。

几乎是一边痉挛一边恶心地看完了片子。

长镜头好闷，那感觉完全不如《朱诺》明快。

《朱诺》里面，一个月大已经发育了指甲，所以小女孩放弃了杀人游戏，选择了把她生出来。

夸张了的西方社会。

难道就是因为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医生的无耻让我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片中两次出现的卫生间的水龙头的掩饰作用，遮盖住一些声音，遮盖住主人公复杂的心理。

为了朋友，能够做出身体的牺牲么？

我觉得好难的。

也很庆幸，不至于碰到这样的困难处境。

影片很轻描淡写。

只有怀孕的女孩子在门外抽烟，和另一个女孩子光着下身跑到浴缸冲洗身体的镜头。

倒是女孩和男朋友在家里的一段争执让我觉得分外熟悉。

是否所有恋爱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你不理解我”的辩论？

男孩子在片中很弱势，只能弱弱的说“我是爱你的”。

长镜头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感觉真实。

以至于影片结束了，不得不担忧，她们的心里藏了一个孩子，什么时候会爬出来，演绎成鬼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