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到聂鲁达，都是因为上面的这首李宗荣翻译的诗。

这首诗出自聂鲁达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第十五首。

国内有一首歌，叫《分手在那个秋天》，高中的时候很火，歌曲开头有一段旁白，就是念的这首诗的一段。

似乎在某部电影里，刘亦菲也曾念过。

我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首诗，当时把这首诗和泰戈尔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抄在一起，前后页挨着，在那个我最最珍视的笔记本上。

后来进了大学，读了很多诗，顾城、海子、林赛宁、泰戈尔、济慈等，却不记得有再看到过聂鲁达。

刚好可以借着这部电影，去补一下。

这部影片里，频繁出现的，是同一部诗集里的第二十首。

“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 去想我并不拥有她感觉我已失去她 去聆听广阔的夜因没有她而更加广阔……”整体来说，讲述了聂鲁达的一段逃亡。

略沉闷，有些幽默，文艺味儿很足，没耐心的就算了吧。

影片从开篇的惹怒总统，总统召集警长对他实施追捕，到后来的聂鲁达逃亡，先是搬到朋友找的一个隐蔽住所，再是坐船逃到一个偏远的小镇，最后翻越雪山、一直在讲逃亡。

就像保护聂鲁达的那个小哥说的，他想要的，就是一场盛大的逃亡……开场，是一个极度混乱的场所，撒尿和喝酒在一个地方，律师和罪犯一起起舞，也许是在说明这些所谓的上层阶级，十分奢靡秽乱吧。

聂鲁达十分受人欢迎，被众人围在中间，众星捧月，大家都让他诵诗。

另一边总统因为他在媒体面前侮辱自己，找来了帅气的警长，对聂鲁达进行追捕。

聂鲁达就一直逃啊逃，警长就一直追啊追。

一开始看到聂鲁达时，觉得接受无能啊，这个肥肥胖胖的秃头胖子，怎么会是能写出那么多浪漫情诗的诗人呢？

我拒绝接受！

那个警长，保护他的那个小哥，哪个都比他帅啊！

可是看到后面，就不知不觉接受了这个设定！

警长和小哥是帅，可也正是这样，才不接地气，无法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写不出深沉的深刻的对人民的爱。

看到聂鲁达在众人之间诵读《漫歌》时，我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两个人同样都是作家，一个是写杂文，一个是写诗，都是在工农阶级间诵读，激起大家的斗志，为了共产党，为了民主与平等而奋斗！

两个人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做着相同的事，遥相辉映。

以前上课的时候，背鲁迅的简介，语文老师总会说，他是无产阶级战士，当时不太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战士，聂鲁达和鲁迅不就是吗？

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工薪阶级和底层人民争取权利！

片中的总统那句话说得很好，聂鲁达只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

那是因为要倾听他的诗句啊，因为那一行行诗，凝聚的都是他们自己心中的疾苦！

一开始追捕的时候，聂鲁达不愿意逃跑，是啊，为什么逃跑，无产阶级光明正大，为什么要去床底下躲着？

可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传达给更多无产阶级，他还是选择了逃跑。

警长找到聂鲁达家的时候，被他们家的漂亮房子迷住，是啊，那么漂亮的房子，多少人幻想着拥有啊。

日光柔和，满屋的书架，狗安详地坐在，你在画板上涂描，我在窗前写诗，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刚刚好。

警长一次次追捕，一次次扑空，每一次聂鲁达都会给他留一本小说，上面还写几句话。

其实我也觉得，三百个士兵找聂鲁达，不可能会找不到，而且是总统下令找的，怎么会找不到？

我宁愿相信餐馆那个女侍说的那句，重要的是追捕他，而不是抓住他。

重要的是追捕的这个过程，这个追捕，让世界各地人民都知道，聂鲁达在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着。

片中的聂鲁达，常常像个孩子一样，趴在老婆怀里，让老婆为他擦拭身体，穿衣服还要调皮地吸着肚子。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大多数诗人都像是孩子，比如海子，比如我最喜欢的顾城。

因为有着孩子般的赤诚，才能写出那么真诚的诗句。

片中警长找到聂鲁达前妻，让她在广播里讨伐聂鲁达，结果前妻却一直在说聂鲁达的好话，这也说明，聂鲁达的确是个让人无法去恨的人，就连分开了，也始终念着他的好。

后半段，警长找到聂鲁达现在的妻子，妻子告诉他，他是聂鲁达虚构的，让他一直追捕聂鲁达。

也的确，他一直在追，一直追不上，直到最后。

有句话说的好，警长不可怕，就怕警长有文化。

警长自己说的，自己也有可能的艺术家！

所以他对于聂鲁达的追捕，更像是对文学对艺术的追逐。

而全片大部分旁白，也以警长的口吻娓娓道来，两人追捕与被追捕的关系也十分有意思。

至于妻子说的，聂鲁达写的小说，我暂时查不到更多线索，查到的小说只有《邮差》、《居民及希望》，似乎都不是讲追捕的故事。

最后警长死在雪山上，让人很无奈，结果最后警长又醒了过来。

警长从一开始，坚信自己是最高贵的警察机构的创建者的儿子，到后来承认，自己有可能是最底层的妓女或者工人的儿子，也是从资产阶级走向共产主义的象征。

另外从开始吟诵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到后来吟诵的《漫歌》，其实聂鲁达也在转变，从爱情，到民主，从小我，走向大我。

其实我在想，是否真的像保护聂鲁达的小哥说的那样，聂鲁达想要的，就是这么一场盛大的逃亡，好让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传达到更远的地方。

影片大量旁白，显得有些杂乱，剧情很弱，有点意识流的感觉，就像是一篇散文，我看得有些不太懂，可能有些地方的理解也有误吧。

不过整部片子调色十分朦胧，如梦如诗，和影片的基调很像。

整部片子用滑稽戏谑的方式，展现了二战后，聂鲁达为无产阶级奔走的这一段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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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的政治哥特大师巴勃罗·拉雷恩（Pablo Larraín）的新片中，导演细挖了一个“神圣的怪兽”：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

《追捕聂鲁达》不能算是一部传记片，因为它只描绘了主人公人生中一段短暂而戏剧化的时期：从1948年1月到1949年3月那十五个月，那时诗人作为一名参议员以及立场鲜明的智利共产党（当时已被禁）员，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并最后翻过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

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只用了十几页讲述这段时期，其中一半是关于他潜逃过程中振奋人心的最后部分。

关于这段经历的写作也带着聂鲁达常有的自我升华：“即使智利的石头”也熟识他的声音，他如此半开玩笑地夸赞道。

这部电影由吉列尔莫·卡尔德龙（Guillermo Calderón）编剧，是对聂鲁达的胆大妄为的一种挖苦式赞美。

演员路易斯·格内科（Luis Gnecco，他在拉雷恩2012年的《不》中饰演了一位左派组织者，那是导演“反对皮诺切特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影片中将聂鲁达演绎出了一种阴沉而冷淡的壮丽，尤其出场时，主角在一片闪光灯中来到参议院的洗手间，强烈谴责总统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背叛国家。

成为了左派化妆舞会的骚乱继续进行着，聂鲁达穿着一个连帽斗篷，扮成阿拉伯的劳伦斯。

据他那放纵的第二任妻子（由阿根廷女演员梅赛德斯·莫兰富有魅力地扮演）说，聂鲁达以他诗人的嗓音震撼了他的同志和崇拜者，慷慨激昂地吟诵那充满青春气息的情诗，开头是：“今晚我可以写出最悲伤的句子……”“聂鲁达期待着自己将领衔主演一场疯狂的追捕，并认为他的这位追捕者来自他自己的虚构。

” 当晚派对的坏仙女，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影的警察奥斯卡·贝卢彻诺（Óscar Peluchonneau，盖尔·加西亚·贝尔纳尔扮演），也就是他导致了聂鲁达被捕。

贝卢彻诺代表了右翼怨恨的声音，他曾如此嘲弄诗人和他的政治盟友：“共产党人讨厌工作。

他们宁愿焚烧教堂。

”伯纳尔的贝卢彻诺像一把弹簧刀一样尖锐、刻薄，也特别荒唐，他声称自己是智利最高安全官员的私生子。

老贝卢彻诺是一个历史真实人物；这位儿子则是一个诗意的自大狂，也用诗歌说话（“我来自一页空白，”他解释说）。

聂鲁达期待着自己将领衔主演一场疯狂的追捕，并认为他的这位追捕者来自他自己的虚构。

在潜入地下之后，聂鲁达以狂欢派对聊以度日：他隐藏在日光之下，隐藏在变装之中——当贝卢彻诺闯入一个妓院去抓捕他时。

与此同时，他那慷慨好战的诗歌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呼吁惩罚总统冈萨雷斯·魏地拉（由拉雷恩的坏人典范阿尔弗雷多·卡斯特罗扮演）。

《追捕聂鲁达》是一部高度智性的政治娱乐片（其中诗人与一位喝醉的女干部的过招精彩绝伦），其中不乏梦境般的、黑色电影式的元素。

用镜流畅，布景朦胧，偶尔用上空间背投。

片中，聂鲁达早贝卢彻诺一步，来到瓦尔帕莱索，藏匿其中，并计划继续向前去到“地球的尽头”，于是我们见到伤感的最后一幕。

当诗人一路前往博尔赫斯的祖国阿根廷——当时阿根廷的统治者是胡安·贝隆——的时候，他变得越来越博尔赫斯。

聂鲁达称贝卢彻诺为自己“穿着制服的幽灵”，并对他的追捕充满着热切的盼望：“我梦着他，他梦着我。

”痴迷的巴黎人民受到巴勃罗·毕加索的煽动，狂热拥护聂鲁达那充满勇气的抵抗，而他的对手则被埋没。

这时，聂鲁达再一次背诵了他那首悲伤情诗中最悲伤的一句。

（博尔赫斯讨厌聂鲁达，曾经在1945年的短篇小说《阿莱夫》里以聂鲁达为原型，创造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这个又爱虚荣又啰嗦，一心想变当代惠特曼的人物。

）

《追捕聂鲁达》既是一段文学乐章——它远远超越了那些试图将作家本人放入其自身作品世界里进行诠释的“传记”电影，诸如维姆·文德斯的《哈姆雷特》（1982）和史蒂芬·索德伯格的《卡夫卡》（1991）——也是一部元历史的国家史诗。

电影预设了知识渊博的观者，拉雷恩在他的“皮诺切特三部曲”以及他对于天主教教堂秘密罪行的挖掘《俱乐部》（2015）之后，开始有点像智利版的安杰依·瓦伊达（Andrej Wajda），化身为富有讽刺精神的国家良心。

作为一部历史剧情片，《追捕聂鲁达》和拉雷恩最近的英语片《杰奎琳》（Jackie，又译《第一夫人》）形成了有趣的比照。

在《杰奎琳》中，勇敢但有些牵强附会的娜塔莉·波特曼努力扮演着美国历史上最迷人的政治人物之一，独自在阴森的古典美式房屋中游荡。

虽然电影有一些用力过猛，但是其中有一个绝妙的自反镜头：不知所措的杰奎琳愣愣地望着她被多次复制的形象——那既是她深邃的唯我主义的反射，又是拉雷恩对于这位第一夫人的刻画之预示。

而《追捕聂鲁达》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幽闭恐惧，然而它其中也有一个类似但更加智慧的时刻，即诗人那被抛弃的妻子耐心地向他的追捕者解释：“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围绕着主角转。

”警察不解：“我也是一个虚构人物？

”她以肯定回答。

他又问：“那你也是虚构人物吗？

”她露出甜蜜的微笑，答：“不，我是真实的。

我是永恒的。

”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

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

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

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调色颇似美颜相机。

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

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

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 斯诺-纳什维尔：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

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帕布罗·拉雷恩的一部邪恶华丽的电影，关于智利政治家/诗人。

帕布罗的《追捕聂鲁达》以政治歌舞开始，变成黑暗童话，以命运华尔兹结束。

听那些俗气的三拍子音乐。

节奏进入你的血液(就像血液进入最后一幕的雪景一样)。

以你的伴侣为例。

他/她应该玩得开心，尤其是如果之前确信这位智利导演(《后事》、《第一夫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惨主义者的话。

不过，最好先复习一下这位诗人/政治家的生活和工作。

否则就会是:“哦!真的吗?聂鲁达是一位同情共产主义的参议员，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智利逃亡。

我不知道。

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歌词的同时，还发表国情咨文?”

非拉丁美洲的观众，即使部分迷失，也会认出该大陆最著名的艺术输出品——魔幻现实主义。

这是导演帕布罗和编剧吉列尔莫·考尔德龙用幻想为他们的追求情节壮胆的方式。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疯狂的眼睛和胡子，扮演警察侦探诞生于聂鲁达的想象。

(他是费克斯探长，偏执到孤雌。

)讽刺风格无处不在，从一个富丽堂皇的沙龙开始，客人们在那里使用开放式的小便池。

然而，他的语气是权威的、狡猾的，有时是邪恶的奢侈。

而路易斯·尼科笔下的聂鲁达也配得上菲利普·诺瓦雷笔下的《邮差》:两个矮胖的、光辉灿烂的显贵的预言家，凝视着流亡者享有特权的永恒。

By：Nigel Andrews

巴勃鲁·聂鲁达（1904～1973），原名内夫塔利·里加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智利当代著名诗人。

生于帕拉尔城。

少年时代就喜爱写诗，16岁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

1928年进入外交界任驻外领事、大使等职。

194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

后因国内政局变化，流亡国外。

曾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诗歌总集》（1950）。

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内弗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伐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

聂鲁达从小酷爱读书，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

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于是1920年10月，他决定此后只用笔名发表作品，这个笔名就是巴勃罗·聂鲁达。

　　1923年8月，他的第一部诗集《黄昏》正式出版。

第二年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之歌》问世，在这两部以爱情和大自然的风光为主题的诗集里，充满了孤独、悲伤的情调及对往事深情的回忆。

文学创作上的热情和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他最终决定放弃在大学的学习，全力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

在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道路上，1924年至1927年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

一方面由于放弃了大学的学习，父亲十分生气，中断了每月寄给他的生活费，而他自己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到了有时整天都吃不到东西的程度，只好靠搞些翻译、给出版社打杂和卖画度日。

另一方面这时的智利政局不稳，卡洛斯·伊巴涅斯上台后，学生运动处于低潮，镇压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知识分子中情绪普遍消沉，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那时代的智利文人，稍有成就的一般都设法出国游历，于是聂鲁达也决定自寻门路到国外去。

他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见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谋得了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职位。

外使生涯 巴勃罗·聂鲁达　　1927年6月14日，他离开圣地亚哥去缅甸赴任。

从此，聂鲁达进入了外交界。

先后担任过驻锡兰、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的领事，驻巴黎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驻墨西哥总领事、驻法国大使等职务。

在东方的五年是他在精神生活上痛苦和孤独的时期，反映在创作上，这个阶段他的主要作品《地球上的居所》就是一部情调低沉、词句晦涩的诗集。

虽然这是一部颇能表明他的写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1932年秋天，他回到智利。

一年后被派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领事职务。

不久，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

1935年2月3日，他作为领事移居马德里。

　　在西班牙的经历是聂鲁达生活和创作上极其重要的阶段。

那时他己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一到任就很快地结识了许多西班牙文化界的人士。

起先，他们经常一块饮酒谈天，过着悠闲的日子。

他们还创办了一个由聂鲁达负责的杂志——《绿马诗刊》。

然而不久，西班牙内战的炮声响了，法西斯分子向新生的共和国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的气浪强烈地冲击着这位智利外交官——诗人。

　　虽然，最初阶段由于他的外交职务使他不能介入这场斗争，但是，西班牙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的好友加西亚·洛尔伽的被枪杀，马德里的被轰炸以及他亲眼看到西班牙首都街头无数儿童所流的鲜血，终于促使他不顾一切，坚定地站到了西班牙人民一边。

　　因此，他被免去了领事职务。

但这场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对聂鲁达的思想和写作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他不仅写出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还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崭新道路。

他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法国达拉第政府投入集中营的西班牙人的工作。

从1940年冬任墨西哥总领事到一九四三年冬返回智利期间，聂鲁达先后写出了《献给玻利瓦利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支歌、庆贺到达德国边境》等出色的诗篇。

流亡生活　　1945年是聂鲁达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得了智利的国家文学奖金，同年7月8日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

接着他利用负责总统竞选宣传工作的机会，广泛地接触各阶层群众，他去过边远的城市、乡村和矿区，了解人民的疾苦。

但一年以后，智利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魏地拉总统倒向了反动阵营。

1948年2月5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了通缉令，他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并没有因此停止创作活动。

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尽管经常转移住处，生活极不安定，他却在这种动荡的日子里完成了他的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译《诗歌总集》或《大众之歌》。

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的史诗。

诗中颂扬了拉丁美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渔民、矿工、农民等劳苦人民，揭露了罪恶昭彰的剥削者、掠夺者、压迫者和独裁者，深情地赞美了自己的祖国——智利。

　　诗集中包括了曾单独发表过的长侍《马楚·比楚高峰》、《醒来吧，劈柴工》（—译《伐木者醒来吧》）和《逃亡者》等。

这部庞大的诗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

　　此后，聂鲁达被迫流亡国外。

他奔走于世界各地，投身于保卫和平运动，除非洲大陆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他都去过。

1950年他获得了国际和平奖金。

　　1951至1952年，他曾来中国访问。

1953年8月12日，在智利新政府撤销了通缉令之后，聂鲁达回到了圣地亚哥，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盛大欢迎。

他的作品又得以在智利公开出版。

编辑本段晚期　　1953年后，他曾多次出国访问，应邀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同时写出了《元素之歌》 、 《新元素之歌》 、 《葡萄和风》等世诗集。

1957年，聂鲁达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这一年他再度访华。

陆续发表的作品有《黑岛札记》 （1964）和诗集《在匈牙利进餐》（1965年）、《鸟的艺术》、《沙漠之家》（1966年）等。

1968年，他整理出版了《聂鲁达全集》。

1970年，聂鲁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

接着共产党和一些党派组成了人民阵线，为了让阿连德成为人民阵线唯一的候选人，聂鲁达退出竞选。

由于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

聂鲁达出任驻法国大使。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 　　1972年11月聂鲁达因病辞去大使职务返回智利，受到热烈欢迎。

　　1973年9月23日，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的第12天，聂鲁达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九岁。

个人生活　　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

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930年，聂鲁达在爪哇与荷兰人玛丽亚·哈根纳尔（María Antonieta Hagenaar）结婚，他们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差别，9年后，两个人离婚。

此后，聂鲁达与一位法国姑娘相处了一段时间。

1943年，聂鲁达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画家卡瑞尔（Delia del Carril），1955年离异。

几年后，聂鲁达遇到了他此生的挚爱，智利女歌唱家乌鲁提亚（Matilde Urrutia），1960年，聂鲁达将《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乌鲁提亚，他认为乌鲁提亚跟他最像，他们都是智利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乌鲁提亚是他的爱，是他的灵感。

他们1966年结婚，婚后的生活幸福。

汉语译介　　聂鲁达在中国 　　中国译介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袁水拍（从英语译本转译），从西班牙语原文直译聂鲁达诗的第1人是王央乐，其他译者还有王永年、张广森（笔名林之木）、赵振江、陈用仪（笔名亦咸） 李宗荣 等人。

林光从原文译出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

　　聂鲁达在台湾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台湾的陈黎（原名陈膺文）和张芬龄（陈黎的爱人）2位中学英语教师据西英对照本译出许多聂鲁达诗（2人大学时在英语专业以外，也学习了西班牙语），是台湾首度译介聂鲁达。

名人名言 巴勃罗·聂鲁达在创作　　“我从大地与人的灵魂得到莫大资产。

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点，那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形象传达给别人。

因此，要抵达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叹息之歌的圣城，就必须慢慢超越孤独与严酷、孤立与沉默，在这舞蹈与歌唱中，满含着远古以来的仪式：相信人之为人的自觉与共同命运。

”

（芷宁写于2017年6月4日）藏匿与搜寻，逃避与追捕，诱导与自悟，诗人与探子间精彩的角力交锋，以诗歌般美丽的句子交织推进着，影片《追捕聂鲁达（Neruda）》并不是一般认知意义上的传记片，它更像是该片主创对影片主人公、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解读与重塑，其中不乏荒诞戏谑的成分。

主创们似乎想藉由聂鲁达遭受迫害、流离失所、辗转逃亡的那段生涯，即1948年1月至1949年3月间的境遇，来描摹他的某些轨迹，这些轨迹既有实际的足迹，又有扑朔迷离的心路，更有他人借助对文字的咀嚼消解，以期在地理和心理距离上更为接近诗人的追踪行为，而片中的这位追捕者已然化身为融于其中无法自拔、以不断追逐的形式来描摹诗人心性特征的代表，并通过这一过程，完成对自我的剖析。

离开舒适的家和熟知的友人，和追捕者周旋的诗人一如他在诗《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所写的那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寻。

”为躲避追捕，彼时未能出国流落于智利各处的诗人，不断和各色人等邂逅，仿佛这场突至的流亡才将他和底层人民的距离拉近。

在或简短交流或匆匆路过的历程中，他的各种特征一一显现，优缺点尽入观众眼前，如他的天赋出众、才华横溢、机智幽默，再如他的贪图享乐、虚荣自私、胆大妄为，仿佛藉由这些人性化的解构，观众可以看到或感知到诗人的脉络，进而依旧为其文学艺术的魅力所折服，感佩其诗性，从而再次确认，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敏锐而富有才情的诗人！

大约为了再现片中所述的聂鲁达的某些特质，执导过《智利说不》、《神父俱乐部》、《第一夫人》等片的导演帕布罗·拉雷恩，这次奉献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拉雷恩的此种拍摄手法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仿佛引领着观众进入到聂鲁达那15个月的历程，仿佛重新浏览了聂鲁达的诗和记录。

在此过程中，观众仿佛做了一次大胆而有趣的体验——亲历追捕的过程，亦步亦趋，一路沿着诗人的步调前行。

在此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了普通人聂鲁达、诗人聂鲁达、逃亡者聂鲁达。

至片末，追捕者以血肉之躯在冰天雪地里获得了犹如福至心灵般的认知，而此时“猫鼠”两者最终达到的精神世界的融合，颇有些诗意，也极具理想化。

影片的镜头画面具有美感，用光考究，暗夜城市的迷幻错落，翻越雪山的心理鏖战，均被呈现得充满着诗的律动。

最终翻过雄伟的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的历程，将追逐的节奏释放得特别好，那种前后脚的追赶、递进、交错，甚至面对面，颇有紧张刺激的紧绷感。

在演员表演方面，诗人和追捕者的表演均有可圈点之处。

路易斯·尼科曾出演过帕布罗·拉雷恩的那部《智利说不》，在这部《追捕聂鲁达》中，路易斯·尼科恰如其分地给出了诗人聂鲁达的性格特征，常常给观众一种错觉，不论在吟诗时刻，还是在和追捕者周旋的时刻，路易斯·尼科都不是在表演，他就是聂鲁达本人，而那些所有被风传的“才子情圣”聂鲁达的种种“毛病”，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演的追捕者、警察奥斯卡·贝卢彻诺，锋利偏执，自大又自卑，略带神经质，又具备文艺青年的文学欣赏的品味。

贝纳尔将这位个性十足的追执追捕者诠释得丝丝入扣，内心戏有层次，又十分饱满，令人物立体可信，追捕者的疯狂和纠结，看似源自追捕聂鲁达的重压，事则都是来自于自身，甚至有些根本就来自于他的想象。

而对追捕者这个存在感十分强的人物，主创们却在片中表示，在自我又妄为的聂鲁达主导的十五个月的逃亡与追捕中，追捕者就只是个围绕着主角忙碌转悠的虚构人物。

而追捕者贝卢彻诺意识到“我来自一页空白”的那段内心戏，在一种充满意喻的灯光的烘托下进行着，有种谜样的味道。

（杂志约稿）

【风格】难能可贵的诗意（风格）影片。

以这种诗意气质来展现聂鲁达的风格。

【视角】写人物传记，视角/切入点特别重要，影片截取了他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他被当局通缉并追捕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电影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时间只有两小时，所以要讲述他的整个人生是不可能的。

好多传记影片，就是因此而导致失败。

“追捕聂鲁达”是的确发生的历史事实，但故事中发生的“追捕”，相信是虚构的，是个极有创意的“故事”。

影片的亮点之一，就是尽管影片选择了这么一小段经历，但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了对传主人物描述。

而是见微知著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和丰富多彩的个人世界：展现了作为历史名人的他，对美食、美酒和美女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真诚向往。

尤其是他对诗歌、爱情和革命——浓缩他整个人生的三个主题——的激情。

【人物设置】设置警察这个人物相当精妙，事实上，警察这个角色，就是聂鲁达的镜像，或他的第二人格。

通过警察（这个人物）和聂鲁达（他的追捕对象）以互文关系——相互映照、对抗和诘问——塑造了聂鲁达这个人物。

不仅通过警察对“追捕对象”的视角和认知，甚至直言这个追捕游戏本身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故事的实际演绎。

在好多侦探影片中，有此种“猫鼠游戏”，但将这种“把戏”用到‘真实’的人物传记影片中，的确是种很好创意。

【幽默讽刺的场景】影片开头，议会大厅内设置的小便池，议员们一边辩论一边小便。

以此来表现肮脏的议会政治。

【人物塑造和故事】当然，影片出彩之处，是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活的“诗意”人物，以及围绕这个人物发生的故事。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亮点——影片视角、人物设置等，都是为这个人物和故事服务的。

【真实与故事】回顾真实历史。

聂鲁达一生中，至少有过2次重要的被追捕经历，都是被当局追捕，然后被迫逃亡他国，一次是在1949年，一次是在1973年。

影片故事讲的是49年的那场追捕，是并以他最后离开智利（1949年2月），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作为结局。

影片讲述的是这次追捕事件，整个过程富有相当的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但另一次，发生在1973年的那场追捕的结局，不仅没那么幸运，简直是相当血腥——以聂鲁达的死亡而告终。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由美国中情局策动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美国相近解密的文件真实了这点），当时的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政变中壮烈牺牲（相当悲壮）。

诗人态度鲜明的反对政变并准备出逃，但就在计划出逃的前一天，他“被送往”圣地亚哥的圣玛丽医院，随后就在那里去世（9月23日，即政变后12天），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前列腺癌”。

从事发当时起，对他死因的质疑就不绝于耳，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

独裁政府被推翻后，当局进行过对此死因调查，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

不久，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而此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根据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

”【历史重现】影片中展现的革命浪漫主义，共产党人和底层人民（甚至土著及其领主）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

影片中对共产主义深入人心的描叙真实可信，以致远超上世纪的苏联影片和中国主旋律影片对共产主义软实力的促进、提升或增益。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

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

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

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

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

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

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

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

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

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

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

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

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喜欢《第一夫人》，那你可以试试看这部《追捕聂鲁达》。

虽然出自同一个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之手，同样都从政治背景切入人物，同样只截取主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灰暗的色调和别致的镜头风格，两部电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夫人》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除了娜塔莉·波特曼的演绎过于喧宾夺主之外，剧情显得过分平庸。

但《追捕聂鲁达》却在传记片的形式上走得更远，让这个深入人心地历史名人跳脱出书本、传记、百科地描述而不拘一格地呈现。

电影开场，镜头旋转推移跟随着聂鲁达进入参议院的洗手间。

这位共产党参议员同时也是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对背叛左翼支持转而投靠美国的智利总统大加伐挞。

共产党受到当权派的清洗和压迫，公开批判总统的聂鲁达更是遭到总统党翼的弹劾和追捕。

总统先生对他的受欢迎大感嫉妒：“这个人只要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听他用那种特殊的声音朗诵这首诗”。

西装革履严肃紧绷的警察佩卢恰努适时出场。

这位自认为是警长之子的年轻人一直对聂鲁达穷追不舍，从妓院到街头，从熙攘的城市到荒芜人烟的安第斯山，却又总是让狡猾的诗人在最后关头逃脱。

所有历史都记录下聂鲁达在这段故事中不可推翻的结局——他成功逃往阿根廷，并流亡欧洲，继续歌颂他所热爱的世界。

而电影则给予佩卢恰努一个意义模糊的结局——死亡或者重生。

一个意义丰富的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斯大林主义者，人民的宠儿我们所熟知的聂鲁达，是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是曾经流亡海外的政客，是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拉雷恩镜头下的聂鲁达则赋予这个人物更丰富的意义，他既热爱人民——他曾为异装成女人的男妓朗诵诗歌、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披上外套，同时也是人民的宠儿——共产党人保障他逃亡途中衣食无忧、妓女贫民替他隐匿行踪、甚至是农场主也愿意庇佑他逃脱追捕。

但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捍卫者——斯大林的“情人”。

他认为只有苏维埃民主制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即使这样总统府将铺满碎花生壳和碎酒瓶，律法尽是拼写错误，但“墓地里再也不会充斥着被处决的政治犯”，却浑然不觉古拉格的噩梦真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天真无邪和盲目热情。

聂鲁达也是一个沉湎于酒神精神的狂欢者，从不拒绝女人们的追捧和物欲享乐。

他是舞会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轻抚白马深情朗诵“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他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内所拥有的特权，在与醉酒的女党员的争论中以玩笑化解质疑：共产主义实现后，所有人都将与他一样“在厨房里进食，在被窝里私通。

”他是第一任妻子口中的善良人，以亲昵的口吻将第二任妻子Delia叫做“小蚂蚁”，却也经常耐不住隐居的寂寞与妓女彻夜纵酒狂欢。

拉雷恩对诗人并没有太多政治和价值偏向的判断，既没有颂扬，也没有同情，亦没有贬低，而是忠于表现他极端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诗意精神。

电影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对这个人民宠儿的爱。

这样一个聂鲁达距离历史教科书越远，越是具有大胆而犀利的意义。

创造和被创造的佩卢恰努——在诗意上接近聂鲁达，在叙事上接近博尔赫斯然而聂鲁达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它创造了另一个主角：追捕者奥斯卡·佩卢恰努。

这也成为电影超越传记片格局的一个突破。

在这个人物正式登场前，他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作为画外音就伴随着聂鲁达的出场一同响起，并贯穿电影始终。

来自于警察的独白动摇了以聂鲁达为主角的地位，这既是一场虚构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博弈，也是虚拟和现实的共振。

佩卢恰努既是追捕事件的参与者，是捕杀共产党人的压迫者，也是画外音中冷静克制的旁观者，而成为狂热而追求自由的诗人的对立面。

他的自叙并不存在任何局限，仿佛来自于一个预知事件前因后果的幽灵，总是与先他行动一步的诗人同在，把未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以冷眼观看的讥诮观察聂鲁达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逃脱、每一次朗诵。

由佩卢恰努的画外音所带领的叙事创造了一个诗意的迷宫，让跟随他的视角探索故事的观众在观看中迷失方向。

电影通过Delia之口宣布聂鲁达对这个追捕故事的创作主权，同时也宣布警察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在他的剧本里，我们都围绕着主角转……他创造了你，把你写成一个可悲的警察”。

而佩卢恰努则对自己的虚构和配角属性表示不服，他说：“在我的故事中我抓住了他，我把他关进了监狱。

我会让他入睡，然后看着他做梦”。

这个故事的创作署名权究竟属于谁？

是导演和剧作者安排了主角们的命运？

还是热衷于追捕游戏的聂鲁达设计了这场盛大的逃亡？

还是立志于留名历史的野心家佩卢恰努正在改写历史?这个故事的阅读者又是谁？

是正在观看主人公命运走向的观众？

是酷爱侦探小说的聂鲁达？

还是被塑造成总统走狗，却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诗人的警察？

这场盛大的追捕和逃亡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到达高潮。

从汽车到摩托再到马匹，从三百名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到单枪匹马的追逐，佩卢恰努的境遇陡转直下落入势单力薄的劣势。

在濒临死亡之际，佩卢恰努在雪地里大声呼喊聂鲁达的名字：“巴勃罗！

巴勃罗！

”而他内心的独白却是“我一直在追逐雄鹰，却始终不会飞翔。

”聂鲁达则循着枪声，朝着他的追捕者的方向走去。

最终他们相遇了，聂鲁达这样描述他的追捕者：“是的。

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

”此时佩卢恰努的独白同时响起，与诗人的话语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灵。

我梦见他，他也梦见我。

他观察我，调查我。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

你塑造了我。

”佩卢恰努的独白充满聂鲁达般的诗意和暗喻，而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则在文学的意义上更接近雨果和博尔赫斯。

就像雨果笔下最伟大的逃亡者和最执着的追捕者冉阿让和沙威一样，佩卢恰努和聂鲁达彼此成就了彼此，彼此塑造了彼此。

沙威从小生活在苦役营，对警长父亲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不断“言传身教”，使这个人物被打上守护制度执行命令的烙印，正是他所摆脱不掉的宿命。

沙威对于制度的维护和隐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冉阿让在苦难之下的光芒，冉阿让的屡次逃遁和宽容善良，断裂了沙威作为政府工具的意义，而完善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意义。

而佩卢恰努则在沙威的宿命之上更进一步，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

最初佩卢恰努身上被打下这些反派人物所共有的烙印：政权和制度的走狗、残酷而不苟言笑的警察。

然而在观察、追捕诗人的过程层中，他开始阅读诗人故意留下的侦探小说和诗集、亲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紧紧追随诗人的踪迹来到智利南部，而不断探索并丰富自身的意义。

如果说聂鲁达的政治立场和浪漫多情还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那么佩卢恰努则像一块空白画布一样可以被任意涂抹。

他的母亲是无名的妓女，而他父亲则有各种可能，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既可以是仅有几个硬币的农和工人，也可以是拥有至高权利的警察局长。

佩卢恰努出身的暧昧和无迹可寻正如这个人物的虚构性一样，充满流动的意义和不确定的认同感。

他的觉醒就好比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参与观看自己命运戏剧的观众，和那些把自己放入小说文本成为主人公叙述自己经历的听众，僭越虚构而进入现实。

在死亡之际，佩卢恰努终于挣脱了传统叙事中他应遵守的角色：伟大诗人的对立面、权力机构的抓牙、残酷无情的执法者，也跳脱聂鲁达给他设下的角色陷阱：一个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可悲警察，而是亲自参与、书写、导演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意识到自己对于聂鲁达这个人物的反哺，而成为诗人逃亡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佩卢恰努的独白在最后道：“我本来自于字里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导演和编剧背后的野心，他们像博尔赫斯一样想方设法让人物变成作品中虚构的读者和作者，而这种虚构终将延伸向一个更大胆的入侵现实的尝试，将虚构人物引向现实，而将观众引入小说/电影。

电影阴沉的灰蓝色调，轻快旋转的镜头和不断变换的对话场景更是促成了这种虚构和现实混淆的迷幻气质。

故事围绕着逃亡的聂鲁达和追捕他的警察奥斯卡展开。

前者是浪漫而理想的大诗人，是坚信共产主义的左翼精英，不惧追捕还要同妓女狂欢，为下层人民作诗而成为大众情人。

后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总统走狗，妓女的后代，自认是警察的儿子，实际上一直迷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但随着追捕的推进，他开始一点一点被诗人“塑造”。

警官这个角色的涵义，以及他与诗人的关系，真的很抽象。

起初觉得诗人是极度聪明而无畏的逃亡者，警官则是极度自大而悲情的追捕者。

后来进一步发觉，警官和诗人之间似乎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

诗人是游戏的设计者，不断引诱警官。

警官也一次次上套，执著地继续着追捕，直到呼号着诗人的名字倒下，最后重获新生。

看到一篇影评里对本片两人的关系用了“虐恋”这两个字眼，我觉得颇为恰当。